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一九七〇年的动乱和传言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老挝和柬埔寨都卷进了战争漩涡。一九七〇年初，上台还不算太久的美国政府的最大愿望莫过于使战争降级。然而北越一方面同我们进行秘密和谈，一方面使军队的行动同美国舆论巧妙地配合起来，故意搞了个战争升级。这年二月，北越在老挝查尔平原发动了攻势。三月，他们开始从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被他们完全非法占领的、位于柬埔寨同南越接壤地区的庇护所出击，切断交通，骚扰金边，企图推翻在我们既不了解也未参与的情况下取代了西哈努克政府的朗诺政府（联合国和苏联都承认朗诺）。

可是，由于接踵而至的悲剧而受到愤怒谴责的并不是河内，而是美国。当我在巴黎同北越使者黎德寿谈判时，他拒绝使柬埔寨和老挝中立化，强调他的人民命中注定不仅要接管南越，而且要统治整个印度支那。牛皮是私底下吹的，但表现这种狼子野心的军事行动是有目共睹的。有一种说法认为柬埔寨的噩梦是美国决策引起的。这是一种顽固的民族变态心理的产物。现在，越南人已经在没有美国挑衅作为借口、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抗议声的情况下终于实现了他们征服整个印度支那的野心，然而这种论调还在流传。在柬埔寨，一伙杀人不眨眼的理论家结成的乌合之众看来确实已为一个有组织的共产党国家取而代之，但完成此事的正是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开始试图这么干的外来武装力量。柬埔寨苦难的根源是河内贪得无厌地谋求霸权，而不是美国优柔寡断的反应。

我们的军事反应引起了大量痛苦的呻吟，而我们则认为要使我们的撤退不至成为溃败，这些反应是最起码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所谓美国官员在柬埔寨阴谋推翻中立的西哈努克亲王、更深地投入到老挝和柬埔寨战争中去的说法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正说明感情胜过了现实。四月三十日宣布我们对柬埔寨庇护所发动进攻的理查德·尼克松，正是四月二十日宣布撤走十五万军队的同一个总统。最后终于采取行动阻止共产党完全接管柬埔寨的美国政府，正是四月四日提出柬埔寨中立化建议——并遭到轻蔑拒绝——的同一个政府。关于印度支那，存在大量令人痛苦的怪事。顽固拒绝和解的是河内，受谴责的却是美国，这几乎使美国政府不知所措。这些大事相互联系，都需要在本章分别加以叙述，但开始必须谈谈当时政府的实际状况：一九六九年底和一九七〇年初，我们为了解越南当地情况——并再次同河内进行秘密和谈——正进行重大努力。

研究工作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就开始了。那时，埃利奥特·理查森和我建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即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五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简单说明了这个小组的目的。我说：

回顾我们过去几年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官员们多么频繁地被他们关于越南的成见引入歧途——尽管对唾手可得的事实做一点细致客观的分析就会使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个小组十月二十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埃利奥特·理查森、戴夫·帕卡德、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情报局的代表。我的工作人员拉里·林恩和鲍勃·桑塞姆领导的一个工作组对南越四十四个省当中的十二个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解决准确地估计农村形势——即为控制农村人口而斗争的形势——这个多年存在的难题。

我读了长达一百页的研究报告，在上面注满了问题。例如：为什么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给我介绍的情况是南越人正在取得进展？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顾问们了解他们看到的情况吗？我写道：“我发现最不称职的人正是最容易感到满足的人……如果你那儿事件较少，这究竟意味着你干得漂亮还是敌人故意如此呢？如果是后者，那么，这是否是一个信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摧毁的是什么样的常设基地？……大家都说土地改革很重要。可是土改还没有进行，我们的绥靖工作却取得了进展。这怎么可能呢？”重新起草的文件回答了这些问题。于是我在一月二十二日把文件的结论摘要报告了总统。南越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相当可靠地处在政府的管辖和保护下（特别是一九六八年春节攻势的失败使越共损失大量干部之后）。但是敌人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控制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二的农村居民，从农村包围城市，使城市“像熟透了的果实般掉下来”。这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一九六八年九月以来，西贡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从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共产党的控制则从百分之三十五减少到百分之七。约四百万南越农村居民生活在双方争夺地区，白天受西贡控制，夜晚受越共控制。但是，我们在继续撤军的情况下，对能否保持这个比例是没有把握的。

统计到的数字比较令人鼓舞，然而我们也知道北越并没有丧失信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河内发表了其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写的一系列文章，共计七篇，其主要论点是：通过持久斗争可以战胜美国的技术优势。我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七日送呈总统的文章提要中预言，河内将拖延时间，直到美军撤出的数量使它可以在比较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向西贡武装力量提出挑战。一月中旬，我把自己对一些态度乐观的报告的怀疑归纳如下：

（一）北越人战斗了二十五个年头，不可能不再作一次重大努力而就此罢休。这种努力可以通过对美军、越南共和国部队[1]或地方部队发动攻击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他们决定不作这种努力，照说他们应当对于谈判更积极些。（总统在这里批注：“有道理。”）

（二）我们还没有见到说明越南共和国部队真正有所改进的证据。可能的情况是敌军受到了创伤，而不是越南共和国部队比过去大有进步。还有一种可能是：也许由于我们八月初在巴黎提出的威胁，敌人主力后撤了，减少了八、九两个月的活动，而低估了这种做法对他们游击部队的影响。

（三）也许上级要求乐观报道的压力太大……

由于这些原因，我建议总统把我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和一个分析专家小组派往南越访问。他们从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九日调查了九个关键省份，证实了我们在华盛顿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们也警告说：形势好转的速度在一九六九年最后几个月已经明显地放慢了。“没有迹象说明敌人已经认输……美军撤退给越南政府[2]造成的压力可能导致……地方保安部队工作的恶化，使越南政府丧失民众支持。”中央情报局独立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表明南越领导人由于害怕美国过分仓促撤走，悲观情绪日益加剧。我把中央情报局这份报告送给了尼克松。他在报告上写道：“基[3]——心理状态极为重要。他们必须挑起担子，才有可能建立信心。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冒点风险。”

诚然，当时也有相反的观点。以打败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设计者著称的英国游击战问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访问了越南。后来他报告说，西贡处于“取胜的地位”，而且除非美国撤走过快并减少援助，西贡将可保持这种地位。各部门都得到了这份报告，并且——同他们在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里表达的观点多少有点矛盾——对报告表示赞同。

但无论进行多少研究，无论这些研究多么客观或恳切，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基本矛盾。对于决心持久作战的敌人，必须使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才可能使他们走向妥协。我们要想这么做就必须加强南越的力量，挫败河内在这方面的一切阻挠。我们的战略肯定会遭到美国人当中那些虔诚的、大声疾呼的、人数日增的少数派拼命反对。十一月三日的演说为越南化赢得了一定时间。可是时间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利用这段喘息时间来加强我们在当地的力量。同时，我决心探测一下谈判的前景——通过谈判，双方可以检验自己对于对方的估价，而我们则力图从似乎无解的僵局中找出解决办法。

回到秘密谈判

我一贯认为举行谈判最有利的时机是局势发展看来顺利的时候。向压力屈服等于鼓励对方施加压力；给自己造成一个缺乏毅力的名声等于大力鼓励对方拖延谈判。主动让步是促使对方也让步的最有力的办法，也是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最好保证。在我参与过的谈判中，我总是设法判断什么是最合理的结局，然后努力用一两步就迅速达到目的。那些喜欢零敲碎打、到最后一分钟才举步的人嘲笑这种战略是“先发制人式让步”。但是我认为他们那种战略的主要作用不过是安抚官僚机构，并使良心得到慰藉。初出茅庐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强硬的表现。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战略总是弄巧成拙；零敲碎打地吊胃口会促使对方坚持不让，等着瞧下次可能出现什么让步，总也不能断定这是否真正的底牌。因此，在我同越南人以及其他人进行的多次谈判中，我倾向于在出乎意料、压力最小的情况下采取重大步骤，并使对方认为我们将坚守这一立场。我几乎一贯反对在压力下修改谈判立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似乎是尼克松政府就职以来我们的地位最强有力的时候。我们顶住了河内发动的一次军事攻势，也顶住了反战大示威；总统向人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大量支持。这个月，亨利·卡伯特·洛奇由于个人原因辞去了出席巴黎谈判的大使职务，而尼克松为了对谈判进展缓慢表示不快，拒绝提出继任人选。河内把这看作是我们可能恢复轰炸的信号，因为停止轰炸是以开始谈判为条件的。它顽固阻挠巴黎谈判达一年之久，现在却不断叫嚷要美国任命新的高级谈判代表。我建议尼克松利用这段时间再试试是否可能举行秘密谈判。北越无法利用巴黎秘密渠道进行宣传；如果他们拒绝谈判，公布出去对他们是不利的；如果河内准备解决问题——这一点我是怀疑的——我们也只有通过秘密谈判才能获悉。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只要我们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就可以立此存照，证明河内是谈判的阻力。

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尼克松对谈判持怀疑态度。他不大相信河内在遭受重大军事挫折之前会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任何条件解决问题。这种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总的说来，任何谈判过程都使他感到忐忑不安；他非常不喜欢使自己处在可能失败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小心翼翼为失败安排借口。我每次参加谈判之前，尼克松都要通过书面或口头下达要我保持强硬态度的命令，并以某种方式表示他并不真以为谈判会成功。但是，因为尼克松尽管说话很硬，实际上却真诚希望和平，所以他最后总是不得不同意我的论点，即我们对人民负有责任，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必须探索光荣解决的可能性，并且记录在案，说明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于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我们请我国驻巴黎武官弗农·沃尔特斯将军提出同春水秘密会晤的要求；他们迅即接受了要求。这是尼克松当政时期我们第一次不通过外国中间人直接同北越人接触。沃尔特斯建议他们同我再次秘密会晤。但北越人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作为周密的计划者，他们对尼克松十一月三日演说的全部含意还没有得出结论。或许由于春水不是决策人，他们认为在这一级再次会晤没有意义。河内感觉必须首先表示冷淡，以便恢复心理平衡。

不管是什么理由吧，十二月十二日，沃尔特斯将军被召请到北越人的驻地。北越驻巴黎总代表梅文蒲宣称河内对十一月三日的“好战”演说、对总统拒绝任命一位高级官员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不快。他要我们注意河内在八月会议上提出的、他称为“既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建议。既然我们过去已经拒绝这个“既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建议，河内认为举行新的秘密会晤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我们有什么新的意见要谈。

在遭到河内拒绝整整一个月之后，我又做了巨大努力，说服尼克松授权再做一次尝试。于是，沃尔特斯将军在一月十四日会见了春水，建议在二月八日以后的任何一个周末举行会晤，“如果双方都愿意摆脱现状的话”。尼克松仍持怀疑态度。“我不知道这些小丑要谈些什么玩意儿，”他对我说，“但我们的方针是：如果他们不谈，我们就沉默到底。我并不认为现在是做出让步的时机。”

河内一连几个星期毫无反应。但是，一月二十六日，我们看到了谈判可能即将开始的第一个迹象。河内宣布，北越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统治集团中第五号人物）、河内同艾夫里尔·哈里曼谈判的主要代表黎德寿将参加即将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然后，二月十六日，北越人把沃尔特斯召到他们驻地，通知他说，我们傲慢的谈判对手同意在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举行会晤。他们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现在却要求我们在十二小时内答复。后来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限期内接受了二月二十一日作为会晤日期。现在回想起来，我毫不怀疑，当时遵从这种蛮不讲理的要求给人一种迫不及待的印象，而这是不必要的；它使河内在心理上赢得了它极为珍贵的一分。这件事并未造成长期损失，但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别扭。

黎德寿和我的秘密谈判就是这样开始的。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4]到四月四日，共开了三次会。

精力充沛的沃尔特斯真是得其所哉。他给谁担任翻译就喜欢模仿谁。如果说有什么事比这更使他得意的话，那就是安排秘密会晤。为了进行得更秘密一些，我一般是在周末或假日由一名秘书和两三名工作人员陪同，乘总统专用的波音707飞机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程。飞机航行证件上说，这是为检查总统旅行航线而进行的一次定期训练飞行。它将在法国中部布尔日附近一个法国空军基地阿沃尔机场着陆。法国人在这个基地驻扎着幻影战斗机和KC-135加油飞机，外形同总统专用飞机差不多。我坐的飞机降落后只停很短的时间，让我在那里下飞机；它从雷达追踪电波中消失的时间不会超过二十五分钟；然后它就载着我的秘书飞往法兰克福的莱茵-美因机场。这时我的助手和我已转乘蓬皮杜总统专用的神秘-20式喷气机飞向巴黎附近供私人飞机使用的库布莱镇机场。

在库布莱镇机场上，沃尔特斯将军登上飞机来接我，理所当然为自己的安排洋洋得意。[5]他把我和我的同事领到一辆没有标志的租来的雪铁龙牌小轿车上——这对沃尔特斯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他是正式派驻巴黎使馆的人员，而这次旅行不能告诉使馆，开始的时候又没有官方拨款可以偿还他支付的费用。他开车把我们送往巴黎纳伊区他居住的那幢公寓楼，途中通常都要提醒我这件事。到达后，他就偷偷用电梯把我们从地下车库送到他住的一套房间。他的管家只知道我是前来访问的一位美国将军，名叫哈罗德·A·基尔希曼。我们在那儿过夜（他把自己的卧室借给了我）。第二天沃尔特斯开车把我们送往巴黎郊外舒瓦齐勒罗瓦区达迪路十一号。这里距离我们住处有三十分钟路程，是一个中下阶层居住区。有一年半时间，秘密会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在三次旅行中，两次都是按这种程序顺利进行的。但是三月十六日的会晤却由于飞往巴黎途中发生技术故障险些儿流产。驾驶员突然发现起落架液压控制系统失灵，必须用手操作才能使它降落。然而降落后如果不补充制动液就无法使起落架重新升起。在阿沃尔机场着陆是不可能了，因为驾驶员不了解法国军事基地是否有设备进行这种虽然次要但却必需的修理；即使有这种设备，也会由于一架进行训练飞行的总统专机从一切追踪雷达上消失过久而引起疑问。

飞机必须飞往德国的莱茵-美因机场，而那儿谁也不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更不知道我们的使命和困境。我的旅行并没有通知国务院的官僚机构，因此无法告诉德国当局有一架法国飞机要来接我。

幸好总统专机都配有优越的通信设备。我当时的特别助理托尼·莱克通过华盛顿线路中转，从飞机上同巴黎的沃尔特斯将军取得了联系。沃尔特斯前往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交涉，由当时担任法国总统府办公厅主任的米歇尔·若贝尔和蓬皮杜总统亲自授权派法国总统专机去接我——这次是在法兰克福。

我在莱茵-美因机场一个黑暗的角落着陆；蓬皮杜专用的喷气机已在那里等候。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沃尔特斯是用什么借口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地方搞到一架波音707飞机用的舷梯。我的工作人员和我迅速换了飞机，着陆不到十分钟就又起飞了。沃尔特斯自称，西德人之所以迅速合作是因为他们——在他的糊弄下——相信飞机上的乘客是蓬皮杜的秘密的女朋友。[6]沃尔特斯戏剧化的禀赋曾经办成许多非同寻常的事，不过我常常纳闷，他怎么会认为乘客的性别可以瞒得过在那里等候的地勤人员。

不管怎样，沃尔特斯以他的想象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使我们三月十六日的旅行化险为夷。他一切出色的成就都具有这种特征。结果我们又欠了若贝尔和蓬皮杜一笔债。后来若贝尔担任外交部长时，他同我经常要交锋，但是在越南谈判期间，他从来都是很帮忙而且慎重其事的。至于蓬皮杜，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我们的信任，没有因为了解我们的秘密而试图得到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要求我们对他采取的大量友好行动做任何报答。

我们在舒瓦齐勒罗瓦同北越人会晤用的那幢房屋可能属于当地工厂的一个领班。底层有一间小起居室，旁边是一间更小的餐厅，通向花园。起居室内面对面摆着两排绷着厚实的红套垫的安乐椅。美国谈判小组——我、我的越南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瑟尔、托尼·莱克以及沃尔特斯将军——沿着门左边那面墙就座，北越代表团共六人，坐在对面，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四五英尺，但观点上的距离是无限的。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一次会晤时，春水出来迎接我，把我领进起居室，去会见作为当权的政治局成员地位比春水高好几级，但却宁愿使用春水的特别顾问这个头衔的人。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第一轮谈判

黎德寿头发花白，仪表端庄，总是穿一套黑色或褐色毛式制服。他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只是偶然才显露出使他十六岁就参加共产党抗法游击队的那种狂热。他一直神态自若，除一两次外，举止态度都无懈可击。他总是胸有成竹，并且竭诚而巧妙地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他的目标是要摧毁美国的意志，并在我们力图保卫的一个国家里建立河内的统治。随着会谈的进行，我们建立了有限的个人接触，私下开玩笑的时候多了，了解到黎德寿以革命为职业，他的专业就是游击战争。他可以口若悬河地高谈和平，但就他个人的经历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陌生而抽象的概念。他在法国统治时期蹲了十年监狱。一九七三年，他领我参观河内一座历史博物馆，忸怩地承认他过去从没有来过。那些越南历史文物——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都是法国殖民政府搜集的——使黎德寿想到出土这些文物的城镇里的监狱，而不是想到越南文化的光辉灿烂。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陈列室，期间我获得大量关于各种牢狱中单独监禁的相对优点，关于警察如何识破伪装的农民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我若是决定在印度支那领导一场游击斗争，这些知识是极为宝贵的。

对列宁主义戒律的热烈信仰和对越南民族的信心支持黎德寿以惊人的英勇进行活动，把极端自信转化为一种信念，即越南注定不仅要统治印度支那，而且要统治整个东南亚。他的民族优越感使个人对美国的憎恨都无足挂齿了；我们不过是几百年来由于天生愚昧无知而撞入印度支那的又一批洋鬼子，而越南的使命就是把这些洋鬼子赶出去（当然，我常常想，还要先把他们折磨一番）。

黎德寿的列宁主义使他深信他比我自己更能了解我的动机。他的越南传统表现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唯恐上当的情绪。我有时怀疑，表面上的斗智失败可能比实际失败更使他烦恼。四年后，谈判终于严肃起来，这时他却要在我们提出的最无害的建议中寻找陷阱。开始时，抱着这种心态的他大讲特讲任何资本主义诡计都骗不过他。后来，这种说教让人越听越厌烦。

我逐渐明白，黎德寿把谈判看作是另一种战斗。按照他的定义，任何妨碍河内取得最后胜利的解决办法都是一种诡计。他来就是为了把我拖垮。作为真理的代表，他根本没有妥协的概念。河内的建议是唯一“既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谈判基础。北越人是“被压迫的民族”；尽管历史上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他仍认为北越人根本不可能压迫别人。引起战争的全部责任都在美国。我们建议通过战争降级或停火来减少敌对行为——这在批评我们的人当中是非常时髦的——而黎德寿认为这是阴谋诡计或制造混乱的机会。照他看来，结束战斗的唯一“合理”办法是美国接受河内的条件，即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撤退并推翻南越政府。作为“真理”的代言人，黎德寿根本不理解我们的谈判方法。用让步换取让步对他来说似乎是不道德的；除非出现比道德更高的需要，否则他准备无限期等待，直到我们不愿继续为止。他关心的似乎是使自己在越南斗争伟人祠中得到有利地位；他无法平等看待我这样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把雄辩看成是扭转历史不可抗拒的进程的一种手段的野蛮人。黎德寿无疑是一个做英雄的料。我们很不情愿地理解到——而国内许多人始终不理解——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具有偏执狂般的决心。他们中很少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人；他们顽固得近乎疯狂；他们并不擅长通过谈判取得和平。

我们在达迪路那间昏暗的起居室里第一次见面时，幸好我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否则我可能早就不干了，最低限度我会把自己由于希望这次会晤成为和平对话开端而产生的期待感——几乎是欢欣鼓舞的感情——克制一下。

黎德寿同我见面时表现冷淡而彬彬有礼，就像一个具有不言自明的优越性，因此即使表示一种近乎纡尊降贵的礼貌也不会有失身份的人那样。我讲笑话他也笑，有时放声大笑，有时则像重任在身而又被琐事耽误的人那样不耐烦地笑。他知道自己要什么；经过十年囹圄和二十年战斗生涯，他不会倾倒在一个资本家幻想的魅力面前。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谈分两次进行。上午谈了三小时，后来休会，使沃尔特斯将军和我可以到圣路易岛蓬皮杜总统寓所去同他共进午餐，并讨论前面提到过的他即将访问美国的问题。午后较晚才恢复谈判。我那些来自河内的对话者连最细微的程序问题也不放过，直到我马上就要出发去看蓬皮杜的时候才同意下午开会。这正是他们的特点。

我过去在学术界的同事认为，河内不相信我们的意图是通过妥协取得和平的主要障碍。我对这一点仍然半信半疑。上午开始会谈时，我宣读了一篇事前准备的讲稿，保证我们一定认真谈判。我强调说，我们希望达成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过去一切协议只是使无休止的战争暂时停顿下来，我们不想重蹈覆辙。我指出，从八月份我同春水举行会晤以来，河内的处境并没有改善，而尼克松总统已经证明是得到公众支持的；按照当地的力量对比，河内也没有理由坚持在政治上得到支配地位。最后，根据我们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可能使其他国家不再专心关注越南，现在支持越南的国家也可能不再一致予以支持”——相当明显，是指中苏争端而言。

我接着提出了两点新的意见：美国愿意撤走全部军队，而且不在越南保留基地；在安排双方撤军时，我们并不坚持把北越军队放在和美国军队同等的法律基础上。我说：我们要求的是实际上而不是理论上结束战争。只要河内确实把军队撤走，我们并不坚持要它正式加以宣布。在这个基础上，我建议把宣传撇在一边，订出一些双方同意的原则。然后可以在克莱贝尔大街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补充具体内容。我们准备派一名新的高级谈判代表到巴黎来达成协议。

从技术上说，黎德寿只是河内驻巴黎代表团的“特别顾问”。因此，答复首先来自代表团形式上的团长春水。春水舍不得放弃这样一个在上级面前卖弄口才的机会（内容显然是事前准备的）。他坚持在进行任何谈判之前美国必须确定单方面撤军的期限。然后，可以谈判我们撤走的方式，但不得影响撤走的时间。作为报偿，北越方面唯一的义务是在我们的队伍登上船只或飞机撤走时不向我们开枪。北越对南越的战斗将继续下去，直到推翻西贡政府为止；释放美国战俘问题根本没有提。春水仍然坚持认为美国的任何姿态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经宣布撤走十万多名军人，他却认为这是“零零碎碎的撤退”而不值一谈。尽管我们把B-52飞机出击架次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并通过改变战斗指令大大减少了美军的攻势，他却荒谬地断言我们正在使战争升级。

下午轮到黎德寿发言。他一开始就反驳我提出的八月以来形势发展对我们有利的估计。他用列宁主义讲师的口吻说：“我们必须正确估计力量的对比，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他的发言把我国舆论放在突出地位，从而透露了河内对我国舆论的重视。他否认尼克松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并引用盖洛普民意测验材料，说明赞成立即撤军的美国人已经从百分之二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但这还“仅仅”是舆论。“此外，我还看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克利福德先生等发表的多次声明，都要求美军全部撤离，要求撤换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7]集团，要求指定洛奇大使的继任人选。”我尖锐地回答说，我不愿再听河内谈什么美国舆论了；黎德寿到巴黎来是就越南立场进行谈判的。虽然我对国内分歧感到痛心，我认为同敌人讨论这种分歧是不符合我们的尊严的。开了几次会我才使他们弄懂这一点，但我从来没有完全成功。

黎德寿接着又攻击我们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他一针见血地击中了越南化的痛处，十分精明地指出，美国的战略是撤走足够的军队，使美国人民可以忍受这场战争，同时加强西贡军队，使他们可以自立。然后，黎德寿提出一个我当时也感到十分苦恼的问题：“过去你们有一百多万美国军队和傀儡军队，尚且失败了。那么，让傀儡军队单独去打仗，又怎么能够成功？现在美国仅仅提供支援，你们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根据这种分析，黎德寿得出了无情的结论。他坚持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必须同时讨论，并且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以前从未偏离这个立场。他认为需要讨论的唯一军事问题就是无条件结束美国的卷入。民族解放阵线为撤军提出的六个月期限是确定无疑的，是不以其他方面的协议为转移的。但是，即使我们撤退，河内也只有在取得政治上的和解的条件下才停止战斗。按照黎德寿的观点，这就是说，首先必须搞掉“好战成性的”阮文绍总统、阮高其副总统和陈善谦总理，建立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三股力量：“西贡政权”中真正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成员（二阮一陈除外），符合同样标准的中间人士，以及共产党的民族解放阵线。至于谁是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人，那要由民族解放阵线决定。但是，光是这个组成状况对河内如此有利的联合政府还不算数。尽管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共产党，其余成员是共产党批准的，反共领导人全部被摒除在外，联合政府还必须同全副武装的民族解放阵线去谈判最后解决办法。黎德寿安慰我说，这个宽宏大量的方案会带来富有希望的前景。他说：“如果你们表现善意，态度认真，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在三月十六日的会谈中，我尝试了另一种办法。我向黎德寿建议，双方在谈判期间都不要向越南或“有关”国家施加压力——也就是说，在整个印度支那减少相互军事行动。黎德寿以学究式的说教轻蔑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任何战争都有自己的高潮，这是无法加以干预的。在四月四日的会谈中，我再一次提出这个建议。北越方面没有进行任何探讨就再次轻蔑地加以拒绝。三月十六日我还提出了一份在十六个月内撤走全部美军的时间表，对每个月的进度都有精确的规定。北越方面说，总统在十一月三日演说中建议的是十二个月，这份时间表又变了，因此不能接受（我提出十六个月是因为五角大楼当时只有这样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它反映了我们对撤退剩下的四十万军队及其装备所需时间的技术评估）。我解释说，这份时间表只是说明性的，期限当然要同总统宣布的时间统一起来。河内仍然表示拒绝，因为他们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即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六个月限期。照黎德寿看来，我们的时间表的缺陷在于它要等到达成协议之后才开始执行，而河内要求我们无条件撤退，其时间不受任何其他问题影响。此外，任何政治解决办法，凡是要求保留南越政府任何领导人的，黎德寿就拒绝讨论；他嘲笑我们作为监督自由选举的公正手段提出来的、成立包括越共成员在内的混合选举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是要求我们投降，而不是举行任何正常意义的谈判。

在四月四日的会谈中，春水总结了河内反对我们立场的理由：期限比他们要求的六个月长，还要以解决其他问题为前提，因此是“错误的”；双方共同撤军是不能接受的；只要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和其他“反对和平、独立和中立”的领导人仍然在位，就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在巴黎的代表团还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来接替洛奇的职务。我建议探索一些办法来组织公平的政治竞赛。他们的答复还是寸步不让，认为只有推翻西贡政府才能解决政治问题。

不过，最尖锐的意见还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北越刚在老挝发动了一场攻势。黎德寿指责我们使老挝战争升级。我回答说，究竟是谁在搞谁、搞的什么名堂，一个很好的检验办法是看哪一方面在往前推进。黎德寿辩解说，北越的攻势是美国“挑起来”的；无论怎么说，打仗的是老挝部队。（因此我说，巴特寮的越南话说得那么高明，真是了不起。）谈到柬埔寨问题，黎德寿情绪激昂，毫不退让，对我提出的使柬埔寨中立化的建议大肆嘲弄。他坚持说，印度支那的战争已合而为一，他们将在这个基础上打到底。关于老挝和柬埔寨，我将在这一章稍后加以讨论。

简单地说，同黎德寿举行的三次会谈说明河内的立场是蛮横无理、寸步不让的。北越拒绝双方共同撤军的时间表，拒绝使战争降级，拒绝使柬埔寨中立化，也拒绝在南越建立混合选举委员会。黎德寿所想的谈判就是他单方面提出要求，其实质是美国必须在很短的限期内撤走，以至西贡非垮台不可。在撤走的时候，还要求我们解散盟国政府，建立一个成员由河内选定的政府代替它。即使这样一个政府，其唯一任务也只是同河内的民族解放阵线谈判最后条件。我问黎德寿，他的政治方案是表示一种愿望，还是作为条件提出的。他回答很干脆：“是条件。”直到一九七二年秋天，河内一直都坚持这个条件。

黎德寿声明，除非我们改变立场，否则再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8]我们同黎德寿进行的第一轮秘密谈判就此结束。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来看过去的记录，我对自己当时乐观得异乎寻常的报告感到惊讶。造成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希望保持这条渠道。尼克松持怀疑态度我是知道的，结果我掉进了许多谈判代表经历过的陷阱，成为自己参加的谈判的鼓吹者。这种情况没有造成损害，是因为河内使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做什么具体决定。感到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们对河内冷酷的心理战的奥妙还相当缺乏了解。例如三月十六日会谈后，我报告尼克松说：河内已经暗示它愿意讨论双方共同撤军问题。事实上，第二次会谈时就明显看出，黎德寿原来就坚持只有在我们撤退之后，河内才会讨论他们军队的作用问题，而且只能同在西贡建立的、其组成由他们控制的联合政府进行讨论。

记录毫无疑问证明，我们当时在寻找各种理由使谈判成功，而不是使谈判失败。我们的批评者喋喋不休地说我们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们总是竭力把谈判解决的可能性想得尽可能多一些。尼克松尽管比较悲观，也同样持积极态度，并且愿意冒风险。二月二十七日，在准备三月会谈时，我写信给他说：

我们阐述的主张应当足够合情合理，使它们具有吸引力，但又要十分坚定，以免在现有渠道垮台后转向另一条比较常规的谈判渠道时被迫退让……由于我们同越南政府尚未就立场问题达成协议，您必须确定我们的立场，而这种立场以后若是透露出去，可能使我们同西贡的关系发生困难。这样做有风险。但是为了保持势头和保守秘密，我看舍此别无他途。

尼克松在最后一句话边上批注：“同意——这么办行。”

把阮文绍说成是一个障碍——除非就河内反对阮文绍存在这种特殊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每次会谈后，我都通过秘密渠道用电报把全部情况报告给驻西贡的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以便向阮文绍总统汇报。无论是对程序问题还是对实质问题，阮文绍都没有表示异议。我们是慢慢地、到整个过程快要结束时才知道阮文绍并没有真正同意我们的主张。开始，他估计这些主张河内是不会接受的，只有默认才能使我们继续支持战争。

秘密谈判带来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加剧了部门与部门之间互不通气，给尼克松政府造成严重的祸害。罗杰斯直到一九七一年相当晚的时候才获悉有关秘密谈判的事。由于戴维·布鲁斯一九七〇年七月担任我们参加巴黎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之后听过汇报，而邦克则随时都了解最新情况，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两位大使都比他们名义上的上司更了解内情。莱尔德从未收到正式通知，虽然我敢肯定他一定充分了解是谁在使用他控制下的飞机，以及使用飞机的可能原因。这是一种糟糕的制度；尽管我利用过这种制度，我仍然认为今后绝对不应加以效法。尼克松对内阁成员缺乏信任，加深了他们已经很强烈的固执己见的倾向。他们不断干扰我们的主动行动，或对我们已经明确阐述的战略表示异议，一部分原因是不了解情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感觉对并非自己制定的政策无需承担义务。

同黎德寿举行的第一轮谈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外交永远是某种力量对比的反映，而黎德寿的估计并非完全错误。他对美国舆论的了解，特别是对他具体谈到的几个领导集团的了解，是颇为准确的。越南化确实存在矛盾。美国官僚机构的纪律涣散使政府内部哲学观点的分歧彻底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黎德寿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修改他提出的无条件撤军和推翻西贡政府的要求。直到两年半之后，军事形势的发展使他别无选择余地，他才看到需要这样做的理由。

老挝插曲

在印度支那西北角的崇山峻岭和湄公河平原之间，老挝的各个部落和民族在一个信仰佛教的国王统治下过了几百年和平生活，基本上不受比较黩武的邻国进行的战争和斗争的影响。十九世纪法国人征服老挝时，根据记载并没有遇到抵抗。后来，他们就从河内对老挝和整个印度支那进行统治。

作为历史的一个小小讽刺，为独立而斗争的人有时也会继承前殖民统治者的帝国抱负。因此，信奉列宁主义的河内主人认为自己是法国曾经从他们现在占据的总部统治过的一切地区的合理继承人。早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越南就试图统治老挝和柬埔寨；[9]现在又增加了要同法国殖民统治规模媲美的倾向。一九五四年签订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法国统治之后，爱好和平的老挝各民族不幸正处在北越为了便于绕过协议规定的非军事区侵入南方的必经之路上。[10]

巴特寮（受河内控制的老挝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控制了万象政府权力始终鞭长莫及的两个东北部省份。一九六一年，位于东北的巴特寮、位于老挝中部神话般的查尔平原上的中立力量和位于湄公河沿岸靠近泰国边界的右派集团三派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内战，有六千多名北越军人卷入。这场冲突的严重性使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说：“老挝离美国很远，但世界是狭小的……如果老挝不能保持中立，整个东南亚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一九六一年五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有关老挝前途的谈判。同河内谈判总是旷日持久的，这次也是一样；河内按照它惯用的策略，一直施加军事压力，直到一九六二年五月肯尼迪总统把五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派到毗邻的泰国去为止。这次显示力量之后不到两个月，包括北越和苏联在内的十四个国家就签订了保证老挝中立的新的日内瓦协定。美国接受了苏联和北越的建议，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事人员，建立以中立主义的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包括所有三派代表的联合政府。

北越从签字那天起就无视协定的存在。驻老挝的六百六十六名美国军事人员全部通过国际检查站离开了老挝；而驻老挝的六千名北越人员，只有四十名（的确是四十名）通过检查站撤走；其余数千名都留下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老挝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分崩离析。战斗迅即重新爆发。北越军队实际上兼并了老挝南部，在那里建立了向南越渗透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胡志明小道。到一九七〇年为止，已有五十多万北越军队沿着这些通道开赴南越。驻扎在老挝的北越军队增加到六万七千人——十倍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任职时期曾经造成一次重大危机的人数。

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美国逐渐增加了对我们曾经反对，但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各方一致承认其领导地位的中立派领袖梭发那·富马首相的支持。我们的目的是保持一个中立主义的政府，同时设法使富马默许我们切断胡志明小道。我们为老挝王国部队、王宝将军领导的某些非正规的苗族部队，有时还为在老挝活动的泰国志愿人员提供财政援助。这些情况大部分已在报刊上零星加以披露；一九七〇年，由于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举行了几次秘密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获悉全部情况。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以免河内以此为借口更大规模地违反日内瓦协议，接管整个老挝。

这段历史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一九七〇年初一个短时期内老挝成了我们在印度支那注意的焦点，也是国内辩论的焦点。北越的攻势有可能席卷老挝北部。国内批评者趁机惊呼，说我们有不知不觉在印度支那承担新的“看不到尽头的”义务的危险。

河内在老挝打的基本上是两场战争，虽然目的都是称霸印度支那。老挝南部的胡志明小道是河内通往南越战场的纽带。在老挝北部，河内支持巴特寮，但我们认为这种支持是有节制的，因为它害怕引起美国或泰国的反应。河内准备在南越获胜后再来对付老挝军队，现在仅对它保持必要的压力，以免它作为行使权力的工具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不想打破这种不稳定的平衡。美国政府也不希望在老挝这样的国家发生战争。把冲突扩大到老挝是毫无意义的——除了为保护自己而不得不进行的最低限度的冲突之外，于是我们开始忙于从南越撤军。一九七〇年一月底，北越方面打破了这个局面，突然向查尔平原增派了一万三千名军人，并运去大量额外的装备。当时，中立部队正在查尔平原狙击巴特寮。北越的增援既威胁到富马亲王，也威胁到我们和富马的关系；如果富马不再默许我们轰炸胡志明小道，就会大大减轻河内在后勤方面的困难，使我们在南越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更糟糕的是，如果北越军队进抵湄公河畔，这场战争对泰国就失去了意义。曼谷那时将在沿河数百英里的地带受到压力，大河两岸都是平原，无险可据。它几乎肯定不会让我们继续使用泰国空军基地，然而这些基地对我们在越南使用B-52轰炸机和战术空军作战是必要的。

一月二十三日，敌人攻势已迫在眉睫。我国驻老挝大使G·麦克默特里·戈德利要求用B-52轰炸机打击北越一个据信驻有四千军人的重要集结点；这将是我方第一次在老挝北部使用这种飞机。这件事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仪态万千的官僚主义小步舞，很能说明我们政府的精神状态。感到应对美国部队负责的官员要求给部队提供保护，而来自国会的冷酷无情的攻击吵得他们无法思考问题。我们则被夹在当中。

我预定一月二十六日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考虑戈德利的请求。开会前两小时，梅尔·莱尔德告诉我他赞成用B-52打击那个目标；另一方面，他害怕走漏风声，希望不要在跨部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莱尔德主张通过秘密打击柬埔寨时使用过的渠道来批准这次行动。因此，他对我说，他已指示他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代表反对在老挝北部使用B-52，虽然他本人是赞成的。这样一来，无论莱尔德个人是什么观点，会议记录将表明五角大楼是持反对态度的；总统将承受这个决定引起的愤怒。开会前一小时，比尔·罗杰斯来电话说，他反对在老挝北方使用B-52，而且莱尔德也站在他一边。我对这种说法含糊地表示怀疑，但建议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见总统。不幸总统刚好挑了这个时候去戴维营，要在清静的环境中为他第一次使用否决权、拒绝一项福利拨款法案准备咨文。按照习惯，他在这种情况下是拒绝接电话的，即使是我打的电话也不行。等到可以再找到他时，所有主要人物都已表态，立此存照，以便局势无论怎么发展都可以保全自己。

因此，我又从头开始进行联系——这一次是找厄尔·惠勒将军。我问他是否可以不用B-52而用战术飞机攻击莱尔德谈到的目标。（由于某种原因，战术飞机出击引起的抗议声似乎小于B-52。）惠勒告诉我正在使用战术飞机进攻那个目标，但效果同B-52出击不能相提并论。当我回头再找莱尔德时，他强调集结的四千名敌军即将分散；这是他就任国防部长以来最适合使用B-52的目标。另一方面，他说，如果这个建议遭到拒绝，他也不会见怪。我最后说，要就这个特定目标取得一致意见为时已晚，但我答应要请总统作出明确的原则决定。

二月十二日，担心已久的北越攻势终于在查尔平原开始。次日，梭发那·富马首相正式要求派B-52去轰炸——几次要求中的第一次。到二月十六日，北越和巴特寮部队已将政府军队逐出控制查尔平原通道的大多数高地。当天下午，总统召集莱尔德、代理国务卿理查森、赫尔姆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穆勒海军上将和我开会。我建议，若是敌人越过一九六九年夏天政府军发动攻势前共产党入侵最深的地点芒绥，总统就授权B-52出击。总统表示同意。不到二十四小时，共产党军队就越过了芒绥。二月十八日晚，三架B-52进行了轰炸。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北越的一次重大攻势，加上老挝前线接近崩溃的状况，才使我们出动一次B-52。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莱尔德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次行动；他的立场与双方都合拍。惠勒是一贯赞成。罗杰斯开始时反对，后来转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然而，B-52出击一次已足以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即二月十九日，《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对付南越的B-52已经转用于攻击老挝北方的北越部队和巴特寮部队。尤金·麦卡锡和弗兰克·丘奇参议员迫不及待地对美国飞机和驾驶员卷入老挝表示哀叹，而对北越攻势却绝口不提。二月二十一日，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同样不提北越还在继续进攻，却把美国战争“升级”记录在案。当时还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说“穿便衣的美国武装人员”正在支援老挝指挥部。[11]二月二十五日，马赛厄斯、曼斯菲尔德、戈尔、赛明顿、库珀和珀西等参议员攻击政府对他们所谓“美国卷入日益加深”的情况“讳莫如深”。同日，戈尔和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要求公布十月份他们在小组委员会上听取的有关美国卷入状况的秘密证词。赛明顿参议员还致函国务卿罗杰斯，要求把戈德利大使从老挝调回作证。二月二十七日，《华尔街日报》对使用B-52表示半心半意的支持，但是提出警告，反对进一步升级。三月二日，《华盛顿邮报》也抛出一篇措辞尖刻的社论，标题是：“老挝：老一套骗人的把戏”。

参议院和新闻界为弄清老挝问题“真相”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运动，现在达到了高潮。问题不在于获得事实——事实已是众所周知的——而是要诱使政府公开证实这些事实，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工作人员调查和秘密听证基本上已经掌握全部情况。新闻界也差不多，他们已经给公众提供了相当准确的报道。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正式承认我们在老挝的行动会在什么程度上毁掉一九六二年协议的残余部分，使河内进一步加紧在老挝北方进行侵略有借口，并在国内煽起更激烈的争论。

两党分别领导的前后三届政府之所以都对我们在老挝的作用“讳莫如深”，是因为每一届总统都希望使这种作用保持一定限度。公开、具体地说明这个限度，正如具体说明我们卷入的程度一样，都会危害这个战略。当时我们受到压力，要我们把两方面的情况都公布于众。从批评者的观点来看，提出这个问题的好处在于可以借此非难我们在越南的整个事业。如果老挝垮台导致越南垮台，某些人甚至会认为是一种额外的收获。他们要求得到的不是事实，而是弹药。

尽管存在这些危险，我们仍然认为需要发表某种正式声明，阐明我们对老挝的政策和意图。得出这个结论的推理有点拜占庭的特点。莱尔德要求发表公开声明，以免国务院走漏风声，使他成为替罪羊；因此，解释必须由其他任何部门出面去做，但绝不能由国防部去做。出于同样的理由，罗杰斯反对由国务院介绍情况；他不想为老挝问题冲锋陷阵。他建议公开发表国务院过去在赛明顿小组委员会上提供的秘密证词。赛明顿的表现是高尚的。在离现在已经很久的那些年代里，许多国会委员会还把向它们介绍的秘密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赛明顿不愿不经政府同意就发表保密情报。但如果政府表示同意，就会破坏秘密听证会的惯例和原则。将来只要掀起一场公开争论就可以迫使政府把秘密证词公之于众；这对于不友好的委员会永远是一种诱惑，使它不禁要对秘密证词进行组织安排，造成极为不利的宣传效果，然后强迫发表。

我在送呈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老挝，真正的问题同越南密不可分：

——只要北越愿意为破坏一九六二年协议支付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代价，他们无疑可以在他们高兴的任何时候席卷老挝。

——如果北越席卷老挝，我们关于越南冲突的整个交易将遭到破坏。事实上，如果北越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取得足够的胜利，使富马相信他必须屈服于北越的影响才能生存，我们可以预料他将拒绝允许我们继续轰炸胡志明小道，结果我们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将受到灾难性打击。

——这是基本的考虑，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胡说八道……

——要做到这一点，国务院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发表赛明顿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我们可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安抚赛明顿、富布赖特和其他人等，又使公众了解我们行动的真相。

——另一方面，发表证词中敏感部分是否能安抚这些参议员是值得怀疑的。老挝情况的真相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们是了解的。内部会议已使他们了解一切……

——发表证词将使北越可以用文件证明它的说法，即我们正在违反日内瓦协议，而用不着承认他们违反这些协议，从而严重破坏我们行动的真正基础。

这样做还会使苏联人更难于保持他们目前对老挝王国政府采取的比较友好的姿态……

——在老挝问题上屈服，就会在相关其他国家的问题上损害政府不发表记录敏感部分的立场。我们可能会打开一个名符其实的潘多拉魔盒，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对外关系上给自己带来一连串难题。人们无法再相信我们维护国际协议尊严的诚意，谈判这些协议的外交使者的作用也将受到损害。我特别担心泰国的反应，他们已经在怀疑我们对他们承担的义务。

二月二十七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了我们在老挝问题上的公开立场。使内阁成员大为宽慰的是，会议决定由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起草一个声明，由白宫发表。我当时会同意这种使白宫每逢事实性争论都处于直接承受批评火力的位置的做法，是由于官僚主义缺乏经验，或仅仅是由于无穷无尽的推卸责任的企图使我感到精疲力竭——现在事隔已久，无法确定。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很快就着手起草解释我们卷入老挝情况的公开声明。为了避免显得过分被动，我使声明在形式上看起来是一个新的建议，即建议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英国和苏联召开一九六二年协议签字国会议，为老挝中立提供新的保证。我对开会并不抱幻想。伦敦和莫斯科当时都不大想暴露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三月六日发表的这个声明，充分而坦率地陈述了美国卷入的情况以及从肯尼迪政府以来一直秘而不宣的理由。但是，声明里有一处不准确，因此引起轩然大波。造成不准确的一部分原因是各部门（由于他们不会受到攻击）在为我的工作人员提供全部细节时不够审慎，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官僚主义的粗枝大叶。尼克松原来认为，要证明美国人并没有卷入老挝地面战斗，最好的办法是着重指出没有任何美国人在这个活动中阵亡。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完会以后，他对我说：“B-52轰炸老挝，谁也不会放在心上。但对我们在老挝的士兵，人们是担心的。”声明是由我的新任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后来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负责起草的。他和其他工作人员经过同各部门仔细核对，得到的印象是：没有任何美国人员在老挝阵亡这个说法需要斟酌，唯一原因是偶尔从越南进入老挝南部的美国侦察小组出现过一些伤亡。小组的任务是观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骚扰胡志明小道的渗透活动（代号“燎原行动”）。这种行动同越南战争有明显联系，而同老挝北部的战斗毫无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容许这样一种说法，即“从来没有任何驻老挝的美国人在地面战斗中阵亡”。

把将近十年的事情说得这么绝对当然是一种缺乏经验的迹象。谁也无法肯定官僚机构尘封的角落里隐藏着什么事实会突然冒出来。很快我就得到一次教训，懂得了说话过于绝对的危险。

三月六日发表声明之后，官僚机构突然开始向报界透露它不愿向总统提供的情况，即过去九年内的确有极少数派驻老挝的平民和非战斗军事人员因被流弹击中丧命。三月八日，白宫被迫承认现在已从国防部获悉，一九六九年初以来有六个平民和一个“未参加战斗”的陆军上尉在老挝被打死。在这以前的五年中，平均每年约有四个美国平民在老挝被打死。三月十日，国防部又殷勤地宣布从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以来在老挝服役的美国军人就有权获得“火线津贴”。至于谁应当对这些错误负责，后来进行了调查，结论不出所料：错误是由一连串误解和互不通气造成的。洛德在事后分析时回顾了起草过程，也回顾了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之间的讨论；这种分析并不能反映这位聪明正直的人在担任我的特别助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时最初几个星期经历的巨大痛苦。

尼克松认为这是我曾经吹嘘过的工作人员造成的失误，因此大为光火；有一个星期我都见不到他。我承担了全部责任。三月九日，我给莱尔德写了一封信，并抄送总统：

亲爱的梅尔：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希望告诉你，你的记忆是正确的。你的工作人员曾经两次划线标出没有美国人在战斗中阵亡这句话。我当时误认为他们指的是燎原行动，因此对声明作了相应改动。无论如何，防止这种错误是我的职责。我希望你了解，你是没有责任的。

向你热烈致意。

亨利·A·基辛格

当然，报界和国会对当时——在一年有四五个人非战斗死亡的基础上——称之为已经证实的美国在老挝的军事卷入都显得义愤填膺。公开辩论的焦点是新的“信用差距”，而不是基本事实，即美国卷入老挝的程度显然微不足道，而北越正处于攻势。

老挝的形势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严重转折。共产党部队已挺进到通往首都万象的最后一个要塞龙镇地区，威胁到领导苗族抗击共产党统治的王宝总部。共产党向湄公河进军已迫在眉睫，因此泰国表示：如果老挝政府提出要求，它愿意派志愿人员到龙镇去。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的两次会议上，国务院极力反对这个建议，其他部门也只表示半心半意的支持。当我们收到老挝和泰国双方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总统推翻了各部门的意见。他深信拒绝这个建议会使泰国怀疑我们承担的保卫泰国的义务，还可能使富马惊慌失措。我同意这种看法。三月二十六日，我把总统的决定告诉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

三月二十七日，老挝政府发动了反击。这次反击得到泰国志愿人员的支援。他们的干预起了决定性作用。三月三十一日，老挝政府部队夺回了龙镇附近的桑通；桑通机场迅即恢复使用，我国飞机开始运去给养。第二天北越部队就从龙镇地区后撤了。

老挝危机就此平息，直到年底；老挝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平衡得以维持。但是，我国政府内部的分歧已经戏剧化；反对派对我们的疑虑已经非常深切，以至指责我们挑起了我们力图避免的事，连后来发生的事——邻国柬埔寨发生的政变——也怀疑是我们组织的。事实远非如此。

西哈努克的垮台

将近三十年，柬埔寨的政治生活是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暴风雨般的生涯和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九四一年西哈努克十八岁的时候加冕成为国王，一九五五年逊位，以首相身份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一九六〇年六月，柬埔寨国民议会一致投票推选他担任国家元首。一九五三年领导柬埔寨王国脱离法国、宣布独立的就是西哈努克；他塑造了柬埔寨政治制度并支配着柬埔寨的政策。

作为柬埔寨的领导人，西哈努克善于走钢丝——在世界政治中介于东西方之间，在初露端倪的共产主义分裂中介于中苏之间，在越南战争中介于敌对双方之间，在国内则介于左右两派之间。他说话口若悬河，为人难以捉摸，耽于逸乐——人们通常说他“反复无常”。当血腥的战争使印度支那其他地区生灵涂炭时，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国家保持为一片世外桃源。最后，在一九七〇年，这位轻捷灵巧的走钢丝演员突然失足跌下，使柬埔寨人民坠入甚至比邻国的境遇黑暗得多的地狱。

一九七〇年一月七日，西哈努克亲王带着他的夫人莫尼克和十一名随从人员离开柬埔寨首都金边，去法国里维埃拉海滨的格拉斯疗养院休息两个月。他习惯两年一次到那里去“接受治疗”，以减轻他所说的“肥胖病、血液病、蛋白尿”等疾病引起的不适。他出国时把政府托给了他自己挑选的领导人：国民议会议长郑兴（担任代理国家元首），首相朗诺（西哈努克一九六九年八月任命他担任首相，九月又赞扬他“效忠王室和民族，是我唯一可信赖的人”）[12]和第一副首相施里玛达。

西哈努克同他自己的政府关系并非一贯融洽。他前几年曾把左派人士搞得名誉扫地，逐出政府（事实上，共产党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曾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朗诺-施里玛达内阁对他的经济政策，对他无法赶走占领柬埔寨东部地区的北越和越共部队，对他的随从人员贪污腐化，对他在金边开设国营赌场的不得人心的决定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月，这些争吵似乎都没有严重到足以阻挠他的法国南部之行。

美国更没有预感到会出现什么麻烦。前面说过，我们已经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同柬埔寨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且在那里有一个以劳埃德·里夫斯代办为首的规模很小的使团。从一九六三年西哈努克取消美国援助以来，我们就没有对柬埔寨实行军事或经济援助。此外，主要由于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坚持，恢复外交关系后我们也没有向金边派遣中央情报局人员。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上半月，美国政府高层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挝已经露头的危机和与此有关的国内争执方面。三月十七日，我同国务院东亚司的马歇尔·格林和威廉·沙利文共进午餐；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中国、越南和老挝；根据记录，柬埔寨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到。

在西哈努克虽然变幻莫测但却非常巧妙的指导下，中立的柬埔寨保持了不稳定的政治平衡。从美国观点来看，这是可能达到的最好的局面了。当然，河内悍然无视国际法、利用柬埔寨领土向我们的军队发动军事进攻的危险是经常存在的。但是这方面也建立了某种平衡。西哈努克即使不鼓励我们轰炸庇护所，也是默许的；我们则停止从地面上穿越边界作战；河内还继续使用这些庇护所，但代价更高了。我们对柬埔寨内部平衡不稳定的程度也还有一些认识。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尼克松总统和阮文绍总统在西贡见面时，阮文绍很有预见性地警告说，如果柬埔寨的平衡由于推翻西哈努克而遭到破坏，最后获胜的将是共产党人：

（尼克松）总统询问了他对西哈努克的看法。阮文绍总统回答说，西哈努克坏，但我们不希望出现比他更坏的人。他又说，柬埔寨只有两个集团能推翻西哈努克，那就是军方和共产党。军方力量单薄，缺乏效率，共产党更有可能成功。即使军方起来反对西哈努克，他感觉最终还是会由共产党接管。西哈努克干什么或者能够干些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越南局势。柬埔寨是一个弱国。如果推翻西哈努克，如果我们鼓励推翻他，共产党接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们同意这种估计。柬埔寨的悲剧在于它内部存在的压力终于破坏了西哈努克力图保持的微妙平衡，让阮文绍曾经准确预见到的那些力量脱颖而出。使这种局面加快出现的因素是北越用来骚扰我们的部队的共产党庇护所。这些庇护所日益激起几百年来曾经目睹越南历代统治者使自己祖先的国土殖民地化的柬埔寨人的民族主义愤怒；事实上，西贡周围地区是越南人在十九世纪初叶才从柬埔寨人手里抢走的。如果后来不是法国占领，很可能整个柬埔寨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柬埔寨人自古以来就厌恶一切越南人。由于西哈努克不能把令人恐惧的北越人从柬埔寨土地上赶走，这就日益削弱了他的地位。

西哈努克在那个时期发表的公开声明里明确指出了他认为对柬埔寨独立构成威胁的人选。他曾经一再公开抗议北越“侵略”和侵犯柬埔寨主权。一九六九年六月，即秘密轰炸开始三个月之后，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抱怨说，柬埔寨的腊塔纳基里省“实际上成了北越的领土”，而且“越盟”（北越人）和越共部队已经大量渗入柴桢省。西哈努克主编的《民盟》月刊一九六九年十月号刊载了一篇题为《越共和北越人盘踞我们边境》的文章，以很大篇幅抗议北越的占领；有一幅地图标明了三万五千至四万北越和越共军队占领柬埔寨领土的地点（对我们的情报工作不无补益）。西哈努克在该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号一篇署名文章中甚至推崇美国在越南的作用。他指出：“十分坦率而客观地说”，美国部队在东南亚的存在造成了区域均势，使柬埔寨这样的小国“受到欧洲甚至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尊重，如果不能说是受到他们追捧的话”。西哈努克写道：如果美国力量撤退，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无法转向共产党得到补偿，否则无异飞蛾投火，“无论飞蛾是否温驯，最后总是会被吞掉的”。西哈努克在文章结尾对尼克松主义表示了有力的支持：

新宣布的尼克松主义预计不再动用美军进行干预。这个主义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付诸实施……但是，他们（美国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将不得不支持深孚众望的民族主义者抵抗新帝国主义，即亚洲共产主义……如果美国提供援助时不附带条件，也不出兵干预……肯定要比他们亲自出兵更有希望遏制共产主义洪水的泛滥。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有助于铲除共产主义颠覆性的宣传力量，因为在外国军队“占领”这个地区的时候，共产党就要号召人们起来造反，争取“民族解放”……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我把这篇文章摘要送呈尼克松。根据他的指示，我又在二月二十三日把文章全文送给了曼斯菲尔德参议员。

西哈努克十分清楚，究竟是谁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举例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越共从柬埔寨领土上向设在越南的一个美国特种部队的营地开火；美国进行的报复性空袭受到大肆宣扬，据说杀害了大约二十五名柬埔寨人。西哈努克为此对美国提出了抗议；我们的政策是赔偿损失。尽管如此，西哈努克在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指出这件事应当由北越承担责任。他说：

达丹事件是谁挑起的呢？是从我国领土上向美国人开火的越共。美国人挨了打，生气了，就轰炸我们。那时越共和越盟都溜走了，仅留下高棉居民作为牺牲品。这就是全部真相……

号称我们的朋友的红色大国，联合国的欧洲赤色分子，不准我们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西哈努克告诉听众，他不会像某些人敦促的那样再次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原因是：如果他这样做，“我们将不得不对越盟和越共采取同样的办法，因为甚至在我们已经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他们还在继续对我国领土进行侵略”。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西哈努克在法国休假即将结束时宣布他打算在三月份回国途中访问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友好国家”，谋求他们的支持来减少或消除北越在柬埔寨的影响。

但是，西哈努克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对局势失去控制。三月八日，柬埔寨柴桢省村民示威反对北越占领。三月十一日，两万柬埔寨青年洗劫了北越和越共驻金边的大使馆。（游行示威显然是柬埔寨政府插手组织的。）柬埔寨议会两院举行特别联席会议，要求政府重申柬埔寨中立，保卫国土。议会要求扩大柬埔寨军队，西哈努克由于害怕军队造反而故意削弱其力量。

西哈努克从巴黎给在金边的母后发了一份公开电报，谴责柬埔寨政府中“某些人”试图“把我国抛入一个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怀抱”。他宣布他打算立即回到金边，“向全国人民和军队发表讲话，要求他们做出抉择”。西哈努克离开巴黎以前就在接见记者时警告北越和越共要么尊重柬埔寨中立，要么就得面对亲美派接管柬埔寨政府的局面。[13]但是，由于从未充分说明的原因，他在巴黎犹豫不决，而金边的局势开始失去控制。三月十二日，施里玛达副首相宣布暂停执行和越共签订的贸易协定，并为柬埔寨军队增加一万名士兵。金边爆发了新的反越骚动，越南人开办的商店和教堂受到攻击。三月十三日，柬埔寨外交部宣布，它已通知北越和越共大使馆：一切属于越南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必须在两天后，即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五日黎明前撤出柬埔寨领土。

同日，即三月十三日，西哈努克做出了对他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决定。他离开了巴黎，不是像两天前宣布的那样回到金边，而是按预定计划访问莫斯科。为了在国内群众最关切的问题上夺回主动权，他在巴黎宣布：“我即将前往莫斯科和北京，要求他们制止越共和越盟在我国的活动。”他通过高棉通讯社转发了他写的一封信，说他将“对利用军事形势渗入并盘踞我国领土的越南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尽管他原来打算迅速返回金边，尽管苏联的波德戈尔内主席劝他第二天就飞回国去，西哈努克还是在莫斯科消磨了关键性的五天，就军援问题讨价还价，为抚慰由于得不到任何新装备而感到愤怒的柬埔寨军队做最后的努力。甚至在那以后他也没有前往金边，而是到北京去了。西哈努克在自己的叙述中有些自我辩解地说，他“需要更多时间观察金边形势的发展”，[14]并多次声称即使他企图回国，也会由于朗诺和施里玛达阻挠而回不去。但是直到三月十八日他自己的议会才抛弃他，机场也是那时才关闭的。西哈努克在乘车前往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途中才从柯西金总理那里获悉自己已被废黜的消息。这使他目瞪口呆，因为他的随从都不敢告诉他：拥有九十二名议员的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在当天早些时候再次举行特别联席会议时已一致通过解除他国家元首职务。

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拥抱，还参加了中国人为他举行的宴会，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周向他保证说，中国仍然把他看做国家元首。同时，在金边，柬埔寨议会把西哈努克留下处理其事务的郑兴任命为临时——而不是代理——国家元首。这不是典型意义的军事“政变”；这是西哈努克自己的政府，就是缺了西哈努克。

数月后，我从让·圣特尼处获得一份描绘西哈努克表现的报告。我是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同北越方面举行会晤前在巴黎圣特尼的寓所见到他的。他透露，就在北越和越共驻金边使馆受到攻击的那一天（三月十一日），他曾在巴黎同西哈努克共进午餐。当时西哈努克计划立即回国——圣特尼深信，如果西哈努克那样做了，他本来是不会被罢黜的。圣特尼深信，使西哈努克改变主意的部分原因是莫尼克公主想去探望他们在布拉格和北京念书的孩子。我认为另一个理由是西哈努克过分自信；他无法相信由他提拔起来的那些人会危及他的统治地位。他还希望莫斯科会通过军事援助和迫使河内撤离柬埔寨的办法帮助他安抚他的军队。最后（西哈努克后来告诉我），他收到他母后从金边发来的电报，警告他回国很危险。

如果要对使柬埔寨卷入血腥冲突旋涡的责任作任何估计，就必须从这里开始。就朗诺和施里玛达来说，关键在于他们胆大妄为，竟敢站出来同受到憎恨然而实力远占优势的北越和越共部队进行大众要求的战斗。就西哈努克来说，关键在于他举棋不定达一星期之久，因为他如果大胆重返金边，亲自出面压倒对手，本来可以扭转局势，对每个人都最有利。这正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害怕的，是波德戈尔内建议的，也是美国相信和希望的。一旦重新掌权，西哈努克就可以从他传统的地位再次起平衡作用——这种地位就是我在四月二十一日给尼克松描绘过的，“故意把自己摆在右翼的极左一端”。我们几乎肯定会对这种努力给予合作。到三月二十日，形势已如脱缰之马，难以控制了。

美国在这些事件中起的作用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有目的性，也不像其他一些人自诩的那么有效。那一年的头三个月，我们在专心处理老挝问题，也没有情报人员驻在金边，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事物的发展。我们既没有鼓励别人去推翻西哈努克，事前也毫不知情。甚至过了许多星期我们还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我个人对当时局势的无知反映在呈交尼克松的两份备忘录中。虽然尼克松每天收到要闻简报，但我直到三月十七日才就反对西哈努克的第一次游行示威（三月十一日）做出比较详细的分析给他送去。一个星期的耽误表明柬埔寨当时远不是我们优先关注的事。更突出的是我在分析中暗示这一切可能都是西哈努克精心策划的把戏：

鉴于施里玛达和西哈努克之间存在尖锐的竞争，可能施里玛达是想使西哈努克面临既成事实，或者是想在自己呼声正高时挑战西哈努克的地位。另一方面，多年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如此直截了当地向西哈努克挑战，这完全可能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花招，使西哈努克可以呼吁苏联和中国同他合作，一起敦促越共和北越军队撤离，理由是如果这些军队留在柬埔寨，他就会垮台，被一位“右派”领导人取而代之。

这两个论点——不是共谋策划的诡计就是西哈努克确实面临来自施里玛达和朗诺的挑战——都符合西哈努克和高棉王国政府最近的表现。

我很难理解金边那些主要人物的动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朗诺属于同共产党部队——也就是他的政府现在反对的那些部队——进行走私交易而捞到利益的人。三月十九日，我在送呈总统的另一份备忘录中仍然认为西哈努克可能试图返回金边去收拾残局：

朗诺过去一直满足于充当第二号人物，但这一次看来是对权力直接提出了挑战。他从人民反对越南共产党入侵的怒火中找到了向西哈努克挑战的很好的切入点（这场怒火是军队煽动起来的），不过朗诺同共产党人的交往并不说明他是一个强烈反共或反越的爱国者。

将来的抉择。形势的发展存在三种可能性：

——在军队支持下建立朗诺或施里玛达占统治地位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得不到人民多少支持，将不得不通过反越口号和发展经济来收买人心。

——达成不稳定的妥协，类似一二一五年英国贵族同英王约翰之间的休战，允许西哈努克重任国家元首，但权力将受到很大限制。这种局面将是不稳定的，因为西哈努克要设法包围和消灭他的对手，并且可能成功。

——西哈努克使军队转过来反对朗诺，从而取得胜利。

对外交政策和对我们的影响。高棉民族主义已（被）煽动起来反对越南共产党的占领。将来任何政府要同越南合作大概都得更加小心谨慎，更加隐蔽。朗诺选择这个问题做文章，就必须设法公开证明他正在采取行动反对越南人的占领。同样地，西哈努克在一段时间内将不会“对越南人心慈手软”，以免授人以柄。

这将给越共和北越军队造成严重问题。他们将有很多理由对柬埔寨采取更加敌对的路线。

我送呈总统的任何报告都没有谈到过美国情报人员有任何牵连，也没有对政变表示任何特殊的高兴。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也并不比我更有预见性，一部分原因无疑是该局已奉令不得在金边进行活动。直到三月十八日，即西哈努克被赶下台的那一天，才有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在华盛顿传阅。报告的要点是：如果西哈努克拒绝接受反对河内的政策，朗诺鼓励的骚动就会成为反西哈努克政变的前奏。这份情报是一个星期以前从一位不便说明身份的亚洲商人那里获得的。这份报告分发过程中的耽误和中央情报局未能预见西哈努克垮台问题，后来成为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调查的专题。我回忆不出政变前有任何预料到这次政变的文件曾引起我的注意；我的文件中也找不出这样一份东西。至于指责情报工作失败，应当记住：作为政变对象的领导人比我们有强烈得多的理由要了解他本国的真相，而他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场阴谋。

三月二十日，尼克松和我讨论了他即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问题。我建议他除要求尊重柬埔寨中立外不要对柬埔寨问题发表意见。他同意我的建议，并且说：西哈努克“可能卷土重来，再次接管政权”。在三月二十一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称柬埔寨的形势是“无法预测的”、“流动不定的”，并希望北越尊重柬埔寨的中立。他公开重复了他私下对我说的话，即他仍然认为西哈努克可能返回金边：

……大家知道，我们已在一种暂时的基础上同议会选出的那个政府建立关系；只要那个政府看来是该国政府，我们将继续同它打交道。至于这个政府将朝什么方向发展，西哈努克亲王回国时将有什么遭遇，我认为任何猜测都是不成熟的，也是于事无补的。

三月十九日召开的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反映了我们优先关注的项目；大部分讨论都涉及老挝。我的工作人员为我准备的汇报材料记录了美国船只“哥伦比亚之鹰”号由于两名水手叛变而改道驶往西哈努克港，并被柬埔寨扣押，他们对此事表示的关切不下于对政变长远影响的关切。至于政治形势，他们认为结局还不能肯定，对西哈努克回国的可能性也没下结论。我的汇报材料提出一个关键问题：“朗诺可能更加亲西方的倾向是否能够补偿西哈努克下台可能导致的更加严重的不稳定状态？”

但是，无知并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无需做出决策。政府在柬埔寨问题上甚至比在老挝问题上意见分歧更加大。这是毫不奇怪的。尼克松从一开始就赞成采取比较积极的方针。他在我三月十七日的备忘录中谈到朗诺打算给柬埔寨军队增加一万人的那一段话旁边批注：“让我们拟个计划来援助新政府实现这个目标吧！”我还没有执行这个批示，尼克松就把我三月十九日写的、通知他西哈努克已被推翻的备忘录退了回来，并附有以下批示：“我要赫尔姆斯拟订并执行一项计划，为柬埔寨亲美分子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不要告诉三〇三[15]或官僚机构。要用我们（代号“菜单”的）空中袭击那种办法处理。”三月二十二日，黑格把总统的要求直接转告赫尔姆斯，我确定三月二十三日同赫尔姆斯开会。

赫尔姆斯的答复主要是程序性的。他说：除非让中央情报局在金边设站（中央情报局术语，指常驻办事处），否则它提不出什么切合实际的建议。他概括地谈到从秘密空运到为朗诺罗致国际支持等一系列可能采取的行动，但暗示中央情报局在掌握更多情报以前无法提出具体建议。因此，总统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在金边设站。后来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因为国务院极力反对，部分原因是害怕曼斯菲尔德会在国会对它采取什么行动。四月一日，当我外出休假——说明我并不认为形势岌岌可危的另一确证——的时候，总统把罗杰斯和赫尔姆斯叫到椭圆形办公室，向他们下达了自己的命令：立即在金边建立一个中央情报局办事处。

尽管如此，或许是因为尼克松在同罗杰斯面谈时，像他往常那样说得太简略，要不就是国务院成见甚深，以至无视直接下达的命令，总统的愿望根本没有执行。第二天，即四月二日，中央情报局指定一名官员和一名通讯人员前往金边。但是罗杰斯打电话给赫尔姆斯说他认为这种办法是不明智的，不过他同意研究如何解决通讯问题。在国务院考虑是否向柬埔寨政府提出正式要求期间，又耽误了一段时间。四月七日，劳埃德·里夫斯代办去拜访了柬埔寨一位低级官员；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增加了遭到拒绝或至少是拖延时日的可能性。使东亚司明显感到沮丧的是，对方当场就表示初步同意，并且答应很快发出正式通知。国务院坚持要等待正式答复，并再次采取拖延战术，建议通过商用飞机而不是军用飞机把通信设备运往金边。

到四月十六日，也就是总统直接下令的十五天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通讯人员和装备还毫无动静。虽然尼克松讨厌直接下命令，他在十分激动的时候也会变得粗暴起来。他把赫尔姆斯、他的副手库什曼将军、黑格和我（已经休假回来）叫去，对这种因循怠惰和违抗命令的做法表示了他的愤怒。为了表示不悦，这次会议没有请国务院代表出席。尼克松限定二十四小时内派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和通讯人员。作为惩罚，他还给了国务院另一个耳光：因为国务院曾经说障碍之一是我们大使馆面积太小，于是尼克松下令从金边撤走一名国务院官员，给他们腾出地方。

我们再次目睹现代国家的奇迹之一，即领导人在控制官僚机器、削弱它们成年累月扯皮的权力方面是相对无能为力的。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在继续动摇犹豫中消磨过去。整整隔了一个星期，直到总统又发了一次火才终于有了结果。减少使馆人员的命令则从未执行，因为局势的发展已经走在总统指示前头了。

因此，在四月中旬以前，我们监控或影响柬埔寨局势的能力一直受到严重限制。在柬埔寨两派当中，任何一派获胜本来都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是到四月中旬，问题已不再是派系之争，因为西哈努克已于三月底做出他第二个重大决定。他在北京安顿下来（当时我们同北京毫无接触），决定与河内共命运，转而激烈攻击美国。三月二十日，即西哈努克被废黜的两天后，他正式对新政府宣战。他发表声明要求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抨击把他撤职是“绝对非法的”。他谴责中央情报局勾结废黜他的“卖国集团”造成了柬埔寨的“动乱”；他为北越在柬埔寨的活动辩解，说他们是在“抗击美帝国主义”。第二天，西哈努克发誓要同新政府斗争到底，“直到取得胜利，或是死亡”，并谴责新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从那以后，如果西哈努克重新上台，结果就不会是恢复中立主义，而是他新找到的、完全不能由他控制的共产党保护人的胜利。

作为报复，柬埔寨国民议会三月二十一日投票决定，如果西哈努克回国就予以逮捕，按叛国罪论处。金边的报纸和广播连篇累牍地渲染他腐朽的私生活，对他多年来的领导进行攻击。三月二十二日，在一连三天避免对柬埔寨形势直接发表意见之后，北越给柬埔寨新的领导人扣上了“亲美极右集团”的帽子。河内具有权威性的党报《人民报》声称西哈努克的下台是美国策动的。该报郑重表示“我国人民完全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新领导人）的斗争”。三月二十三日，西哈努克发表五点声明，答应建立一支“解放军”和一条“民族统一阵线”，并吹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共产党的反美斗争。

四月初，北越部队和越共部队开始提供他们曾经保证要给予的“支持”。共产党的部队离开根据地，开始深入柬埔寨国土去推翻新建立的政府。四月三日，北越开始向柴桢省的柬埔寨军队进攻。到四月十日，柬埔寨军队已被迫撤出位于鹦鹉嘴地区的边境阵地。共产党还开始骚扰湄公河的运输。四月十六日，北越和越共部队袭击了金边以南的茶胶省省会。柬埔寨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时间早在美国采取任何行动的几个星期之前。

同时，西哈努克还在四月二日谴责美国是“使印度支那三国出现战争和政治不稳定局面的罪魁祸首”。四月三日，他呼吁本国同胞进入丛林，到“已经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抵抗地区”去。四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朝鲜时，正式表示支持西哈努克的抵抗运动。四月十四日，北京电台报道了西哈努克的“民族统一阵线”已于四月六日在柬埔寨柴桢省正式成立临时委员会的消息。总之，到四月中旬，即在我们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之前，西哈努克已经破釜沉舟地同共产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已经决心推翻金边政府，北越部队已经深入柬埔寨境内发动进攻。

黎德寿在秘密谈判中采取的态度无可怀疑地表明，河内已经把柬埔寨同越南战争正式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河内意图推翻金边政府，用河内可以接受的人取而代之，把柬埔寨用作在越南作战的基地。三月十六日，即西哈努克被废黜的两天之前，黎德寿在秘密会谈中指责我们，说五天前金边发生的骚乱是我们组织的。我有力地否定了这个指责。我认为黎德寿火气很大的发言令人十分担心，所以我向总统报告说：“他们有关柬埔寨的发言是令人不安的，可能是要在柬埔寨增加压力的迹象。”

南越突然出现的军事“高潮”只能增加人们对河内大致意图的担心。这次“高潮”打破了从九月份起就一直存在的沉寂局面。三月三十一日，尽管我们还在同黎德寿继续进行谈判，而且提出了使战争降级的建议，北越方面却在南越全境发动了几十次进攻。美国一周阵亡人数高达一百三十八名，几乎是上一周总数的两倍。

这种情况为我们四月四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谈进入高潮准备了条件。黎德寿再次指责我们，说我们要对柬埔寨的动乱负责；他实际上已对柬埔寨新政府宣战：

你们认为可以利用一伙军事反动派推翻诺罗敦·西哈努克，然后就没事了。这种想法未免过分简单。正是你们在那里的行动使整个柬埔寨的人民奋起对抗美国代理人。他们已经对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号召表示响应。高棉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全力捍卫自由和中立。

我着重地然而徒劳无益地驳斥了他的指责：

我已经不可能使特别顾问相信我们同金边出现的事态毫无关系，虽然我为他对我国情报机构的高度评价感到荣幸。如果这些情报机构知道我在此地，我就会把这种高度评价转告它们。

这次也有一种简单的检验方法。究竟谁在柬埔寨派有军队？不是美国。印度支那半岛人民的语言天才再次使我印象深刻。我们曾经发现巴特寮是说越南语的，现在我们又在柬埔寨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你们在柬埔寨保持基地，利用这些基地进攻我们在越南的军队。对此，我们表现了极大的容忍……

我对黎德寿强调指出，美国不希望扩大战争。为此，我建议立即讨论保证柬埔寨中立的具体步骤：

我们准备立即讨论保证柬埔寨中立的明确的、具体的措施，使柬埔寨绝对不会在任何国际冲突中充当卒子。我们愿意同你们在双边范围内讨论，也愿意在国际范围内讨论……我们准备考虑使老挝和柬埔寨——特别是柬埔寨，因为它是一个新问题——的中立得到保证的各种合理建议。

然而黎德寿否定了关于实行中立或举行国际会议的任何建议。他断言，印度支那的冲突现在已经成为一体；他甚至根本不愿讨论把战争范围限制在越南的问题。柬埔寨已经成为一个战区；讨论保持柬埔寨中立的问题是河内不能容忍的。早在我们采取行动的三个多星期之前，黎德寿就说：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高棉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保持了传统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你们无法破坏的。现在面临美国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的局面，三国人民将不惜任何代价，坚持斗争，直到胜利。

按照黎德寿的看法，不可能就柬埔寨中立问题达成任何正式协议。相反，在金边夺权的那个政权必须推翻，“我们不承认朗诺-施里玛达政府。我们支持诺罗敦·西哈努克的五点声明。我们深信，只要朗诺-施里玛达政府继续留在柬埔寨，就不可能解决柬埔寨问题”。

在柬埔寨，同在越南一样，我们当时面对的建议是：打开和平之门的唯一钥匙是推翻现在的政府（虽然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继续承认这个政府）。四月六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发言人宣布，联合国将“同有效地控制了柬埔寨局势的当局打交道”，实际上是承认了朗诺政府。

在柬埔寨，同在越南一样，河内拒绝谈判并蓄意扩大战争，并且只愿讨论夺取全部权力的问题。因此，柬埔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三个星期之前，我们总的说来是宁愿西哈努克继续在位的。现在，如果他通过河内的军事压力，并且作为河内的工具卷土重来，整个柬埔寨就会成为敌人的庇护所；通过西哈努克港的补给线将造成加倍的威胁。正如四月一日的一份工作人员计划书指出的那样，我们最害怕的是“一个受共产党支配的西哈努克政府为越共和北越部队提供安全的庇护所和后勤基地”。

正当我们逐渐无可奈何地认识到由于河内坚持要让共产党统治柬埔寨全部国土、柬埔寨中立已无可能的时候，柬埔寨提出了要求美国军事援助的第一次正式请求。四月九日晚，朗诺的弟弟、金边宪兵司令朗农要求会晤我们大使馆的官员。朗农谈到柬埔寨军队要从三万五千人扩充到六万多人；马上需要十万到十五万件武器，最后将需要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件武器，包括弹药在内。

美国驻柬埔寨的代办劳埃德·里夫斯认为这些数字是夸大了的；他认为无法对柬埔寨的需要做出估计，因为他们没有提供分类数字，说明他们要求提供什么类型的武器。里夫斯建议华盛顿“认真考虑通过第三方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如果找得到的话——来提供武器”。朗农的要求最初是通过情报工作渠道加以考虑的，因为我们仍然渴望避免直接介入。秘密供应武器可以避免河内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进攻；这种做法本身也限制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数量。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不应当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美国武器投入柬埔寨。大家同意，我们的主要兴趣是防止越南利用柬埔寨作为补给基地。我们甚至准备接受朗诺和越共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如果这种和解为柬埔寨政府继续生存所必需的话。我们试图按照里夫斯的建议，通过第三方安排军事援助。当时决定：指示里夫斯建立同柬埔寨政府联系的秘密渠道；同法国交涉，鼓励他们给柬埔寨提供更多的援助；探索是否可能找到其他的中间人；请国防部查明南越有什么缴获的共产党武器和弹药可以转让给（一直是用共产党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柬埔寨军队。当时并没有授权提供美国军事援助。

里夫斯并未认真执行所有指示，他同东亚司完全合拍——当时东亚司正热情洋溢地致力于保持一种比柬埔寨政府的看法更严格的（并且已经被河内完全拒绝的）柬埔寨中立。里夫斯把通过第三方提供援助的建议变成了一篇说明美国不愿直接卷入的学术论文。他向柬埔寨外交部长暗示，法国是提供军需物资的符合逻辑的来源，并以赞成的口吻向国内报告：柬埔寨外交部长回答说，鉴于美国不愿卷入，柬埔寨政府将仅同美国大使馆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

共产党人并没有表现类似的克制。四月十三日，柬埔寨在靠近南越边界的贡布省的一个军事哨所遭到蹂躏。四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柬埔寨在金边以南的茶胶省的好几处军事阵地都被占领。四月十四日，柬埔寨政府报告，有“数百名”越共士兵袭击了金边东北约二十五英里处波萝勉省的戈罗卡。四月十五日，位于蒙多基里省斯雷克顿的一个柬埔寨哨所陷入北越手掌，使沿一三一号公路往东的奥朗镇的联系被切断。同日，位于磅湛省克列地方的一个军事哨所被共产党攻占，使柬埔寨方面无法同横跨七号公路的该省省会棉末保持联系。四月十六日，越南共产党部队进攻茶胶省会被击退。但是他们那天攻占了贡布省的金船镇。同日，一小股敌军进攻了桔井以北的一个哨所和桔井省会南面的川龙。他们的战略显然是要切断金边同各省的联系，从而使朗诺垮台。

四月十四日，首相朗诺通过广播宣布：“鉴于局势严重，从现在起有必要接受任何来源提供的任何不附带条件的外援。”他指责共产党使“有系统的侵略行动升级”。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总统时，尼克松说，他决心不让柬埔寨新政府在共产党压力下垮台。当天我就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这个小组的组成和过去基本上相同，但是让更多的工作人员出席，文件也通过正式渠道处理。这种变化说明柬埔寨问题的发展已经超出情报系统的范围，不久之后可能需要做重大决策。

会议组成可能是新的，但与会者不愿美国卷入的情绪依然如故。我要求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就军援水平和类型问题提出建议，既要从心理上解除朗诺的疑虑，又不要使河内有借口进一步加强攻势。一致的意见是从南越库存中拿出最多三千支过去缴获的共产党AK-47型步枪，通过南越渠道送给朗诺，从而保持我们不介入的姿态。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认为提供美国M-1型步枪的“时机尚不成熟”。正因为如此，我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总统现在还不准备批准提供可供一千人使用的美军装备包（中央情报局有时秘密向友好部队提供的整套小型武器）。当时没有讨论大中型装备问题。国务院甚至连医药用品也不愿公开提供；最后大家同意让柬埔寨自己选择提供这些物资的方式。总之，在北越方面已经走出庇护所、力图孤立金边三个星期之后，美国不多不少只拿出了三千支缴获的步枪，暗中运交朗诺。我们没有提供其他援助。

次日，柬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使他们可以把军队扩充到二十万人。这个要求显然超过当时政策范围，也大大超过据我们判断柬埔寨能够吸收的能力。四月十五日又举行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决定通过一个友好政府给柬埔寨提供五百万美元（然后由我们偿还），而不是正式开辟一条美国军火补给线；这样柬埔寨就有钱到公开市场上购买军火。款额当然是象征性的，同柬埔寨的需要完全不成比例，更低于柬埔寨提出的要求。数以千计的北越军队正在柬埔寨国土上有系统地破坏它的政府的权威，屠杀它的公民，鲸吞它的领土。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提出的要求，这笔钱很难说是一种英勇的或紧迫的反应。

由于外来侵略的方式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北越部队正在柬埔寨全境进攻，特别集中攻击省会和通往金边的交通线。

北越的威胁和尼克松的沮丧情绪都在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总统亲自插手加紧对柬埔寨的援助。四月十六日，在同赫尔姆斯和库什曼举行的、主要讨论建立中央情报局金边站问题的一次会议上，尼克松下令拨付可供一千人使用的整套装备，四十八小时前我曾按照他的指示予以否定。几天后，他又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批准的应急费增加了一倍，达到一千万美元。事实上，在河内进一步升级使这些指示失效之前，在尼克松两周后决定对庇护所采取行动之前，这些指示都还来不及执行。

起初出现过短暂的希望。苏联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雅科夫·马立克在四月十六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举行新的日内瓦会议才有可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缓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苏联要求召开新的日内瓦会议是一件耸人听闻的大事；它必然使人联想到朝鲜战争结束时的类似情况。美国政府认真分析了这个要求，舆论界也广泛予以重视。这本来是我们最渴望探索的。我认为马立克的发言事前不告诉河内简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黎德寿当时正在莫斯科。我给总统提供了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

——北越的地位比我们的情报所说的要弱；河内特别担心在柬埔寨再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它需要喘一口气。在获得一段喘息时间后，它可能设法中断会议。（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会议都中断过，时间长短不一。）

——在巴黎一切有效的接触都陷入停顿后，河内感觉需要通过某种讨论会来认真对付我们。此外，它也可能是想认真对待越南政府，而这只有在较大范围内做起来比较容易。

——任何有关日内瓦会议的谈论（即使还没有开会的苗头）都会限制我们对河内可能采取的任何新的军事措施进行报复。（但是当苏联有些严肃的事务需要在维也纳同我们打交道的时候〔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怀疑他们是否愿意这样被人利用。）

但是我们还来不及作出答复，马立克就在四月十八日以苏联外交官惯用的冷酷方式撤回了他的“建议”——苏联外交官是善于突然变卦的老手，他们变了卦还说这实质上是符合逻辑的正统做法。马立克突然不加解释地把举行日内瓦会议说成是不现实的，还说“美国人必须滚出越南，否则其他问题都免谈”。谈判之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会议开不成了；美国单方面撤出越南仍然是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尼克松对我们反应之慢越来越恼火。他在阅读一份关于柬埔寨内地某山区的一个越共基地的报告时，下令在两小时内用B-52进行轰炸。这道命令多少有点不切实际，因为B-52飞到那里就不止两小时，而且那份报告还没得到证实；此外，在做出其他基本决策之前用B-52深入柬埔寨内地进行轰炸还具有一种不符合我们的愿望的象征意义。他要求掀起一场心理战，把西哈努克同共产党人说成沆瀣一气，使美国对朗诺的支持戏剧化。他过高估计了中央情报局进行“黑色宣传”的能力，更过高估计了这种宣传的影响。这种办法也很快为形势的发展所推翻。

到四月中旬，柬埔寨政变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月，而美国还几乎纹丝未动。到那时为止，我们还没有提供军事援助或情报支持，我们同新政府也仅保持形式上的接触。政变本身是突如其来的；其后果不仅威胁到柬埔寨的自由，也威胁到我们在越南的整个地位。朗诺政府垮台之后，我们面临的将不是靠近越南边界的狭窄而孤立的庇护所，而是整个柬埔寨都将变成共产党基地，其范围沿南越边界延伸六百英里，并拥有离海岸很近的补给线。越南化和撤退美军的计划将化为泡影。因此，我们是由于既非我们所能预测也非我们所能控制的柬埔寨形势的发展而犹犹豫豫地、无可奈何地被迫支持朗诺的，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折衷措施也总是落后于迅速恶化的形势。那个时期做过重大决策的所有各方——河内、朗诺、西哈努克、美国——当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最小。记录证明，尽管三月政变也出乎北越意料，他们无疑应对柬埔寨发生的事承担最严重的责任。他们对柬埔寨领土的非法的、蛮横无理的占领破坏了西哈努克那个中立主义国家存在的脆弱团结；早在西哈努克垮台前，他们就搞了一个红色高棉来反对西哈努克；当西哈努克流亡国外时，他们又利用他来提高那一小伙匪徒的声誉。四月四日，黎德寿不仅拒绝讨论在印度支那任何地方实行停火，而且拒绝讨论有关柬埔寨中立的任何方案。是他们决定在一个只希望不受干扰的小小中立主义王国流血的尸体上打到底，而不是我们。

所以，柬埔寨的苦难具有希腊悲剧式的必然性。共产党人决心夺取全面胜利；西哈努克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使他同过去的死敌联合起来；而我们那时已在撤离印度支那，正在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但是在局势变得无可挽回以前有过一段短短的间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为了维持自己在越南的地位还不得不再采取一个单方面行动来削弱这种地位，因为当时已到做出新的撤军决定的时候了。

四月二十日的撤军声明

表面上，问题很简单。（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的）最近一次撤军是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为止的四个月内撤出五万军队。由于我们已经撤出十一万五千军队，进一步撤军显然将开始严重削弱我们的战斗力。矛盾一目了然。撤军有助于医治国内公众的创伤，但这样一来河内就没有必要同我们就脱离接触问题讨价还价了。如果越南化不能填补我们撤军造成的防务缺口，我们不仅可能失掉用于谈判的杠杆，而且可能使南越丧失独立，我们做出牺牲的整个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虽然各部门口头上都支持越南化，但到一九七〇年中至少出现了三派意见。国务卿罗杰斯在国内政策方面是有经验的。他对公众和国会的意见非常敏感，然而对美国失败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对根据国内考虑做出的决定可能给我们的谈判地位带来什么影响，则比较缺乏本能的反应。他主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出尽可能多的军队；至于军事上的影响，他认为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他主管的国务院不断提出使西贡穷于应付的实行政治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是为了应付美国国会的压力，而并不符合一个仅具有程度有限的民主传统、遭到数十万敌军和游击队蹂躏、被战争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的实际情况。

莱尔德部长在总统的高级顾问当中是政治上最精明的。他了解每次民意测验反映出来的公众的矛盾心理：既反对单方面撤军又要求结束战争，把减少我们军队的实力看作是前进的迹象。莱尔德希望同这种情绪保持协调。他愿意使越南化真正有成功的机会，所以长期主张在越南留下几十万美国军队。但是他要求把人数迅速降到这个水平；为了保持公众的信任，他认为重要的是使我们的撤退尽可能显得坚决一些。他还把越南看成是使他难以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的障碍，认为如果他支持撤军就可以减少国会要他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为了保证实现他选择的方针，莱尔德力图把撤军速度同国防预算套在一起，使撤军方面的任何拖延都必然会减少武器采购——也就是用威胁各军种心爱的新计划的办法使他们赞成迅速撤军。

起初我是总统高级顾问中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但是越南化一旦开始，我就竭力使它拥有获得成功的机会。此外，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的同事并不全都清楚的话——我们在越南化问题上承担的义务正在逐渐减少我们的选择余地。当时许多人建议规定一个期限。这已成为公众和国会辩论的主题，并在政府中层人士里面获得部分支持。倘若我们愿意接受西贡垮台的局面，我们本来可以采纳其中任何一个建议。但是，如果我们关于美国失败会给全球造成什么后果的谈论是认真的话，我们就必须给南越时间，使他们可以取代美军而不至引起灾难。此外，如果我们想要有节制地使用我们进行谈判的有利条件，我们撤退的战略必须使总统拥有按照敌人的行动加速或放慢撤军速度的某种自由处置权。尼克松也是这么看的。

这些观点上的分歧有的只有细微的差别，有的则是实质性的。由于各方要员对公众的看法都非常敏感，分歧就显得更加尖锐起来。大家都想从撤军计划中捞一点功劳；谁也不愿为撤军可能带来的失利或失败受到责难。立此存照的备忘录数量激增；它们的作者大概认为历史对主张大量撤军者会采取仁慈的态度。热衷于猎取一切可能的机会使自己得到有利宣传的总统小心翼翼地保持缄默。他害怕话讲多了，他手下的人会透露比他准备授权撤退的人数更高的数字，使他在公众眼里处于不利地位。

这是谁也难以胜过莱尔德的一场博弈。莱尔德是一个爱国者，他的一切本能都是要赢得战争；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了解赢得战争的前景再好也是成问题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他完全愿意支持一项强硬政策，只要不把他看成是这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就行。发生危机时，他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在紧张地对付危机的时候，他会铺天盖地抛出一系列备忘录，使大家几乎无从了解他的真正意图或——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确切建议。

每一个撤军决定都为莱尔德表演他的惊人绝技提供了舞台。一九七〇年，他很早就开始表演了。二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总统，说明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财经年度要从预算上为美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分配“日益匮乏的资源”将越来越难于做出抉择。预算情况“按任何合理标准来说都是紧张的”；改变战斗需要还可能造成新的“资源问题”，而为此重新安排资金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莱尔德提醒总统说，一九七一年财经年度的预算是根据美军战斗行动和支援活动将要减少的假设安排的，这些约束“相当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强行增加军事活动的能力”。换句话说，莱尔德既反对进行新的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又力图把任何军事失利说成是由于预算限制而无法进行新的军事行动的结果。

三月十一日，我征求惠勒将军的意见，请他谈谈究竟是一次宣布四个月（当时考虑的最大限度）的撤军数字比较好，还是每两个月一次、分两次宣布撤军比较好。惠勒在三月二十日送来一份未署名的备忘录，作为答复。这份备忘录是通过黑格转给总统的，以免通过国防部渠道引起麻烦，也避免肯定会使莱尔德大发雷霆的局面。惠勒建议采取“一气呵成方式”，因为时间放长一点可以把关键部队留到最后撤，更灵活些。但是，他补充说，鉴于“总的形势”尚难逆料，他主张根本“不要进行新的重新部署”。他强烈要求把下次撤军决定搁置九十天。

四月四日，莱尔德提出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再次参加辩论。备忘录的意图是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越南花的力气是“巨大而昂贵的”。他建议固定每月撤军人数，并相应减少B-52和战术空军活动。莱尔德侵犯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建议我们设法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他要求我们建议在越南停火，并提出使老挝和柬埔寨战争降级的有分量的新建议，为巴黎和谈任命一名新的高级大使，或者研究一下法国提出的召开印度支那会议的建议。除此之外，莱尔德保证全力支持总统的政策和计划。

莱尔德不了解这些方案已经全部遭到黎德寿拒绝，错不在他；事实上，我们的国防部长在这样一种真空状态中工作正是我们政府管理方法的一个弱点。但是，他在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超出了他的策略知识的范围。至于他有关军事问题的建议，正如我在作为附件送交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的那样，全都假设敌人的威胁会伴随我们的撤退相应减少。相反的情况倒是更有可能。

整个战争时期，政府内外都有许多人主张避免军事解决而寻求外交解决。但是，赤裸裸的事实是：我们的对手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区别。每次我同黎德寿会谈，他都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描绘我们的军事处境如何毫无希望。他认为这是终将迫使我们接受北越要求的“客观”因素。单纯的外交是没有出路的。军事同政治必须保持步调一致，否则两方面都会劳而无功。一九七二年以前，河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给我们选择的余地；它在谈判中采取的立场是要求我们单方面在很短的期限内撤走，要求推翻西贡政府。河内这么做是因为它相信自己正在取得胜利；只是在军事僵局已经明显之后，它才选择妥协的道路。

我同其他高级顾问一样竭诚致力于政治解决，甚至比他们更乐于提出谈判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求制定一种可以说服河内进行妥协和谈判的军事战略。确定期限和自动撤退无助于政治解决，而只是浪费我们借以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的撤军计划既慢得无法使我们的批评者满意，同时又快得使我们无法取得军事和政治的效果。这根本不成其为政策，而是放弃职守；为了推迟垮台，结果倒会使垮台成为不可避免。

四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将军对形势的估计送到了白宫（事实上几乎三个星期以前就送出了，但是因为他的意见不受欢迎，被五角大楼扣下以供“研究”）。它支持惠勒使撤军暂停九十天的建议，而对莱尔德减少战术空军活动和B-52出击架次的主张表示严重怀疑。艾布拉姆斯强调美军的撤退使他不得不把南越部队用于消极防御。因此，B-52已成为他手中唯一的战略后备。四月十五日，我给总统送去一份备忘录，指出越南化的成果还很“脆弱”，盟国军队的使用已“紧张到接近他们能力的极限”，因此国防预算实际要求的那种大量减少空军活动的做法将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我建议总统下令对越南化必需的空中支援进行研究。四月十七日颁布了一道这样的命令，制止了在眼前危机中减少活动的做法。但是秋天又开始——以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减少空中活动了，结果敌人在一九七二年发动攻势时我们不得不大量增援。

我认真看待艾布拉姆斯和惠勒要求保持部队水平的意见，特别是考虑到北越已在老挝和柬埔寨发动攻势。但我也知道，停止撤军九十天会引起头一年夏天曾经发生过的那种公众抗议，使最后不可避免要恢复的撤军看上去是失败的表现。我的结论是：主要毛病出在看似一成不变的时间表上。人们期待我们每隔数月就宣布一次撤军，此事每次都会在政府部门内部和公众当中引起辩论。这些国内强加的期限正在削弱使我们能够支持下去的力量，使人怀疑我们的意图。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建议尼克松宣布一个巨大的撤军数字，同时把撤军时间延长到一年。我同惠勒将军磋商后提出的总数是十五万人。按每月平均数计算，这比过去略有增加；但是，作为补偿，我建议开始九十天只撤出很少数的人，大部分人计划在一九七一年撤出。尼克松明白这种做法使他在战略上拥有灵活处置的余地，并且可以在公众中造成有利影响。另一方面，他确信如果把他的意图透露给手下的人，就会使自己至少在三方面卷入争论的漩涡：他们会设法把他的计划化为按月固定的数字；他们将要求增加人数；最后几乎肯定会有人把消息泄露出去，故意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其他的人曾经建议一个甚至比这更大的数字。

结果是一局错综复杂的官场棋赛：尼克松在我的协助下一面向业已确定的方向移动棋子，一面故布疑阵，使他的内阁摸不清他有什么打算。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反应。四月六日，我通过秘密渠道给他们发了电报：

……任何宣布如果大大低于过去已经定型的格局，都可能给我们同国内批评者的关系造成重大困难。因此他考虑宣布的决定是在今后一年内至少撤出十五万人，但今后几个月内如果要撤的话也只是象征性的。你们对这个方案的影响有什么看法，盼告。

四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和邦克通知我说，如果在一九七〇年内军队大部分留下不撤的话，那么一年内陆续撤出十五万人的方案是他们，并且按他们判断，也是阮文绍总统可以接受的。此外，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坚持B-52出击架次必须保持尽可能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军队人数迅速大量减少的时候。

此时，华盛顿官场博弈的复杂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总统撰稿人开始为宣布新一轮撤军起草讲稿，但把人数和时间空着不填。四月十一日，我通知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现在总统需要取得阮文绍同意。我强调必须“绝对保密”，因为在华盛顿除尼克松本人和我以外谁都不知道总统的意图；邦克必须向阮文绍强调防止走漏任何风声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也在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和意愿给邦克下达指示，使用的数字同正在通过秘密渠道磋商的数字大相径庭。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在使这两套指示保持有条不紊方面干得真了不起。阮文绍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但在时间和飞机架次问题上保留了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原先报告过的那些条件。

四月十七日，尼克松前往夏威夷欢迎返回地球的“阿波罗13号”宇航员。为了密切注视柬埔寨局势和撤军问题上的策略斗争，我没有陪他去。太平洋美军司令约翰·麦凯恩海军上将在檀香山向尼克松做了详细汇报。这位性情执拗的猛将的举止风度、火爆脾气和说话方式简直同水手波拜[16]一模一样。他的儿子成为河内战俘已经好几年了；这个悲剧并没有使他畏缩不前。为了取得他的本能和教养所要求，然而政治现实不容许他得到的胜利，他进行了斗争。麦凯恩使尼克松明确看到老挝和柬埔寨存在的危险，使尼克松更加坚信撤军计划必须灵活。

四月十九日晚，尼克松和我在圣克利门蒂重新会合。尼克松在远离内阁成员三千英里的地方向报界宣布，他将在第二天晚上就驻越美军重新部署问题发表演说，但拒绝吐露任何内容。我们被来自华盛顿，特别是来自莱尔德的电话弄得应接不暇。尼克松拒绝接电话。他指示我在第二天早晨告诉莱尔德和罗杰斯，说他正在考虑只宣布每月撤军数字而不讲总数——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的目的是避免泄露他已决定的总数或其他任何数字。

四月二十日下午很晚的时候——那时要把消息泄露给电台晚上的新闻节目已经来不及了——我从圣克利门蒂给莱尔德和罗杰斯打电话，告诉他们总统的决定是：一九七一年春季结束以前撤出十五万人，其中六万人一九七〇年撤出，其余九万人一九七一年撤出。在一九七〇年的人数中，大部分要在八月一日以后撤出。四月二十日，尼克松宣布了他出人意料的决定。这是我们借以维持我们在越南的努力的精心杰作之一。它既满足了制定撤军日程的政治需要，又满足了军事上的需要，即未来三个月内，在河内部队进攻柬埔寨并在老挝挺进的关键时期保持尽可能多的军队。无论官僚机构施展过什么计谋，无论每月撤军数字有过什么起伏，事实仍然是事实：我们已在一年之内作出计划，要把军队从我们上任时发现的最高数字——五十四万九千五百人——整整减少二十六万五千五百人。

罗杰斯拥护总统的决定；使他感到遗憾的只是由于无法更加频繁地宣布撤军，总统丧失了定期从公众压力下获得喘息的机会。莱尔德要求使撤军速度更均匀些；他坚持要见到尼克松。我把这次约见安排在第二天，地点是华盛顿。尼克松发表声明后立即飞返华盛顿。当他们四月二十一日见面时，尼克松向莱尔德解释说，未来两三个月内“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激烈的竞赛”，因此不得不推迟撤军。莱尔德表示异议。他说：“我希望你知道你存在一个财政问题。这你是知道的，是吗？”（这是莱尔德喜欢用的一个词，无论别人是否能够弄懂他刚刚表达的意思——特别是在别人弄不懂的时候。）总统说他确实知道。莱尔德对总统说，他必须在十一月国会选举前撤出六万军队，否则“你就甭搞选举了”。尼克松回答说，别人将按照我们最后离开越南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一定时期内多少人离开越南这个标准对他作出判断。尼克松说他将“考虑”莱尔德的警告。

当尼克松告诉一位内阁成员他将“考虑”某件事的时候，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希望避免面对面的冲突，然后就会通过霍尔德曼或用备忘录的形式确认他原来的决定。情况果然是这样。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一日[17]，尼克松给莱尔德送去一张简短的便条，后面签上他姓名的缩写：

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

经过我们昨天下午的讨论，我希望重申我的决定：今年重新部署的军队不得超过六万人。应按此制订计划并于五月一日前呈报给我。

在我重新审查计划以前，不应安排进一步撤军。

莱尔德表面上欣然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他十分了解自己的上司，所以会在比较有利的时机重新提出争论。八月，他使总统相信如果要使柬埔寨行动的胜利引人注目，最好的办法是——同总统原来的打算完全相反——在一九七〇年底以前撤出九万人，一九七一年再撤六万人。莱尔德达到了目的。尼克松默认了这种做法，部分是因为他讨厌不断争论，部分是因为国会选举已迫在眉睫。

我如此不惜篇幅讨论撤军问题是因为它可以深入说明两个有关的难题：一是我们想要摆脱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场战争，而又陷入毫不妥协的国内反对派和毫不妥协的河内两头夹攻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是尼克松政府的领导作风问题。

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同公众辩论的性质之间存在的鸿沟反映了我们的越南政策左右为难的情况。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攻势威胁到我们在南越的军事地位。然而在客观威胁日益增加时，人们却要求我们继续实行单方面撤军计划。公众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我们是否面临在另外两个遥远的国家里不知不觉承担新的“义务”的危险。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只有防止这些国家垮台才能加强南越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收拾我们撤军造成的残局，而不至溃不成军。公众的辩论否定一切军事考虑，认为军事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同我们的外交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毫无关系就是不协调的。（武元甲将军肯定不知道这种看法。）我们同黎德寿的接触已足以使我们懂得，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军事战略，就谈不上有效的外交。

至于尼克松的领导作风，他是愿意面对现实做出决定的。一旦确立自己的信念，他敢于毫不留情地抓住核心问题；但是每做出一个引起争论的决定都使他更感到无限孤独。他确实几乎没有办法面对意见不同的人，也害怕去说服或鼓舞他的下级。他躲在自己织成的茧里独自做出决定，而不愿和意见不同的人交换意见。这是一位在作出决定方面坚强有力，而在实行领导方面不能坚持到底的总统。决定的制定和执行给他和其他人留下了这么多伤痕，以至政府部门的团结成了总统职权祭坛上的牺牲品，事与愿违地促使刚愎自用的下级尽量规避执行他的指示。尼克松不屑做任何努力来灌输集体精神，并且一般不吐露自己的打算，等于鼓励他的内阁夸大本部门的自主权。反过来这又加强了他认为官僚机构不支持他的信念；这个官僚机构确实也很少为执行他的命令的精神特别卖力。这一切已经成为恶性循环：总统越来越向自己孤独的壳中蜷缩，使主要决定权日益集中于白宫，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任命的人当中存在的愤懑和对抗情绪。

不久之后，这种程序就会受到另一次危机的考验，使白宫再次处于漩涡中心。如何对待柬埔寨已经到了非做出决定不可的时候了。

进攻北越的庇护所

历史学家很少对政策制定者心理上承受的压力给予公正的评价。他们能够得到的文件是为各种不同的目的写的，发表时受到当时条例的限制，日益粉饰现实，并不都能说明决策时的情况。至于各种意外事件、各种难以捉摸的因素、担心和犹豫加在一起造成的影响，则是任何文件都无法说明的。

一九七〇年三四月间是非常紧张的时期。我同黎德寿的谈判看不出会有什么结果，令人十分恼火。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老挝看来出现了一场重大攻势；柬埔寨政变和接踵而至的北越在柬埔寨全境出击；苏联战斗人员出现在埃及——这是它第一次在卫星国范围外冒战斗的风险。当这些事件纷至沓来时，总统日益烦躁。尼克松把自己受到的挫折归咎于官僚机构在执行他的愿望时办事拖沓、反复无常，又把这种状况说成是三十年民主党统治的流毒。霍尔德曼逗趣说总统的“情绪好极了”；他们在电话中一个问题还没谈完，尼克松就把电话挂断了好几次。

四月十三日，正当柬埔寨形势即将出现决定性转折时，节外生枝发生了一件使尼克松大伤脑筋的事——“阿波罗13号”发生了故障。四月十一日这艘宇宙飞船发射不久之后就可看出它运转严重失灵，宇航员可能不得不乘坐为在月球短暂着陆设计的狭窄而脆弱的登月舱环绕月球飞行。我是晚间十一点钟左右获悉此事的。我想设法通知总统，但却受阻于霍尔德曼为确立自己的权威而制定的一种愚蠢规定：没有他的明确授权不得叫醒总统。他拒绝为一件在他看来不涉及外交政策考虑的技术问题叫醒总统。我警告霍尔德曼说，不让总统了解此事将很难做出解释；他坚持公共关系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翌晨，龙·齐格勒不得不从语言上玩弄花招，在不直接撒谎的情况下暗示总统似乎整夜都在坐镇。

在柬埔寨所受压力成倍增长的那个星期，援救宇航员问题占据了尼克松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不仅如此，“阿波罗13号”事件还使他不得不在四月十七日前往夏威夷，去欢迎在同无限空间的遭遇战中几乎是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宇航员返回地球。麦凯恩海军上将的军事汇报说明了我们在柬埔寨面临的风险，也说明了柬埔寨形势给越南化带来的威胁。这次汇报增加了尼克松的不安，促使他更快做出决定。但是尼克松的思想状态首先还是紧迫的客观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是任何认真看待总统责任的人都无法忽视的。后来在水门事件时期，霍华德·贝克参议员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他知道什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问题现在同样适用。

四月头两个星期，共产党就对柬埔寨城镇和交通线发动了一系列进攻，现在更进一步升级。四月十七日，森莫诺隆（蒙多基里省的省会）附近几个柬埔寨政府军哨所被北越攻占。同日，柬埔寨军方发言人宣布，敌军已在前两周内把控制地区扩大了一倍以上。四月十八日，柬军一个营在湄公河西岸金边以南二十五英里处遭受重创。沿湄公河再往南，柬军设在兴雷的一个司令部被敌人重兵围困了一个星期。四月二十日，敌军向桔井省的斯努进攻失利。在干丹省，共产党部队暂时占领了金边以南约二十英里的萨昂镇。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即总统宣布撤军的第二天，共产党部队攻击茶胶市并切断从茶胶通往金边的道路。

共产党军事行动的格局日益明显。惠勒将军缺席期间，代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报告说，在北越和越共的优势兵力面前柬埔寨武装部队“作用极其有限”。他写道：“敌人的目标很可能是孤立金边市，从各方面对金边施加军事压力，最后在适当的时候或许把西哈努克弄回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控制。”

共产党的政治压力也在升级。四月二十一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通过越共秘密电台号召推翻朗诺。同日，西哈努克从北京播发了一个文告。据河内电台报道，他在文告中号召柬埔寨人“立即抛弃和孤立朗诺-施里玛达反动集团，把枪口对准这些卖国贼”。

主张改变政策的人写的历史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受到美国部队猖狂进攻，并被推入一场本来可以避免，但由于美国迷恋军事解决而未能避免的内战中去。事实并非如此。西哈努克早在三月二十日，即他被推翻两天之后就对柬埔寨新政府宣战，同曾经被他搞得走投无路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边，并在北京安顿下来——北京当时仍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革命的首都，而且我们同北京没有任何联系手段。四月，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企图推翻柬埔寨现存政府结构。黎德寿已经在三月十六日拒绝了使军事活动降级的一切建议，四月四日又拒绝了有关中立化的一切建议。他声称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人民是一个整体，他们将并肩战斗，直到在整个印度支那赢得胜利。到四月下半月，北越方面已经在有计划地扩大他们的庇护所，把这些庇护所合并成一个“解放区”。他们正在包围金边，切断通往金边的一切道路——使用的正是五年后导致金边陷落的那种战术。

如果这些措施通行无阻，迄今一直局限于靠近越南边界的一些狭窄而荒无人烟的地区的共产党庇护所，就会组成一个连成一片的大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将拥有一定的纵深并且有一个使他们可以迅速调运部队和补给品的后勤系统。四月二十一日，我对一批共和党参议员说：我们本来宁愿要原来的西哈努克政府。但是西哈努克的历次声明几乎无可怀疑地表明，我们已经失去做这种抉择的机会。如果朗诺倒台，重新上台的西哈努克将领导一个共产党政府，而不是保持中立、在相互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起平衡作用。他本身的需要（以及他受到伤害的虚荣心）将使他不得不清洗过去他曾经借以在对立各派间保持行动自由的温和派；他将被降为一个挂名元首。西哈努克港将重新对共产党补给品开放。在南越的整个南半部，安全状况将急骤恶化。

到四月二十一日，越南侵略成性的行动已经使基本问题暴露无遗。这个问题就是：越南化仅仅是用来掩饰美国失败的一种托辞，抑或是一项用来达成光荣和平的严肃认真的战略？如果是前者，则撤军速度和邻国局势都无关紧要；事实上，任何加速南越崩溃的事态都会使我们因祸得福。某些反对派，如乔治·麦戈文参议员，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虽然我认为这种立场违背国家利益，但还是合乎情理的，是诚实的。使我百思莫解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自称存在一条中间道路，既可避免越南的崩溃，又可无视共产党即将接管柬埔寨的事实。

如果河内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征服了柬埔寨，这将给南越致命的一击。这一点是没有人真正怀疑的。当战争仍在进行时，它的主要盟邦却在加速撤军和减少空军支援。正当河内增加援军使战斗力大大超过前一年水平的时候，却要求西贡接受这种严峻考验。如果此时此刻柬埔寨变成一个统一的武装营地，灾难将是无法避免的。西贡需要时间来巩固和加强它的部队；美国必须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敌人保持可靠的威胁；必须减低河内渗透的速度，摧毁它的补给品，从而削弱它发动攻势的潜力。这是越南化、美国撤军和河内攻势三方面进行的一场竞赛。

战略上无法把柬埔寨看成一个与越南无关的国家。一九七〇年，柬埔寨本国的共产党部队——杀气腾腾的红色高棉——规模尚小，而且完全依靠河内提供补给。从柬埔寨那边威胁南越和美国的部队全都是北越的；那里的根据地是越南战争的一部分。正在为切断交通线忙个不停的北越部队已经占领柬埔寨四分之一国土。所谓“在柬埔寨陷入新的战争泥坑”的危险是荒诞的说法；在柬埔寨碰到的敌人就是在越南碰到的敌人。无论我们在柬埔寨与什么部队作战，我们都无需再在越南对付这些部队了。反之亦然。正如黎德寿宣布的那样：战争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柬埔寨之所以出现动乱，正是因为河内决心用它作为入侵南越、在印度支那建立霸权的一个基地。

到四月二十一日，我们已经面临严峻的抉择。我们可以让北越席卷整个柬埔寨，使柬埔寨成为整个战场无可争议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可以从空中和海上发动进攻——甚至罗杰斯四月二十一日也对我说：如果共产党接管了柬埔寨，他认为那就应当取消一切轰炸限制。另一种办法是：我们阻止他们吞并柬埔寨，支持得到联合国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政府的独立。［注解：十分有趣的是，我们的柬埔寨政策的一个最固执的批评者对我们当时面临的抉择也是这样分析的：早在三四月间，政府在怎样对柬埔寨事态做出反应方面曾经有过选择的自由。如果政府当时决定不鼓励朗诺，更不用说去武装朗诺的话，它本可以促使西哈努克重新上台，至少是促使朗诺设法维持柬埔寨残缺的中立地位。这可能不是华盛顿理想的解决办法，它很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受河内控制的政府，至少要让共产党继续使用西哈努克港（已被朗诺重新命名为磅逊）和那些庇护所。但是，正如遭到封锁的《全国情报估计》指出的那样，除非永久占领，否则这些庇护所对南越政府永远都会是一个军事难题；从地理和革命战争方面来看，都是如此。[18]这段话之所以有趣，首先是因为它集中反映了对一九七〇年柬埔寨事态的各种错误看法。我叙述的情况无可怀疑地说明我们并没有鼓励朗诺；在北越军队蹂躏一个中立国家几个星期之后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武装朗诺。由朗诺恢复柬埔寨中立地位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黎德寿已经明确加以拒绝。此外，西哈努克当时的地位已经使他不能保持中立了。过去他的政府是由朗诺派组成的，将来他也需要有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才能同他新结识的红色高棉“朋友”保持均势。但是他只有摧毁朗诺派才能重新上台。因此，我们面临的实际前景恰好是前面引用的那段话描绘的最可能出现的结局：重新开放西哈努克港，金边成立受河内控制的政府，重新开放的庇护所现在将包括柬埔寨整个东部地区，而不再是一条孤立而狭窄的地带。那段话同我的看法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它断言我们有过“选择的自由”。我们恰好没有这种自由，因为它描绘的那种前景意味着印度支那军事力量对比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南越的生存将是一种势不可挡的、无法克服的、决定性的威胁。至于所谓“遭到封锁的”《全国情报估计》，那是另一个虚假消息。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从来没有“封锁”或压制过任何情报估计。这种估计照例发给一切主要部门。中央情报局送来的情报在每次政策协商时（包括就柬埔寨问题做出决定前进行的协商）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尼克松四月份至少在三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或阁员级讨论中听取过赫尔姆斯局长详尽的汇报，更不用说他私下还三次会见过赫尔姆斯。］

四月二十一日以前没有人考虑过进攻庇护所。最后决定是四月二十八日做出的。因此，要了解何时谁知道什么，就需要比较详细地回顾一下做出决定的过程。

四月十八日麦凯恩海军上将向尼克松做的汇报无疑已使尼克松在柬埔寨问题上开始萌生的忧虑明确起来。尼克松担心的程度已足以使他要求麦凯恩四月二十日到圣克利门蒂去给我做一次同样的汇报。毫无疑问，前一星期连续用脑过度使尼克松变得有点神经质了；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事实，即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前往圣克利门蒂同他会合途中，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够袖手旁观、瞧着柬埔寨倒下去而不同时瓦解我们在越南的全部事业。要不是麦凯恩在某种意义上先我一步的话，我本来也会向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尼克松返抵华盛顿后第一个行动就是确定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同赫尔姆斯和我开会了解最新情况。赫尔姆斯的汇报说明北越正在柬埔寨全线出击，金边要长期顶住这种进攻是不可能的。在讨论我们（微不足道的）反应执行情况时，尼克松发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四月十五日批准、后来不久他又加拨一倍，供柬埔寨购买武器的五百万美元，由于官僚主义的拖沓仍未拨出。他四月一日下令、四月十六日又坚持拨给中央情报局的通信设备也没有运出。尼克松暴跳如雷，下令立刻把钱拨走。他决定第二天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确定总的战略。

在准备过程中，我问威斯特摩兰将军，让南越部队进攻庇护所是否可行。他认为能起作用，但如无美军支援就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我还通过秘密渠道给埃尔斯沃思·邦克发去一份电报，要求了解他和艾布拉姆斯对西哈努克重新上台或共产党在柬埔寨获胜可能造成的军事、政治和心理后果的“真实判断”。同时，我请他们就可能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

从二月份起，南越方面就考虑在我们的后勤支援下偶尔稍稍越过边界——越过三英里左右——打进庇护所去，行动规模不超过一个连，目的是搜寻武器贮藏所。黑格将军一月份访问南越后报告说：越过柬埔寨边界几英里处就有敌军补给品贮藏所；这些贮藏所离居民区太近，所以B-52把它们当做轰炸目标可能伤及无辜。莱尔德二月份访问越南时已经授权艾布拉姆斯将军为南越部队穿过边界短途出击提供后勤支援。三月二十七日南越部队就进行过一次越界作战，报界已予报道。第二天他们再次越界作战，也报道了。三月二十八日，白宫新闻秘书龙·齐格勒宣布，现在已经授权美军战地司令官在美国部队受到威胁时可以越过柬埔寨边界。

我获悉第一次越境作战的消息时，就要求在我们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考虑周密和协调一致的判断之前，暂时停止这种行动，以免河内以此为借口扩大战争。我不愿让战地司令官的战术决定确定政策。在发出这些指示以后，我就去度我（早就安排好了的）一个星期的假日了。因此，执行这些指示的电报是黑格三月二十七日发给邦克的。电报说：

如果这些行动继续下去，我们就会受到指责，说南越政府正在把美国拖进更大的战争。

基辛格先生知道你在这方面并不能自行其是，但希望你能鼓励阮文绍除现行美军作战条令适用的情况外不要采取这些行动。基辛格先生希望你了解：虽然总统理解南越的动机，他担心越境作战会危及我们为保持国内目前对我们总的越南政策的支持而做的努力，这种风险可能超过越境作战带来的军事上的暂时利益。

三月三十日，邦克按照指示会见了阮文绍，向他解释了应当暂停越境作战的理由。邦克对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防止战争扩大。阮文绍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三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警告说：柬埔寨政府愿意让盟军越境袭击共产党庇护所一事可能使美国更深地卷入战争。柬埔寨政府随即在三月三十一日“忠实执行严守中立的政策”，正式否认曾授权美国和南越进行这种袭击。

同日，当我仍在休假时，莱尔德往谒总统，对停止越境作战表示抗议。我电话指示黑格在我回来之前设法推迟答复，无论如何在我四月四日按预定计划会晤黎德寿之前不要授权继续越境作战。总统否决了我的建议。他命令黑格通过秘密渠道指示邦克恢复越境作战行动，条件是不要超过反战大示威以前的水平，并且要同柬埔寨武装部队协调一致。就我现在所能确定的情况来说，四月份头三个星期进行了四次短途越境作战——都在我四月四日会晤黎德寿以后，每次不超过一天。

四月份最后两个星期，共产党部队加紧进攻柬埔寨城镇。四月二十二日，边境城市斯努受到攻击，柬埔寨政府再次呼吁联合国为其反击侵略提供援助。尽管这种侵略明目张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柬埔寨政府的呼吁却同其他各次呼吁一样遭到忽视。四月二十二日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重要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的日子；这一天我还不断收到来自总统的打字信件，其中反映了他与日俱增的激动情绪。

尼克松的第一封信是早晨五点口授的，信中强调必须在柬埔寨采取“大胆的步骤”，并且表示尽管他认为朗诺恐已无法维持，他仍然决心“采取某种象征性行动帮助（朗诺）生存下去”。他认为我们由于担心美国援助会破坏朗诺的中立地位、使北越获得介入的借口，因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正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老挝和柬埔寨事件证明的那样，共产党从来不是等到有了“借口”才行动的。总统建议派罗伯特·墨菲大使去消除朗诺的疑虑。“如果我决定采取这个方针，”尼克松说，他就要我向“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谓朋友派来的某些胆小如鼠的大使”强调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姿态将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信件全文附后。）[19]

同一天收到的第二封信再次谈到这个题目——我应召见日本、法国、英国和其他友好的大使，对他们强调指出我们指望盟国的支持。第三个备忘录评论了西哈努克最近给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写的一封信。西哈努克拿朗诺政权同希特勒进行了比较。他说：“最严酷的意识形态——在基于社会正义的前提下——也比由极端腐朽堕落的人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派组成的政权好得多得多……”西哈努克说他决心解放自己的国家，即使“以柬埔寨改变意识形态作为代价”也罢。尼克松指出西哈努克“一切方面都在仿效共产党的路线”；他要我把这封信谨慎地转给罗杰斯和赫尔姆斯。第四封信要我召见苏联代办，警告他说总统已经做出“带有命令性质的决定”，如果共产党进攻金边就要作出反应。

事态发展的速度使我来不及执行这些指示。四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后来见到总统，劝他不要派墨菲（或者是他后来建议的迪安·艾奇逊）到柬埔寨去，因为这样做只会引起大量辩论，并且很可能落后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总统说：“好吧！无论如何我希望保证柬埔寨不会无所作为就此完蛋。”他接着说：“所有到我办公室来的人都是建议如何输掉战争。从来没有什么人来建议如何赢得战争。”总统下令撤换我们驻金边的代办劳埃德·里夫斯，并为短途越境出击提供美国支援。同尼克松要求撤换人的许多命令一样，这道命令是为了表示他的不悦，是并不打算执行的；下级也根本没有执行。

在此期间，我们收到邦克和艾布拉姆斯通过秘密渠道发来的长篇复电。他们勾画了西哈努克作为共产党傀儡重新掌权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越共和北越的士气将得到加强；河内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将得到提高；南越将出现冲击波；越南化将受到威胁。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建议立即增加短途越境作战次数，同时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对共产党主要庇护所采取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时实际上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策略：一种是无所作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选择的方针）；一种是只用南越部队进攻庇护所（我的建议）；一种是使用包括美国战斗部队在内的一切必要的部队，使全部根据地失去作用——这是邦克、艾布拉姆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

大家特别关注两个根据地。柬埔寨柴桢省被称为“鹦鹉嘴”的地区楔入越南直到离西贡仅三十三英里处。在整个越南战争年代里，这个地区为进攻西贡地区和盛产大米的三角洲地区的北越军队提供了藏身之处。由此往北还有一个代号“鱼钩”的地区。我们的情报分析人员相信南越中央办事处——共产党在南方指挥全部战斗的总部——就设在那里；这也是周期性地威胁西贡并不断到邻近的南越西宁省进行骚扰的北越第七师集结休整的地区。鱼钩地区防御坚固；我们认为南越部队要同时对这两个地区作战是实力不足的。因此，建议仅由南越部队采取行动等于建议仅对一个根据地采取行动。

重大的决策很少是经过深入讨论才产生的。一个问题提交至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前早已经过无数下级委员会分析研究，以至内阁成员起的作用类似早已排练成熟的戏剧中的演员；他们基本上是重复他们的部下已经在其他场合说过的话。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存在另一个因素，即每个参加者都疑云满腹，认为几乎肯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勾当在进行。照例还有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迎合性格复杂的首长的意图，又害怕国内的影响。任何可能被说成令越南问题升级的事都会使他们心情沉重起来。会议桌上谁也不怀疑共产党接管柬埔寨会造成的后果。但是我们都知道，无论做什么决定，都很可能在国内激起新的愤懑、抗议，甚至暴力行为。如果柬埔寨垮台，我们单方面撤军就更加困难；如果我们接受其他任何选择，又会被指责在“扩大战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因此，进攻庇护所的初步决定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气氛沉闷，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会议上做出的。罗杰斯反对大举越境进攻，即使南越部队进攻也不行，但是他认为金边政府倒台后理所当然要对柬埔寨进行不受限制的轰炸。莱尔德是短途越境作战最坚定的鼓吹者，但是他反对艾布拉姆斯将军要求把庇护所一扫而光的建议。赫尔姆斯则赞成使庇护所失去作用的任何行动。尼克松通常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完会以后而不是在会上宣布自己的决定；他要经过仔细斟酌，然后用书面或通过中间人发出指示。他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对他的命令表示异议。尼克松这次却一反常态地告诉他的僚属说，他同意由南越部队在美国支援下进攻根据地。由于南越的实力只能进行一场攻势，惠勒建议他们攻打鹦鹉嘴。这就引起了一场关于美国参与问题的争论；莱尔德和罗杰斯力图把美国的参与限制在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甚至连派遣美国顾问或用战术空中支援也反对。

这时，斯皮罗·阿格纽副总统发言了。他认为整个辩论都不得要领。庇护所要么是一种威胁，要么就不是一种威胁。如果拔掉这些钉子有价值的话，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美国作用问题上要那么观望不前，也不理解仅仅进攻一个地区能达到什么目的。我们的任务是使越南化获得成功。他主张同时进攻鱼钩地区和鹦鹉嘴，包括使用美国部队。阿格纽是正确的。尼克松讨厌别人给他提出他没有考虑到的计划。如果有什么比这更使他讨厌的事，那就是当着一群人的面使他显得不如他的顾问们强硬。尽管尼克松对此感到恼火，但他机敏地采取了介于副总统和内阁两者之间的立场。他授权为鹦鹉嘴行动提供美国空中支援，但仅仅“在显然必要的基础上”才能这样做。对鱼钩地区他则避免明确表态。这些决定后来用书面发出。会后，尼克松把我狠狠埋怨了一顿，说我事前没有把阿格纽的观点告诉他。事实上，我事前也不知道。现在看来，阿格纽的干预对尼克松最后决定下令进攻全部庇护所并且使用美军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各部门就开始进行部署，都想把必将随之而来的公众抗议导向其他部门。罗杰斯请求批准他把柬埔寨要求提供庞大援助一事通知国会各委员会，理由是可以使预定的作战行动相形之下显得比较克制——当然，看上去倒像是一种避免实行全面军事援助方案的办法。莱尔德要求保证任何美军地面人员都不进入柬埔寨，即使是为尼克松前一天刚刚批准的战术空中支援服务的空军地面控制人员也不行。四月二十三日，我召开了两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安排执行尼克松决定的措施。毫不奇怪，小组成员都是根据他们自己上司的意见照本宣科。国防部要求每次战术空中出击都得经过华盛顿批准。很难想象有什么打击目标会保持静止不动，一直等到我们完成这么累赘的程序。经过两次会，小组成员多少有点勉强地同意把必要时使用美国战术空军飞机的总权力交给艾布拉姆斯将军，并授权美国空军地面控制人员随南越部队行动。四月二十四日，尼克松批准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这两项建议。

无论怎么说，北越是不受这种限制的。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北越和越共部队攻打了柬埔寨的棉末和安塔松城，并在从斯努镇通往桔井省会的十三号公路上夺取了一座重要桥梁。已被围困数天的干丹省兴雷地区柬军司令部，虽有南越空军支援，仍不得不在四月二十三日予以放弃。柴桢以西一号公路上两座桥梁也被敌人占领。共产党部队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四月二十四日还继续对滨海城市白马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

共产党在政治方面也采取了升级行动。四月二十四日，根据西哈努克提议，在老挝-越南-中国边境某地召开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协调三个叛乱集团的战略。参加会议的有西哈努克、巴特寮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共的阮友寿和北越总理范文同。西哈努克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公布的一个长篇联合声明保证他们要在“反对共同敌人”——即“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西哈努克在会议闭幕词中还欢呼“人民柬埔寨”的诞生。

这个时期是非常紧张的。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共产党攻势做出反应，柬埔寨和南越都无法继续生存。但是我痛苦地意识到进攻庇护所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动荡，也意识到我的工作班子里存在意见分歧。我有意识地吸收了我所能物色到的最能干的青年男女。我认为使他们的精力和理想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使大批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以抗议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关心也能表现在愿意从事政府为探索和平而进行的比较平凡无奇的工作上。同我最接近的三个工作人员是托尼·莱克、罗杰·莫里斯和温斯顿·洛德。他们都不大喜欢尼克松，从感情上说很可能都愿意要一位民主党总统。我费了很大劲使他们继续工作下去，因为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个党派的问题，而且我深信他们必须懂得在某些情况下表现美德最好的办法不是堂而皇之的姿态，而是愿意在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到来所需要经历的各个不那么美好的阶段中坚持下去。莱克和莫里斯二月份就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离开；矛盾的心情使他们不愿再像工作需要的那样加班加点。我让他们继续干下去，负责一些不那么紧张的计划工作，一直到秋天莱克回研究院去、莫里斯参加蒙代尔参议员的工作班子时为止。温斯顿·洛德留下来了；他成为我极可宝贵的合作者和挚友。

就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为莱克、莫里斯和洛德费了不少时间。在反对我们打算采取的方针的意见中，说理最充分、立论最翔实的意见不是来自各个部门，而是来自他们联名给我写的一份备忘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讲的道理倒使我得出了我本来不太情愿得出的结论，即我们唯一切合实际的选择是摧毁庇护所。他们的基本判断同我一样。他们说，我们的一个主要目标必然是避免西哈努克重新上台：

如果他重新上台，那将是共产党决定让他这么做的结果，其中包含意味深长的保证，即他将听他们的。……更重要的是，西哈努克作为共产党的傀儡重新上台将在越南和老挝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至少会给阮文绍的反对派——特别是军队中危险的强硬派——提供反对阮文绍的论点。

尽管如此，他们的备忘录还是反对美国对庇护所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赞成：

由现有领导人或除西哈努克之外的其他领导人主持成立柬埔寨中立政府，同共产党私下达成谅解，允许他们像从前一样利用边境地区。这种办法意味着柬埔寨政府将不是公然默认，而是采取掉头不顾的态度。这也包含继续“菜单”（秘密轰炸）行动并继续让越南政府进行防御性越境作战的可能性——而柬埔寨政府对两支越南部队在有限的边境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都不积极反对。这种局面虽然不好，但比建立一个积极反对越南政府并公开反对“菜单”等行动的西哈努克政府要强。

换句话说，我的三位年轻朋友和助手认为继续秘密轰炸柬埔寨和越过边境几英里的短距离进攻是必要的，但深入进去则是没有道理的——我现在仍然无法理解这种区分有什么道德上的意义。他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即恢复“原状但不要西哈努克”，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无法实现。为了取得这种结果，他们要求我们鼓励朗诺政府向河内妥协，同时警告河内我们将用武力反抗把西哈努克强加于人的做法。黎德寿四月四日已经一再声明河内绝对不同朗诺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妥协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们设法安排这种“解决办法”，这个行动本身就会导致金边的崩溃，使共产党获胜。我也无法想象，为了使河内相信我们将反对西哈努克而采取的措施怎么能够同妥协一致起来。由于并非我们所能控制，也非我们所能调解的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柬埔寨不幸已分成两个极端。总之，他们建议的办法只是规避做出艰难的抉择，安慰自己的良心，而不能成为行动指南。

我对实际上是我建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即仅用南越部队进攻庇护所的决定，越来越感到不安。阿格纽说得对，我们要么使全部庇护所失去作用，要么就应当放弃这个计划。很难想象仅对一个庇护所采取有限行动，而且南越部队最多只能得到美国极其有限的空中支援，怎么可能使形势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当时有把各种行动方针的缺点都凑在一起的危险。我们将因为干涉柬埔寨而受到严厉谴责，而在实现战略目标方面又一事无成。

我还来不及把这些看法告诉尼克松，就发生了一桩看来微不足道但却加快了历史进程的事情。《纽约时报》记者威廉·比彻报道了一份高度机密的电报的内容——这份电报通知我国驻金边代办，我们已经决定向柬埔寨政府提供缴获的共产党步枪。尼克松大发雷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泄密也会使他怒不可遏，而这次泄密在他看来似乎是官僚机构为了造成国会和公众的压力来反对为柬埔寨提供任何援助而作的一次明显的尝试。更糟的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发现他在四月一日和四月十六日两次下令送往金边的通信设备和中央情报局代表的命令仍然没有执行。

他勃然大怒。四月二十三日晚，他至少给我打了十次电话——三次是我在富布赖特参议员家里非正式会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时候。就像他极为激动时惯于做的那样，他狺狺地下一道命令，然后立刻挂上电话。他要立刻撤换我国代办里夫斯；他下令开除马歇尔·格林；念头一转，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也得调职；要立刻派一架空军飞机把中央情报局人员送往金边；每一个有可能接触过那份电报的人都应接受测谎器检查；立刻任命一位将军负责柬埔寨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比较审慎的办法是不要争辩，而是等待二十四小时，看看哪道命令是尼克松平静下来后还坚持要求执行的。结果，他一道命令也没再提过（不过我的确让军用飞机把中央情报局的通信设备送到金边去了）。但是四月二十三日这场发作终于促使他接受了阿格纽的劝告：同时进攻鱼钩地区和鹦鹉嘴，使用美国部队对付鱼钩地区。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他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穆勒海军上将以及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库什曼开会。尼克松要讨论的是在进攻鹦鹉嘴的同时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是否可行。他以只想听取军事和情报工作汇报为借口，没让罗杰斯和莱尔德参加会议。这反映他对官僚机构磨磨蹭蹭的做法极为恼火。赫尔姆斯和穆勒都强烈主张进攻鱼钩地区的庇护所，认为这样做将迫使北越放弃包围和恐吓金边的努力。摧毁补给品将为越南化赢得宝贵的时间。但是尼克松当时还不准备宣布什么决定，而是乘直升飞机到戴维营去进一步斟酌，考虑用什么办法使内阁同意他越来越倾向采取的方针。在此期间，他把我留下来对付官僚机构。

这种状况有它异乎寻常之处。总统已经开始越来越倾向由南越和美国部队对全部庇护所采取联合行动，而各部门还在为南越进攻其中一个庇护所提供美国空中支援的问题上拖沓不前。我认为不让国防部长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同总统会晤的情况是不对的。因此，我打电话给莱尔德，就说穆勒汇报了军事方面可供选择的办法，包括美军进攻鱼钩地区在内。莱尔德强调在四月二十七日罗杰斯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以前最好避免授权美军采取任何行动，这样罗杰斯就可以如实地说没有任何美国人卷入柬埔寨事件。莱尔德报告说，甚至通常属于鹰派的两院军事委员会也对美国卷入柬埔寨感到不安。他争辩说——后来几天他还多次提出——艾布拉姆斯和惠勒实际上也反对进攻鱼钩地区。我同穆勒海军上将核对了这个情况，他说他的部长对情况做了错误的理解（穆勒用的海军行话更富有色彩，这里只是转述大意）。

尼克松一旦开始执行一项方针，他的决心之大同他的多谋善断是不相上下的。他决定按照罗杰斯的建议用柬埔寨要求大量援助的前景吓唬国会，但目的是为美军进攻庇护所提供根据，这却是罗杰斯从来没打算做的。

根据尼克松的要求，我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同我会晤。斯坦尼斯属于参议院中资深位高、选区地位巩固、在多年积累的经验中体现出连续性的那一代领导人。在国内问题，特别是种族问题上，他们有时落后于时代精神潮流，但是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却是中流砥柱。他们当中有许多南方人，来自一个自身经历过悲剧的地区。他们懂得国内其他多数地区所不懂的道理：有些灾难是无法弥补的；人类是难免犯错误的；完人是无法设想的；没有权力的美德是软弱无力的。斯坦尼斯风度优雅、博学明智、富有爱国心，和他杰出的同事理查德·拉塞尔一样，属于那种能够使僵硬刻板的三权分立制度起作用的人。他高尚的品德是总统可以信赖的；内阁成员可以指望他尊重他们的努力。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会见斯坦尼斯，并且向他解释了为使越南化继续进行下去，从军事上说就必须在美国支援下打进柬埔寨去的理由。我给他看了一幅地图，图上标出了作为越南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那些根据地。在我们谈话过程中，尼克松按照事先的安排给我办公室打来电话。我当着斯坦尼斯的面把我介绍的情况扼要谈了一下，并告诉他斯坦尼斯的反应大致是赞同的。然后，斯坦尼斯接过电话，亲自向总统表示支持。

我又同惠勒和赫尔姆斯一起把计划重新审查了一遍，并要求赫尔姆斯对可能出的纰漏做一次研究，以防万一。我强调说，如果他有任何犹豫不决都应当告诉我；如果他改变了主意，我将立即转告总统。赫尔姆斯仍然坚持原来的建议。他感觉打两场仗和打一场仗在国内付出的代价是同样的，而两路进攻战略上的报酬要多得多。

然后我同我的高级工作人员当中那些反对这种行动的人——除洛德、莱克和莫里斯外，还有比尔·瓦茨和拉里·林恩——谈了一小时，给他们表示反对意见的最后机会。这是一次令人痛苦的会议，因为我们打算干的事给他们刺激很深。莱克、莫里斯和瓦茨提出了辞呈。

从两天前开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后，就没有人能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他们知道存在涉及美国军队的应急计划；实际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的进攻鱼钩地区的计划本来就是莱尔德转来的。他们对总统日益激动的情绪不可能毫无察觉；但是他们无法相信尼克松会当真做出决定，授权美军入侵。他们的做法就好像只要他们不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甚至只要他们提出系统的批评，问题就会化为乌有。

我敦促尼克松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各方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我告诉赫尔姆斯的那样：“我认为，并且强烈建议，任何决定都必须同这两位内阁成员讨论——即使决定早已做出、命令已经在抽屉里准备停当也罢。在他们有机会表达意见以前，你不能硬要他们接受。”这次会议确定在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天下午举行。

这时尼克松已经决心干下去，他的主要问题是把同罗杰斯和莱尔德不可避免的对抗减少到最低限度。当尼克松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略带浪漫色彩的气质就会表现出来；他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像巴顿将军那样遭到围困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撇开个人特有的气质不谈，尼克松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西哈努克港重新开放、整个柬埔寨都变成一个庞大的连成一片的根据地，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继续一步步从越南撤军吗？政府内部那些畏缩不前的人多数是担心国内的反应。至于柬埔寨整个边界都为大规模渗透敞开大门时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推进越南化这个难题，谁也没有提供答案。无所作为也不能避免我们在国内碰到的难题。如果我们抵抗，人们就会指责我们搞战争升级。但是，如果我们默许共产党接管柬埔寨，我们的伤亡开始增加，越南开始解体，人们又会指责我们执行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战略。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尼克松把我召到戴维营去审查计划工作进行状况。他在游泳池里扑通扑通打水，我则沿着池畔跟着他。我们讨论了预定在第二天下午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问题。尼克松决心把鱼钩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实际上他还开始开玩笑似的谈到豁出去干一场的念头：或许我们在进攻柬埔寨庇护所的同时应当恢复轰炸北越并在海防布雷。无论我们是否这么干，反对派都会同样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的。我认为这是尼克松为了证明自己态度强硬而倾向于提出，然而实际无意执行的冥想之一，虽然他以后可能以此为例向心腹朋友证明是工作人员拆了他的台。同时，我不认为总统在班子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能够安然度过如此严重的危机。因此，我回答说，现在的任务已经够我们干的了；我们不能抛弃我们刚刚断然宣布的一个战略。

十分钟后，尼克松就不谈这件事了，以后也没有再谈。我不相信他当时是在认真考虑那种办法。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们本来应当更认真地考虑一下的。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之所以出毛病，祸根就在于优柔寡断；我们总是努力把最低限度需要多少军队或多少时间计算得分毫不差，没有为可能出现误差或混乱留有余地，这就鼓励我们的对手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的疑虑使我们的努力归于无效。

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最难领悟的一个教训或许是：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他的基本抉择在于要么行动、要么就不行动。半心半意或表现无能并不能使他摆脱因使用武力而引起的道义上的谴责。疑虑重重、动摇不定是得不到报酬的；失败的政治家也不会因为表现克制而得到奖励。一旦投身战斗，就必须取胜；如果不打算取胜，就不要投入国家的力量。在越南战争期间，历届政府及其批评者都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道理。这是越南战争中许多悲剧的根源所在。

无论如何，戴维营的池畔战略会议并不是当天讨论的结束。我们坐飞机回到了首都。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尼克松邀请约翰·米切尔同贝比·雷博佐和我一起乘总统游艇“红杉”号游览波托马克河。严肃的军事计划工作造成的紧张气氛在几杯饮料作用下变成了兴高采烈，甚至使我们做出一些表示爱国但却令人尴尬的事：大家决定在“红杉”号经过芒特弗农[20]时都要肃立致敬，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样成功地表演这番绝技的。回到白宫，尼克松又把同他一起饮酒作乐的同事请去看电影《巴顿将军》。我已是第二次享受这种荣幸了。影片无疑是动人的，但我仍然设法在放映中途溜出来一小时，以便为第二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做准备。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北越和越共军队袭击了在通往金边的湄公河上航行的商船，使我们的讨论更形紧迫。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安塔松城。从金边往南经过茶胶省的铁路线已被分割成好几段。河内和北京发出的新闻报道拒绝了印度尼西亚关于召开亚洲会议、恢复柬埔寨中立地位的建议——这个建议我们本来是会赞成的。

那天晚上，总统在行政办公大楼他的工作室里会晤了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顾问——罗杰斯、莱尔德、惠勒、赫尔姆斯和我。阿格纽不包括在内。尽管尼克松现在接受阿格纽的劝告，他对副总统那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仍然耿耿于怀，决心要在这次会议中充当铁腕人物。会议从一开始就有点奇怪。赫尔姆斯从情报方面估计河内正在扩大根据地，使这些根据地联结起来，力图给金边造成极度不安全的感觉，从而促使政府垮台。惠勒叙述了使用美军进攻鱼钩联合基地的建议，并谈到使这次行动扩大、把其他根据地也包括进去的可能性。尼克松极力避免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顶牛，所以装做我们只是在听取汇报。他以后将发出书面指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罗杰斯和莱尔德——他们现在对这位难以捉摸的首长的手法毕竟已经熟悉了——居然同意这种把戏，似乎这不过是制订计划工作的一次演习，都没有表态。但是尼克松为什么要在星期天晚上把高级顾问们召集起来听一次应付意外事件的汇报呢？这个问题他们都避而不提。

尼克松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把沉默解释为同意；无论如何，他总算避免了争端。会议刚刚结束，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官邸那边去，命令我发出授权美国部队进攻鱼钩地区的指示。我让人起草了一份指示，总统签了字。为了表示郑重，他先在指示上签署了自己姓名的缩写，然后在缩写下面又签署了全名。

总统的双重认可也未能保证指示的贯彻。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战情室主持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讨论执行总统指示问题的时候，就被叫出去接罗杰斯打来的电话。他想知道他刚收到的指示是否意味着总统已经下令美军向一处柬埔寨庇护所展开进攻。我承认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罗杰斯说这将使他在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打交道时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因为当天下午他就准备作证美国没有卷入柬埔寨问题。我建议他给总统打电话。

我刚回到战情室，另外那位高级阁员就来了电话。莱尔德按照他一贯的策略——即提出一个最易攻破的枝节问题——反对在指示中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称为“负责执行的机构”。他说这种提法破坏了按照规定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的指挥系统。我对他说，可以改成“负责协调”，或者改成他认为合适的其他任何字眼。然后莱尔德才转到真正使他伤脑筋的问题上来。他说同时对鹦鹉嘴和鱼钩地区作战可能使每周阵亡人数达到八百。他争辩说，艾布拉姆斯和惠勒并不认为双管齐下的办法可行。莱尔德坚持说：当惠勒星期天下午谈到对两个庇护所采取行动时，他指的是鹦鹉嘴加上鹦鹉嘴南面很远的一个叫做七〇四号根据地的庇护所（后来发现这个庇护所倒是非常符合莱尔德的意图，因为在这个季节那里已是一片汪洋）。我建议莱尔德也打电话找总统去。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刚刚重新开会，我再次被叫了出去。这次是霍尔德曼。他对我说，罗杰斯和莱尔德都已动身到总统那里去。他请我也去参加，但提醒我要“让总统去挑担子”。

总统同内阁高级官员的会晤很有点超现实主义的色彩。罗杰斯首先关心的是他下午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事。他希望能够声明美国人并没有卷入柬埔寨问题；因此他要求总统撤销他的指示。莱尔德则比较复杂。他再次提出担心伤亡增加的问题；他暗示对艾布拉姆斯的建议存在极大的误解，这个建议实际上指的是那个积水未退的南方根据地。莱尔德再次重申他反对指示的措辞——这一点（他很清楚）我早已承认了。

尼克松说得很少，说了也是模棱两可——任何熟悉他的做法的人都知道，这是他决心坚持自己的决定的明确无误的迹象。他宣布休会，对那两位内阁官员说他们很快就会听到他的意见。罗杰斯和莱尔德刚走，尼克松就向我倾诉了一切使他感到失望的事情。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高级顾问从来不给他提出战略上的论据，而用他们个人的政治问题浪费他的时间。这种态度不会使他改变主意。我建议他把执行指示的时间推迟二十四小时，甚至可以暂时收回成命，如果这样做可以减轻罗杰斯的困难的话。在此期间，我将用他的名义询问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以便证实他们的看法；我们必须保证对他们的建议和他们预计的伤亡人数都不存在任何误解。同时，我将要求莱尔德把电报送来——他正是根据这些电报作出判断，认为战地司令官不赞成同时进攻鹦鹉嘴和鱼钩地区的。尼克松接受了我的建议，撤回了那份指示。我则通知内阁成员，最后决定即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出。

同时，我通过秘密渠道致电邦克大使，以最迫切的方式要求他和艾布拉姆斯阐述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是否符合我们的愿望？应与进攻鹦鹉嘴同时进行还是以后进行？是否在南越境内发动类似进攻效果更好？是否进攻其他根据地——例如七〇四号根据地——成果更大？预计伤亡如何？这份（以总统名义发出的）电报最后说：

我关心的是：艾布拉姆斯将军究竟是真正根据这次行动本身的价值而希望采取行动，抑或仅仅因为他认为这是我的愿望所以表示赞成。因此，请把你和艾布拉姆斯将军对以上问题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将指导我的行动。请将此电交艾布拉姆斯将军一阅。

黄昏时收到莱尔德的备忘录以及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复电。莱尔德重申他原来的立场：反对在柬埔寨使用美国战斗部队；因此他赞成南越部队进攻鹦鹉嘴，必要时，作为补充，还可进攻七〇四号根据地，也由南越部队进行。莱尔德值得大大称赞之处在于，一旦尼克松决定投入美军作战以后，他并没有参加当时流行的推卸责任的活动；这位在枝节问题上泄密的能手也从来没有公开透露他曾以书面形式反对过在柬埔寨采取的这次无比重要的行动。

至于艾布拉姆斯和邦克，他们强烈建议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办法，最好同时进攻鹦鹉嘴，其重要性仅次于鱼钩地区。艾布拉姆斯证实七〇四号根据地同其他两个根据地的“重要性不能相提并论”。邦克和艾布拉姆斯认为在南越境内发动任何进攻都不能产生类似的效果。艾布拉姆斯态度谨慎，他对可能伤亡的人数避不表态，但保证他将竭尽全力使伤亡保持在“绝对最低的限度”。

从罗杰斯那里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只是新闻报道说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还没有就在柬埔寨使用美军问题做出决定。

尼克松在做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决策时多数情况下都要找约翰·米切尔商量。这次他也决定这么做。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了各种备忘录以及赞成和反对现有抉择的各种意见，一直讨论到将近午夜。最后，尼克松决定维持原议，并在上午当着米切尔的面通知莱尔德和罗杰斯。尼克松要我准备一份新的指示，把莱尔德反对的那句话修改一下，使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拥有“协调”而不是“执行”权。指示其他部分则保持原样。

第二天上午，星期二，即四月二十八日，尼克松同米切尔和我从九点半到十点二十分再次审查了行动方案。尼克松要我在他会见罗杰斯和莱尔德以前从旁门出去；他认为最好避免使我成为各部门批评的靶子。然后，总统同罗杰斯、莱尔德和米切尔谈了二十分钟，再次肯定由美国和南越联合进攻鱼钩地区的决定。他指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曾经反对使用美国部队，基辛格博士也“倾向于反对”。（这种说法已不符合事实；我至少在一个星期以前就改变了看法。我认为尼克松把我同两位内阁成员混为一谈是出于各种复杂的、通常是混在一起的原因。他真诚而慷慨地想保护我，使我免遭各部门的打击报复；他无疑也希望保持他在自己心目中一个不但能够给畏缩不前的部下打气，还能孤身临战的领导人的形象。）尼克松向他们保证，他将口授一份决策过程大事记，明确说明其高级顾问的相反意见；他们的反对将记录在案；他将承担全部责任。（米切尔关于这次会晤的记录见附注。）[21]

由此可知，采取行动的最后决定并不像事后人们喧嚣一时力图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狂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一个几乎每天都不得不克服自己容易神经紧张的毛病去对付僚属，克服行政部门半是无意、半是有意的因循怠惰的人经过多次动摇犹豫后十分审慎地做出的决定。他承担全部责任是某种高贵品质的表现。这个决定并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背着他的高级顾问做出的——虽然后来其他一些决定是那样做的。尼克松推翻了内阁成员的意见，但并没有使他们蒙在鼓里。这是总统职务的实质，是这种职务无法避免地造成了其孤独状态，而这种状态由于尼克松的高级阁僚总是试图把担子推给他并公开同他保持距离而复杂化了。尼克松遮遮掩掩、迂回曲折的决策方式无疑加强了他们固执己见的癖好。但是尼克松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各部门有许多机会陈述自己的理由。直到现在，事实证明，就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来说，尼克松是正确的。而且他当时是总统。执行总统直接指示时拖延迟缓，对总统明确表达的意图加以自己的解释以便阻挠这些意图的实现——这些做法在那以后无疑助长了尼克松本来已经很强烈的守口如瓶地独自决策的倾向。

和持不同意见的人面对面谈话使尼克松精疲力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过那次会议之后，他就躲回到行政办公大楼那间隐蔽的办公室去，直到四月三十日他发表演说、宣布进攻柬埔寨时才重新露面。我每天同他一起消磨几个小时，使他了解计划方面的最新情况。演说的基本内容是帕特·布坎南根据我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简单提纲起草的，但主要论点是尼克松的。演说的动人词藻和格调也是尼克松提供的；他每天用很长时间润色一次又一次送来的草稿。

一天早晨，他给我看他在一张黄色横格便笺纸上写的利害得失清单；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类似的黄色纸片。或许是因为我们经常口头交换意见，我们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他担任总统职务的早期做出的这个最重大的决定宣布以前的那些日子里，理查德·尼克松几乎是完全孤独的。他坐在行政办公大楼一间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在立体声系统播送的柔和的新古典派音乐声中沉思、郁闷、集中思绪、抑制自己的愤懑。演说中出现的丘吉尔式的词藻与其说反映了决定的实际重要性，倒不如说反映了他无疑存在的反抗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在制定过程中几乎得不到僚属支持，然而他深信是正确的决定将引起轩然大波。

我忙于两种工作：既要协助总统，又要协调决定的执行。一个内阁部门一旦认识到决定已经无法挽回、已经不能通过巧妙的解释或泄密的办法加以改变的时候，这个部门可以成为一个颇为胜任、效率很高而且考虑周到的非常出色的工具。前几个星期那种逃避责任、拖沓不前得令人害怕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现在却开得干净利落、简单明了。久经锻炼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提出了他擅长制订的极为高明的总体计划（在官僚术语中叫做“电影脚本”），其中对每个关键人物和关键部门在战斗打响前后的任务都按钟点做了安排。

进攻鹦鹉嘴一役以“碎石机行动”为代号——南越人称为“全胜第四十二号”——是四月二十八日晚间开始的。约五十名美国顾问随先头部队行动，后来四天又增加了二十二名。

在四月三十日这个命运攸关的日子里，总统在晚上九点发表演说，向忧心忡忡的公众解释说：“敌人最近十天的行动明显危及现在越南的美国人的生命，对于再撤走十五万人以后仍然留在那里的人则将构成无法接受的威胁。”他在开始演说时，用一幅地图说明北越方面已经开始威胁金边，并把过去分散的根据地扩大成“一个供敌人集结休整的辽阔地区、一个沿着长达六百英里的边界向南越发动进攻的跳板”。我们有三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无所作为；一是“为柬埔寨本身提供庞大的军事援助”；一是清除庇护所。他现在宣布：决定由美国和南越联合进攻“指挥共产党在南越全部军事活动的总部”。这次行动是有限的、短期的，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是实现越南化并使伤亡保持最低限度所必需的。

总统使用的词藻同演说的主题不大相称，然而同过去几个星期受到的压力却并不是不相称的。他强调美国不会接受“屈辱”；我们不会屈服于“无政府状态”；我们不会像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那样行动。他也不会选择“轻而易举的政治途径”，把责任全部推卸给过去历届政府。这是典型的尼克松。他已经“抛弃一切政治考虑”：

同正在越南为我们的国家、为和平与自由的事业英勇战斗的四十万美国人的生命相比，我所属的党派是否能在十一月获得更多选票是无足轻重的。同美国是否会由于我们在这场危机中无所作为而证明不配在世界历史这一关键时期充当自由力量的领导相比，我是否只能担任一届总统是毫不重要的。我宁愿只担任一届总统并采取我认为正确的行动，而不愿担任两届总统而眼睁睁瞧着美国沦为第二流强国，目睹这个国家遭受它一百九十年光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

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演说充满自命不凡的说教，过分矫揉造作，是一篇制造分裂的演说。他毕竟还要过两年多才会面临另一次选举；他无疑把问题同他个人联系过多了。对于那些以结束越南战争作为唯一目的，并因此认为应当不顾后果尽快结束一切战斗行动的人，这次演说肯定是不能使他们满意的。毫无疑问，尼克松本来应当对那些真正被这场同我们国家的经历大相径庭、既无明显意义又无明显结果的战争搞得痛苦不堪的人表示更多同情。他正好干了对他的批评者有利的事，因为他把一次时间和地点都受到限制、基本上是防御性的行动描绘成一件震撼世界、使良心受到考验的大事，从而使他的批评者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他“扩大”战争，因此超越了总统权限。而且他还加上了一句既与中心主题毫无关系又不符合事实的话，说我们在这以前不曾对庇护所采取行动——忽略了秘密轰炸。

但是，说句公道话，这些批评者很少越过词藻去探讨决定的实质。因为在那些既顾影自怜而又自命不凡的字眼后面，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并没有鼓励柬埔寨政变，事前甚至不知道会发生政变。我们有四个星期几乎没有利用这次政变来做任何事情。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因素是：黎德寿已经把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联系起来；西哈努克已经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北越部队已经从庇护所破门而出，开始向柬埔寨内地进击，其明显目的是要推翻柬埔寨政府，建立连成一片的地区，使他们可以从一个大大改善了的后勤基地对南越的南半部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停止撤军就会使越南化成为摧毁一个盟邦的遁辞。尼克松过分玩弄词藻这件事并没有改变现实，即我们只有他概括的三种办法可供选择。无所作为等于坐视柬埔寨和南越陷于崩溃。如果我们真想减少我们在越南卷入的程度而又不让曾经依靠我们的人去自生自灭，我们就必须挫败河内对柬埔寨的阴谋。简单地说，如果要有条不紊地撤出印度支那并有任何可能阻止河内统治这个地区，进攻庇护所就是符合这种做法的唯一方针。

飘忽不定的共产党总部及其他战斗

五月一日，西贡时间上午七点半，美国和南越部队攻入鱼钩地区。同日，尼克松视察了设在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并由于一时冲动下令把他长期考虑的进攻所有其他根据地的念头付诸实施。结果在最初三个星期中就有十二个敌人根据地遭到进攻。有些是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行的；有些则是在美国空军和后勤支援下由南越部队单独进行的。有的行动时间短促（一星期到十天）；有的则持续到整个战役结束。

两艘美国舰艇以及海军巡逻飞机在离西哈努克港（当时已重新命名为磅逊）十二海里的领海线外监视港口活动，必要时就封锁港口。它们的活动进行到六月十三日结束。秘密进行的一系列“菜单”行动已于五月二十六日正式结束；B-52则继续出击，为在柬埔寨的美国地面部队提供公开的支援。此外还对北越进行了两天空袭，目标是设在非军事区北沿的三个敌军补给基地。艾布拉姆斯将军早在四月底就要人们注意这个后勤联合基地，认为它是敌军补给工作的中心。

尼克松的演说突出点到设在鱼钩地区的南越中央办事处，把它列为我们进攻目标之一。莱尔德曾经正确地提出警告，反对在演说中提得这么具体，但他到演说发表前一两小时才看到讲稿，而尼克松已经不愿修改了。结果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自作自受的信任差距——这个差距同讨论的中心问题毫无关系，但对公众的信心起了侵蚀作用。八年后，柬埔寨共产党证实了某些美国人不愿相信的尼克松的话：南越中央办事处确实设在鱼钩地区。[22]尼克松发表演说之前，我在给报界介绍情况时承认南越中央办事处具有高度机动性，我们并不认为可以把它一锅端。事实上，对鱼钩庇护所的进攻严重破坏了南越中央办事处的活动，俘获了它许多人员，摧毁了大量补给品和设施。五月十八日，南越中央办事处通知所属单位说，它已受到盟军进攻的严重威胁；它指示所属一切电台密切注意收听，因为总部仅在必要时才恢复短暂的通讯联络。虽然所属单位多次试图重建无线电联系，南越中央办事处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发报。但是，由于我们不能透露情报系统得来的消息，只好听任新闻界无情嘲弄我们搜寻飘忽不定的共产党总部的工作而毫无招架之力。

即使不谈南越中央办事处，这次行动的成功也是无可怀疑的。第一个月结束时，已经缴获五吨半重的敌人文件，其中包括有关敌军在越南的战斗序列的极其重要的文件，为推翻金边政府的战役制订的详细计划，还有通过西哈努克港运送物资的提货单，其数量超过了我们对西哈努克港重要性的最高估计。五月二十二日，国防部估计已有一万二千名北越军人由于我们的行动在渗透途中受阻。共产党在电讯中哀叹这些军队把他们预定在雨季使用的储备物资消耗掉了。共产党逃兵人数大增。六月底，尼克松在向全国报告最后结果时列举了缴获军用物资的数量：

——单人使用的武器二万二千八百九十二件，足够装备七十四个满员的北越步兵营；数人使用的大型武器两千五百零九件，足够装备二十五个左右满员的北越步兵营；

——弹药一千五百多万发，约等于过去一年敌人在南越发射的数量；

——大米一千四百万磅，足够在南越活动的全部敌军战斗营维持四个月左右；

——用于进攻城市和基地的火箭、迫击炮和无后坐力步枪弹药十四万三千发。根据最近一个时期的经验，迫击炮、大型火箭和无后坐力步枪弹药的数量等于敌人在南越约十四个月的发射量；

——高射炮弹十九万九千五百五十二发，地雷五千四百八十二颗，手榴弹六万二千零二十二颗，炸药八万三千磅，其中包括一千零二个炸药包；

——至少四百三十五部车辆，摧毁了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八座地堡和其他军事建筑。

如果我们不是武断地在两个月内撤出部队的话，军事效果本来可能更大。国内震耳欲聋的喧嚣是非常使人气馁的。

四月三十日发表演说以后不久，尼克松就开始催逼，要求从庇护所做象征性撤退，然后又要求大量撤出部队。六月三十日的期限开始只是尼克松就这次行动将持续多久而临时给国会领袖提供的一个粗略估计；但是很快这个期限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在另一次给国会介绍情况的会上，他突然给美军进攻规定了三十公里的限度（五角大楼又莫名其妙地把它换算为二十一英里）。总统险些又犯了我们在越南的军事政策长期存在的那种错误：采取足以引起抗议风暴的强硬行动，然后却举棋不定，使这些行动不能产生决定性效果。为我们部队的行动规定时间和地理限制只能略微平息国会和新闻界的情绪，但肯定妨碍我们从这些行动中获得充分的好处。根据地当时已扩大到几百平方英里；不进行系统搜索就不可能发现秘密仓库；发现后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把找到的物资运走。规定时间限制就不可能进行彻底搜查。而地理上的限制简化了敌人的计划工作：他们只要把部队和某些仓库撤退到我们宣布不予侵犯的地区去就行了。如果我们按照认真搜查的需要把部队逗留时间延长两三个月，是否就会在公众当中引起大得多的敌对情绪呢？对此我表示怀疑。如果延长时间，共产党可能就无法保持某些基地了——他们后来就是从这些基地出发在柬埔寨获胜的。这些禁令虽然使我们未能获得完全成功，因而令人遗憾，但并未妨碍我们达到主要目标。对庇护所的进攻使我们比较容易撤出越南；它还拯救了生命；甚至在共产党重新占领部分庇护所以后，他们已经由于丧失储备物资而不能发动持久的攻势了。

我的工作班子里的系统分析人员估计我们的行动摧毁或缴获了敌人在柬埔寨的全部储备的百分之四十。我自己的估计比较谨慎。在行动开始时给记者介绍情况的会上，在同总统谈话时，我曾预言通过破坏敌人的供应和军事行动将“为我们购买到”六至八个月的时间。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代我们巡视印度支那以后，认为共产党不可能在那年雨季增加自己的补给品，旱季也无法完成重新储备的计划。只有在下一个雨季之后他们才能使储备物资恢复过去的水平。换句话说，他认为我们已经赢得长达两年的时间。

后来证明汤普森是正确的。一九六九年以后，越南战争已经变成美国撤军、提高南越军队素质，以及河内发动攻势阻挠这个过程的能力三方面的一场竞赛。随着美军战斗作用的减少，凡是能够削弱河内战斗力的事对我们都是极为重要的。河内必须远离本国基地作战。因此，切断河内的补给线路、减少它的储备物资就会破坏它的计划，削弱它的战斗力。无论系统分析人员得出什么结论，在那以后，过去最易受到来自庇护所的攻击的那些南越地区将近两年没有发生重大战斗。湄公河三角洲和人口稠密地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而且在一九七二年春天河内发动全国攻势时，它的主攻部队是穿过补给线最短的非军事区来的；它从柬埔寨方面发动的攻势力量最弱，也是最容易遏制的。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最关键的检验标准是我们的伤亡。进攻庇护所期间，伤亡数字短期有所上升，但从来没有超过莱尔德曾经担心的每周八百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后来，阵亡人数四年来第一次降低到每周一百以下，然后继续逐月下降。从一九七〇年六月开始，每月平均伤亡人数还不到一九六九年同期的一半。到一九七一年五月，即一年以后，伤亡数字已经降低到每周三十五人；一九七二年五月是每周十人。美国部队的撤退肯定是使伤亡人数下降的一个因素；但是整个一九七一年我们还有几十万美国人在越南，如果河内有力量的话，它本来可以造成比实际数字大得多的伤亡。它之所以未能做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柬埔寨战斗为我们提供了喘息时间。

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出现某些批评者曾经强烈预言的同其他国家的纠纷。苏联讲了些含糊其辞的带刺的话，远未发出任何具体的威胁。五月四日，苏联总理柯西金举行了一次态度强硬的记者招待会，说在我们“侵犯”柬埔寨中立的情况下，苏联怎么能信赖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但是他拒绝把这种泛泛的抱怨应用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他并未保证苏联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声明，甚至并未表示不承认朗诺政府。五月十八日，苏联副外长尼古拉·费留宾对我们一个欧洲盟友说，苏联打算在金边保留大使馆，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费留宾把柬埔寨的局势说成是混乱的，把西哈努克说成是北京的囚徒。

中国人尽管语言更生动些，也同样持慎重态度。五月[23]，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猖狂挑衅”提出“严正”警告。中国提醒大家要记住毛主席关于美国是“纸老虎”的名言，断言“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会取得胜利。[24]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重复谈到同样的主题，并且安慰印度支那的革命者说，“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25]。换句话说，正如我告诉总统的那样，“中国人已经发表声明，实际上是说他们什么也不打算干。”五月二十日，一个以毛主席名义发表的非同寻常的声明用了一个颇为唐突无礼的题目：《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支持西哈努克新成立的流亡政府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并再次指出，“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我在五月二十三日送呈总统的分析中说，这份声明除了口头鼓励外也没有给河内提供什么东西。

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从而改善了我们的地位。由于莫斯科承认朗诺而北京承认西哈努克，中苏分歧被移植到印度支那去了。六月十日，多勃雷宁和我又开始探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中东问题，甚至美苏最高级会谈问题；后来，在夏天，我们同莫斯科的关系紧张起来，但那是因世界其他部分出现利益冲突造成的。到六月底，我们已经从中国方面得到毋庸置疑的信号，表示他们愿意同我们重新开始接触。

危机既不是出现在战场上，也不是出现在外交方面，而是出现在国内。

国内的阵痛

这些成就对一九七〇年春天爆发的、使进攻柬埔寨那个时期变得异乎寻常地紧张的抗议浪潮没有起任何作用。我参加政府工作时曾经希望通过努力使战争结束，帮助我移居的国家弥合裂痕。我对学生的痛苦感到同情——他们热望实现美国梦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思想以其纯洁性战胜一切而无须求助于权力这种暧昧的手段。越南战争是可以通过电视屏幕看到的第一次战争；报界也是第一次对战争持压倒性的敌对态度。任何战争必然会带来的悲惨、痛苦和混乱变成了美国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过多的人把战争造成的痛苦归咎于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缺陷。

尽管某些抗议者的伪善和残暴使我反感，我对学生仍然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是在怀疑论者、相对主义者和精神病学者培养下长大的；现在他们在世界上像是一艘失去了舵的船，他们要求得到保证而无须付出牺牲。我这一代人鼓励他们放纵不羁而没有使他们有所寄托，因此对他们是有愧的。后来几个月，我耗费了多得不相称的时间去和学生集团交往——仅在五月就有十次。我同抗议者在私人家庭里见面，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解释，同他们辩论。但是，我对他们的痛苦感到同情并不能使我忽视照我看来是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正如他们是热情的一样。他们的压力推迟而不是加快了战争的结束；他们那些简单化的想法并没有使我们更接近和平，而对和平的渴望并不是只有他们才有的。感情不成其为政策。我们必须结束战争，但条件是不得损害美国帮助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能力——即使那些最愤怒的人的前途也将取决于这种新秩序的建立。

把动乱主要归咎于尼克松的夸夸其谈，甚至归咎于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也是不公平的。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对话过去也失败过。从十一月份起，反战运动就处于休眠状态，在等待新的时机。四月中旬，大约有两百个城镇出现了抗议活动，情绪激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四月二十八日南越部队单独进攻鹦鹉嘴的消息也被当作一次重大战争升级加以谴责。这是美军卷入战斗和尼克松发表演说两天以前的事。北越部队在柬埔寨横冲直撞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月，谁也没有批评河内一句。但南越的反应却遭到各报的谴责，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实际上抛弃了总统要从东南亚脱身的诺言”）、《华尔街日报》（“美国人要求的是从印度支那脱身的可以接受的出路，而不是更深地陷入印度支那”）和《圣路易邮报》（“一次令人震惊的升级”）。南越进攻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有条不紊地撤退。但是国会几乎立即开始制造障碍，反对援助受到野蛮侵略的柬埔寨——虽然侵略柬埔寨的就是在越南同我们作战的那些敌人，并且用的正是同样的部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四月二十七日在早就使罗杰斯痛苦不堪的那次汇报会后对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说，外委会几乎一致认为援助柬埔寨抗拒北越征服“将是进一步扩大战争的行为”。

后来抗议浪潮中提出的一切批评性论点早在总统演说以前就存在：我们正在使战争升级；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政府声称取得胜利是假的。人们认为我们对自己的决定已经如此缺乏控制，以至把我们采取的最微小的步骤都看做会使数十万美军无限期投入战斗。信任差距已经涉及为摆脱战争寻找光荣出路的任何努力。因此，报界对尼克松在四月三十日演说中讲的道理有一种简单的回答：他们不相信他。这是“又一个军事幻想”——据《纽约时报》说——“时间与经验已经使美国人民和国会再也不会轻信了。”对于《华盛顿邮报》来说，这是以“可疑的证据、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过分夸大的词藻”作为根据的一场“自动继续的战争”。而按照《迈阿密先驱报》的看法，“柬埔寨演出的剧本和肯尼迪时代以及约翰逊时代的越南故事惊人地雷同。我们过去都听过了——听过无数遍了。”辩论已经淹没在群众的激情中。

同四月三十日以前刚刚萌芽时的情况一样，进一步高涨的抗议浪潮是以学生领袖号召罢课和游行开始的。这些学生领袖已在过去的抗议季节中证明他们擅长制造对抗的能力。在任何事都可能遭到曲解的感情激动的时刻，总统发表的摇摆于伤感和刺耳音调之间的声明是无济于事的。他五月一日视察五角大楼时随口说到“在校园里扔炸弹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这句偶然被记者从旁听到的嘲弄话是一种不必要的挑战，虽然原意指的只是向建筑物投掷燃烧弹，并把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毕生研究的成果付之一炬的为数极少的学生。五月四日，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兹为了在连续数天的暴力活动中维持秩序而派遣的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了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这件事产生的冲击波把全国上下及其领导力带到了心力衰竭的边缘。

政府的反应是一篇极为麻木不仁的声明。龙·齐格勒奉令发表谈话说，这次枪杀事件“应当再次提醒我们大家：意见分歧转化为暴力，就会带来悲剧”。

学生罢课和抗议的势头立刻激烈起来。校园的动乱和暴力活动超过了柬埔寨战斗本身，成为公众注意的主要问题。华盛顿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五月九日，大规模群众抗议达到高潮。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估计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聚集在白宫南面的埃利普斯（椭圆）公园举行示威。警察把白宫围绕起来；为了保护总统官邸的庭院，还用六十辆公共汽车组成了一个防御圈。

五月九日以后还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常常是在老师带领下，到首都来谴责“战争升级”和政府的“愚蠢行为”。一千名律师到国会游说，要求结束战争，接着就是三十三名大学负责人、建筑师、医生、卫生官员、护士，还有来自纽约的一百名公司经理人员。报界为这种情绪火上加油。报纸社论对五角大楼所谓在柬埔寨取得胜利的说法表示怀疑。除了和平示威以外，反战的学生还善于采用富有想象力的策略，把破坏同直截了当的暴力行为结合起来。哥伦比亚大学约两千名学生在交通拥挤时刻拦路静坐。好几所大学的校园里有人纵火作为庆祝和平的营火。在锡拉丘兹大学，当两千五百名学生举行示威时，有人纵火烧毁了附近一座新建筑物。五月七日和八日，学生在纽约市的金融区举行示威。作为报复，正在盖世界贸易中心的建筑工人蜂拥到华尔街，用棍棒和其他代用武器殴打抗议者。这个事件造成的震动使某些人认识到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会反过来给示威者带来危险的后果。这件事并没有使抗议运动放慢步调；它只是使尼克松更加相信美国广大群众是同他站在一边的。

确实，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很多人支持总统的行动。在回答“你认为美国应当运送军火和物资去帮助柬埔寨吗？”这个问题时，百分之四十八被问到的人都说应当，百分之三十五说不应当，百分之十一没有表态，还有百分之六的答复是有保留的。在回答“你是否赞成尼克松总统处理柬埔寨局势的方式？”这个问题时，百分之五十表示赞成，百分之三十五表示不赞成，还有百分之十五没有表态。此外，百分之五十三的接受询问的人赞成尼克松总统处理越南局势的方式，百分之三十七不赞成，百分之十没有表示意见。

新闻界和学生的批评形成的轩然大波对国会产生了强烈影响。国会因为总统同它磋商不够而提出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它现在也开始升级，企图通过立法手段规定必须撤出柬埔寨，并禁止美军重新进入。五月十三日，参议院开始辩论对外军事物资销售法案。弗兰克·丘奇和约翰·谢尔曼·库珀参议员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美国在六月三十日以后继续为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或继续在柬埔寨进行军事活动。另一方面，罗伯特·伯德参议员提出的一个修正案则要求授权总统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来保护驻在南越的美国军队。这个修正案在六月十一日被看作是一场预赛的表决中，以五十二票对四十七票的微小差额遭到否决。参议院的辩论和国会中的斗争一直进行了七个星期，直到六月三十日参议院在一次唱名表决中以五十八票对三十七票通过了库珀-丘奇修正案。尽管按照行政部门的判断这样做等于宣判南越死刑，参议院仍然投票赞成，使共产党可以在柬埔寨为所欲为。这个法案后来送交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由于众议院拒绝同意参议院通过的修正案，造成了僵持局面，结果整个对外军事物资销售法案在一九七〇年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到那个时候，大部分损失已经造成；正当北越公然入侵期间，参议院却告诉敌人：柬埔寨得自己照顾自己。

库珀-丘奇修正案的焦点是柬埔寨，而对国防采购法案提出的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则想通过在一九七〇年底——后来推迟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停止一切拨款的简单办法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参议院最后在九月一日以五十五票对三十九票拒绝了这个提案。但是他们行动的格局是清楚的。参议院里的反战派要接二连三提出修正案，迫使政府必须不断打后卫战才能为谈判保持最低限度的机动余地。这只能鼓励河内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我们国内鹬蚌相争使它可以从中渔利。

所有这一切都加快了幻想消失的过程。保守派由于战争转为退却而灰心丧气；自由派则由于他们自己造成的后果而陷于瘫痪——因为他们无法完全忘却正是一个自由派的政府把五十万美国人派到印度支那去的。他们既不愿正视自己过去的行动造成的恶果，又同样不愿认真保持镇静。大家拼命规避责任。一个十分不寻常的现象是，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人在内，所有集团都把责任推给担任总统职务的人。一位高级教授宣称“离开越南的办法就是坐船”。这句话已经在大学生中传为笑谈。实际结果是：在缺乏任何可以认真考虑的选择办法的情况下，政府除了贯彻自己的政策以外，就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了。

政府结构也开始瓦解。行政部门患了炮弹休克症。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和他们的朋友的孩子毕竟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国务院大约二百五十名雇员，包括五十名外交官员在内，签署了一份反对政府政策的声明。内阁成员明显存在的不同意见说明行政部门几乎同全国一样处于分裂状态。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公开提出了抗议。《纽约时报》五月九日报道说：国务卿已禁止大家对他的态度进行任何猜测——这很难说是对总统表示有力的支持。一群雇员占领了和平队办公楼，在上面悬挂了一面越共旗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罗伯特·芬奇拒绝在公开场合反对他的总统和老朋友的意见——就像他私下确曾做的那样——而他属下的一大批官员却占领了该部礼堂以示抗议。[26]总统把自己看做是中流砥柱，但是动乱对他也是有影响的。对于抗议者的敌意，他装作不以为意，实际上深感痛苦。如果能够得到一点点像学生对受人钦羡的肯尼迪兄弟表现的那种爱戴，他愿意付很大代价。由于这种矛盾心情，尼克松感到精疲力竭，甚至使他的顾问们深为忧虑。五月九日上午五点他去林肯纪念堂同学生进行的那次令人尴尬的会晤，只是说明他的心理状态的一个小小的苗头。

精疲力竭是当时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特征。为了获得一点睡眠，我不得不从被抗议者团团包围的住处搬到白宫地下室去。尽管我需要协调处理危机的工作，我还得耗费大量时间对付心情抑郁、近乎惶惶不安的同事，用甚至更多的时间对付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同事。我同宣布要在拉斐特公园绝食到全部美军撤出为止的两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布赖恩·麦克唐奈和托马斯·马奥尼谈了相当长时间。我在战情室对来自各个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一群群学生谈了我对他们的绝望情绪从何而来的看法，我认为这种情绪的根源比为战争感到忧虑要深刻得多。

我发现同学生讨论问题比同参加抗议的老师讨论问题收获更大一些。当我应一批大部分曾经担任过政府高级职务的哈佛大学教授的要求同他们在战情室共进午餐时，我建议在不供发表的基础上同他们推心置腹地讨论一下我们做出决定的理由。这些人过去多数都是我的亲密同事和朋友。但是他们不愿接受我的建议。他们不是作为卓越的学术界人士，而是作为政界人士来的。他们背后都有一个选区，即由于肯特州立大学的悲剧和战争而燃烧起来的校园。他们事前已向报界宣布——但没有对我宣布——这次来是同我对抗的；他们宣布从今以后拒绝在研究或咨询工作方面同政府发生任何关系。

他们就柬埔寨决定提出的反对意见说明，夸大其词并不是政府才有的毛病。一位杰出的教授经过仔细考虑的分析提出来的意见是：“某些人忘了告诉总统，柬埔寨是一个国家；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似乎并不知道。我们是否对柬埔寨承担了很大的义务？承担是腐朽的外交政策。不承担也是腐朽的外交政策。”他深信这种行动“明显危及美军的撤退”——虽然事实恰恰相反。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这位教授居然愿意相信国防部长莱尔德在总统宣布这些军事行动以前是不了解情况的。他令人惊讶地认为“这是一场根本不应当进行的赌博，即使它获得成功也是一样”。还有人说关于柬埔寨的决定是“无法理解的”，“比约翰逊干的任何事都更加令人发指”，是“灾难性的”、“令人惊骇的”。有位教授提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假设，即这次为时八周、范围二十一英里的行动可能会使我们的军事司令官认为现在使用核武器已经是可以想象的了。另一位教授宣称，对方的一切行动都是我们挑起的。

这次会晤使我彻底走出了学院的象牙之塔，进入了现实世界。这些人在他们从事的专业方面都是执牛耳的人物；他们曾经是我的朋友，是毕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因此是应当能够正确地看待事物的相互关系的。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决定，这一点可以理解；我自己在确信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前也经历了长期动摇犹豫的过程。但是那种缺乏同情、自以为是、拒绝提供任何选择的态度加强了我的两个信念：为了我国的内部安宁，必须结束战争；在努力按照符合任何国际义务的条件结束战争时，我们不能指望那些曾经和我共事多年的人的帮助。创伤必须战后才能愈合。结果，这些创伤并没有愈合。

柬埔寨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尼克松和反对派根本都不应当这样提出问题。我们面临的基本上是一种策略上的抉择：在八个星期的时间里，用美国部队使庇护所失去作用是不是保证我们撤出越南的既定步调和安全，并防止河内席卷印度支那最好的办法。通情达理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理性的讨论已经结束了。总统的表达方式把他的决定提高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某些关键性抉择相同的举足轻重的水平。批评者反击时则把他描绘成一个失去控制、毫无理性，并且挑动敌人进攻的总统，其行动即使成功也是不道德的。

但是辩论的真正主题并不是对柬埔寨的进攻，而是前一年反战大示威时曾使国家陷入分裂的同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应当为自己的荣誉、世界地位和已经做出的牺牲坚持下去，还是应当立即无条件地使自己的努力归于失败。富布赖特参议员鼓吹的那种政治解决——除迅速把一个共产党政府强加给西贡这一点以外——恰恰是河内已经拒绝的办法，正如不到三个星期以前黎德寿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向我证实过的那样。那些温和派的批评者谁都不愿承认的是：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建议办事，拒绝援助柬埔寨，很快我们就只有接受他们谁也不赞成的河内的条件，别无其他选择。我们的反对派不断宣扬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似乎存在某种未加说明的政治选择、某种保持中立的法宝，而我们执意予以摒弃。以六月三十日作为从柬埔寨撤出美军的期限，这个仓皇失措的决定是公众压力造成的具体后果之一。

政府的中间阶层则更不安定。公众抗议的影响使他们不是去讨论如何使战斗获得胜利，而是为战术空军的出击、为六月三十日我们撤离后南越在柬埔寨的行动、为美国顾问的作用精心制定种种限制。华盛顿政府的矛盾心情必然会感染战场上的人员。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华盛顿并不鼓励在柬埔寨采取大胆而富想象力的行动追击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柬埔寨正是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全部努力的一个缩影。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当对话完全断绝时，胜利者是不存在的。如果企图用激动的情绪强制决策，如果身居高位的人只是为了平息街头抗议而被迫采取他们并不真正相信的措施，那就不可能有什么严肃的国家政策。如果批评者获悉我同黎德寿的谈话——由于政府坚信保密是使谈判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些谈话没有公布——他们当中某些人或许会比较谅解。但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印象是：多数批评者，并不需要抓住总统什么错误，那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如果他们知道我在进行谈判，很可能会谴责柬埔寨战役危及谈判的整个前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把所有解释都看作同过去历届政府一样的夸大其词而不予理会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情绪。批评者很少提到我们的根本矛盾：在允许敌人开辟新战场时，我们怎么能够——像我们正在做的那样——以负责任的态度撤出部队和减少军事活动呢？

为了寻找一种温和的办法来代替我们的政策，人们重新开始施加压力，要求为撤退全部美军规定期限。六月七日，《洛杉矶时报》要求我们立即全部撤出东南亚。它说：“现在是美国迅速地、毫不含糊地离开越南的时候了。”《时报》毫无根据地说，规定十八个月的期限“将比总统现在奉行的政策的危险小得多”。《生活》杂志七月份也跟着说了起来。

不幸的是，主张规定撤军期限的论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进。期限只有两种：一种是同越南化并行不悖的，那就同我们的政策完全一致，但将剥夺我们在谈判中使用的杠杆。另一种是武断地规定的，那就不过是垮台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几乎不可能证明在期限到来之前还要继续拿人的生命去冒险的正当性。因此，当我们结束柬埔寨的战斗时，我们还走在撤出越南的漫长道路上，面对着毫不妥协的敌人和国内同样毫不妥协的反对派。

得失对照表

我国国内这种痛苦局面的最终受害者是温厚的柬埔寨人民。几年之后，当我们支持的柬埔寨政府垮台、被共产党接管时，多年来一直要求抛弃柬埔寨的那些人出于自身固有的利益，力图通过各种曲解，避免对部分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带来的可怕后果承担责任。有人断言使西哈努克垮台的柬埔寨内部紧张局势是共产党部队西进造成的，而共产党部队西进据说是我们一九七〇年五月入侵[27]或一九六九年以来的轰炸[28]造成的。事实上，北越部队向西进军是四月初，即我们进攻以前开始的，其起因只是柬埔寨政府居然胆敢要求他们撤离柬埔寨领土。

如果我们不进攻，共产党就会早好几年接管柬埔寨。在那种情况下，这些狂热的空想家的统治不大可能比现在仁慈；对于如此脱离人民、如此热衷于可怕的社会改革试验而又如此死啃教条的暴君，是不能用正常标准加以衡量的。这些人不是被人误解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由于我们五年前的行动在一阵激怒驱使下去屠杀本国人民的。的确有人在根本提不出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发表过一种稀奇古怪的论点，认为红色高棉获胜后表现的残暴是美国和柬埔寨对他们进行了五年抵抗造成的。[29]除了为嗜杀成性的红色高棉曲意辩解的人以外，谁也不能把这个论点当做适当的解释加以接受。西哈努克就不相信；他曾在一九六七年把这些人从柬埔寨一脚踢开，因为他们对国家造成了威胁。一九七九年四月，西哈努克对我说，红色高棉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一贯的杀人犯”。[30]红色高棉当权时的行动是对几十年意识形态狂热孕育出来的经济理论的有系统的运用。它的领导人乔森潘五十年代后期在巴黎写的博士论文就说到必须动员“农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力量”反对腐朽的城市，从而改造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二十年后这个理论以惊人的彻底性和残暴性付诸实施，直到绝灭种族的程度。[31]

河内后来以铁蹄踏平一个同伙的共产党政权，正是由于这个政权希望保持独立。因此，所谓河内本来会尊重中立主义的西哈努克的独立的说法是无法言之成理的；黎德寿同我们的每一次谈话都驳斥了这个论点。我们本来是会在中立主义的西哈努克身上碰碰运气的。不幸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底，事态的发展和他自己的愤怒已经使他处于只有作为共产党代理人才能重新上台的地位。六十年代中叶——在统治印度支那的贪得无厌的欲望推动下——入侵柬埔寨，并且早在任何美国炸弹落到柬埔寨国土上之前很久就组织起红色高棉的正是河内；在我们发动有限进攻前的一个月内力图扼杀柬埔寨的正是北越部队；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间推翻红色高棉的也正是北越部队。如果我们不进攻庇护所，柬埔寨早在一九七〇年而不是一九七五年就给鲸吞了。如果说有什么因素决定了自由柬埔寨人的灭亡，这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厌战情绪。

可怜的柬埔寨逐渐成为我国发泄灰心失望情绪的对象。我们国内的批评者通过立法结束越南战争的各种计划都遭到挫败，但在迫使我们撤出柬埔寨方面比较成功。同一个敌人正使用柬埔寨作为基地；河内除已增加的部队外已无法继续增援，因此柬埔寨力量的任何增加都必然会削弱河内的力量或使河内处于守势。尽管如此，美国顾问按照法律规定却不准进入柬埔寨，美援也受到严格限制。柬埔寨钳制了河内在南方的大量人力，而我们的援助款项却如涓涓细流，一九七〇年仅约两亿美元，而且附加限制，不得用于“维持朗诺政府”——援助一个国家但不得援助它的政府，真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政策。这种情况既反映了一种恐惧，即害怕我们像在印度支那其他国家一样在柬埔寨“陷入泥潭”，也反映了当时已经流传甚广的传说，即我们正被阮文绍而不是被河内扣作人质。为什么我们的盟友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地位恶化会使我们更容易从越南脱身？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说清楚。

我们的大使十分刻板地看待国会不准军事顾问进入柬埔寨的禁令，甚至不让我们的武官前往旅行，以便了解柬埔寨部队的表现。柬埔寨变得死气沉沉了；南越部队在它的边境活动；美国飞机轰炸敌人的交通线——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限制援助的结果，柬埔寨部队越来越软弱，因此更加不得不依靠我们的飞机作为唯一的战略后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者自称厌恶日益依靠空中力量的情况，但他们恰恰造成了这种情况。任何决定性行动都是不被容许的；本来早就可能被逼入窘境的北越现在获得了加强红色高棉军队的时间。柬埔寨军队不得不按照鸽派对尼克松主义的定义维持生存，因此日益失去活力。在此期间，冷酷无情的共产党敌人在为发动全面进攻聚积力量，而照章办事的美国却在逐渐扼杀柬埔寨军队进行抵抗的能力。

柬埔寨的困境甚至触动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位工作人员——理查德·M·穆斯和詹姆斯·G·洛温斯坦。这两个人每年都要到东南亚访问。他们的访问曾经使我们的官员感到恐惧，因为他们都反对这场战争，而且善于揭官僚们的疮疤。他们半年一次的报告为国会攻击我们的越南政策提供了弹药。但是，穆斯和洛温斯坦一九七〇年底访问柬埔寨时，得出了同我们差不多的结论，并且大胆讲出了这些结论。他们的报告的要点是：美国实际上为柬埔寨干得很少；柬埔寨政府是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美国在给柬埔寨拆台。报告说：

和南越的形势截然不同，朗诺将军的政府看来在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而且在文官和参议院、国民议会的议员当中得到很大的支持……明显存在一种民族团结的意识和目的感，存在不靠外国军队、自己捍卫祖国的决心……

柬埔寨人感到难以理解造成美国今天在东南亚所处困境的各种曲折复杂的因素。他们回顾二十年来美国在亚洲行事的方式，对美国在武装他们，抵抗由中国和苏联装备起来的北越军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的迹象似乎感到迷惑不解。

过去对流行的成见表示支持的穆斯—洛温斯坦报告都印成花哨的小册子广为散发，这次报告却在委员会里压了好几天。然后，显然是在某些委员的压力下，报告发表了——不过是以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发表的。富布赖特参议员只是把它同几篇报纸社论一起塞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国会记录》里，既不叫人注意，也未公开宣读。[32]

是否进攻庇护所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诚实而严肃的人完全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是，一旦北越军队推进到全国，一旦他们建立起受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来推翻金边的非共产党政府（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做出任何反应以前），命运就已经决定了。进攻庇护所防止了柬埔寨的立即崩溃，但不能消除长期的威胁。反对原来决定的人现在力图取消该决定，办法是阻止对柬埔寨政府提供进一步援助。但是这种做法既没有取消决定，也未能防止战争的扩大；它起的唯一作用是为河内和红色高棉提供了喘息机会，使他们可以增强实力，展开最后的攻势。它使保持一个独立、自由和中立的柬埔寨的最后一线希望化为乌有。一九七〇年辩论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也可以提出强有力的理由证明：由于我国的民主政治程序发生了故障，由于政府和批评政府的人都能够阻止对方达到目标、挫败对方的政策，我们不可能采取任何首尾一贯的战略；最后，柬埔寨成了牺牲品。北越的决心、柬埔寨的内讧和美国内部的冲突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使一切事态发展具有希腊悲剧式的必然性，最后使这个淳厚的国家遭受了并非应得的灾难。这是我们大家谁都没有权利忘却的。

一九七〇年六月，我们还不相信事态注定将以悲剧结束。我们仍然努力保持一种既坚定又和解的平衡态度，使谈判得到最大限度的促进。因此我们请沃尔特斯将军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八日发出信件，建议同黎德寿再次会晤。我并未期望河内立即接受。五月六日，河内已经把预定在克莱贝尔大街举行的公开谈判“推迟”到五月十四日，并且发表了一个支持红色高棉的新的声明。但是甚至这次推迟，用我的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也是“以比较谨慎的方式”提出的，说明对方希望保持这条谈判渠道——即使目的仅仅是使我们不致有借口、恢复轰炸而已。河内拖了几个星期不答复我们同黎德寿恢复秘密谈判的提议。六月五日，它拒绝了我们再次会晤的建议，称之为“暂时中断”。

但是到局势明朗化、战场上出现新的均势的时候，显然会进行新一轮的外交活动。因此我在五月二十五日请各部门研究美国在外交方面可以在印度支那采取什么主动。我还建议总统为巴黎谈判任命一位新的高级代表。这是北越在公开和秘密会谈时都坚持要求的。我从来不认为仅仅指定一位代表就会推动谈判走出死胡同；河内对巴黎会谈的主要兴趣是避免我们以缺乏认真谈判为由恢复对北方的轰炸。尽管如此，我认为任命一位高级代表将使河内丧失一个作宣传的题目。我建议让戴维·K·E·布鲁斯当代表；尼克松欣然同意；布鲁斯这位非凡的外交家以他特有的责任感接受了这个职务。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戴维·布鲁斯更出色的公仆或更优秀的人物。他是马里兰州一个古老家庭的后裔，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都有深厚的根基，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这两个州的州议员。他写过关于美国早期总统的作品，而他的敬仰者发现他本人就具有许多和那些总统相同的刚毅的品质。他以毕生精力为公众谋福利，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略服务局的工作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精神。他是一个英俊、富有、情绪稳定的人，完全没有那些比较渺小的、把公职当成自我表现机会的人那种喜欢坚持使自己的看法占上风的习惯。他的行为举止说明他是为一种超越任何个人生命的事业服务的；他浑身焕发出一种信念，即他的国家代表着各种需要爱护，同时也值得捍卫的社会准则。他的尊严要求第一流的工作成绩；他保持低调的口才证明在品质高贵的人身上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割的。他认为耐性和善意——即使是逐步地——将克服世界的缺陷，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能够通过理性和机智得到改进。

布鲁斯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总统提出的高尚的要求，也从来没有按照个人的利害得失估价这些要求。三十年来他曾为两个政党的总统服务，担任驻伦敦、巴黎和波恩的大使。后来他又在越南谈判中、在北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工作——一直干得非常出色。他说话坦率，必要时毫不含糊，但是他并不把自己的辛勤劳动当作追求个人地位的手段。总之，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戴维·布鲁斯对我的影响是很少有人超过的。当我做某些最重要的决定时，我本能地会向他讨教。我并不是每次都采纳他的意见；但每次我都从他的判断、他的幽默感和他无穷的机智中获得教益。他使我不过分重视自己的作用。他深信为我国前途而工作是一种严肃的职责。这种信念对我永远是一种鼓舞。

一九七〇年七月，已经七十二岁、体质虚弱的戴维·布鲁斯开始执行新的使命，他知道对手的主要目标就是把他搞得精疲力竭。他懂得辩论的技巧并不能代替他的谈判对手如此重视的客观上的力量均衡。他在巴黎得不到什么荣誉；他也不追求荣誉。但是他懂得国家的荣誉绝不是无足挂齿的小事；我们生存了几百年并不是为了出卖那些信赖我们诺言的人。

我们走在一条漫长的、肯定是痛苦的道路上。但是有戴维·布鲁斯作为旅伴，肩上的负担就不显得那么沉重了。只要他愿意承担某种工作，就可以很有根据地说这种工作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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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南越部队。

[2] 即南越政府。

[3] 指基辛格。——译注

[4] 从上下文看，应为二十一日。——译注

[5] 沃尔特斯有极为详尽的描述。见弗农·A·沃尔特斯《秘密使命》（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八章。

[6] 沃尔特斯有极为详尽的描述。见弗农·A·沃尔特斯《秘密使命》（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八〇页至五八二页。

[7] 陈善谦已取代陈文香担任南越总理。

[8] 我同黎德寿举行首次会谈的第二天，《费城公报》上出现了一篇足以说明公开辩论如何完全脱离现实的文章。作者罗杰·希尔斯曼在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初期曾经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说总统“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几乎是立即在越南实现和平的建议，虽然建议的条件照许多美国人看来可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希尔斯曼自称这种观点得到艾夫里尔·哈里曼等专家的支持。根据他们对河内含糊其词的声明的解释，希尔斯曼和他的朋友们自称发现了以下几点和平建议：不进行选举，而是通过旧式政治交易建立一个把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等一切政治派别的代表都包括在内的联合政府；虽然他们的宣传仍然要求立即全部撤走美军，他们私下已经表示撤军可在两三年内分期进行；把越南北方和南方的重新统一推迟五年到十年；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完整给予国际保证。当然，以上各点都已经十分明确地遭到河内的拒绝。

[9] 关于过去越南对老挝和柬埔寨的统治，见伯纳德·福尔《两个越南》修订本（伦敦，帕尔马尔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一二页至一九页，第三三页。

[10] 关于过去越南对老挝和柬埔寨的统治，见伯纳德·福尔《两个越南》修订本（伦敦，帕尔马尔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八六页。

[11] 例如：《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12]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朗诺还作为西哈努克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国庆，在天安门上同毛泽东站在一起。

[13] 西哈努克访问记，见《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

[14] 见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战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回忆录（贝却敌记录）》（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兰多姆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二四页。并见第二一页至二二页，第二四页至二六页，第四二页至四三页，第五〇页，第五四页，第二〇一页至二〇二页。

[15] “三〇三号”委员会，当时已改称“第四十号”委员会，是一个监督秘密情报活动的跨部门委员会。

[16] 美国漫画中的人物。——译注

[17] 时间可能有误，因为前面说尼克松同莱尔德见面是四月二十一日。——译注

[18] 威廉·肖克罗斯著《穿插小戏：基辛格、尼克松和柬埔寨的毁灭》（纽约，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五页。

[19] 此信全文如下：总统致亨利·基辛格的备忘录假如我在我们今天会议上的想法同我此刻（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五时）的想法一样，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柬埔寨采取大胆的行动，以表示我们是同朗诺站在一起的。我并不认为他会存在下去。不过，他或许有存在下来的某种机会。反正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象征性行动帮助他生存下去。这次我们可真的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上了当，相信我们如果进行援助，就会破坏他的“中立”，从而给北越人以干涉的借口。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接受这样一个教训：共产党进行干涉从来不需要什么借口。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他们不需要借口。那时国务院的专业人员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并获得杜勒斯的赞同，因为他那时累了，并且又是在竞选期间。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不需要借口，那时国务院的人员曾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他们在老挝也不需要找什么借口。在那里，因为我们没有在他们整个攻势开始之前就实施打击，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以至坐失良机。他们在柬埔寨也是一样，而我们完全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向参议院声明，我们的大使馆里只有“国务院七个笨蛋组成的代表团”，并且不打算提供任何种类的任何援助，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提供援助就会“刺激”他们进行干涉。他们正在那里轻易地取得胜利，过去二十五年来唯一敢于采取亲西方和亲美立场的柬埔寨政府正摇摇欲坠。我正考虑派一个像鲍勃·墨菲那样的人到那里去走一趟，回头向我报告；他要到那里去，消除朗诺的疑虑。当然，这将同你的活动同时进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如果我决定采取这个方针，你将立即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谓朋友派来的某些胆小如鼠的大使接触。我们要搞清楚现在谁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如果我们决定在这里挺起身来，剩下的那些人当中的某些人最好迅速跟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以后，我要同你谈这个问题。

[20] 芒特弗农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墓地所在地。——译注

[21] 约翰·米切尔给这次会议做了记录，并写了一份简单扼要的仅有两页的备忘录：会议备忘录（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出席者：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主题：柬埔寨/南越问题讨论这个题目的会议是星期二，即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上午十点二十分开始，持续约二十分钟。总统说，开会的目的是把他就南越和柬埔寨形势的发展做出的决定通知出席者。总统又说，他过去十天不断在考虑这个问题，并考虑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麦凯恩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人员在夏威夷汇报会上提供的全部情报。总统又说，在决策过程中，他还考虑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反对在柬埔寨使用美军的立场，以及基辛格博士倾向于反对使用美军的建议这个事实。总统又说，他头一天向邦克大使和艾布拉姆斯将军提出了某些问题。总统宣读了他给邦克大使的电报和星期一深夜收到的大使的复电。总统又说，根据他对柬埔寨总的形势的研究，他决定不改变美国目前在柬埔寨军援问题上的立场和他授权越南共和国军队进攻鹦鹉嘴的决定。总统又说，为了保护南越的美军，他决定批准授权美国和越南政府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的南越中央办事处总部。总统表示了这样一种意见，即进攻南越中央办事处的行动是继续执行越南化计划所必需的，这种行动可能有助于而不是妨碍美国为和平谈判的努力。总统又说，他在决策时考虑了国会某些人士和公众中某些阶层可能产生的不利反应。总统又说，为了把导致这些决定的情况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劝告记录在案，他在头一天晚上口授了一个录音记录，其中包括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反建议。总统讲完话之后就离开了椭圆形办公室，到内阁室去参加另一个会议。当总统在场时，其他出席者未就会议主题进行讨论。（签字）约·N·米切尔

[22] 见伊丽莎白·贝克尔《柬埔寨：同越南的边界战争一瞥》，载《华盛顿邮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亨利·卡姆《波尔布特证实了尼克松的断言》，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第七版。

[23] 即五月四日。——译注

[24] 引文见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第一版。——译注

[25] 引文见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第一版。——译注

[26] 《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八日。

[27] 例如：斯坦利·卡诺《柬埔寨：尼克松就是那个家伙》，载《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

[28] 例如：威廉·肖克罗斯《柬埔寨：责任所在》，载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谁“弄掉了”柬埔寨？》，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穿插小戏》中多处可见。

[29] 例如：肖克罗斯《穿插小戏》，第三七二页至三七三页，第三八九页。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为红色高棉暴行开脱的肖克罗斯却受到另一位作者的鞭挞。这位作者认为缺乏足够证据说明曾经发生过这种暴行。见理查德·达德曼的文章，载《纽约时报书评副刊》，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某些批评我们的人似乎愿意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假定波尔布特是无罪的。

[30] 另见西哈努克访问记，《远东经济评论》，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第一四页。西哈努克在这次接见记者时把波尔布特描绘成一个应对二百万柬埔寨人死亡负责的“刽子手”。

[31] 见弗朗索瓦·蓬肖《柬埔寨：前途未卜之年》（纽约，赖纳哈特和温斯顿·霍尔特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对红色高棉有系统地运用意识形态理论的情况做了极为出色的分析。乔森潘论文中引出的话见该书第八七页。

[32] 《国会记录》（日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二〇二八三页，第二〇二八九页，及其后各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