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摸不定

超级大国的表现常常像两个全副武装的盲人，同处一室，到处摸索，都以为对方目光如炬，因而使自己受到致命的威胁。双方都应当懂得，从本质上说，制定政策这种工作经常是没有把握的、妥协的、缺乏连贯性的。但是他们都倾向于认为对方具有已经被自己的经验否定的一致性、预见性和连贯性。当然，时间一长，即使是两个盲人，如果同处一室而又手执武器的话，也能相互造成极大的伤害，更不用说对房间会造成什么破坏了。

美苏关系的困难不仅在于两个相互竞争的官僚机构各有自己的设想和猜测；他们对谈判的看法也是相互矛盾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每次谈判都有它自己的逻辑，谈判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讨价还价的技巧、善意和善于妥协的能力。但是，如果谈判一方只得到含糊的授权，只有达成协议的一般愿望，谈判可能性——这个漂亮词汇的意思是：了解对方可能接受什么条件——本身就变成了目的，结果必然是坚持谈判的一方不断让步。国内把坚持谈判立场贬为“态度僵硬”、“顽固不化”或“缺乏想象力”。立场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批评者总要求更加灵活，谈判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美国有义务通过让步克服僵局。对方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急于求成，当然有一切理由想要坚持僵硬态度，看看我们还会提出什么建议。

美国谈判代表的这些特点，加上我们国内的辩论，使我们一九六九年的工作复杂化了。在政府内部，我们不得不同那些希望通过善意的姿态增加谈判势头的人进行似乎没完没了的斗争。例如，不少人提出我们应当放弃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发展计划，否则就会破坏限制战略武器的前景——虽然事实上这两种武器属于我们为数很少的几张可打的牌。与此类似，有人警告我们说，对中国开放将使对苏关系倒退；事实上这种开放使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在好几个方面打破了僵局。

我们内部的分歧使苏联领导人情不自禁要利用机会对我们进行夹攻。举例来说，克里姆林宫会强调它渴望就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开始谈判。当白宫努力按照苏联的全面表现作出反应的时候，政府其他部门却千方百计——从对报界透露消息到非正式暗示——表明它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开始会谈。苏联大使馆在老练的多勃雷宁领导下会在记者和国会领袖当中散布说，贸易可以对缓和紧张局势做出重大贡献。当白宫努力坚持必须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而不是在关系改善之前发展贸易的时候，各个部门和国会领导人却坚持要求早日放松贸易限制。因此，我们第一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说服苏联和我们自己的官僚机构，使他们相信我们打算根据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根据严格对等的原则进行谈判，而不是根据抽象的口号、“姿态”或“讯号”进行谈判。到一九六九年底为止，双方最初的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但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正面接触的阶段看来就要结束了。一九六九年底，“渠道”——我同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会谈——日益活跃。这通常是出于苏联方面的主动。我们已经成功地使他们明白，稍后又使官僚机构明白，起决定作用的是总统的意见。但是一九七〇年初通过“渠道”进行的活动，就像下棋时开始布局的第一着棋那样是看不出结果的。双方棋手都决心避免犯无可挽救的错误；每一步棋都小心谨慎，尽可能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因此使对方甚至更加警惕起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当多勃雷宁同我在一起进行一般性讨论时，他以讨好的口吻说，莫斯科料想它将不得不同尼克松再周旋七年。莫斯科要等待我们出局，这段时间未免太长；对河内则肯定太长了。令人惊愕的是，他暗示莫斯科对东南亚实际上并不感兴趣，而是出于“误会”卷进去的；他没有解释是什么误会。据多勃雷宁说，中国是继续战争的唯一获益者。

多勃雷宁列举了他所谓使苏联感到沮丧的事：美国政府坚持要搞反弹道导弹；中东谈判停滞不前；尼克松接见了罗马尼亚的副外长，但拒绝邀请葛罗米柯到白宫去；我们企图使每次谈判都以其他某种谈判为条件（连环套）。最后，他询问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渠道”开始带根本性的讨论，即使我们决定把达成的任何谅解推迟到越南战争结束以后执行也可以。我告诉多勃雷宁，我认为他很可能得到肯定的答复。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我们再度会晤，借口是苏联就西德议会的一些委员会在西柏林开会一事提出了抗议照会。意味深长的是这份照会是通过“总统渠道”提交的，因此不会大肆宣扬；莫斯科显然不希望中欧出现危机。

多勃雷宁借此机会问到我们同中国人在华沙举行的最近一轮会谈。他希望我理解这是一个使莫斯科感到“神经痛”的问题。我能给他介绍一点情况吗？我现在同当时一样不懂，苏联为什么对中国这么不断感到烦恼；差不多十年之后，在中日条约问题上也可看出同样忐忑不安的情绪。接连不断的询问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的好处。如果苏联真有理由感到不安，也不大可能得到如实的答复；倒是更有可能使我们看到我们在战略上可以利用的机会——一九六九年确实造成了这种结果。毫无疑问，多勃雷宁在莫斯科的上司官僚主义地认为，只要他们能够拿出一份查询记录，就不能责备他们对华沙会谈一无所知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使他们显得多么惶惶不安。

我一直反对把我们同中国人的谈话拿去给莫斯科吹风，因为这样做使苏联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按照他们的版本向北京透露，借以煽动中国人对苏美共同统治的恐惧。因此我回答说，如果莫斯科如此容易“神经痛”，那么他的上司反正也不会相信我对他说的任何情况的。即使不吹风也清楚，我们根本无法“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同时，莫斯科必须认识到我们也有自己的“痛”处，这就是越南。我指出最近莫斯科电台播送美国战俘讲话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

不过多勃雷宁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是继续就十二月二十二日谈到的使用“渠道”问题交换意见。开始时，他用一种反常的愚蠢办法就最高级会谈问题对我进行试探，问我是否听说日本大使曾经谈到尼克松的目标是在夏末秋初会见苏联领导人。我向他保证，当我们准备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我们是不会通过第三国提出的。

最后，多勃雷宁转达了莫斯科对我们上次交换意见的反应。苏联领导人欢迎通过“渠道”进行严肃的讨论。他建议我们每次谈一个题目。他很快就会提出苏联对欧洲安全的看法；或许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四月复会以前，我可以概述我们的基本态度。我同意这个程序。

由此可知，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底，我们似乎已经开始进行严肃的对话。但是，就像苏联人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又出乎预料地改变了航程。他们答应举行的关于欧洲安全的讨论根本没有举行；多勃雷宁干脆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也没有进行实质性讨论。相反，多勃雷宁一月三十一日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带来柯西金总理就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军事行动提出的警告。照会说，如果以色列继续深入埃及进行空袭，苏联“将被迫保证使阿拉伯国家拥有供其支配的手段”来“反击”以色列。尼克松在一封冷淡然而有礼貌的信中拒绝了这种说法，并明确地表示美国将抵抗苏联在中东的任何升级[1]。二月十日，多少经过点磨炼的多勃雷宁重新提到这种指责，辩解说柯西金写信的意图只是说明困境而不是提出威胁。

一个星期之后，多勃雷宁前来提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怨言。这件事再次表现了苏联人天生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巧妙地使我们处于防守地位。他指出最近发表的长达四万字的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指名提到的外国领导人只有阮文绍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他的领导人可能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不重视他们。我委婉地撇开这个令人惊讶的论点，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对他说，这份报告主要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多勃雷宁接着问到同一报告关于欧洲那一章里面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世界上“唯一永恒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的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再承认欧洲现有分界线了？我回答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居然反对变化的必然性这种哲学提法是奇怪的。我们并没有对现有国界提出异议，但是我们不承认东德边界是一条国界。我知道苏联人即将同维利·勃兰特总理就德国内部安排问题开始微妙的谈判，我不想给他们增加谈判的资本。

多勃雷宁再次向我保证苏联领导人渴望他能同我继续秘密交换意见，特别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但是具体谈什么问题，他还没有得到指示。然后，三月十日，在正式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预定开幕时间之前不久，多勃雷宁提出他同我是否应当集中考虑一项“全面的”或“有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我告诉他主要问题在于具体化。这次谈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们获悉苏联正在把他们最先进的防空导弹（SA-3型导弹）运入埃及，还有操纵导弹的苏联人员。于是，我在十天之内第二次会见多勃雷宁，坚定地对他说，这使人回想起他们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表现。我们肯定要保证军事平衡得到维持。四月七日，多勃雷宁又探询了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交换意见的可能性。他说：如果在维也纳提出我们的主张之前我能加以概述，莫斯科将把这看作是表示真诚的迹象。这样做使克里姆林宫最高层领导人可以在各个部的专家把自己搞得毫无伸缩余地以前加以考虑。

我们还没来得及讨论这些问题，多勃雷宁就被调回莫斯科进行磋商去了。在此期间又出现了柬埔寨危机。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已足以说明克里姆林宫缺乏一条明确的路线。它试图同时使用压力及和解两种手段。它提出问题却又不讨论下去，在中东挑起一场对抗却又缺乏显而易见的目的。这种令人迷惑的态度后面隐藏着什么动机呢？

苏联行为之谜

即使在最平静的时期，所谓苏联领导人是根据深刻的长远考虑办事的这种形象也可能是一种过分的渲染。通常由十五名拥有巨大权力的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是最后决策机构。当然，党的总书记——从一九六四年以来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可以决定政治局开会的议程；他控制着书记处；他在挑选新的成员时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如此，自从斯大林死后，任何总书记也不是随心所欲、毫无约束的——虽然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显然已经日益突出。他必须设法取得一致意见；每个问题无疑都存在需要加以调和的、相互竞争的思想派别和影响中心。

作为决策机构的政治局和政府执行机构的截然分离使这部机器更加笨重。官僚机构只有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才有权表示意见，对其他部门的专业，即使实质上同它有关，似乎也无权发言。因此，外交部可以对军备控制建议的政治影响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其军事方面则不行。国防部是军事问题的唯一权威，对外交就没有什么发言权。部门之间的一切争议都得提交政治局解决。在一九七三年葛罗米柯和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参加政治局以前，他们主管的外交部和国防部有十年在政治局没有代表。在葛罗米柯提升到政治局去以前，我有时得到一种印象，即我比葛罗米柯更了解苏联军事部署。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当着苏联外交官的面讨论苏联军事部署问题，显然使苏联代表团里的军事官员们很不舒服；在此以前，他们有一位军官曾经私下向我们代表团暗示最好不要在外交官面前提出军事技术方面的问题。

由此可知，甚至在总书记处于突出地位、政治局意见一致的时候，苏联的决策过程也是很累赘的，而在变换领导时期则更加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政策方针一旦确定就会以毫不动摇的僵硬态度加上俄罗斯的固执来执行。权力斗争时期则完全可能采取相互矛盾的方针，直到某种危机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明确决定为止。苏联曾经不知不觉陷入危机之中。这些危机基本上不是事先策划的，并且对善意造成了威胁。陷入危机的原因是某一事件——例如一次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完全吸引了最高级领导人的注意力，或者使它这部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器的某一部分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一九七〇年初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当尼克松就任总统时，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似乎是政治局中负责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来自苏联领导的信件是由他署名的；他还在葛拉斯堡罗会见了约翰逊总统。凡是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伸出触角时，总是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个时期勃列日涅夫的影响一直在上升。他似乎把自己的作用从管理党务和国内经济方面扩大到国际政治领域。通常每四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预定在一九七〇年举行（事实上直到一九七一年春天才举行）。这是建立勃列日涅夫的突出地位的机会；一九七一年春天以后，几乎所有的高级会谈都是同他进行的。

这意味着一九七〇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苏联的领导或许全神贯注在内部勾心斗角上，对事态发展只能做策略上的反应。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出现的纷扰又使他们想乘机渔利。

二月二日，我在送呈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这个调整时期的局势由于苏联国内存在严重而长期的困难而恶化了。主要由于技术落后，经济增长率在下降。赫鲁晓夫倒台后，新的领导人即着手增加消费品供应，同时提高防务费用，包括在中国边境加强军事力量。虽然这种做法使经济陷入紧张局面，苏联领导人希望产业改组将会给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刺激，但这些希望已化为泡影。“当然，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不愿意正视他们自己制订的产业改组计划的失败。这些领导人谁也提不出既能刺激经济发展又能保持中央政治控制的新的改革方案。这是使苏联进退两难的中心问题。”（尼克松在这段话旁边批注：“关键问题。”）

我的结论是，最高层可能因此出现拔河比赛的现象：

预计今年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可能使困难达到严重状态。所有最上层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保持关键地位。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老年集团可能力图在党代会上扩大自己的权力，而青年集团则倾向于阻止这种前景的出现。

最后，内部的紧张局势并没有达到破裂点。但是在我称为“青年”集团的成员中，有两个人——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和亚历山大·谢列平——很快就从高位清洗下来。勃列日涅夫看来同意我对谁可能争权这个问题的分析。

克里姆林宫政局的变化无常一直继续到春天结束。在五月五日送呈总统的备忘录中，我列举了苏联政策杂乱无章、自相矛盾的进一步迹象，例如迅速撤回建议，演说中提到已经改变的决定。我指出：

得到一些主要学者同意的政府内部人士的一致意见似乎是：领导层事实上已经出现麻烦，但是解决办法，即使是暂时的，是对勃列日涅夫有利的。

由于全国电视的集中宣传，他的形象更清楚了；他发表的涉及所有重大内政外交问题的内容广泛的演说显然反映了他的信心。而且好几个第二级人物职务的变化……暗示他是高高在上的。

一九七〇年六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和苏联议会（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确定了勃列日涅夫的优势地位。六月，我为总统分析了外交政策上可能产生的后果：

勃列日涅夫的优势地位和日益增长的力量不会立即表现在政策方面。在代表大会上，他不惜牺牲重产业和国防产业而站在消费者一边，提出了自己的“和平纲领”。他在闭幕词中又重申了这两个主题。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获得更多权力，从而可能获得某种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可能因此愿意在我们正在研究的某些国际问题上有所行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柏林问题等等。

但是在苏联确定缓和紧张局势的方针以前，他们还想通过“有选择的缓和”来孤立我们——一方面同我们的欧洲盟国改善关系，一方面对我们增加压力。苏联领导人从西德新任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政策中看到了施展这种策略的缺口；有几个月，东方政策（Ostpolitik）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东方政策

多勃雷宁在一月二十日提出要阐述苏联对欧洲安全问题的看法之后为什么就从此没有下文了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因越来越清楚。莫斯科认为直接同波恩打交道要比把我们牵涉进去干得更好。一九六九年冬天，维利·勃兰特采取主动，对苏联和东德都提出了放弃使用武力、接受中欧现状的建议。苏联领导人及其东德被保护人显然对同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出现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打交道的前景感兴趣。同时，莫斯科已经同北京开始就长期以来接近沸腾的边界争端问题进行谈判。苏联很可能认为存在同时减少两条战线上的压力的某种机会；如果他们能够使勃兰特接受欧洲现状，就会使中国人更加孤立。此外，波恩同莫斯科的直接和解还有另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在解决欧洲一个重大问题时把美国排除在外，从而建立一个先例，可能使其他欧洲人越来越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华盛顿。逐渐，这种情况必然会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系。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已经产生一种看法，认为勃兰特决定修改他的前任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是有益的，但只有在不让苏联支配德国和欧洲政策的情况下才是如此。除非我们设法对这个过程取得某种控制，勃兰特在实现德国这一新政策的目标方面将越来越依靠苏联及其善意。二月十六日，我写信给总统谈到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

但是，东方政策最使人担心的方面多少是更具有长远性的。只要勃兰特还在同东方国家谈判当前已经摆在桌面上的那些问题——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得-尼斯线、可能为柏林做出的种种安排——他在保持基本上是亲西方的政策方面不会有任何严重困难……

然而，假若勃兰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他或者他的继任者不用多久就可能发现人们企望得到的好处并没有出现。……已经在东方政策上投入大量资本的德国人这时可能认为他们面临痛苦的抉择。应当记住，早在五十年代，不仅舒马赫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内，而且传统上醉心于东方、梦想德国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的保守派中都有许多德国人反对波恩同西方制度结合，理由是这样做将使德国永远分裂，再也不能在东方起积极作用。关于德国基本立场的这种辩论很可能以更加造成不和的形式重新出现，不仅使德国国内矛盾尖锐化，而且使德国的西方朋友怀疑它作为一个伙伴是否可靠[2]。

但是，设法破坏勃兰特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把不可避免的事导入建设性的方向。勃兰特的联合政府是根据他现正执行的纲领当选的。我们使他的东方政策流产的唯一办法是大规模干涉德国内政，使我们的盟友离心离德，还要（正如蓬皮杜总统担心的那样）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它变成解放东欧的德美同盟。我们也提不出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蓬皮杜和哈罗德·威尔逊正是因为担心德国采取“解放政策”，所以公开支持勃兰特的方针，并且私下极力劝说我们也支持。我国的舆论也无法理解一项违背德国政府意愿而坚持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我们不可能比德国人更像德国人。相反，我们将日益受到指责，说我们破坏了减轻德国分裂造成的严酷后果的富有希望的前景。

因此，我敦促尼克松附和勃兰特的政策，并运用我们的影响把它纳入一个比德意志民族主义更广泛的格局中去。勃兰特也用保持密切接触的办法为减少人们的担心做了他应做的事。当然，德国的新政府是通报情况，而不是进行磋商。他们报告进度而不征求意见。不过这种做法也正是我们希望的。我们最不希望有什么人认为我们应该对正在西德成为严重国内问题的德国谈判立场负责。我劝告尼克松，“我们给予勃兰特的任何支持应仅限于一般地赞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东方改善关系——而不要对它的具体行动表示赞同。”

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阻止苏联利用东方政策在我们和我们的欧洲盟邦之间制造分裂。举例来说，要奉行一项我们强烈反对的政策，这是西德任何领导人都担当不起的。他在国内的地位经受不住；他自己的信念也与此不符；对利益的任何合乎理性的考虑都不会鼓励这种做法。此外，勃兰特向承认东德方向走得愈远，他就愈需要有一项柏林协定。柏林是解开整个难题的关键。道理很简单。勃兰特同苏联和东德谈判的任何条约都必须经过西德议会批准，而他的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只有极其微弱的多数。一项增强柏林安全的协议是勃兰特那些引起争议的、实质上表示德国接受分裂状态的条约所能得到的最明确、最有说服力的报酬。显然只有在签订柏林协定的情况下勃兰特的东方条约才会得到批准。而柏林协定需要战时四大强国（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我们的积极合作就成为关键了；只有我们有力量抵销柏林处于孤立状态这个现实；因此，无论这个过程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终将获得重大的发言权。

我们是在这个范围内支持勃兰特具有历史意义的方针的，虽不热情，但不乏信心。勃兰特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政策声明中规定了同东方谈判的六项原则，其中包括保持四大国在柏林的权利和改善柏林的状况。五天后，东德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同意就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二月十一日，东德总理维利·斯多夫又出其不意地建议双方直接谈判。在地点问题上经过某些讨价还价以后，双方同意两个领导人将于三月十九日在东德的埃尔富特会晤。同两个德国之间的行动平行，波恩也开始同苏联讨论放弃使用武力条约问题。西德驻莫斯科大使进行初步接触的结果是在苏联坚持联邦共和国必须首先承认东德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可以预料的僵局。这时，勃兰特决定使谈判升格，任命他的亲信埃贡·巴尔去领导第二轮会谈。巴尔通过秘密渠道把这个行动通知了我。他从莫斯科回国后，又于二月二十日再次利用秘密渠道转达了他对莫斯科谈判总的说来是乐观的估计。他认为苏联人对签订放弃使用武力条约的可能性是“确实感兴趣”的，并且即将提出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具体建议。

但是通过谈判巴尔也认识到，把条约同柏林问题套在一起是我们手中暗藏的一张王牌。他向我保证，说他已极力要求葛罗米柯同意使通往柏林的民间交通不受干扰。这是德国舆论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报偿。葛罗米柯没有做出反应，但记下了这一点。巴尔希望保证柏林问题的谈判不落后于德国问题的谈判。我的看法相反；德国问题谈判一旦完成，将大大改善我们就柏林问题讨价还价的地位，因为那时苏联将亟于使东方条约得到批准。

在使柏林问题谈判拖延六个月后，苏联人开始看到同样的现实。二月十日，苏联正式邀请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二月十八日开始谈判柏林问题。考虑到盟国之间进行磋商那种像冰河运动般缓慢的程序，这样短促的期限是完全不现实的。但它证明了苏联的迫切心情，并且突出说明只要我们不仓促行事就有改善我们在柏林的地位的机会。我建议总统接受苏联的建议，但要使谈判分阶段进行，以免苏联利用两场同时举行的谈判在盟国之间挑拨离间。这样我们就跳起了一场兢兢业业的小步舞——我们和我们的德国盟友都不能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勃兰特想要加快柏林问题的谈判，以便利用这场谈判来讨价还价，必要时还可把他的东方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我们。相反地，我们赞成比较从容的步调，免得他们要求我们以四大国在柏林的权利为代价促进两个德国之间的谈判。

二月二十五日，勃兰特写信给尼克松，正式通报巴尔的莫斯科之行的情况，并委婉地要求早日开始柏林问题谈判。我们等到三月十二日才予以答复；尼克松在信中同意为统一西方立场而努力；我们提出四国柏林会谈可以在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柏林问题的错综复杂、西方取得共同立场的必要性，以及多年积累的尖锐对立的观点都使柏林谈判必然旷日持久。勃兰特可以为他的双边倡议规定迅速得多的步调；他的主要谈判代表巴尔的作风就使谈判非快不可。所有这一切增加了我们的筹码。用外交辞令来说，我并不认为柏林谈判的拖沓从策略上看是一个不利条件。

勃兰特同维利·斯多夫在埃尔富特的会晤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他受到东德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他们开始有节奏地高喊：“维利！维利！”后来想起两位出席者的名字发音相同，就改口高呼：“维利·勃兰特！”这次会晤没有达成重大协议，其意义在于处于分裂状态的两个德国的领导人第一次见了面并举行了会谈。以德国重新统一作为解决任何欧洲问题的前提的西方传统立场从此成为历史陈迹。

这就是三个星期之后勃兰特以总理身份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的局面。勃兰特抵达之前，我于四月八日在白宫我的办公室里私下会晤了埃贡·巴尔。他更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在莫斯科谈判的情况，但出于某种理由避而不谈他已经交给苏联，然而从来没有同我们讨论过的三种“新文件”。（一贯乐于钻空子扩大盟国团结中任何潜在的裂痕的多勃雷宁已经对我提到过这些文件了！）巴尔相信苏联会敦促东德使他们同波恩的关系正常化，相信他们会在柏林通道问题上有所放松。当然，我们要求的不是苏联可以随意撤销的一种行政性姿态，而是能够增加西柏林生存能力的法律规定。勃兰特同尼克松的会晤进行得很顺利，情况我已在第十一章中加以描叙。勃兰特离开华盛顿时得到了对他的政策的泛泛的支持。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西德同苏联恢复谈判并达成“原则”协议。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罗马举行的半年一次的大西洋联盟外交部长会议上，勃兰特获得所有盟国的一致支持。

在此期间，西德内部的争执一直在增加。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激烈攻击勃兰特的政策。前总理基辛格警告说，再过“五分钟就要完蛋啦”；对基辛格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地位构成挑战的赖纳·巴泽尔寓意不祥地要求“赶紧悬崖勒马”。埃贡·巴尔的谈判文件也泄露给德国报界，使群情更加鼎沸。这场风暴十分明显地说明，除非柏林问题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否则西德议会就不会批准同苏联签订的任何条约。

由于六月地方选举结果良好而得到支持的勃兰特决定开始同苏联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任命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担任首席谈判代表。谢尔到莫斯科十二天之后，同葛罗米柯外长草签了一项放弃使用武力条约（草案）。五天之后，勃兰特也到了莫斯科，在条约上签字，并利用这个机会同勃列日涅夫进行长谈。联邦共和国已经破釜沉舟；它接受了德国的分裂，肯定了中欧的现状。

两天后，勃兰特写信给尼克松，说他对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都强调了解决柏林问题的关键意义。已经一再正式通知苏联，除非柏林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否则条约就不会生效。八月十七日，巴尔再次访问华盛顿，向我介绍了勃兰特莫斯科之行的情况。他主要关心的是强调勃兰特想在柏林问题上取得迅速进展的愿望。我向总统指出，如果这套错综复杂的谈判失败的话，我们有被人当做替罪羊的危险。但是我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不能失败的程度。我们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虽然莫斯科和联邦共和国在其后五个月内都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

苏联一直把柏林谈判拖延到同联邦共和国签订条约之后。他们无疑估计西德那时会给我们施加压力——西德确实半心半意地做了，要我们解决柏林问题。但是这个算盘完全打错了。波恩的回旋余地有限；它自己能做的让步都已经做了；它也无法逼迫我们做更多让步。对于德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舆论来说，同苏联签订的条约看来是不公平的；波恩断然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要求，换来的只是气氛的改善和两个德国之间接触的松动，而这些接触本来就是不应当中断的。条约在议会中的命运现在取决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毫不含糊的让步。把条约同柏林问题套在一起显然对莫斯科不利，而不是有利。当然，柏林谈判本来就错综复杂。西方盟国要求从苏联而不是从东德那里得到自由经过东德领土出入柏林的保证，而东德肯定是要抗拒的。但是苏联要克服东德的犹疑还有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同意，就绝对开不成欧洲安全会议。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在柏林谈判结束之前，这种会议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就为缓和这匹野马而给它套上了笼头，使欧洲安全会议和勃兰特东方条约的批准问题都取决于是否能达成符合我们目标的柏林协议。

在此期间，我们还得约束自己的盟国。勃兰特希望盟国就欧洲共同均衡裁军的标准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以便准备谈判，同时防止美国军队单方面撤退。英国则要求立即建立东西方关系常设委员会。我们撇开德国建议而支持加拿大提出的一套故意含糊其词的关于双方共同均衡裁军的一般原则。我们也反对英国的整个建议。我们不希望建立任何机构，为要求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上缓和紧张局势的已经过分强大的压力增加势头。

时间对我们有利；只要我们保持冷静，我们的地位是强有力的。这一点苏联人当时并没有看清楚。他们仍然认为同联邦共和国达成协议是在有选择的缓和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而且想继续利用它来削弱盟国的团结，办法是制造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危机。因此，需要长达数月的坚定态度才能使克里姆林宫认识到它必须面对的现实。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与防务辩论

但是在同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中，有一种谈判是单独存在的。这就是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两地交替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赫尔辛基的第一阶段会谈是探索性的，准备一九七〇年四月中旬在维也纳继续进行。苏联主要关心限制反弹道导弹问题——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因为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时曾对约翰逊总统说，限制导弹防御是他曾听到过的最荒谬的想法之一。人们可以言之成理地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看法的转变是因为我们决定发展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遗憾的是这样的洞察力并不普遍。事实上，一九六九年关于反弹道导弹问题的激烈辩论又在一九七〇年基本上重复了一遍，这次辩论的是已经批准的计划规模大小问题。究竟是把我们的反弹道导弹限制在已经由上届国会以微弱多数票批准的所谓第一阶段，即建立两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来保护民兵式洲际导弹基地，还是继续进行第二阶段，即按照我们已经宣布的、在出现偶然触发事件或第三国进攻的情况下保护我国人民这个目标进行建设呢？这就是争论的问题所在。

我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归纳了相互对立的观点。究竟是美国单方面做出姿态，还是使克里姆林宫面对他们亟欲制止的危险和计划更能使苏联对妥协感兴趣呢？这是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把我们从氢弹到B-1型轰炸机等一系列防务问题的辩论搞得混乱不堪。我至今还没有听到过美国单方面克制曾经使苏联做出重大反应或持久反应的任何例证。

单方面姿态的鼓吹者要求暂时停止美国反弹道导弹的进一步部署，提出苏联对限制防御系统是感兴趣的。他们感觉暂停执行我们的方案是表示我们态度认真的讯号，而且还可以使国会里批评反弹道导弹的人缓和下来。如果苏联拖延谈判，我们随时都可撤销暂停。持这种观点的有国务院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但是希望继续执行第二阶段计划的人，包括我在内，则争辩说，暂停执行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就会破坏达成协议的前景。正是因为我们开始执行这项计划才扭转了苏联对导弹防御问题的态度；我们一旦停止建设，就无法促使他们认真谈判，特别是国会里的反对派在制止第二阶段后必然会设法全面废除反弹道导弹，情况就更是如此。苏联只要拖延谈判就可达到扼杀我们的反弹道导弹的目标。但是我认为无论苏联如何拖延时间，我们都不大可能中止暂停。鼓吹暂停主张的人总是满口答应要十分警惕地执行作为暂停基础而设想的条件；实际上，除非出现嚣张到完全无法忽视的挑衅，暂停几乎是从来不会中止的。

一月二十三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未能做出决定；问题已经超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或反弹道导弹的范围，变成了一场关于我国安全的性质的全国性辩论。

对我国防务计划的一切攻击中最突出的口号是：需要“重新安排国家的优先项目”——这是削减国防预算的一种委婉说法，是越南问题辩论在战略领域中的翻版。为限制越南战费的使用而提出的汗牛充栋的修正案很快就扩大到具体的武器系统方面来。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建议把B-l型轰炸机削减掉；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和理查德·施韦克参议员要求把C-5A型运输机问题推迟到对财政上陷入困境的洛克希德公司调查结束以后再考虑；伯奇·贝赫参议员要求对我国武装部队的整个规模加以限制；爱德华·布鲁克参议员则在进行他一年一度的反对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运动。没有人就国防预算可能不足问题提出议案或发表演说。强大国防的信仰者显然是在打一场后卫战。

同越南问题一样，我们陷入了恶性循环。为使国防计划继续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尼克松认为他必须对要求削减国防预算、要求降低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军事目的的比例的压力有所反应。除莱尔德和我之外，所有政府高级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担心不这样做，国会就会按照国会、新闻界和学术界反对武力的狂热分子的建议，剧烈削减预算。我存在严重的疑虑。我担心的是，当我们正在丧失战略上的相对优势、在东南亚明显实行收缩而苏联军事支出不断增加的时候，坚持削减我们的武装力量会在外交方面造成长远影响。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日尼克松宣布的国防预算比前一年减少五十亿美元以上。（当然，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整个问题，因为一九六九年的预算也受到同样压力，所以也是不足的。）国防预算约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前一年则等于百分之八点七；在整个国家预算中，国防预算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六，而一九六九年则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的确，尽管越南战争还在继续，我们提出的国防预算从实值上说仅比和平时期最后一年即一九六四年的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七。）在这些限制范围内，梅尔·莱尔德在经营管理和计划工作上创造了奇迹，使全部战略计划——B-1型轰炸机、三叉戟型潜水艇和导弹、民兵Ⅲ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卫兵”反弹道导弹——虽然增加不多，但都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削减国防预算仍具有潜在影响。它使我们不能对常规兵力日益不平衡的状态做出前后一贯的反应，使我们的战略规划只能修修补补、毫无生气，并使五角大楼轻视曾经使我们在国内付出沉重代价、在我们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战略中起关键作用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因为把钱用在这方面必然会影响其他优先项目。因此，我们的裁军谈判有三条战线：在维也纳和赫尔辛基同苏联谈判；国内，在我们政府内部谈判，并同国会谈判。甚至已经剧烈削弱的国防预算仍受到国会的攻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甚至在反弹道导弹第二阶段计划正式提交国会以前就反对这个计划。一月三十一日，他预言参议院将出现新的辩论。他说：“这件见鬼的事还有完没完？会对人们产生什么影响？……钱从哪里来？”J·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说反弹道导弹的第二阶段是“一个巨大错误”。二月二日宣布新预算后，批评就真正开始了。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表示，新预算虽然比前一年的预算低，但还是远远超过应有水平。他警告说，这个预算为许多新的项目提供了将来会要求更多投资的“种子基金”。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在六十年代我们自动停止增加导弹以后，“种子基金”已是新的一届政府在苏联战略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所能提出的最低限度要求了。

五月，包括乔治·麦戈文、菲利普·哈特、威廉·富布赖特、沃尔特·蒙代尔、克利福德·凯斯和马克·哈特菲尔德在内的一批属于两党的参议员宣布他们打算提出一个替代预算，要求更加严厉的削减。六月十五日，另一批自由派参议员和众议员建议再削减四十五亿美元，明确提出要减少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计划、“卫兵”反弹道导弹第二阶段和海军购买F-14型战斗机的拨款。由上届政府的高级官员准备的一份布鲁金斯学会报告概括提出了一个国防预算“低方案”，共五百九十亿美元——比总统提出的预算减少一百四十亿美元。[3]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七日，《华盛顿邮报》对形势做了扼要的概括：

过去一度几乎是例行公事的立法手续——通过年度军费法案，现在变成了涉及几十种军事计划和政策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常常是很激烈的战斗。……（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冗长辩论）掩盖了事实上是国会山上针对一切军事活动进行的、从未有过的最广泛的攻击。

在苏联战略部队和常规部队加速增长的时候，这种紧缩国防的要求更加令人侧目。一九六六年年中，苏联拥有二百五十枚可供使用的洲际导弹；一九六七年年中是五百七十枚；一九六八年九月是九百枚；一九六九年九月是一千零六十枚，从而超过了我们。根据当时的预计，到一九七〇年年底，苏联将拥有近一千三百枚洲际导弹。（实际上达到了一千四百四十枚。）谁也不知道最高会达到多少；在此以前的五年当中，情报方面的估计一直过低。苏联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预计将从一九六八年九月的四十五枚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九百多枚。同时，苏联在欧洲和远东的常规兵力也都在迅速扩充和现代化。

国会和新闻界把这些事实当做五角大楼为保持一个膨胀的国防预算而惯用的吓人战术，不予理睬。甚至强大国防的坚定鼓吹者也开始动摇。反弹道导弹的关键性支持者之一亨利·杰克逊参议员要参加改选，因此反对在他的家乡华盛顿州设立任何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有影响的主席约翰·帕斯托参议员反对在国会已经批准的两处发射场以外再建立任何反弹道导弹基地。他说：“我们州的人感到纳闷，不知道为什么给教育增加拨款会造成通货膨胀，而给‘卫兵’增加拨款则不会。”[4]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颇有权势的主席门德尔·里弗斯众议员主张削减反弹道导弹而加强海军——说明预算方面的压力如何影响到五角大楼的优先项目。甚至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加强国防的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也抱怨由于重视国防而忽视了国内计划，特别是有关环境的计划。这种批评得到切特·霍利菲尔德、查尔斯·瓦尼克等关键性众议员的响应。

政府不得不在这种气氛中工作，不仅要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防务计划，还要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制定前后一致的战略。后来批评这个谈判的人忘了在七十年代初期即使想要保持最起码的战略计划都是多么困难，忘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参加了进攻[5]。政府不得不集中全部力量防止国会把我们试图通过谈判使苏联在对等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单方面强加于我们。我们在海外军队部署问题上不断受到攻击，每年都要与减少驻欧美军的企图进行斗争。一九七二年当我们就双方共同限制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谈判时，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险些被国会取消或缩减成为毫无意义的样品。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也一直受到攻击，到签订容许武器现代化的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才结束辩论。如果政府想要保持适当的防务计划，它越来越不得不以“谈判筹码”为理由使一个一个武器计划得到支持——也就是说，指出制造这些武器不是为了完成战略目的，而是为了在军备谈判中予以放弃。这种说法可能有助于把必不可少的计划保存下来，但不大可能产生深刻的战略理论。

国内就反弹道导弹展开的辩论说明了我们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具有高度技术性，是多数门外汉无法搞懂的。同时，它又涉及严肃的战略理论问题，是我们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的核心。各种对立观点都在官僚机构和国会中有自己的发言人。他们谁占上风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这个问题是作为防务问题提出来的还是作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筹码问题提出来的这样一种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部分地说明了政府最后为什么要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采取两种互不相容的立场。以五角大楼为主制订的国防预算提出的立场同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提出的立场很不一致，因为后者是经过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等等部门之间一套复杂程序拟订出来的。总而言之，公开争论的噪音逐渐压倒了系统的考虑。

两届政府为反弹道导弹提出的理由是这种导弹将保护我国人民不受第三国攻击，并为防止意外事件提供某种保证；保卫我们的民兵式导弹是一个次要目标。然而我们的实际计划越来越向后一方向发展。二月七日，我向总统解释了这种困难处境。如果反弹道导弹要完成已经宣布的目的，我们就必须开始实行第二阶段计划，至少在第三国进攻或出现意外发射的情况下使我国人民得到保护。下一步最符合逻辑的做法是着手兴建一个新的导弹场（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并在靠太平洋的西北地区兴建一座适应民防需要的发射场。（怀特曼基地靠近圣路易斯，因此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同时起某种民防作用。）但是，正在竞选的杰克逊参议员拒绝考虑在西北地区建设发射场问题。下一个最好的方案是怀特曼基地加上一座保护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用术语说，这里是全国指挥部）的发射场。但是，如果我们要保护“政客和将军”，已经很激烈的反对派将会喊得更凶，更不用说在华盛顿十五英里范围内寻找必要的地皮的困难了。由于这些原因，莱尔德建议只在怀特曼建立发射场。用保护导弹基地不受苏联袭击的办法执行一年前作为防止第三国进攻的民防工程提出的计划，我对这种逻辑深感怀疑。

尼克松选择了莱尔德建议的怀特曼方案，因为他深信任何其他方案都是国会通不过的，而与其一无所得，不如要一个不符合逻辑的反弹道导弹工程。由此可见，公众和国会的压力使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的性质和目的一年之内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政府的让步与其说使批评者平静下来，倒不如说使他们得到了鼓舞——情况几乎历来如此。政府内部那些反对整个反弹道导弹概念的人更想再干一场了。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对反弹道导弹的支持最多也只是半心半意的。（正因为如此，尼克松在四月份给我一张便条中提到，杰勒德·史密斯最好是支持反弹道导弹，否则最好辞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职务。我向史密斯转达这个意思时语气多少缓和了一点，因为无论他自己持何看法，他一贯是忠诚而正直地支持政府政策的。但是他并非总能控制情绪激烈的下级私下议论的。）三月十日，甚至以态度坚定的约翰·麦克洛伊为首的总统军备控制和裁军总咨询委员会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情绪，建议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并暂停试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一个星期后，即三月十八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核实小组第一次开会研究这些问题时，格里·史密斯提出应当指示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团设法使双方共同达成对反弹道导弹彻底的禁令。

经过几个星期，史密斯、罗杰斯、埃利奥特·理查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的保罗·尼采都敦促我们在谈判中提出一个仅限于华盛顿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主要理由是使我们的计划同苏联部署在莫斯科周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对称。这样一来，官僚机构和外交工作对这次谈判的要求同我们的防务计划发生了冲突。原来同意甚至建议在我国中部建立三座发射场作为国防预算一部分的高级官员，为了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突然提出了根本不同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部署方案，而这种方案从来没有提交国会讨论过。如果苏联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将不得不拆毁现正建设的工程，一切从头开始。

所有这一切都迫切要求某种协调。在我的要求下，一个跨部门的专家委员会洋洋得意地提出了一套令人头昏目眩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的九种不同方案。在三月二十五日我主持召开的核实小组会议上，我抱怨说现在工作程序正变得有些杂乱无章。为了便于总统决策，我们必须给他提供同我们的全国战略有关的某些总的概念，而不是迫使他就令人头痛的技术性争论做出仲裁。

国家安全委员会三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全体会议。同我曾担心的情况一样，这场讨论变成了各部门首长就尖端科学问题发表一连串毫不相干的议论。我们如何限制双方的雷达网呢？我们如何保证地对空防空导弹（SAM）不会偷偷升格为反弹道导弹呢[6]？莱尔德、帕卡德和惠勒将军虽然对反弹道导弹不热心，却热烈赞成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他们提出，如果限制这种运载工具就必须规定现场视察，虽然他们对视察什么和由谁视察也没说清楚。罗杰斯和史密斯则保持他们现已根深蒂固的立场，要求禁止反弹道导弹并暂停运载工具的试验。因为讨论是抽象的，并没有落实为几条明确的可供选择的谈判方案，总统不可能就此做出决定。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把五角大楼的主张透露给《华盛顿邮报》的查默斯·罗伯茨，以便引起公众反应。果然不到两个星期，国务院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观点的鼓吹者就在四月九日提出了一个表示参议院意图的议案。这个以七十二票对六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的议案要求总统建议双方“立即暂停部署一切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核武器”。议案是两位共和党人——埃德·布鲁克和约翰·谢尔曼·库珀——创议的，并得到亨利·杰克逊的支持。埃德蒙·马斯基参议员鼓吹实行“战略性暂停”，包括停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飞行试验。他说：这是一种“谈判代表之间的暂停”，不这样做就会“丧失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反弹道导弹的一切机会”。甚至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也把这个决议称为可供总统考虑的“一个有益的、非限制性的方针”。

直到下一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预定四月十六日就要在维也纳开幕的前夕，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有的只是杂乱无章的争吵。因为总统曾经责成我来整理这次谈判可供选择的办法（没有告诉其他主要人物），我决定首先必须把各种不同意见综合成几套明确的方案，使总统可以就总的目标而不是深奥难懂的技术问题做决定。三月二十七日，我指示各部门把各种杂乱无章的看法归纳为四条，供总统抉择。

一九七〇年四月八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四种方案，内容一种比一种全面——有人富有想象力地给它们加上了甲、乙、丙、丁四个标签：

甲方案把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限制在美国拥有的总数一千七百一十枚内，并且冻结了轰炸机的数目（美国五百二十七架，苏联一百九十五架）。它允许设立“卫兵”这类水平的反弹道导弹（十二座发射场）。换句话说，这种方案要求苏联减少导弹力量而毫不影响我们的轰炸机和反弹道导弹计划。各部门毫不费劲就同意了这个方案；至于说服苏联则是格里·史密斯的事了。

乙方案对进攻性武器的限制和甲方案相同，但把反弹道导弹设置范围限制在全国指挥部（即华盛顿和莫斯科），否则就完全禁止。

丙方案对进攻性武器的限制和甲、乙两个方案相同。和乙方案一样，它也把反弹道导弹限制于全国指挥部或完全禁止这种导弹。但是它还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是前两种方案没有的），条件是苏联同意现场视察。

丁方案略有不同。它建议对洲际导弹和潜艇导弹大加削减，从我们现有总数一千七百一十枚每年减少一百枚，直到一九七八年双方各一千枚为止。这种方案禁止设置反弹道导弹，否则就把它限制在全国指挥部范围；对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则未予禁止。

这些方案说明了政府所处的困境。各部门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只同意两种办法：一是现有的“卫兵”计划（而我们已经知道，甚至赞成反弹道导弹的参议员也不再支持这个计划了），一是保护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计划，而这是同总统已向国会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所有的国会事务专家一致认为国会决不会批准在华盛顿周围设置反弹道导弹。可是这个已被判处死刑的计划却是所有部门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能够一致同意的唯一计划。

现在回顾起来，我感觉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居然会考虑这个方案，更不用说通过它了。就此方案达成的一致意见说明，鼠目寸光的官僚主义考虑压倒实质内容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五角大楼担心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因此支持指挥部方案，因为这个方案至少可以保存反弹道导弹技术，为将来扩充提供基础。国务院同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认为最好完全不搞这种导弹；但是他们也接受指挥部方案，因为它同苏联的方案对等，因此是“可以谈判的”。不仅如此，他们赞成这个方案是因为国会将加以否决，这就几乎肯定会导致他们希望的结果，即完全禁止我们搞反弹道导弹。就我来说，尽管我知道不行，但还是默认了。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并不十分高尚的理由：我知道总统不愿就一个如此技术性的问题同负责执行的部门较量。

尽管如此，建议以全国指挥部为中心设置反弹道导弹仍然是一个头等错误，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向苏联提出一个明知国会不会批准的方案，又把一个同它背道而驰的方案提交给国会。算是走运，这个错误没有造成永久性损害。由于苏联贪得无厌，我们在陷入不可救药的困境之前设法溜过去了。

四月八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情况，同日本歌舞伎的演出同样难以捉摸。各部门都提出复杂的技术性理由，从同样的事实中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每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提出两种主张——一种是他信奉的主张，一种是作为开局的棋子抛出来的比较强硬的、他估计苏联会拒绝的主张。这样一来，他既可以证明自己是“强硬的讨价还价者”，同时又有他赞成的建议作为后退的依据。所有这些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的把戏把总统弄得心烦意乱。他木然的表情说明他认为多数理由都是只有他们自己能懂的废话；他力图估计各种方案的政治影响和销路，他的兴趣仅在于了解大概的轮廓。

格里·史密斯为丙方案——少量反弹道导弹、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辩护，但也愿意接受主张削减的丁方案。戴夫·帕卡德和穆勒海军上将分别代表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以限制最小的方案（限制进攻性武器，但允许制造“卫兵”的甲方案）作为“良好起点”；作为退路，帕卡德令人惊愕地赞成丁方案的削减规划（这样就免得国防部每年为拨款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保罗·尼采认为苏联在导弹投掷重量上占便宜，因此即使冻结导弹数量他们终将获得优势。他赞成大削大减的丁方案。他反对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理由是这样做将使苏联可以在我们现尚领先的少数领域之一赶上我们。约翰·麦克洛伊对他这个主张的评价是“愚蠢”，然而没有解释他是怎么得出这种不友好的结论的。罗杰斯赞成主张削减的方案，但对甲方案也愿意接受。

解开这团乱麻、从中挑选某些建议的愉快任务落到我头上。我遗憾地承认，我在挑选时受官僚主义和政治考虑影响的程度超过了我在职期间做出的其他任何决定。从根本上说，国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不应玩这种把戏的；他应当就利害得失问题向总统提出他认为最正确的判断，而把政治和官僚机构方面的考虑留给总统去判断。但是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个问题上，我知道自己的建议将具有不寻常的分量。尼克松根本不会去详细了解那些技术细节，因此也就不可能做出有意义的抉择。在总统密切注视的问题上，我完全准备否决各部门的意见；但在实际上靠我自己做决定的情况下，我觉得从道义方面考虑我只能在政府各部门取得一致意见的大范围内行使委托给我的权力。

我认为乙方案——冻结进攻性武器、在双方同意的水平上保持反弹道导弹——最切实可行，也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赞成用现在的发射场代替全国指挥部方案。事实上这就是最后采取的办法，虽然开始时没有任何部门推荐。）这个方案使我们在现代化方面拥有最大的灵活性。它将制止我们最迫切关心的苏联进攻性武器的增长，并规定了最高限额，可在以后谈判削减。我们可以冻结正在遭到国会扼杀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以此作为交换，使苏联冻结他们仍在继续制造的进攻性武器。

可是，如果把乙方案作为我们赞成的主张提出来，国会和官僚机构都会闹得天翻地覆。人们就会说我们对禁止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甚至未予“探讨”。五角大楼的反应也会是冷淡的，因为它虽然并不急于制造“卫兵”，却也不愿用建议限制的办法体现自己的信念。国防部宁愿选择甲方案，因为这个方案限制了苏联正在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却并不限制我们领先的武器（也不限制防御性武器）。尽管甲方案不能成为谈判的起点，但如果不成功的话，总是可以归咎于谈判代表的缺乏警惕。无论怎么说，甲方案的国内阻力甚至比乙方案更为严重。

至于两个更“全面”的方案，我深信苏联在试验自己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之前绝不会同意加以禁止；他们也不会接受现场视察。此外，我不相信苏联会接受丁方案关于大量削减进攻性武器的要求；他们必然认为这个方案是想使他们储备武器的计划中途夭折，而对我们的轰炸机实力丝毫不加限制。另一方面，这两种方案都符合我们的安全要求，从许多方面看都比搞军备竞赛要好。

我的解决办法是建议总统以丙、丁两个方案作为谈判的起点。这符合国会和官僚机构中主张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反弹道导弹的那些人的要求，并使我们能够以赞成全面限制的积极姿态出现。如果苏联接受建议，我们就前进了一大步。如果他们像我坚信的那样拒绝这些建议，我们就可以从对国内和官僚机构来说都更强有力的立场提出乙方案。如果苏联出乎意料地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结果也符合我们安全的要求。总统同意我的看法。四月十日，我据此发出了训令。

这个时期我同多勃雷宁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二月十八日，他问我们打算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我们希望达成有限的协议还是全面协议。我们安排三月十日再次会晤。我把我工作班子里的系统分析专家拉里·林恩带在身边，让他解释我们对反弹道导弹的一般看法。然而多勃雷宁只肤皮潦草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就要求同我单独谈话。他以偷偷向我吐露什么重要新闻的语调说，无论是全面协议还是有限协议，克里姆林宫都准备干；全面协议可能更好，因为它可以导致其他政治问题的解决。这一切都是令人动心的，但无实际意义，因为多勃雷宁没有说明苏联如何理解“全面”或“有限”的含意。我回答说，我们现在的主要要求就是具体。

多勃雷宁使他的谈话对手美国处于防御地位的技巧真是不胜枚举。四月七日，他抱怨说双方即将恢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然而对于对方的立场的了解却少到极点；他想不起过去哪一次谈判双方对于对方的目的曾经如此无知。他的论点有些道理。但他似乎认为责任完全在我们这边；他毫不感到尴尬，不想想并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苏联为增进了解做出贡献。就我记忆所及，苏联在整个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提出的建议毫无例外都是损人利己、明知对方无法接受的，否则就是对我们建议的反建议。

四月九日，经过总统批准，我对多勃雷宁说（脑子里想到丙、丁两个方案），我们将在维也纳提出几个全面方案。不过，如果苏联决定作为过渡而对比较有限的协议感兴趣，我们也准备加以探讨。多勃雷宁将再次去莫斯科进行磋商。他答应从莫斯科回来后给我们答复。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答复并不是来自多勃雷宁，而是在四月十六日复会的维也纳谈判过程中提出的。我们行将看到，苏联考虑的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有限的战略武器协议，而是一个反华政治联盟。

维也纳谈判陷入了我曾经料到的那种格式。美国代表团心存观望地先拿出丙方案，然后拿出丁方案。苏联谈判代表迅即拒绝了两种方案都包括的限制进攻性武器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以史无前例的惊人速度——几天之内——接受了我们使反弹道导弹限于两国首都的建议。苏联人见到好东西时是识货的。既能保持自己已有的东西，又把我们钉死在国会绝不会批准的协议上——这样做他们毫不介意。

但是他们有一种情不自禁要过分玩弄自己手中的牌的毛病。他们不是提出一个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合理建议，从而拔掉美国战略计划中最使他们担心的钉子——反弹道导弹，而是提出了一个极其片面，甚至最偏激地鼓吹限制的人也无法接受的方案。他们要求为洲际导弹、潜艇导弹和重轰炸机的总数规定一个最高限额。他们没有提出数字，但坚持把由于地理部署而能达到苏联的一切武器系统都计算在内——换句话说，包括我们驻在欧洲和航空母舰上的全部轰炸机。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部署和生产都要禁止，然而不禁止飞行试验。这种办法当然干净利落：苏联将继续从事这种运载工具的发展和飞行试验，而把我们的部署工作一直冻结到他们能够赶上为止。而且禁止生产是没有可靠的方法进行监督的。

苏联只有在涉及他们盟国利益的问题上才表现出灵活性。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团普遍担心进攻柬埔寨会损害谈判。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毫无根据。柯西金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语焉不详地发出了点怨言；苏联在维也纳的代表团没有理会柬埔寨问题，而是照常办事。这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内部辩论，因为当时逐渐可以看出，谈判已陷入僵局。

我们的官员越来越烦躁不安，有些人是想得到新的指示以便打破僵局，另一些人则是害怕新的指示。在维也纳率领代表团并同华盛顿保持不断联系的格里·史密斯当时正在同我进行内部谈判。正因为我们互相非常了解，这种谈判是复杂的。他要求更大的自由，而我决心不使他得到这种自由。五月二十日，史密斯通知我说，代表团在指示范围内能做的都已经做了，需要得到超过“圣经”指示内容的“搜查证”。我不准备同意开这种空白支票。我已经意识到代表团某些情绪比较激烈的成员有一种倾向，就是向苏联提出他们自己喜欢的方案。当苏联谈判对手由于迷惑不解或者由于缺乏上级指示而没有做出反应时，代表团成员就亟于报告华盛顿，说俄国人“没有表示不同意”或“表示很有兴趣”，暗示他自己的偏爱显然也是俄国人偏爱的东西。为了制止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我要求史密斯提出明确建议，也要求了解其他部门的看法。

结果不出所料，所有部门都开始倾向于采纳四个星期之前他们未予理睬的乙方案（冻结导弹，并把反弹道导弹限制在全国指挥部水平）。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当在容许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存在的情况下，同意把进攻性武器的最高限额规定为大约两千件运载工具。国防部的专家坚持要搞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以便对付苏联在发射核弹的工具方面日益增长的数量优势，穿透苏联反弹道导弹防御网。（总之，大家一致认为苏联要求禁止生产这种运载工具而又允许试验的建议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国务院同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要求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国防部要求保留全国指挥部方案（虽然这实际上也会扼杀反弹道导弹）。最有趣的一个建议来自国防部。国防部副部长戴夫·帕卡德坚持必须早日冻结进攻性武器，因为国防预算受到的压力使我们几乎不可能维持现有的战略力量，更不用说加以扩充了[7]。他要求在现有数量基础上迅速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换句话说，来自国会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有剥夺我们一切讨价还价能力的危险；人们要求我们以减少我们自己的兵力作为威胁来制止苏联扩充实力。在一九七二年我们达成协议之后，在批评已经没有什么风险的时候，这些情况就被置诸脑后了。协议规定的数量限制同一九七〇年各部门的要求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五角大楼迫切要求的。但是后来这种限制突然引起了争论。在国会同新闻界的攻击下我们勉强做到了既维持我们已有的计划，又制止了苏联军力的增长。某些人后来却把这说成是美国“单方面让步”。

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次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表决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的局面。军委会同意已经授权修建的两个发射场，但只同意为保护民兵式导弹再修两个发射场。作为区域防御系统的反弹道导弹已经完蛋；当授权法案送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讨论时，这两个发射场也有被砍掉的严重危险。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但需要找一个道理来加以说明；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立场要我们把已经修建了的项目拆掉，而去修建我们并没有要求的项目。

与此同时，史密斯在维也纳强烈要求提供新的选择，而苏联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则建议休会。为了明确苏联的意图，我找了多勃雷宁。更重要的是，尼克松为了同史密斯争夺这次谈判的功劳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竞争。他要我转告多勃雷宁，谈判问题应当由最高级会谈来解决，而不是维也纳解决得了的。

六月二十三日晚，我在白宫筹划室同多勃雷宁会晤。我说，谢苗诺夫要求早日休会的建议可做三种解释。第一，苏联根本不希望在今年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第二，苏联希望在维也纳达成协议，它建议休会是想使美国提出新的建议；第三，苏联希望达成协议，但不在维也纳达成，所以在那里制造僵局，好让最高领导人去解决。我希望得到多勃雷宁的指教。多勃雷宁回答说：第一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苏联确实希望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尽管我们双方立场接近的程度还不足以预计明确的日期。至于维也纳谈判，苏联认为在现有时间内不可能谈成一项把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都包括在内的协议。他没有收到有关最高级会谈的指示，他必须询问莫斯科。但他明确表示莫斯科宁愿要一项仅仅限制反弹道导弹的协议。我们终于弄懂了苏联给有限协议下的定义。

六月二十五日晨，我随总统前往圣克利门蒂。我们走了以后，多勃雷宁以备忘录形式做出答复，实际上建议立即达成两项协议：一项是把反弹道导弹系统限制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另一项涉及“减少由于意外或未经批准地使用核武器导致苏美导弹核战争的危险”问题。换句话说，苏联想要制止我们真正在进行的唯一的战略计划，同时拒绝对我们主要关心的进攻性导弹施加任何限制。多勃雷宁说苏联代表团已收到按此方式进行工作的必要指示。

至于有关“意外战争”的协议，则很像一个巧妙的陷阱。如果它的目的是防止超级大国自己的武器由于技术失灵而造成危险，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快速联系线路和双方同意的反应程序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如果“未经批准地”使用是指其他核大国的武器，我们就面临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就等于同苏联合作反对英、法这两个盟国——甚至也反对当时我们已在努力建立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确是这么想的。这一点到六月三十日谢苗诺夫在维也纳突然开始大谈意外或未经授权发射导弹的危险时就清楚了。七月二日，谢苗诺夫又在私下对我们代表团一个成员说：“我们需要采取共同的立场，表明两国政府打算一致行动，以防止来自任何方面的意外的、未经授权的或挑衅性的行动引起战争的爆发。我们需要让他们（其他国家）知道，我们将一起对付任何挑衅企图。”这种做法违背了我们之间建立的、本来应当仅限于在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这一级探索问题使用的“渠道”的规则——原因或许在于苏联人难以理解一个在内部实行分权制度的政府。

无论怎么说，我在七月四日还是把多勃雷宁的建议送给了格里·史密斯，要求他提出意见。七月五日，史密斯答复说，这个建议似乎“局限性太大，因此不符合美国利益。对美国反弹道导弹施加任何限制都应当要求对苏联进攻性武器系统施加相应限制。在维也纳取得积极成果虽然是可取的，但不应使我们过早地投入最强有力的谈判筹码”。

我同意史密斯的看法，然而有一点不同。我也认为仅签订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建议局限性的确太大；但是从意外战争这个花招所反映的他们想搞反华勾结的意图来说，这个建议包括的范围又太广泛了。我的结论是：我们最好是使谈判迅速回到控制战略核武器这个主题上去。经过尼克松批准，我通知史密斯要坚持把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限制防御性武器套在一起，因为我们参加谈判的主要目标是限制苏联的进攻性武器，而且我们不会在不对等的情况下放弃我们事实上正在获得的唯一的新武器系统。此外，我们也不愿意破坏我们富有希望的对华政策，通过签订针对第三国的协议暗示美苏共同统治。最好的对策是提出比丙、丁两个方案更现实的建议，然后我们就可以长期坚持这个立场。

因此，我给总统送去一份长篇备忘录，建议按照乙方案的精神拟一份新提案。但我认为必须删去有关全国指挥部的建议，因为就我们来说这个建议等于禁止反弹道导弹。我主张保持双方实际上正在执行的部署方案。但是，禁止反弹道导弹也比全国指挥部方案要强，因为它至少将取消苏联的反弹道导弹，而据我判断，全国指挥部方案的主要受益者将是苏联的反弹道导弹。此外，建议禁止这种导弹同较早提出的丙方案对官僚机构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样的。这种建议，特别是同冻结进攻性武器联系起来时，肯定会遭到拒绝，从而使我们可以进而坚持继续建设现有发射场。因此，我建议总统授权代表团提出禁止反弹道导弹的建议作为全国指挥部方案的备选方案（后者也暂不撤销）。总统批准了我的建议，七月九日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在维也纳谈判后期，一直到八月十四日休会，我们的代表团具体阐述了这个需要进一步发挥的建议。

这个主张是一大改进，其中提出的某些要素写入了一九七二年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它容许我们继续发展一种关键性技术（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作为对付苏联日益增加的战略武器数量（我们知道他们正在着手增加战略武器数量）的砝码，而且不需要放弃我们正在考虑实行的任何进攻性武器计划。它使我们把限制进攻性武器同限制防御性武器坚决套在一起；除非苏联以停止增加进攻性武器作为交换，我们就不限制我们的反弹道导弹——如果国会愿意的话。它清楚说明我们不容许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限制我们为保卫西欧和亚洲而驻在前进基地的飞机。此外，建议禁止反弹道导弹还是摆脱令人不舒服的指挥部方案的第一步。

苏联常常过分贪得无厌。这次也是一样。他们认为等到我们国内要求单方面削减的压力有了结果的时候条件会更好一些。他们想要制止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而当时还不愿意冻结进攻性武器，原因或许是他们自己增加军备的计划还没有进行到这个程度。尽管如此，我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底同麦克洛伊咨询委员会开会时预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将按照我们建议的精神在两年内达成协议。结果提前了两个月。

在此期间，我开始担心一种倾向，即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能使许多人头脑中产生一种看法，认为这次谈判有它本身的势头；我担心——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次谈判可能不得不承担东西方关系的全部压力。因此，我在七月十三日给总统送去一份备忘录，提醒他注意，不要认为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就会从此天下太平。我指出：即使达成协议，苏联总有一天可以通过增加投掷重量、加强准确性和发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等一系列办法来威胁我们的陆基导弹。“苏联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他们今后再也不会处于战略劣势地位了。当然，他们将期望从得到正式承认的战略‘平等地位’中捞到大量政治好处。”中国人无疑会感到担心，害怕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会带来美苏共同统治的局面。“他们料想苏联西部战线将出现全面缓和，并可能怀疑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即美国放手让苏联对付中国。”至于美苏关系，则将继续以威胁和希望含糊不清的结合作为特征，这是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规模杀戮武器为背景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固有特征。我指出：

战后同苏联达成的任何军备控制协议都没有像协议鼓吹者希望的那样成为转折点。不过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即使有局限性，很可能具有深刻得多的影响。

苏联目前正在起草下一个五年计划，并在筹备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最高一级领导可能改组。在这种情况下，达成协议必然会影响苏联政策总的发展方向……

同时，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如果苏联感到“缓和”的效果破坏他们在东欧的霸权，这种协议并不能阻止苏联领导人在东欧采取激烈行动；它也不能制止苏联在西欧、中东、地中海和其他地方推进他们的利益而损害我们的利益。不仅如此，苏联统治阶层对增加交流、降低妨碍人员和思想自由活动的壁垒给他们社会带来的任何影响仍将是高度敏感的。苏联很可能认为我们在维持协议方面已经下了很大赌注，使我们不得不容忍苏联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特别是在没有言之成理的证据可以说明苏联违反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实际条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照我看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非万验灵药。我认为这次谈判是恢复战略均势，并为双方在政治上保持克制创造条件。照我看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如果没有这种克制，危机升级就是不可避免的。从军事方面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将推迟苏联扩充军备的计划，从而推迟终将出现的对我国陆基部队的威胁。在越南问题引起的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中，它可能有助于我们保持国防的基干力量，并在数量上赶上去。谈判可能开创一个相互克制的过程，而如果没有这种克制，人类迟早会面临一场大战。谈判必然会导致政治态度的某种变化。此外，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必须符合保持西方联盟的团结、留有向中国开放余地的总战略方针。这个谈判确实重要，但我们绝不能使我们的整个外交政策成为谈判的抵押品。

现在只剩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过程中最后一个矛盾需要谈谈了。这是指参议院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我们当时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地位。参议院接到的要求是继续建设一个新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并着手准备另外五座发射场。与此同时，我们驻维也纳的代表团却向苏联建议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或把这种导弹系统限制在华盛顿地区——而我们甚至并没有为这个系统要求拨款。事实上，我们已使苏联初步同意用反弹道导弹保卫首都的方案。这种混乱肯定不是尼克松政府最感到骄傲的。

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采取的立场开始泄露之后，这种立场同我们在预算方面提出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令人尴尬了。因此，我在七月二十三日会见了参众两院十位起关键作用的议员，说服他们支持政府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以加强我们的谈判地位。参议院是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举行最后表决的。约翰·谢尔曼·库珀和菲利普·哈特参议员提出的抛弃一切进一步建设计划的修正案以五十二票对四十七票遭到否决。这次表决正巧赶上杰勒德·史密斯从谈判即将结束的维也纳给参议员们发来了一封电报。史密斯发来的这份措辞谨慎的电报肯定“卫兵”计划对他的谈判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几乎是他为了尊重他忠实服务的政府而最大限度地勉强解释自己的信念。据《纽约时报》报道，史密斯的电报对扭转托马斯·麦金太尔和詹姆斯·皮尔逊参议员的投票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麦金太尔对报界说，维也纳一个高层的消息来源“非常清楚地说明谈判的成功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反弹道导弹不再保持‘毫不松动’的态度”。由此可知，正是作为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的热烈鼓吹者并在四月受到尼克松愤怒指责的格里·史密斯挽救了“卫兵”计划。

追求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从罗斯福开始，历届总统或迟或早都认识到应当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谈，亲自过问东西方关系问题。渴望在寻求和平的道路上取得决定性突破是人之常情。没有任何人比肩负最后决策重任的总统更清楚地意识到核技术带来浩劫的可能性。由于美国公众感到难以接受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敌对状况，而且倾向于从个别人物的作用上考虑国际关系问题，对总统的兴趣就更强烈了。此外，一个能够登上总统宝座的人很少不是异常自负的；他的随从人员也不大可能去纠正他对自己的评价。几乎可以说，总统之所以是总统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说服力具有极大的信心；这种信心毕竟使他取得了现在的地位。当总统的人对大肆宣传的最高级会谈所能带来的政治上的利益也不是无动于衷的，特别是在选举年。这是最好不过的“上镜头的机会”。

尼克松受这种倾向的影响比大多数总统都要少。他生性多疑，不相信一次会晤就能改变事态发展的方向。他在国际政治方面阅历甚深，不会不懂得大国之间几十年来的紧张局面并不是个人积怨造成的。此外，他也不大喜欢面对面谈判；这种谈判使他局促不安。对他来说，当时还有——而且从来都有——一种个人因素。他见过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同柯西金会谈之后如何声名鹊起，而后来由于会谈的结果只是昙花一现名声又如何一落千丈。尼克松一度非常担心葛拉斯堡罗会谈会威胁自己当总统的前景，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应当避免重蹈覆辙。由于这些原因，尼克松就职时深信最高级会谈必须经过充分准备才能成功。他原来的意图是：如果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前景能使苏联作重大让步，这才举办最高级会谈。

但是，一九七〇年出现了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罕见的情况：他把清醒的估计抛到九霄云外，反而极力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他深受反战鼓动家的折磨，认为通过一次戏剧性的和平行动就可以使他们偃旗息鼓。在柬埔寨事件后立即会晤苏联领导人可能使河内认识到在一场更大的角逐中是可以把它牺牲掉的；一九七二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尼克松还看到会晤对秋天国会选举的好处。因此，他想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愿望与日俱增。开始是当作一种策略，后来则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只是由于苏联永无厌止地亟欲从谈判中榨取单方面利益，才使我们免于遭受严重困难。

如前所述，最高级会谈这个念头开始是以完全无害的方式提出的。多勃雷宁定期试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他也这样做了。我按照我们的既定政策给这种念头泼了冷水。但是到了四月，尼克松改变了态度。他预计一九七〇年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重大成就，因此满怀渴望地转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念头。

我对此保持高度怀疑。虽然由于我们个性的交互作用，有时在策略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和关系紧张，但在我们交往中，我很少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完全不同意尼克松的意见，这次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一九六九年使我们对最高级会谈表示冷淡的那些理由在一九七〇年甚至更加正当。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对我们毫不帮忙。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实质上仍处于僵持状态。苏联刚把作战人员运入中东——这是他们战后第一次采取这种行动。同他们举行的任何谈判都没有进展到保证成功的程度。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的效果尚不清楚；只要我们看上去似乎同苏联进行勾结，就容易前功尽弃。因此，最高级会谈可能轻易就失败了；要不然我们为了挽救会谈就会倾向于达成以后可能后悔莫及的协议，或承担这样的义务。最后——虽然我当时不能明说——我并不认为就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举行面对面谈判是尼克松的长处。

但是尼克松坚持己见。四月初，他指示我通过多勃雷宁渠道探索一九七〇年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我基于策略原因表示异议；不过这件事并不牵涉道德原则问题，所以尽管有种种保留，我还是断然着手进行此事。四月七日，多勃雷宁邀请我去苏联大使馆。他有些关于西伯利亚猎虎的影片，误以为会使我感兴趣。晚餐时，他主动对我说，根据他的经验，每届美国政府上任之初总是在美苏关系方面行动过于迟缓，后期又过于仓促，而那时采取行动已毫无意义。他提到林登·约翰逊在任期最后半年努力想举行最高级会谈一事作为例证。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们认为最高级会谈是一个实际问题；一切取决于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如果我们得到将有具体结果的某些保证，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

多勃雷宁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选手，立刻领会了我讲话的意义。他说，到现在为止，他和他的领导人一直按照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以前不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设想办事。他们想错了吗？我审慎地回答说：如果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越南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即将出现重大突破，就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不过我现在愿意就一般原则进行讨论。显然并未得到指示的多勃雷宁决定测试我们热心的程度。他暗示最容易的办法是由柯西金总理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秋天的联合国大会，并在这种情况下会晤总统。（当时双方仍把一九七〇年最高级会谈看成是尼克松同柯西金而不是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事。）我相信总统不会愿意重复约翰逊以联合国为背景举行会晤的经验。但我对多勃雷宁说，我将了解总统的看法。

我同总统进行了磋商，两天后再次会晤多勃雷宁，正式告诉他我们宁愿把最高级会谈同联合国分开，会议的目的是在已经完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上签字或者是为了打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僵局。多勃雷宁现在得到了他需要的情报。他答应等他在莫斯科磋商回来后给我们答复。柬埔寨事件并未使我们停止交换意见。多勃雷宁六月初回到美国时，柬埔寨庇护所仍在美军占领下。尼克松对最高级会谈的渴望同几个星期来公众的冲击成正比。出人意料地以和平缔造者面貌出现，和苏联人坐下谈判而同时狠揍他们的盟国——有什么事更能使他那些大喊大叫的反对派狼狈不堪呢？他决定全力以赴要在国会选举前举行最高级会谈。因此，我邀请多勃雷宁到总统游艇“红杉”号上共进晚餐，在波托马克河上泛游时对整个美苏关系进行回顾。

我们动身之前，尼克松到白宫筹划室同多勃雷宁和我待了一会。他对多勃雷宁说，他愿意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现在是把美苏关系置于新的基础上的时候了。他准备亲自为此做出努力。多勃雷宁同意说，算旧账是毫无意义的。他巧妙地回避了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暗示，强烈要求美苏在中东合作。苏联刚把由苏联人操纵的先进防空导弹运往中东，从而使那里的局势空前紧张。莫斯科显然希望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就得到报酬；我们越显得迫不及待，他们要价就会越高。

“红杉”号的航行并未改变这种印象。多勃雷宁热切希望详细讨论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苏联关心的问题。他提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东和东南亚问题，但对最高级会谈则含糊其词。他声称克里姆林宫的初步反应是有利的，但后来柬埔寨事件使他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使苏联默认我们在印度支那采取强硬政策。我否认了这种想法，指出现在柬埔寨行动正接近结束而我们仍然感兴趣。多勃雷宁和上次同尼克松见面时一样拒绝上钩。他又回到如何处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中东问题方面，要求通过我们之间的渠道继续讨论。显然双方都可以玩连环套的把戏。

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再次会晤。这次没有直接提到最高级会谈。我简单谈到中东问题——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阐述——以后，就询问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意图。多勃雷宁说他没有得到指示，但答应早日答复。事实上苏联的反应来得很快。这就是六月二十五日建议早日签订限制反弹道导弹协议并制定减少“意外战争”危险的方案的那份备忘录。

苏联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的真正要价是联合反对中国。它以最精彩的侦探小说的传统方式再次出现。谢苗诺夫在维也纳歌剧院里碰到史密斯，交给他一份无人署名的文件，上面概括了苏联对防止意外战争协议的想法。如果第三国正“准备”进行核“挑衅”，双方应相互通知。如果出现挑衅行动，双方有责任对挑衅国家采取报复行动。双方要就这些问题定期磋商。苏联实际上要我们放手让他们对付中国；这是两国共同统治的明目张胆的表现。

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尼克松可能愿意违背我的策略判断行事。但是在涉及我国基本利益或整个全球战略的情况下，他无需忠告。他和我一致认为必须立即拒绝关于意外战争的建议。七月九日，我会见多勃雷宁，告诉他谢苗诺夫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我说，意外战争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真正出现意外事故的可能性，要求制定技术保障措施和规定通知办法。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愿意同苏联共同探讨。（最后确实导致了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的协议。）意味着对国际阵容作出重大改变并明显针对第三国的政治合作则是办不到的。

多勃雷宁若无其事地假装对谢苗诺夫的建议一无所知，似乎这种念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建议来自谢苗诺夫可能正是为了苏联可以在我们反应不佳时予以否认。）多勃雷宁迅即把话题转到反弹道导弹协议方面来。这时，我提醒他我们从四月以来一直在谈论举行最高级会晤问题，至今没有得到答复，现在是停止旁敲侧击的时候了。多勃雷宁含含糊糊谈到柬埔寨问题和莫斯科即将召开党代表大会造成的困难。然后他又转而假装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建议。他是否可以向莫斯科报告：（一）总统建议举行最高级会谈；（二）会谈应讨论对美苏关系重新做出基本估计的问题？

多勃雷宁在奉命拖延时是做得非常高明的，他甚至不惜装得有点呆头呆脑。其实，三个月来，我们对他提出的询问已经答复过好几次——最近一次是四周以前总统亲自答复的。我因为知道总统渴望举行最高级会谈，所以才同他周旋；我向他郑重保证，他可以按照他表示的那种意思去报告。但是这一次他无穷无尽地表示茫然不解，简直使人奇怪他怎么能在苏联外交界爬上这样高的地位。他希望了解我们考虑的是一九七一年还是一九七二年。我回答说：不，我们考虑的是一九七〇年。他严肃地考虑了一会儿。这位十分细致地研究我国民主政治的苏联学者又问：是选举以前还是以后？这是我当时无需坠入的一个陷阱。我回答说，等听到莫斯科对整个计划的反应之后我会告诉他的。

但是苏联迟迟不做出反应。相反地，多勃雷宁七月二十日带来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协助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苏联领导人显然有一张很长的购货单；在提出整个购货单、看看可以得到多少东西以前，他们不准备满足尼克松的渴望。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一项安排好的战略；我防守得滴水不漏。

在此期间，多勃雷宁再次回莫斯科磋商，题目同他所说曾在四五月间磋商过的一样。八月初，一名自称和苏联高级人士有联系的美国商人报告，苏联领导人期望在秋天同总统会晤。八月十三日，我以此为借口询问多勃雷宁的副手尤里·伏龙索夫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处：这是多勃雷宁一月把日本大使牵连进去时使用过的同一手法。得到的反应也是同样的。不出所料，伏龙索夫说他没有得到指示，但他知道这个问题正在莫斯科“紧张地讨论”。

八月十九日，我们收到了正式答复。苏联领导人对最高级会谈持“积极态度”，条件是要认真准备。他们还请我们提出关于议程的想法。他们玩的是一九六九年我们玩过的把戏。八月二十四日，我的副手艾尔·黑格[8]代表我交给伏龙索夫一份议程，上面列举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欧洲安全、中东、“共处原则”和贸易作为可能议题，但在任何议题上均未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请苏联提出反建议。苏联未予答复。直到九月多勃雷宁终于返回华盛顿以前，我们再也没听到克里姆林宫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消息。多勃雷宁回来后，进一步发出积极的鼓噪，同时提出开始进行初步准备的程序性建议。按照这个建议，要到一九七一年相当晚的时候才能举行最高级会谈。在一个充满危机的夏天，苏联人显然是在利用最高级会谈作为对我们施加压力的另一种形式。

这种情况是再好不过了。我一想到一九七〇年如果举行最高级会谈将出现什么情况就不寒而栗。当时我们在国内不受支持。我们还处于打基础和试探阶段。我们还没有取得一年后使我们得以制定总战略的那些突破和政治上的意外收获。我们将受到极大压力，要带回某种程度的胜利，否则我们在国内的处境将变得更糟。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德国条约同柏林谈判套在一起的做法可能受到破坏，而欧洲同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可能不是得到控制，而是失去控制。要求仅就反弹道导弹达成协议的压力可能达到无法遏制的程度；事实上，尼克松七月十一日明确对我说，为了会见苏联领导人，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我等待他把这种看法变为正式指示再开始行动，但他没有这么做，部分是由于苏联从来没有为他提供机会。然而我思想上毫不怀疑，在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情况下，国会很可能自行其是，把反弹道导弹扼杀掉。中东危机可能加快速度。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可能夭折。既然事前没有通过仔细研究达成协议，尼克松将被迫进行冗长的、详尽的讨论而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对这种讨论从来都感到不自在。

对我们来说，幸好苏联领导人为了芝麻大小的利益而抛弃了这一切机会。这是值得那些认为苏联一举一动都是精心策划的总计划一部分的人牢记心头的。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尼克松追求最高级会谈的迫切心情使他们显然处于策略上有利的地位。但是尼克松的罗马尼亚之行，他在一九六九年对葛罗米柯的怠慢，以及我们在中东不理会他们的态度使他们满怀不快，而且他们情不自禁想从我们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让步，这就使他们丧失了一个可能的巨大战略机会。他们要事前得到报酬才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然后会上还要得到报酬。他们企图建立事实上的反华同盟，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并按他们的条件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进入最高级会谈的门票费。

尼克松并没有迫不及待到那种程度。他也不是一个低能的庸才。他拒绝了所有这些要求，结果苏联一无所得。

苏联领导人表现如此麻木不仁，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已经通过自己在欧洲采取的主动使我们陷入孤立，再则他们幻想我们已经被越南问题搞得动弹不得了。一九七〇年夏，他们很可能认为并不急需同我们打交道，他们估计为促使我们要求在一九七〇年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施加种种压力之后将使我们更加迫不及待。不仅如此，他们当时还正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军事部署，一定认为这样做可能在第二年给他们提供更大的机会。如果举行最高级会谈，则将使这种行动变得极为尴尬。

但是检验政治家的水平，首先要看他是否能对讨价还价关系做出准确估计。一九七〇年夏天，苏联人考试是不及格的。尼克松想要举行最高级会谈，但并不像莫斯科估计的那样不顾一切地想要举行。德国谈判最后必然使我们处于掌握欧洲外交方向的地位。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我们最虚弱的时期已经过去，而在这方面苏联也由于僵硬不化而正中我们下怀。由于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合理方案，我们国内就不再辩论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再辩论反弹道导弹问题了。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取得最后突破，而不会在国内碰到无法忍受的压力。按照中东形势发展的方向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发生什么波折，将日益明显地看出苏联是无法左右局势的。而我们由于对中国采取了主动，还掌握了一张秘密王牌。

将使这些估计受到严重考验的、危机四伏的夏季尚未到来。但是危机如果不使政府垮台，就会使政府得到锻炼。从危机中可以识别谁是可以信赖的。危机可以建立国际范围和政府内部的力量平衡。无论尼克松管理政府的方法如何错综复杂，他正是在逼得他走投无路、使他非做出决定不可的压力下表现得最出色。一九七〇年的夏天和秋天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同过去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个时期也是从中东问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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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细情况见第十四章。

[2] 在此书撰写过程中，波恩似乎正在出现这种情况。

[3] 查尔斯·L·舒尔茨、爱德华·K·汉密尔顿和艾伦·希克著《确定国家优先项目：一九七一年的预算》（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七〇年），第二章。

[4] 转引自《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5] 例如一九七〇年三月《评论》杂志上一篇文章，就反弹道导弹计划、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试验以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在确定限额方面漫不经心等问题谴责尼克松。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到现在为止的尼克松》，载《评论》杂志（一九七〇年三月号），第三〇至三一页。

[6] 这个问题行话叫作“SAM Upgrade”，因此爱打趣的人说这是我工作班子中一位新来的分析家。SAM是英文“地对空导弹”的缩写。Upgrade意思是“升格”。两个英文字合起来像一个人名。——译注

[7] 我的工作人员把戴夫·帕卡德关于我们迫切需要尽可能快地就限制进攻性武器系统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为我概括如下：帕卡德副部长给你送来一份有关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目标和策略的备忘录，要求给代表团发出新的指示，“使我们可以试图在十月中旬或至迟十一月在维也纳达成协议”。他说，早日达成协议，即使是有限的协议也是重要的，因为即将到来的“对国家预算的紧缩”“可能”造成“防务计划、包括战略部队的大量削减”；这将“对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使用的策略的时间安排发生重要影响”。他说，这是因为：如果谈判取得进展，预算造成的削弱在美国较易为人接受，而对苏联则是一种“表示善意的信号”；但是，如果谈判没有进展，这种削减就会“减少我们讨价还价的杠杆”。（如果知道国防部打算对战略计划进行什么削减将会在今年秋天“减少我们讨价还价的杠杆”倒是有趣的。）

[8] 即亚历山大·黑格。艾尔是昵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