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一提笔写到越南的往事，还免不了有一种痛苦和忧伤的感情。

当我们就任的时候，五十多万美国人正在一万英里之外作战。根据我们前任制订的计划，他们的人数还在增加。我们发现并没有任何撤出的计划。已经死了三万一千人。不论当初我们作战是抱着什么目的，到一九六九年，我们在国外的信誉，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的可靠性，和我们的国内团结一样，都受到了地球上离北美最远的这个国家所进行的斗争的危害。当初我们是公开卷进这场战争的，并且得到了国会、美国公众和新闻界的一致同意[1]。但是到了一九六九年，我国已被抗议和苦恼分裂了，这种抗议和苦恼有时带有一种狂暴的和丑恶的性质。一个民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崇尚礼让的风气败坏了。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得不到最起码的信任，就不可能进行治理。然而，我们所能有的抉择都十分严酷，而国内争吵又日益剧烈，因此这种信任就销蚀殆尽了。

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们有一天也许解释得出来那个遥远的单色调的绿野青山连接着蓝色大海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千年来，这块地方吸引着一些外国人，他们到那里去追求荣耀而得到的却是挫折，他们相信在它的稻田和密林里总会建立起某种原则来，他们去到那里而结果却只有在幻灭中退出来。是什么东西在它的人民中激发出如此奔放的英雄主义和偏执狂，致使一连串外来人到那里去寻找揭开某种秘密的线索而随后却被极端的固执行为驱赶出来？这种固执行为不仅使外国人的努力遭到挫败，而且危害到外国人自己的内部平衡。

我们的前任曾经天真地卷了进去，他们深信这场残酷的内战意味着某种国际局势的风口浪尖。他们在四年的斗争中都未能制定出一项取胜的战略，而且现在就我们所知，这样一项战略也是无法实现的。他们作了不少的事情使美国以其力量和信誉作出重大的承诺，却没有进行足够的工作来使战争结束。在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共产党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攻势。今天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员无人怀疑这个攻势遭到了重大失败。但是战斗的规模和牺牲的惨重却使它成了一场心理上的胜利。在春节攻势的影响下，我们首先是减少然后又终止了我们对北越的轰炸，交换条件只是使谈判开始，而我们毫不容情的对手又立即使之陷入僵局。对于这一场我们不会取胜但似乎也无法终止的战争，公众的支持正在日益减弱。

而且在我们国内，反对势力有了增长。它的组成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真心实意的和平主义者，他们痛恨他们的国家参与千万里以外的杀戮；有些是看不出任何可取结局的务实主义者；有些是希望结束美国在海外的战争行动的孤立主义者；有些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念同第一次在国内由电视实况转播所反映的战争恐怖是完全不相容的。这几派人士还受到一小批人的鼓动，他们运用辱骂和暴力行动这样一些冲击手法，来表达六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暴怒情绪，表达他们对美国，对它的“制度”及其“邪恶”的憎恨。所有这些派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九六八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令人痛苦的混乱现象，造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暴乱行动，并使得曾经支持美国在战后对外政策上采取伟大的主动行动的领导人们思想混乱和士气沮丧。

理查德·尼克松接管的是这样一个沸腾的局面。如果需要一个人来采取一种通情达理的行动同反对党的负责人士取得和解，那他在所有可供选择的人选中间大概是最不适合的一位了。他看到自己不管怎样都是那些要让他毁灭的自由派阴谋打击的目标，因此他怎么也不能不把越南战争引起的动荡看作是长期来对他的政治存在所进行的攻击的继续。尽管他对真心实意的抗议者的苦恼所抱有的同情比这些人所了解的要多，然而他却从来不曾鼓起自信或以精神上的豁达大度来向他们伸出手来。他接受了他们的论点，即我们面临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国内斗争，而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他却促进和加深了这场斗争的激烈程度。

为了保持公正，我们必须承认他得到的帮助极少。毕竟，像休伯特·汉弗莱这样一个一生都在寻求和解的人，他在竞选总统活动中所受到的对待也并没有好多少。在尼克松就任以后，那些当初使我们卷入越南的人们先是转向中立，接着就采取反对立场，把这场尼克松继承下来的战争的责任强加在他的身上，并且以寻求解决办法为名对他进行攻击，而这些解决办法却是他们在过去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既没有主张过更没有实行过的。

尼克松政府上台时决心停止我们在越南的参战。但是它不久就在现实面前碰了壁，这种现实情况也曾经折磨过它的前任。差不多有一代人的时间，自由国家人民的安全与进步有赖于对美国的信任。对于一项涉及到两届政府、五个盟国和三万一千名战死者的事业，我们不能只是一走了之，就像换一下电视机的频道那样简单。许多人要求我们“仿效戴高乐”，但是他们忽略了即使是戴高乐也花费了四年的时间，才使他的国家从阿尔及利亚解脱出来，因为他也一样认为，重要的是使法国摆脱它的艰苦境遇而同时又保证内部团结和国际形象不受损害。他让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解脱出来，这是作为执行政策的行动，而不是作为一场崩溃的结果，他的举动反映着一项国家的决策，而不是一次大败退。

对美国来说，使越南战争取得这样一种结局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作为民主联盟的领导者，我们必须记住有一大批国家和千百万人民把他们的安全寄托在我们与同盟国并肩作战的信念上，实际上是寄托在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上。任何一个严肃的政策制定者都不能让他自己屈服于那种流行的做法——把“威望”、“荣誉”或“信用”一概贬为虚假的东西。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还认为，一个大国仅仅为了使自己从艰苦的境遇中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不惜听任一个小国遭受暴政的统治，那是极不道德的，而且对我们要使国际关系最终形成一种更为和平的新格局的努力也是具有破坏作用的。如果北大西洋联盟各国政府对美国力量的持久性产生怀疑，我们就不可能使这个联盟重新具有新的活力。如果我们在一场大战中屈膝投降，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无法推动苏联朝着必须互相克制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一蹶不振，表明我们对亚洲安全不起作用，从而失去了我们作为一种抗衡力量的价值，我们也许就不能打开同中国的关系。我们中东外交的成功要看我们是否能使我们的盟友相信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并让他们的对手们确信我们决不接受军事压力或讹诈的威胁。很明显，美国人民想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每一次民意测验，而且事实上尼克松的当选（以及支持华莱士的投票）也同样表明，他们认为他们国家的目标是高尚的，他们不愿意让美国遭受屈辱。新政府不得不考虑反战者的关切，但同时也必须考虑这样一些家庭所遭受的极大痛苦，他们的儿子为国家经受苦难并捐躯沙场，他们不愿意让政府——在发生这些事情以后——作出的决定使他们的儿子们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对我来说，关于美国的荣誉和美国的责任的这些原则并不是空洞的词句。我是强烈地感受到它们的。我是在希特勒图谋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发动啤酒店政变六个月以前，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费尔特镇的。当我九岁的时候，希特勒上了台。费尔特是纽伦堡的紧邻，二者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有联系，就像布鲁克林同纽约那样。纽伦堡当时是举世闻名的，因为它得到纳粹的大力支持，那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纳粹党集会，它所通过的种族歧视法律也是臭名昭著的。直到我移居美国之前，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忍受着变本加厉的排斥和歧视。我的父亲失去了他毕生从事的一项教育工作，我父母的朋友们的孩子躲着他们，不愿意同他们见面。我被迫去一所种族隔离的学校上学。每一次到大街上走路都会成为一种冒险行为，因为与我同年龄的德国人可以任意殴打犹太儿童，而不受警察的任何干涉。

在这一段时期里，美国对我来说简直具有奇妙的特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它是一个美丽的梦，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宽容忍让是那里的天然本色，个人自由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即使后来我了解到美国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还是永远不能忘记，在那残酷的可耻的年代里，对于受迫害的牺牲者，对于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美国曾经是多么大的鼓舞。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走在纽约大街上时的一阵激动。我看到一群孩子，就马上走到马路的另一边，以避免挨打，然后我想起来我是在什么地方。

因此，我总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来对待美国所意味着的一切，而当地出生的公民大概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同意那种自我憎恨的态度，把每一个缺陷都当作一种借口，来诋毁一项可贵的社会实验，而这种实验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具有的重要性曾经构成我生活意义的一部分。我极其高兴能有机会来报答这样一个社会，我认识到这个社会的缺点，但对之也有一种不同的观察，我认为这些缺点并不能模糊它的伟大、它的理想主义、它的博爱仁慈以及它所体现的人类的希望。

因此国内辩论越南问题的吵嚷使我深为痛苦。我不同意造成印度支那僵局的许多决定，然而我觉得我被任命担任高级职务，就有责任来帮助结束这场战争，其方式应当同美国的自尊心相称，并且符合对一切善良的男女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美国的力量和目的。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美国不能受到屈辱，不能被搞垮，而是在这样的方式下离开越南，使得即使是抗议者以后也会认识到，这表明了美国是出于尊严和自尊心而作出的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有人指责我犯了“历史悲观主义”的错误，而事实上我恰恰认为，越南问题的结局关系到我们的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

我相信我移居入籍的国家在道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自由国家中只有美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证世界的安全，反对暴虐的势力。只有美国既有力量也有正气来鼓舞那些为其特性、进步和尊严而斗争的其他国家人民。三十年代，当民主国家面对最严重的危险的时候，美国跃跃欲试地等待着去援救欧洲。现在，如果我们放弃我们在国际上肩负的责任或者听任自我憎恨的心理支配自己，那就没有任何人来援救美国。

与我的大多数的同时代的人不同的是，对于现代社会结构的脆弱性，我是曾经体验过的。我已经看到，使社会的一切维系力量解体和破坏所有基本的价值标准，其可能结果就是过激主义、绝望和残暴。一国人民切不可丧失对自己的信心；那些沉溺于社会的缺陷或者以这些缺陷为借口而纵容虚无主义泛滥的人们，最后通常是取消所有的社会和道义的节制；他们无情地攻击一切信念的结果是使苦难大大增加。

我永远也不能使自己认为越南战争是一种极其罪恶的阴谋，在有些人士当中，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参战，并不是由于一种尚武好斗的心理，而是由于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想要纠正世界上的一切弊端，并且相信美国的善意就将使它的活动取得成效。我曾经作为一个教授去越南参观。我在那里看到的并不是丑恶的美国人（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那里也存在这样的人），而是一些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尽管国内存在分歧，他们却每天都在面对着死亡；在我的记忆中，许多有理想的美国人在无法忍受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使那个国家吓坏了的、不知所措的人民得到治理、健康和发展。我认为，由于他们的牺牲，美国应当感到有负于他们，而不应当只是对那些大声疾呼抗议这场战争的人抱有这种情意。有些批评这场战争的人认为越南是一出道德戏剧，在这场戏剧中，坏人在闭幕之前必须受到惩罚，任何试图在结局中争取挽回一些自尊的努力，将使错误加重。我却认为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痛苦并不是什么人所专有的。

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帮助我移居入籍的国家愈合它的创伤，保全它的信念，从而使它重新献身于等待它去完成的伟大的建设任务。

我陷入的困境

我自己是在难以察觉的情况下逐步地接触越南战争的，而这种接触使我日益清醒起来；这同那种导致我国政府参加这场冒险行动的简单推理过程是类似的，这场冒险的最后代价证明远远超过了任何可以想见的收获。我也逐渐感到幻想破灭。

六十年代初期，我是不大注意越南的。欧洲、战略和军备控制是我在学术方面专门研究的问题。要说我有什么观点的话，我同意那种认为越南战争是北越试图用武力接管南越所导致的传统论点。这是我现在继续相信的论点。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不曾想到会有派出美国战斗部队的可能性。正如第六章所阐明的那样，约翰逊政府认为越南的侵略行动是北京策划的。曾把第一批一万六千名美国军事顾问派到越南去的肯尼迪政府，也被游击战争的奇怪现象迷惑住了，尽管它对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一月发表的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讲话中的鼓动性已开始有所领会。

在肯尼迪政府把一万六千名顾问派到越南的时候，我记得我曾问过当时的国务院政策制定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法国过去派了几十万人都失败了，是什么使他认为，我们派去这么一点人就会取得成功呢？罗斯托以寥寥数语就回答了我的问题，这是被问得发烦的官员为了应付本该少管闲事的高级非职业专家所惯用的手法。他就像教一个文盲认字母似的对我说，法国人不懂得游击战；他们缺乏美国军队的机动能力。我并没有深究下去，因为我那时对越南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直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才对政府的一项政策采取强烈的反对态度，而且那是政府当时得到广泛支持的一项政策。令我震惊的是，美国在推翻南越的吴庭艳总统从而导致他被暗杀这件事上显然起了直接作用。这一愚蠢的行动使我们走上了一条无法预见的道路，同时我们却在破坏这条道路的政治基础。在继之发生的清洗中，那个国家几乎全部的民政机构都垮台了。让别人看到我们合谋推翻一个友好政府，必然会使东南亚其他盟国的信心动摇。我不相信那些把我们引向了这样一种赌博的种种主观的设想。反对吴庭艳的人，包括驻西贡的记者团中的许多人都说，非得把吴庭艳推翻不可，因为在吴庭艳当政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以充分的精力或得到人民的支持来进行这场对付共产党人的战争。人们指责他的兄弟企图同共产党人达成妥协——这在七年之后恰恰又成了同样一批提出批评的人士的正统观点，他们现在由于吴庭艳的继承人阮文绍拒绝这种观点而想要推翻他。但是既然这场战争关系到南越非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那么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又要去推翻它，这实在是一种很古怪的做法。在军事上预计会取得的胜利不可能比丧失政治威信更重要。对于曾由我们扶植起来的政府，我们要在道义上承担深重得多的义务。我们现在知道河内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虽然它曾积极地支持游击战，但是在吴庭艳倒台之前，他们并没有派正规军队去。在肯尼迪总统遇刺时，我已开始沿着这一思路撰写一篇文章，预言越南局势将会大大恶化。后来我想，那时候再写下去就未免太不得体了。

在一九六四年，我鼓励洛克菲勒州长在预选中就越南问题发表强烈意见。无论是他还是我当时都不曾对什么是一项适当的战略有过明确的见解，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曾预见到要派遣美国战斗部队。不过，到了一九六五年，我也属于缄默的大多数，他们都赞同约翰逊政府投入美国作战部队以顶住河内当时已经十分明显的直接卷入的行动。

一九六五年八月初，当时担任驻西贡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我的一个老朋友）要求我作为他的顾问去访问越南，这时我就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了。我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和十一月第一次周游了越南两个星期，后来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又待了大约十天；第三次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停留了几天，最后这次旅行是应艾夫里尔·哈里曼之请而去的。洛奇让我随自己的心意去深入地了解我所选择的任何问题，让我使用大使馆的各种设施和条件。

我很快就认识到，我们已经卷入了一场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取胜、也不知道如何结束的战争。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庇护所使我们达不到战争的典型目的——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我们在北越进行的轰炸，猛烈到足以把世界舆论动员起来反对我们，但又是极为半心半意的，而且是逐步进行的，以致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对手就得以控制双方军事行动的步调和双方伤亡的水平。而美国的伤亡人数在美国舆论中是要成为一种中心因素的。

我深信，在一场内战中，军事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这种胜利会带来在我们最终撤出后还可以保持下去的政治局面。只有当河内认识到，战争持续得越久，他们就要面对不断地丧失自己对当地居民的政治影响的局面，谈判才可能举行。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在熟悉的土地上作战的北越人和越共来说，只需要坚持下去，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便在美国对战争感到厌倦之后控制那里的人民。而我们的任务却复杂得多了：我们不得不去打这场战争，同时还要加强南越人的力量，使他们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存在下去。换句话说，使我们自己不再是不可缺少的。游击队不败就是胜利，这是游击战的一条重要原则；而正规军只能胜利否则就算是失败。我们是对一个难以捉摸的敌人进行一场军事战，我们的敌人却是对固定不动的居民开展一场政治战。从一开始我就怀疑我们制订计划的人员是否领会到了这一点。一九六五年十月在前往越南途中，我曾在我们驻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停留。在听完关于越南的第一次正式的情况介绍之后，我在日记本上写道：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向我说明，即使根据我们对越南战争所作的最有利的估计，这场战争将怎样结束……我认为我们甚至还没开始解决这样一个心理上的根本问题。在我看来，越共和北越人必然在自言自语地说，虽然（由于美国的干预）他们今年取胜的希望落空了，但存在一种可能性，甚至很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如果他们能够把战争拖得足够长的话，就将使我们精疲力尽。一个人怎样使一国人民同意，他准备在远离国土一万英里的地方无限期地待下去，以对付那些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对手？……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太平洋行动中失败的话，那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差错，而是因为我们难以在一种局势中使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一致起来，我国极其庞杂的军事机构并不是为应付这样的局势而设计的。

在我看来，作为我国军事行动主要目标的北越部队，起着斗牛士的披肩斗篷的作用：他们诱使我们的部队陷入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地区，而越共的基层组织则在人口众多的农村破坏南越政府。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当我参观了越南一个省份之后，我在日记上写道：

这里显然在进行着两种互不相关的战争：（一）在关于部队安全的统计数字中反映出来的战争；（二）影响到居民的战争。这两种标准并非一码事。对军队说来，如果车队能够通行，这条公路就是畅通的；对村民说来，如果他不用交税就可以通过，这条公路才是畅通的。对军队说来，如果能够把部队驻扎在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就是安全的；而对居民说来，一个村子在受到保护，不只是不会遭到有组织的越共部队的袭击而且也不会遭到越共恐怖主义分子的侵害时，它才是安全的。

由于没有胜利的标准，自欺欺人之谈代替了分析判断。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去参观永隆省时，曾问该省省长他这一省内已平定的地区占多大的百分比，他自豪地对我说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六年七月我第二次访问越南期间，特地访问了同样几个省份，以便对发生的变化作出估计。在永隆，还是那位省长对我说，自从我上次访问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我问他，现在平定的地区占多大百分比，他骄傲地对我说，百分之七十！

我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写给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一封信里概述了我第一次访问的印象：

笼罩在一切之上的是一个社会学或也许是哲学的问题：越南人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意识是强烈的，但是国家观念却很淡薄。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当社会由于内部分裂而分崩离析，并且正处于内战的战火之中的时候，如何建立一个国家。所有的新生国家都有着实现政治统一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像越南这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面临着如此巨大的困难。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我第二次访问越南之后，我又给洛奇写了一封信：“出于坦率我不得不说，我在各省没有看到任何重大变化……”美国官员试图判断农村的安全情况无异于试图为不可捉摸的东西确定分量。也许是由于我们驻在各省的顾问经验不足（他们任职的期限很短，到他们熟悉职务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了），我们所作的努力是缺乏政治眼光的。举例说，有些被列为平定的地区，可能是由于越共觉得，不去干扰那里的农业而使它成为自己的粮源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定期地征收农业税。我又提出了几条建议：大使馆应当设法对保安情况作出比较明确的估计，地方政府应当得到加强，并且应当坚决确定轻重缓急的顺序。另外，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一项政府经常宣称它是热切希望进行的谈判的策略。因为谈判也许是我们的麻烦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而我曾经有过一些同北越人打交道的有限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七月到十月之间，我应约翰逊政府的请求，充当了促使谈判开始的中间人。我通过我认识的两位法国知识界人士传递信息，其中一人曾经在四十年代帮助过胡志明，当胡在巴黎同法国人谈判时提供他的房子接待过胡。我受权敦促我的朋友访问河内，以便提出一些美国停止轰炸的妥协条件，作为谈判的前奏。他们去河内并会见了胡志明，在好几个月期间，我不时前往巴黎，传达或接受北越人的信息。这种努力终于失败，尽管它是朝着一年以后产生停止轰炸和开始和平谈判的协议方面迈出的一步。

在这种谈判终于开始以后，我在一九六八年底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我的估计[2]。这篇文章是在我被任命为国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前写成的，但是发表却在任命以后。我阐述了我的基本结论：

⊙我们的军事战略不能带来胜利；

⊙我们的军事行动必须与明确规定的谈判目标一致起来；

⊙南越政府只有实施一项能够团结非共产党的南越人的政治纲领，才能继续存在下去；

⊙美国必须把越来越多的进行战争的责任转给南越人；而且

⊙如果在谈判中“河内表明是毫不妥协的，而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我们应该争取单方面地尽可能多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应当把停火之类的军事问题当作我们谈判的重点，而把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留给越南各政党去解决。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对立双方的政界人士所提出的批评。约翰逊政府由于处理战争的做法，已经放弃了取得一次常规的军事胜利的任何希望，它规定了我们派出武装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且接受了一项停止轰炸的要求，要求得到一个光荣的结局决定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提供一种政治上的刺激力量来促使河内实行妥协，而除非我们能够把我们在地面上的军事阵地转变为一种持久的政治结构，否则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谈判立场必须取得国内公众的长期支持，以便向河内表明它如果使我们纠缠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他们将得不到任何好处。使这一切安排妥帖，而同时实现脱身，对于任何一个新政府，这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到了一九六九年一月，我虽然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深为不安，但是在若干方面同许多批评者的意见还是不同的。我不赞成无条件地撤退。到一九六九年，五十万以上的美国部队，七万名盟国部队，以及三万一千名战死在那里的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争论的问题：这场战争的结局对我们和依靠我们的人们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的问题。我也不同意许多批评这次战争的人的态度，他们似乎认为和平首先要看我们是否有诚意。河内的那些倔强的人曾经在斗争中度过他们的一生，这些人认为妥协不属于道德的范畴。他们受到越南历史——一部同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现在同我们打仗的历史——中的英雄传奇力量的驱使，曾经利用对胜利的梦想来支持他们无可怀疑的英雄主义；他们只是在精心计算和出于必要的基础上才会接受妥协。通过谈判取得的和平将是对双方所冒的风险进行深思熟虑而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一阵感情冲动产生的结果。这一见解使我永远无法同许多抗议者站在一起——即使我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这场战争正在大量消耗我们的国力因而必须加以了结。

我们所发现的情况

我们的许多批评家，包括政府内部许多促使我们在越南参战的人士，所取得的一项可疑的成就就是，把关于越南问题的辩论的重点放在尼克松政府的所作所为上，就好像是尼克松使我们卷入越南似的。最好不要忘记，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松就任的那一天，五十万以上的美国军队已经驻在越南；实际上，军队人数还在继续增加，越来越接近上届政府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所规定的五十四万九千五百人的最高限额。（部队实力的实际最高峰是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大约五十四万三千人。）我们在越南的作战费用一九六九财政年度达到三百亿美元[3]。美国伤亡人数在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平均是每周二百人阵亡；一九六八年总共有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名美国人在作战中死亡。到一月二十日为止，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在越南的作战行动中死亡的美国人的累计总数达到三万一千人；南越人的伤亡接近九万人。

战斗似乎已陷于僵持状态。我们决定性地打败了一九六八年越南的春节攻势；但是这次攻势对那些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公众所造成的震动导致了停止轰炸并使要求我们撤退的压力大大增长。我们南越盟友的正规部队有八十二万六千人，比一年以前的人数（七十四万三千人）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装备也强得多了。但是他们的任务是惊人的：要守卫一条六百英里长的渺无人迹的边境，同时要保障那里居民的安全。虽然越共干部在春节攻势中已被大批消灭，但是北越正规军大部队稳住了局势。现在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由北越主力部队进行的——同“人民战争”的神话正好相反。

南越在政治上看起来比前四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定。出生在北越的阮文绍一九六七年当选为总统，他的政府容纳了更多的像陈文香总理这样的南方人和受人尊敬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我们驻西贡使馆估计，共产党基层组织在百分之八十的村庄中仍然存在。据估计，总人口中的百分之六十五和农村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一都处在共产党的某种影响之下，哪怕只是向共产党缴纳他们所生产的大米和其他的产品税。换句话说，自从我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上一次访问以后，农村的局势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敌人的策略是制造最大限度的不安全感，同时又不谋求占领任何可能会成为美国进攻目标从而导致一场激烈战斗的领土。相反，北越人在南越所有地区发动零星的攻击。主力部队进攻美国部队使之遭受伤亡，游击队作战则是为了破坏抚慰活动；他们一直在竭力加强共产党的基层政治组织，以便最终实现接管。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克赖顿·（“阿贝”）·艾布拉姆斯将军接替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担任美军在越南的总司令。艾布拉姆斯曾经是乔治·巴顿将军领导下的一位坦克兵司令，他曾率领过在比尔热战役中解放了被围困在巴斯托尼的坦克营。艾布拉姆斯改变了美国的战略。他放弃攻打共产党主力部队的大规模攻势行动，而集中力量保护当地居民。美国军队围绕主要城市部署了纵深防御。他把两师美军从越南北部调出，重新部署在人口稠密的南部。这是约翰逊总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实行停止轰炸在军事上取得的一项好处，因为从那时起，北越人同意不侵犯非军事区，也不向主要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动进攻。

停止轰炸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反对越南战争的人集中攻击轰炸，部分是由于它的代价巨大，部分是因为这是一种美国可以单方面予以停止的行动（不像其他方面的战斗），部分也是由于河内曾经巧妙地暗示停止轰炸会带来迅速的谈判，而谈判又会产生一项迅速的解决办法。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这一天，约翰逊总统宣布他退出总统竞选，同时宣布停止对北纬二十度以北地区的轰炸。这样，美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4]就在巴黎开始了谈判，但是它仅限于如何开始会谈的程序性问题。十一月一日约翰逊总统同意完全停炸，虽然对北越通过老挝的补给走廊（所谓的胡志明小道）的轰炸以及侦察飞行仍在继续。达成的一项“谅解”就是“不得对大城市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进攻”（诸如西贡、岘港、顺化等地）；不得从非军事区、越过非军事区和在该区之内发射大炮、火箭炮或迫击炮；不得从非军事区、越过非军事区和在该区之内调动军队；不得“以威胁另一方的方式”在非军事区附近集结或调动军队。河内从来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这些规定，而是“不声不响地照办”，同时还加上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提出的保证，这封信说：“对越南方面所持立场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主要谈判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十一月四日在巴黎对北越人说，对大城市不加区别的进攻“会造成一种不利于进行认真的会谈从而无法维持停止（轰炸）的局势”。

事实证明，认真的会谈并不像河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很快就开始。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曾经叙述过的那样，围绕谈判桌的形状问题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争论，这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河内在越南南方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问题的争执。这场程序性的争论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即我们上任的前四天，才宣告终止。到尼克松就职的那一天，还没有举行过一次实质性的谈判会议。

新的班子接任以后，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形势作出可靠的估计。我们想要制定一项前后一致的战略的愿望遇到了事实不足的困难，而我们打算修改既定做法的尝试又遭到了因循守旧哲学所造成的惰性的反对。在一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简短地讨论了越南问题，接着在一月二十五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又比较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班子太新，而职业官员们的士气又太消沉。官员们的汇报并没有为新总统提供他所急于得到的富于远见卓识的主意，甚至军方也是一样。多年以来，军方一直抱怨他们受到文职领导人的钳制，但是当尼克松要他们提出新的战略时，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这时候尼克松所发出的唯一的新指示是停止同西贡当局经常不断的争吵；他不打算破坏南越的政治结构而实现河内的愿望。

我们迫切希望获得情报，这就是新政府发出的第一项调查研究指令的原由。标题为《越南局势》的《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要求各部门和各机构回答一个庞大的长达六页而且单倍行距打印的问题单子，其中包括二十八个主要问题和五十个次要问题。要求每个机构分别回答问题，以便突出不同的意见，使我们得以准确地掌握有争论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要求对发生的事件作出解释（例如，“为什么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派人到巴黎去？”“为什么北越军队去年夏天和秋天离开了南越？”），这个备忘录要了解影响谈判的政治因素，敌方的军事能力，南越的能力，农村地区安全的进展情况，西贡的政治情景，以及美国的军事战略和行动。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证据是什么？”或“我们掌握的情报够不够充分？”

不幸，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有时候恰好证实了引起我们提问的那些令人困惑的情况，而不是促使它们得到解决。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所提问题的回答在二月间一一到达，我的工作人员把答案加以概括和分析，写成一份四十四页的文件，在三月十四日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小组成员传阅。[5]或许并不令人惊奇的是，这份概要发现官方机构意见不一致，而发生分歧的方面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有一派思想比较乐观，其中包括埃尔斯沃思·邦克（我国驻西贡的大使），三军参谋长艾布拉姆斯将军和约翰·麦凯恩上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这一派相信北越人由于军事上虚弱而同意在巴黎举行和平谈判；相信抚慰活动的成果是真实的，并且认为“应当坚持下去”，而且“形势是对我们有利的”。对立的一方反映了五角大楼文职人员和中央情报局的观点，在较小的程度上还反映了国务院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南越的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认为“这主要是造成了一种相持不下的僵局”。这种观点认为，战况平息的成果是“夸大了的和不牢靠的”，“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切实的进展”，敌方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战场上都不是出于软弱而采取行动的，它还认为，“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对越南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这两派在下述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大多数军事行动是越共和北越人发动的，而这一点决定了双方伤亡的人数；敌方没有改变它的目标；河内奉行“一条基本上不受莫斯科和北京支配的行动路线”。然而，对于诸如敌人兵力的大小和部署，柬埔寨，特别是作为一条补给线的西哈努克港的重要性这一类基本事实，情报部门内部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巨大分歧意见。这些答案清楚地说明政府各部门在事实方面看法是不一致的，更不用说对于政策有什么一致意见了。

在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内部辩论——或者甚至是能够进行这场辩论——之前，河内比我们的分析抢先了一步，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南越发动了全国性的攻势。

北越的进攻和对柬埔寨的轰炸

一九六八年同北越人达成的停炸的谅解包括这样一种“期望”：不袭击主要城市或越过非军事区。但是，当我们就任时，敌人的渗透活动日益增加，这强烈表明一次新的攻势正在酝酿中。

我们所找到的应付这种可能性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对北方的轰炸。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美国广播公司和电视广播网的《问题与回答》节目中宣布：“如果他们在某个时候向我们表明，他们不是采取认真的态度而且不守信义的话，我毫不怀疑总统将不得不重新按照原先的概念行事，那就是对敌人施加压力，包括必要时进行轰炸。”艾夫里尔·哈里曼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四日在一次白宫汇报会上发表了同样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对尼克松说，在越南，一切可能做的事情都在做，“除了轰炸越南北方以外”，他这样讲只不过是遵循一向实行的理论而已。

然而在新政府里，没有一个人不是一想到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就满心厌恶。我们那时正尝到一个新总统就职之后的蜜月时期的甜头；在这以前，尼克松还从来没有得到过新闻舆论界的赞同。我们知道，重新轰炸会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即使这是由于北越背弃导致停炸的双方谅解而直接引起的，也是一样。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首先是，在新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月内，我们还没有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围绕一项体面地解决越南战争的计划使全国团结起来。

不幸的是，除了轰炸北越以外，要找到其他办法是很难的。一月三十日，我在五角大楼会见莱尔德和惠勒，一起研究一旦敌人在南越发动攻势我们可以采取什么对策。惠勒反复说明，美国在南越的军队已全部投入战斗；唯一有效的反击就是在非军事区采取行动或者是重新轰炸北越。莱尔德对后一个建议提出异议，强调说停炸已促使公众产生了希望，认为战争正逐渐趋于结束。我也并不赞成这个建议，因为我非常希望给谈判一个机会。二月一日那一天，尼克松给我一个便条，上面写着：“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我们预料共产党将在南越采取一次主动行动’。我不喜欢看到这种说法。我认为要是有什么主动行动，那应该是来自我们方面，而不是来自他们。”但是我要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建议，却得到了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回答：列举对北越目标进行的各种不同等级的空中和海上攻击；梅尔文·莱尔德和我本人对这些建议表现了同样典型的不愿意接受的态度。

后来想到要去轰炸越南在柬埔寨的庇护地区，其理由与人们设想的恰恰相反；并不是要扩大战争，而是要避免轰炸北越，同时又能挫折敌人的无缘无故的进攻的锐气，这种进攻每周都要使四百名美国人牺牲生命。

主张修正我们行动路线的人们有时集中攻击尼克松政府，硬说它攻击了一个“和平”国家的“中立”地位。这种指责忽略了下面的情况：这个问题所涉及的领土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已不再是柬埔寨的土地。四年以来，多达四个师的北越军队一直在从沿南越边境的一连串基地地区出发到柬埔寨土地上进行活动。一九七八年，据已经胜利的柬埔寨共产党人估计，一九六九到一九七〇年间，在柬埔寨东北部不请自来的北越军队达到三十万人，这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6]柬埔寨官员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排挤出去，这些土地上已差不多没有柬埔寨居民[7]。它们是完全由北越人控制的。北越军队从这些领土上发动进攻，打进南越，制造伤亡，破坏政府统治，然后又退到一个形式上中立的国家的保护之下。那种认为美国破坏了一个和平国家的中立地位的说法，只能是蓄意偏袒一方，而决不是明辨是非，因为当时在柬埔寨的鼓励下我们为了自卫而予以零星轰炸的领土，是柬埔寨多年来未曾行使过管辖权、人烟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地区，这些地区是被侵犯柬埔寨中立、并凭借这些庇护所每周杀害数以百计的美国人和南越人的敌人所占领的。

第一个建议来自惠勒将军。当莱尔德在一月三十日表示怀疑重新轰炸北越在政治上是否站得住脚的时候，惠勒提出，作为一个替代方案，建议袭击北越在柬埔寨边境一方非法建立的基地网。二月九日，艾布拉姆斯将军从西贡打电报给惠勒将军说，最近一名逃兵提供的情报和空中摄影侦察表明，负责南越全境的共产党总部就设在紧靠柬埔寨边境的那一边。（当时我作为一个新手，这些看起来很肯定的证据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如果是后来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后来，金边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八年以后也证实那个逃兵所提供的那方面的情报是正确的。）艾布拉姆斯要求授权用 B-52 轰炸机从空中袭击那个总部。邦克大使在另一份通过国务院渠道发来的电报中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这些建议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当选总统在政府交接阶段的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曾写给我一封便信说：“在你对越南问题进行研究时，我需要一份报告，确切说明敌人在柬埔寨有什么兵力以及我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摧毁在那里集结的力量。我想当我们就任时议事日程上的第一批事项之一大概应该是：非常明确地改变对柬埔寨的政策。”古德帕斯特将军起草了一份由我来签字的报告，提供了沿柬埔寨边界的北越基地地区的详细情况。他报告说：“我们在南越的野战司令部确信进入柬埔寨的绝大部分补给品是由西哈努克城运进的……我们对此所采取的行动是非常有限的……野战司令部多次请求授权进入柬埔寨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和追击袭击我们以后又撤退回去的军队。所有这些请求都遭到拒绝或者仍在审议中而尚未采取行动。”

在《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的调查中，关于西哈努克城的重要性是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西贡的美国军事指挥部确信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之间，大约有一万吨武器通过西哈努克城运进了柬埔寨，但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此提出异议。根据他们的意见，由穿过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运进的补给品不仅可以满足南越所有共产党军队的外部需要，而且绰绰有余。在分析家们的这个辩论中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自然是，柬埔寨的庇护所是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使我们必须加以打击；这里正像常常发生的那样，情报估计往往是跟在有关机构的政策观点的后面，而不是走在前面。那些赞成打击庇护所的人们强调西哈努克城的重要作用；而那些反对这样做的人却贬低它的重要性。（在一九七〇年四月美国和南越部队开进这些庇护所的时候，存放在共产党储藏室里的文件表明，通过柬埔寨运进的补给品远远超过了甚至军方最高的估计数字。）

但是对于是通过西哈努克城还是沿胡志明小道运进作战物资的问题不论有什么争议，人们对于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基地对美国和南越部队的威胁却没有任何争论。二月十八日，我和莱尔德、国防部副部长帕卡德、惠勒将军和莱尔德的军事助理罗伯特·E·珀斯利上校一起听取了来自西贡的一个两人小组的汇报。我向总统报告，艾布拉姆斯将军深信在目标区以内并没有任何柬埔寨平民居住。尽管如此，我建议不要无缘无故地轰炸那些庇护所。我提出，我们应当给谈判一个机会，并谋求保持公众对我们政策的支持。我们可以到三月底重新检查一下局势——这是政府机构的一种典型的拖延手法，以缓和一下那些意见被否定的人们的苦恼。尼克松在二月二十二日批准了这个建议，这正是他动身开始他的欧洲之行的前一天。

就在尼克松决定推迟对那些庇护所采取行动的这一天，北越人使一项本来是模糊的应变计划变成了对付一场危机的必要行动。河内在新政府就任之前就做了好几个星期的准备，在完成这些准备之后，就发动了一次全国规模的进攻。在进攻的第一周里作战死亡的美国人有四百五十三人，第二周有三百三十六人，第三周有三百五十一人；南越人的伤亡还要大得多，平均每周达五百人。这是一次特别厚颜无耻的行动。在巴黎由亨利·卡伯特·洛奇率领的我们的新代表团还没有举行过一次实质性的谈判会议；新政府还来不及制定它的政策。无论是巧合还是预谋，这场攻势是在总统预定作一次国外旅行的前一天开始的，这样既使我们无法作出反应，又使新总统受到屈辱。尼克松曾经在过渡时期同北越人有过联系（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强调他决心在保证有关各方的自尊和荣誉的基础上解决这场战争，尽管这样，这场进攻还是发生了。河内甚至不肯考验一下所表白的这种意图，它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加紧杀戮美国人。我在给总统的一份报告里说明，北越人曾经“能够给美国和南越军队造成相对高的伤亡率，而又不暴露它的主力部队”。

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听取了一次关于敌人这次攻势的军事汇报，他的周围摆满了一堆堆由我的工作人员和国务院人员编写的关于他即将访问的每一个国家的活页情况简报。（尼克松后来主要在礼节性的场合才利用椭圆形办公室；通常他宁愿在行政办公大楼里他的非正式办公室工作。）尼克松正在阅读那些简报，他一边设法把它们记在脑子里，一边大发牢骚，抱怨他不得不花那么大力气。他在听完汇报以后情绪激昂。依照他的全部直觉，就是要对河内的无耻行动作出激烈的反应。几年来，他一直指责他的前任在对共产党行动作出反应方面软弱无力。但是他也非常希望他作为总统的第一次国外旅行取得成功。美国的报复可能在欧洲激起骚乱；消极忍受又可能鼓励我们的敌手。他并没有能立即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攻势开始那一天，白宫的唯一反应是我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打了个电话。我说，总统要莫斯科理解，如果北越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进行报复。

但是第二天，二月二十三日，在由华盛顿飞往布鲁塞尔的途中，尼克松下了决心；他突然下令轰炸柬埔寨的庇护所。在我看来，像这样重大的决策，如果不同有关的官员商量，或者不制订一项应付各种后果的详细计划，是不能简单地从“空军一号”飞机上用电报传达给华盛顿和西贡的。因此，我向尼克松建议把最后的“执行”命令推迟四十八小时，并急电当时担任我的军事助理的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带上一位五角大楼的专家，到布鲁塞尔同我会面。我想要再检查一下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并制订一个外交上的计划。

黑格，霍尔德曼（代表尼克松，因为他不来参加就会引起别人注意），五角大楼的计划官和我，二月二十四日早晨在停在布鲁塞尔机场的“空军一号”上会晤，这正好是总统在北大西洋公约总部发表讲话之前。尼克松使用的这架飞机内部是按照约翰逊指示的规格装修起来的。在总统特舱的后面是一个会议区，这里有一只特大的椅子同一个腰子形的桌子装配在一起；椅子和桌子上都装有按钮，使它们能自行活动起来。那把椅子能变换各种姿势；那张桌子则利用液压可以上下移动。如果有人按错了电钮，桌子就会徐徐下沉，把他钉在椅子里动弹不得；如果椅子同时却在上升，那情况就会变得危急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令人生畏的环境里制定了轰炸敌人庇护所的指导原则：轰炸将限于距离前线五英里之内的范围；我们将不宣布这种攻击，但如柬埔寨提出抗议，我们将予以承认并愿赔偿任何平民遭受的损失。我们在剩下的短暂时间里，制定出一个军事和外交的日程表以及向报界介绍情况的指导意见。黑格和五角大楼的那位专家立即动身去华盛顿向莱尔德汇报。尼克松晚些时候在伦敦用隐讳的方式向罗杰斯谈了他的想法，但没有提供细节。

这一天还没有过去，莱尔德就从华盛顿打电报来提出他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要对轰炸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报界很难对付，而且不能保证取得公众的支持。他要求暂缓采取行动，等对方挑衅的情况更明朗时再说。这典型地表明了普遍存在的那种犹疑不决的情绪，生怕惊醒公众抗议这只沉睡的野兽。我们全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考虑双方的谅解是否已被破坏这一法律问题，而不是集中考虑每周都有四百名美国人死亡，而河内正是要利用这一点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制订出行动方针之前来摧毁我们的意志。回顾这些情况，真是令人吃惊。现在看来甚至令人更加惊愕的是，在这整个期间，没有认真考虑过重新轰炸北越；停炸原来是为了加快求得一项解决办法，本身却正在变成一种目的。

虽然我不一定认同莱尔德的推理，但却同意他关于轰炸柬埔寨问题的结论。我想，如果我们对河内如此卑鄙的行动不作出反应的话，那就会使我们对谈判所抱有的希望注定落空；那只能被河内看作是表明尼克松在国内压力下束手无策的一种迹象；北越就像他们曾经成功地击败约翰逊那样，力图击败尼克松，在这时候，这种情况很可能促使他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挑战。但是时机问题使我感到烦恼。正当总统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发动一次新的军事行动，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他可能会遇到敌意的示威，而且又不能同他自己的政府人员聚会并使他们团结在他的周围。我也不喜欢看到这样一种前景：越南问题成为我们在欧洲为报界举行的所有情况介绍会上的主题或者私下里试图向盟国政府进行解释，这些政府并不总是急于把他们私下支持我们在越南的行动的态度同在公开场合表示与我们的行动无关的态度协调一致起来。我把这些都对总统说了。第二天，当我们在波恩的时候，尼克松取消了这个计划。

所谓小型春节攻势暴露了我们国内地位的不稳。敌人的攻势一定已经策划了好几个月。攻势是在我们刚刚上任四个星期时发动的，那时敌人还来不及了解我们的意图，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可是，《纽约时报》在三月九日却责怪新政府擅自耗费了一个月时间来研究在这场牵涉到五十多万远征军的战争中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因而得罪了河内：“不幸的事实是，当洛奇大使等待白宫批准提出新的和平建议或同意进行私下会谈（只有在这种会谈中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进展）的时候，巴黎谈判已经陷于僵持状态。在尼克松政府进行它的军事和外交研究的时期，一切都陷于停顿了。”不久在国会中也就一再发出这样的论调。

总统在公开场合采取了克制的态度，而私下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在三月四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

我们并没有仓促行事，不过不应当把我们表现出的耐心和克制的态度看作软弱的标志。我们决不容忍继续违反一项达成的谅解。但是不仅如此，当我们真心实意地试图在巴黎的会议桌上谋求和平的时候，我们决不容忍造成我方人员更大伤亡的进攻。这种进攻如果继续下去，将对之作出适当的反应。

三月四日，我把莱尔德的一份备忘录转交给总统，我对之未予置评，这份备忘录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袭击北越的建议。莱尔德决不是一个“鸽派”；在正常情况下，他的直觉本来会使他站在好战的一边。但是他又是一个研究公众和国会情绪的有心人。他是一个很好地斟酌各种意见的政治家，他因此知道那种对和平设置障碍的人很可能丢掉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是不打算作这样的牺牲的。因此，他极为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行进：一边是他的信念，这种信念主张作出一些军事反应；另一边则是他的政治直觉，这种直觉要求采取克制态度。他过去是反对轰炸北越的，可是他强烈支持袭击柬埔寨庇护所。（他表示不同意的唯一一点在于他考虑到了对公众宣传的政策；他认为要对轰炸保密是不可能的，这是基于实际的而不是道义上的理由。）总统从同样的逻辑出发，下令在三月九日轰炸柬埔寨庇护所。三月七日，罗杰斯由于巴黎出现私下会谈的希望而提出反对意见。

尼克松第二次收回成命。尼克松每次登上国会山又走下来，他的愤怒和急躁都在增长。像莱尔德一样，他一直说他并不想打击北越，但是他想要“有所行动”。三月十四日，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问尼克松，他的忍耐是不是正在渐渐消失，他回答说：

我从今天上午看到的报纸报道中不能得到安慰，这些报道说，上周我们的伤亡从四百人下降到三百人。那仍然是太高太高了。我们究竟应当作出什么反应，这必须根据这种反应对巴黎谈判所起的作用来决定。我将仅仅像早些时候那样作出反应……我们已经发出了警告，我将不再提出警告。如果我们断定伤亡人数高于我们所能容忍的，就将采取行动。

第二天，北越人向西贡发射了五枚火箭炮——这是进一步升级和对已达成的谅解的进一步破坏。敌人在三月的头两个星期对南越主要城市发动了三十二次攻击。在火箭炮弹打到西贡的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五分，我接到总统的电话，他下令立即出动 B-52 袭击柬埔寨庇护所。总统在经受一个月以来的挫折之后，用压倒的语气说：“只有在事情已不能回头的时候才通知国务院……这个命令是不可上诉的。”（“不可上诉的”是尼克松爱用的一个词儿，这个词在了解他的人们说来，就意味着局势相当捉摸不定；当然，这往往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上诉的可能性。）

我对总统说，不应当在不让他的高级顾问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决定，哪怕只是为了在万一引起公众大哗的时候可以保护他自己。这样做并不会浪费时间。因为反正得订出详细的方案不可，而且对总统指示的准备工作也需要至少二十四小时。因此预定第二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会议。我于是先找莱尔德商量，他坚决支持总统的这一决定。为这次会议作准备，我给总统写了一个备忘录，列举了赞成和反对的论点。我们所担的风险，包括从柬埔寨提出正式抗议并认真地加以对抗到苏联作出强烈反应，以及北越采取明确的报复行动——虽然很难设想，北越除了已经在干的事情外还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最后的风险是国内的批评高涨，掀起新的反战示威活动。我建议让我们驻巴黎的代表在轰炸当天要求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以强调说明我们更愿寻求谈判解决的办法。我还要求总统向他的同事们着重指出，建议采取的轰炸行动并不是没有先例的。我开的清单所没有预见到的是（我们大家在考虑时谁也没有预见到）事实上发生的情形：河内、金边、莫斯科或北京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参加三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椭圆形办公室会议的是罗杰斯、莱尔德、惠勒和我。尼克松作为总统第一次面临着在一场国际危机中必须作出具体决定的局面；这大概也是他第一次面临着他的同事们对一项他决心采取的行动的反对。他用日后成了典型的尼克松做法的策略应付了这种状况。一方面，他已做出决定，并且不会改变；说实话，他在会议召开二十四小时之前就指示我向国防部发出了通令；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有必要装模作样，好像这决定还有商量的余地。结果是费了几小时的时间来进行令他非常厌烦的辩论，并使他更加倾向于排除那些固执己见不肯顺从的人参加进一步的讨论。

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是按照可以预见到的情况进行的。莱尔德和惠勒坚决支持发动攻击。罗杰斯反对，其理由不是基于对外政策而是国内的原因。他并没有提出柬埔寨的中立地位；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既然柬埔寨不愿意或不能够捍卫它的中立地位，我们就有权对抗北越公然破坏柬埔寨中立的行为[8]。罗杰斯担心的是，恰恰在情况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在国会遭到反复责难。在几小时的讨论期间，尼克松允许自己被莱尔德和惠勒说服去做那他已下令要做的事。我事先已在备忘录中提出了我的想法，就没有再说话。最后，罗杰斯终于同意让 B-52 打击估计包含共产党总部的基地地区。这些讨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北越无端发动了一个月的攻势，致使一千多名美国人死亡，经过数星期的痛苦讨论，美国仅仅对一个距柬埔寨边境三英里范围内北越人占领了四年以上的地区，发动一次报复性的袭击。而这就会被当做一个肆无忌惮的“非法行为”的实例在民间广为流传。

会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想要在这次袭击中增添一些行动——轰炸侵犯非军事区的北越军队集中中心。莱尔德和我一致认为，使罗杰斯站在我们一边是更为重要的，这一建议就未被采纳。

三月十八日， B-52 轰炸了离柬埔寨三英里的北越三五三号基地地区。为了这次袭击，五角大楼查遍了它的庞大无比的代号汇编，决定用“早餐”这一代号——既无意义又不典雅。当空袭击中了弹药库或油库时，总会引起一些继发性爆炸。它们可以提供说明轰炸成功的几乎无可置疑的证据。据进行三月十八日“早餐”轰炸的机上人员初步估计，在目标地区总共发生了七十三起继发性爆炸，其强度最高时为典型继发性爆炸的通常强度的五倍。

本来打算对三五三号基地地区只进行一次空袭。但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下令再进行一次打击，部分是因为无论河内还是金边对第一次袭击都未作出什么反应，部分是因为效果超过了我们的期望，但最主要的是由于在遥远的朝鲜发生的一个事件。尼克松曾经打算轰炸朝鲜，以此作为对朝鲜击落一架非武装的美国侦察机一事的反应（尼克松曾严厉批评约翰逊，因为他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朝鲜获电子侦察船“普埃布罗号”作出反应）。主要是由于罗杰斯和莱尔德的强烈反对，他才没有这样做。但是尼克松一向的脾气是，每当他要采取重大反应的本能受到压抑的时候，他总得找到另一个地方来显示他的勇气。他最害怕的莫过于被人视为软弱；而且他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有充分的理由不让河内认为他是无能为力的。

尼克松在五月间下令轰炸柬埔寨其他一系列无人居住且位于距边境五英里之内的基地地区。袭击三五〇号基地地区的行动代号是“餐后点心”，袭击三五一号基地地区的代号是“快餐”；七四〇号基地地区的代号是“晚饭”，六〇九号基地地区的代号是“午餐”；三五二号基地地区的代号是“晚餐”。基于一种认为凡是值得去做的事情就值得大做特做的理论，整个一系列行动的代号就定为“菜单”。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到八月初，袭击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每一次都得到白宫的特别批准。后来被授权定期进行轰炸。这张地图标出了距边境数英里的狭长基地地区，从而驳斥了那种所谓美国“大规模轰炸柬埔寨”的指责，正是这种指责促使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十二名成员在一九七四年建议提出弹劾，其根据是像众议员罗伯特·德里南所想象的那样[9]，尼克松向国会隐瞒了“这一比美国全部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在任何一次战争中的行动更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行动”。然而，不论是柬埔寨还是北越都从未声称有柬埔寨人或平民受到伤亡。在这几次空袭时投下的炸弹吨数，常常被人作为说明政府野蛮暴行的实例而引用，这些统计数字为了适合它们的计算者们的方便而不提上述突出的事实，也未指出轰炸仅限于沿边境一带只有数英里宽的一条狭长地带。这次行动持续到一九七〇年五月为止，那以后就开始公开发动空袭来支持美国和南越攻击北越基地的地面行动。

“菜单袭击”的定期报告都送交总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他在一份报告上批道：“继续干。”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和一九七〇年二月，他要求对这些行动的效果作出估计。每一次莱尔德都报告说，艾布拉姆斯将军和邦克大使深信（正如他曾报告过的那样），“‘菜单行动’是整个战争中最有效的行动之一”。艾布拉姆斯将军认为“菜单行动”起了破坏敌人后勤，使敌人几次攻势失败并减轻敌人对整个西贡地区的威胁的作用。莱尔德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艾布拉姆斯将军的论点，那就是“菜单袭击”“一直是有效的，并且在风险不是太大的情况下继续有效”。

我们最初准备在答复柬埔寨或北越的反应时承认进行了“早餐袭击”。我们是坚信它们会作出反应的。例如，中央情报局在二月二十日和三月六日的备忘录中预言，河内“肯定”或“几乎肯定”会试图从指责美国扩大冲突中捞到宣传上的好处。但国防部怀疑能不能对这些袭击保守秘密；我本人则在这个问题上持一种不可知论的观点。我在三月八日同尼克松谈话时说：“帕卡德和我都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干了，而缄口不言又与事无补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宣布我们所做的事情。”总统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为了应付柬埔寨可能提出的抗议，我们拟定了一份正式承认的声明，其中表示愿意赔偿损失并要求进行国际视察。

起先我们保持缄默，为的是避免迫使北越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苏联人和中国人公开作出他们可能并不急于想作的反应。美国自愿发表的声明势必将迫使河内不得不公开作出回答，也许是采取军事报复行动或中断和谈。这样一来，西哈努克就得在如同走钢丝一样地极力保持中立的时刻公开采取倾向河内的立场。这也可能促使苏联和中国在我们认真实行三角外交的同时作出反应。

但是河内并没有抗议。事实上它驻巴黎的代表在我们提出要求后七十二小时之内就接受了洛奇表示要在三月二十二日举行秘密会议的建议。而且西哈努克也并没有表示反对，他把这些轰炸看做与他无关的事情，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完全由北越人占领着，对柬埔寨人不产生影响的地区内。因此，这是他无法控制甚至是无法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们同柬埔寨的关系在整个轰炸时期显著地得到了改善。西哈努克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巧妙而精彩地保持平衡的手段，十年来一直使人惊奇。一位世袭的亲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却能在人民当中得到似乎使他不可能受到攻击的广大支持。他曾使他的国家独立，并且造成了一种好像国家少不了他的气氛。他曾经力图使国家保持中立。在一九六二年老挝问题取得解决以后，他曾断定，他所憎恨的共产党人将会在印度支那得势。他默许北越人在他的国土上建立基地以适应这一现实，并在一九六五年找了个借口同我们断绝外交关系。然而他同共产党人的合作是很勉强的：红色高棉（柬共）得到河内的鼓励，早在美国在柬埔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们就开始了游击活动。西哈努克缺席判处共产党领袖死刑。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强烈支持罗杰斯一九六九年二月向总统提出的一项建议：为了改善关系而接近西哈努克[10]。西哈努克热切地接受了我们的表示。我们驻金边的大使馆重新开放，为首的是一位代办。

西哈努克对轰炸不置一词应当是并不出人意料的。早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还是上届政府任职期间，他就对总统特使切斯特·鲍尔斯说：

我们并不希望越南人待在柬埔寨……如果你们解决了我们这一问题，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不反对在无人居住的地区穷追猛打。你们将会把我们从越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对我来说，只有柬埔寨是重要的。我要你们迫使越共离开柬埔寨。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在没有柬埔寨人的地区内，对这类事情我将假装看不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在轰炸开始了将近两个月之后，西哈努克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只是证实进行了轰炸，但断然否认有平民丧失生命，实际上等于请我们继续轰炸：

我没有对轰炸越共兵营一事提出抗议，因为我没有听到轰炸的消息。我不了解情况，因为在柬埔寨的某些地区没有柬埔寨人居住。

柬埔寨只是对摧毁柬埔寨人的财产危害柬埔寨人生命的行动提出抗议。我只能这样讲，只要我不了解情况，我就不能提抗议。但是，如果柬埔寨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我就要抗议。

这里是关于B-52几次轰炸情况的第一份报告。可是我根本没有听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任何消息，因为我们没有损失一幢房屋，一个同胞，没有损失，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人在弹火中受到伤害，没有人，没有柬埔寨人受到伤害。

先生们，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如果有一头水牛或是柬埔寨人丧命，我就会立即接到报告。但是这是美国人和越共-越盟之间的事情，没有柬埔寨的人证。没有柬埔寨的人证，叫我怎么提抗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要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会允许任何一方的侵略行动。请注意这一点。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电讯报道说西哈努克对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讲了同样的话[11]：

对他的国家的轰炸仅仅打击了越共而没有危害到柬埔寨的村庄或人民，因此柬埔寨并没有就此提出抗议。他宣称，他收到的关于美国轰炸柬埔寨无人居住地区的消息，大部分是来自美国报纸和杂志的报道。他强烈要求避免发生危及到柬埔寨人生命的事件。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在轰炸北越人在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四个半月之后，西哈努克热情地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柬埔寨，以突出表明美柬关系的改善。直到西哈努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以前，这种关系一直都在改善。

没有人怀疑袭击那些用来杀戮美国和友好部队的基地地区的合法性。柬埔寨的一切权威都被撵出了这些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内，据西哈努克本人说，柬埔寨连一头牛也没有被杀害。我们认为，把柬埔寨鼓励我们去做而北越人又予以接受的事情公布于世，并没有什么意义。要保密的理由是避免使这一问题发展成一场国际危机，否则几乎肯定会使我们的外交活动和军事努力复杂化。四年前，占领了柬埔寨领土的北越人就已经把战火扩大到柬埔寨境内。从二月二十二日以来，北越人违反一九六八年达成的谅解而袭击城市，就已使这场战争在越南境内升级了。北越人把所有的柬埔寨人赶出基地地区，以便更加有效地杀死美国人（一星期达四百人之多），轰炸这些基地地区，是一种最起码的、同国际法完全相容的防御性措施。这一定会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所以要保密是因为公开宣布这一行动对柬埔寨政府就是一种不必要的打击，他们可能因此而不得不要求我们停止这一行动；这还可能促使北越人进行报复（如果我们宣布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怎么能不有所反应呢？）。北越人保持缄默是因为他们并不急于宣扬自己在柬埔寨土地上的非法存在。我们的轰炸挽救了美国人和南越人的生命。

新闻界把情况泄露出去，其来源却是美国人，这就是尼克松和我难以容忍的原因。关于 B-52 或其他飞机空袭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的消息刊载在《纽约时报》（三月二十六日，四月二十七日）和《华盛顿邮报》（四月二十七日）上；威廉·比彻写的一条详细的报道刊登在五月九日的《纽约时报》上面；另一条刊登在五月十六日的《华尔街日报》上面；一条广为流传的合众国际社消息五月十八日刊载在《华盛顿邮报》上；《新闻周刊》在六月二日报道了这个消息。

总统和我都认为，新闻界泄露军事秘密是无端地使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危害，这种看法促使总统同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长商讨如何采取补救措施。埃德加·胡佛建议采用电话窃听的手段，他指出，前任历届政府都曾为了这个目的（以及其他一些理由远非如此充分的目的）而广泛使用过这种手段。司法部长肯定了这种手段的合法性。尼克松下令按三类情况采取这种措施：安全档案里载有不良情况的官员；有机会接触已经泄露的机密情报的官员；根据前两项原则在调查过程中提到的可能有嫌疑的人。依照这些标准，联邦调查局给十三名官员和四个新闻记者安装了十七个电话窃听器，其中有的仅仅持续了几个星期，有的则长达几个月（我的办公室对所有这些情况并不都是知道的）。同恶意的传说相反，高级官员并不花时间来热心地阅读个人谈话的长篇记录。他们收到的是联邦调查局人员认为具有有关敏感的军事或外交政策问题的谈话的简单摘要（通常大约一页）。引起联邦调查局怀疑的标准一般要比白宫的低得多。一九七一年五月，尼克松停止向我的办公室送交这类报告；而后只把它们送给霍尔德曼，他一直接到这些报告。

我将在另一卷中论述国家安全窃听的道德问题以及尼克松政府总的政治作风。在这里我只想说明，这种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是合法的而又为大家所认可的，我完全没有理由去质疑，所以才同意这样做，何况照人们对我们所说的，那些前任政府是以更大的魄力和更少的保障措施来采取这一行动的。这样做的动机（我亦明确地抱有这种动机）就是，防止（从未被发现的）个人危害美国和南越人的生命，这些人泄露交托给他们的军事情报，以破坏经过虔诚的考虑才决定下来的、我们认为从法律和国家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合理的政策。我现在相信，从那以后，对国家安全窃听采取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这甚至更为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我的这一看法：这些人是不道德的，他们辜负了对他们的信任，试图破坏国家的政策并且不惜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同时，我现在认为，我们那时没有以更为坦率的态度对待国会的领袖们是做错了。诚然，尼克松总统和我曾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和拨款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理查德·鲁塞尔作了情况介绍。也向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作了通报。在众议院，我们也曾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门德尔·里弗斯和这个委员会中的少数党高级成员莱斯利·阿伦兹及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作了情况介绍。莱尔德还向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介绍了情况。没有人提出应该与整个国会磋商的问题。但在当时向国会汇报机密的军事行动已被认为是理应采取的做法。同国会进行磋商的标准从那以后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无疑是一种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变化[12]。

那种认为轰炸把北越人赶出了庇护所因而使战争蔓延到柬埔寨内地的说法也是违背事实的。如果北越军队离开庇护所，那他们是回头向越南境内移动，而不是深入柬埔寨——直到一年以后西哈努克出乎意料地被推翻为止，情况都是这样。此后，北越军队开始蓄意地占据柬埔寨的城镇和军事阵地，以便孤立金边和颠覆西哈努克的继承者，我将在以后的一章里对此加以叙述[13]。由于北越新的侵略行动而扩大了的战争虽然是摧毁性的和悲惨的，却并不是秘密进行的。这场战争我们的公众完全了解，国会就此进行过辩论，报界又作了广泛的报道。那时我们的空中行动是根据严格的作战规则进行的，这些行动受到我们驻金边大使的监督，并辅之以空中摄影的检查，目的是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避开柬埔寨平民居住的地区。这种“秘密”轰炸涉及的是完全由北越人占领的小块的人烟稀少的土地。把政府描绘成好战的、嗜血的、阴谋策划进行欺骗的样子，其实只是对一些苦恼万分的人们的实际情况的讽刺，这些人既害怕在战场上投降，又害怕战斗更暴烈的升级，他们在轰炸北越和逆来顺受地接受一次无耻的血腥进攻的凌辱这二者之间尽量选择一条他们所认为的中间道路。打击敌人在柬埔寨的庇护所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当我们面对一场每周杀害四百名美国人的无端进行的攻势，这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反应而采取的行动。我们袭击了没有平民居住的军事基地，而且最多只到距边界五英里的地方。如果在外交上有人提出了抗议，我们倒是愿意承认这些轰炸行动并申述其理由。事实上没有人提出抗议；柬埔寨没有提出反对，北越没有提出反对，苏联人、中国人也没有。因此，秘密地干变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既对敌人保持了压力，又不使柬埔寨的微妙地位复杂化，不使总的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也不致促使人们抛开一切行为的界限。

为和平解决展开的外交活动

越南经验中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地方，其中的一个实例就是公众辩论的升级是何等地迅速。反战的批评家们要求政府采纳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谈判条件，他们鼓吹作出某些具体的让步，并且认为这些让步是赢得和平所必不可少的——直到政府接受这些建议为止，但是到那时候，他们又斥责说这些让步是不够的了。“鸽派”的方案是不断变化的。（河内对鸽派的妥协建议通常是不感兴趣的；它利用这些建议来破坏我们国内对政府的支持，但几乎从不根据这些建议来进行谈判；但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论述。）

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鸽派在一九六八年总统竞选中的立场。尼克松政府（或者说，至少是我）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全国团结起来，因为我们准备在寻求谈判的过程中采纳鸽派在一九六八年的许多意见。后来证明这只是天真的幻想。

举例来说，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一九六八年初曾经提出一项谋求“体面的谈判解决办法”的建议，这项建议同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

⊙停止轰炸北越；

⊙对“大”部队或补给品集结实行国际监督（由联合国、国际管制委员会，或另一个国际组织来执行）；

⊙减少美国的“搜索与摧毁”的任务，转为保卫人口稠密的地区；

⊙举行包括冲突的所有各方，特别是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谈判；

⊙举行有国际保证的自由选举，使南越人能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

⊙同我们的对手取得谅解，在谈判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得大幅度地增加渗透或增援的速度[14]。

在罗伯特·肯尼迪被刺以后，三位主要的民主党反战人士——乔治·麦戈文、尤金·麦卡锡和爱德华·肯尼迪——在一九六八年民主党大会上联合起来，支持下列纲领：

⊙无条件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

⊙为实现美国和北越部队分阶段、共同撤出南越而进行谈判；

⊙鼓励南越“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取得政治和解”，以促使在南越“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以及

⊙减少美国在南越的攻势行动，“从而使我们能够早日撤出大批的军队”。

这项建议在民主党大会上被认为是鸽派气味太重，因而遭到失败。

民主党多数派的纲领是具有鹰派色彩的，它要求：同时撤退一切外来的军队，包括北越的军队；“当停炸行动不会危及我们在前线的部队时”实行停止轰炸；以及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共和党的纲领（我在制定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5]明确反对“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或“遮遮掩掩的投降”。但是它保证实行“一项将提出一个对所有各方都是公正和公平的解决办法的积极纲领”。它批评民主党人没有拿出任何和平方案，同时保证一个共和党的政府一定会“真诚地和积极地进行和平谈判”。它还保证“使战争逐步去美国化”，全力支持我国军人，采取集中力量保障居民安全和加强南越人力量的战略。

到一九六九年八月，我们已经表示接受或单方面实行一九六八年民主党鸽派纲领（这些曾在芝加哥大会上被击败）中的所有条件。我们已经超出了共和党纲领中所作的承诺，这样做是期望由于我们显示出灵活性而促使河内采取温和立场，同时在国内促进团结。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期望中都犯了幼稚的错误。河内想要取得的是胜利，而不是妥协。它拒绝讨价还价的态度被美国许多批评政府的人当作是没有改变余地的。同时，有许多刚刚退休的前任政府的官员，他们曾在使我们卷入越南战争的行动中起过作用，而且在他们自己的档案记录中从未有过任何和平建议；这些人并不感到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使他们有所顾忌，他们还是放手用他们自己的建议来增加公众对政府的压力。（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曾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宣称：“我要再说一遍，当前没有任何真正减少我们在越南的部队人数的计划。”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离职不到六个月的时候要求新政府宣布完全撤出美国军队。）当时唯一尚未注销的美国谈判建议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所谓马尼拉方案，这项建议规定“在另一方把部队撤退到北方，停止渗透，从而使暴力行动的水平降低的时候，盟国部队……将在密切磋商之后撤退。上述条件实现后，这些部队将尽快撤退并且不迟于六个月时间”。南越政府提出，根据“一项全国和解计划，对那些误入歧途或受到胁迫而与越共共命运的越南人敞开大门”。美国谈判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在巴黎的私下会谈中向北越人表明，马尼拉方案实际上意味着共同撤退，双方同时开始，但有一个条件：一部分美国军队将在全部北越人离开以后继续驻留六个月。

在政府交接阶段中，我曾就谈判可能采取的策略问题征求过哈里曼和万斯的个人意见。他们的意见同约翰逊政府的官方立场并没有多大不同。

艾夫里尔·哈里曼正在完成他卓越的事业中最后一次常规外交任务。我是在他在早期的肯尼迪政府中担任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时候第一次遇见他的。这位头发灰白、经验丰富的老外交家以非凡的坚定意志在他的岗位上执行任务，要是一些品格较差的人物就会瞧不起这个岗位，认为这是降职使用。他是属于那样的一代人，他们把公职看作一项为国效劳的机会，而不是谋求个人晋升的时机。他在四十多岁时（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进入政府部门，从此他就没有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用来从事任何其他的活动。哈里曼的贵族气派是同一种力图实现明确信念的强大决心结合在一起的。他装出一副怪僻的样子，并且利用他有点耳聋的毛病，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在参加会议期间坐在那里装着什么也听不见，除非是一些言语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时候，他就可能讲出要么是摧毁性的要么是激励人心的话，这要看他是不是喜欢他所听到的东西。他一向是举止懒洋洋的，可是却也可能突然爆发出一大串犀利的言词，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一个“鳄鱼”的绰号，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的献身精神，巨大的精力，他的经验和智慧，没有人不为之感动。哈里曼是曾经同二次大战中的伟大领导人物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亲自打过交道的最后一个还在从事活动的政治家。他的持久性部分是由于他性格顽强，但是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这种顽强的性格却反映着一种朝气蓬勃和充满活力的聪明才智。除非他确信其具有重大意义，否则他从不接受任何任务；他往往把所接受的使命变成一次个人的进军运动。如果说他未能获得以他的才能无疑理应获得的最高职位，那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刚强的个性在比他差的人中间引起了不安全感，一部分是由于他往往成为他当时所执行的任务的热情代言人，因而有时候考虑得不够周全。

在越南冲突的早期阶段，哈里曼就确信要取得军事解决是不可能的，这部分是由于他认为那些为取得胜利而必须采取的行动会引起中国人的干涉。从此以后，他变成一个不屈不挠地鼓吹谈判的人。他是官僚政治内部的一个不留情面的斗士，他毫不退缩地利用他的魅力和他的财富造成的声望来形成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借以推进他的事业。而且他在利用新闻界方面是很有手腕的。

当我在政府交接阶段看到他时，他是我国的一位阅历丰富的公务人员，那时他就要离开巴黎会谈（这些会谈正开始转向谈判实质问题），而我即将第一次担任公职。随着年月的消逝，我们中间也发生过意见不合。这些意见不合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钦佩和爱戴，或他对我始终保持的彬彬有礼和乐于帮助的态度。尼克松总统对“东部势力集团”抱有深刻的猜疑情绪，而哈里曼自己的党派色彩又妨碍我所参加的政府正式起用哈里曼，我对此一直感到遗憾，虽然如此，在我任职的年代中，我经常在私人基础上同他晤谈，这使我受益非浅。

一九六九年一月七日，哈里曼提出了一份未获约翰逊政府“通过”的备忘录，其中规定了他认为我们应当谋求的目标，包括：应当要求全部北越人员离开南越，不仅是正规军和干部，甚至越共游击队中的北越替换人员都要离开。如果谈判进行顺利，他准备建议使军事行动降级。但是他着重重申了马尼拉方案：“若干（美国）部队可能必须留驻越南相当一段时间，直到我们确信全部北越人撤出为止。”在政治方面，哈里曼同样坚定不移，这里指的是对西贡的态度。他赞成“双轨”谈判的办法（我曾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建议过），即军事问题由美国同河内进行谈判，而政治问题则留待越南各方讨论。他还尖刻地说，美国并没有“保持现政府的义务”。哈里曼的副手赛勒斯·万斯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给我的备忘录里赞成采取同样的态度。

这样，不久以后积极参加了反战辩论的我们两位高级谈判代表，在离任时都曾强调过下述各点：共同撤退的重要性；把协议的美国军队的撤退推迟六个月以考验北越人是否遵守协议；举行自由选举并且把政治问题交给越南各方自己去谈判。两人都确信一支美国留守部队必须不规定限期地留驻。他们两人没有一个要求甚至暗示要美国单方面撤退，建立联合政府，或无条件停火，但是不到一年这些条件却成了越南辩论中的主要话题，而他们两人为此是出过力的。

争论的另一方是河内。出于天真也由于刚刚获得权力而感到兴奋，我甚至在尼克松还只是总统当选人的时候就鼓励他抓紧时间来证明他的良好意愿。我劝他通过我的朋友琼·圣特尼（前法国驻河内总代表，当时在私人商界任职）来开辟一条通往河内的私人渠道。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向北越人发出一封信，强调我们准备随时举行认真的谈判：

一、尼克松政府准备着手举行认真的会谈。

二、这些会谈将以有关各方的自尊和荣誉感为基础。

三、尼克松政府准备谋求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但决不降格以求。

四、假如河内要首先讨论最终目标的话，尼克松政府将乐于这样做。

五、如果河内愿意在一月二十日以前通报他们的一些总的意见，对这些意见将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并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予以研究。

北越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答复中对荣誉或自尊问题并不怎么关切。它蛮横地陈述了两项基本要求：全部美国军队完全撤出和撤换河内所说的“阮文绍-阮高其-陈文香集团”，这是河内称呼那些按说要同他们谈判的西贡领导人时特别爱用的说法。河内只是重复民族解放阵线（越共）中央委员会在约翰逊宣布停炸两天之后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所表明的正式立场。停止轰炸远没有像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激发对方作出响应的思想，反而鼓励了河内在政治领域中提出了最高要求，首先就是要推翻我们所支持的政府。

尼克松政府就这样第一次遇到了北越人的令人恼火的外交作风。世界上不可能找到哪两个国家，像越南和美国这样被命运注定了无法互相了解。一方面，越南的历史和共产党思想意识加在一起，产生了几乎是病态的猜疑心理和极端强烈的自以为公正的思想。这种状况又和法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笛卡儿哲学的逻辑掺杂在一起，这就使得越南在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采取了一种使人怒不可遏的教条主义的手法。越南的每一项建议都被当作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真理提出来，而且每一项要求都用命令语气来陈述（美国“必须”如何如何）。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对于这一点的适应性已达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北越人用“应当”这个词来代替“必须”时，我们就以为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另一方面，美国人相信诚意的功效和妥协的重要性——这些品德大概正是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所蔑视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这样一些事物的不屈不挠的代言人：必然到来的未来、绝对真理和优异的道德观念。

在他们整个历史中，北越人的生死存亡曾经依靠使用狡猾的手段来摆布物质上比他们强大的外国人；他们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表现出软弱的样子，而且在他们看来承认有妥协可能就是同意对方观点有某些正确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让步。因此，越南的传达意见方式是间接的，而且根据美国的标准来看，是迂回曲折的和令人迷惑的。美国变得伟大是由于它吸收了不同文化和信仰的男女，因而我们形成了一种宽容忍让的道德观念；我们在不可弥合的分歧方面没有多少经验，我们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在对立的立场之间，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但是对越南人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我们所提出的东西态度不是严肃认真的，并且意味着我们认为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他们打了四十年的仗不是为了实现妥协。越南人传达信息的方法是难以理解的，是故意要保持尽可能多的选择，并且破坏我们在国内的地位。我们的做法则是讲求实际的，致力于寻求某种调和那些无法调和的因素的方案，而这在河内看来，不是一种应予抵制的诡计，就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弱点。

但是根本问题比这还要深刻得多。北越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在进行一场生死斗争；他们并不把谈判当作一件同斗争无关的事情；谈判是斗争的另一形式。对他们来说，巴黎会谈并不是求得解决的一种方法，而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它是一种武器，用来从心理上使我们精疲力竭，使我们同南越盟友分裂；他们利用它来隐隐约约地暗示，某些解决办法似乎由于我们政府的愚蠢或顽固不化而告吹，从而分裂我们的公众舆论。北越人感到担心，唯恐我们利用谈判的事实来取得公众的支持；他们不愿妥协，因为任何获得“进展”的现象都可以加强我们的持久力量。他们宁愿进行秘密会谈，因为这使他们有机会来侦察形势而毋需为出现进展而付出代价。当他们解决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动机是要在美国国内产生最大限度的影响。停炸刚好是在一九六八年的选举之前实现的，以便使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保证加以实行；谈判桌的形状问题刚好是在（新政府）就职前解决的，以防止新政府由于就职伊始就获得“成功”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整个战争期间北越人对来访者，特别是那些反对美国政府的人们，表现出十分通情达理的样子，使我们由于这种情况而遭到嘲笑。对待这些来宾彬彬有礼，对他们发出一大堆巧妙的有迷惑力的暗示性言词，这些言词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其中没有一项是像访问者想象的那样清楚、肯定，因而是可信赖的和有意义的。当我们在认真的讨论中来检验这些话的时候，它们就全都烟消云散了。

北越为争取停止轰炸而发起的外交攻势取得了成功，这更使他们坚信谈判是心理战的一种形式。他们曾经出动大批军队，无缘无故地侵入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他们公然破坏我们曾作为一方参加签订的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定》。然而当美国要维护协定和保障盟国人民的自由时，河内却要求停止轰炸，作为同意进入会议室的代价，而它的要求居然得到了实现。

从谈判的观点来看，我们最好的策略应当是制定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建议，然后坚持这个建议不作进一步的让步，直到对方愿意采取互惠行动。但是我们却由于保持坚定立场而受到国内和官僚政治的压力，这就更加促使河内坚持它毫不妥协的态度。另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可以作出一两个降级和撤退之类的和解姿态，来显示我们的诚意，但随后就决不再做更多的事情，而等待河内作出某种让步。这种办法也由于我们国内的形势而排除了。河内利用每一步朝向降级或撤退的行动来证明它的事业的正确性，接着就谴责这种行动是不够的。所谓“够”，其定义就是要满足河内提出的最高条件。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同我们自己进行谈判。

巴黎谈判很快就形成一种固定的程式，在会议室内，北越人的行动就像一个严厉的教师训斥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对这个学生的评分要看他对试题如何回答，而试题的拟订他无权参与，评分的标准又完全由教师来掌握。在会议室之外，北越人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谈判就像一篇侦探小说。他们提出一些模糊不清的线索，其答案必须由我们来加以猜测；如果我们猜不中这个谜语，战争就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则被指责为“错过了一次机会”。我们的许多批评者就上了这种手法的当。在我们的公众辩论中，这种手法很少受到质疑，几乎没有什么人质问河内为什么不提出清楚明白的建议，他们为什么要用如此隐晦和曲曲折折的手法来谈判。当然，当河内最终准备解决问题时（一九七二年十月间），情况证明，他们是进行真正谈判的能手，他们拟订具体方案的本领不亚于过去把事情弄得扑朔迷离的本领，他们也是迫不及待的，其急切的程度同他们以往总是拖拖拉拉的程度也不相上下。

处在反战压力的铁锤和河内的铁砧之间，新政府内部各方面的领导人在他们所持的态度和所抱的期望方面产生了重大分歧，这是不足为奇的。花费了大半年的时光，才制定出一项确定的谈判策略。总统是持最强烈怀疑态度的。他不相信在军事形势根本改变以前谈判会有任何结果。他认为河内只有在它没有其他选择时才会接受妥协。总的说来，他赞成最大限度地施加压力的政策；在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进展之前他是不那么急于谈判的。

站在另一个极端的是罗杰斯。他过去的经验是在国内方面；他对外交政策并没有确定不移的看法。他的首要目标就是避免引起国内的争吵并避免被人指责为态度僵硬。国务院的许多人和一些主要大报以及国会里带有更多鸽派色彩的人物持有同样看法，这种看法一部分是出于信念，一部分是由于害怕。实际的结果是，我们被国务院的建议所淹没，这些建议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包含着另一方曾经模糊地暗示过它可能会接受的那些因素。（稍后我们就将看到，这在后来几乎无例外地证明是幻想。）罗杰斯往往把这些计划提出来，并且表示他并不赞成它们，可是除非我们准备至少是在巴黎讨论它们，我们就无法对付公众的压力。当然，这些建议的任何一项一旦列入讨论的议程，我们就已经承认它们的合法性，而且很快我们面临的选择就只能是要作多大让步的问题。

莱尔德的观点更复杂一些。他对谈判的效用和对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同样地持怀疑态度；而且他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他主要关心的是在我们丧失太多的国内支持以前使美国从越南脱身。但是他希望做到这一点而又不招致南越人的垮台。因此他就全力鼓吹使战争越南化的方针。总的说来，他支持在谈判中采取强硬方针，同时要以尽可能迅速的步调撤出军队。他使自己确信越南化将会起作用，这成了他最优先考虑的事情。

我对谈判是抱着很大希望的。也许，像后来事情所证明的，这种希望并不是那么有根有据的。我甚至于认为一年之内能够取得一个过得去的结果。谈判的大部分动力来自我这一方面。正如我将在下面加以说明的那样，我对越南化是有怀疑的，我也不认为我们还有赢得胜利的时间——这种机会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也早已为我们的前任所丧失了。但是，要使外交手腕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善于使用我们在谈判中所拥有的资本。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它使得河内认为，继续这场战争还不如寻求一项解决办法那么具有吸引力。我赞成双轨道的谈判策略，这是哈里曼和万斯在政府交接时期提交的备忘录中所极力主张的，也是我曾经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扼要陈述过的。尼克松总的说来赞成这个办法。

但是问题并没有按照这个样子提出来。相反，有好几个月，我们就沿袭下来的体现在马尼拉方案中的共同撤退政策展开了争论。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还在辩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撤退究竟是应该在北越人完成他们自己的撤退以后才进行呢，还是与他们的撤退同时进行。这种辩论是荒唐可笑的，因为首先，河内根本不打算撤出他们自己的军队，其次，谁都知道我们打算在几个月之内开始单方面的撤退。我们争吵了几个月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共同撤退之后，应该留下多大一支留守部队。所有政府机构都认为，必须留下相当数量的留守部队，大概是十万名的支持部队。（哈里曼和万斯在他们的交接备忘录里已经接受这种意见。）国防部主张还要留下作战人员。不久以后，事态的发展和公众的激情使这个争论也完全失去了意义。

辩论的第三个中心是关于使战场上的战斗降级的问题。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团预料（后来事情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河内会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竭力主张我们非回答不可。国务院和我们在巴黎的班子主张我们提出讨论减少B-52的袭击，减少美国的攻势行动以及减少使用大炮来进行阻击的问题。我们驻西贡的指挥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强烈反对这样做，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措施会把军事上的主动权拱手送给敌人，并且使他们可以在人口稠密地区重新集结力量。这在后来也证明是一场不切实际的争论，因为河内对于军事行动降级问题从来没有表现过丝毫的兴趣，即使我们单方面地采取这种行动时也是一样。北越人更感兴趣的是赢得战斗，而不是停止战斗。

河内是执拗而顽固的，对比之下，我们具有的是那种富于想象力的官僚政治所固有的劲头，在这一阶段，它还没有受到任何谈判策略的约束。不论是哪一届政府，也不管争执的是什么问题，美国谈判代表总是希望取得成功。他们使华盛顿淹没在试图打开僵局的各种各样的建议里；他们不厌其烦地想出种种采取主动行动的倡议。他们往往给另一方的建议添上他们自己的压力，这在开始时还不大容易察觉。他们非常重视妥协的意愿，或者至少看上去是愿意妥协的样子；他们是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因此，一旦遇到僵持局面，他们就变得烦躁不安起来。由于华盛顿的决定多半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互相交锋以后作出的，这些谈判人员在要求作出广泛的让步时感到很放心，他们满有把握地知道，其他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政府机构在表示反对时也和他们一样，只是代表一方面的意见。总统只能在互相竞争的压力集团之间谋求妥协，而不是真正去制订一项策略计划。而且，如果他不愿意具体地控制这整个过程，他就要冒这样的风险，就是持对立意见的各个官僚机构会自行其是。

巴黎谈判的情况也是这样。二月份和三月初，我们经常受到我们巴黎代表团的压力，要求以各色各样的妥协方案为基础来建议同北越人进行私下会谈。第一次实质性的私下会谈终于在三月二十二日举行，但是它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谈判，而是北越要求无条件撤退全部美国军队和解散阮文绍-阮高其-陈文香政府[16]。

政府各部门的反应并不是就此对局势进行彻底估计，而是极力提出看来简直没完没了的妥协主张。

罗杰斯第一个偏离原定方针。在三月八日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一次谈话中，罗杰斯单方面地取消了把军事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双轨道办法。罗杰斯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愿意同时就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会谈。同总统的决定——在西贡遭到炮击的情况下不举行私下会谈——相反，罗杰斯建议立即同河内进行私下会谈。同以往的原则相反，他暗示私下会谈将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都包括在内。罗杰斯甚至不要求以停止进攻居民中心作为一个条件。无怪乎多勃雷宁在回答时表示他相信他所听到的意味着我方立场有了重大转变。

我感到非常失望。在我看来，罗杰斯白白抛弃了我方立场中的基本内容而没有得到对方丝毫的报答；他只是为了报上有一天刊出大字标题——设想会谈终于举行——而浪费我们的资本。尼克松来得贤明一些。公众心目中的尼克松是个帝王式的总统，他向战战兢兢的下属大声咆哮，发号施令，其实没有比这个更歪曲事实的了。尼克松最不喜欢直接下命令，特别是对那些可能不同意他的人。他很少惩戒任何人；他从来不愿意压服一个内阁成员。当他碰到有人不服从的情况时，他设法完成他的目标而不让那个不服从命令的人知道。这种做法可能会使他达到目的，但对保持纪律性和内部的一致性却没有什么好处。它多半会向外界人士暴露出一种使他们可能会加以利用的不团结现象。天长日久就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政府，其中的几乎每一个成员在受到压力的时候都是自己顾自己。尼克松由此产生的孤立感以及他的班子缺乏内部一致性的状况，就成了水门事件的根源之一。这也就是尼克松对罗杰斯的失言事件的反应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他并没有对他的国务卿重申他的策略，或者召集顾问们开会，来坚持他所采取的态度，而是让我在三月十一日去会见多勃雷宁，告诉他苏联关于美国立场有所改变的印象是“为时过早的”。我在三月十四日委婉地向罗杰斯解释说，总统的基本考虑是，我们同河内先在双边基础上开始私下会谈，然后再把会谈扩大到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包括在内。罗杰斯只是回答说，他“非常急切地”想让会谈开始。

莱尔德接着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一个单方面的步骤。尼克松在举行过有关军事行动降级问题的多次会议之后，于四月一日发布一项指示，禁止超越共同撤退的范围而提出任何有关军事行动降级的建议。就在这一天，五角大楼公开宣布，由于预算方面的考虑，从六月三十日起，我方将把B-52出击任务减少百分之十。在我提出抱怨时，莱尔德轻松地解释说，在六月三十日之后他无法为保持高的出击率支付费用，而且，事实上他保持这种高出击率的时间比他的前任计划的时间已长了三个月。总统和我，事先谁都没听说有过这么一项计划，也没听说国防部宣布过这么一项计划。

我对B-52出击多少次数才算恰当并无定见，但是我要节省使用我们不多的一点谈判本钱。如果我们要使行动降级，那应当是谈判的一部分内容，最糟糕不过的就是由于预算的压力而单方面地这样做。因为总统不愿意摆出同他的国防部部长针锋相对的架势，我就同莱尔德谈妥了一项相当含糊其词的对报界的声明：“美国的政策是，外来军队必须分阶段地共同撤退，才能使军事行动减少。将在定期审查的基础上使预算计划数字符合这一政策。”

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一个新闻记者对我说，他认为减少B-52出击次数是对河内和西贡发出的信号，因为“你决不会出于预算原因而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河内只会把它理解为朝着我方军队撤出的方向采取的一项行动，而西贡也只会理解为对它的一项警告，表明美国承担的义务是有明确限度的。他在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以为我们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划，对我们说来，这实在是过奖了。最后，我们把非做不可的事情装成自愿做出的事情。洛奇大使奉命在巴黎和谈中发表公开讲话时陈述美国削减B-52出击次数的事实。总统在他十一月三日的讲话中也提到减少出击的问题。不管是在当时还是以后，河内的不动感情的领导人们对这些让步从不领情。他们决不酬谢已经到手的礼物。

我们的政策常常冒着两头落空的风险。对河内，我们由于一系列得不到报答的让步而有使我们抛弃自己立场的危险。在国内，我们越是要安抚批评者，就越是使那些愿意支持一个争取胜利的策略的人们感到灰心丧气，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为体面的撤退这样的难以捉摸的目的继续作出牺牲。而且我们也得不到另外一些人的赞许，他们想要把这场战争当作道德上的教训，来说明美国本身所具有的缺点，即使我们的行动已经超过了他们所支持的计划，仅仅九个月以前他们曾为之举行示威活动。

万斯的使命

由于以上所有这些原因，我断定时间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到一些办法来使事情到达决定性阶段。我力图使苏联参加到一个复杂的外交活动中来，并推荐赛勒斯·万斯作为执行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

我是在万斯担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见过他的。他的举止从容不迫，说话语调温和，为人正直可敬，他给我的印象是集中体现了纽约大公司律师的特点：谨慎细致地执行他的任务，向他的委托人提供明智的咨询意见。在他稳重而克制的举止后面，我觉得我看出了一种激情的特质，这种特质同他所交往的人士中间现在广泛持有的进步观点是协调一致的。在巴黎代表团中，他和他的团长哈里曼一样，热切地致力于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办法。我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后，推荐万斯担任副国务卿，这是当时国务院的第二把交椅。罗杰斯表示同意，我们两人在他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家里同万斯见了面。万斯对任职问题未置可否，但也没有马上拒绝这个建议。最后我再次会见万斯，向他说明当选总统非常希望他为新政府服务，而且运用他的经验使国家得益又是何等重要。万斯以前的上级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劝说他接受建议。万斯当时还是拒绝了，他解释说，将近八年，他曾不间断地在政府中工作，现在他需要恢复不担任公职的生活。后来万斯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九日卸下巴黎和谈的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职务时，尼克松向他发出一份热情的感谢电。我钦佩万斯的分析才能和判断力；作为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他的。

就他的才能而言，我所设想的使命对他简直是最合适不过了。这次使命就是要谋求苏联的赞助，来迅速解决越南战争。

在我同多勃雷宁的所有谈话中，我都强调指出，美苏关系的根本改善首先必须以苏联在解决越南战争方面给予合作为条件。多勃雷宁总是避而不答，声称苏联对河内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作为报复，我们对苏联感兴趣的所有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以及扩大经济关系的谈判——都采取拖延的态度。但是我们从未对苏联提出过关于越南的全面建议。

我在三月十八日会晤万斯，想了解一下原则上他是否愿意接受一项前往莫斯科的使命。所建议的这项使命需要把关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同越南问题的全面解决联系起来。万斯将被派往莫斯科去开始关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讨论，他在这次旅行中，还将秘密会见北越的一位高级代表。万斯将受权在上述两方面取得迅速进展，同时使两件事串连起来。（我没有告诉万斯的是，如果他的使命失败，我就要向尼克松建议在军事上同河内摊牌。）第二天，万斯提出了几个明智的问题：怎样使在莫斯科举行的两项谈判互相联系起来；怎么能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这两项任务；如何把他关于越南的会谈向负责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小组人员保密？

四月三日，我向总统正式提议派万斯执行这项使命。我指出在巴黎会谈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它本身所具有的进退两难的性质。我们必须使美国公众相信我们是殷切希望解决战争的，同时又要使河内相信我们并不是急切到这种地步，以致它可以满不在乎地在拖延时间方面超过我们。我们必须施加足够的军事压力，以防止河内把谈判变成另一次板门店；但行动上又不要过于刺激，以免促使河内把战争进行到底。我们的政府必须受充分的纪律约束，保证用同样的口径发言。同西贡保持密切的关系，使河内不能期望利用谈判来瓦解南越政府的士气。我们有没有能力实现这些条件，我是怀疑的。我认为预算的压力和迫在眉睫的撤退势将使我们的军事行动减少，而没有使对方采取相应行动的任何希望。巴黎代表团缺乏纪律性；我们内部的分歧使我们不大可能提出一项前后一致的政策，或防止我们在两种极端不同的主张之间摇摆不定。我们越来越可能把气撒到西贡身上。早日取得解决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因为我觉得我所论述过的所有那些倾向，会导致一种局势，到时候，我们现在的最低纲领就会显得比一年以后我们的最高纲领还要强硬。但是如果没有一点压力，河内是一动也不会动的。因此，苏联的参加可能是关系重大的。

由于这一切理由，我建议由我来同多勃雷宁接触，向他提出警告说，美苏关系处于十字路口。我要说，总统准备在广泛范围内使美苏关系取得进展。但是越南战争成了一个重大障碍。为了打开这个僵局，尼克松准备派遣一个由赛勒斯·万斯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以便在限制战略武器的原则方面立即达成协议。在莫斯科期间，万斯也将受权会见一位来自北越的谈判代表，就印度支那的军事和政治解决方案同他达成协议。（由于罗杰斯已经放弃了双轨道的作法，我认为最好是制订一个能维持西贡生存的政治方案。）在军事方面，我们将建议实行停火和共同撤退。在政治方面，我们将提出保证，如果民族解放阵线放弃使用暴力，它可以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不用害怕受到镇压。与此同时，还要就五年之内南越保持分立和独立达成协议，五年之后，将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总统将划出六周的时间，使这项努力获得成功。如果万斯的使命获得积极成果，总统还将考虑“甚至更高一级的其他会晤”（那就是说，可能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

我对总统说，并且建议向多勃雷宁暗示，除非总统准备在这次使命失败时采取“强硬的升级步骤”，否则不应批准这一行动方针。

在我提交尼克松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和平条件，远远超过了我们政府中曾经讨论过的任何东西，或者大部分鸽派人物在这方面所提出的主张。例如，它超过了八个月前民主党大会上被击败的鸽派方案中的条件。它包括了停火——当时五角大楼是激烈反对这一点的。它接受全部撤退（不留任何留守部队），而且同意民族解放阵线可以在西贡的政治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当时，我们对河内还是太缺乏了解，因而不理解它的领导人所关心的是取得胜利，而不是停火；是实现政治控制，而不是在自由选举中起一定作用。

四月五日上午，当我在比斯坎湾同总统谈话时，他对他称之为“万斯计划”的做法能否收效，表示怀疑。但是他同意我们必须采取一次外交行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为了把事情引入决定性阶段，我向总统提交一份备忘录，重申我建议在预定四月十四日同多勃雷宁的会晤中采用的各点意见。尼克松批准了这个建议，他在文件的边上亲笔作了一些批注，他把限期延长到两个月（而不是六周），同时在对苏联人提出经济合作的前景时比我的草案更直截了当。

我采用了一种后来我常常使用的办法，我让多勃雷宁自己看这些谈话要点，连同总统的签名和他亲笔修改的地方。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既避免引起误解，又证实我是代表总统说话的。多勃雷宁记了大量笔记，不时停下来要求我作一些解释。等他全部看完了以后，他问我，我们是不是把越南问题的解决当作在中东、经济关系和战略武器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条件。我回答说，我们是准备继续会谈的，但是如果越南问题不成为障碍，会谈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此外，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我们可能采取一些会造成“复杂局势”的步骤。

多勃雷宁滔滔不绝地强调说明，不管越南发生什么情况，莫斯科愿意同我们继续谈判下去。他推测中国正企图在美苏之间制造冲突。他说，越南战争升级仅仅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说情况如果是这样，苏联同我们就有共同的义务来避免使事情复杂化。多勃雷宁告别时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

然而，我们却从来没有接到莫斯科的任何答复——既没有拒绝，也没有邀请，甚至连一个承认收到建议的拖延应付的表示都没有。六月间，多勃雷宁在一次谈话中顺便提到，我们的建议已经转到河内，但是没有得到那里的赞同。八个月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我第二次从多勃雷宁那里听到他谈起关于万斯使命的建议，那是在探讨全球局势的过程中，他对我说，莫斯科曾经试图对万斯的使命有所帮助。但是河内拒绝谈判，除非美国事先同意南越成立联合政府。克里姆林宫宁愿保持沉默，而不愿提出一个否定的答复。我冷冷地回答说，至少应当作出某种承认收到建议的表示。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莫斯科究竟是否把建议转给了河内，是否在接到否定的答复后作出了既不想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又不愿冒遭到美国某种报复的风险的决定。莫斯科也有可能根本没有转达我们的建议，因为能够得到的好处太不具体，而谈判如果失败的话，苏联卷入其中所冒的风险却太大。我倾向于前一种看法。鉴于河内狂热地坚持它的独立立场，并善于使自己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左右逢源，那应使莫斯科成为一次决定性谈判的地点所冒的风险就太大了。北京可能反对；因为莫斯科可能利用这个机会顺应我们的策略行事，而在印度支那作出让步来加强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对莫斯科来说，它不可能过于热切地在它的国土上主持这样一场谈判，其有关各方可能要它对谈判的结果承担责任，而它自己又不可能对谈判发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再次尝试采取同样的做法，这一次提出由我来担任谈判代表。可能由于同样原因，我们又一次碰了钉子。就在既无外交压力，又无军事压力的情况下，越南谈判重新吃力地进行下去。

回到疲于奔命的单调工作

五月八日在巴黎谈判的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上，共产党人大吹大擂地提出了一个包括十点内容的和平方案。这个用那时已成惯例的最后通牒式的文体来提出的十点方案列举了美国为结束战争所“必须”做的事情。它要求美国完全的、无条件的和单方面的撤退，取消南越政府，并由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它建议由一个包括南越所有“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各社会阶层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来取代南越政府。

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听起来并不是不合理的，许多容易上当的美国人认为它只不过是要求让共产党人参加西贡政府。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探索它的含意，我们就发现共产党人给他们自己保留了解释谁是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人的权利。十点方案真正起作用的要点是，我们通过完全和无条件的撤退把南越政府置于死地，并使那里的居民士气消沉，在这以后，我们接着就会同共产党人串通起来，迫使剩下来的非共产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将包含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人单独确定为可以接受的任何集团。而这个新的联合政府又只是临时性的；南越的最后的政治结构要由联合政府同河内军队所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谈判解决。这就是共产党人对于“公正的”政治解决所下的定义[17]。用不着说，当共产党人接管西贡以后，并没有成立任何联合政府；事实上，连民族解放阵线都被排除在外，不让它分享任何权力。现在越南南方的所有重要职位都由北越人担任。

这一建议就其内容而言是片面的，语气是傲慢的。但是单是共产党已提出一项和平方案这个事实，就造成了来自国会、新闻界和公众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的压力。如果我们不想招致两面夹攻，就显然需要制定我们自己的明确立场。四月下旬，我曾建议总统发表一篇提出美国和平方案的讲话。四月二十五日，我要求总统注意春水说的一句话：“如果尼克松政府有一个和平计划，像它使人相信的那样，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计划公之于众呢？”

但是总统迟疑不决。他想再等一会儿，等待莫斯科对万斯之行的答复。他自己的国务卿的态度使他不安，这也妨碍他采取行动。他深信，如果国务院看到一篇讲话的讲稿，就会捅出去，或者提出一大堆同他的战略不相容的补充意见，而他如果予以拒绝，就会被看作是一个强硬路线派的人物。像往常一样，尼克松找到了一个有效的、但又是带有欺骗性的解决办法。他等到五月十二日罗杰斯动身前往东南亚访问以后，就在当天命令我督促有关人员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好一篇总统讲话的准备工作。

五月十四日那天，尼克松在全国电视上第一次详细地阐明他的越南政策的依据、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及一项新的具体的谈判建议。他回顾了他执政头四个月的行动：敌人攻势的锋芒受挫，我们同西贡政府关系改善，南越部队得到加强，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了一种明确的谈判立场。

他提出了一项八点计划，这使美国在谈判立场方面远远超过了约翰逊政府。具体说来，他放弃了马尼拉方案（即河内在我们之前六个月撤退），而主张采取同时撤退的办法。然而，北越人的撤退可以是（通过“非正式的谅解”而实现的）事实上的撤退，而不一定是由河内公开予以承认的撤退[18]。美国同意让民族解放阵线参加南越的政治生活；南越保证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并接受选举的结果。总统表示愿意提出撤退的确切时间表，他还提议在国际监督下实行停火。简言之，五月十四日的讲话提供了一切机会来试探进行公平的政治竞争的可能性。它唯一没有满足的是共产党人的必要条件：美国军队无条件撤退，在美国默许下建立一个受共产党控制的政府。

起先，北越谈判代表春水作出了比较温和的反应，使人满怀希望。他微妙地指出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和总统五月十四日讲话的八点之间存在着“一致点”。但是在正式谈判中，他死硬地拒绝讨论它们。不久，谈判会议又回复到北越毫无结果地重复其标准立场的状态。僵局在继续下去。

我们为了打破僵局而作的努力也在继续下去。

撤退的开始

在五月十四日讲话扼要说明我们进行谈判的妥协条件之后，我们就转而采取单方面的撤军行动。我们继承了（用本世纪外交政策中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说）使这场战争“去美国化”这样一项笼统的义务。约翰逊政府开始设法加强南越军队的力量，但是没有撤军的计划。正如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所说的那样：“战斗的局面是，我们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我们的部队。”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克利福德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没有制订任何撤军的计划。我们天真地以为，撤出美军就可能帮助我们赢得公众的支持，而且这样一来，留下来的部队以及我们加强了的驻守力量就能促使河内认真地进行谈判。同时，如果我们充分加强南越人的力量，那么我们的撤退还可能在没有同河内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逐步结束我们的卷入。

由于以上这两点理由，尼克松赞成撤军。他在三月十四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列举了我们撤退的三条依据：南越人在没有美军的情况下保卫自己的能力；巴黎会谈的进展情况；敌人活动的规模。尼克松最初几个月的战略实际上就是，试图尽最大可能地削弱敌人，加速西贡部队的现代化，然后开始撤退。他以为这将是在宣传上高明的一着。

惠勒将军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曾说过，他认为阮文绍总统大概会同意稍许削减美国军队，因为这将在国内帮尼克松的忙，并且树立一个具有自信心的南越的形象。罗杰斯认为，我们撤出五万军队就能在国内争取到无限的时间。莱尔德和尼克松不发表意见。阮文绍二月六日公开表示他相信到一九六九年相当数量的美军就可以离开越南了。当时作为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副手的古德帕斯特将军三月二十八日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报告说，南越人已经作了切实的改进；他说，我们实际上已经接近于使战争“去美国化”，但是还没有达到“决定关头”。这时莱尔德开腔道：“我同意，但不同意你的‘去美国化’这个提法。我们需要的是‘越南化’，把重点放在正确的问题上。”这句话打动了总统。他说：“梅尔，这话有见识。”“越南化”一词就这样产生了。

四月十日，我发出了一则指示，要求各部门和各机构制订出使战争越南化的计划。尼克松断定在他发表了五月十四日讲话之后不久，时机就会成熟。他一方面想要在没有罗杰斯干预的情况下发表他的五月十四日声明，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先发制人的方式着手进行撤军而不让莱尔德讲话。

安排在六月八日举行一次同南越总统阮文绍的会谈以取得他的支持。会谈地点定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选定这个地点是由于人们担心，如果阮文绍访问美国会引起骚乱。夏威夷被否定了，因为林登·约翰逊曾在那里同越南领导人举行过一次会谈。总统与一个三万多美国人已经为之丧生的国家的领导人会晤，却不得不在太平洋中间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上举行，这一事实象征性地表明越南战争已使我们的社会陷入了泥潭。

在前往中途岛的途中，尼克松六月七日下午在檀香山俯瞰太平洋的卡哈拉·希尔顿旅馆的会议室里同罗杰斯、莱尔德、惠勒将军、洛奇大使和我本人举行了一次会议。邦克大使、艾布拉姆斯以及麦凯恩海军上将也在场。这次会议是就撤退的战略作出最后的决定。军方显然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商议这个问题的。他们在内心深处知道，这同他们曾经为之战斗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不管怎么说，这将使胜利成为泡影，甚至要得到一个体面的结局也成了问题。撤退的进程很可能是不可改变的。从此以后，我们将在我们的战斗力下降和南越部队增强之间展开一场竞赛，这场竞赛的结果往最好里说也是前途未卜的。

同一种神话相反，军方即使是在私下里也是很少反对他们的总司令的。他们只要能想得出并不充分的但是言之成理的理由，也就会克服疑虑情绪而支持总统的决定。作为一个战地指挥官典型的艾布拉姆斯将军，虽然明显地是满心不乐意，却同意了撤出二万五千名战斗部队，看到他这个样子是令人很不好受的。他当时就知道，他注定要担负起一种后卫的责任，他的指挥部的任务是要越来越多地采取后勤性质的重新部署的行动，而不是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在我们的部队不断减少的时候，他不可能取得我们在满员时都不曾取得的胜利。现在，要看怎么样向阮文绍总统兜售这个主意了。

中途岛会谈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更加超现实的背景。在短短七个小时中，这个不超过两平方英里的珊瑚岛遭到五百多名总统随从人员——官员、安全保卫人员、通信联络员、新闻记者和一些自认为不可缺少的其他人员的入侵。机场的飞机库是新油漆过的；总统同阮文绍会见的指挥官办公室换了一套新家具，而且房间也粉刷过了，这使这位海军军官成为中途岛会谈的一位毫不含糊的受惠者。迎送贵宾的汽车和筹备国宴的供应都是空运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逃过这个岛上的信天翁的细小而明亮的眼睛，它们世世代代受到内政部的保护，因而变得傲然不可一世。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发觉这个沉寂的小岛与这些奇怪的大鸟之间的神秘联系。它们威严地向高空飞去，但在起飞的时候却像笨重的飞机一样，要在跑道上滑行很长一段路。在它们唯一愿意居住的中途岛上，它们倨傲地蹲在道路中间，引起交通阻塞而洋洋得意。它们满心欢喜地知道，无论谁要是出于人的本能而禁不住猛踢它们一脚的话，那就一定会受到内政部的严厉惩罚。

阮文绍的地位还不如这些信天翁更令人艳羡。几天来一直流传这样的消息（我们政府中有些人对这种流传并没有采取不予鼓励的态度），那就是尼克松总统将宣布开始撤出美国军队，而且是有意以此作为对阮文绍的警告，要他整顿好自己的国家。批评他的人说这句话，一般的意思即使不是成立联合政府，也是要求早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这些批评者很少说清楚，在一个被三十万敌对的军队和游击队横加蹂躏的国家，如何能够保证民主自由。他们指望阮文绍在几个月之内而且是在内战的战火中实现东南亚其他任何领导人在数十年的和平时期内都未能实现的事情。人们既要求他打赢一场战争，使自己的防御结构适应一支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撤出的状况；又要他在这个整个一代人都没有享有过和平、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民主的国家里建立民主的体制。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领袖的合法性能否提高，却要看他在一个大国的压力下是否实行了改革，而这个大国过去却曾与人合谋推翻了他的前任，从而使国家失去了它的文职政府。

当阮文绍轻快地走下他包租的泛美公司的飞机的时候，那个景象是令人心酸的。现在已有三万六千名美国人为他的国家丧命，可是却不允许他踏上他的强大的盟国的国土。我为他感到难过。他成为美国国内压力的中心，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毕竟是数百万不愿遭受北越军队统治的南越人的代表。他来自一个文化与我们不同并按照不同的价值观念管理的国家。但是所有的越南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尊严，这可能是由他们美丽国家的残酷和血腥的历史造成的。越南人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命运”，就像西方神话所说的亚洲人总是逆来顺受那样。他们几个世纪来一直在进行战斗，为了决定他们国家的命运而同外来人战斗，也在他们彼此之间进行战斗。他们有时候会变得难以相处，甚至令人憎恶，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堂而皇之地拒绝向敌人或盟友低头，而且继续使自己存在下来。

这时候举行了两次会议。决定性的一次会议是在粉刷一新的指挥官寓所中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有尼克松、我、阮文绍和他的私人助理。在军事俱乐部还举行了一次专家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由两位外长担任主席。（这种做法几乎成了尼克松同所有外国领导人会谈时所遵循的格局。）阮文绍的行动并不像一个乞求者。他的举止表明他是有自信心的；他没有要求恩惠。我们曾经担心，撤军的计划会引起尴尬的场面。阮文绍却抢先一步，自己提出了这一建议。我们提议在总统一级同河内进行私人接触。阮文绍表示同意，只是要让他知道所有政治讨论的情况。因为与东海岸有五小时的时差，使得新闻记者发消息的时间很紧，两位总统在讨论一个半小时以后走出指挥官的寓所，尼克松总统就宣布了撤出第一批美军的计划。

尼克松兴高采烈。他认为这个宣布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他以为这将会给他争取到必要的时间来制定我们的战略方案。他的顾问包括我在内，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在两个方面讲来是错误的。我们已经越过了一条注定要倒霉的分界线。撤军使那些仍有子弟在冒险作战的家庭更加情绪沮丧，而且撤军并没有缓和批评者的火力，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认为，既然他们的压力已使政府作出撤军的初步决定，因而施加更大的压力就可能加速这一过程。如果加快撤退引起垮台的话，他们是满不在乎的，而且有些人还会感到非常高兴。

当年六月，六个月前还声称美国没有撤军计划的前国防部部长克利福德，在《外交季刊》上写了一篇文章，郑重其事地敦促在一九六九年底以前单方面撤军十万人，在一九七〇年底以前撤出全部战斗部队，仅仅留下后勤和空军人员[19]。尼克松总统在辩论中从来是不让步的，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激烈地反驳说，他希望对克利福德的时间表作出修正。虽然人们费劲地努力“阐释”总统这句话，但是损害已经造成；我们坚持要求共同撤军的主张到那时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真实性。我们单方面撤军的决心在国内外尤其是在越南被认为已是无可改变的了。当国防部开始根据预期的裁减兵员的计划制定预算的时候，灵活性的最后一点痕迹也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如果中断撤军，就会造成财政亏损，从而影响新武器的采购。

另一方面，北越人感兴趣的不是象征性的意义而是实际的作用。他们冷静地分析了撤军的问题，权衡了对美国的利弊：一方面，撤军增强了美国坚持下去的能力而使我们得到了心理上的好处，然而美军人数的减少就意味着我们战斗力的下降。河内一个劲地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最大限度地撤军。我们的撤退越是自动，其作为讨价还价的武器的作用就越小；随着我们的撤军步伐的加快，我们要求共同撤军的主张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我们越迅速地撤退，南越垮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响应的撤退，北越人还不断地抱怨说，这不过是“点点滴滴的”，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最终意图也并不是“很清楚的”；他们从来没有背离他们的立场，我们单方面的步骤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义务。他们在一年之内就要求我们无条件地规定一个撤军的期限。

这些现实在我们考虑国内问题时占了支配地位。莱尔德在一九六九年已为撤军准备了五套可供选择的计划。最低的指标规定撤出五万部队，最高的规定撤出十万。在这两者之间，撤军的人数和撤退的军种是各不相同的。罗杰斯支持撤军八万五千人。莱尔德意识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张，正式表示支持最小的数字（五万人），但是在私下里他表明如果他的意见被否决，那他是不会在意的。从比较长期的考虑出发，莱尔德提出的时间表从十八个月到四十二个月不等，留守美军最高数字（在河内撤退前留下来的部队）约为二十六万人至三十万零六千人。莱尔德六月二日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撤军时间表，规定时间为四十二个月（使撤军延续到一九七一年底），留守部队为二十六万人。他警告说，在北越不采取相应行动的情况下，更为迅速的撤军将使绥靖计划遭到严重挫败，使盟国军事能力大大下降，并且可能造成南越的垮台。

在政府内部，两种趋向迅速发展起来。既然实现越南化计划（除了尼克松以外）要归功于五角大楼，国务院只有在政治上加倍作出努力，才能分享结束战争的光荣。于是人们接二连三地向不幸的阮文绍发电报，要他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其实他已在土地租佃方面实行了彻底的改革。可是我们的敌人却竭力使阮文绍相当广泛的改革看上去不像是出于他的实力和日益增长的自信，倒像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这可能削弱了他的地位。阮文绍七月十一日[20]表示愿意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人可以参加选举，并接受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越南联合选举委员会及一批国际观察员的监督。国务卿罗杰斯在七月二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泄露了某些细节，阮文绍一怒之下决定推迟向我们提交他的新计划草案。

等待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七月七日在总统游艇“红杉号”会议中商讨的就是这些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罗杰斯、莱尔德、司法部长米切尔、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库什曼和我。那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战斗明显地暂时缓和一事意味着什么。这究竟是由于河内精疲力竭，还是由于他们的一项新的谈判策略？还是由于河内试图通过默契而实行逐步降级？一个表明当时知识界思想混乱的典型事实是，在军事行动缓和使伤亡人数及国内压力减小而感到如释重负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暂时的缓和是否并不一定说明我们的战略是成功的而且应该就此继续下去。相反，人们一致认为，我们应当放慢军事行动作为回报。当时决定对发给艾布拉姆斯将军的战地命令作出根本性的变动。向东南亚美军颁发的现行的“任务声明”里曾经提出雄心勃勃的意图，就是“击败”敌人并“迫使”他们撤回北越——这是从约翰逊政府手中承袭下来的。新的任务声明（八月十五日生效）的重点是，向南越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以加强他们的兵力，支持绥靖行动，并减少敌人补给品的运输供应。事实是，总统在最后一刻忽然改变主意，撤回了新的指示。但是莱尔德已经发出去了，因此这些新的指示就生了效。我不知命令改变（很快就泄露出去了）究竟有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既然我们已经决心撤退，因此，不论我们意图如何，这些新指示都反映了我们并没有多大力量。

七月三十日那天，尼克松在他周游世界的访问中出人意料地在西贡作了逗留。他是违反了总统保镖的意见到那里去的，由于安全的原因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尼克松乘坐一架直升机从机场急忙飞向总统府，这架直升机似乎是直上云霄冲到可能遭遇到的狙击火力射程之外，然后像一块石头那样栽到阮文绍办公室外的林木之间。我根本不知道驾驶员是否曾多次试验过这种飞行，也不知道同遭受炮火狙击相比，这种飞行的风险有多大。尼克松对阮文绍说，为了继续取得美国公众的支持，继续撤退是必要的。他还争辩说，重要的是，应使减少兵力的行动看起来是按照一个妥善安排的时间表进行的，并且是我们主动采取的。显然，我们已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如果可能，通过谈判撤出越南；如果需要，就通过单方面撤退来实现这一点。

同春水秘密会晤

在六月份，我通过我的老朋友琼·圣特尼，前法国驻河内总代表，主动提出再作一次谈判的尝试。圣特尼的妻子克劳德曾经是一九五三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学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班上的学生，那个班是专为年轻有为的外国领袖人物开办的。她是一位作家兼历史学家，既聪明又漂亮。她和圣特尼结婚以后，我常常到他们在里沃利路的俯瞰杜伊勒里花园的寓所去看望他们。圣特尼风度优雅又极富才华，他在美国同河内没有任何接触的那几年，曾使我第一次深入了解越南人的心理状态。他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追述他在河内的经验并且告诉我他对我们卷入越南的行动所作的估计。像许多曾在印度支那工作过的法国人一样，他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并非不带一点民族主义色彩：在法国失败了的地方美国怎么能够自以为会成功呢？同他的许多同胞不同的是，他了解体面地撤军对美国以及其他自由人民的重要性。我不怀疑他将会把我们的接触情况向他的政府汇报。这只是次要的，因为了解这一情况将使法国得到不只是单方面的好处；这既可以满足好奇心，又不影响政策。我相信圣特尼对于自己所答应做的事情是讲信誉的，并且是可以信赖的。他也得到了北越人的信任。对于一个中间人来说，不能期待比这更多的了。

因此，在六月二十四日我向总统建议，邀请圣特尼到美国来探索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可能性。我对总统说：“我对局势的理解是，鉴于河内目前的心理状态，新的主动行动大概不会产生多大影响。然而我认为，为了能够记录在案，并且由于巴黎谈判未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我们应当再作一次表示。”圣特尼七月十五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总统。由于谁也不知道他到了美国，只好由我来充任译员。但我的法语会话不大在行，肯定无助于任何人确切地了解谈话的意思。圣特尼表示，他愿意代表我们访问河内并带个信去。不然的话，他建议黎德寿同我举行会谈，黎德寿是北越政治局的一个重要成员，不时前往巴黎参加同哈里曼的会谈。

我们选择了头一个办法。当下起草了尼克松给胡志明的一封私人信件。我们要求圣特尼亲自交给河内。这封信强调说明我们致力于谋求和平的决心；表示愿意在讨论我们的计划的同时讨论河内的计划。信的最后写道：

在会议桌上朝着早日解决这场悲惨的战争前进的时刻已经到来。你将发现，我们在把幸福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是乐于尽力并且不抱成见的。让历史记录下来：我们双方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都在面向和平而不是冲突和战争[21]。

但是北越人不为所动；他们甚至不给圣特尼入境签证。这封信交给了河内驻巴黎的代表梅文蒲。我们下了决心要取得突破，因此要求圣特尼为我安排一次同北越谈判代表的会见。

七月底，我陪同总统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从“阿波罗11号”在大海中溅落的时候开始，我们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在总统乘飞机回国的时候，我同总统一行分手，前往巴黎和布鲁塞尔。我的秘密会见预订于八月四日在圣特尼的寓所举行。黎德寿当时已经离开巴黎，同我对话的人将是河内参加和谈的全体会议的全权代表春水。我后来才知道，这样一来，会议管保是除了重复过去大量发表过的老一套言论以外，不会有任何其他东西。春水不是决策人，只是一个执行人。他代表外交部而不是共产党，河内派他来只是在公开会议上宣读官方的主张。春水身材瘦小，一副菩萨面孔，思想敏锐，即使是在发表最令人气愤的言论的时候也永远是面带微笑。他是没有进行谈判的权威的。他的职责就是进行心理战。当河内想要认真谈判的时候，它驻巴黎代表团的“特别顾问”黎德寿就会从北越来到巴黎。这个人，也可以说，只有在最荒唐的想象里才是灵活的。但是，他至少是有权威的，而且最后结束谈判的也是他。

我去巴黎的借口是向蓬皮杜总统和沙邦-戴尔马总理介绍尼克松总统环球旅行的情况。八月四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假装说出去观光，同我的私人助理安东尼·莱克以及我国驻巴黎武官弗农·沃尔特斯将军离开了美国大使馆，前往不远的里沃利路上的公寓。当时，新闻记者们没有采访我，因此用不着大费周折就可以到达那里。沃尔特斯将军在场，是因为他很有充当译员的才能，而且是尼克松总统和我所充分信任的。（后来就全由他以绝对的准确无误、远见卓识和小心谨慎的态度安排我最初几次巴黎谈判之行以及在那里同中国人的几次接触。）沃尔特斯可以流利地说九国语言。他口译的本领是罕见的；他富有演艺才能，不仅能够表现出讲话人的言词，而且能够表现出他的语调和态度。他的戏剧天赋使得翻译纵使有什么差错的话，也只是讲得比原话动听，不过讲话人还是不易保持镇定，因为沃尔特斯记忆力非常强，不肯作笔记。同春水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这部分是因为需要进行两重翻译。我用英语讲话，由沃尔特斯译成法语，春水的译员再把它译成越南语。在春水讲话的时候，他的译员则把他的发言从越南语译成英语。

我曾经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这次会见。这将是我作为主要人员参加的第一次谈判。这将是我第一次会见难以捉摸的北越人，我曾代表约翰逊总统在整整一个夏天设法同他们举行这种会谈而未能成功。我仍然半信半疑地以为，如果我们能使他们相信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就会取得迅速的进展。我的同事们和我在预定时间半小时之前到达圣特尼的公寓。圣特尼把我们带到他的起居室并指点给我们点心和饮料都摆在什么地方。他的寓所里陈设了他在越南任职期间收集到的一些珍贵的古玩。他冷冷地说：“我希望如果你们意见不合的话，不会彼此扔这些坛坛罐罐。”然后就告辞了。

春水和梅文蒲准时到达。我们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美国人员背对着里沃利路，让越南人面对着杜伊勒里花园。像后来我参加的所有的会谈一样，他们表现出尊严和不声不响的自信，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坐着的是一批以暴力行动和游击战争为职业的人士；他们只是偶尔才同外界接触，而且是由他们从事的许多种斗争的需要来决定的。但是他们在同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代表会谈的时候，却表现得不动声色和训练有素，而且有无限的耐心。只有一次，由于一九七二年春季攻势最初的胜利而变得态度傲慢，除此以外，他们始终是彬彬有礼的，他们从未显示出过分的热心；从不让自己显得慌乱不知所措。他们是进行政治战的专家，决心只按自己的步调行动，不为别人的魅力所迷惑，也不为急躁情绪所驱使。他们把美国的让步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接受，而不承认自己有什么以温和行动相回报的义务。他们认为妥协就是自认孱弱。只有他们自己对河内的自身利益所作的估计才能打动他们。他们不允许有任何自我怀疑；他们永远不会承认（哪怕是对他们自己），他们由于我们的论点而有所摇摆，甚至受到影响。他们的目的是掌握南越的全部权力，或者至少取得这样的结果：使他们的对手士气败坏到在下一回合斗争中会很容易地被消灭的地步。只是在他们一九七二年复活节攻势失败使他们完全精疲力尽之后，他们才改变一心谋求胜利的计划。

双方略事寒暄，主要是谈到我在一九六七年几次想要同梅文蒲会面而未能成功的尝试，然后我就转入正题，说明这次会见的目的。我对越南人民的勇气和苦难表示了尊敬。美国真诚地希望谋求一项无损于双方自尊心的解决办法。可是事实是，从停止轰炸时开始举行的谈判到十一月一日就将达一年之久了。在这段时期内，美国已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没有得到回报的姿态：我们已经停止派遣增援部队；我们已经宣布单方面撤退二万五千人，而且还答应继续撤军。我们已经表示愿意接受在国际监督下举行的可以有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的自由选举结果。以上种种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我说，我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在尽可能高的级别和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建议，由我们双方作出巨大努力以在谈判历时一年之前也就是说在十一月一日之前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准备讨论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方案，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如同铭刻在石头上的、没有商量余地的十诫那样的建议。长远说来，我们不能容忍在每一次会议上都受到这样的待遇，就像小学生考试那样，考查我们对河内的正式立场了解到了什么程度。

我建议加紧谈判并努力寻求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方案与尼克松五月十四日的八点计划之间的共同立场。具体地说，美国准备毫无例外地撤出它的全部部队，作为共同撤军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准备接受任何自由的政治进程的结果。我们了解到，不能期望任何一方在会议桌上放弃它不曾在战场上同意放弃的东西；我相信公正的进程必须符合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现有的平衡。由于我们不要求共产党方面的军队解散，因此，也不应当要求我们解散非共产党的政治派系。成功的谈判要求每方都承认，不可能乘其不备击败自己的对手。我代表总统提议，打开一条特殊的联系渠道。如果谈判证明是认真的，总统准备调整军事行动以便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如果到十一月一日还没有进展，美国必将采取后果严重的措施[22]。

春水不动声色地聆听，丝毫没有显示出他听到美国的立场有什么变化的样子。事实上我是提出了美国到那时为止的一项最全面的和平方案。我表示愿意撤出美国的全部军队而没有对余下多少部队作任何规定。我这样做就是提出了美国政府内部所主张采取的最富于鸽派色彩的立场，我已经提出了使军事行动降级的建议。春水按照北越人的习惯，提出了几个要我加以澄清的问题，然后就发表了长篇独白。他首先追述了越南许多世纪来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光荣史。这是我在以后四年中又听了不知多少遍的故事。它成了一种仪式，就像饭前的祷告一样，只不过时间要长得多。越南人击败了所有的外国人这段英雄史诗使人印象深刻，甚至是动人的，虽然在多年的不断重复之后，这篇冗长的经文已经成为对我的自制力的一种磨炼。大约四十五分钟以后，他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他否认十点方案是像我所说的那样的十诫；然而却是“解决战争的唯一合理的现实的基础”——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我不够深奥的西方气质的思想所无法领会的。

据春水说，存在两个问题，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事解决的办法就是美国以及北越人所说的“卫星国家”的部队（盟国的军队）完全撤出越南。他说，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是说得非常不准确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提出美军无条件撤离的时间表。政治解决的办法则要求阮文绍、阮高其和陈文香（我们盟国的总统、副总统和总理）下台并建立一个由共产党临时革命政府[23]及西贡政府的下余人员（只要他们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组成的联合政府。春水说，这两个问题——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是有联系的；另一个问题不解决，这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换句话说，即使美国单方面撤退也不会使战争结束或使我们的战俘获释。

因此，河内继续坚持要求美国在南越建立一个新政府——在新政府之内的非共产党一方由于美军的撤退和撵走了它的领导而虚弱无力和元气大伤的条件下建立这个政府。如果美国继续厚着脸皮撤退而并没有实现这样一种政治大变动，那么战争就会继续下去，而我们的俘虏将会留在那里。许多年来，我们的立场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共同撤军变成单方面撤退，从余下一部分军队到完全撤出。但是河内从未作丝毫让步。在我们实现河内显然不再相信自己可以达到的目的——推翻我们的盟国——之前，我们既不可能享有和平，也不可能接回我们的俘虏。

我们不打算为共产党人做那些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在我们看来是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把美国的国际地位抵押出去的一种屈辱。我们拒绝推翻一个盟国政府，这件事一直是使每次谈判都陷入僵局的一个单独的和关键性的问题，直到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河内撤回这个要求为止。

那天春水和我重新申述了双方既定的立场，只是态度和缓了一些，不再是那么争吵不休，此外便无甚成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意每一方都可以自由地同对方接触，并且同意应该举行另一次会议。春水表示河内不喜欢来自其他国家的中间人，而且要求我们指定一名美国人通过这一渠道来接受或传递信件。我指定了沃尔特斯将军。我们向西贡的邦克大使发出了一份简报，以便报告阮文绍总统，阮总统曾在中途岛会谈中授权进行这种秘密会晤，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充分地向他提供关于我所进行的秘密谈判的汇报。在洛奇大使不在巴黎的时候，由我向他的副手菲利普·哈比卜作简要介绍。

这条新建立的渠道到一九六九年就没有再利用了。两天以后的八月六日，共产党对金兰湾发动进攻。对这场进攻，人们勉强能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就是它必定是在同春水会晤很早以前就已经策划好了。然而，到八月十一日，共产党军队进攻了整个南越境内的一百多个城镇和基地，终止了为期八周的战斗间歇。即使对事情作最宽厚的解释，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河内不相信外交上的姿态、谈判、善意和互惠互利。

又一次重新评估

尼克松对北越新的进攻的反应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从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尼克松住所）宣布他在返回华盛顿以前将暂不考虑下一次撤军的问题。在巴黎的北越人的反应是异乎寻常地迟缓而且看起来举棋不定。我们明显地推迟单方面撤军已使河内踌躇起来——这是一个表明它对美国军力的重视的迹象，也提示我们，假如国内局势容许我们显示更为坚定的态度的话，就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但是国内局势并非如此。虽然尼克松的决定完全符合他在三月间宣布随后又经常重申的撤军三准则（敌人的活动，巴黎谈判的进展和南越部队的改进）中的两项，这个决定还是在国会和舆论界引起了愤怒的反应。

八月二十五日，胡志明答复了尼克松总统七月十五日的信件。（实际上，复信是在八月三十日收到的，也就是胡去世的前三天。）胡志明的信对尼克松开头的称呼“亲爱的总统”毫无响应，以专横的方式重申了北越的公开立场：

我们越南人民热爱和平，热爱保证独立和真正自由的真正的和平。为了保卫他们的国家和神圣的民族权利，他们决心战斗到底，不怕牺牲和困难。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的十点方案中所提出的全面解决办法，为解决越南问题提供了合乎逻辑的与合理的基础。它已经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你在来信中表达了为谋求公正和平而采取行动的愿望。为此，美国必须停止这场侵略战争并从南越撤出它的部队，尊重南越人民和越南民族在不受外国影响的情况下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这才是解决越南问题的正确态度……

不论胡志明作出这一答复的原因何在——不论它是基于真正的还是虚假的义愤——它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只有胜利才能使河内满足。它指望美国在神经上疲惫不堪；它不容许谈判显露出取得“进展”的样子，因为那样的话就可能使我们得以把公众舆论团结在一起。我方非常自然的回答本应是停止撤退兵员回国，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撤军本身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强大了。我们总是事先宣布在一个特定时期中要削减的兵员的数目，而当每段时期即将告终之时，部分来自公众，部分来自官僚制度内部的压力就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大。八月二十三日对河内的好战态度的回击是尼克松最后一次试图停止撤退军队。

九月十二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另一次会议来讨论下一次的减少兵力问题。当时没有再进行任何辩论。九月十六日，总统宣布他的决定：到十二月十五日，军队的最高限额再减少四万零五百人。对批准的最高限额的削减总数迄今已达六万五千五百人。这个数字比罗杰斯年初为使公众相信我们是认真要结束战争的而认为必须削减的人数还多一万五千人。在九月十六日的宣布以后，我们的撤退就变成不可遏止的了。此后总统再也不放过每一阶段撤退时期终了的时机来宣布下一次新增加的削减数字。河内差不多就要在没有采取任何互惠行动的情况下实现它的第二个目标了：停止轰炸现在正把我们引向单方面的撤军。我们已经走出了很长一大段路：我们接受了全部撤军，我们已开始单方面撤出越南，我们已使我们的军事行动降级——我们采取了所有这一切而没有得到对方的丝毫反应。

我对我们的方针政策感到忧虑不安。在九月十二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越南问题的会议上，我在讨论中发言不多，但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大声说：“我们需要一个结束战争的计划，而不只是撤退军队。这才是人民所关心的。”在此两天前，我向总统递交了一份个人的备忘录，表达我深切的忧虑，并对越南化的种种设想提出了疑问。撤军对美国的公众会变得像“咸花生米”一样，撤得越多，人们就越盼望多撤，最后导致他们也许要求在一年之内就单方面全部撤出，而事实上情况的确如此。我说明我们的军事战略无法迅速奏效以抵挡舆论的削弱作用，我预言（而且不幸而言中）河内大概会等到我们完成了大规模撤退之后再发动一次全面进攻。总之，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在本书中全文刊载了我在九月十日提出的这份备忘录[24]。

第二天我接着又提出第二份备忘录，扼要说明了我所设想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并且再次警告，一种完全依靠战争越南化的战略是行不通的。这份备忘录的一部分也刊载在本书注释中[25]。

我主张采取的方针就是曾经作为拟议中的万斯使命的核心的方针：提出我们所能提出的最广泛的、条件最宽大的建议，只是排除推翻一个盟国政府这一条，但保证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如果这些建议遭到拒绝，我们就停止撤退部队，并通过对北越港口布雷，或许还轰炸它同中国的铁路联系来封锁北越。目标是迅速通过谈判取得妥协解决。在策划万斯出访使命的时候，已经制订了一项实现和平的详细建议，在九月和十月间，我召集了一批我所信赖的工作人员在白宫战情室研究局势所涉及的军事方面的问题。我告诉我的工作人员们，我们目前的战略是设法在下列二者之间找出一条伸缩余地很小的路线：为使河内相信我们的决心而避免撤退得太快；为满足美国公众的要求又避免撤退得太慢。假使总统对这项政策失去信心而他又不准备屈服的话，他有什么办法迫使战争迅速结束呢？我要求制订一个军事计划，目的是要给敌方的军事能力以最大限度的冲击；我还要求对外交上造成的影响作出估计，并预先拟定最后谈判的方案。

这项计划定名为“鸭子吊钩”，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我现在已完全记不起来了。哈尔·索南费尔特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就苏联和中国对一次重大的战争升级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写了一篇分析报告。他们还作出了关于法律和外交方面的估计。罗杰·莫里斯、托尼·莱克[26]和彼得·罗德曼为总统起草了一份讲话稿（其中的一些部分后来在十一月三日讲话中采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了一项向北越港口布雷和在定期四天的空袭中摧毁二十九个重要军事和经济目标的计划。这项计划还预先规定进行四十八小时到七十二小时的定期空袭，如果河内继续不肯进行认真谈判的话。预定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即达成停炸谅解的一周年的日子，这项谅解曾经向我们保证进行“迅速而富于成果的”谈判。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以一种杂乱无章的方式进行的。当总的前景逐渐显现的时候，我断定迅速的和“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看来是无法实现的，而且我们政府内部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足以采取这样一个大胆的冒险方针。十月十七日，我建议总统，在他能对本年余下时间中北越的渗透速度作出估计以前，暂不考虑采取这一方针[27]。我对使战争越南化的办法继续抱怀疑态度，这反映出既要对付北越军队又要对付国内批评者这样一种无法解决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些批评者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激烈反对采取前后一致的战略。十月三十日，我写给总统另一份备忘录，对我们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假设再次提出我的怀疑：

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关于越南的方案在大吹大擂地宣布之后相继归于失败，因此，我认为我应该概要地向你提出我对于构成越南化的基础的那些假设所怀有的疑问。如果要相信这一方针是可行的，我们就必须对若干因素作出有利的假设，并且必须相信河内也愿意接受这些假设。

美国方面对于使越南化成功的估计——以及河内方面使他们的战略成功的估计——取决于我们各自对以下各点作出的判断：

——对于我们以任何形式继续作战，美国公众反对的步调。（过去的经验表明，越南化将不会使反对的步调大大放慢下来。）

——美国政府在执行这一政策时维持它自己的纪律的能力。（随着公众压力增长，你可能面对政府内部的日益混乱，同时向报界泄露情况的事情也会增多，等等。）

——南越政府和武装部队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顶替美国撤出的军队的实际能力。（这方面缺乏确凿的证据；不过这件事本身以及过去的经验都说明，乐观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河内目前的损失——指的是军事干部、政治基础等方面的损失——对它今后作战能力有多大影响。（在这方面，证据也不是明确的。关于取得进展的报告涉及的大半是美国部队在治安方面的进展，而不是敌人政治实力遭到长期的削弱。）

——越南国民政府有多大能力从它目前的绥靖行动取得的进展中获得扎扎实实的政治上的好处。（有关进展的报告多半也是属于在美国掩护下维持治安方面的进展。）

因此，我们关于越南化的政策是建立在一系列有利的假设上，这些假设可能是不正确的，虽然根据当前的一些分析，没有人能够提出肯定的意见。

这时候，我的备忘录已越来越带有狂热空想色彩了。事实上，真正能代替越南化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撤军或者是使战争升级，后者正是精心策划的万斯计划以及“鸭子吊钩”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九六九年，在美国国内的主流中即使是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也并不主张立即撤退。那将是一种公然的背叛，促使我们的盟友垮台，不让它有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的任何机会。它会动摇亚洲，特别是日本对美国的信心；而在整个时期中，欧洲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敦促我们无条件地放弃我们所继承下来的这场战争。我怀疑如果做出这样一种丢脸的事情，我们打开同中国的关系这件事还会不会取得成功。中国慢慢地向我们靠近，毕竟是为了寻找一股对付边界上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的抗衡力量。要即刻撤出五十万军队，即使从后勤工作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可能的；五角大楼估计至少需要十二个月到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把过去在四年时间里调往越南的兵员撤出来。这些军队将不得不在我们的崩溃肯定会引起的分崩离析和惊惶失措的状态下撤出来；将近一百万人的南越军队很可能会回过头来反对一个对他们如此背信弃义的盟友。而且，这样一种做法几乎不会得到公众的任何支持；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单方面的撤退遭到压倒多数的反对。公众像政府的计划制订者一样具有矛盾心理：他们既希望我们从越南脱身，又不希望遭受失败。首先，河内早已一再表明，即使我们单方面撤退，战争也不可能结束——我们的战俘也不可能获释。他们一直对我们说，在我们退出的时候，我们还必须使我们的盟友不再掌权，而且要建立一个共产党人占统治地位的联合政府。

从一九七〇年起，虽然不是从那一年年初开始，我们的批评者们就要求我们宣布一个撤退的最后期限。但是这样做，要么就是变相的越南化，要么就等于是投降。如果这个期限是随意确定的——就是说，为时太短——一切都会瓦解，这是一种招致崩溃的方案。如果按照我们的越南化计划来看，这个期限是可行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公开宣布的。问题涉及一种作法上的判断，就是作这样的宣布，究竟是有利于、还是有碍于我们从战争中解脱出来。无论如何，我们的判断是，公开宣布撤退的最后期限，会消除促使河内谈判的最后一点动力；它就会干脆等着把我们拖垮。而且我们如何向美国家庭解释呢？既然全部撤退的时间表已经确定，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的儿子冒牺牲生命的危险？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包括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内的最有责任感的批评者们，当初只是要求到一九七〇年底撤出作战部队，而留下一大批留守部队。我们自己定出的时间表同这种主张所提出的时间表整整差了四个月的时间。

人们经常要求我们接受的另一个论点是，我们应当不再让西贡对我们的谈判立场拥有“否决权”；用比较笼统的话说，这是批驳南越政府对我们的所谓的约束性。否认在其国家领土上驻有我们军队的政府对我们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那是荒谬的。这个政府的自信心、合法性和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毕竟是引起这场战争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施加超出它所能忍受的限度的压力来使它垮台，我们实际上就是按照河内的条件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对西贡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毫无疑问，作为对我们施加压力的反应，西贡政府作了特别的努力来扩大它的基础，并且同意同共产党进行政治上的竞赛。他们颁布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计划，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在其中可以派有代表的选举委员会。西贡的政治生活是多方面的和激烈动荡的，其程度比美国批评者们所愿意承认的要大；而且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比北越的那种冷酷无情的极权主义统治要优越不知多少倍。事实上，如果推翻西贡政权，就有由这种极权主义统治取而代之的危险。

南越政府的国内安全问题并不是为实行独裁统治而提出的站不住脚的托辞，而是一种现实，这就是城市里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和农村地区几乎每天都发生的暗杀和绑架事件[28]。南越军事指挥官闹独立性，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有权势的，而且有一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这对阮文绍个人的权威尚且是一个挑战，对立宪政府的威胁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在这方面，美国政府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正是一九六三年推翻吴庭艳的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文职政府的大规模清洗，使继任的各届政府依赖军界到这种地步。一个具有长期自由传统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显然无法充分运用于一个为内战所严重破坏的不发达国家；在我国的内战时期，林肯总统也没有运用这些政治实践。过分经常地攻击阮文绍，不是支持进行具体的改革，而是为我们放弃责任制造借口。

事实是，代替干脆撤出或撤除西贡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使战争升级或使战争越南化。我们最后否定了军事上的办法，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在为取得胜利所需要的那样长的时间内一直得到公众的支持；因为战争的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而且因为即使取得成功，西贡仍然未必能立即接手战争。说实在话，我从来只是半心半意地研究军事解决的办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和政府的全体成员不仅想要结束战争，而且迫切希望以最不引起震动的方式来结束它。政府同它的一些温和的批评者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基本宗旨方面，而在于做法上的细微差别。我们的方针是要撤退，我们的愿望是保持灵活性，因此我们拒绝公开定出一个最后期限，其原因是我们始终希望，河内会在某个时刻愿意进行谈判，并且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来使我们加速撤退。

无法安抚的鸽派人物

公众有一种对政策上的细微差别根本不予重视的气氛。因为这场战争已使超越争论问题之上的各种力量活跃起来，并且使人们感情用事，越出了辩论的实质。

新政府举行就职仪式一周以前的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华盛顿邮报》杰出的外交记者查默斯·罗伯茨以其善于洞察的眼光，概述了尼克松的困难处境：

估计国家和国会将给新总统六个月的时间，去寻找体面地退出越南战争的道路。但是，六个月时间或公众情绪可能同意的任何有限的延长，大概都将是不够的……

尼克松总统必然要继续按照约翰逊的方针行事，这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发表过的言论，不如说是由于全国的情绪……

竞选运动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要求从越南脱身，但是这种脱身又不能成为对迄今已达三万一千多名的美国牺牲者的讽刺。

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就使尼克松先生在时间和实质问题上都受了限制……

情况正是这样。随着一九六九年岁月的流逝，我们遇到的是公众的抗议和示威，以及舆论界和国会中接二连三提出的要在谈判中作出单方面让步的要求。他们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和平的障碍不是河内，而是他们本国政府没有充分地致力于争取和平。

后代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越南战争在国内引起的动乱。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纽约的反战妇女销毁了征兵的档案材料。七月六日，“妇女为和平而斗争”组织的成员乘飞机到多伦多大学去会见越共三名女代表。两个城镇的市长向总统请愿，要求停止把他们的青年派往越南。七月十五日，示威群众向路易斯堡发动一次模拟的入侵。在五角大楼前每周都举行示威，示威时还有把鲜血洒在台阶上这一类美妙的举动。八月十四日，檀香山一个基地的十二名青年士兵到一家教堂去寻求庇护，以此来表示他们“深深反对美国军事制度所具有的一切非正义现象”。一个叫作“支持越南和平的企业行政人员”的团体在八月二十八日来到白宫，通知政府“蜜月已经过去”。当尼克松八月间在西海岸的时候，人们在他的位于圣克利门蒂的寓所前面一再举行示威。九月三日，一批超过二百二十五人的心理学家在白宫外面举行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他们说这个战争是“我们时代的疯狂行为”。抗议者在公众集会上宣读战争死亡者的名单，并且把名单塞进“国会记录”里。（这种做法后来成了约翰逊和肯尼迪政府某些前阁员的拿手好戏，他们本来满可以对他们的继任者做得更漂亮一点，而不是影射这些人对人员的牺牲和死亡漠不关心。）抗议运动的领导人们在八月间宣布要从十月十五日起举行一系列的每月一次示威活动来对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所谓的“暂停正常活动”。新闻传播媒介显著地并且一般是以赞许的态度报道了所有这些活动。抗议的人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人呼吁河内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灵活性，或者愿意承认（哪怕只是当作一种设想）他们本国政府也许是有诚意的，这种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

当暑期即将结束，学生们回到大学，国会休会完毕的时候，抗议的步调更快了。人们硬说胡志明九月三日去世的消息为结束巴黎谈判僵局提供了新的机会。人们叫嚷，我们应该提出停火建议，以表示对这位曾经使我们异常狼狈的领袖的敬意；人们并且希望这样一个停火接着就会成为永久性的，仿佛河内会听任人家使它不知不觉地接受它始终反对的一种安排似的。事实上，我们在河内举行胡志明葬礼的那一天实行了停火，当然，我们的对手并没有加以延长。当夏季快要过去的时候，查默斯·罗伯茨在九月五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分析文章。他预料反战情绪还只是刚刚开始变得激烈起来：

（在圣克利门蒂逗留）使尼克松先生得以不必解释他正在试图为越南战争做些什么事情。国会会期未到，大学生们依然在海滨游乐……注意力还没有集中在反战者的身上。

但是所有这一切肯定很快就要改变了。尼克松下星期二就要回到白宫，到那时候，即使国会里最后一个懒散议员也将回到城里。几天之内……学生们也将回到大学校园……

胡志明逝世一事正激起要求尼克松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呼声。胡志明派驻巴黎的人员春水星期二似乎是在暗示，美国大批撤军也许可能会使巴黎谈判摆脱僵局。

这两种情况大概将为美国的鸽派提供有利机会……漫长的夏季已经过去，美国舆论中新的势力将开始行动起来。总统要想取得公众的支持，很快就得发表更多的意见，大概还得采取更多的行动……

后来证明罗伯茨的预测简直是准确无比。九月三日，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指责尼克松总统结束战争的计划“太含糊不清”；他还质问尼克松实际上究竟是要通过谈判谋求解决，还是要谋求军事上的胜利。（“胜利”已变成一个有特定含意的名词。）九月五日，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和盖洛德·纳尔逊提议总统应利用胡志明逝世的“机会”来主动提出结束战争的新建议；他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机会是怎样形成的和包含些什么内容。九月六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提出同样的建议。九月十八日，就是总统宣布再撤退四万零五百名军队的消息两天以后，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攻击总统的越南政策，并且把西贡政府说成是达成解决办法的主要障碍。赛勒斯·万斯在九月二十一日对记者的谈话中要求“就地停火”，建议采取“由各分散据点构成联邦或邦联的豹斑式政治解决办法”。[29]（虽然我们在此以前作为万斯计划的一部分曾经向多勃雷宁建议实行停火，而河内表示对此毫无兴趣。）九月二十五日，纽约州众议员阿拉德·洛温斯坦宣布一项计划，要动员公众的支持来发动另一次“打倒约翰逊”式的运动，这一次打倒的对象是尼克松。同一天，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古德尔宣称他将在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在一九七〇年底以前把美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

当预定十月十五日举行的“暂停正常活动”日益临近的时候，国会两党的批评者叫得越来越响了。十月二日，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要求总统建议就地停火。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同一天宣布他支持古德尔的建议。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在十月三日要求政府停止盟军的攻势行动，只要敌方不乘机利用这种局势——这是过去开始讨论停炸问题时所提出的同一个方案。在九月二十四日到十月十五日之间，国会里提出了十一项反战决议案。其中包括：参议员古德尔提出的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前停止向美国作战部队提供经费的决议案；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和弗兰克·丘奇要求制定立即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的时间表的法案；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和克莱本·佩尔要求在一九七〇年底以前撤出作战部队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还要求撤销一九六四年的《东京湾决议案》，约翰逊总统曾经根据后一议案第一次向越南派出作战部队。知名人士的公开声明也不断增加。十月九日，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要求无条件撤出越南。十月十日，七十九位私立学院和大学的校长联名写信给尼克松总统，强烈要求制订一个明确的撤退时间表。十月十三日，全国都市同盟的惠特尼·扬发表一项措辞强烈的声明，声称这场战争造成“道义和精神上的枯竭”，并且认为它使国内的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十月十四日，北越总理范文同对我国的公众辩论火上加油，他向美国反战抗议人士发表一封没有先例的公开信，对“暂停正常活动”这一行动表示敬意，他赞扬他们的“斗争”“崇高地体现了美国人民……越南人民和美国进步人士反对美国侵略的合理的和迫切的要求，这一斗争必将获得彻底胜利”。

十月十五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暂停正常活动”日示威活动。两万人中午在纽约金融区举行集会，前约翰逊总统助理和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向群众发表讲话，要求尼克松总统对公众的反战情绪作出反应。三万人在纽黑文草地集会。五万人在可以看得到白宫的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集合。在纪念碑前举行示威以前，数千人手执蜡烛游行全城。在华盛顿大学，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对参加一次庞大集会的群众发表讲话说，尼克松总统由于“他的品格上的局限性”而没有能力结束战争。波士顿示威的规模看来是全国最大的，那里有十万人集合在公共广场上。千千万万的人挤满了附近的大街。包括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在内的演讲人对庞大的人群发表讲话的时候，一架飞机在天空上画出了象征和平的符号。每当一位演讲人发言结束时，人群就齐声叫喊：“现在就要和平，现在就要和平！”所有这些示威活动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们确信美国政府是实现和平的障碍；认为政府需要的不是一项实现体面的和平（这已经成为人们自鸣得意地加以嘲笑的概念）的方案，而是需要给它一顿教训，让它明白战争是不得人心的。

《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用好几页篇幅和生动的图片来报道各大城市和大学校园内举行的这些示威活动。《时代》周刊以下面这段话解释了“暂停正常活动”日向尼克松总统传达的信息：

“暂停正常活动”日实际上向理查德·尼克松发出的信息是什么？许多参加者要求美国军队立即和全部地撤出越南。然而“暂停正常活动”日决不意味着要求总统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做法显然已得到人们新的重视与欢迎。这个“暂停正常活动”日的确明白无误地向尼克松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必须为结束战争做更多的事情，并且要做得更快些。除非取得进展的步调加快，否则他就很难在两三年的时间内继续取得国内的支持，而这两三年时间正是他认为为完成下列任务所必需的，这就是设法使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并以一种保障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和影响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

事隔十年再来观察，看到一个国家在一场艰苦战争的期间使自己陷于四分五裂的景象，还是令人不禁黯然神伤。到十月份，政府宣布撤退五万名以上的部队，把B-52出击次数减少百分之二十，把战术性空中活动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同时改变对艾布拉姆斯将军的战地命令，这种改变等于是决定停止一切攻势行动。上届政府向越南派出了五十五万名部队，除了声称我们将在北越人撤离之后的六个月撤出以外，没有提出过任何供谈判用的建议，而且曾经强烈暗示它将坚持在撤军后保留大批的留守部队。然而，人们对这样一个新总统——他曾经主动提出在达成协议后十二个月内全部撤军、举行有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的自由选举、并成立民族解放阵线派有代表的混合选举委员会而且首先提出停火问题——却大加折磨、诽谤而不感到于心有愧。

公众的不满深刻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公众负有什么责任。如果一位领导人对什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信念恰好同公众的情绪一致，他可算是幸运的。但是在他的这些看法与公众不同的时候，他负有什么义务呢？对于民主制度有一种浅薄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就会使领导人处于被动状态，让他只不过是表达他所了解的公众意见。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就使那些主持公众事务的人们不具备公众有权期望他们具备的品质。领导人不是负责进行民意测验，而是要对他们的行动的后果负责。他们要对一切灾难承担责任，即使在作出引起这种灾祸的决策时曾经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曾经使张伯伦深得人心，而使丘吉尔沦为一个危言耸听的捣乱者；十八个月以后，张伯伦就完蛋了，因为《慕尼黑协定》已经信誉扫地。涉及越南战争，问题甚至更加复杂。不论是对还是错——我现在仍然深信我们的看法是对的——我们当时认为，屈膝投降或等于是屈膝投降的行动会导致一个美国信誉趋于瓦解的时期，而这样一个时期只会加速地使世界更加不稳定。反对派叫得很响，有时很激烈，它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大批少数派组成的，它的确在新闻传播媒介中占有统治地位，并且充分利用这一传播媒介。但在我们看来，他们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信念，由于美国人民的大多数看来是同意我们的看法的，我们就更不能这样做。在一九六九年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支持总统处理战争的作法的人从来不曾低于百分之四十四（那时反战的占百分之二十六）。到十月份大规模公众示威进入高潮时，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支持总统，而反战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如果我们要在谈判中取得进展，就必须使河内相信有一些条件是不能降低的，超过一定限度我们决不让步。我们需要某种计划使我们能够通过它来争取公众的支持。但是年复一年，我们作出的每一个让步只是使公众要求作出更多的让步。在新闻界和国会的反对之下，从来无法采取任何可以使我们坚持下去的坚定的立场。

实际上对河内的批评是根本不存在的。出现僵局即使不是归咎于我国政府怀有恶意，往往也归咎于美国方面目光短浅。人们把结束战争这件事说成事实上是我们方面能够掌握的事情，而我们却由于心理上的乖戾而故意避免这样做。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在我们和一种解决战争的办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让步，而这种让步却遭到了阻挠，这首先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僵硬态度，如果不是由于更实际的道德上的缺点的话。人们从既伤害人又引起误解的角度来说明问题：谁支持战争，谁反对战争，谁喜欢轰炸，谁反对轰炸。一个突出的例外是《华盛顿邮报》，尼克松认为这家报纸是一贯持敌视态度的。但是同这种看法相反，它事实上是满怀同情的。十月十二日它发表社论说：

不幸的是，这已经晚了——三四年以前，无论在政府内部还是政府之外都不曾有任何活动分子来组织这种关于越南的“暂停正常活动”日。星期三的示威事件使人难以接受的倒不在于人们组织了这场示威，问题将发生在如何解释它并以一种实际的和有意义的方式来把这股汹涌的抗议浪潮应用到现实中去……

即使是那些感到极端痛苦的人们的祈祷、抗议和说教，也不能向总统提供什么有益的或具体的意见：高声叫喊要停止战争，不论是多么诚心诚意，也不成其为一项战略计划……

无论是从总统的所作所为，还是从对他的最大利益作出的合理估计来看，都几乎不可能认为他不算是（要求结束战争的）很可能占多数的这一派中的一个老牌成员。

但是舆论界总的调子可以从重读《纽约时报》的社论专栏中显示出来。一九六九年十月间，我要求我的一位工作人员彼得·罗德曼去查一查《纽约时报》的社论立场的演变。我并不想单单挑出《纽约时报》来进行招人忌恨的比较，这家报纸是批评者中间比较有见地的，它认为它是在提出合理的妥协建议，而不是仅仅要求我们屈膝投降。然而它的建议的调子对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却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一九六九年，当对方看上去愿意和解的时候，《纽约时报》经常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它解释说，这是为了抓住和平的机会[30]。但是当对方加紧进行战争的时候，它还是要求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是因为共产党加紧军事行动一事表明，依靠我们的军事努力，永远也不可能带来和平。[31]这种不顾河内的反应如何而再三要求美国作出让步的呼吁的做法，使《纽约时报》提出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建议。一九六八年这家报纸鼓吹美国和北越双方共同撤退，但是不久这种主张就变为建议美国实行象征性撤退来首先推进这个过程，接着又要求不管河内反应如何我们都要撤退，然后又施加压力，要求为美国部队的完全撤退规定一个确定的、不附带条件的时间表。[32]谈到美国撤军的规模，《纽约时报》起初要求美国只是“倡议”或“开始”削减部队人数；五月间的一篇社论谈到预期美国削减五万到十万人的数字时，认为这是“相当多的”。尼克松六月间在中途岛宣布撤军计划时，这家报纸最初表示欢迎，说它是“走向脱身的一步”；但是到了九月份，它又抱怨撤退六万人是“不够大胆的”，是“象征性的”，而且“意义不大”或“不够充分”。[33]

在政治领域内，出现了同样的不断升级的建议。一九六九年五月，《纽约时报》要求建立一个“联合选举委员会”来监督南越的自由选举。但是过了不到四周——这是在西贡表示愿意建立这样一个联合委员会的一个月以前——它的立场又变了，变成要谈判一项“关于南越未来政府……的协议”，也就是说，谈判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34]。关于军事战术，《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开始要求减少搜索与摧毁的军事行动。七月二十五日，它在新闻栏里报道说这种减少即将实现。不到两周，《纽约时报》又要求就地停火。[35]即使这样还被认为是不够的。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提出了这个建议，河内立即加以拒绝。《纽约时报》还是继续提出它的批评意见。

这种不断升级的让步要求，每一次都是当作谋求和平的最主要条件，当作促使谈判开始的唯一办法提出来的。[36]一旦作出让步，它会在短时间内受到欢迎，并且的确也要求河内作出响应。[37]但是如果河内对这些建议不予理会，结果不是要求美国采取坚定立场，而是要求美国作更多的让步，[38]理由是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全是美国[39]或西贡[40]的过错。到这时早先作出的让步的重要性就被贬低了，[41]要不然就硬说河内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响应，[42]或者硬说美国已经使自己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了。[43]这些不断要求美国作出新让步的呼吁是经常用这样一种论据来解释的，那就是美国负有特别的义务，不但要向另一方证明它抱有诚意，而且要放弃追求军事上的胜利。[44]然而却没有人发现对方负有这样的义务。社论表达的意见一再改变的这种情况，并不只限于《纽约时报》一家。相反，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我们的批评家们即使建议得到采纳，也很少会长时间地感到满足。

国会也出现同样的状况。例如，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对总统五月十四日的讲话的反应是说，尽管尼克松本来可以更直截了当些，但是他不想“责备总统，说他没有走得更远”。但是到了六月二十二日——尽管在这段时期内美国宣布单方面撤军二万五千人——这位参议员竟说他感到失望，他要重新举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越南问题的听证会。[45]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以同样腔调谈到五月十四日的讲话，他说，这篇讲话给他“很深的印象”，并且表示“看起来还有许多互相作出让步的余地……”。两周以后，他却攻击起政府来，因为政府的军事战略使他看不出“有使战争结束的迹象”。[46]

反战派的领袖人物们不讲礼貌，不讲情理，他们无情地折磨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应受谴责的人。麻省理工学院不再聘请沃尔特·罗斯托担任教授，他曾在政府中担任了八年最高级的职务，这显然降低了他在那座庄严的学府中任教的资格。威廉·邦迪被任命担任《外交季刊》主编一事引起了一片抗议的吼声。迪安·腊斯克在国务卿岗位上无私地、干练地和忠心耿耿地任职八年，离任后却好几个月都找不到一个职位，后来还是他的母校佐治亚大学任命他担任教授并派给他一个兼职秘书。休伯特·汉弗莱这样一位温文尔雅和善可亲的人，在担任公职期间竟被折磨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事隔多年他一提起来还激动得落泪。而且尽管时间过了十年，这种深仇大恨也没能缓和下去。一九七九年纽约大学的二十四位教授抗议任命麦乔治·邦迪为教授，理由是他曾参与一场“灭绝种族”的战争。就在同一个月内，芝加哥大学三分之一的教职人员以同样理由对学校当局向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授奖提出抗议，他们无视印度支那在共产党胜利后所发生的而他们这些人曾经力图加以阻止的真正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从来不承认，十年以前这些严肃认真的人可能是在追求尽管也许是错误的但却是体面的目标。这些鸽子们已被证明是一种特别恶毒的鸟。

对我来说，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命运了，他在一九六七年被约翰逊强迫辞去了国防部部长的职位，随后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我是在肯尼迪总统任命他为五角大楼首脑以后不久第一次见到他的。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非常自信。我赞成他把我国的防务政策置于一个更注重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是我认为他过分强调了国防计划在数量方面的重要性。他忽视无形的心理和政治的因素，目的在于使计划具有一种预测性，但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空想，徒然使我们同盟国的关系紧张。他的热心的年轻同事们把他们道义上的信念隐藏在一种看上去像是客观的分析方法后面，这种分析方法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提出的问题时常预先就决定了答案，而且这些答案使我们的军事技术长期停滞不前。

尽管有这些缺点，麦克纳马拉作为国防部部长，还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目标是以始终一贯的态度来处理防务政策，而这是早就应该实现的。即使我不同意他的某些结论，我仍然认为他提出了应该提出的问题。但是，麦克纳马拉虽然是一位卓越的国防部部长，在处理战争方面却证明是一个不适当的人选。他所用的那些办法总的说来对于他控制政府的一个难以驾驭的部门确有帮助，但对于领导一场战争却并不那么合适，因为这场战争的结局还取决于许许多多无形的政治和心理因素。他在同一个时间里表现得既过分强硬又非常模棱两可，既过于狭隘地把重点放在战场的考虑上面，又太容易受某些感情气氛的支配。但是最重要的是麦克纳马拉并不热衷于自己的任务。他一心想要把我国极为雄厚的力量同高尚的目的联系起来，他无心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他深深感到内疚，因为他曾默然同意那些使战争不可避免然而又得不到结果的决定。我在一九六五年第一次访问越南回来的时候，他是约翰逊政府中来迎接我的最高级的官员。我发现，当时已经显露出来的战争打不出确定结果的苗头使他异常苦恼，他的怀疑和他的责任感，他对局势的分析和他对职责的忠诚使他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他很清楚，如果他戏剧性地作出抗议的姿态，就能够重新得到许多人的可贵友谊，但是他觉得，照直说出自己的意见是不对的，因为他自己对事情也负有一部分责任，而且他感到在政府内部比在政府以外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信念。

在这个意义上，麦克纳马拉归根结底是典型地反映了更大范围的现实状况。同样的矛盾心理影响到那个政府进行越南战争的行动，造成了一种踌躇不决的状况，时而猛打猛冲一阵，时而又耽于逃避现实的空想之中。麦克纳马拉一开始就强烈要求——不，是恳切地请求——要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而不是硬要对方接受一种强加的和平。他总是随时听取那些为美国的挫败感到痛心的人们的意见。在政府的议事过程中，他比那些通常受命谋求解决办法的政府机构更积极和始终如一地支持探索外交主动行动的机会。一九六七年，政府曾试图通过两名法国中间人来谈判停止轰炸，他是这次尝试的主要推动者。他非常急切，因此每次我同北越人接触之后回来，他总要打电话给我，他用了个让人一下就能看穿的假名，以致特工人员只要偷听上十秒钟就不难发现是谁了。在这次努力失败以后不久，约翰逊强迫他退出政府。约翰逊的理由是——倒也不是毫无道理——麦克纳马拉对战争的怀疑使他不可能有效地履行他的职责。恰恰在那个时候，公众指责国防部部长为“战争贩子”的叫喊正喧嚣一时，他只要一公开露面，就会遭到最粗暴的围攻。

麦克纳马拉辞职以后在行动中保持了他特有的尊严。从一九六九年起，他抓住每一次机会敦促我采取他所建议的一些行动方针，这些方针连那些诽谤他的人们也都会热烈赞同的。尽管他在大学校园里受到人身攻击，并且在报纸杂志的漫画中被当作战争贩子来加以丑化，但是他始终清楚地懂得制定政策的艰难以及他自己负有的责任，因此他不肯选择他过去的一些同事们所采取的道路，由于一场并不是由本届政府开始的战争而公开责骂政府从而开脱自己，改善他个人的处境。他默默地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从不流露出来。

在这样的气氛下，下面两个方面之间的思想沟通就断绝了。一方面是继承了这场战争但根据任何合理的尺度来衡量都表明是在设法结束战争的一个政府；另一方面是那些过去曾认为总统职位和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他们是利害攸关的人们。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那些曾在战后时期保持了伟大首创精神的领导人的锐气大伤。印度支那战争使人们十年来的失望情绪达到了顶点。这十年开始时曾公开号召人们恢复理想主义，但终了时却到处是暗杀、种族冲突和社会动乱以及激进政治。我们进退维谷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干预学说和学院派逐步升级的理论造成的。这些崇高的愿望一旦破灭，人们就失去了自信心，而没有自信心，各势力集团的脚根就不稳。那些曾经在其启发下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对学生们闹事特别感到不安。这些中上层的青年男女——他们毕竟是这些领导人自己的儿女——所攻击的不仅是政策，而且还有生活方式和迄今一直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念。现代精神病学的发展和富裕城郊的中上层阶级时髦的激进言论，助长了青年的内疚感，从而使这些青年不再单纯地信仰物质进步，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们长辈的不安全感把正在成熟的青年人的不满情绪，变成一种有组织的义愤和全国性的创伤。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与美国政治结构有关的原因。越南战争使约翰逊和汉弗莱在一九六八年倒台，这并不是因为整个国家已转而反对这场战争（反映大多数人观点的支持华莱士的选民和共和党人要么是赞成干涉，要么就是保持沉默），而是由于这场战争使他们的权力基础——民主党陷于分裂。民主党一旦退出白宫，他们就发现团结起来在越南问题上反对一个共和党总统，不仅是很容易办到而且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些虽然反对这场战争但还勉强支持约翰逊和汉弗莱的人们，现在不再受到对党的忠诚的约束。在共和党那边，作为总统的尼克松得以同共和党右翼就一项撤退计划和一个难分胜负的战争结局达成谅解，如果是一个民主党总统，就很可能为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这样，就没有什么保守派的抗衡力量来对抗越来越刺耳的抗议运动了。尼克松稳定了右翼的情绪，就使抗议运动从它们所受的约束下解脱出来，而美国政治的重心也就因此而决定性地移向反战的一边，即使公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观点。

对尼克松新政府的基本挑战同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遇到的很相似，这就是：把撤退作为一种政策，而不是崩溃造成的结果。这一点对美国来说甚至更为重要，世界上有如此众多的国家有赖于美国的稳定。但是戴高乐就他所遭到的反对而言要比尼克松幸运，因为反对势力是那些要求取得胜利和认为他让步太多的人。这种情况使他在对付阿尔及利亚叛乱者时能有回旋的余地，那些叛乱者必然认为代替戴高乐的力量只会比他更糟。而反对我们的则是那些要求更快地撤退（即便不是要求我们承受失败）的人们，这就破坏了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我们的敌人只会从我们国内的瓦解中得到好处。这样一来，即使每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公众的大多数切望取得体面的解决并且坚决反对屈膝投降，尼克松曾经在许多场合高明地激发起这种公众情绪，可是美国政治的势头是朝着单方面让步的方向发展的。对尼克松政府来说，在我们制定一项自信的政策来实行有条不紊的脱身的同时，能够使这些狂暴的势力受到约束，这的确是不小的成就。在四年时间中保持主动，并取得一项妥协解决办法和越南地面上力量的平衡，不管它多么不稳定，实在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了不起的杰作。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我们遭遇到的这么多艰难险阻有些本来是不应遇到的。全国公众的骚动情绪触到了尼克松最大的痛处。他已经主动扭转了前任的方针，他已经撤出一些部队并且使战争降级——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势力集团敦促他采取的，对于这些势力集团，他又羡慕又不信任。但他不但没有得到赞扬，反而受到斥责，因为他没有沿着这条路更快地前进，而责怪他的那些人过去甚至不敢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并不需要花多大力气就会得出这种看法：他面对的并不是政策上的分歧，而是自从阿尔杰·希斯案件以来一直串通一气想要毁灭他的自由派。所有那些报界和势力集团中的宿敌又一次联合起来，为了一代人的复仇，这些人甚至会接受（就算他们不主动要求）他们国家军事上的失败。尼克松生性不能了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激烈情绪。他靠自我奋斗上了高等学院和法学院，因此他以为他们对于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应怀感激之情。他高估了名牌大学。当一九六九年春天哈佛大学爆发学生骚乱的时候，他对我说，这也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这所全国最好的大学无疑会对付好这种挑战，从而可以给其他学校作出榜样。我申述了我的看法，当时他看起来真的大为惊讶，我对他说，按照哈佛大学的做法，事隔三天之后，就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谁对谁干了些什么事情。这恰恰是后来发生的情况。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就只能在这些他认为是得天独厚地享有特权的人们的狂暴行为中，看到那种敌视他个人的邪恶势力故意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的结果。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前途是生活富裕而精神贫乏，因而产生一种形而上学的绝望心理，他对此不抱任何同情。他相信，如果他面对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政治决战，而不是一次外交政策辩论，他认为他就有理由使用他过去采用的并曾使他得有今天成就的那些办法。在真正的国际问题上，尼克松对微小的意见差别都是敏感的，并且善于运用和解和妥协的手法。但在政治斗争中，他是一个有胆略的斗士，他毫不迟疑地使用总统的权力，而他从来都认为——的确有许多证据——他的前任同样也是这么干的。

但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我们全国公众的极度痛苦是不适宜的。需要做搭桥的工作，而国家的行政首脑，唯一的全国选举出来的官员，应当迈出第一步。然而，这一点尼克松却硬是不知道怎样做。他的地位太不巩固，而且很奇怪，他是太容易受到攻击了。事实上，通过接受反对者的和平方案，他在实际行动中表明了对他们的尊重，对此他却从未找到过适当的话来加以说明。他们的计划竟然是由一个二十年来他们所诅咒的人来实现，这样一个讽刺大概正是使某些批评他的人大为恼火的原因。

毫无疑问，宽宏大量不是尼克松具有的品德，他从来不能把他的怨恨和感情上的症结置之度外。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前任留给他的任务之艰巨而从他的批评者那里得到任何同情，在双方相互抱有的怨恨中间反映着一种固执己见：尼克松相信自由派合谋反对他，而批评者认为尼克松政府决心继续这场战争是为了它自己。越是这样想，成见就越深。双方都错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将了对方的军，但同时却降低了自己的身价。

我同意总统的越南政策，这个政策大部分是由我制定的。如果我有任何批评意见的话，那就是总统在需要作出痛苦的选择的时候拖延了时间。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国内问题远比这场在为越南和平条件而争吵的名义下展开的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要深刻得多。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次背景情况简报中，我曾经指出：

如果你环顾世界，你必将得出结论，认为混乱的出现主要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由于人们所说的那些原因。柏林有学生闹事，那里的学生是参加（大学）管理的；巴黎有学生闹事，那里的学生不参加管理大学。牛津有学生闹事，那里实行的是导师制；罗马也有学生闹事，那里是采取听大课的做法。在这个国家也有学生闹事，据说是由于越南战争、种族和贫民窟问题；而在荷兰，也有学生闹事，那个国家并没有越南战争，没有种族问题、贫民窟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对付现代社会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越来越官僚主义化和技术化的国家里，如何使一代人，年青一代人的生活具有意义。

由于这些原因，我对抗议者的态度与尼克松不同。他把他们当作必须战胜的敌人，我把他们看作是同我有分歧的学生和同事，但是他们的理想却是我们的未来所不可缺少的，我想要在自己同他们之间搭桥。抗议运动中那些并非激进派的人们的苦恼，我是理解的，就人性一面来说，我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息息相通的。虽然我坚信他们的政策是十分错误的，他们固执地自以为公正的思想对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安定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我试图在政府和它的批评者之间保持认真的对话。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尼克松要求我对当时的总统法律顾问帕特·莫伊尼汉写给他的一份备忘录发表意见。这份备忘录所描述的是哈佛大学对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场足球赛的情景。当哈佛大学乐队进入球场时，介绍者学着阿格纽的腔调，重复他说过的一句骂人话：“这帮老朽的哈佛臭知识分子”；这时，聚集在球场上的毕业生——据帕特说，他们至少值一百亿美元——大声喝采，表示声援。帕特警告说，虽然尼克松抵制那种街头政治左右政策制定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却不应该向青年们进行不必要的挑战——因为这些青年对他们的父母具有重大的影响。尼克松在备忘录的边上写下了他的意见，表明他怀疑他自己有本领赢得“哈佛派”的欢心；而且他相信他所获得的政治和财政上的支持是来自美国南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地区的势力对哈佛大学师生的鼓噪是毫不在意的。虽然如此，莫伊尼汉备忘录中有一处提醒注意年轻人“简直难以置信的嘲弄人的力量”，总统在这句话下面意味深长地划了横线。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回答中，我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里摘引其中的主要内容如下：

他们是谁？

他们是一个非常混杂的集体——无论就其社会出身、政治观点还是就其起支持作用或起危害作用的潜在力量来说，都是如此。在参加“暂停正常活动”日游行的青年中间，有一些无疑是富裕阶层的子女，因此，他们的政治观点同他们的父母显然是不同的。然而，许多人的父亲曾经在四十年代后期就靠《美国军人法案》的援助上了大学，并且曾经投票支持史蒂文森。许多游行示威者无疑是从主要是民主党人的城市居民阶层中进入大学的第一代子弟。因此，如果托姆·威克代表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发言时声称，在大街上的“那些人是我们的子女”，那些人实际上也就是传统上属于民主党的职业阶层的子女……

他们为什么游行？

他们的动机也是各不相同的。广义地说，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富裕社会的受害者。他们有闲暇来自我怜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把这种情绪发泄到批判现行“制度”方面，这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可是，从心理根源来看，却同上述情况可能是不相干的。思想混乱、愤懑情绪或福音主义，消耗了每一代青年的精力。帕特所说的那群人，就其政治觉悟和积极性的广泛程度来说是相当突出的。这些人毕竟是来自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受过教育的青年。

由于他们有政治觉悟，许多人大反特反势力集团，这不仅是由于青年人离经叛道的自然倾向，而且由于这也是当代学术界著作的锋芒所向。现代美国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等把我们社会的弊端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应当这样做）。我们的一些最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强有力的社会批评也是这样。所有这一切必然要在一个有八百万孩子上大学的国家的沃土上开花结果——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

实际产生的结果是各式各样的。

少数人在毫无理智的激进主义里寻找安慰（他们历来如此）。

但是我相信，全国各地的这些青年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在今后的政治归属问题上仍然保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他们中许多人是聪明而富有思想的。他们决心要纠正一切邪恶现象，并且要发现自己的抱负和特长。他们热切地希望参与一切活动，而且急不可耐地想要取得具体的成果。他们对每一种答案都怀有戒心，他们总是怀疑关于取得逐步的（现实的）进展的主张（不论是越南的和平，还是取消种族隔离）的背后，是不是掩盖着某种违反目标的邪恶阴谋。

他们的政治影响

……他们变得势力雄厚不可轻视，因为除了握有选票之外，他们还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政治活动，这对其他人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必然会产生影响。我们在麦卡锡得势的时代看到了大量的这样的证明。

越南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将取而代之。因为他们反对的不单是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而是反对现有体制的立场。

你能够做什么？

我同意莫伊尼汉的意见，就是正面攻击这一集团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这并不是说，对这些气势汹汹的激进分子应当采取软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从心理的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都需要坚定的领导……

有人提出强有力的论据，主张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办法而使这样一股潜在的势力不起作用。这决不是非采取姑息的作法不可。但是它确实意味着让人看到政府是认真对待这些青年当中的负责的多数的。对他们将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们在论据的是非曲直方面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不怀疑他们是真正地、诚心实意地关心国事。

你能争取到什么东西吗？

除了这种使青年人不起作用的办法以外，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把其中一部分青年人争取到你这一边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老的争论，并不成为阻挠这一代美国青年前进的障碍。

你同其中许多人有一些共同的基本信念——新政的自由主义机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整顿。你们还都关心一个问题——让美国在全世界发挥一种更为平衡的和有节制的作用。你实际上正在国内外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这些变革正是这些青年人希望看到的。

大家同心协力地作出使人容易感受到的努力，使他们了解你的政府采取的这种新的作法，你就很可能从这些现在看来是无法挽回的人们当中争取到一些改变了思想的人站到你一边来。

不论尼克松事实上是否抱有那些我认为他抱有的全部观点，也不论我是否像一个好大臣那样，试图让他博得持有这种观点的名声，从而影响他的行动，反正我花了很多时间并作了很多努力来同这些反战组织会谈。霍尔德曼反对我会见这些组织，他认为，往最好里说，这是浪费时间，往最坏里说，似乎是在给这些坚决的反对派以道义上的支持。每次总统就越南问题发表讲话，我都要向报界发表背景情况介绍，我在一九七〇年陪同总统在全国各地旅行，同一批批主编、发行人和广播员谈话。我的主题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战争的结束必须是一种政策行动而不是对示威的反应。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我同一批企业界领袖举行的会议上，我争论说：“屈服是不会终止示威活动的。如果大街上的对抗行动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得逞的话，那就很可能大大改变美国政治的作风。有些领袖正是在芝加哥为了早已得到满足的要求而挑起骚乱的那帮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总统的权威，而不在于是哪一位总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政府和批评它的人可以互相挫伤对方，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谁也不能达到双方所渴望达到的目的：早日通过谈判终止越南战争。在整个这段期间，河内站在一边，冷冷地看着美国如何同它自己而不是同它的对手进行谈判。

摸索制定一项战略

我们已开始走向撤出越南的道路，我们试图在屈膝投降以及我们所继承的、看起来是没完没了的僵局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我们是否能成功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在面对公众毫不留情的、急不可耐的抗议的同时，使一系列复杂的外交、军事和政治行动彼此很好地配合起来。

尼克松想要以各种行动，首先是我们的谈判姿态以及逐步降级的行动，使他在国内政局中处于优势地位。九月十九日，尼克松和莱尔德（他本来已经要求国会批准实行抽签征兵的办法）在白宫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越南撤退六万人，使我们能够取消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征兵命令。十月份的征兵计划将延长到当年最后一个季度。国防部开始规定限于十九岁的青年入伍；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总统把准许抽签征兵的法案签署为法律。

八月间为扣押在越南的美国战俘发起一项宣传运动，要求北越人遵守《日内瓦公约》和接受红十字会视察。以后美国又在巴黎和谈中以及一九六九年九月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上发表强有力的声明，四十位参议员于八月十三日签署了一项谴责北越对美国战俘的暴行的声明；两百名众议员九月份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声明。约翰逊政府担心遭到报复，一直不愿在这个问题上穷追猛打。尼克松政府的做法证明对于美国战俘的待遇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最初，这个问题在国内使政府取得了人民的支持，虽然在以后几年，由于战俘问题成为要求单方面撤军和解散南越政府的新的论据，人们却利用它来反对我们。

但是，尼克松像他一向所做的那样，试图把所有的赌注都押上去，而且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他一上来就玩弄一种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明确计划的花招。简单说来就是，他是在吓唬人。我已经提到过，在他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同几位外国领导人进行的多次会谈中，尼克松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到十一月一日停止轰炸一周年就将是一个最后限期。他在环球旅行期间相当明显地暗示，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如果在十一月一日以前在巴黎还不曾取得什么进展，他就要采取强硬的行动。就我所知，尼克松对于他所想象的行动只有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事先肯定没有制订什么工作计划；“鸭子吊钩”计划实际上是把一种早已作出的威胁变为行动。）在尼克松于一九六九年八月同叶海亚·汗谈起最后限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有这么一回事。由于尼克松从来不让国务院的人员列席他同外国领导人的会谈（国务卿也很少参加），我国政府另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已经发出了一种威胁。

虽然尼克松不断地提到最后限期，可是他同时又作出了一些往往会使他的威胁不起作用的行动，例如宣布进一步撤军之类。他在九月底私下里对我说，他考虑在十月十五日之前采取“强硬行动”，以便看起来不像是由于“暂停正常活动”日的示威才采取的。我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因为他在自己提出的最后限期之前就抢先采取行动，可能使我们的敌人莫名其妙。他从来不曾积极地实现他的威胁；这也许是他的一种办法，使他自己或许还有历史记录相信，他是一个由于软弱的同事拉后腿而未能实现自己意愿的强硬的领导人。

九月二十七日，多勃雷宁来见我，要我想办法在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前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发出请他同总统会见的邀请。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尼克松按照事先的安排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并且要我转告多勃雷宁，越南是美苏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告诉他“火车已经离开车站，正沿轨道驶去”（这是尼克松喜欢讲的一句话，举例说，他曾在一九六八年俄勒冈预选之后为了鼓舞代表大会中动摇的代表们说过这句话）。我重复了尼克松的意见并且补充说，下一步要看河内的了。

尼克松在十月六日会见了罗杰斯，他命令在河内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之前，禁止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新的外交主动行动；他第一次提到他的十一月一日的最后限期。罗杰斯认真地看待这一命令，因为他在十月八日对我说过，他深信总统在事实上将会在十一月一日采取某种行动，虽然他心中对于这一行动将会是一种什么行动，显然也不比我更清楚。我在十月八日建议尼克松，宣布要在十一月一日左右向人民作出汇报。这将会带来这样的好处：使河内和莫斯科保持也许加强最后限期的意识，不管怎样，这也许会促使北越作出出乎意料的让步。白宫在十月十三日宣布，总统将于十一月三日发表研究越南政策的重要讲话。（所以要选定那一天是因为十一月二日是新泽西州州长选举日，尼克松不希望在那一天引起大批反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抗议投票，那位候选人那一次成为新泽西州在十六年内的第一位共和党州长。）这样早就预先宣布总统要发表讲话，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这加强了人们感到捉摸不定的心理，而且促使人们施加压力以改变他可能宣布的任何决定。

尼克松在发表这次讲话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力图取得苏联的支持。他在十月二十日那天会见了多勃雷宁。后者经常回国述职，那次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尼克松指出，停止轰炸已有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很快取得进展，美国将不得不采用它自己的使战争结束的办法。另一方面，如果苏联给予合作使战争体面地结束，我们就将“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以改善美苏关系。多勃雷宁没有准备好提出任何关于北越的建议，但是他倒是提出了苏联的某种让步。经过几个月的对骂之后，我们在六月间向苏联人表明，我们准备好立即开始战略武器会谈。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虽然苏联人在好几个月以来就表示热衷于举行会谈，一旦我们下了决心要举行会谈，他们却避免作出答复。多勃雷宁在十月二十日通知我们，苏联准备好在十一月中旬开始会谈。

这是精明的一着。克里姆林宫意识到我们的政府很多人热切希望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它正确地作出判断，认为尼克松不可能拒绝。在随后产生的抱有希望的气氛中，在越南采取任何升级的行动，看起来都会是有损于使紧张局势大大缓和的前景的；因此，在几天前由于“暂停正常活动”日的示威而突现出来的国内压力之外还要加上这样一种使白宫受到限制的因素。简单说来，苏联人反过来对我们实行了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手法。他们的估计证明是正确的。尽管白宫努力想要拖延到十一月三日的讲话之后才作出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答复，可是罗杰斯坚持要在十月二十五日宣布我们接受苏联的建议。尼克松勉强同意了，因为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就要面对在一周的时间内有人走漏消息的危险。

尼克松向来有这么一个习惯，如果他不情愿以力压服他的老朋友，那么他就要把他对苏联人的威胁升级，以此作为他对老朋友让步的补偿。这一次他马上对我说，我应当向多勃雷宁表示，总统在越南问题上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火气。我发现，在尼克松手下工作，可以学到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他发出的命令，再给他一个机会来考虑那些无法实行的或者是危险的命令。这次发出的命令就属于后面一类。我知道尼克松不打算在十一月一日采取什么行动。发出可怕的威胁，而后又不采取任何行动，就将降低我们的威信。所以我就等待一下，看尼克松是否重新提出这件事情。他没有这样做。

那时候尼克松把自己关在戴维营内撰写和研究他的十一月三日的讲话。讲话的核心部分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和我本人提供的，但是尼克松在他的黄色拍纸簿上（这种拍纸簿在白宫到处都是）写下了讲话的开头和结尾，还在其他段落加上富于宣传色彩的词藻。这证明是尼克松的最强有力的公开表演之一。他拒绝全体内阁成员的建议，而划出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而且不对抗议的人们作出让步。我同意他的方针。他把问题提交给人民，从而为他所说的“体面的和平”争得所需要的活动余地。这篇讲话产生了一种使人感到震惊的作用，因为它悍然违抗抗议者、北越人的意愿，并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宣布我们的谈判立场不作重大改变而且不撤军。它呼吁美国“缄默的大多数”支持他们的总司令。作为一项总统的声明，它第一次清楚地讲明，在总统提到他有一项“结束战争的计划”时，他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采取战争越南化和举行谈判的双轨策略。而且讲话特地讲明这样一点：越南化提供体面地脱身的希望，而又不取决于对方是否采取合作的态度。

我曾经向总统建议，不要为当初派军队去越南的决定辩护，这是他从上届总统那里继承下来的，他只要提出他使美国退出的策略。他不同意，并对我说，美国公众不会同意为一场没有合理的目的的战争作出牺牲，我现在认为他这样讲是明智的。此外，这篇讲话尽管语气强硬，却表明我们的谈判立场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五月十四日的讲话曾经建议，在一年之内把我国的“大部分”军队撤出来，留下留守部队来监督协定的执行情况；十一月三日的讲话表示，一旦达成共同撤退的协议，美军在一年之内就全部撤出来，从而使我们公开表明的立场同我们私下向春水表示的立场一致起来。五月十四日的讲话提到“在监督之下实行停火”，其中包括制订局部安排和总的安排两种可能性；十一月三日的讲话只谈到实行单方面“停火”。我在背景情况介绍中说明，我们的态度将是灵活的；我们愿意谈判停止敌对行动的局部安排或总的安排。可是，正如尼克松所宣布的那样，问题不是具体的细节而是关系到一项基本的原则：“河内甚至拒绝讨论我们的建议。他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全部美军而且在我们撤离的时候推翻南越政府。”

尼克松列举了为撤退美军、减少空中活动并增加对南越的训练所采取的各项行动。他着重指出，越南化计划的设想是：“根据一个有条不紊地计划好的时间表，把美国的地面作战部队统统撤出来，并由南越部队来替换。”按照我的建议，尼克松在这次讲话里透露了他在就职以前同北越的秘密的信件往还，为推动谈判而同苏联一再举行的会谈，七八月间同胡志明交换的秘密信件，信件的全文由白宫印发。他没有透露我同春水举行的秘密会晤。但是他坦白地说明，“除了就会谈桌子的形状达成协议以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他说明根本的争论问题如下：

几个星期以前我在旧金山看到示威者手持写着如下字样的标语；“在越南是白费气力，把我们的士兵调回国来。”

我们这个自由社会具有力量的一个原因就是任何一个美国人有权利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支持这种观点。但是作为美国总统，如果我容许少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左右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就是不忠于我就职时的宣誓，他们这些人企图用在大街上举行示威的办法强使国家接受他们的观点。

将近二百年，这个国家的政策一直是根据《宪法》由国会和白宫里那些被全体人民选出的领导人来决定的。如果大声疾呼的少数人，不论他们多么热衷于他们的事业，竟然使他们的意见压倒多数人的理智和意愿，这个国家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

这篇讲话引起的反应是极其强烈的。从它结束的那一分钟开始，白宫的电话总机就由于祝贺的电话太多而应接不暇。各地拍来的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电报，很快地压倒了笼统地提出批评的报纸社论和电视评论。毫无疑问，这种热情有一部分是霍尔德曼手下的干劲十足的人员激发起来的，他们曾要求全国各地的政治支持者拍来电报。但是即使是白宫处理公共关系的天才也没有这样大的本领使人拍来势如潮涌的电报。尼克松无疑触到了听众的痛处。民意测验表明，支持他的人数大大增加。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可能是感到厌倦了；他们却不愿意被人击败。

尼克松是兴高采烈的。他装出对公众的喝彩无动于衷的样子，其实尽情地领受了他难得碰到的这种向他欢呼的时刻。他让人把祝贺的电报堆在他的办公桌上，电报数量之多使人无法利用椭圆形办公室来工作，一连几天他都不让人把电报收走。

一旦人们清楚地看出公众的心情，有组织的压力就开始多少缓和下来，因此，自从一月份以来，政府第一次有一些活动余地。

可是，光是依靠这一点，我们是无法拖垮并在计谋上胜过河内那帮难对付的、死心眼的领导人的。在一九六九年，即使作最宽厚的解释，也不能说这些领导人进行了可以称之为谈判的努力。他们拒绝探讨甚至拒绝讨论任何妥协的建议，拒绝讨论自由选举或混合选举委员会或停火。单方面撤退兵员和飞机并没有改善气氛；军事行动降级并没有加快谈判进程。河内下决心要破坏我们国内的意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就不能容许人们抱一丝希望或表现出取得进展的样子。北越人是世界上最后一批虔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是不打算与人分享权力的。

现在回顾一下促使我在四月份提出派万斯出行的建议并在九十月份对越南化提出批评的理由，差不多肯定是正确的。时间对我们是不利的，零敲碎打地作出让步，反而鼓励对方采取坚决不让步的态度，而不是妥协的态度。用分析的眼光看来，还不如提出可以设想的最宽厚的建议，如果遭到拒绝的话，就设法通过军事力量迫使对方接受。不是这样就不可能使苏联采取合作的态度，因为不发生危机，就没有促使苏联采取具体行动的推动力。（在一九七二年终于发生一场危机时，我们曾迫使苏联进行某种合作。）假如我们曾经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时刻，表示愿意作出我们后来在三年战争期间终于作出的一切让步，假如我们把后来在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分别在柬埔寨、老挝和北越等地以不断减少的兵力来进行的所有那些军事行动总起来在一九七〇年初就一下子完成（即使没有进行最后的轰炸袭击），战争的时间很可能就会明显缩短，虽然在相隔这样久以后，现在很难说，在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之后，西贡是否会准备承担单独作战的负担。面对国内的骚乱和政府内部的分歧，我并没有拼命坚持我的理论分析。我采取了随大流的做法，考虑到种种情况，越南化是我们在国际、军事和国内形势下势必采取的最好的混合计划。

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就不能回头了。我知道这条道路是漫长而痛苦的，我曾多次向总统扼要指出它包藏的危险，而且它最终可能失败。我还认为，比起我们国内的批评者向我们提出的代替办法，它还是略胜一筹。

结果那一年是在我们作出两个估计之后结束的。战争的结果如何取决于我们所作的估计之一是否正确。总统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向国会作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惊人冷静的词句综述我国对越南政策。一位总统的声明很少是这样坦率地承认自己抱有怀疑情绪并提出问题的：

在我们卷入越南期间，时常提出取得进展的说法，而且时常证明是过于乐观了。不论我们多么仔细地制订我们的计划，不论我们对这些计划的进展抱有多大希望，我们意识到有两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不能试图欺骗敌人，他们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也绝对不能欺骗我们自己。美国人民必须了解全部事实真相。我们可不能失去对我们的判断和对我们的领导的信心。

报告承认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可以衡量将来的进展的标准。我们承认，政府还不知道解决战争所引起的所有下列这些问题的最后答案——敌人的意图，越南化的前景，越南人民的态度：

——敌人持久地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如何？他们能够成功地使我们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吗？

——盟军能力实际上提高了多大程度？特别重要的是，越南人是否有了他们要继续取得胜利所必不可少的领导、后勤能力、技术专门知识和了解他们自己人民需要的敏感？

——在面对盟军继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敌人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战略？如果他们决定进行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不太激烈的战争，他们是不是可以干脆等待美国撤军，然后重新加强努力，再度取得主动并击败南越军队？

——最重要的是，越南人民的态度如何？我们正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自由选择而作战。他们同越共是真正地疏远了吗？还是说，他们对两方都是采取淡漠的态度？对于绥靖计划取得的成果将会保持下去的可能性，他们的态度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响亮地鼓吹国内对抗或呼吁取得军事胜利；这是由于十年来的挫折而变得慎重的领导人的冷静考虑和分析，他是严肃认真地使政策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且愿意接受合情合理的妥协解决。

由于河内的领导人决心要取得胜利，他们对一九六九年的看法同我们的看法相反；他们不认为结果是未可预卜的；他们也绝口不谈妥协解决。河内的目的是独揽政治大权。一九六九年底缴获的一份共产党军政领导的重要政治文件，即北越共产党南方总部的《南越中央局第九号决议》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给战区干部的一个指示，指示认为，美国的让步不是努力要想取得妥协而是遭到失败的证据：

他们的“有限战争”的战略已经破产。他们在战略上陷入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而且不得不一步步地使战争降级并采取使战争去美国化政策，首先是撤出两万五千名美军，希望使自己脱离他们在我国国内进行的这场侵略战争……

在（一九六九年）春季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我国军民又在军事、政治和外交领域内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我们在巴黎会议中提出了十点和平解决方案，并着手召开选举了临时革命政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发动了我们的夏季攻势。因此，已经被我们一九六九年春季攻势的强大攻击所打败的尼克松政府，又受到更多的沉重打击。由于美国在战场和会议桌上遭到新的失败，尼克松受到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严厉攻击，他们要求终止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尼克松被迫提出八点计划，在中途岛安排同阮文绍的会谈，并开始撤退二万五千名军队，这一事实反映美帝国主义的顽固和诡诈。另一方面，它表明尼克松政府所陷入的危机和僵局正发展到新的高度。这是一个新的机会，要求我们在各个行动领域作出更大努力以便争取伟大的胜利。

根据《南越中央局》的规定，一九六九年的战略目标就是，杀死美军使美国国内的紧张状态加剧，削弱南越陆军和绥靖努力，在这样的基础上迫使美国接受“走向统一越南的联合政府”：

a.激烈袭击美军，使他们遭受极其沉重的损失，使他们在所有领域的困难加剧……

b.猛攻伪军，消灭伪军和政府的最顽固分子，使余下的军队瘫痪和瓦解……

c.大力加强我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把他们部署在日益强有力的战略攻势阵地上……

d.继续摧毁和削弱各级的傀儡政府，特别是击败敌人的绥靖计划；消灭傀儡政府的主要部分……加强临时革命政府的作用。

e.在这种基础上，粉碎美国人的侵略意志；强迫他们放弃在强有力的基础上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图，在伪军和政府还很软弱不能把美国人的责任接管过来的时候迅速结束战争并撤退军队；迫使美国人接受政治解决，承认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南越以及一个致力于统一越南的全国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强调是原文所标）

北越人是狂妄自大的；我们有责任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我本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和相当不祥的预感执行我们的暧昧不明的复杂政策。但是没有可以接受的代替办法。我们有责任以一种最适宜于使它取得胜利的方式来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因为如果我们失败，将不单是影响到我国的命运，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前途也取决于他们对美国的信心。在河内改变它对自己的可能性的看法以前，我们将不得不继续打下去，不论我们是多么勉强。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河内到时候就可能要求暂停，即使不是要求和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非得避免发生分歧不可，因为人们将要求我们对一场灾难负责，即使这场灾难是由国内势不可当的压力造成的。在我们取得一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国际责任以及美国绝大多数人的信念的公正解决之前，继续同一个难以和解的敌人斗争下去，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痛苦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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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费尔利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所有关键性的决定，甚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决定，都是为公众所知悉的，见他在《华盛顿月刊》（一九七三年五月号）发表的文章《在我们进入越南时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干什么》。

[2] 《越南谈判》，见《外交季刊》，第四十七卷第二期（一九六九年一月号），第二一一至二三四页。

[3] 其中二百四十亿美元是越南战争所花费的“额外费用”，这就是说，要是不曾发生这场战争，我们为维持我国武装力量本来要花费的费用没有计算在内。

[4]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北越的正式名称。

[5] 喜爱秘密文件的人们可以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整理的关于各政府机构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所提问题的答复的概述。

[6] 见第十二章注⑪。

[7] 协助指出北越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共产党叛逃者说，柬埔寨人不允许住在司令部地区内。艾布拉姆斯将军二月份将此情况报告了总统，并保证射击目标至少距离任何柬埔寨村庄一公里之远。

[8] 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约》规定，一个中立国有义务不让它的领土为一个交战国所利用。如果这个中立国不愿意或不能够防止这一点，则另一个交战国有权采取适当的对应行动。见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国务院法律顾问约翰·史蒂文森对纽约市律师协会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解释了有关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到六月三十日之间美国和南越部队在柬埔寨的行动的我国在法律方面的立场（载于国务院公报第六十二卷，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七六五至七七〇页）。

[9] 众院司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二十六票对十二票表决通过，不提出这个建议的弹劾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文件——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第九十三届国会第二会期中提出的《研究弹劾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司法程序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找到所引用的这些精彩的词句和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见第二九八页（共和党议员沃尔迪：“大规模轰炸中立的柬埔寨”）；第三〇八页（共和党议员德里南：“比……任何一位总统……的行动更令人震惊……”等等）；还有第三〇七页、三一二页（共和党议员德里南：“大规模轰炸”、“在一个中立国家中进行的大规模轰炸”）；第三二八页（共和党议员霍尔茨曼及其他九名议员：“对一个中立国家的系统的轰炸”）。

[10] 非常有趣的是，在外交上对柬埔寨做出的这些表示遭到了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他们担心，这也许对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的可能性会有所影响。我接到了一项国防部的备忘录，反对作出那种“意味着约束或妨碍我们扩大目前旨在保护我国在南越部队的行动权力的外交行动”。这一备忘录是由保罗·沃恩克签署的，他当时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

[11] 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并不知道“菜单计划”，因此他毫无疑问地认为西哈努克讲的是一些意外的轰炸。

[12] 五角大楼保持两本账的动机，远不是像添油加醋的传说所描绘的那样邪恶。为了对第一次袭击（最初打算只进行这一次）保密，五角大楼的指示没有列入通常的报告。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欺骗国会（那里的重要领袖已经得到了通报），而是为了防止人们把这次袭击照例向西贡新闻界透露出去。两个月以后轰炸变得更经常了，但还机械地继续这种做法。四年之后当国会的一些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时，五角大楼的新官员不了解有两套报告的制度，无意中提供了从秘密的正规档案中找出的资料。这是一种官僚机构的错误，而非有意安排的。

[13] 西哈努克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同我谈话的时候，当着在场的人士的面否认我们的轰炸在促使北越人向西行动方面起了任何作用。他开心地说，我们的轰炸“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印象”。见第十二章。

[14] 罗伯特·F·肯尼迪著《争取一个新的世界》（班坦书店，一九六八年四月出版），特别是第二〇七至二一八页。肯尼迪写道：“现在撤退是不可能的”（第一八六页），还有“通过谈判获得的解决办法必须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取得胜利……对任何一方来说，放弃它最低限度的条件都将是事实上的投降”（第一九六至一九七页）。

[15] 见约翰·W·芬尼的文章《洛克菲勒的计谋使共和党纲领带上鸽派色彩》，载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的《纽约时报》。

[16] 第六章中已经提到，第一次私下会晤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北越谈判代表春水在巴黎对洛奇作了一次毫无道理的、出人意料的激烈发言，他说，美国不要指望中苏分歧来帮助我们解决越南战争，我应当说明，这一点倒是使我们注意到以前所不曾充分意识到的一些机会。

[17]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和黎德寿一起查阅一张西贡政界人士的名单，其中包括所有那些知名的反对派领袖，这些人可能由于符合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这样一项考核标准而证明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却没有一个人符合这个必要的标准。

[18] 我在讲话前的白宫背景情况介绍中解释说：“我们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他们在那里驻有军队，只要他们保证让军队离开那里，我们就接受那种保证南越不再有任何北越军队的监督措施”。

[19] 克拉克·M·克利福德的文章《越南问题的重新评估》，载于《外交季刊》第四十七卷第四期（一九六九年七月号）。

[20] 疑为七月一日。——译注

[21] 尼克松七月十五日给胡志明的信和胡志明的复信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尼克松就越南问题发表演说时由白宫公布的。

[22] 尼克松在他的环球旅行中向许多东道国政府并向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许多领导人发表过同样的论点，他期望这些警告会传给河内。它们的确是传到河内去了。但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制订出当进展未能取得时就把这些威胁付诸实施的计划。

[23] 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以后，“临时革命政府”就成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正式名称。

[24] 《致总统的备忘录》，一九六九年九月十日送件人：亨利·A·基辛格题目：《我们在越南的方针》我对目前我国对越南的方针感到深切的不安。本备忘录就是为了向你说明我感到不安的原因。它并不是探讨可供选择的其他行动方针，而是供你作为背景情况加以考虑。至于我的建议，你是知道的。尽管时间对我方和敌方都是不利的，但将更快地对我方的战略变得不利。这种悲观的论点，其根据是我对河内战略的看法以及我认为我们国内的各种势力很可能取得成功。一、美国的战略实际上，我们是试图通过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来解决越南问题：（1）美国国内，（2）越南，（3）通过外交活动。而要通过外交活动来实现我们的基本目标，我们就必须在其他两个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功。a.美国在未来几个月里，公众舆论要求你解决越南战争的压力将要增长——而且我认为将大大增长。虽然民意测验可能表明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现在对政府处理这场战争的方式是满意的，但是还显然存在着使这种支持化为乌有的因素。十月份学生举行示威的计划是众所周知的，而许多美国人虽然将反对学生的这些活动，可是他们也会因此而想到他们自己也是反对继续这场战争的。正如下面所说的，我不相信“越南化”能大大减少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事实上，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它反而会增加这种压力。舆论界的许多“温和派”领袖，特别是报界和东部地区人士（即《生活》杂志的那些人）持明显的反对态度，这是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重新发生公众感到极为不安的状况，其结果必然导致舆论的两极分化。到那时你将处于某种同约翰逊总统相类似的地位，虽然在实质上是不同的。你将受到鹰派和鸽派的两面夹攻。这些公众压力对美国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将是使国内公众和河内都已明显看出的我国内部分裂的状况更加突出出来。政府官员试图安抚鹰派或鸽派的发言将会使河内感到迷惑不解，可是也将使它坚持它所采取的等着把我们拖垮的方针。b.越南在涉及越南方面必须考虑三个因素——（1）我们为“打赢这场战争”而通过军事行动和绥靖措施所作出的努力，（2）“越南化”，（3）越南政府的政治立场。（1）我不相信按照目前的计划我们能在两年之内赢得这场战争，虽然我们在给敌人造成损害方面成败如何仍是至关重要的。（2）“越南化”问题必须联系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它容许我们把战争交给越南人来接手的前景如何，一是它对河内和美国舆论的影响如何。我对南越武装部队有无能力承担比目前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计划规定的更大的负担不抱乐观。不论如何，这些计划还要求有三十个月的时间来把战争的负担转移给越南政府。我不相信我们能有这样长的时间。除此以外，在我们沿着“越南化”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它将碰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撤退美国军队对美国公众来说将会变得像咸花生米一样，撤回国的部队越多，人们就越是要求多撤。这实际上会终于导致要求也许在一年之内就单方面撤出。——部队撤出越多，河内就越是受到鼓励，他们这些人决不会受我们的骗而相信南越人能够接手这场战争。他们可以选择在整个过程中袭击越南政府的部队来使我们为难，或者等待我们大批撤退以后再这样做（大概在经过一个较大规模的渗透阶段以后）。——所撤出的每一个美国士兵对我们在南越所作的努力，相对来说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他在美国武装力量中所占的比重比他以前的同伴们要更大。（当然，我们不需要继续撤退作战部队，我们在下几批增加撤退的人员中可以着重撤出那些支援部队。可是，迟早总有一天，我们必然要从根本上损害到我们在南越的行动。）——要维持留下来的那些人员的士气将变得日益困难，更不用说维持士兵母亲们的士气了。——“越南化”在最后阶段到来之前，不一定会减少美国的伤亡，因为我们的伤亡率与在南越的美军总数可能并不相关。敌人要在每周杀死一百五十名美国士兵，只需要进攻一小部分我军就可以做到。——“越南化”有赖于扩大越南政府的基础，而阮文绍的新政府的基础比原来的政府并没有显著地扩大（见下述）。扩大越南政府的最好办法是造成西贡政府正在取胜或至少能长期存在的印象。战争的结局越是捉摸不定，“越南化”的前途就越是黯淡。（3）我们在越南政府问题上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目前的越南政府不能在实现政治解决方面走得太远，否则就必然要严重威胁到它本身的存在；但同时它的确未能采取足够的行动来使这种政治解决成为可能。阮文绍未能“扩大”他的政府基础，这个事实是令人不安的，但这不是因为他未能网罗西贡的形形色色的茶馆政治家。其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这些政治家显然不相信阮文绍和他的政府对掌握未来的权力能代表多大希望，而且也因为新政府对中立主义人士也没有做多少搭桥的工作，这些人在未来的政治解决中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在非天主教的村庄中未能培植自己的政治实力也是他的一大失算。此外，由于美国部队正在撤退，阮文绍越来越依赖南越军方的政治支持。c.外交方面因此，越南局势没有多少希望能取得良好进展，使河内相信不得不在巴黎谈判中作出真正的让步。他们的不妥协态度也是因为估计到美国国内反对我们越南政策的潮流日益高涨。看来他们好像是准备拖垮我们。二、河内的战略毫无疑问，敌人已经遭到盟国在南越的军事行动的伤害，他们已不能在持久的基础上在那里保持主动。有关敌人主动出击行动的统计资料以及武元甲最近的一些谈话都表明河内已有意识地决定采取“持久战”的战略。这种战略显然包括出动小部队采取“得分高的”短促出击行动，重点在造成美国士兵的伤亡（特别是利用火箭炮和迫击炮进攻）。这种活动方式看来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采用的是一种代价低的战略，目的在于给美国造成心理上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我们对敌方渗透情况的估计也证明了对他们战略的这种看法。根据情报估计，他们本可以派遣更多的人渗透进来，尽管国内困难在增长。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其唯一合理的原因是，不需要通过输送渠道派进更多的兵员——至少在几个月内是如此——来支持持久战争中的一种低代价战略。看来他们决不可能是要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表示愿意实现事实上的共同撤退，虽然这一点也不可忽视。在这方面并没有出现任何外交上的迹象——除了春水把临时革命政府纲领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联系在一起以外——而且我认为他们对我们的信任还没有达到使他们“撤退”军队的比例大于我们撤军的比例的程度。河内采取这种拖垮我们的战略是符合他们关于如何打一场革命战争的理论的，也是符合他们期待美国会出现日益增多的重大问题的愿望的。三、结论简言之，我认为我们无法在越南取得足够的明显的进展，使我们能在美国国内（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坚定不移地保持原有立场，而河内则已经采取一种他们能够保持相当时间的战略——除非出现某种类似中苏爆发战争这样的突变。因此，我越来越感到不安。

[25] 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特别说明：鉴于过去几年中对越南局势作了一系列过分乐观的报道，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使美国人民相信：对方正在给我们造成损害，因此，只有耐心从事，时间才能对我们有利。首先，我们对于同敌人相比自己的状况究竟如何并不清楚——我们过去曾多次错误地理解了那些能说明情况的迹象。其次，即使我们断定盟军的军事地位是巩固的，我们也不懂得怎样从政治上来理解它——而在南越的政治前景方面，情况更是岌岌可危的。第三，政府面对的是持极端怀疑态度和喜欢冷嘲热讽的美国群众——总统不愿意显得乐观并且承认他自己在公众中的信任差距，他这样做是对的。最后，对我国的一大批吵吵嚷嚷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盟国地位的强弱是无关紧要的——他们需要不惜任何代价结束越南战争。

[26] 莫里斯和莱克后来据说是由于一九七〇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辞去他们的职务；但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天，他们对于我们当时正在考虑的强硬得多的做法并没有表明在道义上有什么顾虑。

[27] 这实际上是一种拖延的手段。“鸭子吊钩”计划包含的策略本来是同渗透速度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实上，根据我的预测，只有在我们大大削减军队数量的时候，渗透才会加快。这个计划本来应当主要是同谈判进展情况联系起来。

[28] 暗杀和绑架的对象通常是西贡最优秀的而不是最恶劣的官员，包括教师在内，因为他们是西贡最得公众支持的人。

[29] 《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30] 例如，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纽约时报》举共产党攻势的缓和为例，认为这是寻求谈判的机会。共产党人对尼克松五月十四日讲话的和解性的反应也被这家报纸在五月十八日举出来作为美国应当开始撤退的理由。六月十日的一篇社论指出民族解放阵线十点纲领同尼克松纲领的接近之处，作为美国应该谈判成立联合政府的理由。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五日和三十一日的社论都指出战斗的暂时沉寂，以此作为理由，主张美国使军事行动降级并建议停火。

[31]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的社论论证说，敌人的春季攻势只是证明了美国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证明必须设法进行和平谈判。七月二十八日的报上，把河内拖延巴黎会谈的事实说成是美国应加速撤退的理由。敌人在八月十一日到十二日之间发动的进攻浪潮促使《纽约时报》在八月十六日竭力要求美国实行战争降级并提出停火建议。

[32] 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的社论（共同撤退）；一月三十日和三月二十一日社论（由美国主动倡议共同撤军）；五月十八日社论（美国单方面撤军）；五月三十一日社论（美国撤退的时间表）。

[33]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主动采取行动”）；三月二十一日（“开始”）；五月三十一日（五万到十万是“大量的”）；六月十日（“走向脱离接触的步骤”）；九月十七日（“胆小的”，不“重要”的）；九月二十七日（不“充分”的）；十月二日（“象征性的”）。

[34] 见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社论（联合选举委员会）；六月十日（临时联合政府）。

[35]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削减搜索与摧毁的出击行动）；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和十月十五日（号召停火）。

[36]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共同撤退军队）；一月三十日（撤退美国军队）；四月三日（减少搜索与摧毁的出击任务；撤退美国军队）；五月十四日，五月十五日，六月十日（联合选举委员会）；五月十八日（撤退美国部队）；八月五日，八月十六日，八月三十日（减少攻势行动；就地停火）；九月七日（为胡志明葬礼实行停火）。

[37] 例如，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撤退美国部队）。

[38]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一月三十日（停炸后的撤退部队行动）；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在削减B-52的出击以后，提出减少搜索与摧毁的出击任务）；五月十五日（在五月十四日的演说以后，提出联合选举委员会）；五月十八日（在五月十四日演说以后，提出单方面撤退部队）；六月十日（在六月间宣布撤军以后，提出临时联合政府）；八月五日，八月十六日，八月三十日（在六月份宣布撤军以后，提出停火，防御性的地面战术）；十月二日（在九月份的撤军宣布以后）。

[39] 例如，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继续追求军事胜利）；五月十七日（未能放慢攻势行动；撤军方面的延误）；八月十六日（未能建议停火或实行降级）；八月二十五日（撤军方面的延误）；八月三十一日（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对战斗的沉寂视若无睹；延误撤军）；十月二日（挑衅性的地面战术；不顾胡志明葬礼期间的休战，搞象征性的撤退）。

[40] 例如，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监禁反对派人士；拖延土地改革）；五月十七日（监禁反对派人士）；八月二十五日（新总理的选择）；九月十二日（在胡志明葬礼期间的休战面前逡巡不前）。

[41] 例如，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全面停止轰炸）；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五月十四日演说）；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十月二日（撤退部队，等等）。

[42] 例如，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共产党进攻的缓和）；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八日（对五月十四日演说的初步反应）；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三十一日（战斗沉寂）；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渗透已“实际上停止”）。

[43]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五月五日（加紧了盟军的进攻）；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三十一日（战斗的暂告沉寂）。

[44] 例如，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削减搜索与摧毁的出击行动）；五月五日、五月十七日（防御性态势，美国的撤退）；五月十八日（美国的撤退）；六月十日（临时联合政府）；九月五日（胡志明葬礼休战）。

[45] 《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华盛顿邮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46] 《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