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就职时对中东情况很不了解。我没有到过任何阿拉伯国家，也不熟悉中东谈判的格式。我第一次听到中东外交常用的一种套话是一九六九年二月在英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那时有人用联合国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那种庄严神圣的语言，咕噜什么必须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觉得这些话完全是陈词滥调，因此指责说这话的人是在捉弄我。这是我后来再也没有重犯的一个错误。到我任职结束时，我也变得像其他所有中东问题老手一样：语言成了现实，形式和实质已融为一体。我也沉浸在这个令人发狂的、神异的、使人振奋的地区存在的那种含糊不清、激情和沮丧之中去了。如果读者看这一章时觉得这里描绘的外交像是一片令人痛苦的沼泽，存在无穷无尽的玩弄手腕和混乱，他就可以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

一九六九年以前，我对这个地区的直接了解仅限于六十年代对以色列的三次短期私人访问。我对加利利海岸边吉诺萨尔集体农场的访问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伊加尔·阿隆的家乡，他是一九五七年我在哈佛大学开办的国际讲习班的学生，后来担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成了我的同行。那里的土地都是精耕细作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过信念和痛苦、从与人作对的地理条件和冲突的环境中夺取过来的。在加利利海的那一边，我记得曾看到停在戈兰高地陡岸边的一只孤独的渔船，叙利亚人用步枪一下就可以打着它。当时我想：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是多么不理解人类的动力啊。这里的人民依靠信念的支持经受了两千年的迫害，现在在重新实现他们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始终比他们悲剧的现实更加强而有力。但是，我同时也在想：在英勇地保卫可能变成又一个被围困的犹太人区的国家时，可不能把这种信念的力量消耗尽啊。他们迟早必须同那陡坡上的男女们实现和解。中东和平不仅是现实的必需，而且也是精神的要求。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天我也会参加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战斗中来。

当时我也没有怎么意识到，用来为各种要求辩护的滔滔不绝的言辞是怎样掩盖了根本的立场，而不是使这种立场更能让人看得清楚。这块不毛的沙漠和光秃秃的山地，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里有一股使人抒发宗教狂热的深沉的诱力，这里的地理环境没有束缚人类的想象力，因而这股诱力更加强大。在这样困难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只有虔诚的人才能够活下来。人的主要乐趣不是自然，而是信仰和人类的情谊。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有这样多性格如此鲜明的领袖人物，也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治家的信念起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是通过信念把自己同同伴们连在一起的，而语言在这里常常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是在以色列人的犹太教法典注释中，还是在阿拉伯人的史诗倾向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很容易从实用主义的西方认为可以直接体验的现实中进入激昂的谈吐和人类灵感的领域。如果一个粗心大意的局外人竟从字面来理解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论，并想通过查问这些互相敌对的人的真正要求来找到解决办法，那他就倒霉了。

中东冲突各有关方面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深深地埋藏在信念、愤怒和梦想的混合体之中。他们的正式立场，就像柏拉图的洞穴中的幻影，只是一种超自然现实的反映，而这几乎不可能用谈判过程中那种枯燥的法律措辞来加以表述。

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二十世纪的产物。可以肯定地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产生的，它们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只是在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让位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从而使巴勒斯坦自决的前景出现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经过几代人的和平共处后，才开始为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前途进行生死的斗争。现代产生的教族之争，把其一切恶劣的东西都带到这块土地上来。纳粹的大屠杀，使得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在道义上更为急迫。但是，这个国家在一九四八年刚一建立并得到国际上的赞同，它就被迫为保卫自己的独立、不受阿拉伯邻国的侵害而斗争。这些阿拉伯国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由它们作出牺牲来赎回欧洲人犯下的罪过，它们可并没有参与这种罪过。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战争中取得的胜利，给阿拉伯民族主义火上加油，因战败而信誉扫地的那些旧政权，于是为激烈的意识形态——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控制。这个地区变成了冷战对立的焦点，从而不仅加剧了当地的冲突，而且可能把外部国家拉进到一场严重的对抗中来。

到一九六九年，以色列已成立了二十年，但邻国不承认它，游击队骚扰它，国际讲坛上攻击它，阿拉伯的经济联合抵制排挤它。以色列的形状本身也表现了这个国家的脆弱性。它的国土，从地中海海岸到约旦边界的最狭窄处，只有九英里宽。从分裂的耶路撒冷到特拉维夫的主要公路，有些地方距离阿拉伯哨所不到一百码。由于边境周围到处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就变得无法区分。它的外交政策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也就是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的起点——争取邻国承认它的生存权利。因此，以色列很自然地把它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看作安全的保障，从立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在谋求这种保障，但是没有成功。它力求既得到领土，又得到承认，它不愿承认这两个目标是不相容的，但事实也许会证明是这样。

认识上的鸿沟——像一切悲剧一样，双方的看法都有道理——是使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变得极其难以驾驭的原因所在。双方各执一词的结果，首先就是无法取得妥协。只有回避一些问题才能达成协议。双方一接触到具体问题，进展就会烟消云散。这种情况在我就职时变得越来越明显。中东依然陷在“六日战争”留下的泥坑里。双方更加坚持己见，外交活动处于僵持状态，对立情绪日益激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突然越过了边界，事态变得极端恶化，阿拉伯人所用的措辞像他们的意图一样激烈。一九六七年五月，苏联警告埃及，说以色列马上要对叙利亚发动进攻。苏联这个警告不是真的。无论是故意发出这个假警告来制造紧张并谋求得到某种廉价的信任，还是它自己真的把事情搞错了，它的这一举动触发了一系列致命的事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一冲动，就命令军队开进一九五六年以来实际上已经非军事化的西奈，并宣布封闭红海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要冲的蒂朗海峡。他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撤走在国际边界上隔开以色列和埃及军队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纳赛尔不见得是要在军事上摊牌。他甚至有可能被吴丹那样快地接受了他的要求所吓坏。他这样做，也许只不过是想显示一下他的英雄姿态。

有时候，事情的发展不顾当事人的本意而变得不可收拾。一旦埃及军队代替了边境上的联合国部队，以色列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动员起来，因为它的领土太小，经不起第一次进攻的打击。而以色列一旦动员起来后，它就必须在几周内作出打的决定，因为以色列的经济经不起把人力无限期地耗费在动员上。埃及的军队在边界上，以色列的军队就不能够裁军。国际上的外交活动是慢条斯理地进行的，在磋商和安抚之后，继之而来的便是探索。世界上的政治家讨论了各种解决封锁蒂朗海峡的方案。不得要领的来回商谈还在进行着，直到以色列在六月五日早上发动突然进攻，一举消灭了埃及空军。这场战争六天便结束了。以色列占领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土——西奈、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新夺来的领土为以色列面积的三倍。

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阿拉伯的激进主义飞速地在增长。在阿拉伯国家中起关键作用的埃及的政策，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策，仍然还是由脾气暴躁的纳赛尔在推动。约旦境内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日益增多，使温和而亲西方的哈希姆王朝侯赛因国王的存在受到了威胁。由于巴勒斯坦人闹事，因而使得黎巴嫩在一九六九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了政府。苏联给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运来大量军事装备，这就使它比较深入地插手这个地区。阿拉伯的前线国家，由于在一九六七年切断了同美国的联系，这就在物质和外交上都要依赖于苏联的支持。不管苏联表面上的外交立场怎样，它的武器供应加强了阿拉伯政策中要收复失地不妥协的特色，这表现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谈判”和“不承认以色列”。

在阿拉伯世界中，有些人士逐渐开始明白，持不妥协的态度，会使以色列抢去的土地被长期地继续占领下去。叙利亚对谈判是不予置理的，而埃及和约旦则试验性地、勉强地伸出了触角，想谋求某种形式的和解。它们要求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边界，但是也示意可以考虑发表一个非战宣言，承认每一个国家有安全生存的权利并承认以色列。这比起阿拉伯人二十年来的敌对态度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可是距离以色列所宣布的要求——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划定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这是修改边界的委婉的说法）；开放边界进行贸易和旅行；保证国际水道的自由通航——还很远。甚至阿拉伯人当中的温和派，也不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完全撤出占领区的解决办法，他们也拒绝进行直接谈判。（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说的。在那段时间里，约旦实际上同以色列保持着秘密的直接接触。）阿拉伯激进派拒绝在任何基础上的和平进程。巴勒斯坦突击队组织“法塔赫”一九六八年十月发表政策声明，拒绝“一切以停止武装斗争为目的的妥协”，警告阿拉伯各国政府不要采取这种方针，并宣告它所主张的“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自由的、开放的、非教派的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1]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消灭以色列国家。

我以后还不断听人谈起二四二号决议，它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双方赞成后通过的。这项决议只是把一些分歧稍稍掩盖了一下。它谈到“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范围内的“公正持久和平”，号召停止“交战权利或交战状态”，要求以色列撤出“在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和承认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但是，事情很快就变得明白了，双方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些含糊不清的词句，是因为它们能够被用来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埃及和约旦对“撤出被占据的领土”这一条的解释，是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夺去的土地；而以色列则认为“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就是不恢复“六日战争”以前的界线。在以色列看来，撤退占领区就等于放弃具有实效的保障，它要求得到补偿；在阿拉伯方面看来，撤退就意味着收回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因此，他们认为要以色列撤出占领区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以色列的让步。

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浸透在中东的纠纷之中，妨害了任何真正的谈判。每一方都想达到自己的基本目的，并把这当作开始谈判的要价。埃及坚持，以色列的撤退，必须走在实施任何其他条件、甚至是谈判任何其他条件的前面。以色列则要求从一开始就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样做有两重好处：一是这样至少可以得到含蓄的承认；二是可以把大国强加它们的意志的危险减小到最低限度。约旦之所以在一九六七年默认二四二号决议，是因为这一决议得到了我们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的许诺，并答应约旦，我们将按照这项决议的条款，设法使西岸归还给约旦，只对边界作些无关紧要的修改，而且我们还准备发挥我们的影响，来为约旦在耶路撒冷取得一定的地位。由于后来并没有举行谈判，所以这个诺言是没有意义的。

二四二号决议授权秘书长吴丹指派一个特别代表同有关各方会谈，从而设法使谈判得以开始进行。吴丹挑选了瑞典驻莫斯科大使贡纳尔·雅林。雅林想了解一下在这些不协调的意见当中，能否找出共同点，以便把大家拉到一起来，于是向有关各方送出一份调查表，询问它们的立场。他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有关方面回避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各自以不同的绕圈子的语言作了回答。他们向雅林作的回答，同它们已经公开说过的一样，用语简单，有时还蛊惑人心。雅林在访问中东时发现，各有关方面真正的立场，甚至比它们的公开声明还要难以协调。

每方在申述自己的论据时，感情激动，从中可以看到不小的激愤。以色列坚持“有约束力的和平”。只有从来没有享受过和平的国家，才会对这个词如此重视。主权的属性之一就是有权改变主意，因此主权国家之间还说得上什么有约束力的和平呢？三个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几乎每一代人都发生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是以“有约束力的”正式和平条约而结束，但是这并没有防止下一次战争的爆发。一九一四年，“开放的边界”也没有能防止那场震撼欧洲根基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历史上绝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原来和平相处的国家之间打起来的。而中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却是在严格意义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之间爆发的。这是中东特别反常之处。

纳赛尔坚持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撤出全部被占领的领土，可是他从来不曾解释，他所提出的非战建议是这样含糊其辞，以色列凭什么理由要撤出去。纳赛尔也举不出一个先例来说明，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以战胜者无条件撤出它所征服的领土为基础的和平解决。但是对于纳赛尔来说，承认以色列的前景是如此触伤他个人，在他看来只要他提到一下这个词儿，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赋予它具体的含义了。

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情况也许会造成一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其间会发生一连串战争，直到大家精疲力尽，终于出现一种靠人类智慧无法实现的平衡。但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东问题是处于全球政治的漩涡中心。在六十年代后期，虽然人们还没有把石油看作稀有物资，但是人们对中东——它位于几大洲和几种文明的交汇之处——的重要性却是了解得太清楚了。苏联在四十年代后期，曾经认为中东是自己鞭长莫及的地方，曾经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2]，十年后，它通过出售军火，钻了进来，二十年后，进一步把成千的军事顾问派到埃及。苏联置身于中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缘政治上的一大变化。十五年来，这个地区加剧了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活动也越来越大胆。一九五六年，苏联稍稍介入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外交活动，并且在我们对英法两国施加压力之后发出了要进行军事干预的含糊威胁——因为那时苏联这样做已不会引起什么风险了。一九六七年后，苏联派到中东的军事顾问增加到五倍。在整个六十年代中，苏联的影响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苏丹以及后来几年还在利比亚急剧增加。苏联帮助挑起的一九六七年战争，使它得以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地中海建立一支约有五十艘军舰的常驻舰队。

外国所起的作用几乎和主角们一样错综复杂。苏联是以阿拉伯事业的维护者的姿态出现的。它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建议，没有提出一点可以妥协的暗示。西欧国家苦于无能为力，但又预感到再发生一次冲突将在经济上造成的危险。其中最活跃的国家是戴高乐的法国。在“六日战争”后，法国实际上是赞成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至于美国，约翰逊总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的演说中，竭力绕开争论的暗礁，含糊其辞地说了一通。在谈到边界、承认和海上权利问题的时候，他的话后来变成了暧昧不明的二四二号决议的预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一九六七年战争的余波中，断绝了同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们在主要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没有高级外交官，可是这些国家在谈判过程中，还是要求我们帮助的。纳赛尔坚持要我们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作为报偿，他表示可以同我们恢复外交关系。他以毫无根据的借口，断绝了同我们的关系，可是却要我们来为恢复这种关系付出代价，其理由何在，他从来也没有说明过。[3]只要他的政策是继续依靠苏联的支持和迎合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激进情绪，那么，我们就更没有兴趣要恢复这种关系。

我一向认为，必须迫使苏联压缩它在中东推行的冒险政策的规模，因此，美国在一九五六年苏伊士危机中的做法使我大为遗憾。我们应当了解，突然撤销对埃及阿斯旺水坝的财政支持会成为一个危机的开端，而不是结束。这场危机发生时，我认为是处理不当的。不管人们认为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是否明智，我深信，我们在以后的年月里，将为我们目光短浅地讨好观众的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并不认为这样粗暴地对待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能够博得纳赛尔或者那些崇拜纳赛尔的人持久的感激，相反，这倒可能会使他更加坚信不疑地推行从根本上说有损于西方利益的政策。在由英国的实力和声望支撑的温和政权（特别是伊拉克）的心目中，我们的行动只能被看作是美国站在以纳赛尔为代表的激进分子一边，这种做法可能削弱、甚至摧毁这些国家的政权，英国和法国的自信以及同世界事务息息相关的感觉遭到破坏之后，就会赶紧摆脱他们担负的其他国际责任。那时，力量的现实，将逼使我们去填补在中东和苏伊士以东形成的真空，从而承担起在地缘政治方面作出困难决定的全部道义责任。

但是，当我身居高位时，我在中东政策方面实行自己观点的能力和在其他方面不同。在其他问题上，尼克松经常是听取一下从各个机构来的意见，然后由白宫采取行动。这样，我所负的责任总是越来越大。但是在中东问题上，总统是把我的计划工作同我的具体执行计划的作用分开来的。我可以作计划、提出警告、把问题拖一拖，也可以硬把问题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范围来讨论，但是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年底，除了个别发生尖锐危机的时期之外（例如一九七〇年九月叙利亚入侵约旦），我都不能进行外交活动。

我认为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尼克松同国务卿罗杰斯存在心理上的矛盾；二是他认为执行积极的中东政策在国内会面临障碍。由于尼克松对国务院的不信任，于是把我推到前面来了，这当然使罗杰斯感到难堪和沮丧，而尼克松总是要想方设法来安慰他的这位老朋友。他要在外交政策上保留一些方面，以便让罗杰斯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尼克松用这只手给人家，又用那只手拿回来。在这样一些成功机会看来难以捉摸的地方——如非洲——或者是在国内引起反应的风险很大的地方，他可以毫不介意地把任务交给别人去做。中东就符合尼克松这两个条件，他估计几乎任何积极的政策都不会取得成功，相反几乎肯定还会引起以色列的支持者的愤怒，因此，他认为，使白宫尽可能离开直接的火线远一些是有好处的。

他也怀疑我的犹太人出身可能会使我太偏向以色列。此外，像其他的总统一样，助长国务卿和安全事务顾问这两个机关之间固有的对立（尽管有许多与此相反的礼仪上的声明），以加强自己的控制的做法，他也并不是没有。

国务院在中东事务上之所以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还有一种个人因素。这里指的是被任命为近东和南亚司司长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这个人热情很高，爱交际，偶尔还有点爱激动。他和其他外交官不同，也不曾在国外工作过。他被提升到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完全是由于迪安·腊斯克坚持的结果，循规蹈矩的人事部门是一致反对的。一旦被提升上来后，他便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说明即使在一位决心亲自掌握外交政策的总统之下，国务院的领导如果富有想象力，是能够取得很大成就的。他的点子非常多。中东外交的命根子是计谋和策略，他有这方面的擅长，有时候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比存在的问题还要多。约·西斯科抓住了官场里的主动权，从来也不曾放弃过。他对于华盛顿那一套权术很机敏。他看到在尼克松政府中，总统的权威是最后的决断人。他很快就同我建立了个人的关系。到后来，他在罗杰斯和我之间进行调解活动的时间，大概同用在调解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一样多。关于国务院日常对中东问题所做的事情，白宫得到的报告，很多都是由西斯科传给我的，或者传给我在中东事务上的高级助理哈尔·桑德斯的。西斯科总算对他的两位上司——罗杰斯和总统——都保持了忠心，给他们两人都服务得很周到。我任国务卿后，让他担任了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这是国务院中最高的职业决策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他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和亲密的朋友。

层出不穷的主动行动

当一个新政府上台后，理所当然要“处理”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新上任的总统总是指责他们的前任把还没有最后“解决的”问题移交下来。任何一个美国领袖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有些冲突中，互相对立的立场就是无法协调。的确，当不存在妥协的意愿时，时机不成熟就强行解决，这样只能扩大不安全和不稳定。应当放慢下来的事态也许会加速起来。压力一旦形成，可能就无法控制。每一届新政府必须懂得——常常是好不容易才懂得——制定政策时，最困难的责任之一就是耐心地选择适当的时机，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新政府就职后，许多引诱政府去“有所作为”的事情，正等着它。一九六九年二月初，以色列人士报告说，在从“六日战争”到一九六八年底的一年半中，发生了一千二百八十八起破坏和恐怖事件：九百二十起发生在约旦前线；一百六十六起发生在埃及边境；三十七起发生在与叙利亚的停火线上；三十五起发生在黎巴嫩边境；一百三十起发生在加沙。在同一时期，以色列军事人员的损失是：死亡二百三十四人；受伤七百六十五人。非军事人员的损失是：死亡四十七人；受伤三百三十人。这对于一个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可惊的数字。按比例来算，就等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死亡二万人，伤十万人。以色列进行了报复：空袭了约旦境内可能是游击队根据地的地方；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对贝鲁特国际机场发动了大袭击；越过苏伊士运河的炮战是常有的事。

美国接到要求它参加外交活动的邀请可不少。特别是有这样两个邀请在等待着新政府：一是十二月三十日，苏联提出一项实施二四二号决议的和平计划，这个计划反映了阿拉伯人希望以色列完全撤出占领区的要求；它把和平的定义规定得极其有限，以至一眼就能看出根本就不会有和平；二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法国提出一项由美、苏、英、法四国举行中东问题协商的建议。

在我们二月一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答复这些建议。从根本上说，必须决定是否要抛开约翰逊当政那几年的低姿态政策。事情很快就被看清，国务院急于要发出一项美国的创议。至于美国投身进去想达到什么目的，形成什么战略，则要等到进行谈判的时候再看。国务院认为，我们有责任弥合各有关方面的鸿沟，使他们在雅林的帮助下求得妥协。他们还提出理由说，由于战事在加剧，我们不能显得漠不关心。那个地区的有关各方都认为，解决那里冲突的关键掌握在美国手里。因此，国务院认为，我们的确应当积极参与进去。他们指望，仅仅凭谈判进程的势头，大概也可以在有关各方之间以及局外的国家之间找到共同的基础。至于苏联，国务院说，由于莫斯科利用那里的紧张局势，似乎还得到了好处，如果能达成和平解决，就一定可以挫败苏联的战略，因此采取这种方针至少可以考验苏联的意图。

新总统眼看就要第一次尝到官僚们硬要他办某件事情的压力的滋味了。官僚们当然是要通过一些几乎无法察觉的阶段来达到他们自己可能也只是模模糊糊看到的目标。通常的做法，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求总统或国务卿授权他们去“探索”某种“原则上的”方针，他们庄严地打保票说，这样做既不形成必须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的先例，也不承担采取下一步行动的义务，政策制定者完全可以控制事情的进程。可是这第一个步骤，总是一无例外地预示着还要采取一连串的其他步骤。对一个严重的问题进行探索，只会把问题的种种困难暴露出来，于是就形成了要克服这些困难的压力。不久，他们就要求总统采取行动来消除他自己的政策所造成的困境。这当然正中鼓吹积极政策的人的下怀。他们正求之不得地想要提出打破僵局的计划。国务院有很多中东问题专家，不满约翰逊总统对中东冲突的超然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他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有些美国外交人员有一种心理，总不把没有美国参加在里面的危机看成是名副其实的危机。这种心理把这些专家的热心进一步挑逗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决不能让人（但从来没有说清楚究竟是谁）认为我们对已经隐然出现的大争斗无动于衷。

仓促地投身到一场谈判中去，对于这场谈判的目的，我们还没有弄明确，对于谈判的结果，人们却要我们负责。我对参加这样的谈判是十分怀疑的。我对提出这种谈判建议的理由也提出过疑问。在我看来，我们不大可能在有关各方之间找到共同的基础。对于向我们提供的谈判场所，我也不甚欣赏。苏联和法国对阿拉伯的观点有固定的倾向性（加上这一倾向性对英国方面所形成的压力），因此法国建议的四国协商，就可能形成一种对付美国的联合阵势。而举行两国的会谈——美国和苏联——如果取得进展，将给苏联带来的是它迫使美国接受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的声誉；如果谈判失败，它把责任推在我们身上。

比选择谈判的场合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根本前提：美国势必要代表以色列表示同意——国务院的一个代表在二月一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白地这样说。这就是说，要我们来代表那些同我们断绝了关系（只有约旦除外）、总的来说又是执行敌视我国的政策和依附于莫斯科的国家对我们的一个盟友施加压力。因此，我怀疑由美国出面谋求一个总的解决是否可取，除非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阿拉伯人准备作出什么让步，而且从这个解决中得到好处的将是美国的朋友，而不是依附苏联的人。同时，我很赞成举行以色列-约旦谈判，因为其中正好有一个朋友；我不赞成以色列-埃及谈判，因为这样的谈判，要求我们为一个受苏联庇护的人摆脱困境。简单说来，我认为，进行有成效的中东外交活动的前提，是缩小苏联的影响，只有这样，取得的进展才不会把功劳归之于它的压力，而温和国家的政府可以得到一些回旋的余地。

次日，我向总统表示了我的关切。他邀我去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看望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他当时患的病已到晚期，七个星期后就去世了。他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显得比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更加消瘦。这次见面时，他费了许多时间叮嘱尼克松不要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走漏出去。尼克松把我们关于中东问题的讨论情况告诉了他。艾森豪威尔主张美国不要更多地卷到谈判中去。也许这是反映了他在一九五六年苏伊士危机中的痛苦经验，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有关方面自己去解决。我们如果积极参与，到后来就不得不成为一个仲裁者，不管最后出现一个什么处置办法，只好由我们自己来向有关各方提供保证。这会使我们永无止境地纠缠在中东的困难局面中。

第二天，我到办公室不久，艾森豪威尔就打电话来了，他很生气。他刚从《纽约时报》上看到消息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会上决定美国要在中东问题上实行比较积极的政策。他说话的气势不像我印象中身体那样虚弱的人，激烈的用语也同他那开朗的笑容不相称。他训斥我没有限制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人数，这样办事对不起总统。他说，我的责任是防止官场上的人这样走漏消息来扰乱总统。这件事更加说明了他头天晚上的叮嘱：我们不应当过问中东的事。

同一天，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进一步考虑。我估计他快要就某种形式的积极外交作出决定了，这既是对国务院的催促的答复，也是因为在他竞选时作过美国要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保证。我尽力说明了这样的做法可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并且提出了我对成功的可能性的怀疑。我说，有关方面在日益加剧的暴力行动中，靠他们自己确实是无法求得一个解决办法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得好一些。我怀疑纳赛尔能否接受以色列愿意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和平条件。全力以赴地谋求一个总的解决的努力，多半是会失败的。因此，我们将是浪费政治资本，使引起冲突的压力更加大，并且使我们在一旦冲突爆发时要控制局势也就无能为力。在我看来，集中力量求得部分的解决，例如与约旦，这对我们就算不错了[4]。约旦同美国有着悠久的友谊，两国间关系很好。我敦促总统，如果他着手去做，就不是要国务院只是拿出程序建议来，而是要拿出国务院赞成的实际和平条件的方案来。说来说去，明确这些和平条件才是这场演习的目的所在。

二月三日下午，尼克松和我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他感到自己“被困住了”。他不能够直截了当地拒绝法国的建议，因为这样一来，他同戴高乐改善关系的努力就完了。他也把中东问题看作是能够促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合作的杠杆。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且还非常坚持，因此，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否定国务院。可惜，这些目标不是并行不悖的。我对他说，照我的想法，与其通过谈判来解除中东的困境，使苏联人得到一个大好机会来表现他们对阿拉伯朋友是多么有用处，倒不如在中东（这里受苏联庇护的人是较弱的一方）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这样就更有可能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合作的态度。我们也不必迁就这些官场人物，在他们首次走出这样一着棋的时候就照着他们的意思办。那样一来，他们肯定会要求给予更具体的指示，以致把我们引上滑坡。我们如不小心，他们就要我们提出计划来打开每一个僵局——要我们迫使不听约束的有关方面接受我们的计划。

但是，外交政策上的决定很少是从抽象的分析中得出的。由于我说过的那些原因，尼克松不愿否决国务院，不想使戴高乐不高兴，也不想断然拒斥苏联。我意识到他的这种心情，因此提出了一种不至于使我们自己无法回旋的办法。我们不再在举行四国会议还是举行两国会谈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是两项建议都接受，这样就能够保持某种行动自由。我们可以先摸一下同苏联举行的探索性会谈进行得如何，然后再决定是否使四国会议取得进展。照这个做法，我们就能够设法把中东问题的谈判同我们所关心的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包括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忙的问题也连在一起。在四国会议中，我们的欧洲盟友如果知道我们还有两国会谈这条路可走，就不至于那样贸然站在苏联一边来对付我们了。为了使这样的进程不至于变得无法控制，我们可以坚持先把探索性会谈的结果提交总统审查，然后才进行正式谈判。

总统同意了我的这个办法。二月三日，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罗杰斯和西斯科。二月五日，国务院按照指示宣布，美国“赞同地”看待法国的建议，我们将开始同苏联、英国和法国进行双边的磋商，以增进“了解的程度”，从而使四国会议早日举行，而且要成为“有成果和建设性”的会议。

我这个点子没有行通，因为它聪明过头了。我可以发动订计划的工作，并且设法转移官场人物的精力，但是我没有法子控制会谈的进度。国务院把白宫的这个策略把戏当作是投合国内政治的需要，于是赶紧尽快地把“探索性”会谈完成。没有过两个星期，我发现国务院已经在计划下一步行动了：制定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实质性的全面的原则，这正是我几个月来希望一步步制定出来的东西。

外交活动的进度加快了，国内的激动反应也加速了。国务院宣布我们对四国会议的“赞同”态度后，不出一个星期，以色列的支持者反应强烈，其气势之猛我在后来几年中也渐渐司空见惯了。这些人反映了以色列本身唯恐外界来代替他们同阿拉伯人直接谈判的心情。一个由六位众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二月十三日先来会见我，然后再会见总统，为首的是纽约州的伊曼纽尔·塞勒，他们代表着众议院两党的领导。他们认为，四国会议的开始，是美国行将强制解决中东问题的迹象。他们很不信任四国会议的方式，担心会使我们接近法国和苏联的观点。

国会对四国会议这个方式尚且不安，一旦讨论实质问题，反对的激烈程度更可想而知。两方面立场的距离之大，再一次从埃及总统纳赛尔和以色列总理列维·埃什科尔接见一家美国新闻杂志的谈话中表现出来。[5]埃及总统要求把以色列完全撤出占领区作为阿拉伯履行二四二号决议其他条款的先决条件。以色列总理则明确地说，以色列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战争以前的界线上去，他对于实现“和平”需要做些什么，有非常具体的意见。埃什科尔于二月底去世，这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使以色列面临着选举年的复杂的政治前景，这种情况，一直要继续到被提名为埃什科尔的继任人——果尔达·梅厄在十月选举中得到新的委任时为止。

这就加强了我的看法：举行积极谈判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造成的战略上的分歧一直没有真正解决。那些官场人物想尽早举行实质性会谈，因为他们害怕局势的恶化会增强苏联的影响。我认为，拖延时间整个来说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甚至对激进的阿拉伯人表明，要取得任何进展，就少不了我们，苏联的压力是勒索不了我们的。国务院想至少接受苏联的某些主张以求得妥协，企图借此来推动谈判的进程。我想的却是要使激进派受点挫折，让他们看到，在中东，同美国友好是在外交上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这些激进派不管怎么样都是敌视我们的。二月中旬，我对西斯科说，在纽约联合国举行的四国会议中，我们并不想取得迅速的成功。我说这番话完全同国务院的想法相反。

与此同时，苏联人很快就上钩了。二月十四日，我同多勃雷宁头一次会面时，他对我说，苏联领导准备就中东问题同我们举行双边会谈，地点最好是在联合国之外。他在二月十七日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也说了这样的话。尼克松避开了在白宫一级就中东问题举行秘密双边会谈的建议。他坚持只有苏联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合作的态度，这条渠道才能开放。

总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底到三月初访问欧洲时同这些国家举行的会谈，加强了要美国积极参与中东问题的会谈的压力。英国和法国当然想使主要的会谈在四国范围内举行，虽然他们并没有断然反对同时也举行美苏两国间的讨论，但是他们对这个做法是很不热心的。戴高乐以高傲的超然态度说，美苏两国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只要不给人以两国在把持一切的印象。除了这些程序上的考虑——戴高乐对由四国保证以色列全部撤出占领区这一点表示一般的支持——之外，欧洲的领导人，谁也没有对如何推动有关各方达成全面的协议提出具体的意见。他们慷慨地把这种具体的事交给我们去做。

到三月初，国外的压力和官僚机构的压力加在一起，造成了促使美国起积极作用的难以抗拒的势头。甚至在总统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约·西斯科就已经同多勃雷宁讨论举行两国会谈的可取之处。当四国会议正由我们驻联合国大使查尔斯·约斯特主持的时候，两国会谈由西斯科来主持，这对西斯科的热情是影响不小的。

多勃雷宁多少有点迷惑不解。他在三月三日同我共同进餐时，要我澄清两国会谈（这是他急于想开始的）与四国会议的关系。他想要逗弄我，于是就露出口风说，苏联愿意讨论一揽子交易，也就是说，一个要求同时执行全部条款的方案，而按阿拉伯-苏联过去的要求，这个进程应当是以以色列撤出占领区作为开端的。他希望知道他的这个计划应在哪一种会谈中拿出来。他示意，他倾向于通过白宫的渠道，讨论某些比较微妙的问题，譬如边界问题。我根据我们利用中东问题作为处理越南问题的杠杆的策略——我知道尼克松不愿看见我参加进去——我回避了他这个建议，我鼓励多勃雷宁继续去同西斯科谈。

第二天，三月四日，以色列大使来打听我们的目的了。伊扎克·拉宾是以色列独立战争的英雄，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他是“六日战争”胜利的缔造者。除了他的聪敏和韧性，他不是当大使的料。他沉默寡言、腼腆、沉思，几乎是厌恶闲聊，他很少具备从事外交活动所需要的特质。好啰嗦的人使他厌烦，平庸琐碎的言谈可以使他感到受了冒犯。可是不巧，在华盛顿这类事情可不少。他讨厌模棱两可的话，而这正是外交活动的诀窍。他这个人从不去讨人欢喜，但是我却变得极其喜欢他。他为人正直，他分析问题抓住要害的才能令人肃然起敬。我尊重他的判断，甚至在与中东无关的问题上也常常如此，即使在以色列的立场并不总是与我们的相同的时候，我也信任他的动机。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各人的职务有时使得我们不得不变更我们的立场，并发生口角，可是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在第一次交谈中，我不能回答他对我国政策的询问，因为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我有理由断定，总统将同时进行四国会议和两国会谈。我个人的忠告是：以色列应当制定一个具体的纲要，明确说明它能够经得住的“和平”的定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准则来判断是否取得了进展。

果然，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是谈判的那股势头，而不是经过深思的策略，在催逼着我们作出决定。三月初，我认为以推迟一些日子为好的事情，西斯科却报告说，已经办好了。给他的第一个指示，这时他已经完成，并要求给他进一步的指示——国务院为此已忙了两个星期，唯恐总统把时间耽搁了。换句话说，在“深思熟虑的”、“探索性的”进程开始后不到一个月，西斯科和他的同僚，就要向尼克松建议由我们来提出实质性的全面的原则方针。

国务院这时提出的理由与他们为说服总统同意进行探索而提出的理由恰恰相反。在一个月前，我们曾经说过，举行四国会议的决定，不会使我们对实质性问题承担任何义务，可是，现在他们却说，除非提出某种具体方案，例如一套原则方针，否则非正式的探索是进行不下去了。他们说，除非提出我们的主张，否则我们就会被其他三国提出的不甚协调的立场难住，因此，我们必须赶快提出。国务院催促说，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预定在三月中旬来访问，应当以这个日期为总统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埃班还将被告知，我们打算在四国会议和与苏联的会谈中把这个文件拿出来。我为了拖延事情的进程而设计好的做法，这时还不到四个星期就已完成。

我的看法并没有因过去一个月的形势发展而改变。三月五日，我给总统写了一个书面材料，把我的考虑归结如下：

大家都在说，在任何谈判中，我们大概都会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人以为——他们想错了，却无法更改——我们要以色列怎样，他们就会怎样。法国和英国以为，我们能够做的绝不仅仅是我们已经做的那一些。也许只有苏联——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对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影响有限——现实地了解我们对耶路撒冷的影响有限，但是他们觉得，利用我们对以色列的支持进行宣传，好处太大了，但又不能公开这样承认。

但是大家也都在说，今年不像是能够解决问题，因为以色列在埃什科尔死后的选举年中的政治情况，使以色列妥协的可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为了尝试着去做那些不大可能做到的事情，人们通常举出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尝试本身就会成为中东的一个稳定因素；（二）在年内使问题得到解决是使好斗的巴勒斯坦人无法有所作为的唯一办法。但是，问题在于：（一）尝试得太积极，结果可能比现在不全力以赴更糟；（二）问题得到解决后，实际上可能会加强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削弱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的阿拉伯政府。

我们的困难在于：如果我们压制以色列，就会鼓励阿拉伯的激进派和那些投靠苏联的人，他们会以为采取顽固态度是做对了，投靠苏联有好处；因此，这种压力会逼迫以色列采取极端行动，至少是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逼迫以色列，造成僵局的责任又会落在我们身上。一旦以色列同意接受妥协条件，巴勒斯坦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支持下，大概会出来阻挠；而同意那个解决方案的温和派阿拉伯政府，就会遭到激进派的攻击。侯赛因会站不住脚，甚至连纳赛尔也会站不住脚。这样一来，不仅使谈判遭到失败，而且会使局面更加混乱，甚至又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换句话说，我认为，苏联能够施加影响，但态度寸步不让；纳赛尔好斗，敢死队有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东问题不具备由美国来采取全面的主动行动的条件。

国务院提出了一份“总的原则”的文件，恰恰是要朝另一个方向走。文件说，谈判的目的是要缔结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契约性协议，虽然不等于和平条约。面对面的谈判在早期阶段“不是非要不可”，但是“在某个时刻”可能势在必行。这些原则允许对以前的边界作很小的变动，但是这种变动“不应反映征服的压力”。（关于“征服的压力”的说法，是国务院用来表示坚持要以色列几乎完全撤出占领区的委婉语；约翰逊总统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的演说中曾经用过它。）在这些原则的背后，明显的想法是：虽然有联合国的贡纳尔·雅林来带头，有四国会议和两国会谈来给他“撑腰”，但是归根到底，只有在美国对以色列起充分的杠杆作用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才能起作用。国务院提出一般原则的文件的早期文本，坚持要以色列撤退到战前与埃及和约旦接壤的边界线，只是与约旦的边界线作很小的调整。这一条规定，在我有一次与西斯科会谈时，总算把国务院的原则改得缓和了一些，要不然以色列肯定还是会大发雷霆的。

三月十日，尼克松批准了国务院的一项建议：在埃班访美期间，把一般原则这个文件提交给他；然后由西斯科和多勃雷宁逐项讨论；最后再提交四国会议作为协商的基础。尼克松对我说，他也和我一样，对于这种做法将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感到怀疑，但是他说，这可以使我们在白宫处理越南、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欧洲和中国问题时，给国务院有事可做。（也有可能，他对罗杰斯作的解释与此正好相反。）罗杰斯三月二十七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很得意地披露了这个新的方针，他对参议员们说：“以任何有益和有效的方式发挥美国所具有的影响，是美国直接关心的事……”罗杰斯主张建立“安全的公认边界”和“有契约性约束力的”和平状态。当他说到这里时，添上了一个关键性的方案：“在我们看来，对从前的边界线的调整，应限于共同安全所需要的范围以内，而不应反映征服的压力。”

西斯科与多勃雷宁从三月十八日到四月二十二日共会谈了九次。会谈的情况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他们会谈的唯一议题，就是美国的“总的原则”文件，多勃雷宁在会谈中要求西斯科要更明确一些。在这里所谓要更明确一些，就等于说，在最后边界这类问题上，立场还要坚定一些，这就明显地表现出我们已更加接近了苏联-埃及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出占领区的立场，这样势必激起以色列的剧烈反对。我们在三月二十四日把一般原则提交给四国会议，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美国的立场再次成为辩论的焦点，我们的盟友竭力想推动我们去作出更大的努力。所谓“更大的努力”在做起来的时候，同“更明确一些”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在会谈中步步紧逼我们，没完没了地要求我们为了拯救谈判而修改我们的立场，而我们着手进行这个谈判本来据说是为了要减轻对我们的压力的。

到三月底，我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关于两国会谈的临时报告：

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避免了因缺乏准备而可能产生的最糟糕的危险，但是整个谈判的担子仍然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提出各项实质性的建议和说服以色列……给公正解决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是使双方都不高兴的事情。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必须得到苏联的帮助，使苏联分担推行一个令人不快的解决办法的责任。

我们已把我们同以色列的立场区别开来了；可是苏联却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丝毫没有把自己的立场同阿拉伯的立场区别开来。我再一次说明，在我们采取新的立场以前，我们必须制定出一致同意的美国立场：在最后解决的条件上；在取得这种解决的策略问题上；在如何安排两国会谈和四国会议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在如何使这两个会谈与雅林协调一致的问题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一致同意的美国立场，那么整个工作势必以紊乱而告终。

所有这一切程序上的活动，都不能使我们免除听取各有关方面的意见的必要性——这样一个进程，必然会使我们又一次更深入地面对现实。

中东来客

我们听取意见的第一个人是善于雄辩的阿巴·埃班，他在三月中旬来到华盛顿同白宫和国务院进行会谈。埃班任教育部长时，我在以色列的一个社交场合曾会见过他。这一次是我任职以来第一次同他接触。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他那样精通英语的人，句子汩汩而来，结构流畅而又复杂，既是对听者智力的考验，又使听者为他的才华惊倒。他说话像散文一样平稳流畅，没有高峰起伏，像山间一股潺潺清泉。打断他的话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人们知道，只有在看来相对粗俗的习语中，人们才不得不从中打断。没有一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说起话来能使我这样痛感到英语对于我来说毕竟是后来学得的语言。

埃班的雄辩——对于不得不同他谈判的人来说可真是不幸——是同他头等的智力和对外交职业的精通结合在一起的。他胸有成竹，他明白自己的目的，他的格言是，凡是同以色列的观点不是百分之百地相符的东西都是不客观的。他百分之百地照这个格言办事。即使最合意的立场——譬如说百分之九十合意——也被他叹之为“侵害”、“削弱”或“不坚定”。埃班在耶路撒冷的那些较为实事求是的同事，究竟是不是像我那样欣赏他的雄辩，我也不一定说得上。他的总理看来有时把他撇在一边，使用比较非正规的渠道。但是从道义上来说，我并不是很有理由来反对绕开外交部部长的做法。

埃班极力反对举行任何四国会议或两国会谈，理由是这两种场合都会对以色列不利。埃班所强调的一个要求，是他明知阿拉伯方面最不可能同意的，即坚持直接谈判，阿拉伯在联合的和平条约上签字。他说，由于阿拉伯人一向特别尊重书面的诺言，所以一定要有经过他们签字的和平条约。我说，我承认我对阿拉伯的历史读得不多，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对自己已经签了字的条约的尊重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但是埃班对我这个说法却不以为然。

埃班十分机灵，他不肯浪费时间同我辩论历史。他在三月十三日同国务卿罗杰斯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会晤，会上国务卿给他看了总的原则的文件，但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要求不要把这个文件提出来。埃班强烈反对我们在边界问题上的提法。以为以色列所坚持的立场只能由各有关方面来进行谈判，下这样一个判断看来为时过早。埃班唯恐我们对一般原则文件的其他部分变得太自信，因此他也拒绝由大国来提供保证的想法。他说，把中东的任何事件都扩大为“全球性的”问题，这样会使这个地区成为另一个柏林。埃及并不想要以色列所需要的那种和平。他确信苏联人来到埃及已使纳赛尔更加不可能采取有伸缩性的态度。但约旦，相对地说来，不是那样无节制，而且不为苏联所左右，所以同约旦谈判则比较有希望。

说到底，埃班并不认为保持现状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地方。以色列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愿意美国起积极的作用，而主张让雅林去干好了。以色列说起来是愿意谈判的，但是对于全面解决的前景是深深地感到悲观的。这就是说，照我们确定的方针办理，我们就一定会同以色列发生重大的冲突。

接着而来的便是阿拉伯客人，他们并不更好说话。

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纳赛尔派了他的外交顾问马哈茂德·法齐作为埃及的代表参加葬礼。法齐前来追悼一个与埃及并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领袖，这是一种特别尊敬和礼貌的表示。法齐是一个有教养的绅士，又是一个专业人员，他有受过教育的埃及人那种迎合人的风度，他有见多了人类弱点的人的那种消沉的神情。由于我认为埃及是依附苏联的国家，因此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同他建立比较密切的个人接触。从我后来的经验看来，我对这个做法感到很后悔。

法齐是在埃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江河日下将近十五年之久以后来到美国的。在这转换期间，纳赛尔给当选的总统写了一封便信，信中列举了他对美国的不满，但暗示他将在适当的情况下恢复关系。斯克兰顿州长在十二月初访问开罗时，纳赛尔也是唱这个调子。埃及想要恢复关系，但是希望美国的中东政策转好一些，这样就可以有个理由。在整个一九六九年初期，纳赛尔反复地要求美国做出一个姿态来打破坚冰。他的主意之一便是不把F-4鬼怪式喷气飞机卖给以色列。这是以色列不会高兴的。虽然，在我看来，纳赛尔未免过分地以为同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是给了我们恩典。但是我在三月间给尼克松的报告中说，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纳赛尔提议我们采取的步骤（我们所以采取这些步骤，原因是不同的）。我们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我们提出了一般原则；罗杰斯向参院外交委员会说明了我们在边界问题上将要采取的立场。华盛顿与开罗可能和解的基础看来是打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同法齐举行了两次会晤，为他在四月十一日会见尼克松做好准备。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埃及没有授权给法齐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他要把我们的反应报告给开罗，只有取得了某些具体的进展，关系才能恢复。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他说，埃及所以切望取得进展，部分原因是苏联极力催促它和解。苏联似乎懂得，除此以外，他们是无法帮助他们的阿拉伯朋友的。如果事情陷于僵持状态，那么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一定会变得更糟。

当然，法齐所说的最后这一点，在我看来正好为美国提供了战略上的可乘之机。如果中东问题的解决长期拖延下去，苏联在埃及的地位势必要恶化，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接受苏联或埃及第一次提出的建议，特别是苏联在埃及保持着巨大的力量，而且在埃及的外交唯莫斯科的马首是瞻的情况下，法齐所提出的条件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乐观。埃及拒绝同以色列签订一项共同的文件；埃及只对安理会（苏联在那里有否决权）负有义务；埃及不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接到通知后六个月就可以撤走。持这样一种态度是绝不能使以色列像埃及所要求的那样完全撤出占领区的。

法齐四月十一日温文尔雅地要尼克松相信，埃及迫切希望减少军事开支，把自己的资源用于国内建设。他没有要求美国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做违反它自己利益的事情。他要求的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埃及。至于恢复外交关系，他说时机还不成熟。

我至今也还搞不明白，纳赛尔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有好几个月发来紧急信号，示意要恢复两国关系，他还把以和事佬知名的法齐派来华盛顿。法齐表现得很能干，但是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所得到的指示使他没有松动的余地，这显然使他感到沮丧。我一直弄不清楚，纳赛尔怎么能以为尼克松可以不顾及国内的反对、以色列的拒绝和苏联的超然态度，来支持他这样一个国家的最大限度的目标，而这个国家拒绝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不友好的。纳赛尔实际上是竭力想用讹诈来同我们打交道，可是又没有本钱来威胁我们。到这一年将近年终时，我们政府依照纳赛尔先前宣称可以接受的方针提出了关于埃及和约旦边界的具体计划，但纳赛尔既不接受我们的计划，也不恢复关系。他以自己的激进做法而自鸣得意。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实现他的泛阿拉伯野心所必需，因此他认为，他不得不在中东和第三世界长期同我们分庭抗礼，即使危及我们向他靠拢的意愿也在所不惜。

我确信，要是纳赛尔的态度比较灵活一些，美国在尼克松当政的早期会更加有力地推动和平的进程。妨碍美国起更积极作用的主要障碍是纳赛尔的反美外交政策和苏联在开罗的支配作用。法齐没有权力来使我们相信这不是埃及政策的既定方针。相反，法齐按照纳赛尔给他的指示，以他的全部魅力不动声色地坚持要得到埃及所想得到的一切，而自己却不付出任何代价：要美国支持他们反对以色列，让苏联支持他们反对美国，接受激进运动在整个第三世界起领导作用。外交政策是不能这样办事的。纳赛尔通过他的言谈表达了他的雄心，可是他又直觉地意识到埃及实现这种雄心的能力有限，他不能在这两者之间作一抉择。他直到死去也没有作这样一个抉择，只有他的伟大的继任人安瓦尔·萨达特才能收拾这一残局。

法齐使命的失败，影响了另一位阿拉伯来客——能干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他从来不曾拿他同美国的友谊来做交易。侯赛因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吸引力的政治领袖人物之一。这位小个子国王——我国官员这样亲热地称呼他——坚定不移地维护阿拉伯事业，即使在他的阿拉伯兄弟并没有回报他的忠诚时也是如此。当我对他有了相当的了解后，我可以从他更加显出他那传奇式的礼貌和客气中衡量出他对不讲情理或官场俗套是多么厌恶——碰到这种情况，他会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并不断使用“阁下”这种尊称。甚至当我只不过是一名总统助理时，他这样一位世袭君主也会对我以“阁下”相称。

他待人客气，对妇女十分殷勤。有一次，他驾驶直升机让我妻子南希和我作了一次只有树梢那样高的飞行，这真叫人提心吊胆。南希想请他飞高一点，天真地说，她可不知道直升机竟能飞得这样低。国王对她说，还可以飞得更低，于是他就把飞机飞得简直就像贴在甲板上一样。要是他利用这样的机会的话，他只要同意把飞机飞高一些，就能使我同意他的任何政治要求。

侯赛因既不失他的尊严又有勇气把他作为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美国的朋友的身份协调起来。他是处在阿拉伯激进主义漩涡中的一位亲西方的君主，可是他既保持了他的独立，又保持了中东地区那些对王朝原则并不欣赏的统治者对他的尊敬。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赖美国的援助，但是他却顶住了我们不灵活的、有时是使人伤面子的程序，从来没有失去他的镇定或耐心，但是他也从不卑躬屈膝求人恩赐。他是愿意讨论同以色列讲和的第一个阿拉伯领袖，并同耶路撒冷保持着接触，尽管这种接触并没有结果。可惜，侯赛因讨价还价地位的力量同他温和节制的态度不相称，他所能做的选择和他的善意也不相称。因此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他既不能采取独立的行动，也不能进行讹诈，而这些恰恰是中东政治的实质。一九六九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敢死队在他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但是这也没有使他离开温和的方针；过了几个月后（我们将在第十五章中看到），他勇敢而毅然决然地处置了他们对他的权威的挑战。

侯赛因在四月八日同尼克松会晤时也代表了纳赛尔讲话，他强调他们这两个领导人都承认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愿意同以色列签订任何文件，但和平条约则除外。侯赛因承认需要对边界作某些细小的调整。如果以色列把加沙交给约旦管辖，西岸的调整可以是相当不小的。（今天回头来看，可惜当时没有进一步探索是否有可能达成约旦与以色列的单独安排，其中包括将加沙与西岸的领土作交换。）侯赛因说，纳赛尔和他都愿意考虑设立非军事区以及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的自由通航问题。阿拉伯极端派的压力是“切望”同美国恢复关系，但是，前面已经说过，这些话所起的和解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法齐同我的会谈以及他在三天后同尼克松的令人失望的会晤所破坏。

外交活动：不断更新的建议

中东各有关方面的僵持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四国会议和两国会谈中来。照我们的谈判对手来看，一个似乎很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我们抛进一场强制实现和平的争吵中去。四月十四日，多勃雷宁对我说，两国会谈需要有比较具体一些的建议，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苏联人和阿拉伯人想的是要我们把“细微的调整”和“征服的压力”这些含糊不清的提法说得具体些，这就是说，要毫不含糊地坚持以色列撤出占领区必须是完全的。多勃雷宁向我保证，苏联是真心切望帮助促成问题的解决，他建议我们来尝试提出一项美苏联合建议，如果美国在这些原则上都表明比较具体的立场，苏联就可以劝阿拉伯人接受。由于多勃雷宁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接受阿拉伯人的计划，因此他打算“劝说接受”的究竟是什么就弄不清楚了。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想在阿拉伯世界捞取名声，把实际上是我们强加于以色列的和平归功于苏联。在四国会议中，我们也受到同样的压力。亲自前来参加艾森豪威尔总统追悼会的戴高乐三月三十一日对尼克松说，四国应当设法在解决问题的条件上取得共同的协议。然而我从我们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中了解到，对于这些条件应当是什么，会议参加者各有各的打算，而这些打算都是以色列所不能接受的。在每个会谈的场合，都要求我们强行实现这样一种和平，这种和平我们根本不需要通过任何会谈。这恰恰就是我早已料到了的结局。

在国内，国会两院的多数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举行直接谈判，缔结契约性的和平，不要过早地逼迫以色列撤出占领区。像在越南问题上一样，我们应当结束同我们自己的谈判。

不出所料，一九六九年三月和四月的谈判越是没有结果，地面上的对抗就越紧张起来，暴力行动在升级。吴丹四月二十二日发出警告说，沿苏伊士运河存在着“实际上的真正的战争状态”；开罗发言人宣布，一九六七年那个战线上的停火业已无效。以色列对从约旦出击的敢死队进行报复，冲突事件逐渐增多；黎巴嫩宣布紧急状态，企图停止敢死队从黎巴嫩国土上袭击以色列，但是没有用处。当时被称为“消耗战”的战争真的是在进行了。

换句话说，美国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之后两个月，我们或多或少又回到了起点上。我们又一次证明了我们早已估计到的事情：安全和公认的边界的含义、撤退的时间和程度、承认的性质以及谈判的进程。在这些问题上，有关各方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

再进行一次政策研究显然是必要的。

二月份为查明举行谈判是否可行而开始的探索，到五月份却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似乎美国有义务提出越来越具体的新建议来挽救谈判。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双方提出的建议都是对方完全不能接受的。想要通过巧妙的程序来使有关方面放弃它们在二十个年头中用三次战争来坚持和维护的立场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的巨大鸿沟只有用十分含糊的、同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一样难以捉摸的措辞才能加以弥合。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至关紧要的问题就不是要提出什么样的一般建议，而是我们是否准备坚持——必要时通过施加压力——我们的建议得到实施。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在拟定建议时，就得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前，谈判就必然会这样或那样地陷入僵局。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含糊立场，四国会议和两国会谈就无法进行，这样罪责便落在美国身上。如果我们说得具体些，我们就会同以色列发生争吵，而且也得不到阿拉伯人的友谊，相反，得到好处的主要是苏联和受苏联庇护的人。如果我们出于国内政策或外交政策的考虑，不愿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谈判就会重新陷于停顿。我认为，在有关各方面的立场还大相径庭时，在苏联支持阿拉伯的立场而我们还未能取得调解人地位时，就企图获得全面解决，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罗杰斯说，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会改善我们的处境，即使计划遭到拒绝。照他说，不试探一下埃及人、苏联人和以色列人的观点，就无法知道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埃及和以色列和平解决草案，并提请总统批准。这项和平解决草案的基础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边界线。至于约旦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草案，打算不久就紧接着提出。

我向总统表示了我的强烈保留态度。我预料这样的做法会使我们同两个方面都搞崩。以色列肯定不会接受那个边界线；而阿拉伯人，从纳赛尔目前那种心理状态来看，他并不打算对和平作出必要的承诺，因此这不会改善我们同阿拉伯人的关系，相反却会加强苏联人的地位。首先苏联人和受他们庇护的人，可以由于迫使我们走了这么远而获得声誉。其次他们还可以指责我们走得不够远，说我们没有按照我们曾经答应的条件解决以色列问题。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辩论了这些问题。总统一方面受到我上呈的备忘录的警告，另一方面又受到官僚机构的压力，因此他避免作出决定。他的做法是后来要我同西斯科一起修改国务院的建议，以消除我预料会发生的危险。这个文件经修改后，在五月五日得到总统的批准。修改的地方大部分是做做样子的。人们知道，总统不打算在中东问题上断然否决他的国务卿，因此我的影响是微弱的。在新的文本中，第一，美国不会提出一个一下子解决埃及-以色列冲突的全面计划；而是在西斯科和多勃雷宁的连续会谈中，把文本中的条款零零碎碎地提出来。第二，美国起初在推动以色列完全撤出西奈问题上没有表过态；在边界问题上的提法依旧含糊不清，“并不一定排除”撤到战争前的界线。这些修改只能够推迟——不能够制止——国务院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最后的立场一经总统批准，那就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提出来。

由于约·西斯科不喜欢消闲自在的谈判，因此情况就更加是这样的了。经过修改的战略一旦得到总统批准，他就开始了同多勃雷宁的第二轮会谈。他没有浪费时间，他从五月六日开始，到六月九日就结束了。西斯科轻快地把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放了出去。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清楚，苏联不准备接受美国的立场，他们总是要得寸进尺。譬如说，我们坚持到某个阶段举行阿拉伯-以色列直接谈判，而多勃雷宁却把这一点放在次要的地位。在边界问题上，我们认为“埃及和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之间的前国际边界不一定排除在外”，苏联则要求不加变动地全部撤退到战争前的界线。我们主张在整个西奈实行非军事化，苏联却不是这样主张。我们坚持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等国际水道自由通航，而苏联则以一八八八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约》——这项公约应用于目前的情况下含义是暧昧不明的——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在难民问题上意见也有分歧。六月十一日，多勃雷宁向我抱怨会谈又陷入了新的僵局。他惋惜西斯科不够明确，特别在边界问题上的提法是——按照多勃雷宁用的字眼——“抽象的”（这至少向我表明约·西斯科并没有越出给他的指示）。

在这整个期间，尽管多勃雷宁站在阿拉伯一边攻击我们的方案，但以色列以它无可比拟的方式明白表示了它对美国新的主动行动的不快在不断增长。五月十三日，拉宾大使询问我们新的美苏对话的目的何在，他表示特别担心我们可能在边界问题上让步。他还批评了其他的条款。以色列仍然主张同阿拉伯人举行直接谈判。果尔达·梅厄总理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了一封感情激动的信，再次表示她担心美国在主要问题上事先确定结局会危害谈判。为了不让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拉宾建议邀请梅厄夫人早日来华盛顿，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作好马上面谈的准备。后来，我从总统那里得到请梅厄夫人秋天来访问的邀请。

在外交争论过程中，不时地发生新的战事。在五、六、七这三个月中，中东天天发生爆发事件：敢死队从约旦出袭；在埃及和叙利亚前线发生空战。梅厄夫人担保以色列的报复会是迅速而严厉的，“七倍”地报偿阿拉伯对以色列的袭击。五月间，纳赛尔对《时代》杂志发表谈话说，问题的解决是可能的，如果以色列同意完全撤出占领区以及让巴勒斯坦人可以选择回来的话——这两项条件都是以色列已经拒绝了的。他在这次谈话中还说，他接受了以色列的“现实”，但是他又命令开罗报刊从关于这次谈话的报道中删去这一句话，这就表明了他的矛盾心理。后来，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一次重要演讲中，纳赛尔似乎又反过来了；他这次宣称，埃及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正进入“解放阶段”，并谴责美国和英国支持以色列。与此同时，在六月十三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结束了对开罗的访问，公报保证苏联充分支持埃及“消除侵略后果”的斗争。

六月十七日，苏联终于给了我们一份反建议。苏联的答复有一些积极因素：它谈到了要为缔结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而努力，也谈到了承认以色列。但是，在我们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上，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伸缩性：没有提直接谈判；最后边界必须严格按照一九六七年线；自由通航问题说得很含糊；在最后和平的定义中没有提到任何控制游击队的义务；拒绝写进这样一条建议：以色列应对返回到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拥有某种控制权。

可是罗杰斯却认定，苏联的答复表现了足够的“前进”，值得美国再提出一项建议。由于多勃雷宁已回国磋商，罗杰斯在六月三十日建议派西斯科去莫斯科提出某些新的主张。具体来说，罗杰斯想要授权西斯科去莫斯科见机行事，如果苏联在和平、安全和直接谈判这些问题上愿意帮忙的话，就拿出退让方案，打出我们的“王牌”——明确地接受战前的边界。

我觉得，这种想法，说得客气一些，也是不成熟的。在我看来，苏联的答复并没有表明他们作了有意义的让步。从根本上说，苏联竭力想用狡猾的含糊其辞的手法，而实质上是毫不退让的方案来骗取我们接受其全部阿拉伯计划。苏联的答复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愿意配合我们对以色列的催逼，也对阿拉伯人施加同样的压力。这个答复的一个根本的目的看来是要向依附苏联的阿拉伯人显示：少了苏联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如果我们同意这样做，就一定会同以色列搞崩。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力量来阻止罗杰斯的主动行动。我向总统建议，只要我们在边界问题上不作出新的让步，他可以同意西斯科去莫斯科。我劝总统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不想授权给他以任何方式使我们按照退让方案承担义务。这样会使我们在以色列前面走得太远，并且毫无报偿地放弃我们的立场。我认为，应当由俄罗斯人——而不是由我们——来安下钓饵。”我主张采取的策略是：坚持要苏联向它的阿拉伯朋友付出一笔相当于我们向以色列付出的代价。这种做法既可以保证谈判进行得比较公平一些，也可以使苏联同埃及的关系趋于紧张。尼克松同意了我的意见。西斯科得到批准去莫斯科，但是不提出我们在边界问题上的任何新立场。

西斯科从七月十四日到十七日访问了莫斯科。他进行的会谈就是把以前两个月交换过的意见重复了一遍。等到他回来时，他也对苏联的意图和是否有灵活性产生了怀疑。他向总统报告说：他没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苏联打算在和平和直接谈判这些重大问题上向纳赛尔施压；他们把纳赛尔看作他们在中东问题上的主要工具；他们不想使纳赛尔的政治地位和他们对纳赛尔的影响冒什么风险，因此不愿催促纳赛尔实现和平，除非是按照纳赛尔自己的条件。既然不压纳赛尔，他们的策略看来就是稳坐不动，一点一点地侵蚀我们的立场，一直到我们愿意把他们的条件强加于以色列。西斯科的结论是：我们也应该稳坐不动。我觉得他的这个结论很对。

西斯科这趟莫斯科之行使得采取主动行动的劲头停止了整整两个月。虽然白宫和国务院此刻很罕见地一致同意什么事也不干，但是外交活动仍然可望在秋天恢复。外国显贵们，包括中东争端的各个有关方面，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这将提供一种推动力，并提供了再作一次尝试的机会。

又一个主动行动

从八月份起，各条战线都重新爆发了战斗，其中苏伊士运河沿岸的战斗特别危险，因此更加需要再来尝试一次。一个精神错乱的澳大利亚人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纵火的事件也没有使战事平静下来。果不出所料，阿拉伯人说这是以色列干的。纳赛尔和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号召进行圣战，解放耶路撒冷。恐怖分子绑架了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开往大马士革的班机，以色列乘客被扣在大马士革好几个星期。以色列工党着眼于秋季的大选，它宣告：不论和平条件如何，都要保持一部分被占领的领土。

局势如此暗淡，需要再一次重新考虑政策问题。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国务院力陈采取主动行动的必要性，我则敦促应在事前拟订好具体的策略。葛罗米柯前来出席联合国大会。罗杰斯和我国驻联合国大使查尔斯·约斯特要求尼克松允许我们提出赞同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但以作出令人满意的安全安排为条件。西斯科则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这些压力说明了被我奉为有关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基本格言：一旦有了一个退让方案——不论怎样附有条件——它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出来，首先是通过私下的评论和从报刊透露出来，最后作为一个正式立场提出。一个总统如果批准退让方案而又指望他可以不面对这种方案带来的后果，他是准会失望的。这个方案的存在本身就使人们不会那样顽强地去坚持维护原来得到批准的方案。如果官僚们的特权和个人的私心同这种底牌方案和它的成功希望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坚持原方案的劲头就消失得更快了。

因此，那种老一套的辩论如今又再一次展开了，这一次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九月十一日的会议上展开的。国务院的代表们说，我们如果不提出退让方案，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样的论据发展到一定程度，最后会使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接受苏联的立场）。我怀疑这样一个建议是否明智，因为这项建议肯定会遭到以色列拒绝，而且因为它附有已经遭到拒绝的和平条件，甚至使埃及也不会接受。这样，到下一轮谈判的时候，由于我们已经公开采取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一定会受到压力，要我们更进一步软化我们的立场，然后再拿来强加于以色列。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在二月间开始的战略争论。主张进一步退让的人说，时间对于我们不利；僵持局面拖得越长，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就越糟。我强调说，事情恰恰会同他们所说的相反。继续保持僵局，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这样可以说服埃及面对现实，使它相信受苏联庇护和奉行激进外交政策会妨碍谈判取得进展，只有美国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这样可以把苏联的无能为力暴露出来，到一定的时候，还可迫使阿拉伯人，特别是埃及人，从根本上重新改变他们的外交政策。罗杰斯把两国会谈看成是使苏联来帮助我们摆脱我们在中东困境的手段。我认为，面临困境的是苏联，因为除非得到我们的合作，或者通过一场他们的附庸肯定会吃败仗的战争，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我们镇静自若，他们迟早要付出代价来取得我们的帮助，不是在中东，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付出代价。罗杰斯担心美国可能在四国会议中陷于孤立。我认为，这是四国会议这种方式必然会造成的局面，再聪明的办法也避免不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九月十一日会议之前，总统找约翰·米切尔来商谈，要他就总统面前几种可能的做法以及在国内政治上会起什么影响向总统提供意见。米切尔外表生硬，抽着烟斗，后来命运不佳，但却是一个深思熟虑和机灵的人。尼克松很尊重他的政治判断。他扮演着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和总统利益保护者的角色，有许多次证明他是很有眼力的。米切尔这次要尼克松提防他面前的国内舆论的压力——同以色列不可避免的争吵，没有实现和平的希望。

这就使尼克松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次会议很有准备，他在会上很不客气地询问罗杰斯和西斯科。他问道：“你们这些老兄跟以色列人谈过话吗？”他们认为以色列对我们接受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会有什么反应？罗杰斯和西斯科肯定地对总统说，以色列人对全面方案会高兴的，因为那里面将包括以色列人自己的关于和平定义的因素。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指出，如果我想得对，而我们又不打算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我们就会在阿拉伯人面前丢人，让他们不仅指责我们用心不良，而且还显得无能。总统决定在梅厄夫人来访以前在谈判中只限于“探索”。同时，他命令着手研究同埃及以及同约旦和叙利亚谋求解决的条件。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也许不能真的当作是拟订选择方案的办法，但是利用这个会议来找一个借口推迟作出决定却非常方便。

米切尔后来告诉我，总统对于如何着手进行并没有定见。尼克松在几个星期之后对我说，他同意我的意见，最好把具体的建议推迟一下，看看苏联人和埃及人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紧张状态：“他们（莫斯科）可以举行首脑会谈，可以进行贸易，但是如果他们得到了中东，我可就要倒霉了。”因此，罗杰斯和西斯科奉命在同葛罗米柯会谈时，不提出任何新的东西。

果尔达·梅厄

果尔达·梅厄在九月二十五日到达华盛顿，这是她担任以色列总理后第一次来美国。她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她在帝俄虐待犹太人的时候，在俄国度过了她的童年，在荒凉困苦的巴勒斯坦作为拓荒者度过了她的青年时代。这种经历教育了她，使她懂得，只有审慎小心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只有敢于斗争才能获得成功。她那饱经风霜的脸孔，是活生生的见证，说明了一个看透了人类非人道行为的民族的命运。她那警惕的眼睛清楚地表现出，她不想让她所领导的人民束手无策地听任同样的命运来宰割。但是，她渴望能看到她的人民能实现他们的和平梦想。她偶尔表现出来的嘲讽的表情，遮盖不住她的那股同情心，把每一个以色列士兵的死亡都看作是她的家庭里丧失了一个成员。她是自己祖国的一个缔造者。以色列为之战斗的每一寸土地，在她的心目中都是她的人民生存下来的象征。她要顽强地保卫每一寸土地，不让敌人侵占。要她放弃这一寸土地，就必须得到实在的安全保证。她有一个富于洞察力的头脑，朴实而又带恶作剧的幽默感。不为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对谈判策略中那些细腻微妙的地方特别感兴趣。她能够一下就抓住问题的要害。对于虚夸自负她用的是反唇相讥，她以她的人品和机敏的心理来控制同人家谈话的进程。她对我像是一个慈祥的姑母对待她特别疼爱的侄儿那样，因此，哪怕只是承认有可能存在意见分歧也会使我像是对家庭长者不敬，造成情感上的伤痛。这种情况通常是可以估计得到的。我的妻子常爱说，她所见到过的最有戏剧性的场面就是果尔达·梅厄和我意见不一的时候。梅厄夫人对待罗杰斯国务卿的态度是，好像他那些报告中的观点都不可能是真的；她相信，只要罗杰斯有机会来说明他的立场，那些由于电报和报告中难免的疏漏而造成的误会就会烟消云散，那时她就会表示原谅。至于尼克松，梅厄夫人称赞他是犹太人的老朋友，对于我们这些比较熟知尼克松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令人吃惊的新闻。但是这给了尼克松一种值得保持的声誉。尼克松为以色列做了很多好事，如果不是出于爱慕之情，就是出于他这个人身上特有的那种对于国家利益的冷静考虑。

她同尼克松谈话的论点很简单：美国不应当让别人来规定条件而让纳赛尔规避缔结和平的责任；必须使苏联知道美国是决不会听任以色列被人摧毁的；阿拉伯人必须明白以色列不是弱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平。

然而尼克松所以能发迹并不是因为他听了一些笼统的原则就信以为真。当他正在为国务院硬要强行推行他们那一套做法而烦躁时，他一点也不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和平就会自动地到来。主要是出于国内的考虑，他还不打算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他向果尔达·梅厄保证援助以色列对付苏联的进攻，这一点并没有困难。他赞成以色列强大，因为他不希望美国有朝一日不得不替以色列打仗——梅厄夫人的观点也正是这样。尼克松认为，纳赛尔只有在占压倒优势的实力面前才会变得温和一些。

但是摆在尼克松面前的还有他的国务卿的政策建议，因此他很难许下诺言，说美国决不提出新的和平条件。他踏步不前，给人的印象是，他比他的官僚机构更同情以色列的忧虑——这一点确也属实——并且提出一个“以硬货换软货”的办法。这就是说，他答应以色列提出的供应武器的要求，如果以色列给我们在谈判中有某种自由的话。他有力地表示他可以保证，美国所要求的这种自由决不会很大。

不能说梅厄夫人同意这个做法，说得准确一些，她是默认了一个只有等到将来才看得清楚会有什么含义的提法。她保留了将来在必要的时候再进行战斗的权利，她会选择某个地位比总统低的当权人物作为她的对手。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不久就得到了进行战斗的机会。总统提出的“以硬货换软货”的办法被泄露给报界了——意思是说，从此以后，军火援助要取决于以色列在谈判中的弹性。梅厄夫人冒火了，她抗议的矛头直指（也许指得对）国务院（国务院得到了一份总统与梅厄夫人谈话的摘要）。

官场里一场严重的战斗隐然出现。九月二十七日，多勃雷宁来拜访我，向我提出了苏联每过一段时间就提出一次的建议，即美苏两国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这一次是以向联合国特别代表雅林提供一个指导方针的形式出现的。我拒绝了这个建议，我的理由是：只要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不起好作用，要在别的地方采取联合行动就“有困难”。苏联人显然指望由我们来出力，而他们却可以搭顺风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打算同苏联搞联合行动。但是碰了我的钉子只不过是使多勃雷宁又回到其他渠道。他在九十月间，继续同西斯科举行了频繁的会谈。西斯科和多勃雷宁拣起访问莫斯科时的线索，仔细地探讨了解决埃及和以色列争端方案中的各项条款。到十月十四日，西斯科报告说，在程序问题上（例如举行二十年前拉尔夫·本奇在罗得岛上进行的那种间接会谈）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下一个星期就可以进而讨论边界问题了。

我对这种“进展”是抱怀疑态度的。我认为苏联人是在利用中东问题，同他们利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样，使尼克松重新考虑他所宣布的越南问题上的十一月一日“限期”（见第八章）。我的忧虑并没有因为多勃雷宁和总统十月二十日的会晤而减轻。多勃雷宁念了一份备忘录，把中东僵局的全部责任推给了华盛顿。尼克松的回答很尖锐，他指出，苏联在以色列撤退问题上毫无松动，苏联没有表示他们准备要求埃及作出任何牺牲，而这个受苏联庇护的国家打输了战争，丧失了领土，没有资格提要求。

尼克松把多勃雷宁压下去了，可是西斯科这时却在设法得到允许让他把我们的底牌方案告诉多勃雷宁，即接受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但必须有安全保证。西斯科想在十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会谈中向前推进。我同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总统同意，在十一月一日越南问题上的限期来到以前，美国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尼克松事实上是下了一道明确的命令，在他十一月三日发表越南问题重要讲话以前，不得同苏联再有任何接触。西斯科表示不同意，因为罗杰斯已经答应了葛罗米柯：西斯科将在十月二十八日与多勃雷宁会晤。（这个理由并不是不能更改的，因为西斯科总可以拖一拖。）但是尼克松的心神都放在越南问题上了，他在准备十一月三日的讲话，在处理暂停轰炸问题，他比平常更没有心绪同他的国务卿争斗。他勉强退让了。非常能说明尼克松的特点的是，他又耍了一个两面手法，他要求约翰·米切尔和伦纳德·加门特——总统顾问和犹太人事务顾问——使美国犹太人领袖知道他对国务院的这种外交是有怀疑的。尼克松明确地向他们示意，他一定会竭力使他批准进行的这个主动行动得不到任何结果。

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尼克松赞成我的策略，可是却在照着罗杰斯的办法做。尼克松在中东政策上相对地照罗杰斯的办，这中间的缘故我已经在这一章开头的时候就说过了。尼克松非常明白，这样的外交活动不会有什么结果。每当事情看来要搞崩的时候，他通常就照我的意见停止谈判。说到底，非常可笑的是：这样造成的冷一阵热一阵的政策，先采取主动然后又使之中断的政策，实际上做起来正好达到我内心想要收到的效果：使我们处于谈判中的枢纽地位，显示出苏联没有能力取得进展。

只要苏联的无能还没有显露出来，美国采取积极的政策就不会有什么收获。尼克松有时也禁不住想要强制解决问题。一九六九年后期，我在一份备忘录中告诉他，由于以色列的态度很强硬，侯赛因国王对和平的前景很悲观，尼克松明确地批示说：“我开始在想，我们得考虑单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挽救以色列，不让它自己毁灭自己。”但进一步考虑后，他作罢了，因为在一九六九年，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得益者将会是苏联和公然吵吵嚷嚷与我们为敌的苏联的附庸。

十月二十八日，西斯科终于向多勃雷宁提出了国务院一直巴不得要提出来的底牌方案——表示美国赞成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国际边界线。这个方案中，包括这样一些和平与安全安排的条款，国务院没有明确的证据就冒险地断定这一方案足以吸引以色列接受撤退，并使苏联认为值得对埃及施压力。但这两个希望后来都落了空。

与国务院的估计相反，苏联对我们这个建议的反应是不明确的；同纳赛尔过去使我们相信的情况也相反，接受战前的边界并没有改善我们同他的关系。不仅如此，纳赛尔在十一月六日向他的国民议会发表了一篇激烈的讲话，宣称他将用“火与血”而不是用政治上“不彻底的方案”来收复被占领土。他指责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进行军事参与。纳赛尔这一通话非常极端，国务院采取了一个少有的行动，发表声明进行反驳，认为纳赛尔这种态度使和平受到“挫折”。没有多久，埃及外交部部长马哈茂德·里亚德说，我们的和平计划（包括那个计划中在边界问题上的新方针）比以前的建议“甚至更坏”。以色列的态度更在意料之中。在和平定义上的让步，本来预想可以得到以色列的默认，但却被他们扔在一边。以色列以最强硬的外交辞令，对我们在边界问题上提出的具体方案表示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人表示震惊。战事再次升级，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一带。一九六九年九月利比亚政变推翻了君主制，卡扎菲上了台，引起了人们对这个地区政治前途的担心（使我们丧失了我们在那里的基本特权）。黎巴嫩在瓦解。我们举行了紧急会议来讨论一旦发生公开内战的应急计划。在我们的朋友当中，中东温和领袖——侯赛因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亲王、伊朗的国王和黎巴嫩人——直接或者通过使节告诉我们，他们对这个地区越来越激进的趋势感到绝望。

罗杰斯计划

但是，鼓吹美国应当起积极作用的人却像一个连连赌输的赌徒一样，一味地要增加赌注。他们不管双方都明确表示了他们的立场，仍然坚持说，按照我们所选定的道路，还是有可能取得妥协的。他们还相信，只要改善和平条款的内容，就可以换得以色列在边界问题上的伸缩余地。因此，到了十一月下旬，国务院正式向总统建议恢复四国会议。他们建议，我们的埃及计划实质上仍保持原来的那些原则，但附上一份关于约旦问题的姊妹文件。他们说，我们对朋友不能比对敌人还不如，无论如何，约翰逊总统实际上曾经答应约旦对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做微小的修正，以使约旦接受二四二号决议。他们认为，这可以使我们在世界的心目中显得不偏不倚，而且即使目前的谈判失败，还可以使以后的谈判有一个起点。他们没有说明，我们是要打动什么“世界”的心目，也没有说明，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收到任何效果的建议能够得到什么长远的好处。谁也没有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文件的命运会比埃及文件的命运好一些，以及接二连三地遭人拒绝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把国务院的这项建议转给总统的时候，我那种老话已经说得厌烦了，不过我还是再一次表示，所有这一切尝试肯定是白费力气的。我们想象不出有任何办法能把两方面的分歧弥合起来：“一个方案如果不对以色列施加巨大的压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它的结果十之八九是使双方对立。它也许会引起战争。”我担心以色列在失望之余可能会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也可能阿拉伯国家看到我们的建议行不通会转而诉诸战争。美国的主动行动每失败一次都会正中苏联人的下怀，加强激进派的地位。

尼克松决定在十二月十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考虑我们的方针。在这期间不再提出什么建议。但是罗杰斯国务卿定于十二月九日发表演说，公开全面地阐述我国的中东政策。这个日子选择得很古怪，因为发表演说的日期，正好在预定要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前一天。罗杰斯要总统放心，他不会讲什么新的东西。罗杰斯和西斯科说，这个演说决不会损害总统在十二月十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他们的这番话居然行通了。（这是玩弄权术来制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种手法，在这以后，在任何其他问题上，这种手法再也没有得逞过。）

于是罗杰斯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晚向成人教育骨干会议发表了他的演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团体，逼迫着要由高级人士就中东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可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这个要求。这篇演说以“罗杰斯计划”而出了名。罗杰斯强调我国的政策是不偏不倚的，双方都必须作出让步。他把西斯科和约斯特在两国会谈和四国会议中提出的我国的方案提了出来。罗杰斯坚持说，和平的条件和义务必须在自由通航和主权这些问题上的具体条文中加以规定；有关各方必须在雅林大使的帮助下作出可靠的安全安排。但是受到所有各方面注意的是他在领土问题上的提法：

我们认为，公认的政治边界必须建立，并得到有关各方的同意，但是对过去存在的界线做任何修改都不应反映出征服的压力，而应当仅限于为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非实质性的变动。我们不支持扩张主义。我们认为，军队必须按决议的规定撤退。我们支持以色列的安全，我们也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安全。

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埃及-以色列协议，罗杰斯接着提出了以色列武装力量撤到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国际边界的建议。

几个小时后，人人都向这篇演说开火了。正因为在这篇演说中包含了已经为双方所拒绝的因素，因此它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抨击。阿拉伯报界，主要是埃及的，把这篇演说看作是美国的一个花招，向阿拉伯人摆出美国不偏不倚的样子，损害苏联同埃及的关系。苏联人先是发表了一个很和解的声明，说罗杰斯的演说“早就该发表了”，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愿意逼迫以色列撤退。后来，《真理报》为了同埃及的反应合拍，指责这篇演说是美国想要把自己偏袒以色列的态度掩盖起来。演说发表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内阁拒绝了外界要把边界确定下来的一切尝试；梅厄总理说罗杰斯是在“说教”，大国不能代替他人缔造和平。美国犹太人各大组织主席会议表示“严重忧虑”；国会议员也参加提意见了。埃班再次被派来华盛顿同美国官员会谈。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惬意的气氛下在十二月十日开会讨论国务院的一项建议：提出一个可以与埃及计划相仿的约旦计划。一切迹象都说明了这一计划肯定会失败，但是什么东西使国务院着了迷一定要干下去呢，这只能让官场心理学的专家去研究。也许在官僚们把威信押在一种政策上之后，他们就宁可看着它失败，也不愿意放弃它。我多多少少不诚恳地对罗杰斯说，他这篇演说很起作用，看来美国用不着再有什么作为了。我应当懂得，这样的调皮话，是不会使他们长时间撒手不再去干他们硬要干的事的。国务院向总统提出建议：在四国会议中，正式把具体的以色列-约旦和平计划提出来（这本来据说是只作为“指导方针”的），以使美国的方案“更加完善”。

到这时，辩论已经定型了。那些要求提出具体建议的人认为，这样可以改善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不打算强制实行我们的建议，光是把建议提出来，最多只能使我们赢得两三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一过去，我们又不得不再拿出一点什么东西来，或者是让谈判搞崩。主张我们的建议要具体化的人认为，这样可以使苏联变得温和。我却相信，美国一个劲儿不停地让步，只会使苏联更加禁不住想要充当阿拉伯激进派的律师。主张奉行积极政策的人以为我们的方案越来越慷慨大度就可以把那些激进的政权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却认为，那些激进的政权是争取不过来的；如果我们坚持以他们改变方针作为美国认真参与其事的先决条件，倒比较可能使他们变得温和一些。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僵持局面继续下去会加强苏联的地位这样一个我们外交活动的根本前提，我提出了异议。在我看来，事情恰恰相反，僵持局面持续的时间越久，事情就看得越加清楚，苏联拿不出阿拉伯人想要得到的东西来。随着时间的消逝，苏联的阿拉伯附从一定会认定，同苏联友好并不是实现他们目的的关键所在。只要我们坚持得住，迟早会使激进的阿拉伯人不得不重新估计他们的政策。

这就是我的策略，从一九六九年起，这逐渐地成了我们的政策。（这是踩过了国务院各种各样和平计划的尸体才实现的，这些和平计划不是被我扼杀的，扼杀它们的是中东地区各有关方面的强烈情感。）到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这个策略便开始见效。

国家安全委员会十二月十日会议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与这次讨论的主要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尼克松不愿否决国务卿的意见，但又不想面对同以色列摊牌的后果，于是就决定把关于约旦的建议进行下去，同时使白宫尽可能同这项建议保持远距离。尼克松这一次还是希望把意料之中的批评引向国务院，同时却得到从提出这个计划本身可以得到的任何外交上的好处。因此，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授权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项关于约旦的文件。与此同时，尼克松下令通过莱恩·加门特私下向梅厄夫人作出保证：我们不会走得更远，我们不会使劲去推行我们的建议。

官僚们在执行他们所不同意的指示时素来是拖拖拉拉的，可是一旦实行他们所高兴而又唯恐会发生变化的命令，那股办事敏捷伶俐的劲头真是了不得。关于约旦的计划得到批准后不出二十四小时，约斯特大使就在十二月十八日把它提出去了。

尽管尼克松作了保证，以色列人对罗杰斯的演说、恢复四国会议和关于约旦的文件发动了公开的和私下的攻击。梅厄夫人召开了内阁特别会议来讨论美国-以色列的关系。一个以色列官方人士对莱恩·加门特说，梅厄夫人“极为失望”和“伤心”，认为这种局面是“丑闻”和“灾祸”。埃班外交部部长公开指责美国在把关于约旦文件提出来以前没有让以色列知道它的细节，尽管他在十二月十六日会见过罗杰斯。国务院官员反驳说，罗杰斯一般地向埃班描述过这个计划。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个美国犹太人领袖代表团会见了罗杰斯，表示了他们的关切。以色列内阁发表了一项声明，断然拒绝了美国建议；梅厄夫人据说认为这项建议是对阿拉伯人危险的“安抚”。

为了平息以色列人的忧虑，西斯科建议由我们来说明，尼克松政府的立场与前一届政府的立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突出地表现了我国政治中一个令人脸上无光的事实：一个新上台的政府除非是出了麻烦，否则从来不愿意表示它同过去的政府的连续性。西斯科还建议就以色列提出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要求早日作出肯定的决定。尼克松批准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我们每采取一个以色列不赞同的谈判步骤，就要同时把对以色列的援助计划加紧一步，而我们同以色列的意见并没有真正地一致起来。

演进中的战略

虽然我们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从讨论总的原则演进到了提出具体的计划，但是外交上并没有取得进展。我们同埃及的关系也没有改善。一个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我们同埃及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纳赛尔当然会断定，他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提供的条件就会变得更好。只要美国每过几个月就无偿地采取一个新的行动，他就没有必要在采取激进政策和苏联勾结以及在取得美国支持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我们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一步步地在朝着一个方向移动——从“征服的压力”到“调整”，再到“非实质性的变动”。在有关和平的紧要问题上，不论阿拉伯激进派或者苏联方面都没有作相应的变动。与此同时，苏联还没有懂得，僵持局面保持下去，它所受到的损失最大；苏联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纳赛尔抨击过后，它也跟着来一番抨击。在等待了两个月之后，十二月二十三日，苏联人终于对我们主要是支持一九六七年边界的十月二十八日建议作出了答复。他们拒绝了这项建议。多勃雷宁对我抱怨中东谈判停滞不前，毫无结果。他说，莫斯科如今想使中东问题成为通过特种渠道来讨论的问题之一，因为，显然这种问题只有“在最高一级”才能真正解决。我对他说，我们对我们已经提出的方案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苏联人做事过头，反倒救了我们，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四国会议和两国会谈都完了。尼克松到这个时候坚定地同意了我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时间还没有成熟。但是他宁可等我们的主动行动自行冷却，而不愿发出明确的命令。

那年冬天，我在草拟总统第一次向国会作的外交政策报告时，试图把他的观点反映出来。为了降低公众的期望，我在第一稿中写了一句话，说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是“难以驾驭的”。国务院发出了一阵喧嚣的抗议声，他们说这样暗淡的看法把他们出力做的工作全败坏了。我不同他们正面争吵，在最后定稿（发表于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中把这句话改得缓和一些说，阿拉伯-以色列的问题“有着严重的难以驾驭的因素”。这使中东问题专家气平下来了。这句话文字上的笨拙，反映了在官僚之间要达成妥协可不容易。俗话说，骆驼就是委员会设计出来的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句俗话了。

但是，通过外交上的僵持局面，根本的问题就变得清楚了。有关各方正式采取的立场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阿拉伯国家，除约旦以外，显然并不打算以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来实现真正的和平，也不打算具体确定什么才是安全。以色列不愿归还全部领土——即使接受它所提出的和平的定义，大概也不愿以归还全部领土来做回报。有关各方的立场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难以驾驭的。

纳赛尔指望我们来把他从一九六七年的轻率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中解脱出来。但是他不愿放弃他扮演的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倡导者的角色，这个角色使得他几乎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摆出粗鲁的反美姿态。他也不准备放弃这样一个幻想：把美国拉过来的最好办法是通过苏联的讹诈。这使得他的绝大部分谈判都是通过莫斯科来进行，而不肯直接同我们打交道。苏联人这方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眼光，而是因为他们要保持激进民族主义的保卫者的资格，寸步不让地为阿拉伯人的最高要求辩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为这样一个不太可能的联盟火中取栗。因此，一九六九年所有形形色色的谈判计划都没有成功。

但是，通过这样一番吵嚷，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也就逐渐显出了它的内在力量。没有我们，谁也实现不了和平。只有我们，而不是苏联，才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以色列很强大，它不会屈服于阿拉伯的军事压力，而我们则能够堵塞一切外交活动，直到阿拉伯人表现出他们愿意对以色列的让步作出相应的报偿，如果我们保持坚定，不被吓倒，我们所处的关键地位就会越来越明显。尼克松采取支支吾吾的态度，他支持我的战略，但又批准（后来又中止）国务院的策略。在这过程中，部分的是由于办事有缺陷，我们开始实行我所赞许的方针。官场中的僵持局面倒是实现了我所主张的政策：实行一种得不到肯定结果的方针，经过一段时间后，一定至少可以诱使某些阿拉伯领导人回过头来想一想，他们依靠苏联的军火和作出激进姿态是不是能帮助他们达到目的。阿拉伯的头头一旦看清楚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看清的——从我们这里勒索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就会逐渐明白，苏联向我们施加压力和他们自己的顽固态度只会使事情停顿不前。我认为，他们到头来还是不得不找我们。

总之，经过辩论和长期犹豫之后，一九六九年终于为以后扭转中东的结盟打下了基础。但是，完成这个扭转却花了很长的时间，经历了一些危机和一场痛苦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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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克松曾经希望完成艾森豪威尔的访日计划而成为访问日本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命运使他也失败了。杰拉尔德·福特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访问了东京，这本来是计划好由尼克松来进行的。

[2] 见一九四七年九月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做的报告，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复印，题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战略与策略》，向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国家的与国际的运动的第五号报告，众议院第六一九号文件，第一号补充文件，一九四八年第八十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二一一页。日丹诺夫实质上是把中东看作从英国的势力范围向美国的势力范围过渡。

[3] 纳赛尔指责美国在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直接在军事上参加到以色列一边。约翰逊总统坚持要纳赛尔撤销这个指责，然后才能恢复外交关系。纳赛尔通过报纸撤销了，但是约翰逊坚持要纳赛尔直接向美国作这个表示。

[4] 这个判断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西岸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难处理的问题。

[5] 见一九六九年二月十日《新闻周刊》所载阿诺德·德·博什格拉夫的纳赛尔访问记和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新闻周刊》所载他的埃什科尔访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