初见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在本世纪初建成的时候，原来是一座雄伟的私邸，但现在已经没有花园了。高大的现代办公大楼殷殷垂顾似的俯瞰着这块盘踞的地方。维多利亚式的附加装饰现在既不实用也不优美了。屋顶上是密密麻麻林立的无线电天线。这些装置暗示着，要么是苏联大使馆雇员们对欣赏美国电视有特殊的兴趣，要么是要满足对美国电话的不可遏制的强烈爱好之类的更加实用的目的。

人们一进大使馆，就面对一条长廊，长廊尽处，一位苏联保卫官员正在监视着闭路电视的荧光屏。二楼上是几间高大宽敞的房间，有些年久失修，直到一九七三年为了迎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访问才油漆一新、重涂金饰。当年资本家主人还在的时候，这些房间无疑都是客厅。现在只在举行大型招待会或宴会的时候才派上用场。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我第一次应邀参加苏联大使馆的正式招待会。招待会是为了欢迎专门研究美国的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而举行的。阿尔巴托夫是克里姆林宫路线的忠实解释者。当我还在当教授的时候，我曾在各种讨论控制军备的国际会议上见过他。他对美国很了解，善于使他的论据适应于风行的时尚。他特别精于利用美国知识分子的没完没了的变态心理，这些知识分子的信条是，苏美关系中的每一困难都必然归因于美国的愚蠢和不妥协。阿尔巴托夫非常机敏伶俐，他尽力说明美国的拒绝行动正在挫伤克里姆林宫爱好和平的、敏感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正由于我们的僵化固执而被硬拖进同他们固有的文质彬彬本性格格不入的冲突之中。

在这个二月的夜晚，大使馆房间里挤满了平常华盛顿鸡尾酒会的常客——有中级官员，有些院外活动集团人员，间或有位国会议员出现。就华盛顿的标准说，还算不上辉煌华贵的盛会。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在他楼上的套间里，刚患过一场流感，正在将养，那晚充当主人的是苏联临时代办尤里·切尔尼亚科夫。

我向阿尔巴托夫问好，感情有点复杂，正要打退堂鼓的时候，一位低级苏联官员扯了我的袖子，他问我能否抽出几分钟见他的头头。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见。我看到多勃雷宁披着晨衣在他小套间的第二间起居室里，这套房间按原设计一定是作卧室用的。两间中等大小的起居室，相互连通，陈设的格调几乎跟我年轻时在德国记得的浓重的中欧格调一模一样。多勃雷宁带着微笑、警惕的眼光和坦率自信的神态欢迎我，这种神态是那种掂量过他侪身于他同代高级美国官员之间的那份地位的人才有的。他说，因为我们将要密切地共同工作，我们相互叫教名。从那时起，他就是“阿纳托尔”，我就是“亨利”了（或者更多的时候是“肯利”，因为俄语没有“h”音）[1]。他说，他刚刚从苏联回来，在苏联，他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常去的那所疗养院作体格检查。他没有谈他们是否跟他在一起过，也没有谈他是否在克里姆林宫里见过他们。他说，他带来了他的领导人的一个口信，要亲自带给新总统。他告诉我，他从一九六二年起就待在华盛顿，而且经历了多次危机。从那以来，他一直同高级官员保持个人信任的关系：他希望不管官方关系如何变化，他能同新政府保持同样的关系。他认为，苏美关系，特别是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三年，失去了一些重大良机。那时他曾是苏联外交部美国司司长，他知道赫鲁晓夫是真心要同美国和解的。那时机会失去了，现在我们决不要再丧失到手的机会。

我告诉多勃雷宁，尼克松政府准备在互惠基础上缓和紧张局势。但是我们不相信这种紧张局势是由于误解引起的。它们有其现实的根源。如要取得真实的进展，就得解决这些根源。至于多勃雷宁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丧失良机的说法，我指出，这话在美国人听来是非常奇怪的。那毕竟是两个柏林最后通牒、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粗暴对待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单方面破坏暂禁核试验的时期。如果苏联领导人还用这些方法来寻求同新政府和解，那么危机就不可避免，更多的“机会”将被丧失。

多勃雷宁笑着承认，并非所有的过错都在美国一边，我则保证安排他同尼克松尽早会晤。

美苏关系的长期持续的哲学问题

在对外政策问题中，没有什么比对苏关系问题更为复杂的事了，它使美国国内的辩论混乱不堪，它对我们的传统思想范畴提出了挑战。我们在对付一个从长远看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方面缺乏历史经验。过去我们从来不需要长期大力对付激烈反对我们的国家。由于战时伟大的联盟使得人们得出一个信念，认为胜利者们的持久联合一定能维护和平，因而俄国在一九四五年以后的敌意所引起的震惊就更大了。相反的，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被恐怖武器的阴影所笼罩的、政治上对抗和思想上斗争的世界之中，这些恐怖武器一下子使紧张局势复杂化了，并使之无法解决。毫无疑问，对付同另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关系的难题，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必须长期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总是想着我们能够退回到我们传统的孤立政策中去。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那曾经控制世界事务两百年之久的国际体系。德国和日本暂时不再是主要因素了；中国遭到内战的破坏。除了英国外，海外稍有力量的国家不是在战时被占领，就是占领的产物。而英国呢，由于它的英勇斗争而筋疲力尽，无力再承担均势保卫者的历史重任。当我们在胜利后几个月内把我们庞大的军事机构裁减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认为，这种真空是可以容忍的。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追求和解、裁军和通过联合国实行全球合作。战后最初年代里我们内心的梦想是，要充当印度总理尼赫鲁后来傲然自诩的那种角色：我们希望某个国家，如英国来维持力量平衡，而我们则超然地调停其同苏联的冲突。杜鲁门总统在参加波茨坦会议时来往都不在英国停留，就是这种态度的征兆，因为他不希望造成联合反对我们苏联盟友的印象。我们对力量平衡的政治的传统反感，使我们长期看不到，我们的全面胜利在中欧造成了力量和势力的巨大不平衡。美国的裁军成了苏联的机会；它加速了共产党对全部东欧的统治，这可能连斯大林都是预料所不及的。这在苏联势力范围周围的国家引起了普遍的警惕和不安全感。

一九四七年当英国通知我们它再也无法保证希腊和土耳其的防务的时候，我们天真烂漫的时代宣告结束了。我们不得不参与进去——但不只是充当国家完整的口头保证者。不论愿意不愿意，我们正在承担维护力量平衡的历史责任，而我们却对之缺乏准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我们都把胜利与和平划上等号。而且甚至在一九四七年危机时我们还认为，保持全球均势的问题，不过是对付某些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暂时解体的问题。我们只从军事方面看实力，而且，在我们刚刚解散了那支为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而建立起来的巨大军队之后，我们就发觉我们需要拥有同样的实力才能同苏联进行认真的谈判。我们推断，一旦我们遏制了它的扩张势头，外交就能重新起作用，以实行善意的和解。

但是控制力量平衡是一个长期任务，不是能预见其止境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心理现象；如果说力量均等是觉察得到的，它却是试验不得的。必须把潜在力量和实有力量都计算在内，不仅要计算力量的拥有，而且要计算使用力量的意志。控制力量平衡需要毅力、敏感，要有不小的勇气，特别是要懂得控制平衡的各种要求。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的，我们最初的反应是遏制政策，根据这个政策，在同苏联人进行认真的谈判之前，我们首先得扩大自己的力量，然后，我们才能希望苏联领导人了解和平的好处。很荒唐的是，这个方针夸大了苏联的军事优势，低估了我们的潜力和心理优势（且不谈我们的核垄断），而给予了苏联以它所急需的巩固胜利成果和补救核劣势的时间。

我也谈到了核武器所带来的力量性质的转变。因为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灾难性的威力，它就不等于把侦察、游击战、局部危机之类的挑战加起来的总和。五十年代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即对待局部性挑战，我们保留以发动战略性大战来进行报复的权利）的弱点，并不是它使我们接近了核战争，而是发生危机时我们只能在核战争和无所作为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到头来无所作为（或者是使用常规武器，如一九五八年在黎巴嫩，那是同我们宣布的战略相矛盾的）。

这就是美国试图同苏维埃制度的原动力搏斗的来龙去脉。

苏联外交政策最独特的特征，当然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成哲学之间的冲突。它是一种历史的教义，也是一种推进的力量。从列宁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以至继承他的无论什么人，苏联领导人都部分地受到他们自称的历史洞察力和认为他们的事业是历史必然的事业的信念所推动。他们的意识形态认为，阶级斗争和经济决定论使革命动乱不可避免，革命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对产业民主国家来说，和平似乎是天然可以达到的状况；它是各种不同意见的组合，是斗争的消失。而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恰好相反，斗争不是以和解告终，而是以一方的胜利告终。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持久和平只有消灭阶级斗争才能达到，而阶级斗争只能在共产主义胜利的时候才能结束。因此，任何苏联的行动，不论其如何好战，都是推进和平事业，任何资本主义的政策，不论如何和解，都是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列宁说：“直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最终见分晓之前，可怕的战争状态都将继续存在……温情脉脉跟在战争中表现胆怯一样，是一种罪恶。”[2]西方领导人和分析家强调善意重要性的那些话，对苏联领导人说不是伪善就是愚蠢，不是宣传就是无知。

苏联政策就这样使用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语汇。在一九三九年，苏联宣传说，国际联盟谴责苏联进攻芬兰就是威胁和平。苏联坦克在一九五六年秋枪杀匈牙利公民的时候，莫斯科说，联合国辩论苏联武装干涉是威胁和平。当一九六八年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的盟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尽管西方拼命不卷入，他们还是以指控美国、西德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涉”作烟幕，说它们威胁和平。在一九七八年，苏联“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伊朗，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美国干涉了，而是因为他们明知美国不会干涉。这不过是加速瓦解那些可能抗拒已经出现的动乱的人们的斗志的一种方法而已。苏联领导人没有自我怀疑或负疚的心情，也没有有力的国内反对派来对它的行动是否合乎道德提出疑问。结果就形成了这样的对外政策，任意填补每一个真空，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实现其教义。政策主要是受对客观条件的估计的制约。苏联关于和平意向的宣言，都必须用这种语汇来判断。它们只有在实用主义的理由下才能是“真诚的”。在核战争危险出现的时候，它们无疑是真诚的，因为苏联领导人无意自杀。但是这些宣言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反映一项原则，不如说是反映一种判断，即力量对比不利于施加军事压力。甚至在最卖力的和平攻势时期，苏联领导人也从不掩饰要进行征服人心的持久战的意图。

赫鲁晓夫在他向党代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他对共处的新义务，他用纯战术语言说明他的政策不过是使资本家不战而降的方案：“毫无疑问，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取决于剥削者抵抗的程度。”[3]

历史趋势被认为是没有战术上的和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罗斯民族优越感相结合，把苏联置于第三世界一切激进的反西方运动一边，而不管东西方就核问题达成了什么样的实际和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第二十四次党代会上宣称：

我们声明，苏联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的政策，今后仍将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坚定不移地回击侵略者的阴谋和破坏活动。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援各国人民争取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他的同僚，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宣称：

正如苏联人民所看到的，各国人民不得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正义和民主的世界就不可能达到。苏联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争取各国之间和各种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斗争，并不表明，也不能表明背离了我们外交政策的阶级原则。[4]

这样，就使国际斗争的领域扩大了，包括了各国的国内政策和社会结构，这就嘲弄了谴责干涉一个国家内政的国际法的传统准则。在欧洲国家控制世界的那些世纪里，一个国家只能用攫取领土的办法来扩大势力。这是看得见的，而且过一段时间就引起那些因既定秩序被打乱而受到威胁的人们的联合反抗。但是在战后时期，有可能通过在另一国家领土内的某种发展——动乱、革命、颠覆——来改变力量平衡。这样，意识形态就向国际体制的稳定提出了挑战——像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大动乱，或震撼欧洲几个世纪的宗教战争那样。意识形态越出界限，避开遏制，蔑视宽容或和解。

当然，苏联政策也继承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古老传统。许多世纪以来，异己的俄罗斯帝国从莫斯科公国向外渗透，向东向西扩展，跨过无边无际的平原，那儿除了距离以外没有任何地理障碍来限制人们的野心，它制服反抗者，吞并屈服者。当然，这片茫茫大地对入侵者说也是一种诱惑。但是当它——在不小程度上是借助于恶劣的气候——终于吞没了所有的征服者的时候，就促使那熬过来的俄国人把驱退周围的国家视为安全的保证。也许是由于这种不安全的历史，也许是由于自卑感，俄罗斯的统治者——共产党或者沙皇——不仅把距离当作安全的保证，而且把控制别人当作安全的保证。他们从来不相信他们能在其他国家人民中间建立起道义感。俄罗斯的绝对安全就意味着它所有邻国的无穷无尽的不安全。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不同之点，只是它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给这个扩张主义的本能，订了一个放之全球而皆准的理论公式而已。它安慰了俄国人的良心；却加重了其他国家人民的问题。

苏联政策背后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这些经久不衰的动力，使西方的大量辩论显得更加文不对题，西方老辩论苏联的这一行动或那一行动是否是全球摊牌的前奏，有时又辩论某些新姿态是否标志着解冻、回心转意。人们不断提出的问题是：苏联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苏联领导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它的含意似乎是，答案在苏联领导人的内心深处，好像勃列日涅夫在午夜梦回或一时不慎的时候会泄漏出来似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终目的的问题上，必然使民主国家在苏联的每一个地缘政治的新行动面前把握不定、犹豫不前，因为他们试图分析和弄清楚：危机地区的内在价值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它是否导致转入强硬路线。这些都不是苏联领导人心目中的抉择。苏联的作法是相信历史潮流的，它是一点一点地消耗对手，而不是孤注一掷。列宁说：“在明显地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接受战斗，是一种罪恶。”[5]由于同样的原因，当力量对比有利的时候不参与冲突，同样也是罪恶。所以，苏联策略的选择，每时每地都取决于他们对“客观力量对比”的估计，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是以善于分辨这种对比而自傲的。

所以，我认为，把苏联战略看作实质上是残忍的机会主义的战略，是比较有益的。它决不会因为西方对善意的看法而放弃攫取日益增长的利益的任何机会。为了攫取东欧堡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培育起来的无边的同情心，被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一九五五年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议被用来使苏联在东德的地位永久化，用来为苏联同埃及作军火买卖开辟道路，从而促成中东二十年动乱的产生。一九六二年，新政府曾经以急切的心情——几乎是恳求——表示希望迎来美苏关系新时期，却碰到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和古巴的导弹危机。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可能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并没有防止苏联支持的古巴军队被派往安哥拉。一九七七年，新政府渴求恢复缓和，有希望的前景并没有使天平转向有利于克制，因为当时埃塞俄比亚出现了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机会。苏联领导人在作政策抉择时，总不认为他们的利益与别国的善意会有一致性，根据苏联的教义，这些国家都被划定为天然的敌性国家。他们只认为他们的利益同他们心中的战略机会是一致的。要想苏联领导人克制自己不利用他们眼中的有利形势，那是不懂历史。因此，西方的责任的关键所在就是事先杜绝苏联的机会。我们有责任划定苏联目的的限度。

这是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极权国家外表堂堂的铁板一块掩盖了它们内在的虚弱。苏维埃制度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它没有接班的制度。苏联共产党的四个总书记有两个死在任上；第三个是用政变式手段免职的；第四个的命运至今未卜。正是由于没有替换领导人的“合法”手段，他们都在任期内一起衰老。沉重的官僚机构和集体领导的复杂性，使苏联外交政策很少焕发光彩，甚至很少对瞬息万变的事态作出敏捷的反应。

他们的经济制度也不出色。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高唱经济决定论的国家里，共产主义统治六十多年，而且资源丰富，可是生活水平却比东欧卫星国还落后。长期的这种无效率必然带来紧张和对现在大大优先用于军备的资源的争夺。共产党看来也不是永远铁板一块，无懈可击的。全面计划的制度，产生了由政治局里的一些老年领导人艰难地把持着的、头重脚轻、钩心斗角的官僚机构。共产党人煞费苦心地说，共产党即使渗入社会各个方面，但并不担任实际职能，这也是一个讽刺。共产党并不需要管经济，管行政，管政府。毋宁说，它倒是体现了一个特权社会结构，它以对国内外敌人的警惕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这就产生了寄托于紧张局势的一种既得利益。迟早这种实质上的寄生职能必然导致内部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个包括许多民族的国家。

如果轻信苏联不断前进是由某些超级计划者所精心策划的这样一种神话，那是再错误没有的了。因此以力量均衡为基础的共处应该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如果正确地理解了挑战的本质的话。但是，这正是民主国家所难于做到的。在西方对苏联的认识中，反复提出的主要话题是：第一，苏联的目的已经变了，苏联领导人将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不是对外冒险；第二，气氛的改善和同苏联领导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将有助于减轻敌意；第三，克里姆林宫分为鹰派和鸽派，西方民主国家的责任是以和解政策来增强鸽派的力量。

非共产主义世界里那么多人急切地要求宣布制止紧张局势和冷战的危险，这是不乏深刻教训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弗洛宁斯基说：“当年不惜一切代价搞世界革命的十字军战士已经把他们的剑换成了机床，现在他们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劳动成果，而不是依靠达到无产阶级最后胜利的直接行动了。”[6]在三十年代，甚至当古拉格群岛[7]不断增长、一系列清洗嘲弄了任何正义观念、苏联成了第一个向希特勒搔首弄姿的大国的时候，苏联《宪法》中描绘的民主自由在欧洲和美国却赢得了赞扬。在一九四三年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据报道，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托姆·康纳利——当时还不曾因他对共产主义的软弱而为人所知——曾说：“俄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改变他们的经济，接近放弃共产主义了，整个西方世界将为他们努力达到幸福顶点而高兴。”[8]副国务卿苏姆勒·韦尔斯写道：“在目前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无疑将把其主要精力长期用于恢复和重建它被摧残的城市和国土；解决产业化问题，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9]

认为苏联应致力于发展经济这种论调，从来也没消失过。西方民主国家以他们自己的国内经验来推论，人民的灰心丧气要以经济的进展来缓和，经济上的进步是比对外冒险要更加合理的目标。一九五九年艾夫里尔·哈里曼写道：“我想赫鲁晓夫先生是急于要提高苏联的生活水平的。我相信他把当前的七年计划看作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看作是苏联人民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他也将把它看作是他自己的纪念碑，标明他是他国家的历史上的大救星之一。”[10]而后来痛苦的失望并没有埋葬这种思想。

因此，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很难说是鸽派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满有把握地说：“他们（共产党人）似乎已开始认识到，以暴力推进共产主义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11]对东德和匈牙利暴动的镇压、柏林问题上的多次对抗、古巴导弹危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大规模供应越南武器、中东紧张局势的加剧、对非洲弱点的无穷无尽的试探——凡此种种都没有影响许多人长期的信念，他们老是相信苏联马上要回心转意啦，苏联要发展经济而不对外冒险啦。（当然，要考验这种见解的正确性是困难的，其原因之一是：产业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坚持要苏联在发展经济和对外冒险之间作出抉择，即使在苏联侵略的时期，贷款和贸易仍源源不断地继续下去。）

还有一个同样出现多年的想法是，认为克里姆林宫经常闹着斗争，美国可以利用和解政策在这种斗争中帮助那些比较爱好和平的分子。西方一直在努力为苏联领导人的替换辩解，而在位者总被认为是“开明”派的领袖——甚至包括约瑟夫·斯大林也被认为是“开明”派。西方这种态度的明确的书面例证也许是一九四五年写下的，今天我们可以欣赏它的讽刺意味了。在雅尔塔会议后，白宫顾问哈利·霍普金斯对作家罗伯特·舍伍德说：

俄国人已证明，他们能够成为有理性和远见的人，总统心里或我们心里都不怀疑：我们可以同他们和平共处下去，直到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未来。但是我得修改一点——我认为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有一个保留，那就是我们不能预言如果斯大林出了什么事，那么结果将是怎样。我们相信，我们能指望他是通情达理、实际明智的人——但是我们无法断定，在他之后，克里姆林宫里会是什么人，会发生什么事。[12]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纽约时报》报道说，“西方外交官们正在谈论，尼基塔·谢·赫鲁晓夫开明政权生存的前景，要以这一年这位苏联总理与西方领导人的会晤为转移。”这种看法导致了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访问华盛顿。当赫鲁晓夫企图改变战略均衡的努力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遭到挫败之后，华盛顿的专家们认为，赫鲁晓夫是在同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作斗争的，而且需要美国的谅解和支持，否则这些强硬派就要得势——殊不知正是赫鲁晓夫本人把导弹派往古巴的，而且他之所以受到攻击还主要是他没有把这件事干成。[13]其实，我们真要加强克里姆林宫的任何温和派的话，坚定不移地指明苏联冒险的危险性，比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边缘行动可以不付代价要强。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

认为克里姆林宫存在着美国应设法影响的斗争的想法，助长了另外一个流行的见解，那就是，紧张局势是由于一些可用魅力和诚意消除的个人误会造成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用把共产主义推回去的口号上了台，在它上台后刚两年多一点，就同苏联人举行了最高级会谈，会上这位总统的个人魅力，被广泛地欢呼为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说：“谁也不会低估俄国态度的转变。没有这种转变，任何事都是不可能办成的……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成就在于他领会了这种转变，他抓住转变的契机，使它有利于世界和平。”《生活》杂志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断言：“日内瓦会议的主要成果是这样明白而惊人，以至于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和挑鼻挑眼的人还在对它打问号，而美国人却由于另外的原因觉得有点掌握不住。和平冠军已经易手。在欧洲的心目中（它正对这一非正式称号进行裁判），这一称号从莫斯科转到华盛顿了。”这就产生了问题，一个在短期之内把东欧全部变成了卫星国、封锁了柏林、镇压了东德的造反的国家，怎么会有资格充当头号和平冠军。可是，和平要依靠良好的个人关系的信念，甚至在五十年代也特别流行。当年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九五五年外长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代表这种态度的最典型的谈话。然而，恰恰是因为在它之前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达到了苏联要完全通过气氛来缓和紧张局势的目的，这次会谈才陷于僵局。麦克米伦却说：

这次会晤（最高级会谈）为什么给全世界带来一阵希望和期待呢？那并不是由于它的讨论特别引人注目……也不是他们达成了什么非常惊人的协议，也不是他们实际上干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而激发全世界的想象的一个事实是，把世界分成两半的两大集团的首脑们进行了友好会晤。这些人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却像普通人一样会面、交谈和开玩笑……所谓日内瓦精神就是真正恢复了正常的人类关系。[14]

一年之后，恰恰是这些苏联领导人镇压了匈牙利的起义，并且在中东危机中以核战争威胁英国和法国（在美国大肆张扬地与它的盟友闹分裂之后）。然而，十年之后，约翰逊总统在他一九六五年的国情咨文中还表示，希望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也能访问美国，以便减少个人误解的危险：

如果我们要共同和平生活，我们就必须增加彼此的了解。

我相信，美国人民欢迎有机会听取苏联领导人对我们的电视的意见——正如我愿意苏联人民听取我们的领导人对他们的电视的意见一样。

我希望新的苏联领导人能访问美国，以便直接了解我们的国家。

面对苏联含意模糊的挑战，西方就目瞪口呆，而且，不仅搞一些过分的讨好让步，而且搞一些过分的粗暴表现。每过十年，不是搞温情的和解政策，就是照例用好战的语言来干一场，好像大肆鼓吹反共就能推倒大墙似的。有人认为苏维埃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同时，又有人认为苏联的目标是决不会改变的，苏维埃国家是历史上第一个不受历史变革影响的国家。那些责备美国不妥协的人，往往受到那些认为不可能同苏联达成对我们有利的协议的人的反对。有时，苏联人想要达成某一协议，也会被提出来作为反对那项协议的理由。这两种见解都出于错误地认为，国际紧张局势是有某个最终点的，不是用善意导致就是用强硬来导致这个最终点。他们忽视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正在对付的制度，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敌对得无法一时达成和解、在军事上强大得无法摧毁的制度。我们必须防止它抓住战略机会；但是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力，能作好安排来赢得时间——等待共产主义制度的内在停滞发挥其腐蚀作用，使得在克制的基础上实行共处的必要性得到了解。

在我担任公职前的十年中，我一直批评影响战后各届政府的这两派观点：

由于对苏联的意图纠缠不清，使得西方在缓和时期沾沾自喜，在危机时期又惊惶失措。苏联一阵温和的腔调，就会被看作和平的成就，苏联一时表现敌意，就被看作新的紧张时期的信号，而且常常引起地道的军事对应措施。就这样，西方始终对苏联方针的变化没有准备，对缓和和强硬同样都没有准备。[15]

他们争论激烈的程度有时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谈判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他们的根本设想上是一致的。他们一致认为，有效的解决问题就预示着苏联制度会有改变。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的外交应设法影响苏联内部的事态发展。两派都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似乎同共产主义世界可能取得解决办法这一点，是完全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时机问题。谈判的反对者认为，苏联的回心转意那还是将来的事情，而谈判的支持者则认为，这种回心转意已经出现了……

在这一过程中，注意力更多地是放在我们是否谈判上，而不是放在我们要谈判什么上。关于苏联国内事态发展的争论，牵扯了我们制定自己目标的精力。这使得我们愿意谈判这件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成为问题了。它还使我们不去制定具体的纲领，而只有有了具体纲领，才能使谈判有意义。[16]

一直到尼克松政府就职，政治资产负债表上已经没有什么盈余了。苏联刚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它正把大量武器源源供应北越；如果没有苏联支持河内，无疑谈判是可能成功的。苏联没有表示要帮助解决中东问题的意愿。而且这时苏联正接近于达到战略武器的平等地位。曾经成为整个战后时期特征的美国的决定性优势，到一九六七年已经结束，停留在自己规定的一千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六百五十六枚北极星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和五十四枚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的巅峰上。到了一九六九年，很明显，苏联能发射到美国的导弹的数目，马上就要等于美国可用来对苏联报复的全部导弹了，而且，如果七十年代，苏联制造导弹的计划继续下去，导弹数目就将超过美国。

新政府不得不试图解决一系列矛盾。不管你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力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俄国的扩张主义和苏联的干涉主义怎样说，任何人在六十年代晚期上台，都不能不对和平所受挑战的空前规模感到震惊。任何好战的言词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现存的核武器已足够消灭人类；对苏联的不信任一丝一毫也不能利用来批准采用那种以对抗来解决危机的传统的力量平衡政策。没有任何责任比防止核大战灾难更为崇高的了。然而光只是温情就等于出卖。使我国人民对谈判担惊受怕而让共产党领导人视谈判为搞政治战的行得通的手段，会把我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人都导向错误。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我们能表明危机不是我们制造的，我们才能在国内和我们的盟友中间赢得他们对我们在危机中采取坚决行动的支持。但是，在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努力中，哄骗人民，不让他们知道将持续若干世代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性质，或者不坚持不得人心的用于战略防务和战术防务的开支，那也是愚蠢的。一个置身于亚洲分裂性战争之中的民主国家，日子是不好过的。

对于那些处于负责地位的人说来，他们是否致力于和平和自由，不能用他们公开言论的腔调来考验。我们必须说明我们保卫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创造长期安全环境的信条所赋予我们的义务。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正视自己长远的责任，不要指望紧张局势——或我们的对手——就会一下子长久地消逝了。这堂教育课可能是不那么舒坦安怡的，特别是对像我们这样不太耐心的民族来说。但是，未来的子孙将判断我们是否留下了一个比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安全一些的世界，是否留下了一个既保持了和平又没有放弃权力，而且加强了自由人民的信心和希望的世界。

过渡期的回顾

克里姆林宫倾向于小心翼翼地对付一个新的美国政府。官僚政治是需要预见性的，而苏联领导人是在一个不折不扣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主义环境中活动的。他们能够适应坚持不变的稳定状况，一旦碰到迅速转变的时候就神经紧张，就破坏了他们对他们同事们判断和掌握事态的能力的信任。我们的结论是，一个新政府上台伊始就想用呼吁道义上的一致感来克服这种不安心理，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苏联领导人受到的全部训练和他们的意识形态都否定这种可能性。自身利益是他们比较了解的标准。在苏联同其他社会的关系中，那些最拼命向苏联对手表示“谅解”的西方领导人最少成功，这并不是偶然的。一个以深知政治动力的客观源泉而自傲的苏联领导，不可能承认它受暂时考虑的支配。因此，肯尼迪政府几乎达到恳求程度的努力并没有取得一点进展，而一直到心理平衡得到恢复之后。首先是对柏林施加压力后美国加强了军事力量，接着是古巴导弹危机。只是在这些事件之后，才取得了若干进展。

反之，克里姆林宫知道尼克松是反共专家；但它从来不让个人反感妨碍苏联的国家利益。斯大林毕竟在纳粹上台几个星期内就向希特勒作出了姿态。不管有多大的相互不信任，克里姆林宫和尼克松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比以前大部分时期都要认真，而且大体上没有那种一时欢天喜地、一时灰心丧气的起伏跌宕的状况。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这一对奇人，由于彼此都了解对方对其自身利益的看法，终于得出了共同的信条。尼克松在最早的时候就访问过苏联，那时他作为副总统曾和赫鲁晓夫进行过他著名的“厨房辩论”[17]。尼克松对苏联领导特点的了解，比近来的任何总统角逐者都深刻得多。莫斯科是害怕这位新总统开始一轮新的武器采购的，这可能使苏联经济紧张。但是即使在它外表上摆起对威胁无动于衷的久经考验的面孔的时候，莫斯科还是要打听用什么代价能避免这种前景，而且还施展其传统的惯伎，来设法破坏美国国内对莫斯科所害怕的政策的支持。

使关系蓬勃发展是花了些时间的，但是当它发展起来时，也不是偶然的。在过渡期间，没有什么问题更引起这位当选总统的注意了：他和我常在一起一连几小时制定方针。尼克松比我更加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由于他曾以强硬、有时大喊大叫地反共而著名，他有保持他传统的保守的选民的义务。他认为他作为强硬派的声名是执行我们的政策的特有资本。但是他了解，作为一位总统，他必须把他的政治基地扩展到政治中心中去，的确，他精明地看到东西方关系是他利用来建立新的多数的长远的机会。他倾向于把这种敏锐的本能和极端个人的判断结合起来。他曾担心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会使约翰逊的时运恢复过来——因此他曾认为苏联已经同民主党人勾结起来挫败他。但是他也曾看到那次一事无成的结果怎样迅速地使约翰逊风起云涌的声望一下子烟消云散——因此，他决心不举行最高级会谈，除非有把握取得成功。

我的看法——如上所述——本质上同他的看法是十分类似的，如果说，由于我的学术背景，还更带有一点理论性的话。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总统当选人要我向新内阁汇报我们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我对我的新同僚说，在我看来，苏联外交政策是沿两个方向推进的。有一种要求同西方和解的压力，它来自日益增长的对消费品的希望，来自对战争的害怕，也许还来自那些希望放松警察国家控制的人。与此同时，也有一种要求同美国继续对抗的压力，它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自一些领导人、党的机构和军方的怀疑，来自那些害怕紧张局势的任何缓和只会鼓励卫星国再一次要求莫斯科给以更多的自由的人。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自从八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如何克服入侵给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惊惶影响；和如何减少它在其他地方的损失，特别是如何减少它对美苏关系带来的损害。

由于后一原因，苏联人似乎特别急于要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门保持敞开。这有好多动机：它可能是重新赢得尊重的策略手段；它可能是利用人们对美苏共管世界的害怕心理来分裂联盟的一种花招；也可能是他们认为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战略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决心想把军备竞赛稳定在现有水平上。我们的反应则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概念为转移。我们过去的政策往往是一种为“建立信任”而建立信任的政策，认为信任增强了，紧张局势就会缓和了。但如果认为紧张局势是对具体问题有分歧而引起的，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着手解决那些分歧。持久和平就有赖于那些把两个核超级大国分裂开的政治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我曾用与这几乎相同的调子，同一位苏联重要代表谈过话。十二月十八日当我在皮埃尔饭店遇见伪装成大使馆参赞的克格勃特务鲍里斯·谢道夫的时候，我对他说，总统当选人在谈到谈判的时代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认真的。苏联领导会发现，新政府准备谈出一个反映真实利益的持久解决办法来。我们认为，对气氛的关心太多，而对实质的关心太少了。在新政府看来，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如果要达到紧张局势的真正的缓和，就必须缩小这些分歧。我说，我们准备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但是，在我们分析了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不会卷入谈判。我们还要用苏联是否愿意在广泛的问题上前进，特别是它在中东和越南问题上的态度，来判断苏联的目的。我们希望苏联在世界上的纠纷地区克制（这就是著名的“联系”论）。我希望他把这些考虑传达给莫斯科。

莫斯科发来了一个使人安心的答复。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谢道夫给我带来了一封信，苏联领导人在信中说，他们对总统当选人并没有他们在“世界许多地方”所看到的那种“悲观看法”。“莫斯科主要关心的”不是尼克松过去的记录，而是我们的领导是否以“现实感”积极行事。裁军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苏联领导人认为，越南问题的解决、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整个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现实解决办法”将对我们的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忽略它自己在东欧的“特殊利益”。

现在双方都亮出基本立场了。新政府想利用苏联对它意图的关心来吸引克里姆林宫讨论越南问题。因此，我们坚持关于所有问题的谈判要同时进行。苏联领导人特别担心新的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他们把军备限制放在头等优先地位。这对他们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谈判这个事实本身，不论其结果如何，都会使美国新防务拨款问题复杂化，而且——尽管我们当时还没觉察到——将使中国人不安起来。

当然，在新政府上任之前没有出现更多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在皮埃尔饭店探讨的过程中，总统当选人和我提炼了几条标志我们任期内处理美苏关系的特色的基本原则：

实际的原则 我们坚持美苏之间的谈判要处理紧张局势的具体根源，而不是讲气氛。最高级会谈，如果要有意义的话，就必须有充分准备，而且要反映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要认真看待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不要把我们引到去谈我们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互不相容的利益。不要装扮得让人以为，良好的个人关系或温情的言词就能结束战后时期的紧张局势。但是，我们准备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在严格的互利基础上达成明确的协议。

克制的原则 超级大国之间合理的关系，是经不起经常试图追求单方面的利益和利用种种危机来破坏的。我们决心抵制苏联的冒险；同时我们准备谈判真正缓和紧张局势的问题。我们不赞成那种旨在哄骗上当的老实人的缓和；我们准备支持在相互克制的基础上的缓和。我们要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准备给冒险主义以惩罚，愿意在负责行动的背景下发展关系。

联系的原则 我们坚持，超级大国的关系要真正取得进展的话，就必须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事态发展都是相互关联的；由于苏联在世界各地活动，情况更加是这样。我们的前提是：如果把问题分隔开来，那就会使得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够利用一个方面的合作当作安全阀而在别的地方谋求单方面的利益。这是不能接受的。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表示了这一看法。他说，同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只有在如下情况下进行才会更有成效，即“谈判的方式和时机要同时能够促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取得进展”。我在二月六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了“联系”这个词，并且解释说，“提出政治和战略环境的联系问题……（总统）……是想全面处理和平问题，而不仅仅是在军事方面处理和平问题，和平是在各个方面受到挑战的。”

然而，美国政治思想的实用主义传统十分强大，以至这个联系概念在一九六九年遭到广泛的责难。它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主意，一种无缘无故地推迟军备控制谈判的手法。它一直遭到非议责难，好像它反映了一个特殊政府的政策偏好。我们认为联系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外交家人为地在谈判中把两个分立的对象硬联系在一起，利用一个对象作为影响另一个的平衡手段。另一种是现实产生的，因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主要大国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是关连的，而且行动的后果是超出直接有关的问题和地区的范围的。

新政府有时要借重于第一个意义下的联系；例如，当我们在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时候，就得以在苏联利益有关的方面如中东、贸易或军备限制等问题上有所进展作为某种条件。但是从更为重要的意义说来，联系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人们的决定。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如亚洲或非洲表现软弱无能，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损害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中东的信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下这样大的决心，使我们撤出越南不致成为一次溃退，而成为美国的战略行动的原因。）我们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态度，不能同这种谈判所导致的军事平衡分割开来，也不能和我们作为全球性的联盟体系的主要军事大国所要承担的责任分割开来。由于同样原因，在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军备限制也几乎肯定是继续不下去的。总之，我们把联系看作是全面战略和地缘政治观点的同义语。不了解事物的相互联系就是破坏所有政策的连贯性。

然而，联系对美国人说来并不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概念，他们传统地把外交政策看成是插曲式的事。我们的官僚组织，是划分成地区机构和职能机构的，而且，我们专业化的学术传统也加重了分门隔户的倾向。美国人的实用主义产生了把问题分隔开来考查的爱好，就问题解决问题，没有时间感，没有来龙去脉的观念，没有现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观念。而且美国的法律传统鼓励严格注意“事实的本相”，不相信抽象。

然而，外交政策避不开整体概念结构的需要。在国内事务上，新方针由立法程序确定；开创一个新纲领的唯一途径可能是引人注目的主动倡议。而在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倡议需要耐心艰苦的准备；成果要花长年累月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要获得胜利就需要有历史的眼光，要对超出我们控制的多种力量有所了解，要对事态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广阔的视野。考验国内政策要看法律根据，而考验外交政策，则看微妙的差别，交错的关系。

外交事务中对决策者最困难的要求，就是确定轻重缓急。概念结构——它把事态“联系”起来——就是主要的手段。没有联系就会恰恰导致行动自由的反面，决策者就被迫对狭隘的利益作出反应，在压力下失去明确的方向。国务卿变成了他的地区机构的俘虏；总统则过分地为他的办事机构所驱使。两个人都有变成事态发展的俘虏的危险。

因此，联系是新政府的另一个尝试，试图使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在管得过宽和孤立不管之间摇摆，而把它置于民族利益的坚定概念上。

公众和国会的态度：春季风潮

尼克松当选的一个稀奇古怪的因素是，许多因为他激烈反共而反对他的人，却把他的当选解释成授权他在对苏关系上来一个新的开端。人们以源源不竭的要求向改善对苏关系迅速迈进的忠告来迎接尼克松政府。人们很快感到尼克松在这方面的欠缺，过于怀疑苏联的意图，过于相信军事力量，过于抵制缓和的需要了。

举行“结识”性的最高级会谈是一种主张；其目的是开始约翰逊政府曾准备过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要改善个人关系。这就是许多人广泛拥护的主张，其中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曾写道：一种“有益的办法——既是象征性的又是实际的——就是要开始每年美国和苏联政府首脑举行一次为时两天的非正式工作讨论性的会晤……会晤并不需要每次都有正式议程……其目的就是为两个领先的核大国……的首脑提供定期的机会来个人交换意见，保持个人接触”。[18]

于是开始出现了一股浪潮，敦促政府消除东西方贸易的障碍，并且利用扩大经济关系的许诺来敲开政治对话的大门。两个超级大国有着越来越互相补充的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又被认为可以消除政治不信任。杰出的苏联问题专家马歇尔·舒尔曼说：“这些共同利益可能解决不了目前促使苏美竞争的分歧，但是它们可能及时地使这些分歧看来不那么重要。”[19]以阿瑟·戈德堡为主席并包括若干专家的联合国协会专门小组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不过五个月——发表了一个报告，要求把放宽对东西方贸易的限制作为一个“特别优先的问题”。国会也接受了这个要求。一九六八年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后来又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扩大对苏贸易的听证会。

当然，军备控制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突破的方面：首先因为有避免核大战的共同利益，其次是因为一九六九年战略力量的水平被认为大体相等。以卡尔·凯森（肯尼迪政府的副国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主席并有许多拔尖的军备控制学术专家参加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向总统当选人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把及早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作为“当务之急”。它认为，难得的机会可能被错过。要求美国单方面推迟部署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导弹，以便使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可能达成。上述联合国协会还敦促“必须紧急地及早同苏联开始双边战略导弹谈判”。

在欧洲，出现了一种同美国对苏政策保持某种距离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卷入越南加深了这种倾向。戴高乐带头同苏联搞双边交易；他在一九六六年访问莫斯科。英国两党的首相都曾在克里姆林宫戴着阿斯特拉罕羊羔皮帽亮相，来表示他们对和平负责。在西德，甚至在维利·勃兰特一九六九年担任总理之前，他在联合政府担任外长时就放松了德国早期对东欧的僵硬立场，同苏联直接会谈。美国对苏联的姿态越严峻，就越让盟国领导人情不自禁地要充当东西方之间“搭桥”的角色，使欧洲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保证，他们不会让美国的粗暴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盟国都认为，对相互裁军和苏联旷日持久的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表示兴趣，是谨慎精明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区别的缓和”发展的前途是现实的；苏联能在欧洲玩弄这种态度，而在与我们有关的全球问题上保持不妥协，从而在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之间打上楔子。

在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占压倒优势的潮流是恢复对缓和的积极追求，而不允许侵入捷克来破坏它。约翰逊总统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仅三个星期，即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对布奈布里思反诽谤联盟（犹太人组织）发表演说时宣称：“我们希望——我们要努力——使这个挫折成为一个暂时的挫折。”奇怪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被要求表现诚意的反倒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三月九日的一篇社论结尾处总结说：“如果说有一个缓和时期，那么这就是缓和时期了。”到底有什么具体事实证实这种确定不移的希望和迫切的意识，也是不清楚的。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苏联选择在宣誓就职日提出要求立即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即所谓SALT）。

总统不愿意凭感情冲动行事。他决心让苏联领导人了解，我们不会进行只是简单地制造较好气氛的谈判，不会进行没有准备、看不到真正成就的最高级会晤；不会接受由苏联来决定会议议程的程序。我也抱有这样的见解。我们需要时间来决定我们的目标，制定我们的战略，并且判定苏联对我们认为是关键性问题的态度。我们并不认为机会就像那些要求立即谈判的人所说的那样稍纵即逝，也不认为苏联领导人会那样容易激怒地作出反应。事实上我们认为，毫无准备地去参加谈判，让苏联领导人相信我们是可以被宣传压倒的，那才是毁掉谈判的妙方呢。

事实上，我们是很愿意参加那种也许规模空前、旨在解决根本问题的谈判的。但是，我们要这些谈判反映深思熟虑的战略，而不是对苏联策略的反应；我们认为，创造一种正确的双方鼓励的平衡是必不可少的。二月六日我在向报界作背景介绍的时候，强调了联系的重要性。我说：“我们要求的……是要有某种愿意降低政治紧张局势程度的迹象；要有某种不是停留在言词上而是同时要有削减军备竞赛的表示，减少政治领域的冲突的意图。”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像我们的前任们那样，忽视苏联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会不设法利用苏联的担心（如对中国的担心）来把它推向更广泛的和解的政策。

但是公众和国会的情绪是绝然不同的。联系的概念和总统对苏战略一旦变得明显之后，批评的炮火排空而来，这对一个总统任期的蜜月期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华盛顿邮报》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发表社论说：“导弹会谈显然能在尼克松先生方便的时候开始。”“他们给他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机会，他的第一个机会，来实现他表述过的信念：即东西方关系‘对抗的时代’已让位于‘谈判的时代’……他派给了自己一个最高角色，‘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究竟扮演得如何，现在考验降临到他身上了。”《时代》杂志在总统就职后的一期（一月三十一日）提出了早日取得进展的期望：“俄国人选择了尼克松就职日来刺激美国——而且向全世界强调，下一步该华盛顿走了……华盛顿的某些外交人士和裁军专家相信，尼克松和罗杰斯已经得出结论，会谈就要开始——而且会谈可能就在两个月到四个月之内开始举行。”

但是，有益的忠告就此传开了，如果要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开始会谈就不能有先决条件或联系。《纽约时报》在二月十八日发表社论说，“总统曾表示，”

他要把过去十多年的美国政策翻过来，要把拟议中的苏美关于战略武器控制的谈判同那些政治上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一着更使北约组织的盟友担心的了……看来他心里所想的那种同苏联的全面谈判，涉及许多东西方问题。正当尼克松先生设法赢得西欧国家信任的时候，这无疑将引起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疑虑。而且，东西方的政治问题，如中东、越南和德国问题，是难于解决的，而解决战略武器的问题，则时机成熟了。

（在几个月内，我们的盟友恰恰是因为看到没有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的前景而担心。）《华盛顿邮报》在四月五日用同样的论点来加重分量：

尼克松总统不要无所事事，马上着手同俄国人进行导弹谈判吧。让新总统听取汇报和决定自己策略的宽限期已经过了。而尼克松政府还在瞎忙乎……呃，更待何时？俄国人已经准备好几乎一年了。

在谈到联系时说：

现实太错综复杂，不容许任何总统相信他能把这么多不同的鸭子赶成一行。军备限制有其完全区别于政治问题情况的价值和迫切性。

而且，整个东西方关系的历史都告诫人们不要搞联系。

《商业周刊》三月二十二日写道：开始会谈“比任何时候都迫切了”。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的R·H·沙克福德二月十九日写道：“尼克松政府正裹足不前。”《纽约邮报》在三月二十七日要求政府“不要支吾拖延”。

重要的参议员和社会名流也唱同样的调子；我们的前任们最多只给我们几个星期的宽限期。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二月四日在参议院讲台上警告说，我们必须站出来解救克里姆林宫的“鸽派”：“如果尼克松总统听信美国那些反对马上进行限制导弹会谈的人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内要求导弹会谈的那些人的地位和信誉就要受到损害，也许被损害到无法补救的程度。”田纳西州参议员艾伯特·戈尔在三月初在他的裁军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一开始就宣称：“可能我们得到了一个制止另一次核军备竞赛的逐步升级的无与伦比的机会。”前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两个月前还提出过一个包括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火箭的国防预算，在三月中旬发表了一个要求冻结他本人建议的计划的演说，他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我们可能再也无法期待找到比我们现在所处的更有利的地位来参加冻结战略核军备谈判了。一年以后，或半年以后，技术的发展就可能大大地使任何军备限制协议比今天更难于产生和执行。”[20]

这些见解在官僚机构内部得到了共鸣。外交官员总是赞成谈判的；谈判是外交职业的命脉。国务院里的苏联事务吸引了我们某些杰出的外交官，如卢埃林·汤普森、查尔斯·波伦、乔治·凯南等人。他们的专长是受到一些赏识的。在那单是承认苏联（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一直没有做到）就似乎是美国外交的极限的时代，他们就设法保持对对苏关系的兴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凡是苏联的东西无批判地一概拒绝变成了凡是苏联的东西无区别地一律接受，这时，他们大吃一惊。在那个时期，他们对苏联社会的动力写了一些有预见性的分析。乔治·凯南比我们历史上任何外交官员都更接近于左右他那一代的外交主张。也许毕生的时间搞专业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感情成分来研究苏美关系。这几十年中交往实际上是中断了，这部分由于我们处理问题的严峻态度，但主要是由于斯大林手下的苏联领导的偏执狂，这些外交官员受到些限制；但是他们从斯大林死后的周期性的和平攻势中，终于看到了实现毕生愿望的开端。

在我们上任的时候，卢埃林·汤普森，特别是，他当时是国务院苏联事务高级顾问，要求迅速接受苏联的提议，免得克里姆林宫里的力量平衡转向强硬路线。这并没有阻止尼克松一月二十五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他决心从白宫控制对苏谈判的势头。这也没有影响总统利用每一个机会强调，在摸清苏联在政治问题特别是越南问题上愿否合作之前，他不愿给自己规定限制军备谈判的具体日期。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程序——一般认为由我进行独断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产生一致的态度和确定的政策。那个月晚些时候，我要求研究一下“关于美苏关系的性质……就其最广义而言”，可供选择的办法和见解。结果，就产生了国务院准备的综合选择意见书，按格式很快就达到了标准，它把唯一可行的选择打了括弧。即在两个明显的假设性关系，即敌对关系和全面和解关系之间，选择“有限敌对的关系”。甚至“有限敌对的关系”的定义的措辞也得容许每一个机构毫无障碍地各取所需。主要问题是总统根本拒绝让他的顾问们直接面对中心问题。从来没有一次会上问题经过讨论得到解决，因为尼克松要避免同他的国务卿当面对立。反之，尼克松二月四日给罗杰斯、莱尔德和赫尔姆斯——但实际上是给罗杰斯——一封信，重申联系是官方的政策：

我相信，我们公开和私下谈论苏联时，或公开和私下同苏联交谈时，调子都应该是平静、有礼和非争论性的……

我相信，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基础，是互相承认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承认苏联有它自己的利益；在当前情况下，在确定我们利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利益。我们应当使苏联领导不怀疑，我们希望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过去，我们常常试图在一阵热情冲动中依靠个人外交解决问题，但是充满各种会议的“精神”缺乏坚实的互利的基础，因此，每次最高级会谈之后不到一年就来一次危机。

我相信，重大问题在根本上都是相互关联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在一个问题或另一问题的具体因素之间，或在我们可能选择采取的策略步骤之间，硬建立人为的联系。但是我确信，一个地方的危机或对抗，同另一个地方的真实合作，是不可能长期并存的。我承认，前任政府的看法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与苏联在某个问题上有相互利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谋求达成协议，并且应该试图尽可能把它同别处此伏彼起的冲突分隔开来。这在许多双边和实际问题上，如文化交流、科学交流之类的问题上，是挺不错的。但是，在当代的关键问题上，我相信，我们必须谋求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至少要明确我们已在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之间看到某种关系。我相信，应该让苏联领导人了解，他们不能指望，当他们在一个地区谋求紧张或对抗的利益的时候，还能够在另一个地区取得合作的利益。这样一种过程，就包含着苏联人利用军备谈判作为他们在别的地方不妥协的安全阀的危险……

……我愿谈谈在我心目中，作为直接和广泛利益的例子——拟议中的战略武器谈判。我相信，我们决定何时和如何进行谈判，并不完全以我们对纯粹的军事和技术问题的研究为转移，尽管这些研究是极端重要的。这种决定还要考虑主要的政治背景，特别是要考虑稳定爆炸性的中东局势的进展，考虑巴黎（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我相信，我应该保留保证做到下一点的自由：就是要保证，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内，使同苏联就战略武器进行会谈的时间，是最令人满意的。事实上，这可能意味着把它推迟到我们对技术考察所需的时间之后。的确，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至少在我们公开表明立场时——不排除可能根本谈不起来的选择。

这封信只是说了尼克松事实上已经执行了的事（只不过他在执行中有许多迂回曲折罢了）。但是由于这封信被猜测是——猜得非常正确——我和我的班子所起草的，它被当作反映了总统顾问的恶意影响而不予置理。国务院最急切地要求单方面放宽东西方的贸易；要求我们介入中东冲突，其方式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苏联的影响；特别是要求尽早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任何与此相反的白宫的指示，不是被完全置之不理，就是被尽可能地任意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这封信因为是给内阁部长的一封私人信，无疑就从未到达官僚机构。）

尽管总统似乎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地申明他相信联系的概念，而且还没有承担义务要无条件地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三月十九日，我们的裁军谈判代表杰勒德·C·史密斯却在日内瓦向他的苏联对手阿列克谢·罗申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开始“不要被某种一揽子公式纠缠住，不要被具体国际问题的解决纠缠住”。三月二十七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希望这种会谈能在几个月内开始……我们已经同苏联达成协议，我们很快就举行这些会谈。”罗杰斯四月七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是否有什么东西阻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说：“没有，没有什么障碍。会谈可能很快推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准备。我们预期会谈将在暮春或初夏开始。”国务院为总统起草的四月十日向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一篇演说中让总统宣布：“我今天已经训令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告诉苏联政府，我们乐意在四月……在日内瓦开始会谈，”让总统填写一个日期，而这是总统五星期前明确拒绝的主张。国务院的策略非常明显：就是说，他们认为总统不恰当地受到了我的影响，要设法通过演说起草人绕过我。

那年春天，官僚机构一天天地砍削总统宣布的政策，助长军备会谈的期望。四月十八日的《纽约时报》说，据报道，“官员们”主张，同苏联达成军备协议“是尼克松外交政策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四月二十二日《时代》周刊引述“美国外交官员”的话猜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七月举行。五月四日，卢埃林·汤普森对多勃雷宁说，罗杰斯希望在他五月十二日访问亚洲之前同多勃雷宁讨论日期和地点。五月八日罗杰斯对多勃雷宁说，他希望在他从亚洲回来后马上能讨论日期、地点和方式，指出“初夏”作目标。同日，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雅各布·比姆会见苏联副外长瓦西里·V·库兹涅佐夫，根据罗杰斯的指示重复了六月或七月这个目标日期。库兹涅佐夫说，苏联人已准备好了。五月十三日，查默斯·罗伯茨在《华盛顿邮报》上引述政府人士的话说，罗杰斯将在五月二十九日会见多勃雷宁，确定日期；据报道，苏联人重申他们准备好了。五月十四日合众国际社自日内瓦报道，美国准备在七月初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五月十四日，英国政府向国务院请教如何公开评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人们已使他们相信会谈已迫在眉睫。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也得到同样印象纷纷前来请教。五月十六日在华盛顿，杰勒德·史密斯给西德大使罗尔夫·保罗斯介绍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推测可能着手谈判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反弹道导弹问题，而且可能“在夏季”开始。

这些先发制人的议论和日积月累的压力，并不是国务卿和总统之间明显观点分歧的结果。它们是一系列策略上一天天摆脱白宫政策的偏向。它们要得出结论。他们干的，就是要把我们想根据精心制定的战略积累起来的财富一股脑儿花费掉。苏联人是急于要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我们则想把苏联人拽到如越南之类的其他问题上。那头一年春天短短的时间里，白宫和国务院明显的分歧给了苏联以在我们政府内部耍花招的机会，他们处心积虑地怂恿国务院、舆论界和国会，向白宫施加压力。

官僚机构的不守纪律行为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再加上舆论界和国会的压力，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想把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作为其他谈判的一个平衡杠杆的意图。六月十一日我们授权罗杰斯通知苏联人，我们准备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后来由于苏联的作梗，四个月之后才会晤。

但是官僚机构的胜利是皮洛士的胜利[21]。在开始谈判的日期问题上屈服之后，尼克松在我的支持下越来越把谈判的事务转移到白宫手里。本来他主张保密就多少已经使他倾向于这样做，而官僚机构的不守纪律加速了这一进程。苏联领导人很快就知道，总统一方面可能不情愿拂逆他的国务卿，另一方面，当他可能早晚要在策略上后退的时候，尼克松是不想在我们外交政策作根本决定的问题上听从别人的意见的。一旦苏联人了解到，实际执行的决定是总统的决定的时候，多勃雷宁大使和白宫之间的直接接触就开展起来了。美苏通称的“渠道”出现了。

渠道

二月十四日我同那位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他套间里的相逢，是后来持续了八年的一系列密切交往的第一次。越来越多，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事务都在多勃雷宁和我之间处理了。我们几乎毫无变化地在白宫的筹划室会面，这是外交人员入口旁边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厅室，花园里的杜鹃花丛遮住了它的视野。弗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用它作为他的筹划室——它因此而得名。

多勃雷宁和我开始就几乎所有的主要问题进行预备性谈判，他代表政治局，我作为尼克松的密友。我们总是非正式地澄清我们政府的基本目的，而当我们的会谈产生了达成具体协议的希望时，问题就转到正常外交渠道。如果正式谈判遇到了僵局，这条个人谈判渠道又会重开。我们制订了一些程序来避免那种只能以力量较量才能解决的僵局。经总统批准，我有时以我自己的看法的方式概述我们的观点，说是我正在“想到就说”。多勃雷宁于是在同样不承担义务的基础上给我以克里姆林宫的反应。有时程序颠倒过来。由于对方有不利反应，双方就都不正式提问题。但是至少防止了由于疏忽而导致的对抗。这是一条侦察地形、避免重大僵局的途径。

多勃雷宁令人钦佩地适于担任这一微妙角色。当今大使参加谈判授权都是很有限的。从国内打来的电话电报可以给他们详细指示；一个钟头内也可以改变。但是如果说喷气机时代的大使们已成了外交信使的话，他们却像政治翻译一样处于关键地位——而且在出现紧急状态之前更是这样。国内官员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办理繁重麻烦的官僚事务，以至对别国的首都和领导人的复杂性是很少觉察的——的确，比起以往的时代说，简直少得多。在以往的时代，世界上重要的外交官员都来自类似的背景并且在同样的文化圈子里交往。而现在，一个人置身于现场，按准当地政治生活的脉搏，而又不钻牛角尖，迷失方向，这样的人的洞察力是什么都不能代替的。而在危机时刻，有关生死问题的判断往往要以对难以捉摸的事物的敏锐了解为转移，那时他的作用就是关键性的了。

这对苏联大使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难题。他们是一个提倡纪律性反对主动性的官僚机构的产物，是一个对外国人持有传统的怀疑态度的社会的产物，是一个以断然的一意孤行来掩盖其隐藏着的惶恐不安的心情的民族的产物。与某些苏联外交官在一起，人们就往往有不放心的感觉，怕他们以迎合他们身在远方而随时警惕着的上司的先入之见的方式进行汇报，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十分容易地避免判断失当的指责。大多数苏联外交官的确是严格墨守正式立场的，因为他们不表现出主动性，就不会在莫斯科被指责为作了不必要的妥协。他们背诵政治标准答案，因为他们不能赌运气去向意识形态的正统性挑战。除了最正规的措辞以外，他们很少用任何措辞来解释他们采取的立场的理由，因为他们不愿冒因主张不当而被责备的风险，也不愿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暗示哪些苏联的目的可以谈判。

多勃雷宁没有染上这些职业性的弊病。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产物。他生于一个有十二个孩子的家庭，他是他家庭中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是从他这么能干地代表的那个制度得到了好处的。他曾被训练成一个电气工程师，战争期间才调到外交部。不论他的灵活性是由于他主攻的学科受到令人压抑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少，还是由于他的天性所致，他是我所认识的少数能够了解别人心理的苏联外交官之一。他温文尔雅，不仅按苏联的标准——这种标准对于笨拙的举止不太计较——而且按任何标准衡量，他的举止都算得上文雅的。他懂得如何用巧妙地符合美国人先入之见的方式来同美国人谈话。他特别善于激起美国人的深疚，所用的办法就是坚定不移而又态度和蔼地向人们灌输一种任何僵局都是我们的过错造成的印象。

我从未忘记，多勃雷宁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我从不幻想他那随和的态度反映了对我或对西方的倾心。我毫不怀疑，如果他的国家利益需要，他可以跟其他任何共产党领导人一样冷酷无情和口是心非。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他的效率是依靠他反映他政府政策的技巧而达到的，而不是依靠他的个人抉择而达到的。但是，我认为他对苏联路线的毫无疑问的支持是他的长处，而不是他的缺点。因为这使我们能精确地衡量他的主子的政策，并扶持他本人在国内的影响。我们的目的充其量不过是希望他对美国景象非常了解。他偶尔也向我谈谈他个人对美国政局的分析；毫无例外，这些分析都是尖锐的，而且甚至是明智的。这使我有了一些信心，相信克里姆林宫对于我们这里的情况有深刻的认识。正确的了解不见得能保证莫斯科选择我们所要的反应；但是它可减少严重估计错误的前景。

一般苏联外交官都爱搞点欺骗性小动作来向上级显示他的警惕性。多勃雷宁没有这种倾向。他懂得，可靠的信誉在外交政策中是一笔重要资产。多勃雷宁机敏而又训练有素，态度温和而行动谨慎，他以炉火纯青的技巧往来于华盛顿的上层社会。他在大使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个人作用，几乎肯定地说是有利于美苏关系的。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时代所要求的真正的紧张和危险的缓和到来的话，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将是有一份主要贡献的。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们刚刚才开一个头。每一方都还在试图摸点对方的底。多勃雷宁会见总统的要求使尼克松面临一个程序问题和一个实质问题。在程序上说，尼克松想把对苏谈判控制在自己手里；他认为，这就要求排除罗杰斯，罗杰斯可能过于迫切，他对能够取得的任何进展都要赞许。在实质上，尼克松想按自己的步伐开始采用联系的办法。尼克松企图用他惯用的方式解决罗杰斯问题，让霍尔德曼担责任（无疑霍尔德曼转到我身上）。霍尔德曼建议最好罗杰斯不参加会见。罗杰斯的参加会传布一种同我们的战略相违背的紧急感；它可能导致一种不恰当的乐观情绪。罗杰斯却不习惯老朋友的这种要求，抵制这种周密考虑；那个周末大部分时间就花在拒绝掉罗杰斯的要求上——他的要求从根本说来是不无道理的——国务卿要参加新总统和苏联大使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种问题，只要尼克松能找到什么人肯卖力干，他就不会罢手。罗杰斯没有参加上会晤。为了应付门面，当时国务院苏联司司长（后来是第一流的驻莫斯科大使）马尔科姆·图恩应邀参加。但是，甚至这一点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在会晤末了尼克松要图恩和我退出，然后私下对多勃雷宁说，特别敏感的问题应该先跟我谈。

渠道就这样正式确定了。

尼克松在会见多勃雷宁之前，要我写份备忘录，概述多勃雷宁可能提出的问题，他的目的以及我愿建议采取的总的态度。我的答案是，预计多勃雷宁谈判的线索可能是：向我们保证苏联准备开始谈判，特别是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表示担心我们不充分响应苏联自一月二十日以来的和解姿态；暗示我们不该错过有利的机会；并且要建立总统和俄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渠道。我建议，如果多勃雷宁带来苏联领导的信件，总统要对具体建议表示欢迎，但不要让苏联人没有实质表示的含糊口惠迫使我们加快步伐。我们必须坚持，进展要靠具体解决问题，不靠个人外交。任何最高级会谈都必须在精心的准备之后才能举行。就具体问题说，意思是，如果因西德联邦总统选举而干扰柏林通道问题长期拖延不决，那么就会终止谈判的一切希望；在中东，各方都要运用影响来达到克制和灵活的外交；我们决心停止越南战争，而且我们同苏联的全面关系如何，要以苏联能否帮助解决那个冲突为转移。我还加上了一个让人捉摸的方案，即如果苏联的支持不能兑现的话，“我们并不排除让另外有利益关系的人来参与取得进展……”这是暗指中国人——虽然对于精明的多勃雷宁说，这是清清楚楚的。

按他的老习惯，尼克松在我的备忘录上那些对他有用的字句下仔细地划了线。他记下了强调我们对柏林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所承担的义务的段落。他在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的那些段落的几乎每一句话下都划了线；他记下了谈到中国的部分。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尼克松事先精心准备好意见，他是个非常典型的照本宣科的人；他也懂得外国人的心理，比懂得大部分美国人的心理还多——也许他认为他们少带些威胁性吧。但是谈判中彼此交换意见使他感到紧张；他不喜欢那种不是预先精心安排好的个人见面；他很不喜欢直率地坚持他的观点。他对小事情很不耐烦，不愿面对旷日持久的僵持局面，而这种局面往往是取得解决的手法。虽然尼克松擅长作概念上的讨论，但是他过于自豪，不愿向来访者承认他甚至需要借助于一份备忘录。正如上面指出的，他进行外交会晤时，总把那些为他准备好的谈话要点记在心里——公道地说，这些要点是按他自己的看法起草的，如果我们事先讨论过的话。

尼克松对个人之间的谈判的反感，对一个总统来说，不是一个弱点而是一个长处。我们外交史上某些灾难就是由一些把自己幻想成谈判家的总统造成的。照例，椭圆形办公室所要求的那一套，是没有谈判所需要的坚持到底和巨细留神的精神的。不但如此，当总统成了谈判者的时候，外交就没有什么后路了。让步总是免不了要丢面子的。僵局得赌上经手人的个人威信，犯错误时得要承认错误。因为政府首脑不服几帖自尊心的保健药就不会干这一套营生，谈判就可能很快从棘手变成对抗。而谈判在较低级进行——甚至国务卿与总统相对而言也是较低级——就可能让政府首脑在关键时刻才干预；调整起来代价就小得多。到政府首脑出场的时候，协议的文本都该已经解决了——我所服务过的一些总统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尽管还有一两点可能留下，以证明对要点的干预决定了问题。当然，总统们是对制定全面战略负责的。他们必须作关键性的决定；他们必须对此负责；不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得到别人多少协助，他们应为此得到充分的信赖。而当他们试图在策略上执行他们的战略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导致灾难了。尼克松从不干这种错事。

多勃雷宁和尼克松的第一次会晤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进行。多勃雷宁那时流感已痊愈，他走进椭圆形办公室，被介绍给总统，他大部分沿着前几天与我谈话的线索阐述他的领导的观点。他暗示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他不反对把问题联系起来；相反，他声称，苏联愿意同时谈判许多问题。他说，苏联准备运用它的影响寻求中东问题的解决。而且他询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准备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

尼克松采取了他激动时采取的谨慎态度，他答复说，最高级会谈需要仔细准备。他强调超级大国在全球基础上表现克制的重要性；他坚持必须缓和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他说，军备谈判也需要仔细准备，冻结武器并不能保证和平，除非同时有政治上的克制。他强调我们对柏林地位的重视，多勃雷宁在谈这一问题时答应苏联将尽力使局势平静下来。

由于尼克松对个人会晤感觉烦躁不安的特点，那天他四次叫我进他的办公室，以确保他干得很出色。他认为出现了激烈的对抗，而我的印象几乎相反——会晤有和解的趋向。或者说，至少这是两位高手下棋开局时人们预期达到的局面。双方下的棋着都保留了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双方都保护自己预防对方意外的高着。我可以凭良心对尼克松说，他干得不能再好了。

第二天早晨，二月十八日，我给尼克松送去了一个回顾第一次会晤的备忘录。我的结论是：

我认为，当前苏联的和解方针和对谈判表现的兴趣，特别是在军备控制以及中东问题上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本届政府的计划捉摸不定。他们显然担心你可能要执行新的武器计划，这会迫使莫斯科作出新的耗资巨大的决定；他们希望，早日谈判至少会抵消华盛顿的这种趋势。（我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在这一点上会有很大分歧，虽然在同我们达成协议的具体条款上很可能有较大分歧。）总之，我认为，在这对我们的意图捉摸不定的时刻（苏联人认为是我们这里“理智的”力量和“冒险的”力量之间正在较量的时刻），莫斯科想缠住我们。有人说，不管动机如何，我们不该让这苏联人感兴趣的时机轻轻放过，否则莫斯科又会摆回到完全敌对的道路上去。我本人的看法是，我们应该设法利用苏联的这种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来自于担心），来引导他们处理紧张局势，特别是中东以及越南紧张局势的真实根源。这一办法也要求我们在柏林问题上保持坚定态度。

要估计苏联人究竟要干什么还为时过早。多勃雷宁只是在苏联领导人暗示准备就广泛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意义上同意联系的概念；他们并不同意让一个谈判取得成果作为另一个谈判取得进展的条件。多勃雷宁温和地同意越南和平问题上的进展有助于全面关系的改善；但是这一公式也同以“反联系”来讹诈我们的企图相一致。苏联愿意在中东问题上提供帮助的建议，实际上不过意味着——事实上证明是意味着——他们准备支持他们的阿拉伯朋友。

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同苏联人之间的僵局没有突破。一九六九年没完没了的来往变成了一九七〇年持续整年的一系列对抗。在我一九六九年同多勃雷宁的每月会晤中我有将近十次想谋求苏联合作来帮助结束越南战争。多勃雷宁总是回避。他不承认苏联有兴趣继续这场战争；他警告（极温和地回顾说）战争不要升级；可他从不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建议。

总统的日子也不好过。三月二十六日，尼克松按照二月十七日他同多勃雷宁谈话的路子给阿列克谢·柯西金写了一封信（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年中以前在外交政策方面还没有担任明显的公开的角色）。柯西金在五月二十七日复信中除了标准的苏联立场外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复信的主要新特点是，也许美国国内对我们的联系概念的批评使他壮了胆，他现在公开猛烈地对这个概念表示异议。柯西金说，“考虑到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哪怕是要想多少把它们相互联在一起，都几乎是不合算的。”我们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我们只想继续实行我们的办法。

五月十四日，给多勃雷宁送去了总统关于越南问题演说的预发稿。按事先作好的安排，当我和多勃雷宁会见的时候，尼克松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们两人到林肯厅，对多勃雷宁强调他要结束战争的决心。苏联没有反应。对我们提出的派出由赛勒斯·万斯率领的越南和平使团的建议，苏联也没有反应[22]。部分的原因是，苏联抵制尼克松预定在八月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尼克松的目的是要提醒莫斯科，我们对东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选择的自由，对这一点，罗马尼亚有时是支持的。那年秋天，我们拒绝邀请安德烈·葛罗米柯到华盛顿来同总统一起进行形势探讨。而在这之前，葛罗米柯每年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应邀到华盛顿作这种探讨几乎已成惯例了。我们暗示，如果要求约见的话，总统愿意接见苏联外长。这一点，苏联人也不干。

苏联在一九六九年的行动也是一样，这使人毫不怀疑，他们基本上是重形式胜于重实质。直到四月，正如前面说过的，一系列未经白宫授权而发展的较低级别的公开声明和泄密，已经造成一种非在“暮春或初夏”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不可的架势。在六月十一日白宫授权通知苏联人我们准备开始谈判时，我们的官员们满有信心地推测，在几周或更短的时间内就会得到答复。而事实上，苏联过了四个多月没有答复。理由几乎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要等到参议院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辩论结束，以免破坏那些批评我们的人的论据，那些人认为，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与军备控制谈判是不相容的。

不管理由是什么，一直拖到十月二十日多勃雷宁才拜会总统，通知他苏联愿意确定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日期。多勃雷宁利用这个机会抱怨总的美苏关系进展缓慢。尼克松答道，苏联有一切权利作出它自己的决定，但是总的进展要看苏联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为了把问题说彻底，我在第二天把他同总统谈话记录中有关越南问题的部分作为备忘录交给了他；我故意把某些点说得尖锐些供莫斯科去研究。多勃雷宁在同尼克松会晤时是从来不作记录的，但他发现了差异的地方，并且问我他该用哪一个文本当作正式记录送给莫斯科。我对他说，用书面文本。

我们没有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特别是在柏林问题上也无进展。东德通过干扰通道对西柏林的联邦总统选举表示抗议，引发了一个小小的危机，尽管过去三次选举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二月二十二日，尼克松在他第一次访问欧洲的前夕，下令加紧美国对西柏林的军事运输。他是在国务院的反对下这样干的。由于多勃雷宁二月十七日向尼克松许诺苏联要保持局势平静，才算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三月五日，联邦选举在国会大厦顺利举行，没有发生危机，干扰也停止了。当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在秘密访问中同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时，周恩来提出了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他认为，在西德议员们畅通无阻地去到柏林的时候，苏联蓄意制造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同中国的边界冲突，以转移视线。周恩来认为，那次边界冲突是苏联人制造出来以“逃避他们在柏林问题上的责任的”[23]。

无论如何，尼克松总统还是在他第一次欧洲之行中，于二月二十七日在西柏林西门子工厂发表演说时提出了柏林问题谈判的公开建议。在重申我们保卫这座城市的决心之后，他表示希望柏林问题可以变成“谈判……和解”的对象，以取代威胁和强制。总统三月二十六日给柯西金的信里也提出了讨论柏林问题的建议。在四月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联邦共和国敦促三个对柏林负责的西方盟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就柏林问题同苏联人进行交涉。为此盟国协商了整整一个夏天。葛罗米柯七月十日公开宣布，苏联愿意“就目前和未来如何能防止西柏林的纠纷来交换意见”。西德总理库尔特·基辛格显然了解紧张局势的缓和对定于九月进行的德国选举的好处，他敦促尽快接受这个表态。八月七日，西方盟国表示愿意开始会谈。苏联人一直拖到九月间——就是说恰恰在德国选举之时——才给予了一个规避性答复。在这以前除了重复葛罗米柯的一般性词句和强调（西方国家谁都不承认的）东德政权的主权之外，什么也没有干。苏联人避开就改善通道进行谈判的义务，而建议就抑制西德在柏林的活动进行谈判。

在我看来，正如我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所说的，苏联的答复“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前进”。苏联人又一次表现出的是，谋求开始另一重大问题谈判的气氛上的好处，而不表示他们准备取得实质性进展。我的结论是：“他们显然不急，我看不出我们要急的理由，特别是因为如果硬要谈判的话，就有迫使苏联人直接重申他们严格支持东德‘主权’的危险。”

苏联领导人打算安排的关于柏林的谈判是同美国的双边谈判。柯西金在他五月二十七日的信中接过了总统关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提议，多勃雷宁在十月二十日同尼克松谈话时就提出了正式的建议。如果苏联不愿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讨论改善通道问题，我建议我们就抵制双边谈判的设想。苏联人只会利用这些会谈来煽动我们盟国之间的怀疑。我建议，我们当前要极力坚持这个问题只能在例行的四强会议中来讨论。

在中东问题上，苏联人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们又一次以紧急要求会谈开始。而当会谈开始的时候，正如第十章要谈到的，苏联人又抱着标准的、激进的阿拉伯立场不放，而他们一定知道这种立场是不能谈判的。几个月中，他们告诉我们说，在美国澄清其对边界的立场之前，苏联不能要求它的依附者让步；最后我们在十月二十八日澄清了我们的立场，实质上接受了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可是，两个月没有得到苏联的回答；等收到回答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提出。就苏联人而论，一九六九年，是逃避具体问题的一年。

但是，如果说苏联人拖拖拉拉的话，美国人则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一个劲儿地加紧谈判。

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作准备

一九六九年三月初，杰勒德·C·史密斯大使被任命为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首席谈判官兼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虽然他和我常常意见不一致，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任命。史密斯富于献身精神、不屈不挠、精明强干，他是那些曾在多届政府中任职、体现公职理想的能干的行政官之一。由于他偶尔现出的沉闷的姿态，很容易使人小看了他。但是他懂得在华盛顿该如何应付，他对官场那一套并不是新手。从他并没有自己的权势基础来看，他能发出的压力是使人吃惊的。他起草指示很快，他起草时能使他名义上的上级对他独立判断力的影响缩小到最小程度，同样，在解释他所不同意的指示而使指示适合他的想法方面，他也是不无技巧的。此外，他总是愉快而体面的，为一个美好的事业奋斗的战士。那个美好的事业就是军备限制；赋与他的机关的任务，就是要在我们的政府中保持裁军这个目标不让它无声无息；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从事这项工作。

我在前面已描述过那种迫使政府提出一个召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日期的压力，以及苏联人如何与这些施加压力的人的愿望相反，过了四个月还没有反应。幸而这倒反而给了我们更多的准备时间，使我们在谈判终于开始后能够在谈判中保持前后一致。

三月六日，我发了一个指示，征求人们对美国在谈判中应采取什么立场提出意见。这个调查得到的大部分答复都是攻击。二、三等的官员都是前政府的留用人员。他们选择的当然是约翰逊可能向柯西金建议的方案，如果他所向往的列宁格勒最高级会谈举行的话。官员们在一九六八年干了整个夏天才产生了一个精心准备的一致的建议。这个建议的主要优点是它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意。然而，当人们研究它的主要特点，即冻结陆基和海基战略导弹的时候，这个官僚机构的小小的胜利就失去光彩了。虽然在一九六九年苏联日益增长的陆基导弹储备开始在数量上接近我们，但俄国人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方面还远远落在我们后面。当人们把我们在洲际轰炸机（建议中没有提）方面的巨大优势加上去的时候，苏联人接受这种冻结的可能性并非必然的。

我努力让总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这在官僚机构中碰到了非凡的困难。尼克松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战略和进行谈判的渠道很感兴趣。但是各种计划的细节却使他感到麻烦，结果他就把选择方案的事交给我。然而，如果官僚机构知道这个底，纪律就将荡然无存，事情就会乱了套。因此，我在尼克松不耐烦的抗议下安排了一系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会上向眼光无神、烦躁不安的总统提出选择方案，以便让一些指示可以多少显得是在他的授权下发出的。

为了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比较井井有条地进行，我要求考虑许多选择方案，包括有限处理的方针和综合处理的方针。对这些方案进行分析时发现，除了一个方案外，所有的选择方案都使我们在战略上比根本不达成协议还要不利，这个事实证实了我们研究它们时的信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开始日期的意外拖延，使我们有机会整理一下内部。我从理查森和我建立的跨单位专门小组了解到许多事，这个小组专门系统地分析限制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战略含意、这种限制的可检查性、逃避检查的可能性和危险。几星期后我把这个任务扩大到不仅是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而且包括可能成为谈判题目的所有战略武器。我们要求中央情报局估计每一种建议中的武器限制的可检查性——我们能怎样按规定进行核查，在发现之前多少欺骗有可能进行，违反协议所引起的战略后果如何。我们要求国防部分析可能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和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执行这些措施。当第一个跨单位方案提到研究小组面前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们说，把各种谈判主张综合在一起就含糊不清了，这样要总统去挑选是不公道的。于是我们重新去找新的办法。我们分析了对每种武器进行限制的可能性。然后综合起来分析。我们把这些限制的可能分成约七个组，我们认为每一组都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些就是构成我们具体建议或修改建议的一堆现成的积木。这样，我们就能对苏联建议作出灵活反应，而不需每次在它提建议时都要我们商讨出一个新的美国立场来。结果，这项研究成了本届政府乃至历届政府对武器控制的战略上的含意和核实上的含意所作的最全面的研究。我们的谈判立场不仅要反映官方的和解态度，而且要反映对后果和目标的精心分析。

这些研究工作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在我后来通过白宫渠道同多勃雷宁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谈判的时候，它们给我提供了知识，也提供了官僚机构的支持。它使我能分辨哪些选择方案是官僚机构同意的，而且要保持会谈秘密。这样我同多勃雷宁打交道时，知道自己的根据是较为充分的。（然而，这并不能完全保护我不受那些放马后炮的人的攻击。）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次正式会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赫尔辛基开始了。当我们研究了各种各样方案而发现没有得到政府同意的时候，我感到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会议当作是探讨性的。我们不愿使苏联有机会取得宣传上的成就，也不愿提出明知对方无法接受的建议来冒失败的风险。杰勒德·史密斯支持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他担心他可能不会喜欢总统极可能将要发出的指令；他希望利用第一次会议，从苏联建议中谈出他所赞成的禁止反弹道导弹和暂时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试验来。正像在巨大的官僚机器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出于不同动机颁发了一些指令，要求初期的会谈要制订一个工作计划，并引出苏联在程序上的意见。我们要说明我们愿意讨论既限制进攻性又限制防御性武器系统。要强调可检查性。为了抑制过分的热情，代表团奉命，有关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或其他暂停的建议一律都要报告给华盛顿。

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如期开始，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结束。初期僵局出现在什么是战略武器的问题上。苏联人关于“战略”的定义是，任何能达到对方领土的武器都是战略武器，这样一来，我们在西欧前沿基地上的飞机以及我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就都包括在里面了，而他们的中程弹道导弹和以西欧为目标的中型轰炸机大机群，则通通排除在外了。这个方案还可捞到政治上的好处，它蓄意把我们的安全考虑同西欧的安全考虑分割开来，从而使西方联盟关系紧张。不用说，我们拒绝了苏联的定义。苏联人还提出了“不扩散”核武器的问题，它使我们同我们英国盟友在核问题上的合作、甚至可能同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御机构的合作都成为问题了。

苏联人特别急于要讨论的武器系统是许多专家反对讨论的武器系统——反弹道导弹，专家们说，讨论反弹道导弹将使所有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都不可能进行。特别使我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吃惊的是，苏联人对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没有兴趣。他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在我们提出时他们也没有反应。整个说来，他们的调子倒是明确的、非争论性的和严肃认真的。

十二月十八日我在华盛顿一次背景介绍会上评价会议结果时说：

在我们去赫尔辛基前，许多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去时不准备好要采取的立场，苏联人会失去对我们的信任，也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准备好详细的立场，那么苏联人会先发制人地炫耀他们的立场。

事实上，看来会上发生的奇怪的事情是，苏联进行准备工作时采取了差不多跟我们一样的方式；就是说，他们对这些问题也作了详细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个较有希望的迹象，不管会谈的下一阶段会出现什么情况。

尽管官僚机构施加了种种压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我们没有为了参加会谈而放弃任何战略计划。我们没有作单方面的让步。我们使我们的政府了解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们向苏联人说明，他们必须明确，光是宣传没有用。但是我们也保证要取得进展。我们不会把核武器简单地视为不过是另一种武器，一旦开始谈判我们就要向限制战略武器迈进，既不幻想，也不停歇，致力于安全，并且相信后代子孙一定会了解我们是抓住了一切机会来驱除核战争的幽灵的。我们并不忽视我们的防务，也不会冒落后的风险；我们从不忘记，自由的未来要依靠我们的核力量。但是核力量的增长不像历史上任何军备竞赛。它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它使军备控制成为我们不能推卸的义务。

东西方贸易

共产主义的怪事之一是，一个以经济学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而实践结果却是那么糟糕。无论什么时候，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展开竞争时，共产主义经济总是大大落后。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把西德和东德，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韩国和朝鲜，强行统一前的南越和北越加以对比，就看出市场经济比他们的共产党对手能生产更多更好的货物，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满足更多的人的需求，提供更多的职业。共产主义经济只在一个领域得分多，那就是军事力量的累积。可惜历史并没有保证那更人道、更慈善的生活方式必然获胜。那些准备节衣缩食几十年的人可能取得军事优势；那个超级大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迟早要产生在政治上的优势。这是产业民主国家不能不认真去对付的挑战。

共产党社会的经济搞得差是有许多原因的。即使有了现代计算机——它们本身就是尖端中心产业，共产主义经济在这方面是落后的——的发展，计划工作也逃不脱少数人说了算和官僚主义的影响。共产党的计划不是刺激管理人员去生产更多东西，而是刺激他们低报生产潜力，以便不致因未能完成生产定额而被揪住。共产党的行政人员总想把难得的物资囤积起来，以便不受变化莫测的计划过程的制约。不管什么原因，由于匮乏和官僚主义的过失，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就一直设法扩大同西方的贸易，以吸收现代技术和资金，这是不足为怪的。就我们说，自从四十年代后期冷战开始以后，我们一直单方面或配合盟国实行了一些限制。除了波兰和南斯拉夫外，美国法律禁止对来自共产党国家的进口给予最惠国待遇。

结果，在后来的贸易谈判中不能实行大量减税，进口要按一九三〇年的《霍利-斯穆特法令》支付很高的关税。根据一九四九年的《出口管制法》，凡是可能提高共产党国家军事和经济潜力的美国产品或技术资料的出口，都需要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很少颁发。根据所谓《法诺修正案》，禁止美国进出口银行对任何与北越进行贸易的国家（实际上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提供贷款或担保。同朝鲜、北越、古巴和（一九七一年以前的）中国进行任何金融或商业往来，都需要特别许可证。从一九五〇年开始，代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日本的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执行了一个禁止战略物资输出的共同清单，尽管不像美国的禁运那样严格。美国法律还限制到许多共产党国家去旅行。

尼克松政府是在几乎所有这些限制在国内都遭到抨击的时候上台的。自由派舆论认为这些限制都是冷战的遗风，他们认为冷战已在消失的过程中。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约翰逊总统曾宣布“狭隘的共处概念”已转入“和平打交道的广阔前景”。这表现在他在他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贸易和贷款问题实行了一系列小的松动措施。这一提议在十月十六日遭到勃列日涅夫的拒绝，他说，如果美国相信，在越南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关系能够改善的话，那美国就要在“奇怪和固执的幻想”下吃苦头——这句话使勃列日涅夫成了联系理论的创始者。

这个问题沉寂了两年。接着在一九六八年春，前总统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和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领导了一场运动，敦促取消对东西方贸易的限制。一九六八年六月和七月举行了参议院的听证会。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降低这些贸易壁垒。一九六八年的讨论只是被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总统选举盖过了很短一段时间，一九六九年初尼克松就任后就很快又激烈起来，因为一九四九年的《出口管制法》在那年六月三十日就该满期了。

一九六九年从四月到七月，听证会连续举行。唯一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放宽现有法律，而是放宽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纽约时报》在六月三日宣称，美国的贸易限制是“自招失败”。它们是“与尼克松政府的理论不符的冷战政策”，“尼克松政府的理论是，现在已经是从对抗的时代转向谈判和合作的时代的时候了”。——这倒很有助于使总统知道他自己的政策是什么。政府明显的不愿放宽《出口管制法》的态度是“费解的”。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沃尔特·蒙代尔和埃德蒙·马斯基等人的基本论点是，冷战已经过去了，把贸易和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只能导致猜疑和紧张。蒙代尔说，限制“妨碍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不妨碍东欧的发展”。马斯基指出，有些东西人家可以从我们的欧洲盟国那里买到。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搞了一个层层加码的政治判断：贸易就意味着苏联消费者和经理人有更自由的选择，更自由的选择就是更自由的社会的开端，而且更高级的苏联经济就会挖苏联意识形态的墙脚，鼓励不同政见。以政治理由来保持限制，被谴责为经济上自捆手脚、政治上徒劳无益、把牌都打到斯大林强硬路线分子手中。

我本人的看法是同我的总的态度一致的。由于苏联需要，我们不要政治代价去扩大贸易就等于是白送；苏联在经济上是帮不了我们什么忙的。我看，要求苏联在中东、柏林和东南亚这些麻烦地区实行克制来作为报酬，是不无道理的。尼克松有同样的看法，并且更有政治上的敏锐性。他的确曾向多勃雷宁提出要增加贸易来换取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忙，但他怀疑苏联人是否会上钩。如果搞不成，他就看不出接受放松立法来招致他的老选民的反对有什么意思了。相反，由于他在越南问题上正采取“软”的立场，因而要利用东西方贸易来重振他的保守派信誉。

在官僚机构里，东西方贸易问题激起了对联系论的极力反对。只有国防部一般地支持白宫的意见。国务院主张放宽限制，理由是可以改善政治气氛，这当然是同白宫认为贸易必须带来政治进展的看法截然相反的。商务部的看法是最有趣的，因为它反映了实业界很大一部分人的使人吃惊的态度。实业界领导人当然是直言不讳地反共的。他们抽象地宣扬对共产党人就是要拼命讨价还价，而且动不动就骂政府随便“让步”。但是一到做买卖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变了。在我任职期间，最热衷于主张无条件地进行东西方贸易的人，倒是在那些被列宁主义理论所不齿的资本家中间。他们热衷于自由市场，至少在自由市场能给他们的公司带来更多生意的情况下是这样。他们讨厌使经济关系服从于政治目标的各种条例和限制的机构，指责这是“政府干预”。如果苏联能在纯粹经济标准的基础上进入我们的信贷和货物市场的话，那么一切政治杠杆就都消失了。苏联官员有时以温和的态度讨好那些他们想影响的人——这是某些资本家同业公会的联欢会上不难见到的带有点如醉如痴的好伙伴关系的格调——在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的那些实业界人士的态度，也许就更加可疑了。

五月二十一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着手讨论东西方贸易问题。国会有人提出要用比较适应新情况的法律来代替即将期满的《出口管制法》，对这些建议政府必须明确表态。对已经申请的许多许可证，政府也要作决定，其中有的要求给苏联一个新卡车厂的翻砂厂提供材料；有的要求给炼油厂提供材料；有的要求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向苏联提供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谷物。会前我交给尼克松一份报告，概述了各单位的建议和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不反对而是默然同意制定一项新法律，授权总统来决定扩大贸易，但只能在政治上有补偿的情况下行使这一授权。我还建议把美国的出口管制清单订得宽大一些，以求跟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的清单一致，因为不一致只能使我们把生意丢给我们的盟国，而不影响共产党的活动。最后，我主张给炼油厂发许可证，因为建设这种厂要长时间，这可以使我们不时给以制约。我反对给翻砂厂和谷物发许可证。

尼克松不同意我的建议。在吃了苏联拒绝在越南问题上帮忙的闭门羹之后，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不同意扩大贸易会导致政治关系改善的想法。事实上恰好相反。政治关系改善了，贸易才能发展。”这也是我的信念，但是尼克松把它推进了一步。他下令政府反对一切放宽贸易的立法努力。那些具体项目呢，包括炼油厂都暂时“搁置”。我指出大家一致的意见是，除了计算机和我们现在实际上保持着垄断的关键项目之外，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限制清单跟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的清单一致起来。总统同意了。五月二十八日发出了指令。我注意使那个指令的措辞比较积极，以保持在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时扩大贸易的可能性。

这些命令刚刚发出，政府各部就开始零敲碎打地突破它。各部只是在受到严密监督时才接受违反他们意志的决定。否则的话，下级人员的解释的厚颜无耻，是可能达到惊人的程度的。这就要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来做国家安全方面的这项整顿工作了。马上我就忙得不可开交。尽管总统五月二十一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令禁止贸易开放，商务部七月间就要宣布在行政上取消向苏联和东欧输出的约三十个项目的管制。其根据是，他们认为尼克松只是裁决反对放宽立法；并不反对用行政命令放宽贸易；因此商务部就认为在现有法律范围内它有采取重大的放宽东西方贸易的自由。我制止了这一行动，但后来还不得不定期地同类似的计划反复作斗争。例如，十月间国务院和商务部要求授权向苏联出卖计算机供它同东欧通信之用；商务部长莫里·斯坦斯要求不带政治报偿地取消多达一百三十五个项目的管制。根据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我拒绝批准这些要求。

然而，我们对东欧多少乐于帮助些，但也要为政治战略服务。对那些奉行对苏联相对独立的政策的东欧国家，我们的贸易可作为胡萝卜使用。于是，当六月二十八日宣布总统将访问罗马尼亚的时候，我要求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部长委员会就可能对罗马尼亚人作出的贸易让步提出建议。在总统访问之后，白宫以一切可能采取的行政步骤积极促进对罗贸易。莫里·斯坦斯是富有想象力的，科学顾问李·杜布里奇则就技术合作提出了卓越的主张。然而，我们刚刚对罗马尼亚行动，各部就纷纷强烈要求放宽对所有东欧国家的贸易了。这就会败坏我们有选择地利用贸易来鼓励政治自治的深思熟虑的战略。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我们的观点赢得同意。

经过漫长的辩论之后，国会在十二月通过了一项法案，《一九六九年出口管制法》。放宽了旧的《出口管制法》的限制，并且宣布美国的政策是主张扩大对苏联和东欧的和平贸易的。但是它的实施，则大部分要留给总统决策。[24]过了一些时候，莫斯科开始了解，如果它希望放宽贸易，它得在国际行动上表现克制，而且还得设法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取得进展。在苏联在政治方面同我们合作之后，根据我们的战略，我们设法提供若干让步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接着，我们又突然碰到了态度的逆转。许多指责我们不该把贸易同苏联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的人，开始批评我们没有更加进取地把贸易同苏联的国内政策联系起来。于是，同样，我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东西方贸易的根本问题：如果规划得好，它就构成一套连锁关系，其累积起来的效果可能加强对苏联的进攻性的遏制；但是搞不好也可能增强苏联的实力。忽视可能性和无视危险性，同样是错误的。

东欧：尼克松的罗马尼亚之行

沿着德国中部的易北河把欧洲分成了两半，这既不符合历史传统，也不符合这些国家的愿望。苏联军队把一个完全不符合本国人民意愿的政权强加于东欧的每一个国家；在其中三个国家，红军粉碎了人民起义。甚至在一代人的专制统治之后，共产党人还不能在任何一个东欧国家里通过自由选举取得胜利。苏联设法把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分裂，开始走上了有选择的缓和的道路。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缓和必须既适用于西欧，也适用于东欧。

但是这提出了一个特别复杂、而且的确是悲剧性的问题。一九五六年，当匈牙利被残忍地镇压而我们却袖手旁观的时候，自由解放的号角声遭到了嘲弄。一九六八年，当布拉格起义被粉碎的时候，我们又一次麻木不仁。我们的罪过与其说是出卖不如说是使他们感到失望。约翰逊政府宣布了“和平打交道”的政策，谋求促进同东欧的贸易和文化关系，但是除了宣传一番聪明的理论之外并没有什么建树。我们则试行一项较有区别的政策，以鼓励东欧国家在其可能的范围内比较独立地行事。我们没有许下不能兑现的诺言，也不使用可能触发导致灾难的行动的辞藻。对那些奉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国家我们要予以鼓励，对那些由于客观需要或由于自愿选择而俯首听命于苏联路线的国家，我们则袖手旁观。有区别的缓和可以在两个方面起作用。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给予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以狂热欢迎的报道，使总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初给了我一个便条：“亨利，我认为我们可以安排更多的对东欧国家的访问，以刺激一下我们的莫斯科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些国家的人民是会以巨大的热情欢迎我们的阁员和其他人的。”

几星期后，尼克松有了更具体的想法——他该亲自去访问东欧。他建议把罗马尼亚纳入他的环球旅行之内，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个对共产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他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一九六七年在他没有任政府职务的时候，他在访问期间曾受到罗马尼亚领导非常尊重的对待，而其他东欧国家对他的待遇则恰好相反。尼克松是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种国家的。但是他的主要理由是要刺激一下苏联人，也就是他对我说的，“等到我们完成这一旅行的时候，他们就将会因为担心我们玩中国牌而发狂了。”

六月二十一日，根据尼克松的指示，我召见了罗马尼亚大使科内尔·博格丹，向他指出，总统正考虑在七月下半月观看了阿波罗二号在太平洋溅落之后，作一次环球旅行。如果总统在八月二日和三日在布加勒斯特停留的话，是否方便？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即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得到正式答复：罗马尼亚政府欢迎这个访问——尽管这不得不推迟早已定期的罗马尼亚党代会，这次党代会已邀请苏联领导参加。没有任何比这更能证明罗马尼亚对于单独向华盛顿开放和对于总统访问的重视了。

六月二十八日作了这个戏剧性的宣布。一位美国总统将第一次访问东欧一个共产党国家。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温和地说，这不是“一个反苏姿态”。总统对于他同罗马尼亚领导人的会见有着“非常愉快的回忆”，他们曾对这位作为私人进行访问的公民给予热烈的接待。“美国对于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东欧国家打交道很感兴趣……我们感觉，对主权国家进行访问之前，没有义务同苏联一道进行审查。”

很多人假定尼克松政府是无可救药地好战和反苏的，这种假定传播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访问罗马尼亚马上就被谴责为鲁莽行动。国务院有些人反对访问罗马尼亚（这是通过白宫渠道安排的），认为这是危险的挑衅；他们害怕这会破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谈判。各大报也抱同样观点。罗马尼亚之行被攻击为“捣乱”，说它可能危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没有必要地招惹苏联人的“大错”，它将没有必要地使苏联在东西方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而又没有必要地由美国给一个“残暴的共产党专制”唱赞歌。[25]

苏联人也以一种表明他们懂得这次访问的意义的姿态作出了反应，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原定要参加罗马尼亚的党代会，改期后这个计划取消了。七月三日我问博格丹他的政府是否事先向苏联作了通报。他说他不知道；然而，他认为在宣布之前不久可能已经通知他们了。他说，罗马尼亚自己作决定。

总统在八月二日到达布加勒斯特，按《纽约时报》报道，受到了“数十万挥舞旗帜的罗马尼亚人的热烈接待，这次欢迎是他这次环球旅行中受到的最盛大、最真诚友好的欢迎”。他参观了一个当地市场和一所民间舞蹈学校，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道参加了一个舞会。《纽约时报》这时才信服了，它在八月五日发表社论高呼，那热烈的欢迎显示了美国在东欧所享有的巨大善意，对于那些对侵略捷克记忆犹新的东欧人来说，总统关于和平、国家主权和和平共处的论点不是陈词滥调。

尼克松受到如此压倒一切的、盛大的接待，当然一部分是由于政府的鼓励和安排。但是，即使接待是经过组织的，它还是不寻常地显示了罗马尼亚对苏联的独立性。而且要制造一种热情、愉快、富有人情味的公开表露的场面，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很困难的。数十万人伫立在布加勒斯特街道两旁，等待看一眼总统的汽车。他们不仅沿着从飞机场出来的林荫大道，或只在总统下榻的宾馆附近待着，他们还冒着下个不停的雨，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尼克松在任何地方出现，哪怕只能看他一眼。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欢迎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所作出的热情洋溢的反应，实在是深为感人的，这个国家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现在仍然像十九世纪一样，是民主和人类自由的象征。

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的公开讲话，反映了美国政策反复重申的主题：共处的重要性，驳斥勃列日涅夫主义，我们希望通过具体谈判解决问题：

我们不认为相互争辩有什么价值，也不认为虚幻的欣快感有什么价值。我们谋求缓和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缓和的气氛。

总之，我们不是谋求霸权的和平；不是谋求人为的整齐划一的和平；而是谋求所有国家的合法权利都得到尊重、所有国家都得到保护的和平。

同样明显的是，东欧各国领导人，并不像我们的盟友，害怕苏美牺牲他们的利益进行交易。这并不是我们的政策；总统的这次访问——以及他后来进行的对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前所未有的访问——是最好的说明。

结论

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的革新之一是以总统的名义提出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我在过渡期曾在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这样办。它可以作为总统外交政策的思想大纲、情况报告和行动日程。它可以同时指导我们的官僚机构，并且把我们的想法告知外国政府。

这个主意是按照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创始的年度《国防形势声明》的模样提出的，可它却制造了一大批问题。首先是，国务院要维护专有利益，尽管事实上在共和国整个历史上国务院从来没有想到发表这样的报告。这就引起了现在罗杰斯和我两人间成了习惯的拔河比赛，在这一比赛中，宽厚地说，我们两人在年度报告问题上的表现都不比其他问题上的表现更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国务院都着手准备草稿，但都互相瞒着对方。我和我的副手们有接近总统和了解更多总统的观点的优越条件。国务院由于在起草工作中要讨好那个庞大笨拙的机构中每一个官僚衙门的欢心，因而使自己处于更困难的地位；由于每一主管官员都坚持报告中要提到他所负责的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使得国务院的草稿既没有思想锐利的特点，也没有能突出重点。

尼克松采用那已成为典型的办法，解决了这场争论。他一直等到罗杰斯出国访问非洲，才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都可以发表报告，但是总统的要比国务院的至少先一个月发表。这就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总统报告的工作以猛烈的推动。我的忙得精疲力尽的副手们既要对付我对他们草稿的修改，又要对付来自官僚机构的反对意见。一九七一年部门间的争论达到了高潮，那时，国务院反对关于对濒于灭绝危险的生物物种要实行国际保护的一句话；我们的草稿不过从文字角度提到，这类生物是适于国际合作的课题，因为它们的迁徙是不遵循国界的，不能完全靠国家行动来保护。国务院从来都是细心的，它建议要把那句话改成只说“有些”这样的生物不遵循国界移动。我没有接受这一改动，冒了得罪某些“爱国者”的风险。

总统年度报告一旦确定，就会产生一些关于外交政策的最深思熟虑的政府声明。使我们伤心的是，我们想提出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和表达一个哲学思想，可是这个基本目标始终没有达到。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媒体还是只报道关于越南问题的部分，找热门新闻，找信任差距，而把其他部分当作没有新闻价值而弃之不顾。一九七三年我们碰到另一个问题。报告在五月初发表了，这是在与中国和与苏联举行了最高级会谈和越南谈判高潮一年之后；我们在事前几周选定的报告发表的日期，是在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后四天。无论如何，总统报告是起了有益的作用的。它们对官僚机构具有粗浅的指导意义。它们非常坦率。在把微妙的变化传达给外国政府方面，它们尤为宝贵。正如我在本书各章里将指出的，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的转变，在防务政策、中东问题和其他地区的问题上的变化，往往是在总统的年度报告里预示出来的。

总统的第一个报告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发表，它温和地说：“我们同苏联的全面关系仍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在越南问题上，苏联人“在巴黎没有对北越人施加有益的影响”，而且由于它对北越的军火供应而“对战争的继续负有严重的责任”，这都是“有损于和平事业的”。在中东问题上，报告说，“我还没有看到苏联一方表现出实际和建设性的灵活性，而这是获得顺利成果所需要的”；甚至还有，报告指出，“有证据……说明苏联在这整个地区谋求的地位，将更加可能导致大国竞争”。（这一点在一九七〇年中东两次危机中将得到证明。）

这些判断反映了苏联在一九六九年无所作为的现实。但是，不知不觉地，已经有了缓慢前进的开端。任何大国的外交决策，都是在官僚机构、国内和国际的压力的复杂格局中形成的；而苏联的官僚机构和政策程序则尤为曲折。一九六九年苏联人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美国政府作斗争，这一向是苏联领导人要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的问题，而我们呢，又在改变一些程序。举例说，就广泛的问题同时进行谈判，这不仅对苏联的行政程序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会使它感到很伤脑筋。虽然它的机构是庞大的，却只有最上层的很少几个人能够作出决策。他们的命令又通过不灵便的指挥线慢慢传开。决定往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做出，而且由于决定使最高领导的威信担有风险，因而只有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改变决定。不但如此，一九六九年同中国的冲突又肯定占去了苏联领导人大部分注意力。三月间和夏天中苏边界上严重的军事冲突，引起了一场大的宣传战，可能还有严重的政策辩论，以及后来边界谈判的开始。

然而，一九六九年苏联无所作为的最深刻的原因无疑是，现实情况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鼓励，或给予足够的惩戒，使得它非做出决策不可。在越南问题上，苏联人所说的他们愿意帮助我们解决战争的说法可能是有相当诚意的，因为他们知道这阻碍着美苏关系。但是，对他们的盟友施加压力这一困难决定，则是决不能说一说就算定了的。的确，只要美苏关系所冒的风险仍然是假设性的，只要印度支那问题解决所得到的好处是猜测性的，莫斯科所能采取的最少受到反对的方针就是拖延。换句话说，现实情况没有刺激苏联作出决策。他们对我们的求助避不作答，却没有受到惩罚。而当时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升级，我们倒是认真对待了，虽然回头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在我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重读了有关文件，我对苏联声明中的模棱两可和审慎的腔调感到吃惊。他们贬低战争升级，说是“解决不了问题”，说是“加剧国际紧张形势”，更一般的说法是“危险的”。苏联人甚至没有一次近乎暗示一场威胁。有一次多勃雷宁指出，如果我们恢复约翰逊总统在一九六八年停止的对河内和海防的轰炸，几年前撤出的中国的一些工兵营可能重新回到越南，那将增加中国在河内的影响。我说，“如果你们受得了，我们也受得了”；多勃雷宁默然。

回忆起来很明显，只有我们使苏联的重要利益受到明显具体的危险时，才会刺激苏联人对他们在河内的偏执狂门徒施加压力。积极的诱导是有用的，但是只有伴之以施加压力才会奏效，单是诱导就会使苏联感到它在共产党世界的处境太难堪，而加以拒绝。一九七二年我们终于得到了苏联帮助，那就恰恰是通过这种压力和鼓励相结合而达到的。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北越复活节攻势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准备面对这一发展在国内外引起的后果。

如果说惩罚对苏联领导来说是不明确的话，那么得到报酬也是不明确的。总统反复说，一旦越南问题得到解决，中东问题的谈判就会加速进行；我也支持他的说法。但是我们没有能明确地答复五月十四日多勃雷宁向我提出的问题，他问道：“如果战争解决了，你们打算怎样改善关系呢？”我所能作的最好的回答是召开最高级会谈和改善贸易的一般性许诺。在中东问题上，我们的利益是与莫斯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我们的战略目标终归是要减少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而苏联的战略目标是增加或至少保持它的影响。我们也不准备拿这个中东利益来换取越南问题的解决。

无疑美国的国内政局也助长了苏联的拖延倾向。初期担心尼克松会进行大规模重新武装，很快这种担心就被另外一种认识所压倒，即在国会日益增长的反对下，政府很可能会维持现有的防务预算。新的军事计划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有的只以极微弱的多数通过；一旦授权通过了，执行中也不断被削减，经费年年在减少。所有的压力都朝着一个方向，就是要求“调整重点”，不要防务优先。而且，要美国的盟友支持在越南问题上高度冒险的政策，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苏联人就没有什么理由变得那么愿意漏底了。

但是，一九六九年初在我们对美苏关系可能过于乐观的时候，我们开始以我们在别的领域的行动——显示联系论的正确性方面——为最终取得进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制定了导致中东反向联盟的战略。我们开始决定性地转向中国。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方针，使苏联的帮助在三年中可有可无，后来在一九七二年终于实现了。我们加强了联盟关系。通过动乱和紧张，我们使苏联人了解，如果说我们的风格是庄重的，那么我们的政策是严肃认真、深思熟虑的，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是敢作敢为的。

一九六九年底，我送给总统一份苏联政策的分析。这份分析是我在副手哈尔·索南费尔特和比尔·海兰的帮助下准备的。分析一开始就驳斥了说苏联的政策一定是按照一个总计划制定的这种看法：

有人总是试图把苏联的各种行动归之于一个大的计划中。克里姆林宫学更加秘传的商标，往往是把每一桩每一件行动都看作是精心谱写的管弦乐总谱的一部分，在这个总谱里各种事件不可抗拒地一直发展到大终曲。

经验证明，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也是很少的。从古巴导弹危机，经过阿以战争，到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政策中有大量即席演奏的因素。

我怀疑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克里姆林宫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但是苏联的行动似乎是对一些具体情况的反应。有些分析家看出，中苏会谈和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所作所为之间有密切的策略联系。把美国拴在漫长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这样苏联人就可以利用因此而造成的苏美勾结反对中国的这一表象。这一理论的主要问题是，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与中国的情况并无关系，而苏中会谈的恶化可能很容易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得到解释。苏联人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不承担义务，主要是跟我们一样要摸摸底，也想判定我们在国内压力下所做让步的程度以及对我们军事计划单方面裁减到什么程度。中国人向我们伸出了触角，作为对苏联军事压力的反应。因此，如果说苏联人是想用他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行动来刺激中国人的话，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达到目的了，但是结果可能并不是苏联人所希望的，事实上，它可能加速了中国人同我们的接触。在欧洲，苏联人不是采取和解路线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国，而是在与威利·勃兰特新政府的初步会谈中拼命讨价还价——主要是因为西欧明显渴望缓和，似乎提供了通过不妥协而捞到廉价好处的机会。

我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总之，看来并没有那么一条单一的线把苏联政策贯串起来。”

在这条贯串的线能够形成之前，苏联领导人曾经在同一时间进行多方试探。只是在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的一些激烈对抗中我们进行了抵制之后，我们的关系才转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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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讲英语，我没有因为他带口音而取笑他。

[2] V·I·列宁著《列宁选集》（纽约：国际出版社，一九四三年版），第九卷，第二四二页、第二六七页，见纳旦·雷蒂斯所著《布尔什维主义研究》一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四七页。

[3]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二月，《当代苏联报纸文摘》，第八卷（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第十一至十二页。

[4] 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见《真理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载文。

[5] 列宁著《列宁选集》第十卷，第一一九页，见雷蒂斯《布尔什维主义研究》一书第四九五页。

[6] 迈克尔·T·弗洛宁斯基著《世界革命和苏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一九三三年），第二一六页。

[7] 《古拉格群岛》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现在常被用于指代政治迫害集中营的同义语。——译注

[8] 《纽约时报》，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9] 萨姆纳·韦尔斯著《决策的时候》（克利夫兰和纽约：世界出版公司，一九四四年），第四〇六页。

[10] 艾夫里尔·哈里曼著《同苏联和平相处》（纽约，一九五九年），第一六八页。

[11] 《为什么我们对共产党国家区别对待》，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的演说（见国务院公报，L字第一二九〇号，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第三九三页）。

[12] 罗伯特·E·舍伍德著《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一段亲密的历史》（纽约：哈帕尔和布罗斯公司，一九四八年），第八七〇页。

[13] 见马克斯·弗兰克尔《我们在胜利之后走向何处？》，见《报道者》，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页。

[14] 麦克米伦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的闭幕词，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六日，《一九五五年国际事务文献》援引（牛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一九五八年），第七三至七七页。

[15] 《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克米特·戈登版，《国家的议程》（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六八年），第六〇九页。

[16] 《选择的必要性》（纽约：哈帕尔和布罗斯公司，一九六一年），第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17] 厨房辩论，指一九五九年夏天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一场辩论。当时，美国展览会在索科尼基公园举行。赫鲁晓夫由首次访问莫斯科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陪同参观。有几十名记者、官员和保卫人员跟随。他们开始辩论两大对立制度的优劣。后来在一组住宅模型的厨房里争吵起来。——译注

[18]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和平和权力》，《会战》，第三十一卷，第五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第十三页。

[19] 马歇尔·D·舒尔曼著《苏美竞争的未来》，见《苏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两国和多国》，双字第六六号（伦敦：战略研究所，一九七〇年三月），第十页。

[20] 参议员艾伯特·戈尔在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援引克利福德的演说，《反弹道导弹体系在战略和外交政策上的含意，国际组织和裁军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九十一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六五页。

[21] 公元前二七九年，古希腊国王皮洛士以极大牺牲大败罗马军队，皮洛士的胜利是指付极大代价而得到的胜利。——译注

[22] 美苏关于越南问题的这些讨论详见第八章。

[23] 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上的军事交火详见第六章。

[24]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总统并没有得到给予苏联和东欧最惠国待遇的权力。尽管如果我们要求这种授权的话，我们可能得到它。后来有几年，当我们要求这种授权的时候，这个问题老纠缠着我们，而国会的态度则同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25] 参见斯蒂芬·S·罗森菲尔德著《尼克松的旅行计划可能影响会谈》，见《华盛顿邮报》，一九六九年七月六日；詹姆斯·赖斯顿：《尼克松总统可以避免的大错》，见《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及《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