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使得我们纠缠在一个广阔大陆上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而这个大陆更加广大的地区在世界事务中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世界各大国的安全利益在亚洲相互交错，特别是在东北亚。这个大陆的心脏地区是中国。苏联的远东部分横跨亚洲的顶端。日本诸岛伸展在大陆附近两千英里的海洋上。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则环绕着这整个地区。西欧同亚洲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这个地区的平衡发生任何动乱，都会被西欧间接地感觉到。

亚洲的人口和资源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过去三十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快。我们从一九四五年以来进行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个地区。美国在海外的商务，也以这个地区为最大，增长得也最快。在过去一百年里，美国和西方的影响在亚洲许多地方引起了变化。从新英格兰先验论者一直到现代，亚洲的文化和思想对美国的精神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反映了人类所憧憬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性的。

一九六九年初，我们在亚洲受到了第一次重大危机的考验，并且得到了我们受之有愧的称赞。另一次考验也是发生在这个地区，当时我们不声不响地采取了一个有远见、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初上台的政府遇到两桩怪事：一是EC-121飞机事件，二是冲绳复归日本。前者我们默默地忍受了一架非武装的美国飞机被无情地击落；后者为我们日益亲密的关系打下了基础，这种亲密关系经受住了许多次冲击而终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同非凡的日本人所结成的长期联盟关系——这中间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笑剧和受到挫折的时候，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我在这一章后半部将会谈到。在这一章的开头必须先谈EC-121飞机事件，因为对于以后甚至更加严酷的危机来说，我们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很多教训。

EC-121飞机被击落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东方标准时间下午五时，美国海军舰队空军第一侦察中队一架EC-121飞机（四引擎螺旋桨推进的非武装星座型）从日本厚木空军基地起飞到日本海上空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这种飞行很重要，它给我们提供了敌对军队的调动和部署的情报。对于使我们提防突然袭击，特别是在朝鲜，这种飞行是极关紧要的。这架飞机载有三十名海军人员，一名海军陆战队人员，还有六吨装备。它奉命从厚木飞往朝鲜海岸舞水端（半岛）外面的一个地点，在与朝鲜海岸相平行的地方，进行若干次长度约为一百二十英里的椭圆形轨道飞行，然后在大韩民国乌山空军基地着陆。执行这一任务的指示规定，飞机距离朝鲜海岸不得少于四十海里，这样飞机就在任何时候都明确地飞行在公海上。[1]朝鲜宣布的领海宽度是十二海里。四月十四日，这架飞机的机长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命令，离朝鲜海岸还要更远一些，不得少于五十海里。

后来经查明，这架飞机——我们的雷达一直跟踪着它——大概是为了侦察一个电子讯号，曾稍稍偏离了给它规定的轨道。但是它始终不曾飞到离海岸少于四十八海里的地方。当这架飞机得到通知说它有可能受到袭击时——在十分钟内三次得到这样的警告——它回答说接到了放弃这次使命的指示，离开了它通常的侦察飞行轨道，进入了公海上空。

到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十一时五十分的时候，在朝鲜清津东南约九十海里处，这架飞机从我们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这架EC-121飞机在日本海上空被朝鲜的米格式机击落，坠落在离海岸约九十海里处。没有一个幸存者。尼克松政府就是这样被推入了它的第一次重大危机。

任何一个新总统在没有面临这样一个紧急局面时，是不会真正知道他的“班子”的水平的。问题在于必须在压力之下迅速作出冒很大风险的决定。在通常的情况下，他绝看不清楚他的高级顾问们所提供的究竟是他们自己的主意，还是只不过反映了他们的僚属们的共同见解。做万无一失的事情总是比较容易的。要赢得有节制或者明智的声誉是很容易的，因为成败要过了一个时候才能确定，而到那个时候，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已经弄模糊了。但是危机却使人和政策立刻就显露出本来面目。在危机的时候，特别看得清谁是沽名钓誉，谁是迎难而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总统能早点遇到危机是件幸运的事；因为这使他可以调整好他的班子。

不能够说尼克松的新政府杰出地经受了这次考验。这倒不是说它作出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尽管我以为是这样；而是说，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考虑平平庸庸，或者说不得要领。我们很少抓住问题的核心。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成了汇集各种供选择方案的机构，而不能提供一种远见或方向。

所有的负责人都十分醉心于作决定的过程，以至于在安排办事的先后次序时，倒把作决定的目的忽略了。像许多届新上台的政府一样，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不要做他们自己指责过前任的事情，而不是就事论事来作出决定。他们唯恐违反了自己竞选时讲过的话，这是一个新上台的政府最严重的——也是最容易犯的——错误，这种毛病常常使得新的政府以为，人们对它的判断是要看它在风格上与前任有些什么不同。实际上，不出一年，竞选时唱的那些调调差不多总是被人遗忘了。要考验一个新政府，无论如何决不能是看它是否还记住自己的诺言，而是要看它是否能掌握它所面临的挑战。采用前任使用的方法，新政府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但是即使有一套纯粹是自己的风格，如果把事情办坏了，那也得不到任何赞赏。尼克松确实相信，约翰逊总统是吃了“战情室综合症”的苦头，这就是说，他居然相信了这样一种夸大狂的想法：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他可以从白宫的这间地下室来驾驭这个世界。够有意思的是：尼克松虽然也跟着叫喊不要患“战情室综合症”，但是在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也犯了这个毛病。

战情室给人的印象是名不符实的。这是一间小小的、不舒适的、既矮又没有窗子的房间，它所以能被派上这个用途，主要是因为在它的隔壁就是一个摆满了电传机和其他通信装备的房间，可以把白宫同世界各地的大使馆联系起来。早先有一位总统曾设想国际上的局势可以用墙上的地图随时表现出来，这间房子就是以他这个幻想而得名。在我任职时期，并没有最新的地图，甚至连个地图的影子也看不见。在挂地图的地方是一些窗帘，给这个简朴又狭窄的房间增添了一种人情味。尼克松的想法是有些道理的，因为约翰逊喜欢给人一种印象，以便让人知道他用了许多时间来计划一次轰炸机出击，但是尼克松终究还是吃了他自己对别人的批评的亏。由于他对战情室综合症的抨击，因此尼克松同他的同僚不愿意一看到快要出乱子的苗头时就把他的顾问们召集到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来开会。他不想卷入搞策略或者制订计划的战斗中去。办什么事情都必须冷静对待。

当我们听到EC-121飞机被击落时，情形就是这样。我们极其审慎地把处理危机的机器开动起来，每走一步之后都要全神贯注地检查一下我们自己，以确保我们并没有鲁莽从事。不幸，行动缓慢并不比匆忙行事更能保证判断的正确。四月十五日半夜十二时五十分，战情室得到报告说，一架EC-121飞机受到两架朝鲜飞机的袭击。我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在凌晨一点零七分得到通知。过了三分钟，黑格告诉我，有一架飞机被击落，但还没有证实。我要他把一切情报都收集起来，如果事件得到证实，立刻就向我报告。我不想打扰总统，除非飞机被击落的事已经得到证实，或者需要由总统来作出决定。凌晨一点四十五分，黑格打电话给莱尔德的军事助理罗伯特·珀斯利。珀斯利的决定和我一样：事情还没有证实，他不打算叫醒莱尔德。

凌晨两点十七分，平壤电台宣布，一架美国侦察机侵入朝鲜领空，已被朝鲜的飞机击落。这是公然撒谎，因为这架飞机一直由我们的雷达跟踪着，它离朝鲜海岸绝不少于四十八海里，是在离海岸九十海里的地方被击落的。但是当时由于我不了解的缘故，大家都决定不理睬这个广播。直到上午七时二十分我向尼克松作汇报的时候，我们还在以没有自己的来源证实这个消息为理由，把这件事作为“未证实的”事情。谁也没有去想一想，如果朝鲜没有打下这架美国飞机，它为什么要宣布这件事。

事情就好像是，有人按了一下“处理危机”的揿钮，而回答却是“无动于衷”。尼克松把他那被说得神乎其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器慢慢地开动起来；这是一种收集各种供选择方案的好途径，但是如果不愿意采取行动，这也是浪费时间。在飞机被击落的第二天下午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小组会议，为定于次日即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时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准备各种供选择的方案。尼克松没有表示他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他是想等待各种方案向他提出来。这样一种程序安排是错误的，因为这表明尼克松无意采取报复行动。把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弄清楚，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当一架非武装的飞机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被击落时，不慌不忙地作决定就会使人猜测是打算不了了之。这时需要的是对这个挑战的性质作出某种分析，它对美国的政策意味着什么。只有这样，提供选择方案才有意义。当时还有一个使人不能放开手脚来办事的原因。尼克松早在这场危机发生以前很久，就决定要在四月十八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这种事情常常使他既挂心又兴奋，他没有更多的精力来考虑其他的问题。

我觉得，朝鲜在公海上无端击落一架非武装飞机的问题，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友好国家——会把我们的反应看作是对新政府是否有决断的一个考验。我赞成采取某种报复行动，但是，对于应当怎样报复又不那么明确。在第一天，我的僚属们的意见是令人吃惊的鹰派意见。即使莫顿·霍尔珀林——后来他变得公然无忌地表示反对尼克松政府的所谓好战倾向——也建议立即进行空中袭击。但是如果照国家安全委员会时间安排，至少在二十四小时内不能调动军事力量，后来证明这又是一个错误。立即动员军事实力至少可以使朝鲜知道，它闯下了一场大祸。朝鲜可能会作出一个姿态表示退让，或者承认需要作某种赔偿。在朝鲜人一九七六年在非军事区打死两个美国军官时，他们确实这样做过。

既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每一个单位就各自拟订出或多或少局限于自己眼光的选择方案。我的僚属拟出的方案：有的主张在板门店提出强硬的外交抗议；有的主张扣留在海上的朝鲜船只；还有各种军事行动，如在元山港口布雷，轰炸海岸，袭击机场，不一而足。在所有这些计划中，缺少的是执行这些计划的军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没有我们要向朝鲜提出的具体赔偿要求，而没有这一切，我们就是纸上谈兵。

国务院忙于应付朝鲜人要求四月十八日举行的停战委员会会议。问题在于去不去参加，如果去，准备讲些什么话；或者是不是坚持另定一个开会日期。国务院给了我们一份备忘录，对军事报复措施表示保留。它对任何具体的军事报复方式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表示不同意扣留海上的朝鲜船只，认为这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国防部采取了一个最令人费解的步骤，它停止了在苏联、中国附近、地中海和古巴上空的一切侦察飞行。这一步骤显然未同其他部门和白宫商量。这个问题我们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的：尼克松大事张扬地在四月十七日下令对我们在朝鲜的侦察飞行实行武装护航，可是发现没有飞机来执行。莱尔德看到，多年来，这种飞行增加了很多，而对于这种飞行是否需要和可行却没有定期地进行研究。他这种看法毫无疑问是对的。对这个问题早就该研究了。我所关心的是，作为对飞机被击落的反应而停止一切侦察飞行，会给人造成一种我们有自危感的印象；这种做法不能表现出政府在蛮横的挑战面前决心保卫自己的权利。

因此，四月十五日这一天很大一部分时间就在没有定论的计划工作中度过了。当时大家似乎越来越同意在海上扣留一艘朝鲜船。于是要求从法律上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但是这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经查明，没有朝鲜船在海上，而且自从发生扣留“普埃布罗号”事件以来就不曾有过。另一个好主意也因此而被勾销了：我们用潜艇击沉朝鲜的海军船只。传闻有一艘挂荷兰旗的朝鲜船正在什么地方行驶。尼克松想要扣住它，这使我们的法学家忙了大半天。后来经查明，我们找不到这条船。就我所知，根本没有这样一只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四月十六日的会议开得既没有中心，也没有作出决定。会上没有讨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对于一架非武装的侦察机在公海上空被击落，我们不作出反应是不是会造成一种我们太没有决断的印象，以致使我们在河内的敌人得到鼓励，使其他地方反对我们的人放肆起来。同时，一个新上台的政府在蜜月期间通常是不愿意冒险的。当时，我们还正在洋洋自得，因为别人称赞我们与前几任总统相比是比较能够节制和约束自己的。而且人们存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担心，害怕在两个战场卷入战争。莱尔德指出，如果我们卷入同朝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在越南的战事肯定会受到损害。这些考虑，有许多在会上是含蓄地表示的，没有正式说出来。军事方案只是偶然间讨论的，没有郑重其事地进行研究。这些方案事实上无法执行，有的看起来比较保险，但是不足以对付这样一次挑衅；有的似乎配得上用来对付这一个挑战，但是从担心陷于两线作战这一点看来又风险太大。

我们后来才懂得，在危机中果敢是最保险的方针；犹豫不决只会鼓励敌人顽固坚持，甚至下新的赌注。今天回头来看，显而易见，我们是大大地过高估计了朝鲜同我们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的意愿了。由于这还是新政府刚刚执政，我起初只限于提出一些供选择的方案，没有提出正式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没有作出肯定的决定，这天他用了很多时间来询问那只荷兰-朝鲜船的问题。在采取有风险的军事行动和尼克松在“普埃布罗号”船事件上曾经声色俱厉地批评过的消极被动的态度之间，这只船似乎提供了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方案。

第二天，四月十七日，尼克松作出两项决定。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好几项方案中，他接受了第二个方案：恢复空中侦察，派空军护航。他命令两艘航空母舰开进日本海，准备可能进行的报复攻击。出动航空母舰的考虑是：使用以日本为基地的战术空军，会使我们涉及同日本政府进行复杂的磋商，这样，消息肯定会走漏出去，引起公众的抗议，有可能危及同日本的安全条约谈判。而使用驻在关岛的B-52轰炸机，又未免太小题大作了。为了避免麻烦，大家都不提驻在韩国的空军。毫无疑问，大家在下意识中引以为慰的是，这两艘航空母舰要三天才能到达它们能够出动飞机的地方。鹰派可以对自己说他们在做点事情了；鸽派可以安慰自己说还有点时间可以缓冲。时间每过一天，妨碍采取报复袭击的牵制也就增添了一些，特别是，我现在想来，我们错误地没有向朝鲜人提出要求，接受这种要求可以看作是补偿，如果遭到拒绝，进行报复就有理由了。我们在板门店提出的抗议是温和的；国务院力主采取一种非对抗的调子；罗杰斯反对提出任何要求。我们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互不协调的。在这种情况下，出动航空母舰的决定实际上是白费时间；看起来是强硬，但却意味着不会有什么行动。

四月十七日，我召集了一个处理危机特别小组，这个小组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中层代表组成，我担任主席。这就是后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核心，后来的历次危机都是由它来处理的。由于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在这第一次危机中的计划工作是杂乱无章的。没有真正要使用武力的决心；一切讨论都是理论上的，一直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行动计划。

四月十八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恢复武装侦察被人们普遍看作是我们对击落飞机事件的官方反应，即使我们政府内部也是这样看的。亚历克斯·约翰逊认为，继续作出我们的军事反应的应急计划工作是没有意思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知道，尼克松的记者招待会已经举行过了，他现在会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的。

四月十八日快到中午时——就在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尼克松和我研究了局势。我对他说：不要求某种赔偿，或者不采取某种报复行动，大概会使他以后不得不采取更加果敢的行动。但是，尼克松必须保证以下三点：第一，将要采取的行动必须是有意义的；第二，如果朝鲜人作出反应，我们必须作好坚持下去的准备（我们肯定坚持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第三，如果没有一个团结的政府做他的后盾，他是不能使用武力的。我的判断是朝鲜不会升级，虽然总统行动的依据应当是朝鲜有可能升级。我建议由我来个别地征询罗杰斯、莱尔德和赫尔姆斯的意见，以免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们也许会看总统的意思行事。尼克松同意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因为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通常总是使他精疲力尽，他在这以后几天想避免紧张。

罗杰斯、莱尔德和赫尔姆斯一致反对对朝鲜进行军事报复：罗杰斯反对是因为这会惊动舆论界；莱尔德反对是因为他认为这会妨碍在越南作战，而且得不到国会支持；赫尔姆斯反对是因为上面这些顾虑他都有。四月十八日深夜，我把总统的这些顾问的一致意见报告了尼克松，我还提出一项建议，由于他刚上任不久，而班子里的意见又不一致，他不能在这样一个难办的问题上冒那样的风险。尼克松和我在白宫的条约厅聚会。在我的印象里，他不曾想过要进行报复袭击。他把时间拖得太长了。他在个人的谈话中也不曾真正力陈要这样干。他并没有拿定主意，绕过反对者的意见，采取坚定不移的军事调遣活动。现在他既然有了一个借口，就对他的顾问大发了一通雷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尽早抛弃罗杰斯和莱尔德。他在遇到危机时再也不会同他们商量事情了。在我们没有透露的一系列供挑选的轰炸目标的单子上，他挑出了几个地点，下令对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进行轰炸，以使河内不致以为我们不坚决。但是他的底牌是我们不会对朝鲜作出军事反应。四月十九日上午，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部际小组。

虽然如此，尼克松还是下令航空母舰开往日本海去显示实力。这样一种威胁同另一方提出的要求全面采取行动是不相符的，因此有可能被看作是放空炮。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甚至没有要求朝鲜赔偿。我们没有向他们提出要求。因此也就没有办法来使问题得到解决。两艘航空母舰继续按照它们的航线气派十足地又航行了几天，后面跟着一队日本的小船以及为电视台摄下这个场面的小飞艇。如果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将会发生什么事，那就只能猜测了；日本电视台的几盏摄影照明灯十之八九会成为牺牲品。然而，一旦向我们的官场亮了底，我们不会采取报复行动的消息很快就走漏出去了。第七十一特遣舰队——这是当时对那支舰队的叫法——太平无事地在日本海巡游到四月二十六日，引起苏联私下提出温和的抗议，我们的回答是严加驳斥。到四月底，这场危机在一阵子喧闹之后沉寂下去了，从惩罚朝鲜的暴行的角度来说，什么结果也没有，尼克松觉得没有能很好地对付他所受到的第一次全面考验（这当然也是我对自己所起的作用的估计），除了他这一点遗憾以外，这场危机就再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了。

莱尔德停止一切侦察飞行这个叫人几乎无法理解的决定依然没有了结，还有待处理。（直到四月二十二日，白宫才收到五角大楼一份备忘录，具体列举了停飞的范围——不仅在朝鲜周围停飞，而且还在中国、苏联和古巴上空以及地中海停飞。）总统的武装侦察命令，被利用来再一次拖延时间，理由是需要首先把适当的护航战斗机调集拢来。每天不断的催促得到的是闪烁其词的答复。我越来越担心了，倒不是因为我认为每一处的侦察飞行都那样重要，而是因为这样做开了一个先例，一架飞机被击落竟会使我们的全球侦察系统停下来。在我看来，这一做法造成了诱发其他事件的巨大可能性。一直到五月八日，在停飞了将近四个星期之后，正常的侦察飞行才奉命恢复。

从作出不采取行动的决定来看，说明EC-121事件并不是太重要的——这个决定本来是可能出差池的，但是有理智的人却持不同的看法，幸好还没出大错。但是这表明了我们作决定的程序有重大的缺陷。我们没有从战略上进行估计，相反，我们只在技术性的办法上转来转去。白宫没有进行坚强的领导，我们没有采取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我们的军事部署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要有效地处理危机，有关的机构和部门必须明了总统的意图。必须密切地注意这些机构和部门的活动，务使外交和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在这次危机中，我们的机器不灵，观点也不明。我们没有提出使朝鲜可以接受或者是拒绝的要求。我们没有调集一支能使人相信确实构成威胁的力量，直到事情过了很久，等到调集起来时已经几乎是没有意思了。相互间的协调也做得很不好。总统一直没有真正下决心。然而，EC-121事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们狠狠地把办事的程序紧凑起来了。后来的一次次危机都处理得干净利落，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我们专为这种事情成立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我们从那以后给人以更强烈得多的有目的的印象。尼克松对罗杰斯和莱尔德的不满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们最好的判断。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更加强了尼克松独自作出决定的做法。在后来发生的危机中，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并且达到了目的，即使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要迂回曲折绕一些弯子。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对EC-121危机的处理是很软弱的，举棋不定，而且涣散，虽然当时得到了很多的称赞。我相信，我们为此付出了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代价，使朋友丧气，使敌人放肆。幸而这件事发生得早，而且相对来说是在一个非中心的问题上。我们所取得的教训使我们在处理以后的危机中得到了教益。

美国-日本联盟

日本和美国成为盟国已有二十多年。我国太平洋政策的基石就是我们同这个了不起的国家的友谊、伙伴关系和相互依靠。美国人讲求实用、脚踏实地、尊重法律、朴实；日本人头脑复杂而细致，办事凭心领神会，表达意思凭间接的、几乎是审美学的敏感而不是靠言词。两国人民之间的不同再大莫过于此了。

日本和美国打交道已经有一又四分之一世纪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从好奇到竞争，到冲突、占领、和解、结盟以至相互依靠。美国人的祖先来自各个方面，他们经常努力设法重新找出大家的共同点。另一方面，日本是一个团结得非常紧密和单纯的国家。对于美国人来说，契约和法律是社会安宁的主要保证。日本人保持社会和谐更多的是靠人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和不成文的共同观点与义务，而比较少地依靠法律和成文的规章。

美国得天独厚，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他们视富裕为理所当然。日本是一个大产业国，但是达到繁荣还是比较晚的事。由于它的产业要依靠进口的食物、能源、原料和国外市场，因此它的繁荣是比较经不起打击的。

人们有一种成见，认为两个这样不相同的国家竟然走到一起，是件奇怪的事。这种成见像大部分成见一样，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这种看法也适用于日本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因为日本的成就，有时还有它的挫折，是产生于这样一个社会，它的结构、习惯和作决定的方式是如此独特，以致使日本同所有其他文化绝缘。奇怪的是，日本人利用外国人、取得外国人的方法和技术越多，就能越好地保持日本人自己的活力和特色。

日本是由中国海岸外面的一连串岛屿组成的，云雾笼罩的山峰从汹涌澎湃的海上巍然耸立，青翠的山川在人们的辛勤耕种下物产丰富，但其他自然资源则很少。日本的丰足富裕是纪律、信念和专心努力的胜利。在这样没有很大希望的条件下，只有最辛勤的人民才能生活下来。日本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但是经过独立的奋斗，在几个世纪中，形成了完全是自己的一套风格。这使他们既可以生存，也可以防御外侮，取得了民族的动力，甚至成为一种武器。日本变得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更像一个家庭。管理这个家庭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套复杂的、赋予每个日本人具体任务的默契，而在较小程度上是法律（法律只管表面现象和最明白不过的违法行为）。在其他国家仅限于人数很少的上层阶级的封建价值观念和义务，在日本却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在这些人口稠密的岛屿上，男男女女都懂得生存要靠纪律和合作，这就消除了一切对抗的因素。日本人所以能够形成那样高雅的互相交往的方式，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提出会遭到别人拒绝的主张，他们在表达最微妙的不同意思的时候，能够给自己留下退路而不至丢失面子，而同时又使人不能不尊重不同的观点。日本人细腻含蓄的言辞，还只是那种微妙的待人接物中的一小部分。每一个姿态都含有象征意义——鞠躬致意，按社会地位而分等级，桌上花的摆设也有它的学问。

当然，日本这种复杂和严密的社会结构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它使个别日本人对自己的地位有一种固定的自我意识，因此在日本社会环境中造成了抑制和相互支持。但是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当这种行为准则与外来的、似乎是野蛮的行为相对抗而消失时，这些日本人也会变得迷失方向，甚至变得残忍。

使人吃惊的是，日本人对过去的尊重和文化上的独特之感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停滞。其他的一些社会，由于固守自己的传统，往往越来越与现代的潮流格格不入，因而使自己遭受损失。日本整个社会有一种强烈的尊重自己过去的意识，在对付外国人的时候，决不让自己的内部分歧损害他们之间的团结，这样，他们也就把自己封建的过去变成了一种资产。事实证明，日本人的这种独特精神比中国的文化上的优越感更为有益。日本没有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方法而丢失面子。日本经得起采纳几乎随便什么制度而不失去自己的性格，保持这种性格既不取决于政府的形式，也不取决于经济的方法，而是取决于一种复杂的、无所不在的、为人人所共有的社会关系。传统在日本不仅不构成妨碍进步的阻力，而且提供了感情上的安全保障，确实是成了创新的动力。

在日本被海军准将佩里“打开了门户”之后——在其他一切地方，这都是引起殖民地化的开端的一种微妙的委婉语——日本人以钢铁般的决心使自己的封建社会适应了现代社会不可抵挡的要求。天皇制保证了社会的连续性，同时他们建立了产业国家，不出五十年就强盛得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大国——俄国；又过一代人的时间，它自己也采取了自己曾经抵抗过的殖民主义方式，引起了世界大战。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并没有动摇它与众不同的紧密团结和复原能力。日本好像有一架校得很准的雷达，使它能查明全球的力量对比，从而使其制度适应自己的必需，并相信这种适应不会扰乱日本社会的实质。议会民主代替了独裁，天皇依然是日本独特性的象征。日本改变了它的制度，修复了战时遭到的破坏，不到二十年就变得空前强盛。

自由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开始享受到本来曾是日本独家享有的廉价熟练劳动力的好处，它们的经济日益发展，日本决策人面对着这些国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竞争，精明地把劳动力和资源从受竞争打击的产业转到他们比较有优势的产业中去。他们没有让保障工人终身就业的制度成为工人工作固定不动的权利。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先是从大量美援中得到好处，后来又从国防费用开支少得到好处。国防费用所以能够少，是靠同美国订立的安全条约。但是，这种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日本制度的连贯性和日本人民的才能。日本在一九七三年能源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恢复能力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日本以它令人敬畏的民族意志力，在两年时间内，就使这个百分之九十的石油要靠进口的国家，摆脱了收支亏空而恢复了结余。虽然日本领袖们做事的风格是像日本文化的特点那样，做三分只说两分，而且不事声张，但是，在我看来，在战后时期所有各主要国家中，日本人的决定是最有远见和最聪明的。

尼克松政府上台时，我们对日本有两件事不放心：一是我们的经济机构因我们的贸易逆差而担忧；二是我们的政治部门在催促日本要对亚洲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乃至安全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些意思表达得十分直截了当，但是实际上我和我的同僚对日本的文化和心理都不甚了解，因此我们做出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在起初对日本人的敏感心理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震惊之后，我以为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终于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我们最难以理解的是，日本的这种非凡的决定是由以自己那种不事声张的风格自豪的领袖们作出的。可以肯定，有几位首相是很伟大的。但是他们做事不引人注目，他们的态度说明他们的政策反映了社会的一致意见，而不是一个人的偏好。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能力可能有大有小，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在决定什么是为社会所必需时，不是通过居于领导地位的个人，而是把社会的目的灌输给整个社会。

我们这些人全都是在西方作决定的方式中培养出来的，这种方式着重的是作决定的行动，因此我们要理解日本人的这种特质简直是困难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谈判方式是对谈，说服我们的对话者接受我们所采取的方针。但是日本领导者所作出的决定，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的下属，他的技巧在于，塑造他们的倾向性，诱导大家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走。日本领导者不是宣布他的决定，而是把决定引导出来。西方人作决定很快，但是我们执行决定需要的时间却很长，特别是当这些决定还有争论的时候。在我们的官场里，对每一个权力中心，都必须加以说服，或者对它施加压力。因此执行一项决定的自觉性或者纪律性也就差了。在日本，这样一个过程是走在决策之前，因此作出决定比较慢，但是执行起来却很快，而且同心同德。由于所有执行政策的人都参加了制定政策的过程，因此实施起来也就有了更大的动力。

日本人不喜欢搞对抗，因为对抗会产生出一连串看得出来的得胜者和失败者。他们对于做那种结果难以预料的事情感到心中不安。同他们举行会晤以前，他们总是先要派出许许多多使者来细致地打听清楚你的立场的各种含义。在这个探索阶段过了之后，还要经过一个时间来形成必不可少的全国的一致，然后才是正式的协议阶段。日本的大臣在国际会议上很少发言，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在会上收集材料供他们自己作决定之用。如果有人要越过这个过程，逼日本对话者达成一项协议，这种做法有时也能取得表面上的成功，因为人们传为美谈的日本人那种讲客气的习惯也许会压倒他们对事情是否可行的判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几乎从来不会见诸行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冲绳谈判之所以成功以及纺织品谈判之所以失败，道理就在这里。

冲绳谈判

战后，我国对日本的占领在一九五二年结束之后很久，冲绳和琉球群岛的其他岛屿仍然在美国军事当局的管辖之下。这些岛屿的最后主权属于日本，这一点并没有严重的争论。我们坚持占领地位是因为冲绳成了我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我们要依靠冲绳的飞机场来保卫韩国和台湾。我们利用冲绳作越南战争的中间整备区域和B-52轰炸机的紧急设施。我们在冲绳储藏了核武器。冲绳在战略上虽然重要，但是我们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还占领着它，这就把我们同日本的长远关系抵押出去了。特别是，这使《美日安保条约》罩上了一层暗影，而我们的整个亚洲战略就是围绕着这项条约建立的。这项条约签订于一九六〇年日本全国各地发生反美骚乱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日计划就是因为这些骚乱而宣告取消的[2]。这项条约可以在十年之后作废，但要双方中的某一方在一年前通知另一方。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反美分子会在一九七〇年再次掀起反对这个条约的运动。如果日本一再提出修改冲绳地位的要求没有得到美国同情的答复，我们就一定逃不脱这样一个不愉快的前景。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是联合在一起的，后者是在广岛和长崎特别有力的反对核武器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前者是要收复历史上属于日本的领土。

在约翰逊总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与佐藤荣作首相会晤时，我们告诉日方，由于我国的选举，这个问题势必要等到一九六九年。因此，尼克松上台时，冲绳问题已迫在眉睫。在佐藤-约翰逊会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冲绳问题变得更加紧张了。公众抗议我国利用这里的基地进行越南战争。一艘核航空母舰访问佐世保，受到在海面上留下了辐射残迹的指责（美国否认这事与这艘军舰的访问有任何关系）。一九六八年二月，冲绳立法机构通过决议，反对B-52轰炸机以这个岛为基地，在野的社会党反对派也在日本国会提出了同样的提案。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琉球群岛举行第一次直接选举，一个社会党人当选为行政首脑。他上台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他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逐步关闭基地和使琉球复归日本的问题。

尼克松就职后的第二天，我就命令一些机构来共同研究我们对日本的政策，而把冲绳列为优先研究的问题之一。尼克松在同一天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月二十七日，他第一次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会面，在这两个场合中，都简要地讨论了日本政府急迫要求收回冲绳的问题。参谋长们认为我们的冲绳基地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不仅是因为这些基地为进行印度支那战争提供了方便，而且对我国在太平洋的整个战略地位也是如此。参谋长们已经开始同意得到我所支持的国务院的看法，即冲绳归还日本，在政治上势在必行。但是他们要确实得到保证，使他们继续有权使用这些基地，而且对这种使用权的干涉应减少到最小最小（他们希望根本不受干涉）。他们还要求继续在这个岛上储存核武器。如果冲绳交还了日本，而我们的使用权受到我们在日本本土上的基地那样的限制，那么，基地设施事前不同日本商量就不能用于作战行动，核武器根本就不许存放。由于日本是世界上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唯一国家，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此在日本本土上，我们是接受对核武器的限制的。这样使我们遇到了一个重新找地点的大问题，因为附近找不到一个方便的基地。不过我还是决心要在国务院的合作下，寻求一个能符合双方要求的解决办法。当我们的有关机关在联合研究这个问题时，佐藤首相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在日本国会表示他有“坚定的决心”要使冲绳复归日本，并且要向美国的新总统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为了强调他的观点，冲绳人民在一个美国机场外面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用于印度支那战争的B-52驻在那里。

这里要谈一谈佐藤荣作。他像其他的日本领导人一样，不声不响地在办事。他从来不表现出他好像有权作出超越日本全国一致意见的决定。然而他的威望是如此之高，谁也不怀疑，日本举国上下一致的意见是由他来帮助形成的。用不着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式的人物。他也是美国的真心朋友，他认为同美国这个过去的敌人结成伙伴关系是东亚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和平的最好保证。他的根本立场是日本，他的外交政策立场是同美国结盟，他所向往的是和平。他以非凡的细致和智慧处理困难的谈判。他在任首相期间，倒霉地碰上了尼克松冲击——秘密的北京之行和一九七一年夏的经济协议。但这并不是他的过错。（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那样，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后面还要说明。）他非常有气量，没有让这些事情损害我们之间的紧密关系。我非常钦佩他的性格，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他任首相的最后两个星期里，我专程前往日本，故意让人都看到我是去同他进行磋商，并且同他共同进餐，以显示我们对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的尊敬。即使在他离职之后，我每次去日本，没有一次不要求前去看望他。我以有他这样一个私交而自豪。一九七四年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他把这件事看作是我们两人之间又多了一条纽带。在我看来，他体现了日本最好的品德——安详的内在力量、智慧和尊严。对于所有相信和平和自由的人来说，他的去世是太早了。

各有关机关继续进行着对日政策的联合研究，在这期间我经常向尼克松汇报。三月八日，我给了他一份国防部部长莱尔德送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文件，再次表示了参谋长们很关心在冲绳岛上储备核武器和除了核武器以外的其他军事用途不受限制的问题。十天后，我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说明送交给他的这项决定的各个要点。当时的政治现实是日本要求收回冲绳的压力已经无法阻挡。反对我们驻在那里的示威运动，不仅对我们使用那些基地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且会危及佐藤和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地位，而发起和保持日本同美国结盟达二十年之久的就是这个自由民主党。简而言之，在日本的主权之下，使用冲绳基地会使我们不能那样随心所欲，这就会使我们在军事上受到损失；但是要保持现状，就要在军事和政治上冒风险，而这种风险却超过了军事上所能受到的损失。的确，我们如果拒绝谈判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很可能真的会使我们完全失去这些基地。

这一次，美国政府在一个问题上是团结一致了。到四月间，我们在对日总政策的主要方针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一致认为，日本是我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加强这种关系，必须成为我国的基本目标。只要日本国内在《美日安保条约》的问题上不发生分裂，我们就要在一九七〇年以后尽力继续保持这个条约不作修改。我们要鼓励日本在亚洲起更大的政治作用，使它的国防能力有适度的增加，虽然我们不会对它施加压力，逼迫它大大扩充军队。这些方针在研究小组四月二十五日的一次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四月三十日的会议上，得到了尼克松的批准。

在冲绳复归问题上，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上也取得了进展。参谋长们总算同意了减少在冲绳的基地数目。他们同意，如果日本不让我们在整个亚洲的作战行动中不受限制地使用这些基地，那我们可以退一步，争取在保卫韩国、台湾和南越时不受限制的权利，而日本方面赞同我们两国在亚洲的防务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这样将使我们使用冲绳基地的权利更加牢固。这两种不受限制的权利其实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上并无区别。很难想象，除了这里具体提到的韩国、台湾和南越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地区要从冲绳基地出发去保护。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继续保有我们在冲绳储存核武器设备的权利。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四月三十日的会议上，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前驻日大使亚历克斯·约翰逊把关键的问题归结为：如果处理得当，我们让日本收回冲绳可以成为对日本的一种推动力，使它在亚洲的稳定和防务上负起更大的责任。但是核武器问题非常敏感，我们对日本人的这种敏感需要表现出某种谅解。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次会议之后举行的冲绳谈判表明：如果白宫和国务院在其他问题上也能这样，做到互谅互让，有许多令人神经紧张的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政府的工作也会做得有效得多。在执行尼克松四月三十日的决定中，华盛顿各部之间的日常工作由亚历克斯·约翰逊主持。阿明·迈耶大使在东京出色地进行谈判。我的作用是提供适宜的气候，并在关键时刻向日本人做些工作。我认为我的任务是，表明总统一定要使谈判获得成功的决心。

本着这种精神，我在五月二十一日同日本大使下田武之讨论了由日本提出它自己将在亚洲起什么作用的看法。他强调说，如果冲绳问题在一九六九年就得到解决，日本愿意在亚洲承担更大的责任。我看到他这个诺言既不可行，也不十分精确，因此我只是同样含糊其辞地保证说，尼克松总统将以积极的精神来对待即将举行的谈判。

尼克松在技术问题上的决定是在五月底告知各有关机构的。这个决定接受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一致意见：如果我们在使用冲绳基地保卫韩国、台湾和南越这个问题上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谅解，尼克松就可以把冲绳归还日本，并且考虑日本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意见——换句话说，他示意可以不坚持在冲绳储备核武器的权利。总统作出这个指示之后不出四天，它的实质内容就被走漏给《纽约时报》了，这一下可起了好作用。我们的谈判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底牌就见诸文字了。

美日两国官员的正式谈判在一九六九年六月通过外交途径认真开始了。这时，在美日对话中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冲绳不相干，但却注定与冲绳问题密切相连，这就是纺织品问题。如果说冲绳谈判显示了很高的政策性，那么纺织品问题确实是一个很不高明的喜剧、挫折，几乎是一场大失败。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同日本的贸易经常存在逆差。也许是由于日本的生产率正像日本人所说的那样特别高，也许是由于日本对美国市场搞倾销，而对于外国渗入日本的市场却树立起壁垒（我国有一些贸易专家坚持这个看法），日本向美国的出口，特别是产业制品，远远超过美国对日本的出口。日本很容易进入我国的市场，而我国在日本却享受不到同等的机会。这样一来，日本的竞争对许多美国产业就形成了激烈的、有时甚至是压倒之势的挑战，这就使人担心因旁的国家在贸易上的做法而造成美国的失业。美国企业家、议员和经济官员发出呼声，坚持要日本方面在经济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这样美国在冲绳问题上才好采取行动。我国的经济机构各自代表着他们自己的一部分选民，像放排炮一样向日本提出一大堆要求，包括要他们采取措施限制日本羊毛织品和混纺织品的出口，或者降低对美国投资的壁垒。这样一大堆建议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日本从中挑选出一些对他们来说是最省事的建议。日本方面有一整套连贯的政策，而我们的种种要求却互不相干。这就使日方能够从我们的许多方案中挑选一些对他们最不碍事的来，其中常常有些出口货在日本的出口中已经不占什么分量，譬如说，他们决定放宽美国在日本投资的条件，但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有许多行政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障碍是正式的立法管辖不到的。他们甚至宣布要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联合开办一个企业。我把这种情况报告了尼克松，我建议把我们最主要的要求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他表示同意，并在我的备忘录上写了批语：“这样放宽投资在政治上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必须在纺织品问题上有所得。”

纺织品问题是使尼克松恼火的事。美国南部的纺织品制造商是受日本竞争打击最重的产业之一。许多工厂被迫关门。这些厂商也有一个力量强大而起作用的院外集团。这就促使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在一年前向南方代表和选民作出一项干脆的诺言：他将在纺织品问题上有所作为，这项诺言是作为每四年一次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美国宗族礼仪的一部分而作出来的。

新政府决心要实行尼克松的诺言。商务部长莫里·斯坦斯以及白宫的助手罗伯特·埃尔斯沃思和彼得·弗拉尼根想马上同日本干一场，使日本自愿地同意减少它的纺织品出口。我不是一个职业政治家，我认为，在我们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工作还没有完成以前，专门考虑某一种产业是不适当的。因此我就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需要一个过程作为借口来拖延时间。我很快受到了教育：尼克松用毫不含糊的话对我说，他真的要取得一项纺织品协议。我作为总统的助理，应当出力来办成这件事。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一窍不通。我不得不学习国际贸易的整套词汇，例如“出口补助技术”，还有“触发点”（到了这一点就必须克制）和“类别”（属于抑制之列）这些神秘的复杂事物，所有这些词汇学过就忘了。我忘不了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经济专家看到日本方面那样机灵有办法，不禁既佩服又担忧，因此他们坚持谈判必须包括一切种类的纺织品。他们深信，任何一种遗漏都会被狡猾的日本人钻空子，借以规避整个协定。

我就是这样被推到这个谈判中来了，这使我难过，后来又使我遗憾。我的任务是要使莫里·斯坦斯和彼得·弗拉尼根交代给我的立场带有来自总统的味道。我只能够转达这个立场，而不能谈判这个立场，因为一旦放弃了这个交代给我的立场，我思想上就失去任何立脚点。像后来同蓬皮杜举行的货币问题谈判一样，这使我毫无松动的余地。在我这方面没有一个退让的方案，也不需要我发挥想象力，那么，如果对方想要达成协议的话，那就只有叫他们让步了。

佐藤以典型的日本方式派来了一个侦探，这个人同我们两人都是私交，而又不在日本政府中担任公职。这样一来，我就开始卷进去了。这个非官方人士于是就同我这个不了解情况的人搞起谈判来了。这位特使和我都可以很容易地被开脱责任。我们很快就演起了一出错综复杂的歌舞伎戏。七月十八日，佐藤的特使来看我，我们于是绕过了两个国家的官僚机构（但是由于我在贸易问题上是外行，我便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告知我方的主要角色），建立了秘密渠道。佐藤想同尼克松在核武器和纺织品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取得谅解。一旦基本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要双方的办事机构着手草拟细节。我找尼克松把佐藤的方案告诉了他。尼克松很有劲头，他说：“让我们设法把事情办成，不要同国务院在那里耗时间了。”

在同日本的关系上，尼克松总是有远见的。一九六七年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他写道：

不让今天的日本拥有它自己的武装力量，不让它负起自己国防的责任，这就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置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尽管有其痛苦的历史根源——这种状态同日本帮助确保非共产党亚洲的共同安全所必须起的作用是不相符合的。

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松还把他对日本在区域安全中作用重要的想法同他对美国作用的演变的看法联系起来：

许多美国人对战争感到厌倦，对盟友感到伤心，对援助丧失了幻想，对国内危机感到沮丧，他们在留心地倾听新孤立主义的呼声。处于这种状态的并不只有他们。在整个西方世界有一种转而面向国内、变得目光狭窄的孤立主义倾向——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在今后一代的时间里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安全，除非我们现在认识到在亚洲起作用的力量之巨大，世界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那里，最大的潜在危险也是在那里。

我费了几天时间同这位日本使者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同总统出发去迎接阿波罗11号返回地球和环游世界。这位使者和我在解决纺织品问题上就大体轮廓达成了协议，其余通过外交途径来谈判。核武器问题留到以后再考虑。

但发生了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一旦碰上似乎就没完没了的伤脑筋的事，把这种和谐的气氛给破坏了。美国陆军在冲绳用罐子存放了一些神经毒气。有一位少校由于审美观念使他失去了判断力。他决定要把这些罐子漆成白色，在上漆前，要把罐子表面磨光弄平，碰巧把有些罐子弄漏了，毒气跑了出来，报纸、电台和国会的压力很快就来了。日本人的注意力集中地盯着冲绳。有几个星期，一些办事认真的人，花费了许多时间来寻找一个地方好把这些毒气运到美国来，但是，没有一个州同意让这些东西过境送到它最后的目的地。最后，这些东西运到太平洋中间的约翰斯顿岛，并在那里销毁。

国务卿罗杰斯于七月底访问了东京（他是陪同总统访问东南亚时中途离开的），以便继续同日本举行冲绳谈判。陪同罗杰斯的有莫里·斯坦斯和农业部长克利夫顿·哈丁。他们同罗杰斯一起进行关于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内阁级谈判。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仅仅宣布罗杰斯和日本外务大臣爱知揆一“讨论了把冲绳的行政管辖权交还给日本的问题”。但是日方很快就向报界透露，美国已在原则上同意把冲绳归还日本。罗杰斯在八月三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证实了这个消息。这种情况更加肯定了尼克松和佐藤先前的一种想法，即一定要把最敏感的讨论限制在比较不容易走漏消息的私下会谈中进行。

关于邀请佐藤十一月来华盛顿举行最后解决冲绳问题的关键性的会谈，双方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留给领导人来处理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两个：一是在冲绳存放核武器，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二是纺织品，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不能透露出去，否则佐藤在国内的基础会受到损害。总统决心要解决纺织品问题是白宫从政治方面考虑硬塞给我的。把一个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同一个暂时的国内政治问题扯到一起，实际上是对日本进行讹诈，我对此是很不热心的。但是在一九六九年时，我的地位还不够强有力，因此我挡不住集体的判断。

避免正面对峙是尼克松的个人风格，而对于佐藤来说，这是他必须遵守的个人素养。这两位领导者都需要一个经过周密准备的预期结果，这一点是完全不谋而合的。佐藤的使者提前十天来到，他同我拟订将要达成的主要谅解和公报的措辞。亚历克斯·约翰逊和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知道我在同佐藤的使者举行秘密会谈，他们便向我建议不要把总统关于不坚持存放核武器的决定这一手亮出来，而要一直保留到最后一分钟，借以在纺织品问题上取得最大限度的让步。我冷淡地对那位使者说，核武器问题的最后决定留待佐藤到达后来作，这样就可以成为“他来到这里之后的成就了”。

这个策略在短时间内是行通了，但是这超过了佐藤把这件事情兑现的能力。佐藤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一旦来了之后，就不能在核武器问题上使谈判遭到失败，因为这样便危及日本同美国的整个安全关系，而这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支柱。因此这位使者告诉我说，佐藤可以同意通过一个全面安排来把日本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于是莫里·斯坦斯给了我一个纺织品限制出口的方案，我就照原样拿了出去。对我来说，这个方案就好像是用日文写出来的一样。这位使者飞回日本去向佐藤汇报。过了几天，他证实，提出来的限制纺织品出口方案可以接受。尼克松和佐藤会晤成功的舞台看来已经准备就绪。

佐藤到达美国前两天，我接到东京打来的紧急电话。是佐藤的使者打来的。为了掩盖他的身份，暂时迷惑一下可能正在窃听的情报机关，他用了一个假名叫“吉田先生”。在公用线路上谈问题，他省略地说“我的朋友”（指佐藤）和“你的朋友”（指尼克松）。（这种“我的朋友”-“你的朋友”的交谈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特色，最后还将考验我是否神经健全。）在这次电话交谈中，他告诉我说，佐藤（“我的朋友”）不能够在秘密谈判中解决纺织品问题。他就是不能够把他的诺言兑现。由于国内的原因，他想要使已经达成协议的立场在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正式贸易谈判中提出来。“吉田”证实，日内瓦谈判的结果将是双方已经同意的具体数字。但是这个或多或少拖长了一些的过程，可以使日本的一致意见能够表达出来。我同我国政府各个有关方面进行了磋商，大家都同意了这个程序。我们本来应当知道事情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如果说在冲绳问题还悬而未决的时候，佐藤的地位还没有牢固得敢于把他已经同意的事情宣布出来，那么他在纯粹属于商务的谈判中就肯定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在这个谈判中主要是由日方来作出让步，而对我们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压力。

佐藤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到达白宫。他所代表的国家在整个安全问题上和对外政策上是依赖美国的。日本指靠着美国的实力、决心和领导。的确，佐藤在那天晚上的宴会祝酒词中纵情地赞美美国阿波罗12号刚登上月球的成就。在佐藤看来，“这不仅是美国非凡的组织力量的胜利，而且也是美国人民的想象力和勇气的胜利”。

他的这种态度使他同尼克松的会谈更加融洽了。他从尼克松身上看到了待他亲如家人的味道。尼克松对美日关系曾经用过心思，作为一个公民六次访问过日本，对日本的潜力和对它的领导人的评价甚高。他特别钦佩佐藤的异父兄弟岸信介，岸担任过首相，后因被迫取消艾森豪威尔一九六〇年预定的访问日本而尴尬辞职。尼克松也久闻佐藤大名，对他的印象很好。

佐藤表示他的政府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继续保持《美日安保条约》的坚定决心。佐藤再次认定，冲绳协议将大大有助于消除对美日关系的异议。佐藤表示，冲绳问题得到了解决，日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国防力量。尼克松重申了他个人在一九六七年《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所阐述的对日主张。他鼓励日本在太平洋防务中起更大的作用，并对日本最近扩充海空军的做法表示高兴。尼克松表示，希望日本对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能够为增强自由亚洲的力量作出贡献。佐藤同意尼克松的这些观点，实际上联合公报大力阐述了韩国、台湾和南越的安全对日本的利害关系。日本也作出了一般的保证，“要对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进一步作出积极的贡献”。作为表现这种共同关心的象征，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了一条热线。（北京对日本重新活跃起来的前兆起初很不以为然。在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周恩来指责我们把日本引上传统的民族主义道路。我费了一些时间才说服了他：美日联盟不是针对中国的。的确，诱引日本民族主义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中美两国竞相讨东京的好。）

所有这一切在冲绳问题上起的作用是：日本对韩国、台湾和南越安全的关心是以一种带哲理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它为实质上不受限制地以常规武器保卫这些国家的原则提供了一个模式。这里留下了核武器问题。尼克松已经同意放弃在冲绳储存核武器的权利。我们认为，我们保留在遇到紧急事态时恢复存放核武器的权利是重要的。因此就产生了“吉田”和我之间的一场复杂的对话，企图找到一个能符合双方国内需要的方案。日本希望能发表这样一项声明：关于核武器问题，将按照“首相所阐述的日本政府的政策”加以处理。这句话你随便怎样解释都可以。在日本来说，这一定会被解释为禁止把核武器运进来。另一方面，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坚持要找到某种方案，便于他们能够在遇到紧急事态时把核武器再度运进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争论着怎样做给别人看。要决定在多大规模上运进核武器，靠的不是援引以前公报上的某某条款，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而且，再度运进核武器还需要在美日两国都得到国内的批准，如果不摆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设的困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亚历克斯·约翰逊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既巧妙又空洞的方案。在《美日安保条约》中有一项条款，即遇到紧急状况时进行事前磋商。如果在公报中引出这一条款来，双方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佐藤可以保持他的政府反对核武器的立场；尼克松则可以说，这项条款给了我们甚至在真正发生紧急事态前就提出在冲绳存放核武器的权利。我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吉田”，他得到了佐藤的同意。

可是还有一个怎样拿出这个方案以及由谁拿出来的问题。“吉田”和我草拟了一个字斟句酌的底稿，我们几次让我们的主角进行排练，这样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录音备查。“吉田”征求了佐藤的意见，佐藤认为这个办法也许可行。

按照这个办法，佐藤在开场白中会重申反对运进任何核武器的标准日本立场。尼克松则可以非常强硬地提出我们的最高要求。佐藤在经过了几分钟的考虑之后就把先前经双方同意了的折衷方案拿出来。尼克松在为官员们着想（或者至少是为录音着想）而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之后，表示接受佐藤的“折衷方案”。如此办理，这个方案就成了日本出的主意。这不是谁强加给谁的。录音是真实的。

这个棘手的问题一经解决，其余的事就好办了。尼克松和佐藤同意把冲绳的行政权交还给日本，这样可以开始进行技术性问题的商谈，以便在一九七二年交割完毕。（这个限期没有超过，冲绳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交给了日本。）在用常规武器的战争中使用冲绳基地的问题也解决了：双方表示同意冲绳的复归应当“不损害远东的安全”，因此“不应妨碍美国有效地履行其保卫远东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义务”。佐藤访美的最后公报指出，尼克松总统在冲绳问题上保证承认“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换句话说，冲绳应与日本其他地区一样成为“无核地区”，但并不妨碍在遇到紧急事态时按《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举行共同磋商的可能性。[3]佐藤对尼克松归还冲绳的“宽宏大量的”决定曾私下表示“深为感激”。

这场复杂的谈判就这样以一个有远见和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结束了。危机得以避免，没有成为报上的头条新闻。在表面上，我们在冲绳问题上作了让步。但实际上，我们保持住了美日关系。我们把核武器搬出了这个岛，在使用常规武器方面，我们接受了某种有限的限制。通过这些措施，我们避免了把一切都丧失掉。自一九七二年以来，我们在冲绳的基地继续在使用，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公众也没有采取重大的反对行动。冲绳谈判为我们同日本加强伙伴关系打下了基础。尼克松兴高采烈，他在与佐藤告别时说：“在这种场合，人们常常说，两个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是我今天相信，这句话确实说出了事实：我们不仅在太平洋，而且在全世界的双边关系中，美国和日本之间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尼克松的这几句话可谓大致不差。佐藤在一封信中也作了相同的估计，他回答说：“我深信，我们两国进入了一个相互合作关系的纪元，这种关系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牢固得多。”

我们为同日本的关系而高兴的心情由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大选的结果而更加强烈。这次大选使佐藤的自由民主党重新当选，他们的议会多数甚至超过了原来预期的结果（在众议院的四百八十六席中取得二百八十八席）。我们认为这证明了冲绳谈判做得对。日本支持同美国搞好关系的人的力量加强了。佐藤到退休时将能够在选择他的继承人上施加影响。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二月作的外交政策报告中谈到冲绳时说，这是“我作为总统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他这样说是有些道理的。

在纺织品问题上的惨败

纺织品是一个更为复杂难办得多的问题。“吉田先生”在华盛顿又扮演了他那悄悄的中间人角色，他在佐藤到达后的那天晚上来电话告诉我说：在纺织品问题上，我们原来的方案是打算在日内瓦安排出全面的出口限额，但佐藤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想在晚上“仔细再想一想”。我对于我们已达成的谅解居然这样快就被告吹表示惊愕。第二天早晨，“吉田”又来电话说，“他的朋友”打算维持原计划的方案。在日本选举之后，佐藤将在日内瓦的正式谈判中使事情取得双方已经一致同意的那种结果。但是，如果要使这个做法行得通，就一定不要在公报中提纺织品问题。由于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在还没有开始举行的谈判中提出来，所以佐藤就无法事先估计谈判会产生什么结果。而要是暴露了我们是拿冲绳来换取纺织品问题上的让步，那么美日新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公报中的经济部分只是冠冕堂皇地大谈莫里·斯坦斯爱谈的其他题目，使佐藤政府有义务降低对外国进口货和对日投资的壁垒，但是在纺织品问题上一字不提。

尽管如此，事情看来还是在顺利进行着。佐藤在同尼克松进行的第二天谈判中明确保证，纺织品问题将会如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决。佐藤宣称，他完全负责，并说言而有信是他的“信条”和“誓言”，说这是他的诚意，他将为此而尽一切努力。尼克松说他觉得这很好。这两个领导人握了手。佐藤没有用“全面的”这个词，但是“吉田”在当晚的交谈中要我放心，说佐藤是会尊重这个谅解的。佐藤回国后，“吉田”在十二月又再次同我通话，证实佐藤确是作出了保证，要缔结一项双边的纺织品协议，虽然不用全面这个字眼，但是协议实际上将是全面的，这样可以缓和佐藤的国内问题。这当然很合情合理，因为佐藤刚刚宣布了要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大选。

在举行谈判时，要想取得超出参与谈判一方的国内结构能力以外的成就，那是很危险的，如果还想取得超出双方国内结构能力以外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说了。纺织品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尼克松和佐藤所一致同意的最后解决，因为两国政府中实际上没有人理解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甚至不知道目标究竟是什么。我国根据佐藤-尼克松协议提出的正式建议立刻就遭到日方较低级官员的拒绝。我打电话给“吉田”，他再一次对我说，佐藤将会尊重我们所达成的谅解，但是佐藤不让日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希望这样做能够使他在政治上和在政府机构中比较容易取得他所希望的结果。我把这些话全都告诉了亚历克斯·约翰逊，我对他说：“这是一场歌舞伎剧。”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更像是卡夫卡的故事。

美日之间关于纺织品问题的正式谈判继续在好几个不同的级别进行。但是在任何一级的谈判中，日本政府既没有提出，也没有接受类似于佐藤作过保证的那种主张。佐藤面临着日本纺织业的坚决反对，也面临着相当于我国商务部的日本通商产业省中为纺织业说话的人的坚决反对。佐藤在法律上没有办法强迫纺织业接受那个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解决方案。佐藤一度改组了内阁，并更换了通商产业大臣，但是这个新大臣后来也是同样反对让步。

我们方面的做法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为了使佐藤-尼克松方案能行得通，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非常强硬的方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佐藤能够把他同尼克松达成的协议当作一项折衷方案拿出来。但是我们的中级官员，只是从日本谈判对手的谈话中来判断事情能够办到什么程度，因此他们一直不相信能够达到我们的最高限度的要求。他们坚持要提出他们认为是现实的方案，因此就不再坚持为了使佐藤-尼克松方案能够通过而需要采取的强硬立场。我们的谈判者提出来的是我们告诉他们的、已为双方同意了的最后结果，而不是强硬方案。这就当然使佐藤站不住脚了，因为这样做就是要他接受美国的方案。“吉田”拼命地打电话来，责备我没有履行美国在开头要提出一个强硬方案的诺言——一个外国政府抱怨向它提出的方案过于和解，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吉田”对我的责备肯定是这样少有的例子当中的一个。在这过程当中，美国国会一直在加强压力，要求把经济战中最重的重炮拿出来——制定法律，规定严厉的定额来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口。这样，纺织品问题没有得到和谐的解决，而且有变成一场正面对抗之势。

一九七〇年二月，“吉田”邀请我去日本解决这个问题。要这样深地陷入一场我不很了解的谈判中去，我一点也不热心，而且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无力作出多大的贡献。于是我要亚历克斯·约翰逊提出一个代替人选。亚历克斯建议要国务院的贸易专家菲尔·特雷齐斯去，但遭到“吉田”拒绝，说这个人级别太低，他要求去一个内阁阁员，于是就选上了莫里·斯坦斯，“吉田”的希望得到了满足，可是五天后，他又来电话对我说，要我们推迟去日本的日期，因为日本方面家里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就绪，斯坦斯去不会有什么用处。

斯坦斯没有去。三月间日本派了一个谈判者来到华盛顿，并带来了一份不能令人满意的建议。“吉田”给我来电话说，日方的建议只是“看起来”不能接受。日本的实际立场是比较灵活的。在亚历克斯·约翰逊、莫里和我看来，这一点不很明显。我后来又几次接到“吉田”的电话，答应将提出较好的建议，要求我方不要中断谈判。我这时已经习惯于照例把这些情况同约翰逊和斯坦斯商量，我告诉“吉田”，我们等他的新建议。我们完全不知道事情将会变得怎么样，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主张自由贸易、力求避免制定限制性立法的美国知名企业家在东京提出了他自己的折衷建议。他是以个人身份提出的，但是日方却利用他的建议作为庇护。这位企业家的建议还比不上国务院所提出的方案，而国务院的方案已经是“软”得没法让佐藤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这个建议比“吉田”要我相信的佐藤可能准备要拿出来的方案还要软。因此，日方很快就接受了这位企业家的主张是并不奇怪的。在斯坦斯和约翰逊的建议下，我不得不打电话告诉“吉田”，说明这位企业家只代表他自己，他没有权威。尼克松要我同佐藤的使者“办成这件事”，“插手的人太多了”。我同意这个意见。听任日本人到处去物色他们最喜欢的建议，这不能说是聪明之举。

这场喜剧又继续了两年，剧本差不多总是一样的。一九七〇年六月，日本通商产业大臣宫泽喜一来到华盛顿，会见了斯坦斯（经过我和约翰逊的同意）。宫泽喜一的建议，斯坦斯认为，似乎在日本谈判期间已经同意的每一个问题都后退了，更谈不上是体现佐藤的计划（斯坦斯讥讽这是“神风特攻队的态度”）。这使得尼克松总统改变了政府的立场，“勉强”批准了实行纺织品进口限额的立法。我有好几次向斯坦斯和约翰逊说，我很想摆脱这个谈判，但他们鼓励我继续留下来。在美日双方都没有章法的情况下，我的“后门渠道”似乎提供了取得任何协调的唯一希望。一九七〇年秋季，总统的国际经济政策助理彼得·弗拉尼根也参加了进来，于是又作了一次同日方达成协议的尝试，然而也是中途夭折。

佐藤首相因出席联合国成立纪念庆祝会于秋季来到美国。无所不在的使者先他而来——虽然这一次不是“吉田”。这位使者坚持说，佐藤来拜望尼克松时想要解决纺织品问题，因为这是个信誉问题。我极力劝他不要提这个问题了，除非佐藤能够履行协议。尼克松懂得，有时，国内有难以克服的障碍能够挫败政治家最好的心意。他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如果再一次办不成就会使信心动摇。

然而佐藤一定要在纺织品问题上再尝试一下，于是又重演了去年那个做法。在十六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佐藤打算把其中十四个问题达成协议。他说，他想把剩下的两个问题留待他回国后解决，这样，最后的决定就可以在东京而不是在华盛顿作出。佐藤向尼克松告辞后，乘车绕过白宫到西行政大街，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说，他想要在我的同僚面前重申他许诺过的事情。他接着把他对尼克松说过的话又重复说了一遍。

他就是这样做了，然后回到了东京，但是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谈判依然僵持着。我并不怀疑佐藤的保证是真诚的。他非常有头脑，不会去做这样笨拙的逃避责任的事；他非常有身份，不会对一个他真心喜欢的国家和一位他所尊敬的总统耍这样的花招。我们要求于他的太多；他许下的诺言超过了他所应当承担的限度，他由于无力把诺言兑现而深深感到难堪。受到责备的决不应当只是他一方。

一九七一年初，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直接同日本纺织界谈判了一项协议。美国的纺织界和白宫把这斥之为是不愉快的事。一九七一年，前财政部长、无任所大使戴维·肯尼迪被任命来负责纺织品谈判。这场争执当时同尼克松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的新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九七一年（继秘密访华之后的）第二次“尼克松冲击”，是过去美日贸易谈判失败的产物。在这个沉重的震动下，加上总统要根据一九一七年的《对敌贸易法》下令实行进口限额的令人不快的威胁，日方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同肯尼迪大使达成了协议。

有人指责我们说，这个所谓尼克松-基辛格外交，说明对一个民主的盟国的多元政治制度一向是不理解的，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领导者不能够像在独裁制度下那样控制作决定的过程。[4]当时我虽然还没有透彻理解日本政治传统的全部细微特征，但是我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明了的。实际上，那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通过后门渠道的谈判”。不管尼克松怎样叮嘱我不要那样做，由于有必要，我在每一个关节上都是与国务院和商务部的重要官员保持联系的。其他的机构确是希望白宫与佐藤之间的渠道能够从双方的混乱局面中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来。那场争执之所以产生，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尼克松错误地理解了佐藤简要的保证。[5]佐藤所作的明白无误的诺言是经过他自己指派的使者再三反复重申的。可以这样说，根本的错误是尼克松一九六八年竞选时所作的保证，这个保证使我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但是，真正的问题当然还要更深刻一些，这对于所有产业民主国家的未来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盟国，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上是互相竞争的。作为民主国家，的确，我们的制度把经济权力和在经济问题上作决定的政治权威分开了。我们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执行自主的国家经济政策，同时又不至于同既是政治盟友又是贸易敌手的国家搞得关系日益紧张。至于我们所面临的协调大家的经济目标，以加强自由人民之间的团结的问题，我们就解决得更差了。我们宣告大家要互相依赖，但是我们一直不愿意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

因此，产业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争执依然存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能源危机把产业世界抛进了长期的衰退之后，竞争和保护主义的压力再度涌现。纺织品谈判的惨败，在日本本来令人赞叹的经济决策记录上是一个重大的过失。然而，美国政策却经不起保护主义的压力，这仍然是美国制度的一个严重弱点。这种压力使我们不得不把那样多的利害得失寄托在同日本达成这样一项协议的努力上（即使只是为了要避免国会制定一项更加无情的限制进口的立法，也需要取得这样一项协议）。保护主义是经济上的弱者采用的手段。比较明智的国家的政策应当是设法去加强劳力和资源的机动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走下坡路的产业，扩大希望较大的生产部门。保护主义，对于一个要想充当产业民主国家联盟领袖的国家来说，更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做法。作为政治家，在经济领域里，必须重新强调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样在我国的安全遇到明显的外来威胁时，肯定是会起作用的。在这样一种时候，保护主义把我们推进了冲突之中。反过来说，危险在于：激愤情绪的增长所造成的经济摩擦会破坏利益和理想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正是保护我们自由的屏障。我们还需要拿出我们的胆略来面对这个挑战。

[1] 这一段所引用的材料摘自厄尔·惠勒将军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会议上作的非保密证词。

[2] 尼克松-佐藤公报的这一段内容如下；首相详细地介绍了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和日本政府反映这种感情的政策。总统表示他非常理解，并向首相保证，冲绳的复归当以符合首相所介绍的日本政府政策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不损害美国政府按照《相互合作与安全条约》所规定的事前协商体制承担的立场。

[3] 例如，参看I·M·德斯特勒等著《管理一个联盟；美日关系的政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七六年），第一五六页，我认为这本书在其他方面是对国际事件很有用的概述。

[4] 例如，参看罗杰·莫里斯著《不一定伟大》（纽约：哈珀与罗氏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第一〇四至一〇五页。

[5]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法塔赫”政策声明，载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