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草拟好了宣布我一九七一年七月的秘密中国之行的公告以后，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在经过二十年痛苦的孤立状态之后，一位美国使者踏上了北京这块神秘的土地；而且总统阁下很快也会接踵而至。这是突然而令人感到惊异的。但是，在这个高潮背后，双方都进行了长达三十个月的耐心而周到的准备。双方都小心谨慎地互相试探，以便一旦受到挫折时，不致显得面上不光彩；双方都探步前进，以便一旦事情张扬开来，不会使神经过敏的盟国感到难堪，或者给那些不愿事情顺利发展的人提供新的战略机会。

甚至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原来，我们并没有想到和解是可能的，我们深信中国人是狂热而怀有敌意的。虽然最初我们没有找到实现和解的道路，但是，尼克松和我都深信打开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的重要性。

事态的发展给了我们以帮助。但是，我怀疑，如果换上任何其他总统，以同样的坚定性是否能使这种和解发生。尼克松对于推动事物前进具有特殊的本能。他对策略问题和一些细枝末节的变化不感兴趣；过多地讨论执行细节也使他伤脑筋。一旦他确定了政策方向，他几乎总是要我来贯彻他的战略并和官僚机构周旋。虽然我自己也作出了同尼克松相同的判断，而且其中许多行动方案也是我设计的，可是我没有那种政治实力或官场神通来作根本性的政策转变。尼克松深谙机会的重要性，而且他抓住机会不放。从右的方面说，他有政治基础，这使他不致被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弱”。他的行政风格有助于采取政策所需要的秘密而隐蔽的策略。如果说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提供各种选择方案的制度有任何兴趣的话，那只是因为它向他提供了他所不信任的一个官僚机构的各种意见，并且向他提供了掩盖他自己的目的的机会。

我们两个人的看法有出入。尼克松认为，打开通向中国的路可能提供机会，来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提供短期的帮助，对这种机会他比我多少看得大些；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一政策对国际关系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尼克松倾向于认为，结束八亿中国人的孤立，就消除了对和平的一个巨大威胁。而我认为，一个奉行积极外交政策的中国，将使我们需要有更高的外交技巧，以便在将会引发和改变一切国际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情况下，来确定我国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些分歧是基于同样的基本判断的，即如果能够同苏联和中国都发展关系，这种三角关系将为我们维护和平提供巨大战略机会。我们各自得出了这一相同的认识。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的《外交季刊》上，尼克松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写道：

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但是，在追求这个长远目标时，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汲取历史教训，我们就会犯灾难性的错误……

因此，从短期来说，意味着要奉行一个坚决克制、不予鼓励和创造性地施加反压力的政策，目的在使北京明白，只有接受国际文明的基本准则，才会得到它自己的利益。从长期来说，这意味着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社会中来，是作为一个伟大而进步的国家回来，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回来。

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即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尼克松在对一家杂志的谈话中重申：“我们必须不要忘掉中国，我们必须经常寻找机会同它对话，就像同苏联对话一样……我们不仅要注视着变化，而且必须设法促成变化。”[1]

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没有详细论述过中国。一九六一年，我曾写到中苏分裂的可能性。我说，“绝对不能忽视”这种前景，如果它发生了，“我们就要加以利用”。但是，我们自己无法促进这种分裂，我们也不能把政策建立在这种期望上。[2]（事实上，现在我们知道，那时分裂已经发生。）我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三个月前写成的关于越南谈判的文章中，曾经论述说：“根据苏联的理论，莫斯科为了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结构，有权进行干涉，这使得中苏战争至少成为可以想象的，因为莫斯科对北京的指责，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就是甚至比对布拉格的指责更激烈。”我认为，对河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是迫使河内走向解决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即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我曾同纳尔逊·洛克菲勒共同起草一篇关于美苏关系的演说稿。演说中有一段预示后来要采取的政策说：“我们将必须学会富有想象地同几个互相竞争的共产党国家中心打交道……我愿开始同共产党中国对话。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中，当我们增加对他们两家的选择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改善了分别同他们和解的可能性。”

我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自我对处理外交政策的总的态度，我们对可能的敌对者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对他们两者的选择比起他们彼此之间的选择余地总要大得多。如果我们能使我们的外交摆脱二十年的重复，每个共产党超级大国都会更愿意建设性地同我们打交道。

虽然有许多学者促请重新与中国接近，但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并未得到广泛支持，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敦促为改善关系而改善关系，为此，美国应该作出让步。举例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批著名学者，在政府上任前的过渡时期曾经向尼克松递交一份对华政策备忘录。他们主张以逐步废除我们同台湾的联系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这种办法来接近中国。他们的备忘录没有提到——我也记不起有任何其他中国问题专家在那时候提到过——在对苏方面为我们提供的地缘政治机会，即没有提到中国可能不经美国让步而愿意靠拢我们，因为他们需要美国来抗衡苏联。

但是，不管这一切重新接近的设想如何合理，必须说，在新政府上任的时候，都不过是空洞的理论。二十年实际上存在的孤立状态和思想敌对，由于朝鲜战争而加剧了。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中国的士兵激烈地互相拼杀。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开始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领事级官员的双边谈判，于一九五五年提高为大使级，后来移到华沙举行。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就互相遣返一些国民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情况也就止于此。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八年，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四次会议，遣返协议是唯一的具体成就。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推迟了华沙谈判，建议在美国总统选举后十一月份的两个日期来举行谈判。北京广播电台说，“目前时期没有什么事情可谈”。最初的轻微模糊的变化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在一九五六年波兰和匈牙利大动乱的时候，中国人曾企图充当调停者，而这一次他们的反应却是明确地谴责苏联。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把对捷克的入侵称作“苏修叛徒集团”的“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它谴责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理论”。因为就其字面意义说，勃列日涅夫主义同样适用于中国，就像其适用于任何东欧国家一样；实际上，鉴于中国对苏联领导集团的毫不掩饰的敌对情绪，甚至更适用。

因此，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入侵捷克三个月和美国选举刚刚结束之后，北京建议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同美国举行另一次华沙会谈。在提出这一建议时，中国严守其古老的传统，即决不显得中国需要外国人的合作，因而采取了一种进攻的腔调，要求美国参加一项“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

毫无疑问，苏联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关心所在。中苏敌对有许多根源。那开始时密切的联盟国的关系，很快就显得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最初还被掩盖起来。中国曾经扬言，不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的一种理论，这意味着北京在思想上比莫斯科更纯洁，双方对这一点思想上就有分歧。两个大国之间还有民族敌对以及越来越大的互不信任。在五十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拒绝同中国实行核合作；中国则加强了思想上的攻击作为报复。一九五九年，苏联撤退了一切技术顾问，并停止了一切经济援助。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一切教导，两个共产党领导人集团之间个人的互相嫌恶发展了。中国人重新提出了渊源已久的不满，要求归还据说在俄国几个世纪的扩张中被沙皇攫去的大片西伯利亚土地。

到一九六九年，政治冲突开始采取不祥的军事方式。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之前，中苏边境上大体保持着军事均势，双方的军力都比较少。在新疆的对面，苏联人数多一些；在“满州”，中国在人数上占优势。当然，苏联部队在质量和后勤方面一贯占优势。边境事件在一九五九年左右开始发生，此后即不断增加。可是，在好几年内双方都没有大规模增加部队。后来，从一九六六年初，苏联开始从东欧把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战斗部队调往远东。可以发射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也出现了。使北京更加不安的是，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这项条约容许苏联在蒙古驻扎军队和设置基地。苏联在中国边境部署的军队，一九六四年为十二个不满员的师，到一九七〇年则增加到了四十个现代化的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约翰逊政府在总统当选人尼克松的支持下，接受了中国关于恢复华沙谈判的建议。（那时我还未被任命为尼克松的助理。）

最初的信号

追溯一切成功的政策，看来都有其预兆。领导人都爱谈他们所致力的工作的预兆，把计划归之于通常在开始时的一连串即兴动作。对中国的新的政策也不例外。新政府有着重新开始的大体意向。但是，坦白地说，如何重新开始，它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设想，而且它还必须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更不用说尼克松一向在保守的“中国帮”得到的支持，这个“中国帮”从来没有原谅过所谓出卖了蒋介石的杜鲁门和艾奇逊。

北京的领导人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看来，在入侵捷克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向美国靠拢。但是，他所治理的国家刚刚脱离了文化大革命。毛企图以这种不同寻常的震动来避免共产党国家走向官僚化和停滞的那种致命倾向，其办法是从最高级施以不断的革命动荡——这确是历史上少有的事例之一，即一个国家的首脑故意打乱他自己的机构作为一种教育方法。下述事实说明了这种动乱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一九六九年，中国在国外只有一位大使（他就是黄华，驻节开罗，后来任驻联合国大使，其后又任外交部部长）。

尼克松政府采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就是我们对某些事无为而治。约翰逊政府曾经用以北京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幽灵作为进行越南战争的主要理由。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约翰逊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时曾经说，“河内的统治者受到北平的唆使”[3]；越南的斗争是“一个更广泛的侵略目标的组成部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认为北京是侵略的鼓动者，北京和河内是勾结在一起的。与此相反，尼克松政府从一开始就从未明说、甚至暗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有反华动机；我们不同意这种分析；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敌人。

在最初几个月，充满着各种矛盾的倾向。尼克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含糊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愤怒的孤立”这一词组使人回忆起他在一九六七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没有得到反应。中国人没有被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

在就职典礼之后的第二天，新华通信社指责尼克松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选定的新“代理人”，以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据新华社说，尼克松的低调演说和就职时在华盛顿发生的反对他的示威，表明美帝国主义“已深深陷入危机之中”，面临着“垂死挣扎”。《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七日发表文章，幸灾乐祸地说，美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末日”。文章嘲笑道：“走投无路的尼克松竟说到了未来……快要进坟墓的人用幻想中的天堂来安慰自己，这反映了一种接近死亡的阶级的自我陶醉和绝望挣扎。”

尼克松的就职演说本来可以更具有政治家风度些，可是，中国人却不乏更尖酸刻薄的作者。

在最初的日子里，尼克松确是有些自相矛盾。在就职五天之后，尼克松给我和罗杰斯一封信，对我们驻欧洲一个国家的大使未能阻止那个国家承认北京表示不满。他说，这个大使是个“灾星”；要求我们马上“撤掉他”。在尼克松一月二十七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不是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他在大量叙述了中国的敌对行动之后说，在即将举行的华沙会谈中，中国将有机会来证明它是否已改变了态度。“可是，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认为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任何改变。”

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以不甚明确的方式改变了态度，我们就会接受。形式上说，这同以前各届政府所作的宣布并无实质差别。这同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苏联、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不扩散核条约时所用的更加和解的语气，也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对于多疑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必然看来像是可怕的共管。而且他们已经在为另一个事件而烦恼了。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前三天，由于发生了一个外交事件，二月六日，中国提出了抗议。二月十八日，他们取消了预定二月二十日举行的华沙会谈。为了不被中国占上风，尼克松在他三月四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美重新接近的前景进一步浇了冷水。他说：“展望一下前面的道路，我们可能想同赤色中国取得较好的谅解。但是，我们是非常现实的。鉴于赤色中国中断了计划中的范围非常有限的华沙会谈，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对在当前情况下在这方面取得任何突破抱很大乐观。”

二月一日，尼克松为了一则报道——该报道谈到某个东欧人士对中美可能进行接触感到关切——给我写了个备忘录，说：

在你一月三十一日的报告中，我注意到来自（东欧）人士的引人感兴趣的评论。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原文如此］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试探应该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可是，在同你的朋友接触中，务必特别设法使这一点为该……人士所知。我将继续来传播这一想法。

备忘录的确没有要求我对中国人做任何事情；它只是嘱咐我可以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正在试探对中国的靠拢行动。而且，我不是要向中国的朋友，而是要向东欧人传播这种想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苏联人感到不安，而且几乎肯定——按照尼克松的设想——会激发他们帮助我们结束越南战争。

我利用尼克松的备忘录进行一次政策审查，二月五日，我召开了一次各机构间的联席会议研究对华政策，要求有关部门和机构研究下述问题：

一、美国同共产党中国和中华民国关系的现状；

二、中国共产主义对亚洲的威胁和意图的性质；

三、美国和其他有关大国对华政策的相互关系；

四、改变美国对华态度的方案及其代价和风险。

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尼克松访问巴黎时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中国问题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尼克松没有要求提供任何特别的帮助；的确还是戴高乐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尼克松看来是持怀疑态度的。戴高乐以特有的高度概括的措辞强调了中国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全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它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会有好处。尼克松回答说，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这种行动将会在亚洲其他地区产生不安定的影响；但是长期说，比如十年，我们将会同中国有更多的往来，特别是它开始在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之后。尼克松的这种间接回答是一个确实的迹象，即他愿意使自己保留选择的余地。愿意等待十年和一旦有机会就采取行动，这二者并不矛盾。最多这不过反映了一个现实：新政府并没有明确的计划。

因此，三月十四日，我们的言论看来又回到反华方向去了。在宣布我们的“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时，总统概述了与约翰逊政府一九六七年的“哨兵”反弹道导弹计划的主要理论相同的反华意图。两届政府的理由都是一样的：看来取得某种保护以防较小的核国家的意外袭击或蓄意进攻是明智的，而不要企图建立一个防御苏联的庞大民防体系，因为这将会引起武器控制问题和预算问题。尼克松的声明说：“中国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批准这一计划，就会使得在七十年代发生中国的核进攻时，或者来自任何其他方面的意外进攻时，把美国遭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中国人看来问题更严重的是，尼克松进而暗示，在遏制中国方面，苏联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他说：“我可以想象，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意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潜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之下。因此，我认为，哪一国也不会赞同放弃这整个计划，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威胁存在期间。”不出所料，新华社通信于三月十六日谴责这一反弹道导弹决定是美国“同苏修勾结，共同保持对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核威胁、核讹诈”。

这样，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三月，中美关系看来实质上冻结在同二十年来一样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视状态中。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但还不是一个战略。当这种想法遇到机会的时候，政策就形成了。这个机会发生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从那时起，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乌苏里江的冲突

在东北亚最边远的地区，乌苏里江划分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四千英里的边界。如果从符拉迪沃斯托克[4]往东北偏北划一条直线到哈巴罗夫斯克[5]，乌苏里江大部分就在这条线上。在这条江上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二百五十英里的一个荒凉的地方，有一个小岛，俄语叫达曼斯基岛，中国人叫珍宝岛。这个小岛面积约三分之一平方英里，上面矮树丛生，荒无人烟。这个岛略为靠近乌苏里江的中国一岸；江两岸多为沼泽地，很少居民。除了来自两岸的季节性的渔民和打柴的人外，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唯一的人就是苏、中两国的边境哨兵，守卫着他们各自的江岸。就这个岛来说，边界从来没有确定过。一些时候以来，中国人说界线应该沿江中心划分，这样，该岛就应该是中国的。而苏联人则认为，历史边界使整个乌苏里江河床都在苏联控制之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充分说明，双方为什么如此重视处在一个荒凉不毛之地的没有人烟的小岛。

根据苏联报纸的说法，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早晨，岛上的三百名中国部队用机枪伏击俄国的一支边境巡逻队，在二十分钟的战斗中，打死二十三人，伤十四人。苏联随后派遣了增援部队，在到达时也受到伏击。其后，双方都撤离了该岛。[6]

苏联立即大量宣扬了这一冲突。这种作法是前所未有的。看来这是第一次，两个国家都报道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或者宣布了死伤人数。双方互提抗议照会，进行宣传指责。中国人说，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军队十六次“入侵”珍宝岛，其中有八次发生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和二月；他们还列举了一长串苏联入侵乌苏里江其他有争议的岛屿的事件，以及刁难和污辱中国渔民、边防哨兵和当地居民的事件。约有一万名中国人三月三日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冲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据报道，三月七日，十万名苏联示威者攻击了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打碎了橱窗，向大使馆投掷了墨水瓶。接着四天，示威扩大到了苏联其他十八个城市。苏联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三月八日报道说，苏联驻远东部队已处于戒备状态。在苏联外交部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展示了据说是被中国人杀死和残害的苏联士兵的照片，苏联还播发了关于边境冲突的专题电视节目。中国的报纸在三月四日宣布：“打倒新沙皇！”北京电台报道，四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

在华盛顿，我们仍然主要关心着越南问题，而不能对我们不了解其根源、而且其意义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看清楚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我是赞同建立三角关系的，然而，尼克松和我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心狠手辣的外交倒使我们考虑起我们的机会来了。三月十一日，感情激动的多勃雷宁大使向我提出了乌苏里江事件。我甚至问都没有问到这件事，可是，他却坚持要向我叙述所谓中国犯下的血淋淋暴行，并加以详细说明。当我试图改变一下谈话主题，指出这是中苏之间的问题时，多勃雷宁感情激动地坚持说，中国问题是牵涉到大家的问题。我平静地听着，想了很多，但没有发表意见。当天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统。尼克松很感兴趣，并且说，往往有些意料不到的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建议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巨大的战略机会。尼克松同意，乌苏里江事件一定震动了中国人。

三月十五日晨，在达曼斯基（即珍宝岛）又发生了第二次边境冲突。同三月二日的冲突相比，这一次双方都有所准备。战斗持续的时间更长，伤亡更多。苏联加强了巡逻，一支巡逻队于三月十四日夜间在岛上建立了营地，可能是要设一个陷阱。重大的战斗爆发了，而且持续了九个小时才停下来；战斗中使用了坦克、装甲车、大炮和反坦克火箭。双方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虽然看来中国人继续占有着这个岛）。[7]

这些事件的根源——谁在开始时做了些什么——可能永远弄不清楚。但是，中国人说他们是回击苏联一连串的入侵，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居于劣势者通常不会去进行无端的进攻而自招失败。正像我曾经提到过的，两年之后，周恩来说，苏联故意挑起事端，以转移人们对他们未能阻止西德在西柏林举行联邦总统选举一事的注意。不管冲突的真实原因如何，共产党外交官都明白，我们不会忽视这些冲突。据报道，三月中，苏联在布达佩斯要华沙条约有关国家谴责中国是乌苏里江事件中的进攻者。他们还呼吁华沙条约的每一个盟国向中苏边境地区派遣“象征性的军事部队”。罗马尼亚人阻止了这两个行动。

在我们参加巴黎会谈的新代表三月二十二日同北越人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会谈中，春水自动出人意料地咆哮说，美国想利用苏联和中国的分歧，这决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他声称，越南人将依靠自己。不论在华盛顿或在巴黎，美国都没有提出这类问题（虽然我在《外交季刊》发表的文章中曾作过推测）。但是春水坚持认为，尽管争论已持续将近十年，莫斯科和北京多年来都在援助北越；他毫不怀疑它们将继续这样做。

三月二十八日，在一项要求重新研究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限制的指令中，我特别要求重新研究我国对“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禁运。

四月三日，多勃雷宁返任。他曾读到关于我正领导审查对华政策的新闻报道（大概就是二月五日关于研究对华政策的指令）。关于这一点，他希望知道更多一些情况。虽然我们还没有同中国人建立任何来往，我还是给了他一个含糊其词的回答，暗示重建接触的选择已摆在我们面前。多勃雷宁提出，现在还有时间由两个超级大国来指导事态的发展，但是，不久它们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力量了。他还说，对许多苏联人来说，看来台湾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使尽全副本领，装作莫测高深的样子。我未作回答。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雅各布·比姆把尼克松总统的一封信交给了柯西金总理，信中谈及美苏关系的许多问题；故意没有谈中国。可是，我们指示比姆口头说明，我们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当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是能够加以利用的。苏联接受了这一点。五月二十七日，外长葛罗米柯召见比姆，递交了柯西金的复信。葛罗米柯还口头说明，苏联也不会利用我们同中国之间的麻烦，而且，总的说来，美苏关系应该建立在“长远考虑的”基础上。

仍然非常模糊的三角关系，已经初露端倪了。

在这同时，中国并没有静止不动。四月一日，林彪——很快就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政治报告说：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它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尽管报告的调子好战，但是是使人感兴趣的，而且确是逗人的、充满寓意的。报告强调，除非中国首先受到进攻，它就不会发动进攻，这样，就减轻了我们对中国会干涉印度支那的担心。报告指出，苏联和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同等的威胁，这就满足了实现三角外交的先决条件之一，即美国不应该被视为主要的敌人。

四月二十九日，我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党代会的概况的报告。代表大会似乎反映了中国在内政、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政治权力等问题上继续存在着斗争。对外政策看来也是同样不稳定的，但是，中国人首先关心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危险似乎正在增长。我告诉尼克松说：

政策方向尚未确定……报告重申了支持东南亚、印度和以色列的阶级斗争，但是未予强调。

贬低美国只是走走形式。

报告提到，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讨论边界问题的一项紧急要求，但是，他透露中国正在考虑是否进行边界谈判……

公开言论中一点也没有表明中国人担心马上会同美国或者苏联发生战争。

谈到越南时是敷衍塞责的，中国人也没有同意朝鲜在最近的紧张关系中采取的立场[8]。

……代表大会没有对任何一个政府说句好话，而只对一个党——阿尔巴尼亚党说了些好话。道义上对其他共产党持严厉的态度和公开表示希望推翻非共产党邻国，这两种作法结合起来，看来只会赢得两方面的敌视。

不管我的分析有什么长远的意义，其中提到毛继续为整顿教育政策而斗争的部分，引起了尼克松固有的报复心理的反应。他在边上写道：“亨（利）·基（辛格）：注意毛（也）对教育机构进行斗争。”

在党代表大会在北京继续进行的同时，四月十六至十七日在中苏边境又爆发了战斗，这次战斗发生在往西二千五百英里的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边界上。四月二十五日，那里又发生一次战斗，五月二日，又有另一次。四月二十六日，苏联公开向中国提出了建议，恢复边境河流通航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这种会议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中断了。五月八日，苏联报纸透露，苏联军队在中国边境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五月九日，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在纪念对德作战胜利二十四周年的命令中，把中国、美国和西德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

中国人显然感到了热度的上升，于五月十一日接受了苏联关于恢复河流通航谈判的建议。但是，在五月十二、十五、二十五和二十八日，沿阿穆尔河[9]又爆发了战斗；而且，五月二十日和六月十日，在新疆边境又发生了冲突。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我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平。最初，我也同意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更好战的国家。但是，我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此后，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可是，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我们来说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问题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会打破世界上的心理平衡；这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势头，以致出现无法阻挡的严酷局面。但是，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的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机会在于，中国可能愿意重新进入外交舞台，这就要求它缓和以前对美国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我们在亚洲的许多朋友的威胁可能会减轻，同时，由于激起苏联对其漫长亚洲边界的关心，也会减轻欧洲受到的压力。但是，为了弄清楚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同中国领导人建立某种联系。如果我们行动太快，或者太张扬——在“文化大革命”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中国人就可能拒绝这种行动。如果我们行动太迟缓，又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怀疑这是苏美勾结，这可能驱使他们只好同莫斯科作现实的交易。我们考虑后认为，对苏联来说，我们选择中国可能有助于使苏联实行克制；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不要操之过急而刺激它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而在国内，我们必须克服长期来形成的心理状态，即不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就是把它看成只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受伤害的国家。

在这一阶段，我主要关心的是要弄清楚政府中在提出些什么问题。根据我二月五日的指示，产生了一份由有关机构联署的关于中国的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小组五月十五日讨论了这个文件。文件对于一般性的中美双边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台湾问题，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贸易和旅行问题，以及各种裁军计划；会议还讨论了我们在亚洲的相反的利益；所有这些讨论都是空对空的。没有谈到中苏紧张关系的全球含义和在三角关系中我们可能获得的机会。在我看来，会上似乎过分强调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所谓好斗，我在会上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我认为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联署文件认为，美国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心理目标，即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使中国人的思想从好斗变为和解。这种看法无视了中国在力量均衡中的作用。一个周围都是弱小国家的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不管谁在统治它，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我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哪些是由于它的面积和局势引起的？哪些是它的领导引起的？我们想从中国得到些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合理地影响中国的决策？我们怎样看待中苏关系的演变？我们能起多大影响？我们应该倾向哪一边？我还询问大多数克里姆林宫学家，我们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会不会破坏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

六月八日，苏联恢复了他们的外交攻势。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谴责了毛，并且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他没有细说，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只能是针对中国的。六月下旬，苏联驻西欧各国大使展开了配合一致的行动，“揭露”中国对他们驻在国政府的政策，阻挠西欧各国承认北京。苏联还设法扩大它同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联系；甚至向台湾伸出了触角。在这个阻挠中国打破孤立状态的努力的运动中，苏联外交官暗示，为了利于孤立中国，苏联准备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我把这些越来越多的迹象汇集起来向总统提出了报告：

我相信，这确实表明，苏联领导人越来越被中国问题所困扰了……它至少显示苏联在处理东西方问题上可能变得更灵活些……因此，苏联的关心最后可能归结为这样一点：如果他们在其遏制中国的政策中企图使我们恪守中立，即使不是使我们积极合作的话，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对我们有利。

总统在边上加了热情的评语，如：“这正是我们的目标。”他建议我们“巧妙地鼓励”所有被苏联敦促不要与北京建立关系的国家去建立关系（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在他就职典礼后五天他还抱怨过我们驻欧洲的大使）。

我们现在要加倍努力同北京建立联系。六月二十六日，总统给我一封信，说明我们应该鼓励长期以来关心中国问题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鼓励他贯彻他的弄张签证去访问中国的计划。我把总统的指示推进了一步，敦促布赖斯·哈洛——当时他负责国会同白宫的关系——鼓励曼斯菲尔德把他的主动行动公开化。但是，还需要有一个更明确的姿态。修改我们对华贸易禁运的时机到来了。这种实际的改变并没有多大重要性，但是其象征意义却非常广泛。为实行这种微小的步骤而需要进行的绞尽脑汁的讨论，是衡量我们已经走了多长的道路的尺度。在三月二十八日对贸易禁运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之后宣布了决定，我们决定把对华贸易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处理。六月二十六日，我签署了一项给有关单位的指示：“总统决定，在广泛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修改我们的某些对华贸易管制。”由能干的埃利奥特·理查森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部长级委员会，被要求就如何实行总统的决定提出详细的建议。

最初，我们以为任何实际的执行都必须等到国会可望在九月通过经过修正的《出口管制法》之后。可是，理查森和我很快就认识到，如果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赶不上亚洲的事态发展，这种事态发展看来正在走向高潮。我向尼克松指出，六月二十六日的指示确有漏洞，可能触发一场可能冲淡对中国的有利影响的国内辩论。当时还有美苏关系问题。我们料想，不管在什么时候宣布开始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如果在这同时我们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我们就会招致美苏关系鼓吹者的指责，指责这是给苏联脸上一巴掌，而且我们还可能被指责为阻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同样，如果在尼克松当时将要进行的罗马尼亚（中国的一个朋友）之行回来之后宣布这一决定，那么，罗马尼亚之行就会被认为具有“过于明显的反苏意义”。

理查森和我最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一百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二、取消不让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令；三、允许向中国出口谷物。总统同意了前两项，但是在保守派参议员的建议下否决了第三点。在我们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可能破坏这个周密制订的计划的微不足道的意外事件。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驾驶的一只游艇在香港海面倾覆，他们乘救生艇漂到了中国领海，被中国人俘获。我和理查森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掀起反美运动。可是，中国保持沉默。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即在总统就要出国作环球旅行的时候，国务院作了一个低调的、就事论事的宣布，即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人民共和国的旅行。这一宣布没有要求对等。中国人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因而未作正式反应。七月二十四日，中国人释放了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周恩来也知道如何采取不对等的行动。北京理解了。

这时候，尼克松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他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为中国人留下一张名片。他开始传播这种信息，我们准备开始同北京来往。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他告诉两国领导人说，我们完全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这是间接要中国人放心，同时也是一个警告，说明我们将反对苏联把影响扩展到东南亚。正像他向泰国总理指出的：“谈不上［美苏］共同统治的问题。”

尼克松对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说话更自由些，因为他知道他们都对中国很友好。八月一日，尼克松在拉合尔对叶海亚总统说，他个人认为——他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看来尼克松似乎认为，如果他暗示他是不顾他的下属的建议而行事的，就会提高他在外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的确，他的下属如果知道他所干的事，一定会反对他的。至于这些习惯于等级制的领导人如何看这种自白，则要等他们自己将来的回忆录来说明了。）他强调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要求叶海亚把他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在这一天晚些时候，叶海亚安排在拉合尔的国宾馆，由不久前访华归来的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向我介绍情况。阿里·汗认为，中国国内的动乱正在结束，中国很快就会设法结束自我实行的外交孤立状态。他还用同我们当时那些几乎是失掉理智的狂热理论家中间广泛流行的陈词滥调完全不同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领导人。他认为他们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

接着两天，即八月二日和三日，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又向齐奥塞斯库总统重提他的话题。他再次强调反对亚安体系，理由是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尼克松说，中国在二十五年内将有十亿人口。如果把它孤立起来，可能变为一个爆炸性力量。我们的政策是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良好关系。他希望罗马尼亚同意充当通向中国的渠道。齐奥塞斯库表示，他愿意充当信使，他答应向中国人转达我们的看法，并把中国人的反应告诉我们。

同我们的预期相反，罗马尼亚渠道后来证明是条单行道。我们曾想，中国人可能宁愿通过共产党中间人同我们打交道。事实上，他们过于小心翼翼，以至不愿通过他们，可能是担心即使像罗马尼亚这样一个极力维护独立的国家，也可能受到苏联的渗透。

回到华盛顿后，我召见了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要巴基斯坦起作用，并建立一条可靠的渠道。希拉利出身于巴基斯坦的名门望族，长期担任公职，很能干。他的兄弟那时是驻华大使，后来出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常务首脑；希拉利的妹妹——在一个冷漠的社会里最初鼓吹女权的人——在五十年代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希拉利是一个精细的、思虑周到的人。我要求他向叶海亚总统重申，我们认为尼克松的信息只能在最高一级上转达给中国人；在这同时，巴基斯坦可以在随便什么时候碰到很自然的场合出现时，以低调的方式转达我们的态度。我告诉希拉利，尼克松只把他和我之间的渠道作为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进一步讨论的唯一可靠的接触点。希拉利提出，叶海亚将待不久后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把尼克松的详细观点告诉他。

八月八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一篇重要演说，宣布我们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他说：

当然，我们认识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事实。我们也知道，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定不会是在它的领导人继续持这样一种内向的世界观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就在几天之前，我们放宽了美国旅客购买他们的货物的政策，并且正在批准去中国旅行的签证。我们的目的是消除我们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并帮助大陆上的中国人记起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友谊。

这样，八月底，我们就以单方面的步骤，通过中间人以及公开的声明与中国通了信息。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一系列临时的决定采取的。并没有在内阁一级正式讨论过对华政策。在八月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没有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之前，我对政府内部在应该如何根据我们的对苏关系来运用我们的对华关系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不同观点，作了分析，并报告了总统。一种观点（我们可以叫它亲斯拉夫立场）争论说，苏联非常担心美中勾结，因此，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会使苏美合作成为不可能。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把改善对苏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为此，不应该设法增加同北京的接触。另一种相反的观点（一种现实政治观）争论说，苏联可能更愿意和解一些，如果他们担心不然我们就会寻求同北京接近。这一派力促我们扩大同中国的联系以制衡苏联。第三派“亲华派”争论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应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尽可能采取行动增加苏联的不安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美中关系的根本改变应根据其他考虑来进行。

毫不奇怪，我是站在现实政治派一边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什么决定也没有作。但是，总统以他的革命性的理论（我非常具有同感）使他的内阁同僚大吃一惊，他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大事。总统心里所以考虑到中苏战争，其原因是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引起了我们严重的不安。它还加强了我们这样的信念，即越来越迫切需要建立联系了。

关于战争的传言

八月八日，也就是罗杰斯发表堪培拉演说的同一天，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六月份开始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会谈，签订了改善边境河流通航的议定书。这远没有缓和紧张关系，看来反而促进了它们。几天以后，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边境上爆发了流血战斗。八月十四日，《真理报》报道哈萨克斯坦进行民防准备；八月十五日，新华社指责苏联进行战争准备，并且提醒中国人民也要作好战争准备。

关系紧张的信号越来越多，八月十八日，国务院的一名中级官员、苏联问题专家威廉·斯蒂尔曼同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官员共进午餐。这个苏联官员突如其来地询问，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我对这一点给予了充分严肃的看待，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圣克利门蒂召开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计划和危机处理小组委员会的会议。我要求他们拟定一个在中苏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拟出的计划不够完善，我又指定我手下的人成立一个小组来进行更好的研究。一个完善的计划在一九七〇年初出笼了，这个计划冷静而严酷地分析了我们防止战争爆发或者影响战争结果的可能性，这一点将在第十八章中加以论述。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八月十四日会议上表示的我们不能听任中国被摧毁这一信念，已经不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这个大动乱发生，尼克松和我将不得不在政府中——而且可能是全国——对我们认为支持中国是战略上的需要这一观点得不到什么支持的情况下，来面对这种局面。

八月底，中苏宣传战明显地加剧了。八月二十八日，《真理报》警告中国不要再进行武装挑衅，并且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真理报》还预兆不祥地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公开命令，号召人们再次加强备战，包括加速在城市中建设地道。八月下旬，我们侦察到苏联空军在远东的一次停飞待命。这样一种行动将使所有飞机都同时进入高度准备状态，它往往是一次可能的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在一场紧张的心理对峙中发出的严酷警告。停飞待命在整个九月份都继续保持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三十周年纪念日，两个著名的苏联将军对北京磨刀霍霍。九月一日，苏联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特维·查哈罗夫在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追述了苏联在二十五天内摧毁日军七百万人的进攻。总参谋部高级军事学院院长斯·波·伊凡诺夫将军九月二日在《红星报》上发表的文章发出了同样的论调。

因此，我们把我们的态度表示得更明确些，表明我们对苏联的这些威胁不会漠不关心。八月二十七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为一批外交记者举行的介绍背景的午餐会上，发表了讲话，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10]。九月五日，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在纽约举行的会议发表讲话说：

谈到共产党中国，不断改善我们的关系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我们不打算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来谋求我们自己的好处。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可是，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关注，这种争论的不断升级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破坏。

对于美国来说，这样公开地关注对这样一个国家的威胁，这是又一个革命性的步骤。因为二十年来，它一直对这个国家采取敌视态度，而且在新政府上台后与之没有任何来往。

没有立即引起反响。九月十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漫不经心地对一位美国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现在的敌视态度继续下去，一次军事较量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同一天，苏联的塔斯社指责中国从一九六九年六月到八月中旬，蓄意侵犯苏联边境四百八十八次，并且挑起武装冲突，参加的有二千五百名中国人。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总理和周恩来总理举行戏剧性会晤时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柯西金和周恩来曾分别前往河内吊唁胡志明的逝世。柯西金是经过印度而不是取道中国这条近得多的道路飞赴河内的，而且在周恩来到达之前就离开了。这一事实反映了他们两国关系的紧张。塔斯社曾报道柯西金离开河内回莫斯科。他飞到了苏联中亚城市杜尚别。这时，他的飞机突然改变了航程，取道一条从河内出发最远的道路飞向北京。他在北京机场同周的简短会晤是四年半内两国间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

很多人以为，意义重大的事件都会及时通知到高级官员。但不幸的是，官方的消息几乎总是无例外地要通过官僚机构检查的障碍，或者需要写一个提要，把事态发展置于某人的观点之下。而有一种情况并不是不经常发生的——经常到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情绪波动——那就是，甚至总统也是从报纸上才得知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柯西金和周的会晤就是如此。使我尴尬的是，在总统从《华盛顿明星报》上读到这一消息之前，我竟然没有能向他提供一些看法。他召见了我，并询问我的看法。我告诉他说，初步看来，关于会见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是“兄弟般的”，这意味着有严重分歧。我揣测，中国人可能还邀请柯西金路过一下北京，因为他们认为使“温度降低一些”符合中国的利益。总统考虑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关于这次会晤的起因，有各种各样可能的解释。柯西金飞机的改变航向，可能是说明他的北京之行是由于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的邀请。另一方面，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允许他离开机场，以及苏联先宣布了这次会晤，又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不管是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者是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清楚的：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九月十六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一篇预兆不祥的文章，证明了我的分析。经常放出试探气球的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托·路易斯——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发言人——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中苏战争的可能性，他暗示，如果这场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路易斯提到了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他还宣称，有一个反毛的地下电台正在中国广播，这证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产生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将会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路易斯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我们不能无视苏联对中国的进攻。这会打破世界的力量平衡；会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苏联正在实现它的统治。但是，美国直接作出反应不会得到我国舆论的支持，而且可能加速我们想要防止的事情的到来。

九月二十九日，我把到当时为止的前一个月来苏联的活动报告了总统，并且促请他，我们要作出更多的反应。我说：

我关心我们对这些试探的反应。苏联人对他们的对华政策可能还不十分确定，而我们的反应可能影响他们的打算。其次，苏联人可能利用我们来在中国和世界上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正在秘密咨商，而且很可能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处之泰然……我认为，我们应该表明，我们没有玩弄这些策略……

在总统还没有来得及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之前，新华社在十月七日突然宣布，中国同意在副外长一级重开同苏联的边界谈判。中国在一项和解性的声明里重申它愿意和平解决；它否认它要求归还十九世纪被沙皇俄国强占去的领土。第二天，中国公布了一项共有五点的建议，要求彼此从争议地区撤退军队。十月二十日，边界谈判在北京复会，由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乔冠华进行。

在我看来，中国在心理对峙中后退了。我写报告给总统说，我认为中国态度的变化可能有两个因素：越来越担心苏联的进攻和可能重新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控制着外交政策。但是，我不认为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程序性的协议是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的。在尼克松的批准下，我建议同埃利奥特·理查森共同探讨对中国采取某些新的行动。尼克松同意了。

正在这个时刻——并不使人惊异，巴基斯坦渠道突然开始出现了生机。十月十日，过去曾在拉合尔向我介绍过情况的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到访白宫我的办公室。他说，叶海亚已向中国人转达了关于我们愿意改善关系的大体信息，但是，现在他需要有些更具体的东西以便在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转达给他。我把几天前同埃利奥特·理查森共同拟定的一个步骤告诉了谢尔·阿里。自从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奉命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象征我们对“中华民国”防务承担的义务。事实上，这两艘驱逐舰不是该岛防务的一部分；它们的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理查森和我得到总统的同意，取消了常设的巡逻；而代之以由其他美国军舰每月轮流巡逻十五次，以表明我们继续对台湾的防务承担着义务。叶海亚总统可以把这一决定秘密地转达给共产党中国的大使。可是，他应该保证，中国不会误解；我们对台湾防务承担的基本义务并没有变，这只不过是一种消除刺激因素的姿态。我告诉谢尔·阿里说，一旦总统决定有某些更具体的事情要告诉中国人时，我将与希拉利大使接触。我把这些事报告了尼克松，他在我的报告结束的地方批道：“基——也要打开贸易可能性。”由于谢尔·阿里已经离开华盛顿，并且由于我不愿给人以求之过急的印象，我决定把这件事留待下一个回合。

十月二十日，多勃雷宁大使在同尼克松的谈话中，在转达了苏联愿意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同时，还正式警告不得企图利用中苏紧张关系谋利。尼克松告诉他说，我们的对华政策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同时，我们也不打算比苏联更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敌人。我们期望加速贸易，交流人员，以至最终建立外交关系。在这次谈话之后，我把我的估计向尼克松写了报告：

苏联人再次道出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怀疑，怀疑我们为了向他们施加压力，而正在试图与中国拉关系。他们“事先”警告我们，任何这种想法都会导致严重的失算，而且会妨碍美苏关系的改善。你已经回答了这一点，我认为，给苏联过多的保证是没有好处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改变我们的对华政策。

我们没有改变。在确知我们的意思已经得到理解之后，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受权发出国务院建议的另一个信号，即把我们结束驱逐舰巡逻的决定透露给香港的中国官员。

这样，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至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七〇年六月，至少有十次美国驻国外的官员在外交场合下同中国官员搭了话。这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以前，只要中国人一知道他所遇到的是美国人，他们就总是马上中断接触。在这些场合中，至少有四次是中国官员主动接触的。于是，接触开始超出社交性的闲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国驻香港的副总领事从一位可靠的中间人那里，听到了一位共产党官员的“个人”意见，即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切分歧得花长时间去解决，而在一九七三年之前，可以先建立某种形式的关系。

我们自己采取了一次主动行动。九月九日，在战争谣诼盛传的时候，我们驻波兰的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对总统作了一次例行的礼节性拜会。我于一九五九年同斯托塞尔相识，当时他作为一个研究员在哈佛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职。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外事官员之一——有专业知识，勤于思考，办事周密谨慎。当我们在等待见尼克松的时候，我请斯托塞尔在有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都参加的下一次社交场合，同后者进行接触，告诉他我们准备进行认真的会谈[11]。

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到了十二月三日，斯托塞尔终于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展览会上，碰上了中国临时代办雷阳。当斯托塞尔向雷阳走去的时候，后者后退，下了一段楼梯。斯托塞尔追踪而至，并通过雷的波兰语译员向雷转达了他的信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斯托塞尔的接触并不是他个人特殊的行动，我们要国务院发言人在下次例行的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斯托塞尔和雷交谈了几句。多年之后，周恩来告诉我说，我们差一点使这位尊贵的代办得了心脏病，雷阳完全没有得到指示如何应付这种意外情况，他躲开斯托塞尔，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他。

可是，周恩来知道。十二月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了自从二月十六日因为其游艇误入中国广东省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12]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斯托塞尔大使被邀请去中国大使馆——这是自从共产党人在中国接管政权以来在所有中美接触中第一次发出的这种邀请，这使我们大吃一惊。斯托塞尔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大使馆；中国人告诉他说，这种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可能是为了免得使苏联情报人员漏掉这一机会）。斯托塞尔真的从正门进去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他的中国对手，正像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第二天宣布的那样。斯托塞尔建议恢复华沙会谈；没有谈到其他问题。双方同意，月内再会见一次。

斯托塞尔的这次接触是正规的国务院机构第一次参与实行对华外交。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他们的助手和一些高级研究人员，对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中所完成的各种研究作了重大贡献，他们能干地制订了放宽贸易限制的各种计划。但是，国务院作为一个机构，并没有参与全面的战略，而且也没有办多少外交。现在，它的官僚机构却活跃起来了，不是致力于分析研究而是抓谈判，看着各种研究报告来而复去，它不愿就各种方案展开争论；可是却拼命在对驻外使节发指示。他们深信，发电报就会使政策得到最有效的执行。考虑到大多数谈判都要求能较快作出反应，因此，把外来者（例如总统，或者甚至国务卿）的干预保持在最小限度是会有更多好处的。

华沙会谈在国务院引起了各种各样潜在的反应，首先听到的是那些专门研究美苏关系的人的反应。这些人深信超级核大国掌握着和平与战争的钥匙，他们要求把这种关系可能遭到的风险保持在最小限度；他们看不见重新接近中国会得到的好处。相反，他们认为，三角关系将会打乱在他们政策范围里的一切预见性。这些人认为，改善对华关系可能实际上会改善对苏关系的这种看法，不是荒唐就是乱来[13]。这批人精神上的领导人是国务院最卓越的苏联问题专家，有才学而忠诚的前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早在六月间，汤普森和他的一个同样卓越的同事查尔斯·波伦在听说我们打算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时，就主动拜会了总统，勇敢地提醒总统不要“利用”中国反苏，说这不会有什么好处，而只会给美苏关系和世界和平造成不幸后果。当然，我们并未预见到事情会有如此严重，以至是“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反对苏联；我们只想能鼓舞双方都改善同我们的关系。尼克松按典型的老一套行事——当着他们的面，表示理解他们的意见；而当他们一离开房间，就马上讥笑他所认为的外交机构里的不可救药的没主见的家伙。

在得知华沙会谈很快就要恢复之后，卢埃林·汤普森要求向多勃雷宁通报我们（与中国）的一切接触。罗杰斯把这个建议转告了我，并且说他不同意这个建议，但是，希望“总统能有机会加以考虑”。我表示强烈反对。由于苏联人从来不向我们通报他们同中国人或其他国家接触的情况，我认为没有理由给它以单方面的礼貌或无代价的保证。我还认为没有必要给俄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可以向北京夸耀说我们向他们通报了（我们同北京接触的情况），从而从一开始就增加中国人的怀疑。尼克松同意我的意见。十二月十二日，我告诉罗杰斯说：“总统……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得向多勃雷宁通报会谈的情况或会谈的内容。如果多勃雷宁问到，我们可以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会谈只涉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而没有其他。总统关心的是，下级机关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不要越出这样一个限度。”

不幸的是，官僚机器的另一个分支也在加班工作。国务院通过一个奇妙的交换系统在行使着它的职权，经过这个系统，国务院的各种下属机关以及外国政府被或多或少地自动告知了重要的事态发展。这样做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确保重要官员了解可能同他们履行职责有关的事件；制造一种参与其中的感觉；使神经过敏的盟国放心；有些时候——在一个情报就是权势的职业中——制造一种互相交换情报的义务。困难之处在于，这些很好的准则也往往从属于虚荣心或官场威望的极为短浅的考虑，而且又得如此经常地执行，以至高级官员们感到很难加以控制。在几天之内，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国务院把华沙会谈的情况通知了我们驻东京、台北和莫斯科的大使馆和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等国的政府不是在事前就是在事后得到了斯托塞尔会晤情况的通报。一方面每个人都得到警告不得公开发表意见，另一方面这样一则非常津津有味的消息的传播，一定会扩展到整个外交界。当我向总统谈到已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叹息地说：“我们将使这个婴儿胎死腹中。”对华外交被逐步置于白宫的控制之下，其主要原因就是难以控制一个巨大的官僚式的传递机器。

十二月十九日，我们采取了另一个主动行动。在《联邦记录》上发表的一篇低调声明里，宣布了进一步放宽贸易限制：取消只准旅游者最多购买一百美元货物的规定；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生意；改由政府来鉴定什么样的艺术品是中国制造的，从而放宽艺术品的进口。

突然之间，一切渠道好像都出现了生机。十二月十七日，罗马尼亚第一副外长乔治·马科维斯库会见了我，说明了中国对尼克松同齐奥塞斯库的谈话的反应。中国人非常有礼貌地听取了谈话；他们说他们有兴趣同西方实行关系正常化；当前，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要转达。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说明了两点：它愿意进行接触，但是不一定通过罗马尼亚这个渠道。两天之后，阿迦·希拉利大使转来了巴基斯坦渠道的最新消息。他要说的多得多。宣读了一封亲笔信——为保密起见，巴基斯坦渠道的一切信息都是用这种方式来传递的——希拉利报告说，叶海亚已把我们愿意改善关系和决定不再让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这两件事都告诉了中国大使。中国大使最初反应很冷淡，并对美国的动机进行攻击，但是，几天之后——显然是从北京得到了指示——作了一个较和解的答复。他表达了北京对巴基斯坦所起作用和所作努力的谢意。希拉利说，中国人在十二月六日释放两名美国游艇乘客是对我们的主动行动作出的具体反应。

总统为使对话继续，就美-巴关系向叶海亚写了一封长信。在谈到中国时，尼克松写道：“你知道我愿意设法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最好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但是我决不放弃它。”当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把这封信转交给希拉利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叶海亚的另一封信，他在信中向我们通报了他的“印象”（用外交辞令说，就是来自一位高级中国官员的不具名的信息），即中国人愿意没有先决条件地恢复华沙会谈。很明显，中国人赋予巴基斯坦渠道以特殊的价值。在中苏关系中，巴基斯坦的地位比罗马尼亚简单。

三角政治

因此，到了一九六九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三角关系了。我们不认为我们打开通向中国的路就一定是反苏。我们的目的是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我们没有理由把我们同主要的共产党国家的接触局限于苏联。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要赎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它并不是要勾结起来反对苏联，而是给我们以均等的地位用来从事建设性的目的——使两个共产党大国都能同我们保持较好的关系。这样一种均衡可以保证大国之间的稳定，甚至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终于实现合作。

十二月十八日，在东厅举行的一次年终记者招待会上，我试图说明我们对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总的方针：“我们一向都表明，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我在讲话中赞扬了使我们的对苏关系得以发展的那种求实风格，而不再出现意气用事的宣传，而后者正是以前交往中的特点。我们愿意进行严肃的谈判。我们愿意进行仔细的准备，但是我们坚持这必须是相互的。我们准备同苏联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谈，但是我们要求这种会谈一定要取得相当的进展，而不是为举行最高级会谈而举行最高级会谈，我用更带哲学性的腔调谈了中国，因为我们还要走更长得多的道路来复活两国的关系：

中国人民显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现有文明的地区里，他们有着最悠久而未曾间断过的一套统治记录；其次，八亿人民代表着人类的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样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不管他们的政策是好是坏，都将决定和平和进步的可能性。而且不管我们要做些什么，都是这样。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一个紧迫的大问题是避免出现动乱的话，如果说今后二十年的一个大问题是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和平的话，那么，单单是无视八亿人民这一件事，在我们看来就不可能建立和平，而这种和平与我们所说的避免危机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我们对他们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作用。

他们将根据他们的概念和需要来作出他们的决定。但是，他们的行动可以受到我们行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准备同他们进行对话。

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同多勃雷宁有一次私下的年终回顾。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他将会提出中国问题，我写出了我的答复请总统批准，总统同意了。我写道：

我将重申

1.我们不接受这种意见，即长期敌对是美中关系不可改变的法则；

2.我们的政策目的不是反苏；

3.在中苏争端中，我们不站在任何一方。

我没有料错，多勃雷宁果然再次提出了中国问题，问我们做了些什么，中国有什么反应。我避开了他的问题，只提出了我准备好的一般性保证。

到了一九六九年底，甚至当中国通过恢复关于边界争端的时断时续的对话来抵挡一阵苏联时，它也已作出要与美国接触的决定。

一九七〇年初，中国同意举行另一次非正式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斯托塞尔要提出正式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会晤定于一月八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为准备这次会晤，同国务院发生了又一次小的争吵。总统和我都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告诉中国人，不论是在亚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美国都不会同苏联实行共同统治。我们想要中国人直接听到到那时为止我们只是通过第三方对他们所说的话。那时还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美国外交官没有能够重述总统和我通过中间人再三说过的话，我们就会破坏我们的秘密渠道的信誉。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反对这一点，他争辩说，在专门讨论程序问题的会议上，我们应该避开实质问题。这种反对无疑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不满白宫的干预，在东亚问题专家中存在这样的看法，在对苏关系中没有必要掺杂地缘政治的考虑；还有一种可能是，在那些习惯于把中国看成主要威胁的专职人员中，对打开通向中国的路仍持谨慎态度，再不就是对麦卡锡时代那些主张对共产党中国采取大胆步骤的人所受到的严酷迫害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终于，一月八日的华沙会晤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国代表乘坐一辆悬挂着中国国旗的高级轿车招摇过市地到达美国大使馆。程序问题顺利解决。双方同意恢复两国大使间在华沙的正式和定期会晤。总统关于不谋求联合统治的信息也传递了过去，双方都避免争论（虽然中国新闻界还在继续向公众报道尼克松政府的罪恶）。中国人接受了轮流在两国大使馆举行会晤的原则。下次会晤定于一月二十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雷阳建议会晤应予宣布。

这样，在总统就职后一年的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之间将要进行两年来的第一次具体对话。但是，这些对话不同于在这之前举行的一百三十四次会晤。它们经过了历时数月互通信息的耐心准备，开始是间接地、后来就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愿意使我们的关系作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前面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我们终于到达了山脚下，从而使我们能够再用十八个月的时间越过山去。

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时刻。除了三角外交可以带来的好处之外，还有其他一个理由是越南。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恼。春水在三月二十二日的爆发生动地表明河内对其两个主要盟国之间的不和上升非常敏感。中苏冲突使河内的境况变得困难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有一个实际的原因是，苏联给予它的军事援助，很多都要经过中国大陆由火车运输，因此，需要中苏之间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合作。河内可能意识到中苏的不和会给我们提供回旋的余地，像在一九七二年发生的那样。而且，有助于弥合我们国内分裂的任何主动行动，还会剥夺掉河内手中的重要资产之一。

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在国内的影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越南问题的苦恼看来已使人们对于执行一项创造性政策的可能性陷于绝望，使人们对卷入国外事务产生了厌恶情绪，而且在某些人中产生了自暴自弃心理。以合乎人情的条件戏剧性地结束同这个伟大民族的隔绝，以及这件事对全世界和平前景的含意，将会像是吹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并且重新使人认识到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所能够完成的事情。在一场意见纷纭的战争中这样做还会向我们自己以及别人证明，我们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能够大胆而有技巧地采取行动，以促进我们的目标和一切仰赖我们的人们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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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第四六页。

[2] 《选择的必要性》（纽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一九六一年），第二〇二页。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我写的关于欧洲问题的书里，我认为戴高乐总统把中国视为一个必要的制约苏联的力量这一概念，有某些值得赞许之处，虽然我又倾向于认为，对美国的“全球责任”来说，中国是一个客观的问题。《麻烦的伙伴关系》（纽约，麦克格鲁-希尔出版公司，一九六五年），第五九至六〇页。

[3] 北平是中国国民党人对北京的叫法，这种叫法又是一种大不敬。

[4] 即海参崴。——译注

[5] 即伯力。——译注

[6] 我们所知道的在乌苏里江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根据双方发表的声明。托马斯·罗宾逊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由朗德公司出版的《中苏边界争端：背景、演变和一九六九年三月的冲突》一书（RM-6171-PR），对这些说明作了分析。还可参考内维尔·马克斯维尔所著《中国对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战斗的说明》一文，见《中国季刊》第五十六期（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七三〇页。

[7] 马克斯维尔著《中国对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战斗的说明》，第七三一页。

[8] 指朝鲜击落美国一架EC-121侦察机的事件。见第十一章。

[9] 即黑龙江。——译注

[10] 见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华盛顿明星报》。该报认为，由于它没有被邀请参加午餐会，因此，它可以不受约束而破坏介绍“背景”的规则。

[11] 后来证明，“文化大革命”召回了这位大使；在华沙的最高级官员是临时代办。

[12] 这是同在本章所叙述的七月插曲无关的另一件事。

[13] 这一点在国务院九月间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小组的报告中表露如下：苏联可能真的会容忍美国同北京和好，可是这种和好只会在美苏关系中引进刺激因素。不但如此，如果中美关系真的得到了重大改善，苏联就很可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强硬的方针。要预见中美关系改善的好处在哪一点上会被美苏关系的紧张所抵销是不可能的。但这一临界点几乎肯定是存在的，这一事实就使我们在采取行动改善对华关系时要多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