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务与战略平衡

在整个历史上，各国的政治影响大体上是跟它们的军事力量相关联的。尽管各国在其制度的道义价值和威望上各不相同，外交技巧可以增加而决不能替代军事实力。说到底，软弱总是招引侵略；虚弱无力的结果是放弃政策。有些较小的国家短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只有在国际均势的安全范围以内行动时才能起这样的作用。力量均势，这个在美国政治著作中备受诽谤的概念——使用时很少不在它前面加上“过时的”这个轻蔑的字眼——实际上是和平的前提。当然，计算力量只是政策的开端，不可能是它唯一的目的。事实仍然是，如果没有实力，那么就连最高尚的目的也有受人摆布的危险。

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需要学习的艰难的一课。在两大洋的保护下，一个多世纪来我们深信，我们不必讲战略问题。在大国中间，只有我们设想，我们可以凭纯洁的动机得胜；我们对世界的影响似乎跟自己的实力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在孤立与愤然卷入之间摇摆，而不管是孤立还是卷入，我们都是从道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甚至我们的军事努力也有抽象的特色，我们更多地注重后勤而不是地缘政治。在我国的历次战争中，我们一般地是用资源的力量而不是用果敢大胆或战略概念来拖垮敌人。

到六十年代后期，我们再次受到撤退的诱惑。一场拖延不决的战争引起的苦闷，使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在全世界管得太多而引起的。原来针对越南战争的批评，很快扩大到我国全部军事计划和义务。明达的舆论曾经支持我国在战后一个世代里开明地卷入世界事务，可是这时似乎急剧地转过来反对了。

这样，我国和其他自由国家人民就有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的危险。欧洲和日本的政治稳定，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演变，将取决于美国是否拥有跟它目标相适应的力量，以及人家是否认为它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利益和朋友的利益。如果越南战争销蚀了我们愿意用军事实力来支持自由国家人民安全的意志，那么无法计算的千百万人就要陷入危险。

技术，连同以前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正在改变着战略平衡的性质，不幸，正在这种时刻，我们国内的痛苦也最为剧烈。在整个战后时期，苏联在常规地面部队方面享有巨大的优势。但是，苏联的军事能力有两个缺陷：苏联力量能够达到的地方，相对地说来是不远的；它实际上被限制在与苏联毗连的地区内。而美国战略核力量的优势是压倒性的。苏联不敢贸然发挥它的局部优势，因为它害怕碰到美国的核优势。苏联尽管偶尔也吓唬一下，但是它从来没有使用它巨大的常规力量来对付同美国结盟的国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我们时代一件可笑的事情就是，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苏联只对它自己的盟国才大举使用了红军（一九五三年在东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九年在中苏边境）。

但是，到六十年代后期，战略核均势趋向于相等。这本来应该改变我们战后全部的战略设想。不幸，正当在我们全国应当集中讨论这种新形势的含意的时刻，我们所有的防务计划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这些计划受到诋毁，说是过分了；说责任在于鲁莽的领导人；还批评这些计划助长了危机和冲突。

六十年代当政的政府有意识地决定接受战略武器的均等，它们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接受均等，也就加速了均等。在六十年代，美国自动停造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我们没有建造另外的战略轰炸机的计划。当时决定维持一支由一千零五十四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六百五十六枚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和约四百架B-52轰炸机组成的战略力量。我们是在我们的战略力量远远超过苏联的时候确定这些最高限额的。但是，苏联部分地是由于它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受到的屈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全面扩大军事力量。即使这种情况变得很明显的时候，这些最高限额也没有予以改变。

按美国人的说法，古巴危机被认为是美国的一个伟大胜利。的确是这样。但是美苏两国政府从这里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美国政策方面，这种胜利造成了对军备控制和缓和的追求，《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就是例证；并且决定一旦我们的导弹达到了一定的数目，我们就停止制造。相形之下，在苏联，赫鲁晓夫在古巴遭受的屈辱是他两年后倒台的一个原因。苏联对古巴事件的反应体现于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对约翰·麦克洛伊所说的一句尖刻的话：“你们美国人永远无法再对我们干这种事了！”[1]这是一九六二年年底说的，当时这两位老资格的美苏外交家正在谈判从古巴撤走苏联武器的细节问题。苏联随即倾全力实施一项坚决的、系统的长期计划，扩充所有各种军事力量——导弹和轰炸机、坦克、潜水艇和战斗机，提高其工艺质量，使其射程达到全球。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机因此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可不是出于某些美国人得意洋洋地设想的原因。

在古巴对峙事件后三年，即一九六五年，苏联的战略武器库内，有大约二百二十枚洲际弹道导弹和一百多枚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到一九六八年，数目增加到将近八百六十枚洲际弹道导弹和一百二十多枚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到一九七一年，苏联人赶上了我们——而且他们继续制造。我们对他们计划作出的估计，结果总是偏低。杰出的分析员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令人信服地表明，六十年代流行的看法——即说五角大楼夸大了苏联的计划来争取更多的拨款——恰恰与实际情况相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美国计划人员一贯低估苏联实力的增强。[2]苏联的计划总是处于我们所作各种估计的最高水平——不是被说成是“极其可能”的事，而是作为“最坏的情况”提出来的。苏联人不是像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一旦达到同我们相等就停下来，而是继续制造——直到一九七二年由于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才停住，于是他们转而大力提高质量。

美国人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对苏联加强实力的反应是双重的。我们作出过一个决定要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但是这个决定是惊醒过来的国会迫使约翰逊政府作出而留给尼克松实施的。在进攻方面，我们的前任不是使导弹数目与苏联的相当，而是决定研制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弹头，来增加我们现有的每一枚导弹的进攻力量。美国装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导弹第一次飞行试验是在一九六八年进行的。我们的前任还决定我们的战略力量的基础是轻量的然而是高度准确的导弹，即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和海神式潜艇发射弹道导弹。（苏联作出了相反的决定，它着重制造比我们的导弹大得多的导弹，从而能够投掷重得多的有效载荷。随着苏联技术的提高，它在数目和有效载荷方面的优势将由于准确性的提高而得到加强。）这样，约翰逊政府的决定确定了我们整个任期内我国导弹的数目和大小。这是因为，就大多数新武器来说，从设计到投产这段时间至少是六年，而且因为国会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一直抵制新的计划。因此我们作出的决定没有一个能够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生产新武器。而且国会的反对有更进一步延迟新武器生产的危险。

这样，我们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享有的那种压倒优势无情地受到销蚀，我们的陆基力量先是降到与苏联相等，最后变得经不起打击了。苏联导弹的有效载荷较重和他们在数目上即将取得的领先，暂时可以由我们技术上的优势所抵销。据认为，我们在研制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至少领先五年；我们的导弹的准确性仍然占优势，这在计算一场假想的核交锋时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我们维持大致相等的战略平衡的能力还没有受到危害——如果我们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利用的话。我们可以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来保护我们的城市或导弹场地。我们还可以加速初步工作来制造更先进的轰炸机（后来叫做B-1），新的潜水艇和潜艇发射的导弹（三叉戟）以及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一九七八年后，我们就会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如果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的所有计划都能坚持下来的话。我们采取了这一切步骤，但是每一个步骤在国会、在新闻界都受到攻击。我们在战略上的两难处境是，没有这些未来的武器系统，我们的战略力量就会越来越容易被摧毁；即使有了这些系统，我们的长期安全要求也在改变。

因为即使达到平等，或者略占优势，任何新政府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在自己占优势的时期制定的防御战略，必须根据新的严峻现实来重新加以审查。要不了太久，一场全力以赴的核交锋可以使美国遭到几千万人的伤亡。于是存在着一种毁灭平衡；即便我们造成伤亡的能力一时超过我们敌手的这种能力，我们不愿采用核战争的心理肯定会急剧发展。美国愿冒最后决战的风险去保卫盟国的保证，其可信性一定会成为疑问。这就提出了一些紧要的问题：我们怎能维护那些处于苏联日益扩大的核武器库以及地面部队（也在增加）的阴影下的盟国的独立和自信？对于使用我们的核力量，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战略。如果一场全力以赴的热核战争变得过于危险，那么有限地使用核力量，是否仍然可行？

防务辩论

这种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难以回答的。不幸，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不是一个可以对战略问题进行冷静的、理性的分析的时期。对越南战争的激烈的批评扩大成为对整个防务体制的攻击。的确，有人认为攻击防务预算是迫使东南亚战争结束的一种方法。“重新安排国家事务的轻重缓急次序”，从防务转到国内计划上来，这变成了这个时期的口号；这是要求大砍国防预算的委婉说法。在艾森豪威尔任期间嘲笑他的语法结构和领导能力的知识分子，现在很快就把他一九六一年警告不能允许所谓军事-产业复合体过于影响美国生活的话看作是至理名言。武器——特别是我们的武器——被认为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而不是紧张局势的征候，因为据说是我们的计划触发了苏联的反应，而不是苏联的计划迫使我们作出反应。美国政府说，苏联加强军力使我们面临一个真正的防务问题，这种说法受到嘲笑，说这是“五角大楼宣传机器”[3]的标准产品，每年唱一阵来影响国会的预算决定。战略武器竞赛已经同过去的任何竞赛都不一样了，这种正确的观点变成了这样一种说法：任何用于战略力量的新拨款都是荒谬的，因为已经有了足以把人类毁灭几次的武器。一九六九年三月由十位参议员和将近四十位众议员组成的一个两党委员会召开的讨论“军事预算与国家事务的轻重缓急次序”的会议很能说明时代的特征。出席这个会议的有卓越的学者、科学家、前政府官员以及国会两院的议员。他们的报告后来以《一九七〇年美国的军国主义》为题发表，报告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势将成为一个寻求国家安全的国家”。[4]由八十名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议员通过法律争取和平组织”在七月份发表了一项报告，攻击六个主要的武器计划，其中有反弹道导弹系统，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这是“把反弹道导弹系统辩论的势头发展成为对军事开支的广泛得多的攻击”[5]。一切有关军事的东西都受到了攻击——计划、预算、战略理论。一个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防务的整版广告，用了一个讽刺性的标题：“来自那些制造越南战争的人：反弹道导弹系统。”[6]

人们谈得最多的越南战争的“教训”是，美国必须减少它的海外义务。这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我国在国外的军事部署，不是遏制了侵略，实际上是鼓励了侵略。据说，撤回海外的美国军队，全球性冲突的发生率就会降低，使降低防务开支成为可能。根据同样理由，削减军事预算，就可以迫使政府减少其在国外的卷入。另外一个好处是，钱就可以腾出来用于国内福利计划。

这种认为削减防务预算可以加强安全的奇谈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两名前官员在一九六八年底写的文章中表示的。这两位是约翰·肯尼迪手下的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助理、名声很大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当时的院长卡尔·凯森以及约翰逊的预算局局长查尔斯·舒尔茨。[7]凯森论证说：

新的政治现实和技术现实，说明主要用增加军事实力的办法来谋求安全是无效的；说明政治因素、关于武器控制的安排和协定越来越重要。的确，如果在今后五年内重视这些因素，那么，较之我们继续在一种根本改变了的形势中奉行我们过去的政策路线，我们会有更好的前景来达到较高水平的真正安全——这就是说，只要武装力量和军事预算比现在的低三分之一，美国及其重大利益受到损害的风险就会降低。简单说来，限制武器、限制军事部署和控制武器的方针，不但比继续搞武器竞赛和军事对抗的方针要便宜些，而且更安全些。

舒尔茨的结论是，如果越南战争结束，国防预算每年就可以减少二百亿到二百二十亿美元。但是他担心，这笔“和平红利”有被已经在进行的采购主要的新武器的做法吞掉的危险。他因此力陈在批准新计划方面保持最大的警惕。凯森认为、舒尔茨也表示同意：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进展；如果我们的常规力量削减到更有节制的规模，体现为缩减美国的对外义务，那么，在这笔所谓的和平红利之外还可以省出一百五十亿到一百六十亿美元。

这样，批评家们从即将来临的核均等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结论：我们应该削弱我们已经大大处于劣势的常规部队。他们认为，越南战争的结束不是一个补足长期遭到忽视的采购的机会，而是一个削减我们国防预算的时机。只有在外来危险减少或现有的力量过多的时候，进行这些削减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些明确的论点是三位哈佛大学教授在一九七〇年一月提出来的：

现在还看不清楚，（常规）力量是不是能够起遏制重大的非核冲突的作用，或者由于这种冲突有充分的可能发生，因而就把这种力量置于准备状态。只有军事计划人员（职业使他们相信会发生最坏的偶发事件）今天认为苏军很有可能突然开过德国北部平原，红军很可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中海侧翼发动突袭，甚至共产党中国很可能突然袭击缅甸或泰国。美国非核力量在那种看来的确很可能发生的小规模战争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同样也是不清楚的。[8]

文章并没有讲苏联发动常规进攻的可能性，是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对方的部队的多寡的影响；文章只是断定，由于过去没有发生过侵略，所以将来也不会发生侵略，因此我们正维持着的部队是不必要的。

当然，威慑自身有一个问题，即人们永远不能证明，是什么东西阻止了侵略。是我们的防御态势吗？还是首先是由于我们的敌手根本就不曾打算发动进攻？说来也怪，一定的军事态势越是遏制了侵略，它就越是给那些希望取消这种态势的人提供了论据。这三位教授坚持认为，缩小常规力量，就能减少预算达三百亿美元，这样一个防务预算比五角大楼主张的越南战争后最低限度军费少一百七十亿美元；比尼克松总统在第一个预算中计划的常规力量费用少一百亿美元。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国会也提出同样的论点。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宣称，他将带头斗争，把尼克松政府第一个预算中的七百七十六亿美元防务拨款请求，至少砍去五十亿美元（尼克松的预算比即将卸任的政府提出的预算已经减少了一些）。曼斯菲尔德瞄准了十五项防务计划。例如，他批评海军建造一支快速后勤调度舰队的建议是“那种挤进门来的典型做法，对此我们必须小心”。[9]五月间，《纽约时报》报道：“国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在越南战争造成的反军事气候的推动下，正在寻求某种有效的方法来削减不断上升的军费。”这种“限制军费”的努力是两党性的，这些人士中有俄勒冈州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肯塔基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这样一些共和党人。《纽约时报》援引新任共和党俄亥俄州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的话说：“我们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到参议院的，就是：尼克松是由于这场战争当选的；这场战争毁灭了约翰逊，它也会毁灭尼克松，除非他作出响应。我们同这批一起进来的人相信，我们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国民态度。我真的希望，我们将击败反弹道导弹系统，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向整个（军事-产业）复合体进攻。”[10]

六月三日，国会在两条战线上采取了行动。以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为首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开始举行如何减少防务预算的八天的听证会。查尔斯·舒尔茨，并没有由于以前的预算是在他担任预算局局长期内制定的而变得老实一些，他在听证会上首先发言，建议国会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来审查国防部的防务报告，并且实行大量的削减。在新参议院办公大楼里的一层楼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对 C-5A 型超级运输机十五亿美元的超额费用展开了调查。（这种飞机后来在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些压力不可避免地在政府系统中表现出来。六月十七日，我向总统报告说，在国务院、武器控制和裁军署，甚至在中央情报局，有相当多的人强烈认为：

美国采取战略主动或表示决心要在战略上保持强大，总的说来，将使我们的盟国由于害怕加速武器竞赛而感到失望和担心；并将由于苏联态度的硬化而导致东西方关系的恶化。还有，人们似乎广泛认为，苏联在作出战略决定时对我们自己的决定是高度敏感的；美国的每一个行动将激发苏联采取行动来抵销它。

在评论这些看法时，我给尼克松写道：

我认为，迹象既不证明提出这种看法是有力的，也不证明缺乏有力的不同看法。根据我的判断，好像同样可能的是，总的说来，欧洲人将由于美国明白表示战略决心而感到宽慰；苏联领导，在非常实际的经济问题面前，对设法以某种形式放慢竞赛的兴趣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从一开始起，尼克松就决心抵抗这些倾向，认为美国的力量不但在道义上是说得过去的，而且对自由国家的生存来说也是有关键性意义的。但在当前的气候中，加强我们的防务证明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不但战争的进行，而且还有国家安全的费用都在受到攻击。

对我来说，这次辩论使我同一些老朋友和从前的同事的关系非常紧张，我曾同他们在武器控制小组和研究组里一起工作过十年多。我同意他们这一点：核武器给武器竞赛增添了一个独特的方面。肯定地说，我读史所得，并不支持他们认为一切武器竞赛都会造成紧张局势的看法；从历史上说，武器的增加，更经常的是反映了、而不是造成了政治冲突和不信任。但是，我实质上同意，使我们时代具有革命性变化时期的特征的是战略武器的高度准备状态以及它的毁灭能力。战略力量，既是很容易被摧毁的，又是具有极大威力的，因此在危机中，它可能使一方禁不住先发动打击，特别是在有一方害怕会失去对第一次打击进行报复的手段的时候。

像学术界许多人一样，我赞成一种有意识地稳定武器竞赛的政策。我还认为，国家领导人有责任摆脱那种认为只有军事力量才能带来安全的简单化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即使判断错误也只会带来不那么大的灾难性后果的时代就有了。在我看来，减少报复力量的易被摧毁性，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其办法是，如果可能的话，达成互相克制的协议；如果必要的话，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更加重要的是，我深信，一个民主的社会决不能够不顾核时代的危险，除非这个社会的人民深信他们的领导人对存在着空前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采取有理性的、清醒的态度。由于苏联制度的原动力，我认为，进行军事挑战是可能的，甚至也许是很可能的。我希望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在公众的一致的支持下对付这种挑战。越南战争的教训之一是，坚定的抵抗——这必然会带来牺牲——总是可以被国内的分裂所破坏的，如果我们的人民认为政府不必要地谋求或挑起对抗的话。

我跟朋友们和从前的同事发生分歧的地方是我对苏联动机的分析。我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在武器采购方面实行单方面的克制，就会引起克里姆林宫方面类似的反应。苏联领导人相信“客观因素”起主要作用，他们很可能把这种步骤看作是由于国内压力或经济压力造成的软弱，而不是和解的姿态。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倾全力采购各种重要的武器。美国的退让将使苏联想要填补每一个真空；苏联只有在确信不会容许它获得优势时，才会同意把武器竞赛稳定下来。符合我们利益的做法是，向苏联表明，由于资源的不平等，它绝不可能在武器竞赛中获胜；在均势变得不利于我们时，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如果把我们惹火了，我们完全可以在生产上压倒他们。

我也不同意我们防务计划的批评家十分经常提出的军事分析。的确，军事优势的概念在核时代有不同的意义；但不能因此就说，在我们的敌手狂热地加强军事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冒站着不动的危险。在几十年期间，日益增大的不利于我们的不平衡，一定使我们保卫我们盟国的保证失去任何可信之处；在极端的情况中，它可能引起对美国的进攻。

即使进攻美国给苏联带来的风险看来总是太大，但逐渐销蚀的战略均势必定会产生地缘政治的后果。它将突出表明我们能够进行区域防御的力量的大家都知道的劣势。苏联周围的国家将不禁越来越想从忍让中寻求安全。我们的危险还不仅仅在于苏联蓄意施加军事压力的行动。在一个革命时期，发生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危机，那是可以想象的；苏联愿意冒险的心理一定会随着战略形势变得对我们不利而增长。这一定会使那些期待我们保护的国家为之丧气，不论它们是结盟的，或是从技术上说来是不结盟的。

因此，即使当我们在谈判中要求大力谋求控制武器的时候，我也赞成新的战略计划和加强常规防御。到一定的时候，我的这种观点既会激怒保守派，也会激怒自由派。激怒前者，是因为他们反对任何武器控制，激怒后者，是因为他们反对任何武器扩充。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九六九年关于军事平衡的辩论，终于在尼克松政府整个任期内影响到国家关于武器采购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决定。

辩论集中于两种新武器系统上：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及部署我们导弹上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计划。新政府从前任那里继承下来了这两个计划。但是尼克松的胜利改变了党派政治的平衡；它解放了民主党那些批评防务计划的人，他们在自己政党执政时闭口不谈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很快得到了约翰逊政府一些官员的支持，就是这些人制订了这些计划，现在切望重新参加自己党的主流派。虽然尼克松已经把约翰逊提出的防务预算削减了十一亿美元，但是他还是几乎立即就受到民主党批评家们一场持久的合唱的侮辱。有些共和党人，认为反对军事预算的情绪是占主导地位的公众情绪，跟他们合流了。

反弹道导弹

一九六四年，反弹道导弹成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因为那时情况已变得很明显，苏联正在莫斯科周围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显然是希望保护苏联首都抵御袭击。在国会经常的推动下，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颇为犹豫和勉强的态度，终于在一九六七年提出了“哨兵”反弹道导弹计划。麦克纳马拉夹在武器控制论与国内压力之间，夹在防务的必须与主张克制的意见的中间，备受折磨。他选择了妥协。他拒绝了用反弹道导弹来全面保卫美国对付苏联全力袭击的主张。这样一个系统太贵，搞不起；但是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可能把这种做法理解成为取得第一次打击能力的一个步骤。（一个实行全面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的国家可能设想，它可以先发动打击，然后使用反弹道导弹来截阻已遭削弱的报复性打击。）约翰逊政府甚至走得更远，积极给那种认为“哨兵”反弹道导弹在限制苏联袭击美国所造成的损害方面有任何效用的见解泼冷水。一九六七年提出“哨兵”计划的主要理由并不是苏联的威胁，而是中国可能在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一支小规模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造成的较小的威胁。克拉克·克利福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国防部部长身份向国会提出的最后一个报告中着重提出这种观点：在战略均势中，防御是次要的，“我们仍然深信……我们在分配现有的资源方面应该继续首先考虑我们战略力量的主要目的，即‘确保摧毁’”。

到尼克松就职的时候，国内的情绪跟六十年代中期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六十年代中期，国会实际上是把建立反弹道导弹的拨款强加给麦克纳马拉的。除了学术界和科学界以外，国会反对反弹道导弹的呼声也在增长。尼克松的全部本能是反对单方面放弃任何一项武器计划的——特别是他的前任所批准的武器计划。我的看法跟他一样；我认为，如果苏联方面不采取任何相应措施，在我们一向占优势的领域——先进的技术——停止实施武器计划是极其危险的。

但是，为了使公众的批评不起作用，尼克松在二月六日要求他的副国防部部长戴维·帕卡德主持一项对反弹道导弹计划的联席复查。他告诉我说，他的目的是要使人觉得我们是考虑周到的。这个打算证明是错误的。像在越南问题上一样，同批评家们妥协，并没有平息反对；反而刺激了胃口。这鼓励了这种想法：既然施加政治压力后就进行复查，那么同样的压力也可以使政府完全放弃反弹道导弹。例如，《纽约时报》并没有因为总统下令进行复查而称誉他，而是认为——并不全是不正确的——进行复查是由于受到了国会的压力。《纽约时报》说，下一步应当是审查全部军事计划：“国会的压力促使尼克松政府停止部署哨兵式反弹道导弹，这标志着国会山向军事-产业复合体挑战的健康的新倾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八年前曾警告过人们提防这个集团。”还说，“既然那种权利的运用已促使政府重新估计反弹道导弹，有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国会山将提出更多这样的问题。”[11]

二月十六日，有影响的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切特·霍利菲尔德说，他要反对任何对付中国的导弹防务和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家乡附近建立的任何反导弹场地。这样一来实施反弹道导弹计划当然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了。二月十九日，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指责说，五角大楼复查反弹道导弹，其主要目的是要使批评者平静下来。二月二十六日，休伯特·汉弗莱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的演说中说，我们应当停止部署反弹道导弹，并且“尽速开始同苏联谈判缩减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系统的问题”。三月六日，参议员艾伯特·戈尔的裁军小组委员会开始举行关于反弹道导弹的战略和对外政策含意的听证会。作证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反弹道导弹。

表示反对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激昂的、而且未必是一致的。六位著名的科学家——汉斯·贝蒂、赫伯特·约克、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詹姆斯·基利安、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和乔治·拉思詹斯——在三月份作证说，反弹道导弹是不可靠的；它在技术上太复杂，因而运行时不可能有充分的准确性。第二个论点是，即使反弹道导弹按计划运行，它也可能较容易地被苏联各种反措施所击败。贝蒂教授讲这种道理的热情使他忘乎所以，以致在公开的会议上举出了击败我们反弹道导弹的五种科学方法。

在另一方面，这种据说是无效的、不可靠的而且易于被击败的反弹道导弹却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可能触发一场武器竞赛，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削弱战略武器的威慑作用。有人说，建立反弹道导弹意味着我们可能等待苏联的袭击，并试图经受住袭击。而较好的战略是，让苏联相信，我们在一得到袭击的警报时就立即发射我们的导弹。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在参议员戈尔的小组委员会上说：“如果我是俄国人，而且知道美国对自己遭到的任何第一次打击的反应是立即以民兵式导弹反击的话，那么，我是不情愿发动这种进攻的，如果我认为美国依靠的是我（作为一个俄国人）所看不起的防御性系统的话，我倒愿意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发动这种进攻。换句话说，在我看来，正是你们在谈论的那个防御性系统……倒是甚至会使俄国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可以冒险发动第一次打击。”美国在最多只有十五分钟的预警时间内，立即作出反应，才能保护自己。除非总统授权战地司令官一得到苏联发射导弹的警报就发射导弹——这种警报后来可能证明是正确的，也可能证明是不正确的——否则这种战略就行不通。这位参议员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觉得在这种状况下更加安全些。

另外一些人说，有人之所以认为我们需要反弹道导弹，是因为对部署在莫斯科周围的苏联反弹道导弹的效力，作了夸大的估计。但是，批评家们认为，即使苏联人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那也没有什么不同。美国搞反弹道导弹计划，不论刺激它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引起新的一轮武器竞赛，威胁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景。还要过多年才建成的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为什么会危及限制战略武器的前景，而现在就在莫斯科周围的苏联反弹道导弹系统却不会，这一点没有得到说明。

最后，反弹道导弹系统——像许多其他军事计划一样——受到攻击，说这是浪费资源，使这些资源不能用到国内的紧急需要上去。事实上，战略力量始终只占我们国防预算的一小部分；我们大部分的国防预算是用在常规力量和人员上面。在一九七〇会计年度，所有的战略力量约占国防总预算的九分之一。然而，像反弹道导弹系统这样一个非常显眼的新计划是一个遭受攻击的天然目标。在参议院辩论反弹道导弹时，参议员马斯基说：

城市扩张和乡村衰落的无情锁链、个人贫穷和社会瓦解的无情锁链、浪费资源和恶劣环境的无情锁链，不是一个态度冷漠的政府，或一个不活跃的——或者说一心想猎取下一个武器合同的——私人企业部门所能打破的。

参议员蒙代尔采取的观点也是这样，他说：

这种不稳定的威慑平衡受到部署……卫兵式……系统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捉摸不定——反弹道导弹系统能否起作用……为了破坏反弹道导弹系统防御的效力，这种捉摸不定必然要采用进攻性武器……部署更多的武器，就表明决心要把钱用在军用物资上，而不是用在和平和国内需要上，这就是对我们的意图捉摸不定。

一九六九年初，在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赞助下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收录一整套攻击美国反弹道导弹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技术论点。[12]

这就是尼克松政府的反弹道导弹复查工作进行时的气氛。戴维·帕卡德在二月底结束了他的研究。他建议，约翰逊政府一九六七年的“哨兵”计划，以略加修改的形式继续搞下去。第一，他建议反弹道导弹的雷达不仅仅面向北方（洲际弹道导弹的袭击可能来自那里）；而且还要面向海洋，因为潜水艇可以从海上发射导弹。第二，帕卡德建议，反弹道导弹的截击导弹，更多的一部分用来保护我们的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第三，他要求稍微减少用于保护城市的导弹数目。提出头两个建议的理由是军事性的：美国周围的防务是用来防范来自任何方面的偶然的袭击或一次小的（指中国人的委婉语）蓄意的袭击。这还使我们得到一种选择，即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失败时，可以扩大对付苏联的防务。保护民兵式导弹场，使得苏联搞第一次打击更加困难。减少对居民的保护纯粹是一个政治决定；这样做是为了使控制武器的鼓吹者放心，他们害怕对我们居民的严密保护看上去像是在威胁苏联人。我们的难题是，看来只有使反弹道导弹计划失去对付我们主要敌手的军事效力，才能使国会接受它。

我同意我们应该继续搞反弹道导弹的结论。在我看来，决定性的理由既是军事性的又是外交性的。苏联的领导人和军事理论家从来没有采纳西方这种学究式的概念：易被摧毁是可取的；或者是：反弹道导弹造成威胁和不稳定。柯西金总理一九六七年二月在伦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反弹道导弹“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救人命”。他在葛拉斯堡罗对约翰逊总统说，放弃防御性武器是他所听到过的最荒谬的主张。此外，苏联人有点畏惧美国的技术，他们只能把一个积极的美国反弹道导弹计划看成是美国将在一个他们认为是重要的领域内确立优势的预兆。

因此，在一个苏联人正在积极干的技术领域内搞下去，这不但是可取的；而且，表示愿意限制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还可以成为促使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一大动力。我们自己新的进攻性导弹还要过好几年才会有，国会的气氛如果保持不变，这些导弹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批准。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无法对付苏联进攻性导弹的令人吃惊的增加，除非部署一个防御性系统并且促使多弹头分导导弹计划赶快实现。如果这两个计划遭到削减——像国会内这么多人所要求的那样——那么，在苏联每年制造两三百枚新导弹的时候，美国将没有任何战略上的选择自由——一种从长远观点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处境。事实证明我们这个道理是正确的。用我们愿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来换取苏联愿意限制进攻性武器，是产生三年后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平衡。

还有别的理由使我支持有限度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完全否定一次偶然袭击的可能性或将有更多国家掌握核能力的前景，在我看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中国只是第一个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别的国家还会跟上来。如果没有任何防御，一次偶然的发射可以造成巨大的损害。甚至一个核小国也能够讹诈美国。我看不出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把我国人民变成人质有什么道义或政治价值。

尼克松面临的显然将是一个引起争论的决定。他暂时停下来，征求他同事的意见。莱尔德强烈赞成搞下去。罗杰斯的态度有点不明朗，他偶尔来告诉我他有几个国务院同事建议，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以研究和试制为限，而不要投入生产，但是他强调说，他不一定赞成他们的看法。我问戴维·帕卡德，这样搞是否可行。帕卡德回答说，这是扼杀这个计划的一种方法。如果我们现在后退——这是这个建议的实际后果——那么国会更不见得会在来年支持部署。主张部署的论点那时不会比现在更有力一些，而反对者将由于拖了一年而得到加强。此外，停顿一年将使这个系统运转方面实际上要耽误两三年：生产设施一旦关闭，以后再开动起来又要一两年。因此，作出推迟的决定，就意味着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内美国没有任何导弹防御，而且没有苏联实行克制的保证。

三月十四日，尼克松宣布他决定把反弹道导弹计划搞下去。尼克松的计划要求建立十二个不相连的搞地区防御的场地（其中四个也将保护民兵式导弹），总共十九个雷达站和几百枚截击导弹。这个计划定于一九七三年完成。为了表明独创性，约翰逊的“哨兵”系统现在改名为“卫兵”。它跟“哨兵”的不同主要在于雷达的作用遍及整个美国，为迅速加以扩大来对付苏联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基础；并且更加集中于保卫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尼克松的声明还说：

我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开始建立美国弹道导弹防务将使同苏联达成战略武器协定变得复杂起来。

我并不认为，近来的迹象证明了这个论点。苏联对战略会谈的兴趣，并没有由于上届政府决定部署哨兵式反弹道导弹而打消——事实上，这个决定是稍后不久正式宣布的。我认为，我们对前一个计划所作的一些修改，将使苏联更没有理由把我们的防御努力看成是对会谈设置障碍。而且，我想强调说，在同苏联进行的任何限制武器的会谈中，美国充分准备既讨论限制进攻性武器系统，也讨论限制防御性武器系统。

这项宣布激起了一场激烈持久的辩论，从三月份持续到八月份。八月六日，参议院在一次惊险的表决中，以仅仅一票之多批准了反弹道导弹的拨款。

但是反对派并没有罢手。一连几年他们设法减少拨款，直到一九六九年原来要建立十二个场地的“卫兵”计划缩减到一九七二年的三个场地。一九七二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把反弹道导弹限制为每国各有两个场地，其中一个保卫全国指挥所，一个保卫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场。一九七四年，美国和苏联修改了条约，限每方只有一个场地（洲际弹道导弹场或全国指挥所，任择其一）。由于国会的坚持、政府系统的泄气，一九七五年美国单方面决定拆毁连根据条约我们也有权拥有的那一个场地。但是到那时，反弹道导弹计划已达到了它的最低目的，使一九七二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有可能签订，而这条约制止了苏联进攻性战略力量在数量上的增加。然而我始终认为，一九七五年决定放弃我们最后一个场地是一个错误，尽管我曾对此予以默认。

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多弹头分导导弹问题是反弹道导弹问题的另一面。多弹头分导导弹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就研制了，为的是用几个飞过去的弹头突破苏联反弹道导弹防御，从而抵消苏联部署这种防御系统的作用。而这样做并不用增加我们的发射装置的数目，增加发射装置被认为是破坏稳定的。这种理论是这样的：如果在对苏联加强军事力量作出反应时，我们增加自己的导弹数目，就会刺激武器竞赛；但是如果我们增加装在每一枚导弹上的弹头的数目，我们就能确保我们的报复能力而不会刺激武器竞赛。如果苏联人扩大它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我们装着多弹头的导弹就可以制服它。按照这种理论，即使我们只有少量的导弹在一场突袭后保存下来，这少数导弹仍然能够使侵略者遭受无法忍受的损害，因为它们运载好几个弹头。这种推理有点模糊，因为多弹头分导导弹力量再次给了发动攻击的一方以相当大的好处。即使双方力量是相等的，比如说，各有一千枚导弹，每枚导弹装三个弹头，那么，先发动打击的那一方就能发出三千个弹头来袭击一千个目标，这样，成功的机会是很诱人的。增加弹头为什么比增加发射装置更能稳定形势，这既不是不言而喻的，也没有得到过解释。在苏联研制了它自己的多弹头分导导弹以后，当发射装置的数目与它们的易被摧毁性又变得相互关联的时候，我们的处境也没有受到注意。

多弹头分导导弹并没有像反弹道导弹系统那样引起国内激烈辩论。一个原因是多弹头分导导弹已由约翰逊政府提供经费，而且已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开始试验。多弹头分导导弹这个妖魔实际上已从瓶子中放出来。但是新的、也是最后一轮的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定于五月份开始。反对派，特别是在尼克松三月十四日作出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决定后，集中火力反对的正是这一轮试验。他们遵循对新武器系统反对派来说几乎已经成为宗教仪式的那种方法行事。他们一齐诋毁新系统是不必要的，是破坏稳定的，是跟完全足够的现有武器重复的，或是抢先搞出来的，不然十年后会有一种可能好得多的武器。特别是，据说，我们的计划比苏联的“领先”；如果我们实行克制，我们的敌手也会这样做。（当然，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尽管我们的敌手没有实行克制，有人也要求我们克制。）这是氢弹反对派的论点，在多弹头分导导弹问题上，这个论点又用上了。在这两个实例上，在美国国内正在激烈辩论的同时，苏联人早就着手进行自己的研制计划了。

六月，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提出一项拨款法案的修正案，要求结束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这个建议被拨款委员会否决后，凯斯扬言要再次提出来。六月十七日，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提出一项关于暂停研制多弹头分导导弹的提案，联名提出这项提案的还有另外四十名参议员。布鲁克对我说，至少还有十名参议员要投票支持这项提案。六月十五日，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强烈要求总统停止研制多弹头分导导弹。在众议院，众议员乔纳森·宾厄姆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暂停，附议的有他的一百多个同事。六月十六日，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会议主席、众议员约翰·安德森建议在武器控制会谈期间，停止试验多弹头分导导弹。十月九日，众议院外交小组委员会发表报告，要求总统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期间把冻结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当作“非常优先考虑”的事项。

猛烈推进这个运动是要美国单方面停止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作为一种鼓励苏联人也这样做的办法。《纽约时报》六月十二日的社论说：“诱使柯西金先生中止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的一个办法是，主动提出中止美国的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甚至实际上中止试验，同时宣布，只要苏联不试验多弹头，这种试验就不会恢复。”六月二十日，这家报纸说：“尼克松作为总统将要作出的决定，大概没有一个比他今后几天内就中止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的建议作出的决定，更为重大的了……把试验继续进行下去，哪怕是再继续几个星期，也有可能把世界带到无法回头的地步，而进入一场费用浩大的、危险的新的一轮导弹竞赛。”

白宫的一些国会事务专家强烈要求我们同意暂停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以便改善国会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态度。我不认为这样可行，在五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总统说，结束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可能造成要使民兵Ⅲ式和海神式计划停下来的压力（这两种导弹都是设计来运载多弹头分导导弹的）……这样进一步拆散美国的战略计划”。既然多弹头分导导弹的主要目的是突破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防御，那么认为将使那些主张暂停多弹头分导导弹计划的参议员变成“卫兵”计划的支持者的逻辑，是“晦涩难解的”。

布鲁克参议员继续坚持他的建议。布鲁克五月二十三日跟我进行了一次激动的谈话。他强调说，如果试验完成了，那么“妖魔”真的就会是“从瓶子中放出来了”。整个问题是一个“良心”问题。学术界也参加进来了，大学里我自己的许多朋友写信给我力主单方面停止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

人们逼迫我们采取两个重大的步骤：第一，放弃我们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而不要求互惠；第二，作为一个单方面的姿态，推迟部署我们的多弹头分导导弹——总之，既放弃我们的导弹防御，也放弃击败苏联已经部署的导弹防御的手段。这一切都是在苏联的导弹武器库以一年增加两三百枚导弹的速率扩大的时候鼓吹的。如果苏联人在加强自身的力量，而我们却放弃自己的计划，那么推动他们去谈判一项限制（武器）协定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单方面实行克制，会促使苏联不是去达成解决而是拖延下去，在我们使自己瘫痪的时候使对比尽量对他们有利。把反弹道导弹系统连同多弹头分导导弹一起放弃掉，因此不但根本破坏了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前景，而且大概会保证苏联享有十年的战略优势。

碰巧，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十一月份开始的时候，跟武器控制鼓吹者的可怕的预料相反，苏联人证明自己是切望就反弹道导弹系统进行谈判的；另一方面，他们显示，只对限制部署多弹头分导导弹有兴趣，这样他们可以放手试验，从而在技术上赶上我们。我们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计划和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都没有给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造成困难，相反，却是促进了会谈。

对国防预算的攻击

但是，一九六九年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多弹头分导导弹的攻击，不久就扩大成对整个国防预算的攻击。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二月二日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全面的预算。他雄辩地谈到需要重新安排国家事务的轻重缓急次序，想以此抢先阻止反对意见的提出；他在国情演说和预算咨文中，提议增加家庭补助、食物津贴、净化空气和用水以及改善运输的经费。他的七百三十五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比上一年度国防拨款减少五十亿美元以上。实际上，他的支出建议是二十年来头一次一位总统把国防经费压缩到低于“人的需要”：百分之三十七用于武装部队，百分之四十一用于社会和福利计划。（在上一年度——基本上是约翰逊的预算——百分之四十四用于防务，百分之三十四用于社会和福利计划。）理查德·尼克松做到了他的批评者多年来慷慨激昂地鼓吹的重新安排国家事务的轻重缓急次序。

我对这种趋势并不完全感到高兴，因为，尽管说砍掉的只是“冗款”，但是我肯定，我们最终将降低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军事均衡在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方面都将朝着错误的方向移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我同约翰·埃利希曼谈这个问题，他作为负责国内计划的助理自然为国内优先辩护。埃利希曼说“人人”都知道国防得到的钱一直太多。我回答说——当时我有一种并不自觉的预感，一九七三年中东爆炸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知道”这一点了。尽管霍尔德曼说尼克松对一切争预算的话已经感到厌烦，我还是在那天晚些时候向尼克松提出同一个论点：“问题在于，今后两三年内你可能很容易发现，你就是没有部队来对付紧急事态。”

尼克松表示同情，但是他盘算：如果他不提议作一些削减，那些批评家就会把这一进程抓到自己手里，把军事计划全部搞掉。他有理由感到担心。他的削减根本平息不了批评家们的叫喊，他们说减得太少了，不予考虑。据说，我们的常规力量太多，与总统关岛主义表示要减少义务的意思是不相容的，他们说，战略力量预算可以进一步缩减，而仍然是一支可信赖的威慑力量。一九七一年度预算包括一些据说只会使将来的预算膨胀的长期计划，如航空母舰、战术空军，还有昂贵的新的战略武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纽约时报》抱怨说，尼克松精简国防预算，只反映了越南战斗规模缩小后预期会作出的削减；它们说明“战略没有根本的变动，更谈不上什么重新安排轻重缓急次序了”。詹姆士·赖斯顿一月十八日写道，国防预算可以安全地削减到五百八十亿至六百三十亿美元范围以内，他援引的是前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副手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这样一些权威人士的话。空军前分析家欧内斯特·菲茨杰拉德，曾经由于谴责C-5A型飞机造价超过规定而被解职，现在是反防务集团的发言人，他在一月二十七日说，应当从国防预算中砍掉二百亿美元，其中五十亿美元从采购和研制经费中削减。两天后《纽约时报》一篇冗长的社论认为，除了预期削减的五十亿美元外，还有削减八十亿美元的余地：暂停反弹道导弹系统-多弹头分导导弹计划，可以省二十亿美元；加速从越南撤退可以省十五亿美元，缩减一般任务部队可以节省四十多亿美元。

国会的意见反映了社论的看法。休伯特·汉弗莱在民主党政策委员会研究国家事务轻重缓急次序委员会二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指责尼克松不顾卫生和教育事业的需要，把几十亿美元用于军事方面，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向同一个组织提出，有几个方面能够进一步削减费用，其中包括B-1轰炸机计划，“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及美国驻欧常规部队：

我们不应该重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错误，那时我们对冷战恐惧心理作出了过度的反应，并助长了不断急剧上升的武器竞赛……

既然联邦预算正在这么多的方面急剧削减，所以任何方面的军事开支都不应该不受到周密审查……我想，我已经表明，总统为国防部提出的预算请求，并不是最低数字。在完全不违背加强国家安全的条件下，可以而且将作出进一步的重大削减。[13]

五月二日，十二位参议员组成的一个两党小组，宣布了严格审查国防预算的计划，其目的是要重新安排“军事安全与国内需要之间的相对的轻重缓急次序”。这些参议员还说：“我们相信，这样周密审查的结果，能够大大降低总的开支水平，并且为美国提供同样巨大的（如果不是更大的话）真正安全。”一批自由派众议员和参议员在六月底发表一项非正式的报告，建议进一步削减四十六亿五千万美元，削减的钱来自多弹头分导导弹的试验和部署，来自 F-14 型战斗机、F-111 型轰炸机和“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采购费用。

最后，国会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最后表决国防拨款的时候，下决心再削减二十一亿美元，尽管尼克松已经减少了五十亿美元，即比上一年度减少了七十亿美元以上。但是就连这样削减也衡量不出到处弥漫的反军事气氛，对国防费用的敌视，任何新的军事计划将导致激烈斗争的可能性以及在六十年代这十年结束时笼罩着防务计划和我们的长期安全的捉摸不定的疑云。

诚然，十分广泛的攻击最后是挡回去了，反弹道导弹系统通过了；多弹头分导导弹试验继续进行；我们甚至获得了制造B-1轰炸机和三叉戟导弹的经费——尽管以缓慢的速率制造，我们至关重要的海外部署没有剧烈的缩减。但是，在苏联的扩军要求我们对战略理论和部队进行紧急的重新研究的时候，行政当局的精力却被为保住一个最低限度的武器库而进行的后卫战消耗掉了。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被迫集中力量保全现有的力量结构，而不是使这种力量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形势。

若不是尼克松试图响应全国的情绪，亲自减少国防预算；若不是我们从亚洲逐步撤军来缓和预算压力，这种削减大概要糟糕得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怀疑，正面对付这个问题，是不是更明智一些。也许一九六九年应该进行一场关于我们防御态势的全力进行的全国性辩论。迁就没有能安抚批评者，而可能使强大防务的支持者灰心丧气；像在越南问题争论中那样，迁就促使政府陷于孤立，因为政府似乎同意了它实际上并不同意的批评者的方案，并使辩论转向实施一致同意的设想。另一方面，总统几次讲防务的重要性的响亮演说，例如一九六九年六月在空军军官学校的那次演说，遭到了新闻界和国会的嘲笑和反对。在国会内，唯一的问题不是防务是否应该缩减，而是应该减多少。国会内和国内支持防务的人，并没有冲向路障。在越战酿成的反军事狂热中，向国会主张“国内优先”的压倒一切的感情挑战，那几乎肯定是白费力气，给越南问题辩论的没有愈合的伤口撒盐。

尼克松和莱尔德通过几年的混乱、削减和冲突，终于保住了我们军事结构的实体。尼克松政府开始搞新的极其重要的计划——B-1轰炸机、三叉戟导弹和巡航导弹——并且奠定了一个基础，在国会在七十年代中期心情有了改变的时候，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制造这些武器。

战略理论

在这种混乱中，我的工作班子和我——在总统的强有力的支持下——着手重新研究军事理论。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根据合理的标准及时拟订和保卫我们的军事计划，调整我们的战略，使之适应新的现实，并试图引导公众辩论摆脱感情用事。

第一个问题是重新规定全面核战争的战略。根据“确保摧毁”论——上届政府是受这个理论指导的——我们要维持能够造成某种程度的平民死亡和产业损害的进攻性部队，以此来遏制苏联的进攻。[14]这一战略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对方的导弹或轰炸机，这种方针会把我们的力量结构同对方力量结构的水平联系起来——这恰好是“确保摧毁”论鼓吹者力求要避免的。他们喜欢用经济学名词来说话，明确而肯定地给摧毁的绝对标准下定义。（系统分析，毕竟是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之一。）这就使我们没有必要去赶上日益增长的苏联实力。能造成巨大规模毁灭所需要的核武器数目是固定的而且是不大的。

奇怪的是，“确保摧毁”论意味着进行战争的最不人道的战略。自由派核控制鼓吹者却拥护这个理论，他们被认为是最以人道为怀的人。道理是，战争的后果越是可怕，我们就越不可能采用战争手段；战争的后果越是能控制，实际发生战争的危险性就越大。因此，让美国和苏联互以对方的居民为目标，而不是以对方导弹基地为目标，那是可取的；如果互相灭绝是唯一的道路，双方都不会动用核武器。万一估计错误，将发生什么情况，这个问题留给了将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怎样保卫盟国，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分析。

这个理论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心理上的。为了达到威慑的目的，特别是在国家生存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相互以自杀相威胁，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但是没有一个总统可以使这种威胁受到称赞，除非他把外交搞得使人觉得非常荒唐——而这又是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不许可的，因为这种制度要求我们有一个可靠的、有节制的形象。如果威慑不奏效，总统最后面临要实行报复的决定，那么对建议以大规模灭绝平民为基础的战略，谁负道义上的责任呢？由于美国战略的可信性在下降，美国怎能使它的盟国团结一致呢？一旦苏联相信我们战略的基础是灭绝平民这话是当真的，那么我们怎么对付苏联的常规部队呢？

再进一步，“确保摧毁”论导致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我们的老百姓易被摧毁是使苏联放心并保证它在一场危机中实行克制的一笔资产。这是一个大国第一次认为提高它自己的易被摧毁性是一种好处。“确保摧毁”论是那些在学术讨论会上听起来动人、但对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来说是完全行不通的理论之一，而且，如果真要实施起来的话，将导致浩劫。

我还担心，由于美苏之间即将达到战略均衡，战略力量可能在一次非全力以赴的袭击中使用。我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向总统指出，一旦苏联发动有限度核袭击他将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同时力促他请五角大楼制定战略来对付全力以赴的核挑战以外的不测事件。总统同意了。发出了照办的命令。但是我们的军事机构拒绝干预战略理论，即使白宫请求帮忙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任的时候，前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对我说，他试了七年，想使总统得到更多的选择自由。他说，在官僚机构的反对下，他终于放弃了，而决定到时候再设法应付。我决心干得好一些。我只得到部分成功。文职防务计划人员不愿意，因为增加选择自由，就需要搞一些新的部队，使预算决定复杂化。各军种首脑不愿意，因为他们宁愿在彼此之间讨价还价，谈判他们的兵力水平，而不愿使它们受到文职分析人员的摆布，经验表明，这些人更可能的是削弱而不是加强兵力。由于我们的军事行动是由不从属于各军种的联合司令部计划的，各军种参谋长与其说是负责贯彻战略的兵种的首脑，还不如说是采购企业单位的首脑。他们对作出任何理论上阐述，疑虑很深。因为这样做以后可能干扰他们的采购决定。碰巧，一九六九年总统有一个具体指示要查问一些海军计划的理由何在，这个指示在我在华盛顿任职的八年期间，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答复。答复总是唯唯诺诺，但是也没有什么用处。尽管每半年催促一次，但是在我们离职时，本子上还是注着尚未完成。其他军种也是这种态度。

在制定对付一场全力开展的战争的更具有区别性的战略方面，多少取得了些较大的进展。这部分是由于白宫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参谋长联席会议是采取合作态度的，因为他们懂得，“确保摧毁”论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作出政治决定，使改善我们的战略部队的工作停止下来或者被忽视，并且总有一天会削减它们。我们因此在一九六九年拟出了新的“战略足量”的标准，把我们的战略计划不仅与毁灭平民，而且还与摧毁军事目标联系起来。这种标准是以基本理论为根据的，而不是凭直觉反应，这至少使我们在理论上能够对大规模灭绝居民以外的目标使用武力。

把这些理论上的创新，转化成实际执行的计划，证明要困难得多。计划工作是立刻开始了，但是直到詹姆士·施莱辛格在他的国防部部长任内（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才完成。那时制订出了一些新的选择目标的方案。不幸，到出现这些选择方案的时候，技术进展又赶到前面去了。就连对最低限度的核方案来说，一场核战争的死伤人数估计也要增加一倍。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在卡特政府内，继续进行这种努力。制定出一种更能区别对待的核战略，至少保持一些文明生活的希望，到今天仍然是最难贯彻的任务之一，要求大大地改造我们的军事体制。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它迟早会使我们的战略和我们的对外政策陷于瘫痪。

战术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人们可能想，如果我们的战略武器趋向于同苏联均等，如果同时我们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处于劣势，那么就要更加着重战术核武器。这确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的“灵活反应”战略。但在我们政府内部对这个概念却没有什么热情。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文职官员，特别是系统分析专家，切望在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建立一道明确的“防火线”，并且尽量推迟作出采用任何核武器的决定。因此，他们不愿依靠战术核武器，因为他们认为战术核武器倾向于抹掉核战略与常规战略之间的一切区别。

一篇研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选择方案的论文中有一段话，反映了这种心情。这篇论文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武器没有任何用处，即使我们储备的核武器数以千计。这篇论文说，我们在欧洲的核力量的主要作用是，使苏联要付出比预期估计的侵略代价要高，并使他们的如意算盘大大失算。论文最后说，核力量对于侵略的可能性和形式不一定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国家依靠自己的核优势，保持欧洲和平达二十多年，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令人惊讶的。一种被认为没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如何能影响一个潜在的侵略者的打算，这也是不清楚的。发誓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都抛弃掉，这是招致失败的主张。因为没有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国家——愿意大事增加常规部队，而这是唯一的替代办法。

使问题更加混乱的是，正当美国文职分析人员认为使用核武器不起作用，而且有引起升级的危险因而反对使用的时候，我们的盟国却力促实行一条与华盛顿流行的理论相抵触的路线。它们强烈要求保证及早使用战术核武器，同时又不在它们的领土上使用这种武器。不可避免地，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计划小组进行的讨论，开始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这个小组是由麦克纳马拉部长设立的，作为我们盟国无须自己有核武器也能参与核决定的一个机构[15]。当时的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尼克松一九六九年二月访问伦敦的时候，说明了英国政府的观点。据希利的判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规力量只能抵抗几天；因此早日使用核武器是极其重要的。希利强调说，使苏联人懂得，西方宁可升级到战略交锋也不愿投降，这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当设法把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核计划小组那时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它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非常小量的战术武器作为表示事情快要失去控制的一种警告。

英国在西德的支持下提出的强烈要求，即所谓核武器的“示威性使用”。这就是在某一遥远的地方——例如地中海上空——引爆一枚核武器，这并不会造成很多伤亡，以此作为一个信号，表示如果这个警告不奏效，那么就要更加剧烈地使用核武器。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概念。我认为，苏联对西欧发动进攻肯定料到会招来核反击，一个有意做得同军事不相干的反应在更大的程度上表明了犹豫而不是决心，因此这更可能刺激进攻而不是遏制进攻。如果要使用核武器，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用来制止地面进攻的概念。犹豫的或是不起作用的反应，有这样一种风险，即我们除了投降或惨遭浩劫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有效的反应”是什么呢？由于政治上不可能建立足够的常规部队，欧洲人认为核武器是最有效的威慑力量。但是他们又害怕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它们；在我们看来是“有限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灾难性的。我们盟国的真正目标——这突出表明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困难——是，要使美国承诺及早使用战略核武器，这意味着一场在他们头顶上面进行的美苏核战争。这正是美国计划人员不能接受的情况。我们的战略——那时和现在——必须设想最后才使用战略核武器，假使不能用其他方法来保卫欧洲的话。但是它还必须设法取得别的抉择，既增加威慑力量的可信性，在威慑不奏效时也可以灵活使用我们的力量。

一九六九年，出现了暂时的妥协，实际上把这个争端掩盖了起来。核计划小组把战术核武器的“示威性”使用和“作战性”使用的可能性都保持下来。换言之，避免作出决定。莱尔德向总统报告说：“美国和欧洲在战略上的这个长期的意见分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他说得对。

一个半战争

虽然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许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们的战略理论在一九六九年的确发生了一次大调整。这注定会对我们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的后果。开始时作为一次高度机密的军事战略讨论变成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的最重要的信号之一，即我们是真的要改善同它的关系的。

在尼克松政府就任时，关于常规部队的流行的理论是“两个半战争”战略；根据这个理论，美国需要的部队足以（一）进行初期（九十天）的战斗，保卫西欧，抵抗苏联的进攻；（二）进行持久的防御战，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朝鲜的进攻；（三）还要对付别处的，例如中东的不测事件，我们的战略计划所设想的形势是同政治现实不相符的：我们面对的是铁板一块的共产党；在一场全面的战争中，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定会同时向我们的要害处进攻。的确，我们从来没有决定建立这种雄心勃勃的战略所设想的常规部队。用军事术语来说，两个半战争计划是一种纸上谈兵。某些师派往欧洲，另外一些师派往亚洲。但是，它的主要结果是心理上的。它在我们思想中，把苏联的威胁和中国的威胁联结起来，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以致一分析可能使用核武器问题时，就倾向于预先假定苏联和中国是一个单一的目标区。在政治上，它使我们不理解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不理解这是美国的机会。

我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早期采取的主动行动中有一个行动是，对两个半战争概念的设想进行了一次重新研究。一个部际小组提出了五种选择方案作为答复，我的工作班子和我把它们压缩成为三种。每一种可供选用的战略，都是从它可以使我们能够对付的不测事件的角度以及从它的预算含义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以各种组合方式同对亚洲的战略相配合。这几种组合方式那时是跟计划中的国内开支相关连的，这样，总统就可以断定，如果他要放弃某种战略选择而实施某一国内计划，他要冒多大的风险。这三种选择方案如下：

⊙第一种战略方案维持的常规部队，可以为保卫欧洲、抵抗苏联大规模进攻进行初期（九十天）战斗，同时向一个亚洲盟国提供援助（提供后勤支援和有限度的美国战斗部队）来对付各种威胁，中国的全面入侵除外。

⊙第二种战略方案维持的部队可以进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初期防御战，或者进行对付中国对朝鲜或东南亚的全面进攻的防御战。这就是说，我们不保持在欧亚同时大规模作战的部队。

⊙第三种战略方案（基本上是我们在越南战争前的战略）维持的美军可以进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初期防御战，并且保卫朝鲜或东南亚抵抗中国的全面进攻。这支部队能够同时对付华沙条约组织和中国的重大威胁。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日，我写信给总统，概述了这些选择方案，以及它们的军事和预算含义。各机构看法不同，我都作了公正的汇报。但是在看法有分歧的时候，总统总是要我提出建议。我力主他批准第二种战略，“我认为，华约在欧洲进攻同时中国在亚洲发动常规进攻，是不大可能的。不论怎样，我并不认为，这种同时发动的进攻可以而且应该用地面部队来对付。”

尼克松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是他当总统时作出的较为重要的决定之一。首先，这使理论和能力协调起来。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过我们的两个半战争论所要求的部队，我们宣告的政策和我们实际的政策之间的差距，一定会在潜在的侵略者的心中造成混乱，如果我们实行它的话，一定会引起严重的风险。中国人和苏联人同时对我们采取行动的现实前景并不存在。但是，如果中国和苏联发动联合进攻，那我们就碰到了对全球均势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中，硬要说我们将把自己的反应限于在两个分得很开的地区进行常规战争，那就会增加我们的危险。

政治上的含义更有决定意义，我们必须抛弃那种固执地认为共产党是铁板一块的思想。把苏联和中国的目的联结起来，我们就造成了限制我们外交灵活性的推断；这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明显的对立是截然相反的。调整我们的战略方向，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了信号，表明我们认为它的目的同苏联的目的是可以分开的；我们的军事政策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威胁。虽然我们理论的转变从没有得到北京的承认，但是很难设想，那些这样小心地注视着所有的美国公开声明的谨慎的地缘政治研究家会忽视这种转变。因为我们不但开始在我们对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军事计划方面反映出新的战略构思；而且为了不使我们的意图有任何疑义，我们采取了特别的步骤，在总统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致国会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按照我刚刚讲过的分析，明确地讲出了我们的理论基础。几句关键性的话如下：

我们力求理论和能力协调一致，选择了最恰当地称之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我们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一般任务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强调是原文所标的）。

选择这个战略是基于如下考虑：

——我们的战略和战区核部队的核力量起遏制苏联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部分发动全面进攻或中国向我们的亚洲盟国发动进攻的威慑力量的作用；

——俄国和中国在两条战线上向我们的盟国发动配合一致的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这既有核战争的风险，而且中苏合作大概是不可能的……

而西欧——不是亚洲——被挑出来作为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战区。总之，我们更担心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侵略的威胁。

我们已经向中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我们不再认为一场同苏联的冲突会当然地把这个人民共和国卷进来。我们将根据我们的两个敌手对我们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对待它们。我们公开地承认，它们是不同的，它们不大可能进行合作。中国人可以选择向我们靠拢。

尼克松主义

新战略规定了我们要建立的部队。跟六十年代相反，我们力量水平的规定目标实际上是达到了。但是仍有必要使我们的意图与盟国和朋友（特别是亚洲的）关心的事联系起来。同我们有些国内的批评家形成对照的是，这些受威胁的国家认为我们从越南撤退是不可逆转的，它们担心，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能卸掉它一切责任，并抛弃它在这个地区的一切利益。没有与我们结盟的各国想知道，我们是否会从严格的法律角度开始规定我们对太平洋安全的关心仅限于对那些我们对之承担书面义务的国家。这将把那些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例如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置于何地呢？而那些承担书面义务的国家则想知道我们将怎样解释这些义务。

考虑到国内对美国过分卷入的攻击，甚至企图减少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义务，这些可不是天真的或鸡毛蒜皮的问题。但是，如果人们以为美国要放弃它在亚洲的作用，那么关键国家的外交政策，甚至国内局势很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另一方面，提出一种得不到国内一致同意的共同防务理论，是没有意义的。

在一九六九年夏为尼克松前往亚洲的时候做准备，尼克松和我常常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区别三种类型的安全威胁是很重要的，这三种威胁是：内部颠覆，一个相邻的亚洲国家进行的外来进攻，一个核国家（实际上是指苏联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在最高水平的威胁方面，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反对亚洲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侵略意图的态度没有变化。在低水平的威胁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卷入内战。在这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区，任何简单的方案都是不够的。原来的打算是要在夏天某个时候按这个方针搞出一篇总统的演说。我在七月十八日的一篇白宫背景文件中概述了政府对越南战争后亚洲的哲学：

关于承担义务性质的争论，在美国往往采取讨论法律义务的形式。但是更深入一层，就必须涉及总统这一级，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部分地取决于法律关系，但是更根本地说，取决于美国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这个观念；取决于各国在与全面安全和全面进步的关系中的固有的意义。

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像我所指出的，这些国家怎样设想它们自己的未来，因为，展望今后十年，不言自明的是，我们将要去访问的亚洲、东南亚的前途，必须依靠的不是在华盛顿制定的指示，而是这个地区的劲头、创造性和合作。

我们仍然愿意参加，但是我们不能提供所有的主意和所有的资源。主动性必须越来越多地移到这个地区。因此，我们考虑我们对它们前途的看法，是重要的。

接着，使我很感意外的是，尼克松七月二十五日在关岛一个军官俱乐部同报界进行的一次谈话中采用了这个主题，我原来以为那是一次非正式的背景谈话。那时我们是在前往菲律宾的途中。这是傍晚时分。我们已旅行了几个小时，跨过了几个时区，途经约翰斯顿岛去看第一批登月人的安全着陆。这使尼克松感动得说，我们看到了“创世以来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一周”——这句话使使团中的那个牧师有点狼狈。直到今天，我并不认为尼克松原来打算在关岛发表一个重大的政策声明；他原来的目的是要制造一点新闻，因为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造成了一个空白期。尼克松心中一开始并不想发表正式声明，他的话是在谈背景时说的，这个事实表明了这一点[16]。但是，也许当时的情景使他控制不了自己，尼克松用有力的而且常常是雄辩的话明确地讲出了他对亚洲的关注和态度。

尼克松看到亚洲的潜在的军事威胁来自一个主要的国家，共产党中国，和两个较小的国家，朝鲜和北越。但是尼克松说，我们“必须避免采取那样一种政策：它使亚洲国家这样地依赖我们，以致我们被拖进我们正在越南碰到的那种冲突中去”。不可避免地，记者们向他追问细节。尼克松回答说：

我认为，时至今日，美国，在我们同我们所有的亚洲朋友的关系方面，（应该）十分强调两点：一、我们一定遵守条约义务，例如，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承担的条约义务；但是，二、就内部安全问题而言，在军事防务方面，除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国家的威胁以外，美国要鼓励而且有权利期待，这个问题将越来越多地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而且这样做的责任也由它们来承担。

这样，既非来自核国家，也不是来自内部颠覆的侵略怎么办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尼克松建议说，在五年到十年以后，这个问题可能由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对付：“由于它所涉及的是一个并非由核国家造成的威胁……这是自由的亚洲国家，独立的亚洲国家能够解决也是美国应该支持的一个目标”。他避开了跟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安全体系成立之前的那段时期内，我们将怎么办。

尼克松制造了比他原来想要的更多的新闻。彼此相距甚远的一些地区对这次非正式的情况介绍会发表的评论轰动一时，超出了他在亚洲所到之处发表的谈话。尼克松起初对这些反响感到惊讶，他不久把这些话上升为一种主义，并挂上他自己的名字——实际上，他相当一部分时间是用来确保“关岛主义”这个最初的名称，让它在新闻词汇里迅速地被一个更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纪念人而不是纪念地方的名词来替代。尼克松最后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的越南问题演说以及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把这些非正式的话提炼成三个要点：

——美国将遵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

——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它的生存对我们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保护。

——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我们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希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主要责任来提供其防务所需的人力。

在一个方面，尼克松主义所包含的东西比看得见的要少一点。如果我们准备遵守我们的条约义务，这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泰国和南越。如果我们现在保证连不结盟国家也要加以保护，使它们不受核国家侵犯，那就要照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或马来西亚这样一些国家不受假设中的中国进攻。尼克松主义所排除的是美国自动地参加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战争，尽管我们可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我们应该不再卷进内战，这是——在一九六九年——传统的智慧。

另一方面，把美国的立场正式讲出来，就是第一次给朋友和敌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准则。就国内来说，它给所谓过多地承担义务的指责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答复；就连那些鼓吹作更加广泛的紧缩的人，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尼克松声明的冲击和影响。而那些害怕美国撤退的国家，在一旦理解了关岛声明之后，在其中发现了很多使人放心的东西。

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是，我们政府内部和外界那些要求作出更加重大的紧缩的人，开始运用尼克松主义来反对它的作者。例如，在讨论柬埔寨问题时，使人感到好笑——同时也使人感到恼火——的是，那个很想援助一个受到威胁的国家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义，却反而阻止美国提供援助，而这个人却不承认这是自相矛盾的。

这样，在一场关于防务问题的紧张的国内辩论中，我们得以保持一个基础，后来随着国会和公众情绪的转变，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我们制定了一个适合我们能力的战略，以对付更可能的威胁。我们提出了一项维护太平洋地区安全的主义，给了我们的盟国和朋友新的信念。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中取得的所有成就中，我认为，保持我们主要的军事实力，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没有它，一切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都会失败。因为只有那些被认为有选择权的人，才适度具备这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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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六七年》引库兹涅佐夫语（纽约诺顿公司一九七三年出版），第四九五至四九六页。

[2]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著《有战略武器竞赛吗？》，《外交季刊》第十五期（一九七四年夏季），第三至二十页。《是对手而非“竞赛”》，《外交季刊》第十六期（一九七四年秋季），第四八至八一页。

[3] 这是威廉·富布赖特一本著作的书名：《五角大楼的宣传机器》（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七〇年出版；文泰奇书店一九七一年出版）。

[4] 欧文·诺尔和朱迪思·尼斯·麦克法登合编《美国的军国主义一九七〇年》（纽约维京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第十一页。并见约翰·芬尼所写《四十五名国会议员设法钳制军事》，见《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

[5] 尼尔·希恩著《国会一团体希望利用反弹道导弹限制其他武器》，见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纽约时报》。

[6] 见《国会季刊》，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第八四七页。并见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星期六评论》周刊社论（《反弹道导弹系统决定：尼克松总统的越南吗？》），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纽约时报》转载，第十九页。

[7] 卡尔·凯森著《军事战略、军事部队和武器控制》，收入克米特·戈登编《国家的议程》（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六八年出版），第五四九至五八四页（引文在第五四九至五五〇页）；查尔斯·舒尔茨著《越南战争后的预算替代办法》，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纽约时报》，第十三至四八页。

[8] 格雷厄姆·艾利森，欧内斯特·梅和亚当·亚莫林斯基著《干涉的限度》，《外交季刊》第四十八卷第二期（一九七〇年一月），第二四六页。

[9] 《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10] 《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八日。

[11] 《纽约时报》社论，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及二月九日。

[12] 艾布拉姆·蔡斯和杰罗姆·威斯纳编《反弹道导弹系统：对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决定的评价》，由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作序（纽约哈珀与罗氏出版公司，一九六九年出版）。

[13] 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民主党政策委员会国家事务轻重缓急次序委员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四日。还见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

[14] 在一九六五年，五角大楼规定“确保摧毁”是毁灭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苏联居民和三分之二的苏联产业的能力；一九六八年，标准降低到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苏联居民和一半苏联产业。

[15] 核计划小组由四名常任成员和每隔十八个月轮换一次的三名成员组成。常任成员是美国、英国、西德和意大利（法国为了保持其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独立性，拒绝参加）。

[16] 尼克松的话，原先是在背景基础上讲的，后来予以发表，收入一九六九年卷的《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理查德·尼克松：一九六九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一九七一年出版），第五四四至五五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