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外政策的构思，经过月复一月的努力已逐渐形成。其内容有：北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关系；打开对中国的关系；以及从而使莫斯科对于认真的谈判持比较合乎情理的态度。但是，越南战争是我们的一场噩梦，它随时可能使我们的一切抱负化为泡影。如果我们按照河内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战争，就会使我们在国外的其他一切事业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一直打到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样，国内就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此，我们的航向是介乎两种相互对立的需要之间。我们既需要给予我国公民以希望，使他们感到战争会有个尽头；同时我们又需要让河内面临足够的风险，以迫使他们接受一种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国家荣誉相符合的解决办法。

到了一九七〇年夏天，我们国内关于越南问题的论战双方，都由于柬埔寨问题造成的创伤而感到筋疲力尽。政府想削弱河内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造成了心理上的衰竭状态，即那年夏天，行政部门关于越南问题的整个构思都贯穿着一种担心，怕又会引起一场示威行动；尼克松装着泰然自若的样子，但是连他也在担心。因此，由于人们感到厌倦，就暂时停止了行动；而大家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倒很难做到这一点。此外，苏伊士运河、西恩富戈斯、约旦和智利的危机也拖住了政府的一部分精力，并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在一件事情上我们交了好运。我曾经建议，任命布鲁斯为巴黎谈判的大使，尼克松也深表赞同。布鲁斯当时立即接受了这一任命。到了一九七〇年夏天，当我们再度在国内陷入越南问题的困境时，布鲁斯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他要求花两个月的时间研究越南问题，然后提出建议。他不想给人以接到新指示的印象。只有当河内认识到，单凭坚持它的主张已不能取得新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它才会老实一点。

这起了镇静作用，因为在柬埔寨问题上引起一阵混乱之后，尼克松的情绪波动得很厉害。七月四日，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会见布鲁斯和菲尔·哈比卜这个巴黎谈判班子的时候，他谈话的口气是坚定的。尽管要担政治风险，他还是会坚持到底。他并不认为战争降级或单方面撤军会打动北越人；我们每撤一次军，河内就变得更加强硬。如果谈判失败，尼克松就会把克制的想法置诸脑后，恢复大规模轰炸。但是一周之后，在七月十一日，他私下对我发牢骚说，战争使他在国内失去支持，因此必须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结束战争；如果他的政敌中任何一个人可望当选为总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全面轰炸和完全撤军结合起来。但是，到了七月二十二日，他在白宫和布鲁斯、埃尔斯沃思·邦克和我共进早餐，这时他对我们的持久力抱有更为乐观的估计：

我完全相信，我们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式将会决定未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我们结束得好，我们就能够维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地位。美国人民赞成和反对的各占一半。传统势力反对我。但是即使全国只有我一个人要这样做，我也要干到底。我们做任何事，其结果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我上任时就没有得到过所有今天反对我的人的支持，而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能再次当选。

但是，到了八月十日，参议员哈里·伯德和戈登·艾洛特劝说尼克松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次谈话又使尼克松心绪不宁。他对我说：“在我们现在需要左派支持的问题上，左派是支持我们的。他们现在还在争取的只是撤军，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当右派开始要求撤军的时候，不论由于什么原因，那是我们的问题了。”因此，他想封锁北方，恢复轰炸，同时撤出我们的全部军队，从而把事情推进到一个紧要关头。我提醒说，我们在柬埔寨为了维持一次纵横二十英里长达八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就遇到那样大的麻烦；有鉴于此，除非发生受到全面挑衅的情况，否则我们是不能坚持这样一种方针的。而且撤军会被认为是和我们的军事行动恰恰相反的信号。尼克松的部署很可能使西贡在北方的大屠杀中崩溃。尼克松没有再说下去。

在整个夏天，从我们收到的研究报告可以断定，路经柬埔寨的北越供应系统已被破坏，而且以柬埔寨为根据地的敌军已被严重削弱。更重要的是，在越南南半部——所谓第三、第四军区——的北越军队，现在已不得不放弃在南越展开攻势的打算，而被用来保护新根据地和训练柬埔寨游击队；他们的进攻能力被严重破坏，要恢复至少需要一年。盟军的伤亡相应地减少。在我们对柬埔寨采取行动之前的一年里，阵亡美军的人数在七千人以上。采取行动以后的一年里，减少到二千五百人以下。以后的一年里，又减少到五百人以下。

但是，政治问题依然存在。河内并没有被削弱到绝望的程度，它继续要求单方面撤退所有美军和推翻西贡政府，毫无妥协的意思。向我们提出的条件无非是无条件投降，出卖那些指望我们帮助的千百万人民，使他们置身共产党统治之下。国内反对我们的人嘲弄我们关于体面的含义，但是他们主张确定无条件撤军的日期，却是一种既无济于事又丢失体面的行动。到了八月底，参议院进行关于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辩论，该修正案规定美国撤军的期限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允许总统在紧急状况下延长期限六十天。这一设想得到许多报纸社论的支持。《华盛顿邮报》说，它会“结束这场骗局”。[1]《圣路易邮报》认为，我们反对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是“撕去伪装”，暴露出我们的目标在于军事胜利（它已成为不名誉的词）。但是一旦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最后的撤军期限，那么已经很小的谈判余地就会消失，我们连争取释放战俘的讨价还价能力也会丧失，因为除了推翻一个友好的政府和把千百万人民置于粗暴的独裁统治之下外，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向对方让步了。为了体面地结束战争，我们需要使敌人看到我们的意图有一种捉摸不定的伸缩幅度，但是国内反对我们的人却一个劲儿地要消除这个幅度。

如果公众相信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而敌人又对我们的策略捉摸不定，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是很理想的，但由于国内意见分歧，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在国内，我们的信誉总是欠佳，而我们的对手对于我们正在被推向什么方向却了如指掌。而且，一旦我们接受了固定的撤军日期，如果再想回过头来要求国会批准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声称可以得到的延长期限，也不会是一件像人家说得那么简单的事。确立这个期限的那股力量肯定会竭力维护它。而且问题的焦点不会表现得很明确。修正案得到通过，就可能足以导致南越人心涣散，军队瓦解。泰国和老挝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将设法作出适应新形势的调整，泰国可能会关闭我们在越南进行空战所必不可少的基地，老挝的梭发那·富马几乎肯定会要求我们停止轰炸胡志明小道。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都不可能仅仅由于希望使批评它的人放心而接受这些风险，后来的情况表明，其中大部分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事实上，我们后来还是设法在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规定的期限内撤出绝大部分美军，而且在十五个月之后撤出了剩下的军队。我们留下足够的兵力以抵挡北越在一九七二年展开的攻势。但是我们是在没有抛弃盟友的情况下撤退的，而且如果我们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就为自己规定一个无法照办的公开宣布的日期，情况就会很不一样。

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以五十五票对三十九票遭到否决。从形式上看，政府获胜了。但是，这三十九名参议员不顾政府对他们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这是在通过一项会造成溃败局面的法案，但他们却仍然设法为和平谈判划定框框，这对采取一项有连贯性的战略所需的心理基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修正案后来遭到否决，但事情并未了结，它会月复一月地卷土重来，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这生动地向河内表明，我们的地位正在遭到削弱，因此，北越对认真进行谈判的兴趣减少了。而且，北越对谈判不热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撤军的速度太快，以致使越南化给人以轻信敌人的感觉；撤军的结果使我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一支杠杆。我们本来可以提出加速撤军，以换取对方同意由人民进行真正自由的政治选择，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杠杆。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难以让北越人接受自由选择的概念，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可以遵循的经验。他们是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又靠斗争扩大其势力。他们是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代表人民“真正意愿”的好战的上层人士具有政治上的正统性；而持不同政见者必须受到再教育或者被消灭掉。越南的历史也提供不了帮助。过去的统治者都是秉承天命来治理国家的，而且成功地保持住统治的地位。我们提出过成立公正的选举委员会和进行自由投票的办法，但都被河内轻蔑地拒绝了；西贡为了迁就一个有钱的施主，才勉强接受了这个自由投票的办法，因为要生存必须仰仗施主的支持，虽然施主的天真成性经常招来横祸。根据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越南历史，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共产党斗争的目标只不过是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或者设想，有哪个越南人居然会接受这个联合政府；这只有留给研究群众心理学的人来回答了。

我在七月二十日写信给尼克松，再次提醒他，依靠越南化的战略和依靠谈判的战略是不能永远并行不悖的。每一次单方面撤军都会削弱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如果在不至于威胁西贡生存的限度内，我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撤军，那么，再要加快的幅度就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河内。这条路再走下去，也许到了一九七一年中，我们不得不在越南化和谈判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一九七〇年七八月间，正是主要为了想找到一些尚未发现的可能办法，以打破僵局，政府的考虑集中表现为就地停火的想法。赛勒斯·万斯在不当巴黎谈判代表之后、[2]艾夫里尔·哈里曼、《纽约时报》[3]和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以前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一妥协性建议得人心的地方在于，双方都放弃了取得军事胜利的打算。在一九六九年，对于那些还不愿意鼓吹美国投降或规定撤退期限的温和反战人士来说，就地停火已经成为一种最受欢迎的模式。许多高级官员，出于各种动机，同意他们的看法。国防部有些官员主张停火，为的是缓和一下预算方面的压力和抽出经费来购置军火。国务院也要求采纳这一建议，部分是由于想讨好国会和新闻界，部分是由于本能地希望不断以新的建议来推动谈判。对所有这些想法，尼克松一般是不屑一顾的。总统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演说之后的第二天，曾写信给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具体批驳了各种停火的倡议。但是，罗杰斯在十一月八日还是要求，作为争取鸽派的手段，我们应当支持曼斯菲尔德提出的关于在越南实现停火的提案。国务院在十一月十日正式向白宫提出备忘录，建议提出一项停火的倡议。

不幸的是，存在着两重较大的障碍。北越人对于任何停火都没有表示过兴趣。在一九六九年，南越政府、我们的军事指挥官以及我们在西贡的大使馆都深信，就地停火会加速南越的军事崩溃。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研究了停火对每个省的影响。小组的结论倾向于肯定西贡方面的判断。

但是，我们对这个想法仍不放手。我们根据的理论是，如果在原则上接受停火建议，我们就应坚持下列条件，即应给南越人以应有的生存机会。我在一九七〇年二三月间，向黎德寿建议在老挝和柬埔寨停火；我把这项建议包括在我们准备讨论的越南问题的内容之内。

但是黎德寿拒绝进行这种谈判。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之前，他总是以鄙视的态度教训我说，不先实现政治解决，停火是不可能的。而且他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无异于赤裸裸的共产党接管。我不明白，河内之所以不屑于停火是因为它认为农村对它比我们更为有利，还是因为它害怕我们会在停火后把军队留在越南，还是因为马列主义的教条使它不信任任何关于均势的概念。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河内对于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演说中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而且对于在十一月三日再次提出这项建议仍不理睬（这两次建议采用的形式都是要求局部停火，但其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我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下令进行一次专门的研究，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便供六七月间举行的各政府机构联席会议讨论，其间，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在七月二十一日举行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求军队重新集结或撤退的停火方案是会遭到河内拒绝的。他们可能接受的唯一方案是就地停火。我们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使现在就地停火的风险不算太大；北越人已经重新集结了军队，把军队撤到离边境较近的地方，以保护柬埔寨共产党的训练基地。但是，我们的研究报告预测，如果就地停火，西贡对居民的控制至少会削弱百分之六。

但是，在这一年夏天，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一致的看法，主张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议；这表明我们在国内的处境就好像是在走钢丝一样。在政府内部，各种意见依然如故，除了尼克松已经逐步认识到，当我们在柬埔寨采取行动而在国内造成创伤之后，有必要提出某种和平建议。在政府之外，这种看法也日益得势。就在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遭到否决的那一天，《华盛顿邮报》称之为“鹰派和鸽派的不寻常的代表人物”的十四名两党参议员[4]写信给尼克松，要求他在巴黎和谈中努力实现“在国际监督下在全越南就地停火”。到了九月十八日，又有十六名参议员参加进来。同时，克拉克·克尔的争取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全国委员会站在最前列，鼓吹这一建议。政府中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暂时联合在这个共同的想法之中；有一些人认为，虽然这个建议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但仍应提出，以堵住批评政府的那些人的嘴；另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打开了一个缺口，是为一些他们还不愿明说的更为彻底的建议开路的；还有一些人则真正认为，提出停火建议会打破谈判僵局。

连阮文绍也持合作的态度，而且就像他每次遇到一些无法避免的事情时所采用的策略那样，他干脆主动建议这样做。阮文绍对于美国国内厌战情绪的增长深有体会，他的处境进退维谷，人们要求他接管人数不断减少的美军的防务，主动提出和日夜宣称决心要把他消灭掉的那些对手分享权力，而且还要实施政治改革。这些任务即使只完成其中的一项，就连稳定的社会结构也会受到考验；何况他的国家正处在内战之中，而且驻有数十万外国军队，要全部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他能干到这个地步应归功于他的才干。阮文绍深知，他是反战人士的攻击目标，他们诋毁他是和平的真正障碍；而且他也知道，只有国破身亡才能平息这些攻击。和所有越南人一样，他不能理解，权力怎么可能分享。他懂得他需要的是时间，而且即使一切顺利，结果也只是个平局。为了换取时间，阮文绍向他古怪的盟国作出了他认为损害最轻的让步；这个盟国试图以单方面削弱自己的地位诱使一个死敌表示出灵活性。因此，他对我们的建议持合作态度，部分是由于他认为这场赌博值得一试，还由于他猜测河内会拒绝接受停火，还由于他可以借此从不断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压力下松一口气。

因此，八月间，在布鲁斯站稳脚跟之后，尼克松决定建议停火。他定下的最后期限是夏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提出的就地停火只是临时性的。一旦得以实现，接着就要举行结束战争的外交会议，我们可能在会上继续要求北越撤军。如果北越拒绝撤军，我们也可以在南越保留一支留守的部队。但是谁也不会真的相信这种可能性。现在战争还在进行，国会要求我们单方面撤军的压力却在增加。在这种气氛下，不论河内对它的军队采取什么措施，国会是不会允许我们在已经实现停火的情况下在印度支那维持驻军的。因此，在一九七〇年决定建议就地停火，这就预示着一九七二年达成的解决办法。就地停火的建议中就含有北越军队会在南方留下去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以武力把他们赶跑，也同样不能通过谈判做到这一点。但是，就在我们提出正式建议之前，北越人又在讲话了。

阮氏萍女士的八点纲领

随着柬埔寨行动的结束，我在七月五日通过沃尔特斯向北越人递交了一封信，建议在七月二十五日以后的任何一个周末和黎德寿会晤。河内一如既往，一直到六个星期之后的八月十八日才作出答复，建议在八月二十九日和春水会晤。这次我们没有表现得像二月间那样迫切。会晤终于在九月七日举行了，这正是我们否决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一个星期之后。

我秘密飞往巴黎，走的是现在已经走熟了的那条航线。我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降落在法国中部布尔日附近的阿沃尔军事基地。这次我的主要助手是温斯顿·洛德，他参加了所有的会晤，而且负责为我进行准备；还有我的工作班子里的越南问题专家迪克·斯迈泽。我们一行乘法国总统的喷气式座机，前往维利亚库布雷机场，沃尔特斯将军在那里迎接我们。我们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一夜；他向他的女仆介绍我是基尔希曼将军（我的同事也都各有化名）。然后我们前往巴黎市郊舒瓦齐勒罗瓦区达迪路十一号的一所熟悉的小楼，去会见我们的越南对话者。

春水迎了上来，他的菩萨般的面孔满带着笑容，后面跟着一些熟悉的人物。有梅文蒲，他是北越驻巴黎的总代表；其他两名助手；还有一名译员，三年来他以同样的声调和在完全相同的句子上加重语气的方式，发表着同样的标准化的演说，已变得异常纯熟，岂不知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快把我气昏了。

我曾告诉过尼克松，由于我们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结果，我料想这第一次会晤，除了谩骂以外，什么内容也不会有；由于春水是我的对手，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如果河内想认真地谈判，就会派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出场。但是，会晤时并没有谩骂，几乎没有提到柬埔寨，后来我居然能够向尼克松报告说：“这类会议——包括和越南人举行的一切会议——以此次会晤的气氛最为友好。”他们似乎放弃了规定在六个月之内撤军的时间表的要求（后来证实这是一种幻想）。他们一再表示愿意继续举行会晤。春水甚至允许我说明我们提出的关于成立混合选举委员会以监督选举的建议。在举行关于越南问题谈判的这个遥远的地方，来自河内的谈判代表居然聆听我们的建议，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进展；我于是得出一种天真的结论，认为春水可能会考虑我们的建议。

但是实际上情况没有什么变化。春水的讲话，以及他所得到的指令都仍是老一套。这个阶段的谈判是时断时续的，因此每一系列谈判的首次会晤总是极其友好的。（后来当河内到了认真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却使用了相反的手法；开始时的立场总是强硬的。）北越谈判代表企图以此为诱饵，诱使我们把所有可能作出的让步都端到桌面上来。下一轮会谈开始时，这些让步就又成为新的起点。

我的开场演说事先经过仔细推敲，但犯了所有谈判代表的通病，总是误认为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打破僵局。我用以前向尼克松提出我的看法时大体相同的言辞，告诉春水，我们正在接近一个三岔路口：

我再一次请求你们和我们一起走谈判的道路。这是符合双方的自尊心和目标的。我们认识到你们的猜疑很深，但是猜疑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此斗争将继续下去。这就是战争的本性。

我们如果再不抓紧时间，谈判解决的可能性即将消失。错过这个时机，你们实际上就非得大动干戈不可了。我不想预测，你们对于得到我们支持而且自身的力量也得到加强的南越大动干戈，会有什么结果。我也不想预测，战争会打多久。但是，你们必须认识到，这样做会使同美国谈判解决越来越困难。

因此，现在时间还来得及，让我们走向谈判解决吧！

然后我说明，我们的立场有了两点变化；其中有一点是重要的，另一点只是装饰门面。我们的重大让步是，明确表示美军将在战后全部撤退，不留下留守部队、基地或顾问。为了装饰门面，我把我们在私下谈判中表明的立场同我们向公众表明的立场统一起来。四月间，我曾向黎德寿提出过一个在十六个月之内撤军的时间表。由于我们已经向公众表明，我们建议在一年之内撤军，我现在提交给春水一个十二个月的时间表。（我们仍然是在共同撤军的前提下谈论这个问题的。）我建议举行自由选举，由西贡、共产党和中间人士代表组成的混合选举委员会进行监督。我们并不想事先内定选举的结果。我说：“我们无意干预由我们在这里一致同意的办法所造成的政治演变。”国际观察员也将起保证作用。

这些建议说来也有些荒唐。国内要求单方面撤军的压力每月都在增加，我们却在这里要求北越人最好现在同意共同撤军，免得以后我们以单方面撤军来逼迫他们。而且我们是在设法劝说一个极其教条主义的列宁主义政权把一辈子斗争的成败系于一场自由选举的结果，这个政权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冒过这种风险。

无论如何，春水无权对河内的立场作哪怕是很小的改变。而且他对我的外交辞令也不感兴趣。他在谈到他们要求美军在六个月限期内撤退时言语有些晦涩。十天之后我们了解到，这只是由于河内很快就要公布一项新的建议。春水没有花多少时间谈论撤军问题；凡是了解我们国会辩论情况和我国新闻界反应的人，谁也不会怀疑，要求单方面撤军的压力正在有增无已。他不同意我们任命戴维·布鲁斯为首席谈判代表，尽管在二三月间，黎德寿在每次会议上都申斥我们没有任命一位声望不相上下的人士来代替亨利·卡伯特·洛奇。现在春水却说，任命布鲁斯为首席谈判代表无非是结束了我们本来就不该造成的局面而已。这并不说明体现了对等的原则。

春水最感兴趣的是河内希望在南越实现的政治结构。尽管河内很希望我们快点离开越南，它却给我们指定了一项最后的光荣任务。我们在推翻所有曾经是我们盟友的领导人之前，不得离开越南。这些人包括阮文绍总统、阮高其副总统和陈善谦总理，而且不久还似乎包括了几乎所有知名的南越领导人。春水说，如果我们不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达成协议”。春水无视过去和目前的经验，告诉我：“越南人爱越南人。在越南人自己内部寻求解决办法总是要来得容易些。”春水竭力否认北越在南方驻有将近二十万军队（此外在老挝和柬埔寨还有大量驻军）是为了施加压力；他说，北越在那里驻军是由于当地人民的自由选择。我开玩笑说，请他在战后到哈佛大学去开设马列主义讲座；他拒绝了，并说马列主义不是为了输出的。这一点在今天印度支那的居民听来真是一件奇闻。这些话当中最精彩的要算是那些一再重复的豪言壮语：“我们什么都不怕。不怕威胁。不怕打下去。不怕谈下去。我们什么都不怕。”会议结束时，我们同意研究双方的发言，并在九月二十七日再次举行会议。

但是，还没有等到下一次会议，共产党人就发表了一项新的和平纲领。在这次秘密会议之后十天，九月十七日，阮氏萍女士在巴黎公布一项新的八点“和平纲领”。春水事先没有给我打招呼，这很难算是河内谈判代表常说的“态度认真”的一种表现。显然，河内对宣传比对谈判更有兴趣。（在形式上，所有的建议都是由临时革命政府的所谓外交部长阮氏萍女士提出的。在河内占领南方之后，她被贬入教育部，并从此默默无闻，这说明了她真实的地位。）她的八点纲领要求美军在九个月之内，也就是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前，全部无条件地撤退。这好像是一种宽宏大量，是把河内原先要求撤军的六个月期限延长了，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倒退。原先的建议是在协议签订后的六个月，而阮女士的新纲领规定的九个月是从即日算起的，不论今后谈判出现什么情况，都得按时完成撤退美军的工作。一旦我们接受，即使河内把所有别的问题都弄僵了，我们仍不得不坚决执行这一期限。而且无条件撤退仅仅是一部书的上篇，下篇紧接着就是要我们在西贡成立临时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由三部分人组成：共产党的临时革命政府；主张“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中立人士；以及除阮文绍、阮高其和陈善谦以外的“真正主张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政府成员。至于谁是这些崇高目标的化身，当然要由河内来决定。换言之，河内提出的联合政府将包括河内自己的人；经挑选出来的中立人士；加上失去美国军事上的支持、从群龙无首的非共产党力量中挑选出来的残余分子。但是河内的职业革命家不想留下后患。阮女士说，这个完全是拼凑起来的联合政府，还只是“临时性的”；它的任务是和共产党的临时革命政府谈判一项最后的解决办法。我们先把自己的盟友推翻掉，然后由共产党占优势的政府去同共产党人谈判，决定南越的前途。

这就是河内演出的公正谈判一剧的结局。国内批评我们的人攻击我们没有接受河内的这幅蓝图是一种顽固的寸步不让的表现，只能归咎于我们嗜血成性，一味追求军事上的胜利。作为报答，河内同意不是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而是仅仅“立即着手讨论”这一问题，而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肯定还会想出一些新的要求来。只有在我们同意所有其他条件——包括出卖我们的盟友——之后，才会实现停火。

在这种气氛中，我和春水于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举行了会晤。由于总统正巧在那一天动身去罗马，我在前一天公开到达巴黎，同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并同当时正在巴黎的南越副总统阮高其举行会谈。阮高其曾表示可能在十月间访问美国，这使华盛顿一下子慌了手脚。许多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包括在一般情况下投票支持政府的人，都认为这位来自美国已经在那里牺牲了四万多人的国家的副总统访问美国，简直是大难临头，这表明了当时人们的情绪。为了打消阮高其的想法，我们做了不少细致的跑腿工作，而且提出一种替代的办法，由我在巴黎会见他。罗杰斯连这样做也反对，认为可能激起抗议者的愤怒。

我这次是公开到巴黎去的，这造成了一种新的事务性难题，因为我必须设法暂时销声匿迹一段时间，虽然外界已经知道我到了巴黎。和蔼可亲的迪克·沃森大使这时挺身而出，他表面上陪我驱车到市郊游览，等我们到了市区的边缘，我换乘另一辆车子，由沃尔特斯将军陪同我、洛德和斯迈泽到举行会晤的地点去。

由于上次会晤是我开的场，这次就轮到春水了。他的讲话证实，他确实研究了我们的以十二个月为期限的撤军时间表。他现在提出自己的时间表，它实际上就是阮女士的九个月的期限，而且对撤军作了具体安排，规定在头六个月内把剩余的大约三十五万美军，除留下两万人外，全部撤完。他的最后期限也是硬性规定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即使在遗留的问题上，谈判完全陷于僵局，也得照办。春水对八点纲领略加解释。在美军撤退时，在美国和共产党军队之间实行“停火”；至于和南越军队的战斗是否会停下来，春水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盟友在挨打，另一方面却要求我们撤军。关于政府问题的那一点建议，并不适用于老挝和柬埔寨。至于政治问题，春水拒绝讨论混合选举委员会的问题。他坚持要撤掉阮文绍、阮高其和陈善谦。为了表示坚决，他这次还把曾当过总理的陈文香也包括在撤换之列。一年之后，我发现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政界人士是我们顽固的对手能够接受的。

在春水的讲话中，唯一的新鲜内容是，他颇为不祥地声称，要实现有效的和平，就要在比南越更为广泛的格局之内寻求解决办法。所有的邻国都必须成为“独立和中立的”。我问他指的是哪些国家，他举了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尼、澳大利亚和泰国。他说：“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应该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以实现这一地区的和平。”（由于某种原因，新西兰没有包括在内。）我有点不信，就问他，越南战争是否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所有这些国家都成为中立国家。他缩回去了。他说，这只不过是河内的“心愿”。（实际情况是，截至撰写本书时为止，就老挝和柬埔寨而言，它已经如“愿”以偿，而且正在威胁泰国。春水还可能真是一位预言家哩。）

且不说河内对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如何野心勃勃，它在印度支那要求我们做到的是无条件投降和政治上背弃自己的盟友。它为我们撤军规定了硬性期限，不准任何知名的非共产党领导人参与政治活动，此外还要推翻现存的政府。这样一来，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共产党接管，而且还要求我们配合。这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不顾后果撤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我们突然撤退而没有作出替代性安排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单方面撤退是不够的；在我们撤退之前，我们必须进行一次政治改革，否则战争停不下来，我们留守部队撤退时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而且我们也不能接回被俘人员。我们的难处在于：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之前一直坚持这一立场，只要它这样坚持下去，就不可能谈判解决。一边是拒绝妥协的敌人；一边是国会中的反战运动，它既不承认河内是顽固的，也不支持我们采取军事行动迫使河内降低条件。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阮女士的公开建议，概括了我们在秘密会晤中听到过的内容。河内的“私下”见解和它的公开见解是一致的。

我在九月二十七日同春水会晤之后，深信就地停火这个处在萌芽状态的建议，会立即遭到拒绝。但是，由于政府中有许多人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了解秘密会谈情况的人为数极少），随着我们着手部署这项工作，政府内部的意见竟是罕见地完全一致。任何建议，只要能够使谈判脱离僵局，使报纸头版不再刊登批评我们的消息，哪怕只有几天不登也行，就会得到所有政府高级官员的赞同。十月四日星期日，尼克松访欧回国途中，在爱尔兰克莱尔郡的德罗摩兰城堡与罗杰斯、布鲁斯、哈比卜和我一起讨论他的停火演说的内容。会开得再乐观不过了，哈比卜认为北越人肯定会上钩。我根据同春水谈话的情况推断（这些情况布鲁斯完全了解），有点不相信，但没有说出来。我想，总统的建议，最低限度可以暂时为我们减轻一下国内公众的压力。

会议结束时，戴维·布鲁斯作了一篇我从未听到美国谈判代表这样讲过的发言。他说，他已意识到，总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要他作出让步；他不想在这上面再增加压力了，因为他认为总统打算发表的演说已经把话说到我们能够作出让步的极限了。他发现，由于谈判代表缺乏耐心，造成很大损失；而由于他们追求虚荣，损失甚至更大。他生性并不缺乏耐心，而且现在年事已高，不想追求虚荣。他愿意坚守这一建议。

演说将在十月七日发表，我们当即着手起草讲稿。在预定要发表演说的前一天，尼克松又演了一出他的拿手好戏。他突然来到白宫新闻发布室，向目瞪口呆的记者宣布，明天晚上他将发表“自从这场极其艰难的战争开始以来对这个问题作过的最全面的讲话”。他说话喜欢夸大其词，因而可以肯定几乎说不出任何和他事先的吹嘘相符合的话来。尼克松提醒聚集在一起的报界人士，不要进行猜测。他说完这番会引起人们进行猜测的话之后，就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一方面为了新闻界中敌视他的人陷于狼狈和慌乱的境地而感到幸灾乐祸，另一方面又怕他的过于热情的讲话会促使新闻界走漏消息而感到忧心忡忡。

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的演说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纲领。若不是对手一心一意想夺取彻底胜利，它本来是满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尼克松建议就地停火，包括在整个印度支那停止轰炸。他建议举行一次和平会议，以结束所有印度支那国家的战事。他表示愿意就美军全部撤退的时间表进行谈判。他是在谈到共同撤军时提出这一点的，但是他故意用词含混，以造成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他请河内和我们一起，从南越人民的意愿出发，寻求政治解决。他提出愿意遵守双方一致同意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是拒绝了对方“显然无理的”要求，即要我们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非共产党势力，以预先保证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最后，他要求双方释放所有的战俘。

这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博得几乎一致的好评。参议院通过一项由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和一些其他参议员联合提出的提案，把总统的新和平倡议称作是“公平合理的”。参议员富布赖特表示希望总统的倡议可能带来一次突破。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说这篇演说精彩极了，他将“全力支持”。正在明尼苏达州竞选参议员的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把这项倡议称为“可靠、值得欢迎和令人感动的”。艾夫里尔·哈里曼这次也难得地表示赞同尼克松的倡议，但是再一次提出他一贯的看法，阮文绍政府对谈判僵局负有主要责任，应防止它破坏停火。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把这项倡议说成是“及时的，而且在战略上和心理上都是有可靠基础的”。[5]

报界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扬。十月九日的《纽约时报》称尼克松的主张为“重大的新和平倡议”。《华尔街日报》写道：“不论河内最终作出什么反应，总统事实上已经表达了一种深得人心和通情达理的立场，因而只有蛮不讲理的批评家才会反对。”通常反对总统对越南政策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写道：“总统急切地试图结束我国有史以来历时最久和最凄惨的战争，几乎持各种政见的美国人都理应全力给予支持。”[6]通常持反战态度的《圣路易斯邮报》在十月八日欢呼尼克松演说中的“意义重大而又值得欢迎的变化”，他的“颇具政治家风度的建议”，他的“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讲话：“我们为此而赞扬他。”

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天春水在巴黎发表声明，立即拒绝了尼克松的建议。他甚至拒绝在全体会议上加以讨论。这样，关于越南问题的辩论的老一套方式再次出现了。先是提出了某种建议；它成为人们热情吹捧的主题；人们纷纷要求把它作为实现突破的一把钥匙。最后政府接受这种主张，虽然有时违背了自己的本意。河内于是加以拒绝。这项建议会立即从公众辩论中消失，然后另外一种逗人喜欢的计划又风靡全国。用不了几个星期，批评我们的人又会前来要求作出新的让步。新的花招是要求单方面规定撤军的期限，因为他们相信——虽然毫无根据——这是河内能够接受的。[7]另一个花招是联合政府。《圣路易斯邮报》在欢呼过总统的停火建议之后不到一个月，在十一月五日辩称：

共产党要求成立某种联合政府。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满足于低于这样的要求。他们为什么不要求呢？我们认为，联合政府似乎会使双方都承担责任，也都接受权力，因而是避免尼克松先生念念不忘的战后的残酷报复的合乎逻辑的办法。

不幸的是，河内无意和别人分享政权。它要求的联合政府不包括我们的任何朋友在内。也就在十一月五日，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今天》中声称，尼克松政府“并没有为达成协议进行过尝试”。

我们在进行空中打击的同时，派遣一支英勇的美军突击队，袭击了距离河内二十英里的山西监狱，因为人们认为，有六十名美国战俘被关押在那里。这一行动进一步激起了对我们的批评。这件事说明了制定政策应该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总统对什么事情也不能轻信，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对每一项假设都必须查问情由，对每一种传闻都必须辨别真伪。听起来颇有道理的事件，并不每件都是真实的，因为提出行动计划的人总是有一种列举事实以支持自己的立场的心理倾向。十一月二十日，对山西监狱进行了袭击，计划周密，行动英勇，但是依据的情报却是极其错误的。这所监狱至少在三个月前就关闭了。我们知道有造成伤亡的危险，但是在决定动手时，所有的情况介绍都没有提到监狱可能是空空的。袭击失败之后，我才听说，有一名战俘曾经用密码写了一份情报说，监狱已在七月十四日“关闭”。军事分析家把这句话误解为，大门上了锁；由于认为这份情报无足轻重，没有送给白宫看。

这次袭击还留下了一个由于我的幽默感大发而造成的轶事。一个军官向我介绍袭击的情况时，为袭击失败而表示道歉。我对他说，不用道歉了。我还开玩笑说，美军突击队一定把一头小水牛给抢回来了，而且北越人一定在冥思苦想，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为了抢一头小水牛而这样兴师动众。一心爱国的军官料想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大概不至于完全胡言乱语，就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我说的话。他的上级就开始寻找这头水牛。这时战场上的部队深信华盛顿已经精神失常；他们报告说，他们对绑走小水牛的事一无所知。五角大楼不肯相信我是随便说说的。于是发回一封电报，要求切实查明直升飞机上有没有水牛粪。这件事的全部经过都记载在一本书里。[8]

在袭击山西监狱的同时，有两百架飞机对北越的供应设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空袭。这次空袭有三个原因：分散北越对山西的防备；对北越断然拒绝我们的和平建议进行报复；以及使北越放松趁着旱季向南方运送物资的努力，现在运送的速度比上一年度快了一倍。国会和新闻界的义愤，仍同往常一样集中在美国采取的行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河内的挑衅行动上。中心内容有两条：轰炸从来没有发生过作用，这是“有事实为证的”；还有就是，政府又在欺骗公众了。对于当时许多热衷于进行关于越南问题的辩论的人来说，这种空中封锁的徒劳无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今天看来，情况远非如此。有大量证据说明，在一九六八年我们发动新年攻势时，河内快要打不下去了，但是又被我们单方面停止轰炸给救了。我敢肯定，一九七二年五月恢复轰炸，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一九七〇年我们进行的两天轰炸，由于摧毁敌人供应而赢得的时间，是否超过由于激起反对而失去的时间，这是已有定论的问题，但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当时人们斥责我们为了能够撤离越南而采取军事步骤，就好像这些步骤正在使我们的行动升级。

无论政府还是反对派都没有正确对待这次空袭。政府官员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激怒国会和新闻界，他们贬低我们这次攻势的力量，以一种别出心裁的说法（“保护性反应”）加以解释。闻到了血腥味的新闻界和国会故意装出惶恐不安的样子，以攻击他们富有煽动性地称之为好战的政府。虽然政府缺乏信誉主要是由它自己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那些不留情面的反对派所造成的。这些人的出发点是，认为政府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具有道义上的依据，或服务于任何全国性目标。他们决心使正在竭力使我国从前任政府陷入的战争中脱身的现任政府丧失信誉。当时存在很深的偏见；有一位著名的高级教授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策划对山西监狱的袭击是为了引起一些战俘被杀害，以便为战争升级制造借口。

到了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九日，克拉克·克尔的争取越南问题政治解决全国委员会，又同尼克松在十月一日发表演说以前一样地活跃起来了。以前这个组织曾经大声疾呼说，美国提出停火建议实为和平的关键；现在我们提出了建议并遭到对方悍然拒绝，但是这个组织却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立场，因为对方是没有道理的。相反，它现在要求美国单方面在越南停火。它不认为河内拒绝我们的建议是由于本身的顽固，而认为是由于我们袭击了山西监狱，进行了保护性反应的空袭，以及没有延长圣诞节停火的期限。它硬这样说，而无视事实上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春水就已经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它认为，应该由美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以软化河内的僵硬态度。克尔的委员会写信给总统说：“在今后几个月中，如果我们要想改变对方反对停火的态度，并不断对他们增施压力，迫使他们最后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那么，外交努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仍然深信，经过一番积极的外交和政治努力，最终是可以达成这样的协议的。”该委员会没有为这一信念提出任何论据，而我们倒掌握着大量的反面论据。

制定一项战略

到了一九七〇年末，我们面临着一项危险，我们对越南的战略可能会发展成只是就我们单方面撤军的速度进行的一场辩论。甚至在政府内部，人们也普遍感到厌倦。经常存在的压力使每次即使是最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成为对政府信誉的考验，还要无休止地出席各种国会委员会作证，再加上新闻界——有的怀疑，有的敌视——不停地进行调查；所有这些情况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不可能实行一项有连贯性的战略。任何谈判方案，如果不是和某种力量均势的计算方法有关的话，简直不可能使那些冷酷无情的河内决策者接受。批评我们的人认为，由我们作出所有的让步以及善意和灵活性的表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很少要求对方拿出诚意，并且从未坚持过这种要求。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我们越是不断作出单方面让步，河内就越是想等待一下，看看我们日益严重的厌倦心理会使我们对它的立场作出什么新的让步。

由于国内的压力，我们不得不作出单方面让步，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九七〇年秋天，我们把撤军时间表提前了。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日宣布，在十二个月之内撤军十五万人。他有一个用意，那就是在实际撤军的日期上，保留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总统在四月二十二日发布书面训令，肯定了他的意图，即在一九七〇年余下的时间里，最多只撤军六万人；这就使我们从十月到第二年五月的旱季里（旱季的时间因地区而异）有个缓冲。河内就是利用旱季通过胡志明小道运送物资的；共产党的攻势都是在二月以后发动的。总统采纳了艾布拉姆斯将军的意见，想把大规模撤军推迟到一九七一年，以防止再发生一次新年攻势，并有效地使用这支最后的得力的战斗力量，以防不测。但是，由于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也由于压缩征兵数额这一政治上的需要，我们没有能够实施尼克松的训令。莱尔德在八月二十日写信告诉我，“我们继续受到”预算的“严密限制”。他说，因此，艾布拉姆斯将军、我们的太平洋司令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提出了”一份撤军的时间表，要求在一九七〇年内撤军九万人，其余的六万人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之前撤完。

我在八月二十七日把这份备忘录转给了总统，并指出它的“严重含义”。备忘录所规定的数字正和总统的训令以及他对阮文绍的承诺相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不是战略上的选择。我说：“建议加速重新部署兵力，实际上会抵消我们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对于我们的撤军时间表原来可以带来的好处，而不能利用这些好处作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杠杆。”

起初尼克松坚持原议。我在九月四日给莱尔德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总统坚持按照原来的时间表行事。但是这是一场我们注定会输掉的战斗。到十月，莱尔德显然在按照他自己的财政上的考虑行事。他从来是什么也不怕的。他建议在十月十二日星期一五角大楼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提前撤军的消息。这时，我只好认输。阮文绍对于我们这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处之泰然，因为他早已明白，对于我们国内莫名其妙的变化，争辩是没有用处的。他只是指出，为了接替撤走的美军，他不得不把原来派驻在柬埔寨的一支特遣部队撤回越南。把那支部队派驻在柬埔寨，原想是用来保持公路的畅通，并使共产党在那里重建庇护所陷于困难境地。因此，我们是在把自己的国内问题转嫁给西贡，而西贡又把它的困难转嫁给金边。最后金边成了大家的困难的受害者。

这年秋天，表面上似乎平静，却迫切需要制定一项结束战争的战略。由于受到在国会选举中出现的意外挫折的影响，尼克松在十一月又回过头来要重新恢复他原来在一九七一年宣布的几乎是全部撤军的计划，同时对北越进行封锁并恢复大规模轰炸。我仍然怀疑，这种强行迅速解决的尝试能否奏效。我们骤然撤军，即使不会弄垮南越政府，也不会破坏越南化的前景，却会给河内一种我们急于求成的感觉，因而封锁和轰炸将收效甚微。河内会全力以赴地顶住，并且寄希望于我们国内的喧闹来制止我们的军事压力。我对总统说，即使从政治观点来看，他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九七一年撤退不如在一九七二年防止越南局势的崩溃为好。

尼克松和我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花费了许多时间来制定一项比较切合实际的战略。我们不得不制止这种没完没了地在撤军速度问题上耍花招的状况。我建议，在目前这批要撤出的军队于一九七一年五月撤完之后，我们再宣布一次大幅度撤军，也许是在六个月之内撤出十万人。这样仍能保证南越在预定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的整个期间处于安全状态。在那以后，在我们留下的军队只有十八万人左右的时候，我们将继续相当频繁地宣布小量撤军，直到一九七二年夏天达到留下五万左右的志愿留守部队为止。这五万人将一直留到协议达成。我们将视情况在一九七一年的某个时间，宣布美国不再参与地面战斗。我们还将在一九七一年的某个时间向北越建议较快地撤军以换取停火。如果遭到拒绝，我们也会了解到，我们将在一九七二年面临一场攻势。这样，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南越人是否能够在美国空中力量的帮助下，抵挡住这场进攻。因此，和平终将在一九七一年底或一九七二年底实现，或通过谈判，或由于南越的垮台。

然而，要使这项战略奏效，完全有必要在这期间尽量削弱北越。我们在柬埔寨的行动已经至少把河内的后勤供应计划推迟十五个月；我们希望，我们赢得的每一个月的时间，都会使南越人的力量得到加强。我们寻找各种办法，消耗河内的供应，进一步推迟它发动攻势的准备，并在一旦发动攻势时进行抵御。如果我们认真要实现越南化，我们不得不顶住国内的反对，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直到西贡能够自力更生。这三方面的努力包括：撤退美军；迅速加强南越军队；以及逐步削弱敌人。[9]

尼克松和我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制定的战略，实质上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得到了实施，而且也产生了效果。在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规定的日期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终于撤完全部军队，而且我们是在没有推翻一个盟国政府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10]

正是为了推行这项战略，导致我们一九七一年在老挝采取了军事行动。

我们在老挝的军事行动

北越的公开讲话咄咄逼人，这表明必然还会有一番较量。例如，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一百次全体会议上，春水嘲弄了我们在十月七日提出的停火建议。他随意引用了美国反战人士的话（这是惯用伎俩），要求我们对阮氏萍女士的八点纲领作出积极反应。北越党报《人民报》在报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消息时，号召进行不懈的战争努力，不论战争如何“残酷”和“旷日持久”。

在一九七〇年的最后两个月里，我请政府中和我的工作班子里的专家，就今后两年军事和政治的前景作出估计。

在一九七〇年底，河内显然需要在一九七一年花费大部分时间来保护、扩大和重建它的供应系统。预计河内将在一九七二年发动重大攻势，以便对我们的总统选举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高级研究小组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举行会议，试图比较确切地预测南越人在一九七二年会面临的局势。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美国撤军和敌人的供应工作都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即使我们继续在柬埔寨和老挝拖住敌人，南越人也还是可能短缺八个营的兵力，不能满足它进行抵御的需要。（用系统分析的行话说，这叫做“营亏缺”。）如果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发动攻势之前，在老挝和柬埔寨获得决定性胜利，亏缺就会是三十五个营。

共产党的战略是依靠游击部队和正规部队（称为主力部队）互相配合，打击对手。如果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游击队，敌人的主力部队就会占领南越的许多地方。如果我们去对付主力部队，游击队就会在乡村捡便宜。只要游击部队和正规部队之间的联系能够被割断，西贡就能集中力量对付其中之一并相当迅速地占了上风。我们在柬埔寨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直到一九七二年，在南越的南半部的战事实际上已经停止；而且即使到了一九七二年，战事也从未恢复到以前的猛烈程度。驻在柬埔寨的北越师正忙于重建和保护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他们只不过是越过边境，在离边境不远的地方进行一些骚扰性袭击。在北部地区，主力部队和游击部队之间的联系继续存在，北越的供应线较短。绥靖的进程相应地是缓慢的。

按照我们的统计，正是在这个地区，出现了部队人数不足。但是数字没有真正反映出问题的性质。问题不仅仅在于数字，而在于部队驻扎的地点。南越军队的组织形式是：有四个军区，每个军区驻有两个师、一个空降师、一个海军陆战师，以及作为战略后备力量的各种别动和特种部队。由于柬埔寨行动的胜利，在南越南部的第三、四两个军区，有多余的部队（行话称为“营盈余”）可以对付各种可以预见的意外事件。在北部地区，尽管在柬埔寨和老挝，战局处于僵持状态，我们预料会出现较大的部队人员的不足。

但是，我们不能用把南部的“盈余”部队派到北部地区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除战略后备力量外，所有的师都不得擅离它所驻扎的军区，而且，一般认为南部的各师不适应于在北部的中央高原和非军事区附近作战。这是有几方面的原因：各师的兵员都是从驻地招募来的，士兵的家属就住在营地附近，经验证明，一旦转派到家乡以外的地方去，这个师就会很快出现开小差的现象，士气也会低落。（北越在一九七二年发动攻势时，我们把在湄公河三角洲战功卓著的第二十一师转派到不到七十五英里以外的西贡地区，战斗的结局是很凄惨的。）此外，进行这种重新部署，必然会遭到有关军区的指挥官的反对，而他们都是西贡政府赖以支撑局面的人物，他们认为——事实确是这样——他们在首都的政治势力和他们所统帅的部队数字是有某种关系的。南越指挥官对于能够经得起多大伤亡，也是担心的，尤其是当附近的家属认为这场攻势是不必要的时候。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对统计数字的分析不能完全说明战略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来弥补北部地区的人员不足的只是一支可供调遣的战略后备力量。

如果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就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如果要使越南化计划有成功的可能，就必须使柬埔寨和老挝不被共产党接管，而且必须使敌人的旱季后勤供应的进程放慢下来，或者如有可能，制止这一进程。一种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整个一九七二年旱季中在越南保留一个额外的美国战斗师，作为战略后备力量。在它的保护下，第一、二军区的绥靖进程将会加快，从而使南越各师腾出手来在一九七三年抵御敌人主力的进攻。由于我们国内的情况，不能考虑采用这种解决办法。因此，我们的问题只是，怎样弥补这八个营的亏缺，是靠加强南越，还是靠削弱北越，特别是要靠破坏他们的后勤供应来削弱北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发动一场联合旱季攻势的原因；它可以破坏共产党的后勤工作，弥补预料一九七二年会存在的营亏缺，以及促使河内有进行谈判的愿望。一九七一年冬季也是美国战斗部队参战的最后一年。虽然我们兵力的重新部署以及我们国内的情况，使我们不能使用美军来发动攻势，但是我们的军队可以担任固定的守卫任务，以使南越军队腾出手来进行破坏性的进攻。

我对在一九七一年展开旱季攻势的想法极表赞同，因为政府各部门面对国内的风暴，无所作为，态度冷淡。当白宫负责制定对越南政策时，它们从来没有对官僚特权有过什么抱怨。政府各部门都非常希望白宫能负起责任，来对付国内必然会掀起的喧闹。我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认为有责任不是消极地等待灾难的降临，或者不过是凭着最有利于自己的假想去进行赌博。河内恢复供应工作的速度比去年快一倍，因此应发动一场战役，尽可能长期地削弱河内的进攻力量，以便使我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由于可能每年都要遇到这种破坏性的攻势，河内亦可能愿意谈判。

最初，我认为展开旱季攻势最好的地方是柬埔寨。我的用意是，动用西贡的战略后备力量以及守卫边界的一个师，消灭北越在柬埔寨的供应和部队，并摧毁正在增长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基础。这样做会消除南越南半部的后患，还会压制仍在发展之中的红色高棉，而且也许会使朗诺政府控制住大部分国土。阮文绍将能把他的战略后备力量转移到北部去击退共产党在一九七二年发动的进攻，或者是在北越的后勤准备工作在第二年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再发动一场破坏性的攻势。甚至会有可能把一个正规师调往北部，进行绥靖。

我们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有利之处是，几乎肯定可以得到成功。在柬埔寨的北越军队仍然主要忙于遏制朗诺的军队；柬埔寨共产党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自立的程度。北越几乎没有可供调遣的后备力量；北越部队不能像在越南时一样在柬埔寨人民中藏身。柬埔寨位处北越供应线的末端，因而不能大量得到补给。而且一项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胜利会加强南越的自信心，并在心理上起鼓舞士气的作用，从而为在一九七二年几乎必然会发生的摊牌作好准备。我的这一设想有个缺点，那就是它只是间接地解决了我们一九七二年在战略上最大的隐患，即北越可能在中央高原或越过非军事区发动进攻。

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经他同意，我派艾尔·黑格和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到越南去，研究这方面的可能性。黑格回来时报告说，邦克、艾布拉姆斯和阮文绍都认为发动一次旱季攻势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提出的想法比我的要大胆得多。他们建议，在老挝境内靠近非军事区的地方割断胡志明小道，一举击溃敌人的后勤供应。

在老挝南部茂密的丛林中，在这块河内曾经在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中正式承认其中立地位的主权国家的领土上，北越近十年来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复杂的通道，把兵员和供应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南越。胡志明小道实际上是由全长一千五百多英里的许多通道和一个密密麻麻的小道网组成的。这个系统的中心是一个小小的省城车邦，所有的小道都汇集在这里，而且供应品和人员也从这里渗入南越。驻扎在胡志明小道的大约有四万到五万北越后勤部队，以及保护它的守卫部队。活动从每年的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五月结束。这时雨季开始，道路泥泞，无法通行，北越部队通常在这个时候隐退，等下一个旱季时再出动。

共产党利用胡志明小道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间至少把六十三万北越部队、十万吨食品、四十万件武器和五万吨弹药或相当于六亿发子弹运送到南越。自从西哈努克亲王被推翻、西哈努克城的港口遭到关闭以来，河内几乎完全依靠胡志明小道向它在南越的部队提供后勤供应。

黑格转达艾布拉姆斯将军的意见说，如果能够不让共产党使用胡志明小道，或加以有效的破坏，哪怕只有一个旱季的时间，河内在南越（和柬埔寨）发动重大攻势的能力将会无限期地遭到很大的削弱，如果不是丧失殆尽的话。因此，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由美国军队在南越非军事区附近，朝西一直到老挝边境，建立封锁阵地。北越在一九六八年的新年攻势中曾经严密包围过溪山这个重要的道路枢纽和简易机场，从那时起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这次我们将重新攻克溪山。美国炮兵将转移到老挝边境。精锐的南越第一师将沿九号公路越过边境进入老挝，奔赴车邦，并沿着暴露的北翼建立防御性火力点。当这个师正在路上时，空降师将占领车邦机场，并与从陆路开来的坦克纵队连成一片。整个进击行动将用四至五天时间。旱季的其余时间将用于封锁小道，并破坏据认为设立在这条小道上特别是在车邦附近的后勤中心。战役如果成功，我们会赢得至少两年时间，因为敌人将需要一年时间来重建后勤结构；如果南越在后来接着发动破坏性攻势，那么敌人需要的时间也许会更长。

至于柬埔寨，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比我原来设想的规模要小的作战计划。他将调用第三军区的一个南越师，越过边界，进入北越正在建立新根据地的朱普橡胶园。由于第三军区的指挥官是公认为南越最精明强干、最果敢（同时也是最腐败）的指挥官杜高智将军，艾布拉姆斯颇为自信，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地破坏河内在柬埔寨的后勤结构。这两项计划都深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许。

在纸面上，这是一种很出色的构想。事态证明，它的主要缺点在于，和越南的现实完全不相符合。在越南以外的地方，南越师从未对顽强的敌手展开过重大的攻势，而在越南境内，这种情况也很少。这次他们这样做，将没有美国顾问的帮助，因为库珀-丘奇修正案不准美国顾问参与其事。这项修正案甚至禁止美国军官指挥我们的战术性空袭，从而严重地削弱我们进行空中支援的力量。华盛顿并不知道，越南部队几乎没有会说英语的受过训练的地面控制人员。每逢提出要求空中支援，必须通过双方指挥部从上到下的各级机构，因此费时很多。从根本上说，在老挝这次行动中，南越师还没有能力承担这样复杂的任务。南越的高级指挥部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同时进行两项重大军事行动。最后，车邦正处在河内最容易得到增援的地方。它的战略地位使北越能够从北越和南越同时调兵。

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二年曾经要我向固执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介绍刚刚上任的美国政府的一些军事思想。阿登纳对于肯尼迪这一辈的政治家总觉得不放心，对麦克纳马拉提出的战略原则甚至更加怀疑。在我讲得滔滔不绝的时候，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问我怎么知道我介绍的情况是确实的。我回答说，是一位将军告诉我的。总理又问，这位将军是否身穿军服。我说记不清了。他于是建议我请那位将军穿上平民服装把他介绍过的情况再说一遍；如果我仍然感到是这样的，就再告诉他。

这一带有讽刺性的意见本来应该使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受益不浅。但是，相反地，由于这种大胆的设想，由于西贡和华盛顿负责制定政策的人们的看法一致，由于在柬埔寨的行动得手的影响以及由于形势可能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使我们头脑发热。不久，精力已经不是花在仔细分析形势，而是花在部门之间耍弄手腕上面。尼克松政府就是依靠这种办法作出决定的。

尼克松决定不再像上一年在柬埔寨问题上那样，一个人承受批评的担子。这次他要让主要的内阁官员都来参与决定，迫使他们承受不可避免的公众批评带来的一些压力。但是，他的决心还没有大到想同时应付罗杰斯国务卿以及莱尔德国防部长的程度。尼克松因为不愿对他的下属发号施令，而且认为罗杰斯可能是最难对付的，因此想出一个主意，先设法让莱尔德处于提出尼克松所喜欢的建议的地位，然后让国防部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成为维护这个计划的人。所以他认为花费时间召开一系列会议是值得的；每次会议讨论的主题都完全一样，但每次会议都增加一个与会者——有的是尼克松事先不知道其看法的，有的是他认为可能表示反对的。其道理是，任何难对付的人，对于受到总统支持的一种一致意见，都更有可能顺从，但如果出现大家自由发表意见的场面，可能性就不那样大了。到一月末，我至少听过三遍内容相同的情况介绍，几乎感到厌烦了。尼克松装腔作势的本事十分高明。他每次听，总是兴致勃勃，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计划。他提出的问题——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包含有疑问、向往和赞许的成分，颇为得体。其目的是要向新参加会议的人表示他这位领导正在注意聆听，而且颇为赞许。而由于所有其他人都已同意，只有很倔强的人才会坚持反对立场。没有人这么试过。

因此，黑格先向总统报告他的印度支那之行，这次有我在场。然后尼克松又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汤姆·穆勒出席，拉他入伙。黑格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向尼克松作了内容相同的报告，这次有梅尔·莱尔德在场。穆勒没有流露出他事先接触过这事的样子，表示支持在老挝采取行动的计划。尼克松表示，他同意在柬埔寨的朱普橡胶园采取行动，对于割断胡志明小道的打算也颇为赞许。他请莱尔德在一月初到东南亚进行计划中的访问时，再研究一下这一想法。

莱尔德总是瞻前顾后，他深知国内反战压力高涨，但是他也赞同采取可以减少撤军带来的风险的行动。他也许已经通过他自己的秘密渠道从穆勒和艾布拉姆斯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可能在老挝—柬埔寨采取行动的风声。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莱尔德支持割断胡志明小道的想法，认为这样做可以为我们赢得至少一年的时间。他认为南越军队在没有任何美国地面支持的情况下，首次展开重大攻势，会明确地证实，越南化取得了成功。尼克松深感宽慰，原则上批准了这两项计划，只待莱尔德即将进行的访问结束后，再作审议。

莱尔德自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开始进行他的访问，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和西贡都在继续进行策划，但其他高级官员都毫不知情。莱尔德回国后，尼克松于一月十八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再次召开会议。参加者除十二月二十三日那次会议的与会者外，还有罗杰斯和赫尔姆斯。和以前一样，唯一毫不知情的重要人物是罗杰斯，他将面对他的全体同事结成的联合阵线。赫尔姆斯无足轻重，因为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不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的。尼克松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认为，赫尔姆斯在表示了他的看法之后，不会公开加以宣扬。召开这次会议的托辞是听取莱尔德的访问报告。

莱尔德的表演无懈可击。他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越南化的技术性问题、即将举行的越南总统选举、泰国军队在老挝的表现以及监视在柬埔寨运送装备情况的必要性等。他实际上谈到了除旱季攻势外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问题。在听他讲话的人们完全失去戒备之后，莱尔德才把话题转向旱季行动，但是他首先谈到的却是旱季行动对加快撤军速度的影响，据认为这正是罗杰斯关心的问题。在莱尔德讲话的整个过程中，尼克松一直在作出赞许的表示，有时也装作惊讶的样子提点问题，逐渐把谈话引入预定的范围。

但是莱尔德并没有马上点题。他向罗杰斯描述了南越在柬埔寨的一次小规模行动，四千名南越军队士兵参加了这次行动，以打通从金边到出海口的四号公路；他逐步向罗杰斯提出了旱季战役的想法。然后他说明南越打算摧毁在朱普橡胶园的根据地的计划，而且很恰当地把它比作和前一年对柬埔寨袭击相类似的计划。由于莱尔德已经说明，不派美军参与行动，因此谁也没有表示反对这个计划。时间过去将近两小时，我们还是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这时尼克松宣布休息十五分钟，也许是为了欣赏一下他的顾问们表现出来的不寻常的和谐。

当会议重新开始时，莱尔德终于提出攻打车邦的想法，并出示了地图。他指出，第一阶段将从一月二十九日左右开始，美军占据南越境内沿九号公路的阻截阵地，并重新占领溪山作为挺进基地。第二阶段将从二月八日左右开始，南越部队沿九号公路蛙跳式地进入老挝。

这时轮到唯一剩下的没有事先与谋其事的主要官员表态了。罗杰斯的反应几乎就是四个星期之前莱尔德反应的翻版。他自我安慰地说，伤亡数字不会增加很多，并表示支持莱尔德提出的计划。他坚持说，要力争行动获得成功，这是至关重要的。莱尔德和穆勒明确表示有充分的把握。赫尔姆斯以前也没有参加过会议，而且他的意见对于尼克松来说并没有决定意义，但他却成为认真提出问题的唯一顾问。他指出，拟议中的行动在过去曾多次考虑过，但总是由于过于困难而遭到否决。后来我听说，四年之前，当时我们在越南的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曾认为，这样的行动需要使用美军两个军的兵力。虽然这时他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但却并没有在一九七一年向白宫提出过这种看法。

大势已定。尼克松初步同意着手执行。我制定了日程表，从一月十九日开始举行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首次在各部门全力配合下制订详细计划。

这种精心策划的方法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尼克松对他当时所选择的战略有清醒的分析，他勇敢地面对现实，认识到除非采取某种步骤使北越不能增强其力量，否则第二年南越的局势会发展到确实危险的地步。发动旱季攻势的想法是正确的，尼克松果敢地下令执行。但是，尼克松的办事方法有毛病，这一点很快就显出来了。由于把过多的时间、精力和才干都用在设法使高级顾问意见一致上面，忽略了对计划的缺点或对如何使其他的政府成员遵守纪律的问题进行研究。替魔鬼辩护是没有用处的。尼克松在每次会议上，为了得到可能反对他的人的默许，会提出许多修改，以致最终把他设法实施的复杂计划吞噬掉了。由于所有内阁成员都很关心国内对美国行动的反应，在每次策划在老挝的行动的会议上，尼克松总是同意削减参战的美军人数，并对我们的行动加上新的约束。这些步骤就个别而言可能是次要的；但是积累起来的影响在实际上——尤其在心理上——就很可观了。这种影响遍及各级指挥部，给战场上的指挥官必然带来踟蹰不前的感觉；他们必须把精力既放在他们的主要工作上，也得放在这些约束上。而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在战场上取胜。

总统不能以执行决定时的犹豫不决来消除一项有争议的决定带来的灾祸。在使用武力时必须认真体会俾斯麦的一句名言：“政治家在进入战争之初，本来振振有词；到了战争结束时，他的理由听起来却不那样有道理了。这样的政治家，大难将至矣！”领袖的根本抉择在于是否批准使用武力，如果他决定使用武力，他证明自己正确的唯一办法就是取胜。疑虑不能拿来作为为失败解释的理由。执行中的缩手缩脚会使对方占到便宜。失败者尽管失败得不厉害，也不会受到赞誉。总统一旦决定使用武力，就别无选择，只有以最大的决心付诸实施，并把这种精神传达给所有执行这一决定的人。任何国家对于无意坚持到底的军事冒险或外交行动一定不要鲁莽从事。

在处理比较直截了当并可以通过一次像我们在柬埔寨那样的果敢行动就获得解决的军事问题时，尼克松治理国事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在派遣一名可靠的同事，带上一个短小精干的工作班子，采取有目的的单枪匹马的外交行动时，例如打开对中国的关系，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以及对付苏联的各种外交行动，这种办法也是有效的。在需要进行长期军事努力时，如在老挝；或者当外交行动过于复杂以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处理不了时——例如印巴危机——就会出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一致意见或者甚至无法达成谅解，也不可能实现连贯性和承担义务。在作出关键性决定时被排除在外的部门很可能会指责说，这是官僚机构在一意孤行。如果只有极少数人了解总统的意图，而其中又只有一部分人同意这些意图，往后就会在争吵、分裂或（通常是徒劳无功地）试图执行纪律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虽然主要原因在于总统复杂的个性，但我作为这些办事程序的组织者和原动力，当然也对其中的缺点负有责任，正如我曾经由于政府的成就而受到过也许是不恰当的赞誉那样。

一九七一年所发生的情况是，一旦罗杰斯遭到他手下的专家们的竭力反对，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一月十八日两次会议上政府各部门的一致意见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到了一月二十一日，事情已经很清楚，国务院裹足不前了。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上，副国务卿亚历克斯·约翰逊开始表示反对，但并不否定原来的决定，而是使它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这是约翰逊拿手的官僚手腕。拖延的办法是，坚持要事先得到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的同意。

这是一个古怪的论点。北越悍然违反两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占领老挝部分领土已达十年之久。他们实际上占领了沿边界线的全部领土以及老挝南部的大部分地方，作为在越南作战的后勤基地。多年来老挝政府的法令在南部都是无效的。原来的人口就很稀少，而且都已被北越赶走了。我们轰炸胡志明小道至少已有五年之久，梭发那只是予以默许，但没有正式表示同意。熟悉梭发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欢迎我们的行动，但又不敢表示赞同，因为这会使他无情的邻国得到一个进一步升级的借口。这位领导人手下的官员都不能进入自己国家的南部，而且在北越进逼北部的情况下他只不过是在苟且偷生；设想我们进攻一个以南越为目标的后勤基地的合法立场，还需要得到他的赞同，这个想法真是太离奇了。只要稍稍熟悉梭发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会欢迎这一行动，但不会希望事先有人找他商量。他宁愿采取的立场，正是西哈努克对于轰炸庇护地区的立场。由于没有老挝官员在南部，他不了解情况，因此不能为任何一方的行动负责。

结果是，我们和在万象的大使馆文电往来，商量怎样去和梭发那谈这件事，花费了好几天；而这当然正是提出这一想法的用意。使我们的官员中至少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失望的是，我们驻老挝大使麦克·戈德利报告说，梭发那可能给予默许，只要我们不断把情况告诉他。我们指示戈德利，设法获得更为具体的赞同。梭发那深知，他的国家的生存，有赖于北越的失败，他再一次使反对我们在老挝采取行动的人大失所望。只要这次行动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星期，他就给予有条件的同意。我们又把戈德利派回去，更正式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梭发那懂得他的国家的利益所在，拒绝违背良心说话。不论试探他多少次，他都不表示反对这次行动；这就意味着，他心里是欢迎这次行动的。

事情变得很明显，国务院反对的不仅是程序上的问题。罗杰斯和我谈过几次话，他的意思已很清楚。因此，我向总统建议，请他克服那种不愿意和自己朋友争辩的心理，再召开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成员的会议。会议预定在一月二十七日举行。

会议举行之前，在一月二十五日，我和海军上将穆勒一起，审议了军事计划。我提出——也许已经太晚了——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如果割断胡志明小道可能起艾布拉姆斯所认为的那种决定性作用，北越将会顽抗。他们甚至可能正等着这个机会来挫败南越。而且车邦位处交通枢纽，可以很快地从北越和南越调兵增援。我们能让南越承担起多大的伤亡风险？他们的作战还能维持多久？考虑到南越师的机动化程度极低，补充兵员从何而来？这些师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艰苦的作战，在这个时候，他们第一次失去美国顾问和美国空袭指挥官，会有什么反应呢？而且在这种新的指挥程序中，我们能够肯定我们的空中支持会是充足而又及时的吗？如果目标如此重要，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我们的空中力量呢？我向尼克松提出一份备忘录，其中包含有这方面的问题，以备和穆勒进行研究之用，并安排好在一月二十六日和他们两人会见。

事实上，尼克松没有按照我的建议明确地提出问题，但是他以自己婉转的方式设法谈到了所有的问题。穆勒在作出保证时语气是坚定的。如果敌人顽抗——他们很可能这样做——美国空中力量将封锁整个战场，并造成难以恢复的重大损失。如果敌人不顽抗，他们的供应系统就会被摧毁。这次行动会保证越南化获得成功，并增强我们加速撤军的能力。割断敌人供应，会有助于柬埔寨政府争取生存的斗争。总而言之，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万事俱备，尼克松在一月二十七日和他所有的高级顾问——罗杰斯、莱尔德、赫尔姆斯、穆勒、黑格和我——进行会晤。和往常一样，会议的一半以上时间是用来谈论无关紧要的问题的，如怎样就美国在柬埔寨的空中行动提供证词；对于南越采取小规模行动，打通柬埔寨的四号公路，应该如何对待公众的反应；总统在去年六月曾发表谈话，断然放弃除以封闭通道为目的外的美国在柬埔寨的战斗行动，其确切含义是什么；按计划将在柬埔寨的朱普橡胶园采取的行动。

如此这般地谈论了大约一小时，总统请海军上将穆勒报告关于进攻车邦的计划。穆勒的报告大体上和他向总统作的汇报内容相同。穆勒讲完后，尼克松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总得让罗杰斯出头露面。罗杰斯谈话异乎寻常地有力，他认为这次行动风险太大。敌人有关于我们计划的情报。仗是肯定要打的。当我们在越南驻军五十万时，我们不肯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因为我们当时认为力量不足，但是现在我们却要求南越来采取这一军事行动。如果西贡遭受挫折，我们会有把前一年的收获全部丢光的危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动摇阮文绍的地位。然后他以不太能说服人的口吻，提出需要得到梭发那赞同的问题。他认为，由于这次行动，老挝首相很可能被推翻。

除了最后这一点，罗杰斯的话是击中要害的。不幸的是，尼克松简直就不认为他的国务卿的头脑是清醒的。去年讨论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问题时，他听到过类似的反对意见，但是那些预料中的可怕的意外情况，一次也没有出现。至于军事上的把握，他相信艾布拉姆斯和穆勒的话。他听戈德利说，不论梭发那公开可能采取什么立场，他是持同情态度的。因此，他下令立即执行朱普行动以及车邦行动的第一阶段计划。（第一阶段是指由美军守卫通向老挝边境的九号公路。）但是他也命令海军上将穆勒研究，是否可以不调用空降部队进攻车邦，或者进攻而不由美军负责空运。（这里的问题在于：运送南越军队的直升机在着陆时是否构成库珀-丘奇修正案所禁止的“在老挝的地面战斗”。）熟悉尼克松的人都应该懂得，一旦他的话说到这个地步，就再也说服不了他。他既然下令执行第一阶段计划，就必定会下令执行第二阶段计划，不论他在最后下令之前需要费多大的周折。但是，并不是全体与会者都了解尼克松的。连穆勒这样的老搭档也不能肯定，尼克松实际上已在那一天下定了决心。他要求进一步研究空降部队行动问题，给人以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印象，在军事系统里逐级下达的时候，一定会被人夸大。

又一次军事行动即将开始，这自然激起国会和新闻界的反对。六十四名众议员在阅读了关于美国为了支持南越在柬埔寨的行动而进行空袭的报道之后，在一月二十一日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动用经费为在柬埔寨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提供美国的空中或海上的战斗支持”。显然，他们的说法是，河内有权拥有不受干扰的庇护所，以便从那里进攻我们的盟国，并在金边建立共产党政府。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和马克·哈特菲尔德，以及另外十九名参议员，重新提出了拟议中的从越南脱身法案；由于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法案要求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不是六月三十日）撤出一切美军。

随着老挝行动的第一阶段开始，国防部要求，并得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同意，把军事调动的情况向西贡报界进行介绍，但规定不供发表；这样就可以既保密，又防止报道上的失真和差错。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天真的错误。官方的情况介绍反倒使走漏消息日益严重。西贡记者团可能不发表这些消息，但是他们可以自由地把基本事实告知他们在华盛顿的同事，而后者是不受约束的。华盛顿记者团和电视网的表现是不同凡响的，他们不仅竭力暗示，盟国即将在老挝采取行动，而且把禁止发表消息本身也当做一条大新闻来报道，说这是欺骗和隐瞒的罪恶阴谋。

不久就发表了社论。《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在二月三日对计划中的行动表示不安。《华尔街日报》在二月五日也参加进来，而且不甘落后的《纽约时报》又补登了一篇社论，强调指出，想切断通过老挝的供应线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可以割断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纽约时报》的统计家显然和中央情报局的统计家不一样，后者曾经估计，在这次旱季里，有一万八千吨物资已经通过车邦。许多别的报纸也加入了大合唱。国务院在二月一日以艾布拉姆斯向西贡记者团介绍情况时采用的同样的原则向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艾肯介绍了情况，结局是一样的，不到二十四小时，消息就传出去了。

对于尼克松来说，这一切真是使他太容易回想起一九七〇年关于柬埔寨的经历了。而这次和一九七〇年一样，他缩回到他的贝壳里，寻求他认为支持他的政策的顾问们的支持。我在二月一日向阿格纽、康纳利和米切尔介绍了关于老挝行动的情况。我向他们详细陈述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包括我自己赞同这次行动的倾向，以及罗杰斯一月二十七日发言的详细摘要。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他们赞同进行这次行动，实际上找他们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第二天上午，二月二日，我交给罗杰斯、莱尔德和赫尔姆斯一份长达五页的备忘录，其中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并包括了罗杰斯一月二十七日的论点；我请他们发表意见。没有人发表意见。尼克松在当天下午五点会见了罗杰斯、莱尔德、赫尔姆斯、穆勒、黑格和我。没有人发表新的论点。

那天深夜，在白宫聆听过歌唱家贝弗利·西尔斯的演出之后，我又见到了尼克松。这次会见若不是翻阅日记我早已忘却了。日记中说，我建议他再次研究一下拟议中的行动，不论这次行动无疑地在军事上是多么有利。人们对这次行动已经不会感到意外；我们的政府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尼克松似乎很轻松，他好像对于和苏联人举行最高级会谈更加感兴趣。

但是，尼克松一旦走上一条他认为是坚实可靠的道路，一般是不肯知难而退的。二月三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他对我说，他决定继续干下去，并情愿在国内和对苏关系上蒙受损失。然后他召见米切尔和康纳利，他们都劝他进行下去。从十二点半到下午两点，海军上将穆勒和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向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介绍情况。尼克松信步走了进来，把我们三人都带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继续商谈。斯坦尼斯也认为这次行功是有道理的，这时尼克松下令“执行”。我把这道命令扣压了几个小时，以便再一次由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进行研究，并再一次和总统商谈。到了下午六点，我把总统的决定通知了总统的主要助手们。

南越军队在二月八日越过老挝边界，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行动。参议员托马斯·P·奥尼尔，以及三十七名联合提案人，在二月九日提出了一项法案，不仅禁止美国直接干涉老挝，而且也禁止美国对在老挝的任何军事行动给予任何支持。我们开始演希腊悲剧中的又一场戏，使我们这次全国性辩论的每个参加者，都按照自己的逻辑，造成了全国性的瘫痪状态。老挝行动的目的在于既保存了南越的生存机会和我们的国际信誉，又使我们能够更快地从越南脱身。这场辩论的主题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每年撤军十五万的政府是否可能具有取胜的决心（胜利一词早已变成一个附加词）；既对盟国履行义务，又要结束战争，这种努力是否实际上是一种为了无限期地把战争继续下去而使用的托辞。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国会通过的决议像潮水般地涌来，千方百计扼杀一切灵活性或行动上的自由。

“兰山719”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是在将信将疑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并受到各方面的非难，然后又在一片混乱的状态中付诸实施。不久后，情况就清楚了，我们多次聆听过的、说得头头是道的宏伟计划，只不过是参谋人员的纸上谈兵，而不是军事现实。作为访问过越南的人，我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越南化计划取得的最确定无疑的成就之一，就是我们把介绍军事情况的技术传授给南越人了。我把这种介绍情况戏称为“痴人说梦”，其实质是，用大量事实，以无比自信的口吻，把听众弄糊涂，使他能够跟得上、听得懂就算万幸。在一系列图表、示意箭头和统计数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失去了就内容提出疑问的机会。他从杂乱无章的材料中总算提炼出一个问题来，并深感自豪，因此也顾不上去坚持要求一个有道理的回答。

南越的作战计划是经过我们的军事指挥员批准的，而且无疑是研究过的。这项计划明确地预测，会迅速地切断小道系统，接着系统地破坏整个后勤结构。但是从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南越师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来进行“兰山719”行动所要求的那种大胆进攻。南越人把这次行动称为“兰山719”。[11]他们擅长在南越进行静态防御；他们的进攻行动通常是为了绥靖的目的在农村进行无阻挡的扫荡。这次他们被送到异国，而且第一次失去美国顾问和美国空袭指挥官的帮助，却被送去和主要供应基地就在附近的可怕的北越师对阵。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展行动，这招致北越人采取事先摆好阵势的打法；正如我在二月二十二日向海军上将穆勒指出的那样，北越人是擅长这种打法的。我提醒说，如果南越人继续采取这种防御策略，他们可能会被赶出老挝。

至于我们，到了一九七一年，我们在西贡的指挥部专心致志于下列工作已近两年之久，即既要重新部署兵力又要防止出现灾难。诚然，就在老挝行动正在付诸实施的时候，要求指挥部撤军六万，它简直是难以兼顾：既要撤军，又要执行进攻行动。它保持了沉默。而南越的作战指挥部就设在离车邦五十多英里的一个安逸的永久性基地上，它没有建立特殊的指挥结构，以进行有人向华盛顿报告说是“决定性的”行动；它没有试验过，究竟南越的空中指挥官是否能够代替美国的空中指挥官。等到我们发现许多南越人不会说英语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没有经过考验的南越师失去了大部分原来的计划赖以控制战局的空中支持。由于一切照常进行，这次老挝行动不得不和在印度支那进行的其他任务争夺财力。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的努力受到了挫折，而且对于出现决定性转折所寄予的希望也破灭了。

第二阶段行动在二月八日开始后，我们日益明显地看到，只是在每天早晨一位不幸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校向我介绍情况时，事情才和原来的计划有相似之处。当事情变得不妙的时候，通常的办法是，设法不让政府最高级官员知道，希望问题会消失。这样做的理由是，让华盛顿知道过多的原始事实可能使人惊慌失措。但是问题并未消失。无法掩饰的现实是，南越部队在渗透达到八至十英里时，简直就是止步不前，并挖掩体以自保。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是在切断供应线，搜寻贮藏物，还是在坐等北越的进攻。

军事指挥官和大多数政府官员一样，总是喜欢对自己的计划作出很大的许诺。尽管这次军事行动已经明显受挫，在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之间，在六次不同的场合，有人向我提出保证开进车邦的新日期，但都没有实现。我于是在二月十三日开始要求海军上将穆勒指示艾布拉姆斯将军“把南越部队的实际流动情况和每个阶段完成的时间同原计划”进行比较，“并说明二者差异的原因”，以便对形势作出评估。艾布拉姆斯将军一直到二月十六日才作出答复，提出一些主要和敌人防空炮火有关的技术原因，在一个外行人看来，这些问题在原先制订计划时本来是可以预见得到的。艾布拉姆斯最后乐观地表示：“我相信最初规定的任务终将完成。”

但是在后来的四天里，情况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从战场上传来乐观的报告，但远与战斗中明显的僵持的局面不相一致。一直到三月十八日这一军事行动结束时华盛顿才发现，阮文绍总统曾在二月十二日命令他的指挥官在向西推进时要小心从事，而且规定一旦伤亡达到三千人，就立即停止全部军事行动。由于可能有河内的人打进了南越的高级指挥部（河内对南越高级指挥部内情的了解比我们清楚得多），他们一定知道这一情况，因此能够采取旨在造成最大限度伤亡而不是争夺地盘的行动。我们如果事先知道有过这样一项命令，白宫就决不会批准这个车邦计划。

我在二月二十日再次要邦克提出他和艾布拉姆斯对形势的估计，我补充说：“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这次行动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地盘或给养，而在于尽可能破坏和切断这条小道本身。”为此，艾布拉姆斯和邦克拜访了阮文绍和他的参谋长高文园将军。邦克大使就这次谈话提出报告说：“结束谈话时，我们两人都感到，毫无疑问，南越军队是坚定的，他们决心把这次行动进行到底。”就在那一天，我由于放心不下，要求黑格亲自到越南去作现场判断。但是由于莱尔德和穆勒都表示反对，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他们两人认为，白宫派专人去，等于表明对艾布拉姆斯缺乏信任，这一点他们不能赞同。

二月二十三日那天，正好穆勒不在华盛顿，按照资历，威斯特摩兰将军代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趁这个机会，要求举行一次情况介绍会，实际上我是想听听威斯特摩兰的看法。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规定，白宫只能同联席会议的主席打交道，而不能同个别参谋长打交道。因此，以前我们没有机会直接找威斯特摩兰。

威斯特摩兰看起来就像是美国军官的标准形象：身材修直，面貌英俊，态度认真。他和许多同事一样，在投身越南战争之初是满怀着自信和乐观的，但是只落得个茫然和沮丧的结局。他接受了军官手册中没有过先例的各种限令，去对付采用我们的军官学院没有教过的战略的敌人，不久就陷入自从南北战争以来一直是美国指挥官的致命伤的困境：以后勤代替战略。

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样的难得而明显的例子以外，当代的美国将军们总是宁愿依靠投放大量作战物资来耗垮敌人，而不是依靠大胆地打击敌人；依靠优势的物力，而不是依靠高超的谋略。在这方面，他们反映了我们非军事化的、以技术为中心的社会的偏向。但是，对付一个只有按他自己的条件才肯打的敌人，消耗战是不能取胜的。越南的地形条件、游击战的特性、庇护地区的存在，这一切加起来，使威斯特摩兰不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耗垮他的对手。相反地，隐身在居民之中，并能够选择出击时机的北越人，却耗垮了我们。然后就是一九六八年的新年攻势，虽然这是北越在军事上的一次惨败，却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胜利，使我们走上撤军的道路。（为了公正起见，必须强调指出，威斯特摩兰是在受到政治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这些限制使他不能采取任何可能被证实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大部署——例如，在一九六七年就封闭胡志明小道。）

不论威斯特摩兰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那些曾经勉强受到公众赞扬但后来又由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受到公众责骂的人们所受过的怠慢，他算是经受住了。不论谁出了差错，都会变得湮没无闻，而且因为只是功亏一篑才没有青史留名，这种湮没无闻的滋味就更加令人难受。威斯特摩兰坐在陆军参谋长豪华的办公室里，考虑着购买军火的问题。由于他的职位，他享受着延期退役的待遇，但是他没有受到制定政策的人们的理睬。他曾英勇地指挥过这场战争——虽然并非常胜，但从来没有人征求他对这场战争的意见。关于拟议中对车邦的进攻，没有单独征求过他的意见，虽然有人告诉我们，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一起表示过同意。

我在二月二十三日会见了威斯特摩兰，他的看法很悲观。他认为投入老挝行动的兵力不够充足；他自己曾经认为需要用四个师美军的兵力才能拿下和守住车邦；南越投入的兵力连两个师都不到。而且他还认为，正面进攻不是破坏小道系统的最好办法。他建议从溪山抽调空降部队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以便在多处切断小道。这样可以使共产党的供应系统陷入最大限度的混乱，而且，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样做所冒的风险亦小得多。即使威斯特摩兰对他的继任者有一种天然的偏见，他的话在我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莱尔德和穆勒却不以为然，他们的理由是，在考虑计划的时候，威斯特摩兰并没有表示反对。他们深信，艾布拉姆斯如果知道他的前任在放马后炮，一定会感到不高兴。他们坚持战场指挥官享有自主权这一空洞原则。但是指挥理论不能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即弄清我们要破坏共产党供应系统的目的是否正在实现。我们的行动无疑产生了一些效果。在战斗中消耗掉的给养在较远的南方将得不到补充。关于找到贮藏物的报告，不可能全属虚构，虽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和上一年在柬埔寨的行动相比，声称找到贮藏物的那种炫耀劲头要差得多了。

除此之外，事情就难讲了。每天都有人告诉我们说，正在切断小道。但是沿着小道的自动感应器却报告说，在某几段小道上，运输量还是不小的。每天早晨向我汇报情况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校辩解说，这是因为在战争的压力下，敌人加紧在小站之间往返运送给养。我觉得这话说不通。事实真相可能是，给养的运送速度放慢了，也被消耗掉了；但并没有中断。

对战役进行病理学研究是件有趣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题目，那就是：判断追求目标到什么程度就成为盲目迷恋了。对拿破仑来说是莫斯科，对德国人来说是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对英国人来说是加利波利。这些地方在战役的原定目标早已达到之后，还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日益增多的物力。车邦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是规模小得多了。我在二月二十四日向汇报情况的军官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我们要进攻敌人有准备的车邦呢？在更往南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切断小道吗？（二）为什么我们不绕过车邦往西推进，并发动一次直升飞机的进攻，以切断二十三号公路（和泰国边界平行的一条公路）？（三）如果我们决心拿下车邦，为什么不投入更多的后备力量？他们的答复只是把原定的行动计划重复一遍；他们告诉我的是我们正在做些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到了二月末，北越调动四万多人的兵力投入战斗，这个数字比我们得到的报告中预测的可能数字要大得多。[12]西贡的兵力，由于各守一方，却没有什么变动。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二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指出了这一危险，并且质问当时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空军将领约翰·沃特，继续从正面进攻车邦究竟有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收到的报告没有说是什么道理。”由于事实真相是捉摸不定的，要解释我们的政策已经成为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我开始怀疑，甚至连五角大楼也不了解情况。

我在三月一日通过秘密渠道直接发电报给邦克，表示关切：

自从这次行动开始以来，总统收到了关于对计划进行各种修改的报告，这些修改是由南越部队所面临的一系列非常实际的困难所造成的。他从报告中发现，战场上的情况以及有关的作战报告和预测的情况之间是有距离的。具体地说，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下述境地：

（一）最初向总统汇报说，在开始进攻后四至五天内，南越部队将攻克车邦；

（二）到了二月十五日，总统被告知说，由于天气、给养问题、九号公路上的情况以及敌人的抵抗，会把实现这一目标的日期推迟八至十天；

（三）然后，总统又被告知说，车邦已不太重要，因为一切通过车邦的公路都已在车邦东南的地方被切断了；

（四）然后，又告知总统说，将修改兵力部署，用两个团的兵力沿九一四号公路和北面高地的一根位于西北方向的轴线发动进攻，其目的在于攻克车邦。

自从收到上述各种看法的有关情况以来，战场上的情况并没有证实我们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在这里引起了对整个行动的前景的关切。使我深感关切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敌人显然已经投入全部力量的时候，南越部队投入这次行动的力量却是有限的……

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固守城池。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断在事实面前遭受挫折，惊慌情绪恐怕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我们在西贡的指挥部在六年的战争中收到焦虑不安的文职官员拍来的这种劝说性电报已经不计其数了。他们的倾向是不理会那些头脑发热的华盛顿决策者们，继续坚持下去；过去用这种办法度过了许多危机，现在又何必要改变做法呢？邦克在三月三日拍回一封安定人心的电报，叙述了阮文绍和高文园对于胜利有献身的气概（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在这种行动中，人们不能拘泥于事先形成的关于理想做法的设想。必须保持足够的灵活态度，以适应可能由于天气、地形或敌人战术的变化而造成的千变万化的情况。”这个说法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却并不解决我们的严重关切；这种关切不在于做法方面，而在于：我们不论采用什么计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破坏敌人的集结呢？他的结论似乎使我们放了心：“艾布拉姆斯将军和我都相信，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定将影响敌人在南越的活动以及我们原先设想的撤军行动。”

后来有几天，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在一些南北越部队交战的战役中，北越人勉强退让了（如果我们得到的报告是可信的，情况至少是这样）。在三月三日朝车邦方向发动了新的进攻，到了三月六日，南越人逼近目标简直到了已经可以声称攻克的程度。但是不久，人们发生怀疑，他们要攻克车邦只不过是为了可以不丢面子地从老挝全部撤退。到了三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告诉我们说，已经占领车邦地区的南越指挥官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急着想要撤退。

这个要求和我所理解的关于这次行动的任何设想都是背道而驰的。没有理由为了占领一个偏僻的老挝小城三天去冒这样大的风险。这次行动的全部用意在于：破坏北越的小道系统，使它不能在旱季的大部分时间里被使用，并毁坏一切找得到的贮藏物。我在三月九日提醒邦克注意这个问题，于是他和艾布拉姆斯再次拜访了阮文绍，他们得到了一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的澄清：阮文绍没有从老挝撤军，他只不过是在轮换他的部队。他将撤走他的战略后备力量，但是会用新的部队补充上去。这些新的部队将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搜索贮藏物，然后将沿着九一四号公路通过六一一号共产党根据地朝东南方向撤退，并摧毁沿途的共产党供应系统。

有两个因素使我产生怀疑。阮文绍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说的是哪些新部队，而且我们也不能想象出来可能是哪些部队；我们肯定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新部队。过去十多天来，我们一直要求他把第一军区的另一个师——第三师——调来。阮文绍拒绝了，他认为——尔后一年的情况发展证实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第三师不是久经沙场的北越人的对手。那么，补充兵员从何而来呢？参谋长联席会议每天早晨派来向我汇报情况的那个可怜的上校成了我嘲讽的对象。他每天对我宣读官方的情况，但是大量事实却证实南越人实际上在撤出老挝。他们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托辞，说明他们为什么试图通过六一一号根据地撤出。我们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是南越人的伤亡已经达到阮文绍规定的限额：这次行动已经结束，虽然他们不告诉我们。

这时，我坚持要派黑格去亲自了解情况。莱尔德也已经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他急于要别人分担责任，于是很快就同意了。同时，我在三月十八日通过秘密渠道向邦克拍了一封电报：

我希望阮文绍懂得，他不应把美国总统的信任这笔本钱随意挥霍掉。而且这可能是他得到大量美国支持的最后机会了。

到了三月十九日，黑格抵达越南，消除了所有的幻想。他报告说，经过三个星期的连续战斗，两个南越师的指挥官已经不想把这次行动再继续下去了：“我视察第一兵团之后深信，当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增派援兵和留在老挝不走的问题，而是迫切需要使南越军队懂得，必须在美军密集火力掩护下，以一种有秩序和战术上稳妥可靠的方式撤退出来。”

在那几天里，南越就开始大规模从老挝撤军。除曾经出现过一些惊慌失措的士兵抓住直升机的降落装置不放的个别不光彩的电视镜头以外，南越人脱身的方式总的说来还是过得去的。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白宫也难以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这些镜头更使这种可能性完全破灭，而且华盛顿消息闭塞，加上这次行动偏离原计划很远，以致无法及时获得其他不同的事实真相。

对柬埔寨的朱普橡胶园的进攻也同样没有结果。在杜高智将军指挥时，曾经取得一些战果，南越军队中像他这样进攻意识很强的指挥官还是不多的。但是杜高智在二月二十三日因直升机坠毁身亡，这次行动就使南越人陷入那种他们所特有的小心谨慎的状态之中，反而招致了它企求避免的那种后果。这次战斗行动逐渐停息了，尽管在柬埔寨的一个城镇斯努附近受到一次局部的严重挫折。

一九七一年的旱季攻势是个分水岭。它标志着美军在印度支那参加的——即使只是作为支持者——最后一次进攻性行动。它显然没有实现我们的全部希望；但它也并没有完全失败。像在越南问题上经常遇到的情况一样，事实真相是介乎政府的宣告和批评家们的谩骂这二者之间。对车邦的进攻给北越后勤集结造成破坏的程度，还不足以阻止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发动攻势。但是它延缓了这场攻势，使它推迟好几个月，一直到旱季快结束时才开始，而且把攻势最大限度的波及面限制在离北越最近的一些地区。一九七二年敌人进攻的主要锋芒来自非军事区的那一边，河内在那里作战，供应线最短，受到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影响也最小。北越人在一九七二年越往南打，力量就越小，因为在前两年，我们的行动破坏了他们的庇护地区和供应系统。事实上，南越地面部队和美国空中力量的结合，使我们能够勉强地缓冲一下北越在一九七二年发动的攻势。如果不是由于进攻老挝和柬埔寨造成对敌人的消耗的话，这本来是不可能办到的。在我看来，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的两次战役，在一九七二年拯救了我们。

同时，对老挝的进攻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原因有好几个。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对于南越人的作战情况的了解，远不如对于我们自己来得细致。如果动用的是美军的兵力，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绝不会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去进攻北越，勉为其难地把战争进行下去。由于来自华盛顿的各种压力，我们在西贡的指挥部已变成了专门负责重新部署兵力的总部了。这一次突然要求它对于分别在两个相距很远的战区进行的复杂进攻行动加以监督，同时又要按照一个它也不以为然的时间表撤军。法律还禁止它派遣自己的地面人员随着南越军队前进，哪怕只是为了协调我们自己的空袭行动，也不允许。由于预算遭到削减，我们空军出动的架次也受到限制。我们在西贡的指挥部做事又很死板，它没有打破常规，从而保证决定性的行动可能获得成功。华盛顿则按照习惯性思维方式办事，它更多地注意对付国内批评它的人们的抨击，而不是对付战场上敌人的攻击。

至于南越人，在老挝的行动暴露出他们的许多老毛病。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是抽象的，在计划中亦毫不考虑当地情况，一味生搬硬套我们的指挥参谋学校中教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怀疑南越人是否真正理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当然不是车邦或其他地理上的战利品。我们的目标是在整个旱季延缓北越的物资和后勤运输，以便减弱一九七二年攻势的锋芒，因为那时美军只剩下一部分部队了。后来才了解到，阮文绍所要求的似乎是立竿见影，而不是长期的战略。最重要的是，南越人的军事组织中存在着传统的弊病。他们后备力量薄弱，除防守性战役外，经受不起重大伤亡。每个指挥官都懂得，他的政治势力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力量和士气，因此对于这笔本钱倍加爱护，似乎不愿为很长远的目标蒙受损失。南越人这次打得比以往出色，但是不容否认，没有产生效果。一九七一年的旱季攻势，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制止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发动的进攻，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次进攻的势头是被削弱了。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很可能在下一年又会面对另一次重大的军事上的挑战。

向华盛顿进军

就在这个时刻，公众抗议这只不甘心休眠的野兽——它是我们的噩梦、麻烦，而且很奇怪地也是我们的动力——又跳了出来。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国内辩论的主题谈到的是策略方面的问题；即使在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某些更宏大的目标，对立的观点有时也会找到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对根本的前提没有一致意见，这时反对的不仅是观点而且是动机，争论就可能带有内战的性质。

在老挝问题上，“信用差距”[13]与其说是政府的缺陷，毋宁说是反对派手中的武器。反对派故意追逼政府，以致受到困扰的政府官员不是作出一些后来被证实为谬误的预言（著名的预言“隧道尽头的亮光”是观察和判断上的谬误，但不是谎言），就是对于事实闪烁其词。这种情况又被滥用于破坏对政府提出的目标的信任。要求完全公布事实的呼声永无休止，但是却无法满足，其部分原因是华盛顿难以得到事实真相，如在老挝的行动；另一部分原因是只有甘冒失去成功的可能性的风险，才能够公布军事或外交计划中的某些成分。此外，许多批评者要求的当然不是事实真相，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炮弹。他们常常要求政府把他们已经得知的机密的内部情况公开发表。

有人在反战纲领中要求共同撤军，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两年前，有人要求我们象征性地单方面撤军，以表示诚意。从那时起，已撤出数十万美军；美军不再参加地面战斗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但是批评者现在要求我们无条件地规定一个最后完全撤军的日期。不久他们就会提出要把阮文绍撤掉，换言之，就是要接受河内的条件。

《华盛顿邮报》——它是一份反战言论比较激烈的报纸——在二月二十六日甚至反对尼克松说过的一句话：“只要还有一名美国战俘被北越扣留不放，我们的军队就要留在南越。”他们没有把这句话当作是一种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其实美国不会留下留守部队（这是几个月前已经在秘密谈判中作出的让步）。相反地，倒把它看作是承担了无穷无尽义务的表现。《华盛顿邮报》写道：“这也等于承认，尼克松政府并没有一个单方面的、不变的计划，以保证美国从这场战争中脱身出来……”但是要单方面地、一厢情愿地结束战争，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敌人的条件；如同河内明确表示过的那样，单方面撤军达不到这个预期的目的；它只会使河内继续扣留我们的战俘。通常支持我们的《华尔街日报》在三月三日也加入了大合唱。它分析政府在战争中追求两个目标——撤出美军以及保证在西贡的政府是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同时它提醒说，后一目标虽属可取，但不应抹杀撤军的必要性。《密尔沃基日报》在三月四日以更为生硬的方式表达了同一观点：“只要我们待在那里一天，南越人就会依靠我们。他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如果他们现在还不能自立，那就无可挽救了。美国不能再继续忍受这场血腥的、悲惨的和不道德的战争在国内造成的挫折和混乱状态。”

不久在国会中也反映出这些观点。从老挝的行动开始到结束，国会通过的决议不下五个，其目的都是在于限制总统对于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权，禁止为在柬埔寨和老挝的作战行动支付费用（我们的所有研究报告表明，这两次行动在越南战争中起了关键作用），或者为无条件撤军规定期限。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二日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从印度支那撤退一切美军，包括空军和后援部队。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和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以及十六名联合提案人一起，在二月二十五日提出一项法案，禁止美军在未经国会“事先的和明确的”批准的情况下，支持对北越发动进攻。这项修正案的意义不在于它对政府的意图加以约束，而在于它设法以法律形式使此时此刻正在派军队肆意蹂躏所有邻国的那个国家享有豁免权，从而也就使它没有任何必要把自己的防务力量关在家里。

从老挝撤军之后，新闻界和国会的压力都增大了。从四月一日到七月一日，参众两院一共进行了十七次表决，其目的在于限制总统指挥战争的权力，或者为单方面撤军规定期限。（这使全年此类表决的总数达到二十二次。）参议院在六月二十二日以五十七票对四十二票通过了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提出的“参议院的意见”提案，宣称“美国的政策是尽早结束在印度支那的一切军事行动，而且只要美国战俘获得释放，所有美军将早日撤出，撤军期限为法案付诸实施之后的九个月之内”。虽然这种“参议院的意见”提案，一般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这项曼斯菲尔德提出的提案却说明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悲剧：反对派不愿为自己的观点承担最后的责任，但是却会竭尽全力使政府不能奉行一项有连贯性的战略。

作为这种具普遍性的厌倦情绪的反映，人们越来越明确地主张，不论在越南问题上存在什么合乎情理的目标，它的重要性也抵不过国内对战争的反感。在两年以前，人们要求以越南化作为结束我们行动的手段；但现在，人们抨击越南化是在拖延战争。《生活》杂志在四月十六日批评政府不肯规定撤军期限：“对撤军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就等于是在打一场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战争……认为战争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的国家，也会认为这种前景是不能接受的。”《纽约时报》在四月二十五日宣称：“如果尼克松先生放弃越南化这种令人痛苦的妄想，并明确宣布他主张只要对方同意释放所有美国战俘并保证美军安全撤出，就在规定期限内早日撤出在越南的所有美军，那么他就一定会得到公众广泛的支持。”一些持比较温和主张的人认为，在单方面撤军的同时，应责成阮文绍总统扩大政府的基础，和共产党“妥协”——好像他是作出让步的主要障碍，也好像实际上存在这种谈判的可能性似的。《纽约时报》在四月六日发表社论说：“西贡的选择在于，要么无限期地把战争继续下去，要么谈判达成妥协的解决办法。采取行动扩大西贡政府，而且一旦共产党接受停火就允许他们参加今年的选举，这些将是走向政治解决的有效步骤。”

有些以前曾在约翰逊政府中任职的官员，在他们任职期间连个有限度的撤军计划都没有提出过，此时却继续相信，作出单方面完全撤军的许诺将会保证早日实现和平。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竭力宣扬这种观点，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别的前政府官员亦成群结队地在国会进行院外游说活动，要求规定最后撤军期限。对前一年停火倡议的颂扬声一时间完全消失，代之以对政府未能提出新的倡议所进行的无情斥责，虽然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河内对我们的倡议已毫无兴趣。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河内一直坚持，除非我们解散西贡政府，否则决不结束战争。也没有人解释过，一旦规定了撤军最后期限，继续打这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以及当我们已经宣布放弃整个事业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为新的伤亡数字进行解释。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间，在华盛顿，群众举行了六个星期的示威游行：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反战集会（包括点烛游行、“以游击战为主题的戏剧”、国会听证会以及象征性地毁弃勋章的活动）；在政府办公楼中散发反战小册子；以及大规模的五一节活动，如怠工、捣乱和破坏行为，以便“使政府住手”。[14]

厌战情绪不只是批评我们的人才有。尼克松坚持他的方针，我也坚决维护这个方针，并不是由于我们想继续打下去，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同意，为了退出战争，居然不惜解散一个友好的政府（我们的上届政府组织了一场政变使这个政府上台），并把依靠我们支持的千百万人已经作出的牺牲视为儿戏。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向美国的母亲们说明：为什么在已为单方面撤军规定了期限的时候，还要她们的儿子去冒险。尼克松发现，要以落落大方的风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困难的。但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在演说中还是作了一番值得称道的努力：“问题很简单：我们是应该在明明知道我们的行动会把这个国家交到共产党手中的情况下退出越南，还是应该在使南越人有相当的可能性可以作为自由人民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才退出去？”[15]

大多数批评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感到厌烦，有的人还讥讽它是“无尽头的”义务，但是这丝毫不能减轻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作为全世界自由人民的堡垒的美国，不能因为厌倦就轻率地背弃一个小盟国、十年的义务、四万五千伤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所忍受的痛苦。如果我们草率从事，这些家庭曾作出的牺牲就会成为事后回想起来的无谓牺牲。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我在二月间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九月间，中东呈现出千钧一发的局势。无论哪一方，只要行动更冒险一些，本来是会爆发一场战争的……我们避免了中东的战争，依靠的也是我们坚定而克制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以过去（在东南亚）的行为建立起某种程度的信誉，在九月间我们坚定而克制的态度就不会有什么作用。

我们无法使国内的反对派相信这个道理。他们并不认为河内所作所为有任何不严肃或挑衅的地方。每逢政府提出一项主张，几乎总是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要出来加以贬斥，或认为这种主张带有欺骗性或是毫无意义的。每逢北越耍弄一次手法，不论是多么浅薄的手法，他们都认为是一次松动，只是这个一心想打仗的政府过于迟钝，才没有加以理睬。尼克松宣扬自己的主张，而且对他们作了一些沉不住气的批评，这当然于事无补。但是人们如果不愿意承认，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国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士认为他们为和平服务的最好办法就是诋毁自己的政府，就无法了解在越南问题上我们的悲剧。我在四月八日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曾经就这个我国最深刻的问题，作过扼要的叙述：

我记得在三年以前，人们通常认为，以谈判为结束战争的有效办法，是一种最开明的主张。

时至今日，许多人已经认为，以为谈判仍然可以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的想法，实在是太愚钝了。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我们应该以越南人代替美国人打仗。现在这种主张也受到了攻击……

我们认为，必须给南越人一定的机会，让他们自立。而且，经过这七年的战争和四万美国将士的伤亡，如果美国总统还故意把南越交给共产党，这样做对国家所造成的后果，将使我们在今后许多年内深受其害，即使这种解决办法使我们在当时感到一种暂时的宽慰。

我并没有放弃希望，总认为我能够弥合政府和批评者之间的这一裂痕。从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到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我私下会晤学生和举行抗议的青年人十九次，反战学者二十九次，参议员和其他知名的批评者三十次——总数共达七十八次，也就是每周一次还要多。其中许多人是昔日学术界的同行；有些成了新交的朋友。

一九七〇年我们在柬埔寨采取了军事行动，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他发誓要绝食到这次行动终结之日，或者到他能够向总统当面陈述他的看法时为止。此人名叫布赖恩·麦克唐奈。他每天和他的朋友一起在白宫对面隔着宾夕法尼亚街的拉斐特公园里静坐一小时，以表示他们愿意为结束这场战争而牺牲自己。一九七〇年六月初，由一位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建议，我未经白宫许可，便到麦克唐奈在乔治城的简单住处去拜访了他。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结论，却被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我对他说，他是在为一个已经实现的目标而牺牲自己。已经作出决定，要撤出柬埔寨；我向他保证，我们会付诸实施。此外，他不能指望通过道义上的讹诈而见到总统；如果他停止绝食，我会尽力安排他会见总统。他停止了绝食。我们也按期撤了军，但是我怎么也没有能够劝说尼克松接见他。

以后我和布赖恩常见面，通常在我的办公室里，总是避免惹人注意。他常和他那不平凡的妻子艾丽斯同来。艾丽斯是一个在费城的黑人区做社会工作的年轻黑人妇女。几个月之后，在黑人区的一次无端的杀人事件中，她被残酷地杀害。憎恶暴力的文质彬彬的人物，竟遭此毒手，实在残忍！我私自参加了她的葬礼。

一九七一年初，布赖恩产生一种极为浪漫主义的想法。他建议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见面，讨论战争和我们的社会问题。我把他们请到白宫。这些朋友原来是一名修女和两名普通的天主教徒。他们被指控为参与了一次所谓企图绑架我的阴谋的未被告发的同谋犯。后来报界通过麦克唐奈的一位朋友得知这次会晤的情况，我便受到秘密警察和司法部长的训斥，要我作出解释。

一九七一年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和布赖恩以及他的朋友在白宫战情室会晤。我们力图为造成我们社会分裂的隔阂搭个便桥。他们斯文地表达了他们深刻而又激烈的反战主张；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结束战争。我的问题是怎么把一些不管是多么深奥的不完整的想法变成政策。我们的问题是，政治家与预言家之间，实干家与追求不朽真理的人士之间，总是谈不到一起。

我觉得，这些憎恨一切杀戮、一心一意、始终如一的和平主义者，比那些只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不谴责北越或印度或苏联的军事行动的有偏颇的道德家们，更受到我的尊重。麦克唐奈认为，由于我们继续打越南战争，在道义上我们正在瓦解自己；我们正在毁坏治愈社会创伤的一切机会。我们正在助长这种想法，认为人的生命是不值钱的，是无关紧要的，只有权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认为情况恰恰和他所说的相反。牺牲朋友，从而使所有依靠我们的人的信心发生动摇，这是不会确立我们在道义上的地位的。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患一种病症，其痛苦远远超出越南的范围。人人顾影自怜，私下里的那种忧伤的感情就如同参加一场圣餐仪式时的感情一样。会议快结束时，我设法说明这场对话是议而不决的、令人沮丧和痛苦的：“总得有人，我不知道应该是谁，在关心局势的人们和左右局势的人们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我承认，政府、掌权者以及能够左右局势的人应该搭五分之四的桥。但是，其余的五分之一必须由你们来搭，而我甚至还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明，应该设法去搭这座桥。”

美国政府深感前景凶多吉少，但是出于对国家的长期利益的祝愿，认为世界自由国家人民的安全，会由于一种基本上自我欣赏的退让行为而受到危害。我们不能把上千万的东南亚人民就这样推向我们明知是压迫成性和残酷的统治。我们准备接受最低条件，但是我们不愿和我们的对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朋友，这样做会使我们的国家名誉扫地。而且如果我们接受河内的条件，也只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和我们的社会准则相符合的妥协；要么在一九七二年再去面对一场军事上的考验。

恢复谈判

我一心想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我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苦恼，以恢复它的团结和内聚力，没有别的目标是我更为热情地献身于它的了。尼克松对此勉强默认；我已经说过，他总是比我持更为怀疑的态度，认为要先在军事上摊牌，谈判才能成功。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在老挝采取行动之后，我们首先对一九七二年的军事前景作出评估，然后考虑应该怎样修改我们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以诱使河内采取灵活的态度。

在韦恩·史密斯领导下由我的系统研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军事结论，证实是相当有先见之明的。他们认为进攻老挝为我们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他们预测，由于我们在柬埔寨和老挝采取了行动，北越能够发动重大攻势的地区只有南越北部第一军区靠近非军事区的地方，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第二军区的中央高地。由于我们进攻柬埔寨，河内如果在第三军区发动攻势，也不会得到游击队的支持，因为在那里长期坚持常规的进攻是不可能的。至于第四军区，根本不存在主力部队进攻的威胁。由于在老挝的行动破坏了河内的后勤系统，在旱季的后半季节到来之前，不大可能发动进攻，可能不会早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初。（这一估计只有三个星期的误差；事实上，进攻是在三月底开始的。）问题在于，河内的估计是否也是这样；如果是的，河内是否还会在一九七二年发动一场进攻，进行一场赌博；或者会在一九七一年试图进行认真的谈判。

我脑子里带着这些问题，重返巴黎出席下一轮秘密谈判。当我们正在老挝作战时，谈判不可避免地冷了下来。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春水要求美军确定撤军期限；作为报答，河内将保证我们撤退时的安全和“商谈”战俘问题。我们没有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些方案，因为在上一年我们已经听说过了，也因为美国和河内之间单方面实现停火是难以想象的。河内对期限的认识并没有改变；一旦我们接受固定的日期，不论发生什么别的事情，时钟总归是要向前转动的。我们也懂得，如果河内有什么新的有意义的东西要提出，它会留到下次和我秘密谈判时再提。沃尔特斯将军在四月二十四日和北越人在巴黎进行了接触，建议在五月十六日“在新看法的基础上”恢复谈判。河内表现出特有的宽宏大量，一直等到五月十四日才答复。不难想象，如果情况倒转过来，我们让河内等了三个星期才给予答复，而且只是在对方提出的日期的四十八小时之前才给予答复，我们的批评家会说些什么。河内同意谈判，但是提出要在五月三十日才开始。我们的反建议是五月三十一日，一部分是由于不愿直截了当地接受河内提出的日期，同时也由于后勤和安全上的考虑。（这天是一次周末假期的最后一天，因此我离开住地不会被人注意。）

在这次谈判之前，我向尼克松提出一项我打算提出的七点和平纲领。虽然尼克松基本上持怀疑态度，而且害怕河内会牵制我们，但是他还是同意把我们的建议作为一项“最后的建议”提出来。事实上，它是一项到那时为止我们所提出的最彻底的方案，经我和洛德以及我的工作人员斯迈泽共同拟定，并得到邦克的赞同，而且还经过阮文绍同意。这个方案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谈判方案和我们的行动一致起来。

在拟定七点方案时，我们认识到，尽管我们单方面撤出大部分兵力，我们仍不能以这一行动来换取河内的全部撤退。我们会设法把留守部队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由于国会要求规定期限的压力不断增长——麦戈文-哈特菲尔德式的修正案得到的支持票越来越多，可以说明这一点——连这种退一步设想也迟早会变得不起作用。作为第一点，我们提出，愿意规定一个全部撤退的期限。我们放弃共同撤军的要求，只要河内同意不再向印度支那各国进行任何渗透。提出这个方案是设法使我们避免总是一味要求共同撤军，而同时事实上在单方面撤军。实际上，我们打算用撤出留守部队换取对方的停止渗透。从理论上说，如果北越部队得不到增援，就会衰萎。可以肯定，他们会违反不准增援的禁令（我们方案的第四点），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同时也违反了关于撤军的规定，就像事实上他们十年前在老挝所做的以及几年后在老挝和柬埔寨要做的那样。不论是什么协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决心使其实现。我们建议的第三点是，根据双方同意的最后时间表，在国际监督下（第五点），美军开始撤退时，在印度支那全境恰当地实现停火。我们的第六点要求保证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并由双方重新保证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公约》。我们重申我们的建议，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并作为美军撤退时间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立即释放一切战俘和无辜平民（第七点）。南越的政治前途留待南越人自己去解决（第二点）。不用多说，我们单方面撤军，是以在所有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的。只有在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开始计算期限。在本书的注释中，有这一建议的全文。[16]

这一建议标志着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外交斗争的转折点。诚然，它的实质内容在十六个月后被河内接受了。它把军事问题抽出来单独解决。即：美军撤退，停火，释放战俘。这是我就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之前，在一九六八年写的、刊登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做法。阮文绍在一九七一年迫于无奈，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使我们误认为，在一九七二年当他认为他正在获胜时，他仍然会欢迎这一建议。

五月十一日的谈判是在达迪路的那间阴暗会客室里举行的。美越双方的代表团，再一次面对面坐着，中间是一条窄窄的地毯和误解的鸿沟。这次谈判后来成为和北越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谈判。谈判进行了三个月，终于失败了，其原因是到最后，河内继续坚持要我们先推翻我们的盟友和建立起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它才会同意停火和释放战俘。

春水机敏过人，他不会不马上意识到我们在军事问题上的重大变化，但是他还在装糊涂。他仍然主张，“正确而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是，由我们规定一个单方面撤军的期限，而不要和谈判的任何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他的立场毫无退让，仍然是，即使我们规定了撤军期限，河内也只能“商谈”，而不能保证释放战俘；他们显然以战俘要挟我们，要我们推翻西贡政府。他也忍不住就我们摇摇欲坠的国内局势把我教训了一顿，于是我们进行了一场舌战：

基辛格：我们会管好我们的舆论界，但是你们也要管好你们的。

春水：因为你们的舆论界谈到了局势，我们只好也说明情况了。

基辛格：在这种会议上我不听这个。

春水坚持河内的政治条件，即：撤换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和别的“好战的领导人”。他甚至想在这方面帮我们一把。他根据自己对受控制的选举的毕生经验指出，即将在南越举行的总统选举，是我们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摆脱这个盟友的大好机会。

虽然我断然拒绝接受他所附加的政治性建议，他却显然很想继续讨论我们的新军事性建议，这使我感到，河内可能正在重新考虑它的政治要求。总的说来，春水比平时更为慎重地对待我们的主张。他一次也不曾斥责这些主张“没有新的内容”。他一再表示，河内将认真研究我们的建议。由于我们挨斥责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而认为这种最低限度的谈判前提是一种新的灵活性的表现。有一次他甚至说：“如果你的建议总的来说已被接受，那么，下一次我们就应该准备商谈所有具体问题。”他强调说，河内愿意谈判。他不再像平时那样坚持：没有充分的政治解决，停火是办不到的。他一再要求，再举行一次谈判。他破天荒地表现得不耐烦，提出了一个比七月一日早得多的日期。我们同意在六月二十六日举行谈判。我们不久后就得知，黎德寿已经离开河内来巴黎，途中将在北京和莫斯科停留。我们似乎第一次感到即将出现认真的谈判，而且还有别的迹象说明可能出现突破的。我们也在为我即将秘密访问北京（华盛顿在六月二日收到肯定的邀请）作最后的准备，而且我们还在探索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这是大有希望的时刻。

当然，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春水一直在巴黎作出逗弄人的公开暗示，以怂恿国会施加压力，要求规定期限。在六月三日的全体会议上，他一面重复说，政治和军事问题，是“两种关键的而又不可分割的问题”，同时又含混其词地补充说，撤军期限是“当前的关键问题”。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六月八日的晚餐会上，向与会的进行院外反战游说活动的律师发表讲话时宣称，他有“理由认为”，规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撤军期限，会换来战俘的释放。但是当春水自己在受到记者尖锐的提问时，却否认了这一点。卡尔默·罗伯茨在六月十日《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篇访问记后说：“美国和北越在巴黎和谈中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南越的政治前途，尽管最近在国会和别的地方，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撤出美军和释放战俘的问题上。”

也就是在六月，国会的一个院首次通过法案，否决政府对越南的政策。六月二十二日，在主要报纸发表社论的一片赞扬声中，参议院以五十七票对四十二票通过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要求总统在河内同意释放全部美国被俘人员的条件下，在九个月之内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这实际上起到了使我们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七点计划中有五点失去意义的作用。河内这下子懂得，它的冒险是可以有恃无恐的；如果这些压力继续增加，就没有必要去进行谈判，以便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实现停火，或保证停止渗透，或保证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如果它同意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很可能国会会强烈要求无条件全部撤出美军。

现在回顾起来，我怀疑我们为保密而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了。河内要求保密，因为它想使我国政府失去通过谈判争取舆论支持的可能性。我们接受了它的要求，因为我们认为取得成就比公布谈判内容更为重要，而且还因为经验证明，不论我们提出什么建议，批评我们的人还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向前走，从而有损我们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保密在一九七一年使河内欺骗了我们；但是把情况公之于众是否就会制止这种状况，或者甚至早就会造成谈判的僵局，这是一个永远也捉摸不透的问题。

最后，六月份，也是五角大楼文件被人公布出来的那个月。若不把这件事和我们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主动以及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联系起来看，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政府的反应如此强烈。在这场战争中，河内破天荒地放下了架子，表示愿意研究美国的建议。我们认为，不论我们的看法是否正确，河内正在接近于作出根本性的决定，是否要在十月南越举行总统选举之前结束这场战争。然而，就在河内正拟作出决定的时刻，我们的报纸上突然披露了成千篇文件，都是那些企图诋毁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所作的一切努力的人泄露出去的。报纸诋毁的对象固然是美国的上届政府，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们的问题。只要河内断定，我们的国内支持，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正在减退，它就必然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战争要打下去。在一九七一年，除了投降以外，不存在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现在我并不认为，公布五角大楼文件对于河内不肯在一九七一年达成协议的决定有重大的影响。但是，盗窃文件的人或政府在当时都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黎德寿和我在六月二十六日举行会晤时，情况是很理想的。为了保证不被人发现，我选择一条新的路线前往巴黎。我安排了一次对伦敦的两天的访问，我的好朋友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爵士向我发出了邀请。他找到的借口是想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运转情况；英国人很懂得，要把这种制度移植到英国的内阁制上来，是几乎办不到的事情，所以这种借口与其说是用来骗英国人的，倒不如说是用来骗美国人的。但是，要一名英国文官硬说英国在官僚政治方面还有什么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这还是需要勇气的。在规定进行洽谈的两天中的第二天，伯克建议到郊外走走。所谓的“郊外”，原来是英国的军用机场，在那里，我乘一架英国飞机前往巴黎。但路上出了个意外的故障，维拉库布雷机场关闭了一小时，因为法国总统要从那里启程。最后我们到了达迪路。十四个月来破题儿第一遭，黎德寿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在我们心目中，他已经是“阿德”了。这时的“阿德”简直是满面春风。平时会谈都在会客室举行，这次他却把我们带进一间小餐厅，里面有一张铺着绿台布的会议桌。在我们秘密会谈过程中，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正式的讨价还价。他的用意在于表明，他是来办正经事的，不是来进行谩骂或心理战的。黎德寿一心一意要制造友好的气氛，他甚至允许我在他慷慨陈词攻击美国在柬埔寨的背信弃义行为时打断他的话。我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和西哈努克被推翻一事毫无关系，这时，“阿德”的答复简直为认识论别开了生面。他竭力装出一副大方的样子说：“我暂时相信你和金边的政变无关。”黎德寿唯恐我受宠——即使是有限的——若惊，因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宣告。黎德寿立即又补充说，他的说法是出于礼仪，而不是出于信念。

在谈话中，黎德寿使我明白了北越和它的共产党盟国之间的关系。我在一月九日曾告诉多勃雷宁，我愿意和北越再次举行秘密谈判，而多勃雷宁回答说，河内宁愿通过现有的巴黎渠道打交道。现在黎德寿对我们利用中间人这一点大发怨言。他也明显地暗示说，在我们在老挝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很久，河内就提出过要直接接触。但是结局却是令人忧伤的。如果黎德寿讲的是真话，莫斯科一定是扣压了河内的答复。我们在策划在老挝的行动时，本来肯定会考虑这项答复的。如果多勃雷宁讲的是真话，河内就是在挑拨我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想打消莫斯科想强迫河内接受一项解决办法的念头。我认为多勃雷宁讲真话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利用过莫斯科作为同河内打交道的中间人。我们告诉莫斯科的事情，总是同时也通过巴黎告诉河内，而且通常要提前很久。

最后，我们进入谈判的正题。春水是形式上的主要谈判代表，他一开始就对我们五月三十一日的建议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黎德寿作为春水的特别顾问，接着作了长篇大论的空泛的发言，他叙述了谈判的整个过程，并指责说，我们的联合军事行动干扰了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办法的进程。双方都很谨慎，避免说出任何含有拒绝意思的话。而且，每逢我作出尖锐的答复时，他们的语气很快就缓和下来。

经过两小时的唇枪舌剑，大家休息喝茶。春水上楼去了，很可能是在准备他的下一个发言。但是黎德寿却破天荒地找我一起在屋后的小花园里聊天。我也邀请他在战后到哈佛大学去开马列主义讲座。黎德寿巧妙地回答说，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他的观点可能是一帖烈性药。我请他相信，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比我更可能会亲切地接待他。

休息过后又开始了互相之间的刺探。最后我说：“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没有别的自己的建议要提出，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这句话触痛了春水，于是他开始长篇大套地讲述越南的历史。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番话是北越的新的九点建议的一篇前言。由于河内在每个关头都要显示一下它在道义上的优越性，春水在提出河内的纲领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提出的建议（比你们）多两点，这证明我们结束战争的愿望比你们真诚。”

河内在提出的纲领中建议我们的撤军期限定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说，还有六个月。这比起阮氏萍女士在去年九月提出的八点建议来是后退了，但是和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最新版本却是吻合的。它首次明确表示同意，在我们撤军的同时，在越南的美国被俘人员将被释放——而不仅仅是“商谈”这个问题，这也满足了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要求。在达成协议之日，将实行就地停火，并接受国际监督和保证。有关政治性的建议比较含糊其辞。河内知道，我们绝不会同意它的联合政府方案。因此，这次只要求我们“停止支持”阮文绍、阮高其和陈善谦，以便建立“一个主张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新政府”。“停止支持”盟友的含义很广，可以指撤出美军，一直到停止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或者甚至默认别人推翻盟友的行为。

其中有一段提到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的义务（我们的第六点），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之间的问题应由各国在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这倒是不错的，但是接着又说，河内“准备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援引了《日内瓦公约》，好像这些协议是专为美国订立的。他们的意思是，各种限制并不适用于北越，而在决定印度支那各国的前途方面，河内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一条要求——我立即加以拒绝——要美国赔偿“美国在越南进行过战争的地区所造成的破坏”。这些建议是作为一个“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而提出的；换言之，河内不愿意支持已经成为我们国内辩论的主题的以撤军换取释俘的主张。

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一直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而且两年来备受共产党的刁难和国内的抨击，现在河内第一次对我们的主张作出了回答，真使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到欣喜万分。尽管河内的回答并不能算是宽宏大量的，只是用过去打交道的标准来衡量，能够算得上是前进了一大步。河内第一次把它的看法作为谈判的文件，而不是作为一整套蛮横的要求提出。黎德寿一再强调，这些都是供谈判的项目，请我们提出反建议。在和黎德寿打交道时，哪怕是很小的善意，人们也会感到高兴。北越人使用“美国应该”一词，而没有使用传统的、蛮横的“美国必须”一词，这一点在我的工作班子里的河内问题专家看来，已经是一大进步了。黎德寿提出，他愿意待在巴黎，直到谈判结束。

事实上，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河内建议中的每一项，除要求赔偿以及对于政治解决办法的含糊其辞外，不论措辞如何令人难以接受，还是可供谈判的。如果在政治解决办法上的含糊其辞所掩盖的是要我们推翻西贡政府这一原来的要求，那么我们将再度陷入僵局。但是如果它标志着一个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的阶段，那么就有可能找到一项解决办法。我向尼克松报告说：

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反建议和谈话的真正含义还是不清楚的。除非按照我们能接受的条件，否则很有可能通过谈判也达不成一项解决办法。他们的立场和看法，是和他们想赢得时间的企图相一致的。然而，这也是和向我们的看法靠拢的愿望相一致的，因为如果他们想这样做，他们必须首先为他们的政治要求斗争一番，以显示是我们不肯让步。而且，他们也用不着把黎德寿派到巴黎来戏弄我们；不论怎样讲，还弄不清楚这种手法会给他们实际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我们等着瞧，不会有什么损失；他们的建议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也有一些难题，而且他们表现出很想进一步具体地进行谈判。

河内提出愿把两个类似的文件中的平行的主张加以调和，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前没有遇见过的事情。我向尼克松建议——他表示同意——在我的环球（包括北京）旅行结束时，我将在七月十二日提出一项反建议，设法把河内的文件和我们的文件糅合在一起。但是那次谈判还没有举行时，北越再次施展他们耍两面派的惯技，指责我们在国内的辩论中不守信用，这使我们极为愤慨。他们的花招是由阮氏萍女士出面耍弄的。七月一日，正当我行将开始环球旅行的时候，她发表了一个新的七点方案，其中一部分是和黎德寿的九点方案相同的，只不过有些阐述得更为详尽，但有些完全删去了，而且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阮氏萍女士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公众的辩论，把关于撤军的条款和关于释放俘虏的条款排列在一起，并制造出一种二者互相联系、也许可以从一揽子里面抽出来的印象，从而使那种以撤军换取释俘的简单化的主张成为人们悬盼的前景。在其余各点中，只字不提柬埔寨和老挝，在某些问题上比较含糊其辞，在另一些问题上又不肯妥协。例如，阮氏萍女士的建议提出联合政府问题时，用词比较尖锐，采取了人们熟知的方针。它还规定，要先成立这样的政府才能实现停火，而不是像黎德寿所说过的，一旦我们签订协议，停火即可实现。

几乎就在同时，黎德寿在七月六日向《纽约时报》的安东尼·刘易斯明显暗示，阮氏萍女士的第一点——以撤军换取释俘——的确是可以和其他条款分开解决的。这完全是在瞎说。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九点建议与此正相反，明确地把所有的条款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黎德寿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和我谈判时承认，持刘易斯观点的记者只不过是在“猜测”。）美国的知名反战人士，包括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也接受过类似的欺骗性访谈。不论是记者还是议员，都毫不犹豫地对河内的话信以为真，而把我们的话当成谎言。“阿德”兴高采烈地以前所未有的冷嘲热讽的态度对记者说，如果我要求他会见我，他愿意这样做。

阮氏萍女士的方案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国会和新闻界同声指责政府放过了又一个绝无仅有的谋求和平的机会。七月三日《巴尔的摩太阳报》社论谈到了“在巴黎的突破”。七月八日《华盛顿邮报》说，看到了“越南问题的新转机”。七月九日《芝加哥每日新闻》说，嗅出了“微弱的和平气息”。七月十二日《新闻周刊》登出一条标题：《是走向结束战争的道路吗？》艾夫里尔·哈里曼也参加了进来，他在七月十五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阮氏萍女士给了我们一个“合适的机会”去结束战争。七月二十三日《生活》杂志毫不怀疑地写道：“我们希望尼克松总统抓住这一机会。”

正是由于和批评我们的人所说的相反的原因，我们不能随意表明，这个“机会”是伪装的，而且是和秘密——以及公开——谈判的整个记录不一致的。我们保密是由于很想实现突破，但这却使我们玩世不恭的对手可以令我左右为难，既不敢否认我们的公开立场，又不能公布秘密会谈的记录。

难怪对谈判总是持怀疑态度的尼克松，在我进行环球旅行的时候，向我下了一道又一道的指示，要我在巴黎的谈判中持强硬态度，并提出问题的实质。在我参加的几乎所有的谈判中，我总是遇到他的这种矛盾心理。通常要说服他同意开始谈判，每次去巴黎之前总是要经过一番多少有些周折的内部争论。一旦这道难关越过了，尼克松总是会批准我交给他的谈判计划。然后，当我开始谈判的时候，他又会向我发出大批措辞强硬的指示，而这些指令却并不总是和计划相符合的，而且有些是根本行不通的。其原因可能是他对妥协的过程感到不放心，也可能是他甚至害怕在外交舞台上会被人拒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无疑就是他对历史记载极为敏感，这使他总想使自己看起来比他的同事更坚强一些；因此，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安然无恙的。但是，他从不坚持这些比较周密的考虑，他总是重新退回到原计划上去。

此时此刻他的矛盾心理更为复杂，因为他想在一九七二年总统选举之前摆脱越南问题，而又不至于使西贡政府垮台。对北京的秘密访问获得了成功，尼克松当时的欣慰的心情使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甚至要突然宣布全部撤军同时又进行全面空袭的想法又一次出现在七月十日黑格的电报中：

你应该懂得，他正在认真考虑另一套方案，那就是他早先提出过的要迅速撤军，而同时又对北越进行大规模空袭。显然这封电报的话说过了头，而你必须根据你在上一站（北京）的会谈情况来解释他的指示。我的确认为，你应该体会一下这里的气氛。

尼克松果然在七月十二日早晨用公开线路打电话到巴黎，向我发出明确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指示，尽管他同时又重复表示赞同我即将提出的反建议。他的理由是，法国人会窃听到这个谈话——这倒是可能的——他们又会去警告河内——这是比较值得怀疑的，因为要赶上我和黎德寿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谈判，这在技术上是不太可能的。

我这次到巴黎虽然是比较顺利的——我公开取道巴基斯坦抵达巴黎——但是黎德寿公开邀请我去谈判却引起报界的注意。大批记者守候在雷纳街大使公寓我的住所的门口。我想了个办法，让戴维·布鲁斯故意在大家都看得见的情况下来到我的住所，并宣布他是来报告巴黎谈判的情况的。我在前门把他迎进公寓，当他坐定后，我马上从后门溜进院子，沃尔特斯将军坐在他的私人汽车里，在那儿等我。他想得真周到，甚至还为我准备了一顶帽子。我们缩紧了身子坐在车子里，唯恐记者们守候在后门口——他们没有这样做——一切都按照沃尔特斯事先来电吩咐的那样去做。沃尔特斯觉得有意思极了，他可能会为了让他参加这场演出而倒贴我们一笔钱。他的台本是用最奇特的五角大楼行话写成的，题目是“前往和离开某地的行动计划”，内容如下：

（一）在行动之前，提前一天把我的（沃尔特斯的）雪佛兰牌装有活动顶篷的私人汽车，牌号6CD408，停放在大使公寓的后院中。

（二）我在十二点四十五分步行抵达大使公寓。基尔希曼将军（我的代号）和我从大使公寓的后楼梯下楼，坐进我的汽车，离开这所房子的后院。我们绕道而行，来到我家纽利区夏科大街四十九号。

（三）抵达之后有两种可能采取的办法：

甲、基尔希曼将军走出汽车，走进有电子装置的门，他进门后，门便自动关闭，然后乘电梯到地下室。与此同时，我开车进入地下室。我的随从准尉在我进入之后，锁上车房的大门。然后我们从后门来到圣詹姆斯路；

乙、基尔希曼和我一起走进车房。执行甲项的其余部分。

（四）我的随从准尉留在我家里，保证没有人接电话，并不准任何人进入我的住所。

（五）基尔希曼将军和我走到离某地十条街的事先商定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见到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的我的秘书，他刚“侦察”好该地区。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到该目的地去。

（六）我们经过圣詹姆斯路回到我的地下室，换乘我的雪佛兰牌私人汽车，出门来到夏科大街，然后回大使公寓。

我们最后执行的是方案第（三）条乙项，因为沃尔特斯不相信我能够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找到地下室。方案执行得很顺利，主要是因为没有人盯梢。

最后，我再一次和黎德寿、春水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方形桌子面前。但是谈判的架势和从前不一样了，我的北京之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它，虽然黎德寿这时还不知道。春水又是代表河内首先发言。他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斗牛中的骑马斗牛士。他对我们进行攻击，也许是为了让黎德寿研究我们的反应。当谈判真正开始时，黎德寿接替了他的位置，单方面宣读河内的老一套观点。

不出所料，七月十二日的谈判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开始。我指责北越不守信用，公布了阮氏萍女士的七点方案。春水又从他的百宝囊里取出各种指责，作为反击，大部分是关于我们在南越的军事行动，既是含义不清，又是毫不相干的。他和我都知道，在南越，双方都没有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是，北越并不想就这些问题穷追下去。他们似乎急于进行谈判。他们还不知道我已到北京去的事，还以为他们可以左右我们；也许他们要看看我们是否会屈服。

但是，在河内看来，“谈判”一词并无固定的含义。黎德寿和春水把他们的建议称为“具体”和“尊重事实的”；而我们的建议，不论怎样具体，都是“不现实”和“含糊不清”以及“抽象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要看是否符合河内的观点。“阿德”认为他能出席谈判，本身就是一项让步；他愿意讨论我们的建议这件事本身——即使只是为了拒绝这些建议——就是善意的表现。他每次提出新的要求，总是要说明他掌握着推理、事实和历史的根据，然后作一番极为冗长的说明，使我有一次不禁提出，如果他重视推理，而对历史少说几句，我们大家都会受益。

连正式的决议都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例如，从表面上看，我们在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的七点建议和他们在六月二十六日提出的九点建议，在根据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公约》确认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方面，是非常近似的。但是，每当我们快要把这些问题作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搁在一边的时候，黎德寿就理直气壮地指出，河内已经在履行《日内瓦公约》（此时此刻几十万北越军队正在这些国家里巡游）。可是当我提出这一问题时，黎德寿就冷冰冰地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越南人；有时如果他想讲究点形式，他就说北越人在那里是为了保护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而且北越人对于撤军的期限问题含糊其辞，弄不明白他们是想把这一点放在协议里面，还是想把它和其余的谈判问题分开，单独处理，就像阮氏萍女士指出的那样。

但是，尽管枝节横生，在七月十二日的会上，双方还是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我们把双方提出的文件逐点进行比较。在多数问题上（全部撤出美军的原则，释放被俘人员，重新确认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最后实现国际监督下的停火），显然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存在着两项基本的分歧：要求赔偿；以及河内坚持要我们推翻西贡政府。尽管我过去曾驳回河内关于要求赔偿的主张，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它主要是形式的问题，而不是实质的问题。我们在秘密谈判中多次表示，而且尼克松曾公开宣布（在他之前约翰逊总统也曾如此），在战后，我们将对整个印度支那，包括北越的经济恢复工作予以慷慨解囊。但是我们愿意出于自愿地这样做，而不是一种自赎。

政治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斗争的中心。黎德寿反复强调：“我严肃地告诉你，你们一定要撤换阮文绍……你们有许多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一再说，一种办法就是让我们利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这一大好时机。虽然他的话里只点了一个人的名，但是不久就显露出他的真意，他要求撤换的是一切河内认为不“赞成和平的”人。由于河内主张要一直战斗到底才肯罢休，谁反对它这样做就是在引起战争，因此就是不赞成和平，也就必须予以撤换。黎德寿和春水轮番哄骗我接受他们的建议，用这样的办法处置所有主要的非共产党的政界人物。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前进一大步”，而“为达成协议创造有利条件”。（河内谨慎从事成了一种病态心理。它从不作无条件的许诺。即使我们接受它关于推翻阮文绍的要求，那也只是创造了“有利条件”；河内为自己留下提出更多要求的余地。）

批评我们的人曾经主张，我们可以只解决军事问题，然后脱身。对此，黎德寿明确表示反对。英勇顽强的河内人奋战一生，不是仅仅为了谋求一个停止战斗的机会。黎德寿在六月二十六日对我说：“没有一场战争不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实现政治目标。军事手段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听起来就好像克劳斯威茨还活着，而且就住在北越。

经过几个星期，九点建议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七点，我和我的同事都为之欣喜万分。大家都希望，黎德寿关于推翻西贡政府的激烈的要求，只不过是在走最后的一着，以便向他在河内的同事证明，我们已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而现在他们最好还是适可而止。毫无疑问，他也一定这样看待我们的行为。他一定认为这是值得一试的事情，那就是：以不寻常的灵活态度，坚持谈判下去，看看等到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已解决之后，我们是否会把南越的非共产党人抛出去喂狼。

谈判进行了四个半小时。我们约定两周后在七月二十六日再度举行，并表示在此期间可以互相研究对方的立场。我按照沃尔特斯的办法的相反顺序，回到了大使公寓。大约晚上七点钟，戴维·布鲁斯和我出现在公寓的前门口，向等待着的新闻界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谈判的研究。

在七月二十六日举行会谈前，我向尼克松递交了备忘录，说明我们已经使分歧缩小为一个问题——关于西贡的政治安排。

显然，我们是不能为他们完成他们自己的政治任务的。阮文绍尽管有种种缺点，但是他无愧为忠实的盟友。此外，最近公布的五角大楼的文件，暴露出美国曾插手推翻吴庭艳的政变，这使我们更不宜于动手撤换阮文绍。最后一点，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甚至没有把握，如果我们要撤换阮文绍，我们能否办得到，除非我们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对抗，而这场对抗的唯一肯定的结果就是南越的政治结构和所有人的自尊心都将被毁坏殆尽。

我重申，我们不能以搞垮南越政府为代价去换取和平。尼克松对此亦表示同意。然而，如果河内想就一项真正具有开放性的政治进程进行谈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建议：我军全部撤出；关闭我们的基地；以及保证南越的中立地位。我仍然认为黎德寿很有可能会放弃他的政治要求。

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我们在七月二十六日再度举行了谈判，并进一步取得了进展。我们在除政治问题外的所有问题上，都使双方的方案互相吻合。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些让步只是一些旨在诱使我们推翻阮文绍的香饵。即使在这些我们似乎正在取得进展的问题上，狡猾的越南人也为自己留下无数进攻我们的可乘之机。战争之神如果在观察这场谈判，绝不会认为河内来的人是代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他们头脑复杂，行动一致，擅长于巧妙地处置各种方案的细微差别，而且永远是富有耐心的。他们以残酷的斗争在会议桌前赢得了自己的席位；他们不会为了妥协、以感情去博得对方的善意或者自由选举等开明的想法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概念而放弃自己已经得到的果实。不幸的是，只有史诗里的英雄才是富有人情味的和动人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献身精神往往使他们一意孤行；他们的英雄气概使他们显得骄横；他们不同于凡人，所以不受普通世俗交往的约束。我们不幸成为河内一心想在印度支那称霸的障碍。他们一面和我们作战，一面轻蔑地利用许多支持他们的人，即我们国内的批评家们的感情上的错觉。在这两方面，他们都是同样地不遗余力和精明强干。

我提出了我曾经和尼克松一起研究过的各种建议。对于美国提出的关于中立地位的保证，或者对于他们蔑视的自由的政治进程，黎德寿和春水毫无兴趣。关于由双方达成对美国军事援助的限制的协议问题，他们连听都不愿听；他们想切断西贡的一切军事供应。一连三次谈判，他们都集中火力提出这个问题，即既然我们能够把这个“好战的、法西斯的”阮文绍扶上台，就一定也“有能力”撤换他。春水这一次提议和我们在撤换阮文绍的问题上达成一项秘密谅解：“我们不要求你们发表公开声明。你们应该秘密地撤换他。”我说这样做难以遮人耳目，春水坚持说：“这项谅解只有你们和我们知道，决不会泄露出去。”在前一阶段谈判中，他明确表示，仅仅换人是不够的：“如果你换了人而不改变政策……等于没有变化。”河内要的是统治西贡，而不是妥协。黎德寿一心想帮我的忙。他甚至向我提出他作为革命家的职业性见解。在一次休息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向我提出，如果我们不懂得怎样通过总统选举把阮文绍撤换掉，那么暗杀是个好办法。我断然拒绝，使黎德寿一时怔住了，这是我难得见到的事情。他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激动。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当我们又回到会议桌前时，我以几乎悲痛的音调归纳了我对河内的政治“解决”的看法：

我们做了许多事情，可以使你们支持的力量更易于参与一场政治进程，并对政治前途施加影响。我们表示愿意接受南越的中立，宣布我们从南越撤军，接受对我们给予南越军事援助的限制，公开宣布我们并不支持南越的任何一种特定的力量，并严格执行。我们愿意听取这方面的其他建议。

我们办不到的是你们要求的事，即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去撤换一个仍然是我们盟国的国家的领袖；此外，这会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究竟和平政府的含义是什么；你们在这个和平政府里拥有否决权，因为只有你们才懂得拥护和平是什么意思……

我们想结束战争。我们不想阻挡南越人民前进。我们不是越南永久的敌人。但是你们不能期望我们做那种办不到的事情。

就这样，七月二十六日的谈判又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和平的前景依然是那样渺茫。

南越的总统选举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定于十月三日在南越举行的总统选举上面。河内已经表明，它意识到这次投票是撤换阮文绍的一次机会。在美国，有许多诚恳而关切的人士，他们认为在南越举行的这场公正而民主的进程，将会打开谈判的大门。为什么会是这样，从未有人加以解释。所谓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不允许别的政党存在的，从来没有举行过选举，而且对于自由选择这一概念横加嘲弄。春水和黎德寿就像行家里手那样地有把握，不断向我说明，自由选择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谁控制着政府，谁就能当选。从越南的历史来看，他们实际上是正确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在基本上和谐的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在这些社会里，少数派接受选举的裁决，因为他们希望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成为多数派。但是这种情况是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即使在美国，民主自由也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到达成年人享有普选权的阶段。在越南，我们正在设法做的是，强使民主传统的发展进程在几个月之内完成，而这个国家的人民二十年来一直在一场内战中互相残杀，在那里，失去政权意味着不仅丢官弃职，而且还有生命的危险。

尽管存在着重重障碍，但是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简单得多的情况下，推迟过多次选举。但是，就在几十万北越军队入侵南越的情况下，南越还是举行了几次选举。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举行的国会上院的选举中，十六个党派进行竞选，反对派的佛教组织却获得了多数票。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举行的下院选举中，代表十二个主要政党和团体的一千二百名候选人争夺一百五十九个席位，而这次，又是反对派的佛教组织取得多数议席。在南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子，举行了地方行政长官和委员会的选举；而且将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投票选举省长和市长。[17]

根据一九六七年四月颁布的、在美国指导和协助下起草的越南共和国宪法，规定南越的总统任期为四年。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的首次总统选举中，阮文绍获得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而当选。第二次总统选举预定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星期日举行。就这样，在美国参加越南事务有史以来的关键时刻，主要根据美国的意愿强加于越南的选举倒成了新的动荡不安的根源。

国务院孜孜不倦地敦促阮文绍向共产党人提出新的政治建议；国务院的许多专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这项方案这样感兴趣，我们的官僚机构似乎把这项方案粉饰为治愈内讧的标准灵药。美国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要是任命一名反对党成员担任内阁职务，就会成为一条新闻，而且是很少发生的情况。认为把一直在互相残杀的人们联合在一个政府里，就可以结束内战，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一般地说，联合政府是一种手法，或是一种借口，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最不需要这种手法的地方，它最能发挥作用。）现在国务院把它的全部热情倾注在自由的总统选举上面。国务院在五月十九日发出详细指示，要求在越南的美方人员“在言语和行动上”保持中立。在选举期间，美国将继续给予援助，但是应“慎重从事，以免被误认为美国支持或反对某个人的竞选”。官僚机构中有许多人希望，阮文绍会被愿意接受联合政府主张的一位候选人击败。但是，我却希望民主选举会对我们盟国增加支持。

只有在一场真正的政治角逐中，并在至少有两名真正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情况下，才能够谈得上保持中立的原则。因此，我们后来的处境很奇怪，我们竟在寻找一名对手，和这位作为我们的盟友正在指挥战争的总统决一胜负。有两个人呼声最高，即副总统阮高其和杨文明将军。不到一年之前，美国的批评家对阮高其厌恶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们取消了他原定对华盛顿的一次访问。但是，现在又有人想方设法要把他捧成一名候选人。当杨文明领导推翻吴庭艳总统的军政府时，吴庭艳和他的兄弟吴庭儒的罪名之一就是阴谋组成联合政府。现在杨文明倒成了许多批评家的希望所在，因为他的晦涩的言辞使人认为他会接受共产党加入他的政府。显然河内喜欢他。春水有一次暗示，可以同意由他取代阮文绍。（春水和往常一样，是含糊其辞的。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建议，他也没有承担明确的义务。）但是，如果春水说的暧昧的话是当真的，那么其原因肯定是在南越的主要人物中，杨文明是最无能和最懒散的人。[18]所有了解杨文明的越南人在这一点上都是意见一致的。如果河内对他表示同意——这一点还不清楚，那是因为如果他当上总统，他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容易被推翻的一个人。（在一九七五年共产党接管西贡的前两天，杨文明终于当上了总统。他被两名北越士兵带出总统府，从此没有再露面。联合政府也就到此结束。）

当然，还有阮文绍。他当上总统并非偶然。他无疑是南越军事领袖中最令人生畏的人，可能也是政界人士中最能干的人。他和多数身居高位的人物一样，代表着个人野心和崇高动机的结合。那些并不感到行使权力是使自己振奋精神的一副补剂的人，很少能够行使这种权力，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它。同样地，那些缺乏坚强的道义准则的人，是经受不起和伟大的职责分不开的那种彷徨、压抑和痛苦的。阮文绍显然对于他的职位觉得乐在其中。在这一点上，我所认识的行政首脑中和他一样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强烈反对共产党，笃信宗教，爱国，头脑很机敏，极其英勇地保护他的同胞，使他们不受来自南越国内外的冲击。那些设法寻求借口要我们抛弃他的人坚持要给他加上种种罪名，但是言过其实了。他上台时接管的文官政府，当时已被推翻吴庭艳的那场狂风暴雨式的政变弄得四分五裂。一支游击队正准备通过系统的恐怖活动推翻他的国家。在长达六百英里的杳无人迹的边界上，外敌正在入侵。他有一个盟国，先是派来几十万军队，遍及他的国土，并训练他的军队应付一种并非东南亚方式的战争，然后又一边加紧撤军，一边敦促他向贪得无厌的对手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这个盟国简直是他的一种负担。他懂得如果他同时干所有这些事，他的政府非垮台不可。但是，凡是他认为可以办到的事他都做了，而且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包括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土地改革。我们国内的批评家们都是些得寸进尺的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是一只顺手拈来的替罪羊；但是这不是由于他的过错。在谈判没有到达最后阶段的时候，他并不是谈判的障碍，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当时，他的处境也极为困难。他完全了解我同黎德寿谈判的情况，每项建议都经过他的同意，而且每次会议，我们都通过邦克向他提供一个纪要。我们是用初级密码和邦克通消息的。黑格还定期去西贡了解情况，并将最新情况告知阮文绍。阮文绍对于我们虽然疑虑重重，但是他对于我们这个釜底抽薪的盟国，却表现得毫无怨言，而且神态超脱、尊严，还带点轻蔑。（尽管阮文绍对于我通过谈判达成最后协议的方式怀有刻骨仇恨，我还是要在这一点上说他的好话，因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

阮文绍深信，南越正处在狼烟四起的年代，经受不起长期的权力不稳的局面。他的军队在老挝刚刚遭受重大伤亡。他的盟国正在加紧撤军。他知道我在和河内谈判。而且，由于他熟知我们建议的要点，并确实表示过赞同，他是了解河内会在每次巴黎谈判中坚持要推翻他的。他秉性多疑到了病态的程度——典型的越南人性格——这肯定促使他害怕河内的建议可能对我们有诱惑力。他也不想下台。在一九六七年之后，事实一再提醒了他，他是仅仅以百分之三十五的多数在那次选举中获胜的。这一次他下决心要获得更多选民的信任。因此，他并不过多地讲究方式，就运用起他的职权来了。

在他的对手方面，他们没有兴趣参加一场即使公正地进行也肯定会落选的选举。杨文明轻而易举地收集到足够的签名使他获得了竞选资格，但是对于竞选，仍在犹豫不决。阮高其有竞选的愿望，但是由于阮文绍毒辣的手法，在收集签名方面发生了困难。南越最高法院重新使阮高其获得竞选资格，但是此时他和杨文明都已决定退出竞选了。邦克大使劝说他们两人参加竞选，但没有成功。他们要求的东西，实际上和黎德寿是一样的，即美国保证他们成功。由于阮高其和杨文明不愿参加竞选，因此这场选举就成了一场公民投票。选民面临的选择是：投票支持阮文绍；或者毁损选票；或者抵制选举。百分之八十七的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参加了选举，而阮文绍获得了百分之九十四的选票。

在竞选期间，我认为阮文绍运用职权迫使其对手放弃竞选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我在七月间去西贡时，故意招摇过市地去拜访了阮高其、杨文明和佛教徒反对派的领袖，以显示我们对于进行一场有角逐的选举是感兴趣的。我在八月一日通过秘密渠道拍发了几封电报给埃尔斯沃思·邦克，支持国务院发出的正式指示，要他探索是否可能找到别的反对派候选人，或重新规定一个选举日期，使他们可以获得竞选资格。我在电报中告诉邦克，阮文绍不应怀疑美国公众对他的毒辣手法的反应的深刻程度。但是，尼克松和我都不愿意把阮文绍抛出去喂狼。诚然，除非断绝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为河内办了它想办的事，还没别的可以把他抛出去喂狼的切实可行办法。我们认为，我们支持西贡的政治结构，并不是出于对阮文绍的照顾，而是出于我们国家利益的需要。我们经受住了暴风雨。如果认为河内为了没有在西贡举行一次公正的选举而感到痛心，那真是大错特错了。河内感到烦恼的是，我们拒绝以选举为借口来撤换南越的非共产党政治结构的领导人。

我在八月十六日再度会晤北越人。黎德寿没有来，留在河内了，这就决定了谈判不可能取得突破。谈判开始时，我把一些关于阿波罗号几次登月的不属于机密的技术资料交给春水，因为黎德寿在上次会谈中曾问到过这几次登月的情况。春水不禁讲了一句俏皮话，说我们虽然曾把人送上月球，但是我还是迟到了半小时。（这是由于我同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进行了私下会晤。）但是当我们转入正题后，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双方都明白，军事问题是可以得到相当迅速的解决的。每一方都定期地就其立场作一些小的调整，使双方在军事问题上的方案甚至更加接近，以便诱使对方在难以处理的政治问题上作出让步。我们原先建议，在我们最后完成撤军之前的两个月，必须释放所有我方被俘人员；我们作了修改，现在我们同意撤军和释俘可以同时完成。我们把我们将在战后向所有印度支那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的粗略估计告诉了春水，但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或作为赔偿。河内同意，我们在印度支那全境的被俘人员将获得释放，而不是像他们原先主张的那样，仅仅释放越方扣押下的被俘人员。

但是，这些都不能掩饰，我们双方都没有能力解决政治问题。我们不会按照河内要我们推翻盟国政府的条件去媾和。为了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愿意经受国内的动乱——动乱的焦点在于无关紧要的、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的我们单方面撤军的时间表。有一次特别激烈的交锋结束时，我把僵局作了一番归纳，还对春水的从属地位说了些带刺的话，而且虚张声势地说，时间（和许多事实相反）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好了，部长先生，我知道你得按指示行事。而且我也知道，你未经授权，是不能听信我的话的。而且你将反唇相讥，什么事情都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可惜的是……可悲的是，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那么一年之后，我们就还会在原地徘徊。而且总有一天，我们会达成一项其条件和我们现在讨论的差不多的协议。我们告诉过你们，如果你们能够在政治角逐中获胜，我们不会阻挡你们。这是你们迟早必须做的事情。但是从你的话里可以看出，你们现在不准备这样做。我的经验足以使我懂得，不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你的信念，更改变不了你所得到的指示……我唯一要说的是，我希望有一天河内会以愿意媾和的态度来找我们联系。有了这样的态度，部长和我就可以找到媾和的模式。在这以前，在我们见到这样的态度以前，我们定会在原地踏步不前。

而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十四个月之后会晤，接受了基本上是我在一九七一年谈判中提出的条件。

春水出于某种考虑，坚持要在大约一个月之后再度会晤。他的迫切态度给予我们一线希望，或许河内的政治局正在利用这段时间来研究自己的立场。虽然尼克松很想断绝这种越来越徒劳无功的接触，但我还是勉强说服了他，使他相信举行会晤会增加我们在谈判中的分数，给河内又一次修改自己立场的机会，而且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除了我难受三十六个小时以外”。我们现在如果断绝接触，会毫无所得，更何况河内现在也还没有拦阻我们，不让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事。于是我们九月十三日在巴黎又再度会晤。黎德寿还是没有出席，这使我们不能再有什么怀疑，这个时期的谈判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春水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宣读了一篇宣传稿，和在克莱伯大街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再发表的讲话是一路货色。谈判举行了两个小时就休会了，这是举行秘密谈判以来最短的一次。我们分手时达成了谅解，如果任何一方有什么新的内容要讲，可以重新打开渠道。

这年夏天在国内的辩论以及我们谈判的唯一结果就是，使我们国内的批评家跟上现实。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有机会在九月十一日和春水会晤四小时。他得到的确凿无疑的印象是，共产党建议媾和的基础是以确定美军撤退期限换取释放被俘人员。虽然我认为这样的交易和河内的九点方案显然是不一致的，但是还是命令威廉·波特大使在正式巴黎和谈的第一百二十九次会议上进行探讨，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人们的种种猜测。波特会后对记者说：“我们整天都在设法要他们对于他们在个别发表谈话时说过的话加以正式确认或否认。但他们拒绝这样做。”实际上，北越人不久就消除了以前他们公开立场不明朗的状况，并再次宣布，释放我方被俘人员要以政治解决为条件。与此同时，他们把麦戈文和几名记者也置于哭笑不得的境地。《华盛顿邮报》第二天报道说：

北越今天提出强硬的和平条件，使他们两个月来设法表现得比较忍让的精心策划的努力付诸东流。

河内代表春水明确表示，美国必须“同时”宣布不再支持南越总统阮文绍和撤退全部美军，然后美方被俘人员才能得到释放……反战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民主党人，代表南达科他州）发表过的比较乐观的印象，以及河内的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发表过的、迄今被人深信不疑的谈话，都归于破灭。

《华盛顿邮报》记者，不幸的乔纳森·兰德尔，几个月来一直根据北越人常常发表的隐晦的谈话，报道相反的消息。兰德尔在九月十六日全体会议结束后央求北越新闻发言人说：

你认识我几乎三年了。你难道不明白我们为何什么事情也弄不清楚？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思想上的混乱？要么是情况真的不清楚，要么因为我是个笨蛋……你今天说的话不仅和我们过去的理解以及发出去的报道的含义相反，而且也许连词义也相反。我真是摸不着头脑。

我理解兰德尔的感受。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

揭开秘密谈判的内幕

春水重申了河内僵硬的谈判方案，但奇怪的是，这对我们国内的辩论产生的影响甚微。即使像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这样强硬的人物，在九月十日也要求停止对越南援助，除非阮文绍举行一次有竞争的选举。《纽约时报》在九月十八日指责尼克松关于要在南越留下去直到西贡能够自己防止共产党接管政权之日为止的主张。《芝加哥论坛报》甚至在九月二十日刊登弗兰克·斯塔尔的一篇专栏文章，敦促我们立刻撤离越南。美国轰炸北越引起了报界的愤怒。这种轰炸部分是为了对敌人袭击我们的侦察机作出反应，但主要是为了向越南表明，破坏谈判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九月三十日，参议院通过了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新文本，提出要在六个月内撤出全部美军，以此作为我国的政策，而要求的条件仅仅是对方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各方面对此都表示赞同。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越南化和南越抵抗的力量，河内比我们自己的参议员或社论作者更有信心。河内坚持要我们推翻南越政府，这就说明，它对于我们撤退之后，它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它的目标，并无把握。

在这样的气氛下，我在九月十八日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长篇分析文章，综述我国在对越南外交政策上所持的态度。我重申，如果我们由于仓促撤退或过多的政治让步而推翻了南越的政治结构，朋友和敌人在缓过气之后就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领导作用正在转化为越南战争之后的退让政策。我们在越南的不光彩的下场也会给我们的社会留下深刻的伤痕，引起互相指责和加深现存的权力危机。我仍然相信，我们撤离越南应该是一种政府的政策行动，是有尊严的，而不是屈服于压力或由于丧失意志。

我认为，用越南化的办法可能会达到上述目的，但它有着先天的不可靠性。如果坚持把越南化进行到底，就必然会到达一个微妙的境地，我们的撤退会造成南越政治前途的不稳，从而在最后时刻破坏整个的事业。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就会使南越有相当的机会生存下去。我们一直认为这是更为可取的。采取一项政策行动来结束战争，而把南越的前途留给历史的进程去自然解决。

我的分析继续指出，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在浪费谈判的本钱。尽管由于公众的抗议而造成种种苦恼，越南化使美军的人数、伤亡和费用都稳步下降，在国内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而且它对河内造成两种压力：第一，我们有步骤地撤军，这向北越表明，如果他们要我们很快或全部撤离，他们得付出代价；第二，越南化提出的前景是，最后一个加强了的越南政府将能独立存在。我分析说，不幸的是，我们的第一笔本钱几乎全都耗尽了。我们国内的压力和官僚机构的缺乏纪律性结合在一起，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向北越人保证，我们很快就会全部撤出越南。他们对于唾手可得之物，又何必去花费代价呢？直到一九七一年秋季以前，我们的第二笔本钱——西贡的力量日益加强——仍然能够使河内踌躇不前。南越政府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美国帮助把总统任期四年写入南越宪法，这种稳定现在也遭到了威胁。在南越，总统选举、美国撤军以及国内的不同政见这几件事凑在一起，正在再度引起骚乱。阮文绍政府和军队中的某些人开始脚踏两只船，准备向越共投诚。

我在备忘录中继续写道，在美国，要求迅速脱身的势头正在高涨。我们现在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国会将通过法案，确定一个我们必须撤军的日期，或许还会限制我们对南越的援助。在政治和道义上都令人感到痛心的事实是，反对派中的许多人已经不管问题的是非曲直了。他们越是认为我们正在撤出，就越是设法在我们撤出的问题上强加许多限制条件，以便把他们明知我们本来就可以做到的事归功于他们的敦促。但要想赶在这种情绪的势头的前面，是不可能的。

我得出结论说，由于所有这些理由，第一，我们不能再用好心的万灵药去削弱越南的政治结构，因为这是我们剩下唯一的一张牌了；第二，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本钱用光之前，在谈判上再作一次努力。以撤军换取释俘的建议已经遭到春水的拒绝，他坚持要撤掉阮文绍，对西贡的政治舞台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把越南化进行到底，是不会使我们的被俘人员返回的。无论如何，关于军队人数和援助数额的限制性法案很快就要通过了。最后，在没有大规模挑衅的情况下，要进行升级在国内是通不过的。

因此，我要求尼克松批准一项政治问题方面的新的谈判倡议，这是一项和我们所负的义务、我们作出的牺牲以及我们的荣誉相适应的最大限度的倡议。我建议，修改我在八月十六日提出的八点——其中主要是关于军事问题——并作出一项规定，即在最后协议签字后的六个月内，在南越举行一次新的总统选举。由一个代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各种政治力量的选举委员会在国际监督下主持这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之前一个月，阮文绍总统将辞职，由参议院议长代行其职务。在这时候，余下的小部分美军也将撤走。我们还将把撤军的最后期限从九个月缩短到七个月。

尼克松在九月二十日批准了这项建议。黑格在九月二十一日去西贡。阮文绍在九月二十三日接受了这项建议，他告诉黑格，他还准备宣布，一旦实现和平，他甚至不打算在一场新的选举中当候选人。我们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们建议他不要把话说死。但是阮文绍在他当选前三天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如果实现和平，他将挂冠归里。

过去，我们有任何新的倡议，总是在会议上提交给河内。现在我想，如果在要求开会时一并书面提出我们的倡议，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如果河内拒绝开会，反而发动这场他们几乎肯定会发动的进攻，我希望把我们的倡议记录在案。十月十一日，沃尔特斯将军拜访了在巴黎的北越总代表，要求在十一月一日会见黎德寿。沃尔特斯宣读一份电文说，春水部长在九月十三日发言说，如果美国方面提出一项总建议，北越方面愿意配合。我们的倡议就是答复这一发言的。我们的倡议是为了在一九七一年底以前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作“一次最后的尝试”。[19]

但是河内的冷酷无情和蛮不讲理的领导人只有在没有别的出路时才肯妥协，他们是以打持久战为职业的。如果他们要妥协，他们得首先证实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而现在他们还没到那个地步。他们决心在军事上再碰一次运气。在离开建议会晤的日期只有六天的时候，河内于十月二十五日，以惯有的那种傲慢态度作出答复。没有作出友好的表示，对我们的建议也未予评论，也没有表现出想在一定的时间里解决问题的愿望。河内冷冰冰地建议在十一月二十日举行会晤，提出的理由是“特别顾问黎德寿目前在河内有活动，春水部长还在进行治疗”。河内甚至不屑于把在河内的活动说成是“重要的”。沃尔特斯报告说，照会是在一次迄今为止最简短的会晤中递交的。他哀叹说“没有随意交谈，也没有喝茶”，只是把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宣读一遍。

我们在十一月三日发出一份简短的照会，同意河内提出的日期，然后像往常那样等着听黎德寿离开河内的消息。但是，什么也没有听到。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在我准备动身去巴黎前不到四十八小时，河内通知我们，黎德寿不能出席会晤，因为他“突然患病”。没有另行提出日期，在通知中也没有表示打算解决问题；仍然只字未提我们提出新的重要倡议——愿意让一位盟国领导人辞职——尽管我们向他们提出这个倡议已有一个多月。唯一的和善姿态——也是一种瞧不起人的表示——是提出春水“仍然同意”会见我。但是从以前会晤的全部记录中可以看出，春水没有进行谈判的权威。

我们在十一月十九日作了长篇回答，我们总结了谈判的状况，结尾说：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北越方面通知美方，特别顾问黎德寿现在正在生病，不能出席十一月二十日的会晤。美方对此表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会晤是没有意义的。

美方随时准备会晤特别顾问黎德寿，或北越的任何其他政治领导人，以及春水部长，以便在对有关各方都是公正的基础上迅速结束战争。美方等待听取北越方面提出关于合适的日期的建议。

我们没有得到答复。北越人正处在为一九七二年重大的军事攻势进行策划的后期阶段，正竭尽全力准备作一次最后的较量。

有许多因素促使河内采取这样的决定，包括他们一辈子也改不了的那种偏执狂。但是，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内部的分歧。北越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再施加一次军事压力，就可以迫使我们基本上无条件投降。北越的政治局知道，如果他们提出释放被俘人员，国会就会强制要求撤军。他们企图迫使我们弄垮西贡，以便使他们获得完全的胜利，他们这样做不会招致任何损失。在会晤中，北越人没有一次不引证我们国内反对派的言论。有一次，当黎德寿表示，由于反对派的压力我们会不得不让步时，我发火了：“特别顾问先生，你是世界上最极权主义的国家之一的发言人。你们在你们的国家里无情地消灭了任何反对派的踪迹。还是把对于反对派应该怎样解释这件事，留给那些容忍反对派存在的人去做吧！对于你们一无所知的事情，还是不要去解释为好。”自那以后，“阿德”很少再提到我们的公众所造成的窘境，但是无法从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中消除这一因素。

当然，我们的批评家并不了解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这可能是我们为了保密而付出的不必要的代价，因为我们认为，对于认真的谈判来说，保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河内对“政治解决”的看法已经记录在案；不需要很多分析技巧就可以确定，它等于是要由共产党接管。实际情况是，多数反对战争的人在这时已不再关心争论中的具体问题，他们只是渴望结束战争。尽管尼克松多次公开暗示我们正在谋求解决，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在三个月内就能够安排好同北京和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而在同河内谈判方面却是行动迟缓。《纽约时报》十一月十七日的社论写道：

总统一再提到他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愿望……但是他并没有采取新的行动，使他和河内在巴黎已经建立的直接渠道重新恢复活动。他也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回答越共在七月间提出的七点建议所提供的好机会；时间已过去四个多月了，而对越共的建议基本上未作答复。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参议员麦戈文在同一个问题上施加压力：

说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曾和北越人把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和美国从印度支那全部撤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这根本不是事实——总统知道这不是事实。[20]

在此期间国会强烈要求以撤军换取释俘的决议案一直有增无已。参议院不断通过这些决议案；众议院多次予以否决，但是否决票数却在逐步下降。四月一日，以一百二十二票对二百六十票否决；六月十七日，以一百五十八票对二百五十四票否决；六月二十八日，以一百七十六票对二百一十九票否决；十月十九日，以一百九十二票对二百一十五票否决。国会规定的最后撤军期限显然快要到了。十月十三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把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限制为二亿五千万美元，美国在柬埔寨服役人数限制为二百人。最后，在十一月五日，参、众两院会议就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达成妥协的一致意见。新的措辞指出，“美国的政策”是要求结束军事行动，并“迅速撤出印度支那”，其条件就是释放所有的美国战俘，并提供在战斗中失踪人员的情况。提案删去了曼斯菲尔德原来提出过的六个月期限，但敦促并请求总统确定一个日期，并就以分阶段撤军换取分阶段释俘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时，河内已经明白，这次交易的条件不会比以撤军换取释俘更差了。

我们之所以没有完全崩溃，是因为北越人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可能还有点力气可以再猛攻一次，但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耗费殆尽。他们的后勤力量遭到破坏；我们对莫斯科和北京采取的外交行动使他们不能把我们国内公众对于不同意见的狂热完全煽动起来。两周之后，我们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公告，使得报纸头版不再为预定要用来吹捧阮氏萍女士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的七点建议的世界性宣传运动保留版面。由于在十月十二日宣布尼克松要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俄国人也不去和河内亲近了。我们把两个共产党大国变成了促使我们国内公众团结一致的同谋者。

旱季一开始，北越的大量后勤集结使人完全相信，共产党快要发动军事攻势。我们必须掌握主动。在十二月，我们不顾报纸的社论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二十度线以南的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我们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强硬的照会，概述了我们与北越人交换过的意见，并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我们并不认为它们会对谈判提供帮助，但是我们认为，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它们可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可能会转达我们的警告。中国没有作出答复，这本身就是直到那时还被认为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所作出的一种不介入的重要表示。多勃雷宁耍了一手新花招。我们是定期就世界局势进行商谈的，但在有一次商谈中，他试图把河内不肯妥协的态度归咎于中国。他说，中国邀请我去北京访问这件事，是在公布之前三十六小时才让河内知道的，这使河内大发雷霆，以致河内把谈判搁置起来，以表明必须和它谈判才能实现和平，而不能由大国把和平强加给它。

随着关于中国问题的公告给人们带来的欢乐渐渐消失，美国选举年的临近，北越的攻势迫在眉睫，我们在国内的地位肯定又会遭到攻击。除非人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作出一切努力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而且已经跨出了额外的一步，否则我们是无法度过这场风暴的。总统候选人和别的批评家都捡起了河内散布的欺人之谈，说我们没有响应阮氏萍女士的七点建议，但实际上我们的确已经响应了——而且部分地接受了——黎德寿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类似的九点建议。有人不断地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定出一个撤军的最后期限，而当时我们在秘密谈判中已经提出过期限，但被拒绝了。因此，尼克松决定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向美国人民公布我们的谈判记录。

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在西贡还发生了一场棘手的争执，因为当阮文绍赞成我们提出的建议时，他并不知道，在十一月二十日按预定计划和黎德寿开会以前，事实上我们已经把这项建议告诉了河内。[21]当阮文绍知道我们在公开表明立场时已经不再提共同撤军时，他也感到不快。他知道我们五月三十一日的建议，而且也表示过赞同，这项建议并没有提出共同撤军的主张；现在他宣称，凡是公开正式改变立场都会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这是后来一九七二年发生争执的伏笔。）最后，阮文绍同意了尼克松的这篇演说，以及在讲话中重申的美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因为他知道反正我们已经在撤退，而且他也可能心存侥幸，河内既然对私下提出的建议尚且不作答复，就更不可能去接受一项公开的建议了。

尼克松的这次演说是他所作的最富于戏剧性、最感人的一次演说。他摆出了我和北越举行过的十二次秘密会谈的谈判记录。他透露，我们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曾提出过撤军的最后期限，但遭到拒绝。他重申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的建议：在国际监督下，举行有共产党参加的自由选举，而且在选举前一个月，阮文绍愿意下台。他甚至比我们上一次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建议更进了一步，把撤军期限从七个月减少至六个月。尼克松重申：“这个计划唯一没有做到的是，联合我们的敌人来推翻我们的盟友；而美国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如果敌人需要和平，他就必须承认协议和投降之间是有着重要区别的。”

对于我们长期以来作出努力的光荣记录和我们新建议的气派，人们感到大吃一惊。总统竞选人的反应是，小心翼翼地表示支持。跑在最前面的是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他称这项计划是“一项受欢迎的倡议”。休伯特·汉弗莱的反应则是一种他所特有的感情的冲动：“这又怎么了，还有的是问题哩！”他的意思是，尼克松的演说已经把越南问题作为政治问题解决了。[22]一月二十七日《华盛顿邮报》粗暴地把该计划称为“老一套的骗局”，但是《纽约时报》在同一天暂时放弃了它几个月来吹毛求疵的做法，小心翼翼地表示了支持，如果不是对每一条规定，至少对整个做法是支持的。多数报纸的社论都持这一态度。

不到一星期，许多批评家又闹起来了。僵局——河内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又一次被看成完全是政府的错误。但是这一次的批评表明，在心理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批评家能够提出仅有的不同建议是，单方面撤军的交换条件只有对方释放被俘人员（此建议已遭河内拒绝）；以及推翻南越政府。参议员马斯基在二月二日发表讲话，施加了新的压力。他主张甚至在我们单方面撤军以后，美国也应该停止给阮文绍一切援助，除非他和共产党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反正你是输定了”的提法：因为河内能够接受的唯一条件是要推翻阮文绍，他的出路只有被处死或者自杀。）这个方案成了反战分子提出抗议以及报纸发表社论的新纲领。但是反对派的基础越来越薄弱了。战争很不得人心。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不管公众如何厌倦，他们并不打算联合敌人去打倒一个盟友。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我们长期和不懈地进行谈判的实际情况现在已经清楚。事实是，河内用过高的和蛮横的要求不断地阻碍问题的解决。

在尼克松发表演说之后，我每次离开华盛顿，报界总是很快就盯上了我。因此，后来每逢开会，就在我已经到了巴黎而且已经在开会的时候，再由白宫公布开会的消息。这样做有它的好处，它不断地提醒公众，谈判正在进行；同时也提醒反对派，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戏剧性的突变。

我们把总统的演说词递交给莫斯科和北京，并特别警告说，如果发生新的攻势，我们将作出强烈反应。勃列日涅夫以安慰的口吻回答说，他认为和平还是可能的。北京无疑已经受到如同多勃雷宁告诉我的那种河内发出的指责，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尖刻的答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设法使中国陷入圈套。我们作了尖锐的答复。但这种交锋并没有影响三个星期后在北京举行的最高级会谈。

对于北越人来说，他们是落后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经验。在过去六个月中，我们两次以计谋战胜他们（第一次是我去北京的旅行）。一月三十一日，他们在巴黎发表了他们方面的信件，包括黎德寿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六日递交给我的九点和平建议，作为答复。[23]河内发言人阮成黎把双方的和平方案作了比较，他说，两者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差异——如同白昼与黑夜一样”。阮成黎声称，河内一直要公布会谈的内容，但“根据美方的希望”没有那样做；但是，“为了把谈判出现僵局的责任转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身上”，美国“破坏了信约，为谈判制造了严重的障碍”。他没有说明，我们公布了河内一直想要公布的立场怎么会给谈判制造障碍。

很明显，河内感到它提出的论点根据不足，而且处于守势，因为不久，在二月二日，河内就发表了对它的九点建议的两点“说明”。这是对它的原方案略加修改的版本。现在河内明确表示同意，在我们撤出最后一批军队之日，释放被俘人员。但这是和一项政治方案联系在一起的，该方案要求阮文绍马上辞职，并解散“压迫机器”，指的是警察、军队、绥靖计划。经过大大削弱的南越政府的余部，要去和高度武装的共产党谈判，以建立一个具有人们熟悉的三方结构的联合政府。即使最热爱和平的组织，从这些主张中也很难找到立身之地。这并非偶然。在一年以后我们结束谈判时，黎德寿以一种挖苦而直言不讳的口吻说，那两点“说明”并没有说明什么，提出它只是为了答复我们的倡议，使北越有一些“新的”立场，好答复我们的建议。

不论用任何正常标准来衡量，一九七二年初，我们对越南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在改善我们的盟友的军事处境的同时，我们撤退了四十一万多军队。我们从外交上使河内和它的主要支持者分开。在国内，我们经受了本世纪以来对政府政策最严厉的抨击。我们在做这些事的同时，坚持了不背弃盟友，也不使友好国家的人民遭受压迫的原则，以履行我们在世界上的职责。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在越南完全垮台，我们对北京和莫斯科采取的主动都将无法实现。只有我们在天平上还占有一定分量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才会认真对待我们。而且我们还向美国人民显示，即使在内部分歧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美国也还掌握着重大的富于创造性的主动权。

如果几乎无法避免的一九七二年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压服了南越人，这些事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是在国内，我们处于坚强的地位，可以采取有力行动为南越说话。如果我们能够经受住共产党的进攻，总统就可以抱着我们能开始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希望到北京和莫斯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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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华盛顿邮报》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社论。

[2] 参见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纽约时报》杂志。

[3] 参见，例如，一九六九年八月五、二十一、二十四日和十月十五日《纽约时报》社论。

[4] 包括起草信件的亨利·杰克逊、休·斯科特、迈克·曼斯菲尔德、巴里·戈德华特、雅各布·贾维茨、华伦·马格纳森、鲍勃·多伊尔、艾伦·拜布尔、托马斯·J·麦金太尔、温斯顿·普劳蒂、伯奇·贝、查尔斯·珀西、米尔顿·扬和特德·史蒂文斯。

[5] 一九七〇年十月九日《华盛顿邮报》：《国会领袖和新闻界普遍赞扬和平计划》。

[6]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一日《费城问事者报》文章：《报界支持和平倡议》。

[7] 例如，莫顿·霍尔珀林和莱斯利·盖尔布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一日《华盛顿邮报》上提出过这种建议。后来霍尔珀林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七日《纽约时报》上又一次提出来。

[8] 本杰明·弗·谢梅尔著《袭击》（纽约哈珀与罗氏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四三至二四四页。

[9] 顺便提一下，韩国处境远比南越有利，但是即使在停战二十五年之后，也从未有人要求从那里全部撤军。

[10] 有一件我们未能预见到的事情，就是水门事件的惨败。正是这一惨败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大量削减了援助，致使南越财源枯竭，并使国会通过了各种禁令，使我们在北越无故违反和平协议的情况下，不能采用强有力的办法使和平协议得以实施；这些情况最后决定了南越的命运。

[11] 兰山是北越的地名，在古代，越南人曾在那里打败过中国人。

[12] 我曾经和伊扎克·拉宾谈论过这次在老挝的行动。他是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英明的参谋长，当时任驻华盛顿大使。他预测北越的反应会是，从南越临时抽回几个师并从南方发动进攻，而不是像我们料想的那样从北方发动进攻。事实证明他说对了。

[13] 指政府官员的言论与事实不符。——译注

[14] 《华盛顿每日新闻》曾经发表过一份关于分别举行的十几次有计划的反战集会和活动的简明时间表；见朱迪·卢斯著《这里的示威游行时间表》，刊登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该报第三版。

[15]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向全国发表的讲话，参见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七日和三月四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16] 我在五月三十一日向春水提出的建议如下：第一，我们准备为把美军全部撤出南越确定一个期限。正如我以前表示过的那样，我们将会为其他盟国军队的撤退规定出大体相同的时间表。第二，越南人民和其他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应在自己内部磋商一切其他外来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各国的方式。第三，当美国按照双方最后同意的时间表开始撤军时，应在印度支那全境实现有效的停火。第四，作为停火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规定外来军队不得继续渗入印度支那各国。第五，对停火协议及其条款的实施应实行国际监督。第六，双方应该重申，保证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公约》，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领土完整和独立。可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正式加以确认。第七，我要求重申，我们建议立即释放在印度支那全境被双方扣押的全部战俘和无辜平民。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立即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得以解决。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作为我们在这项最后的建议中提出的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也必须把这些人员释放。我们期待：——在达成协议之日起，你方提出在印度支那全境在押的全部被俘人员名单。——释放被俘人员应在我们按照双方同意的时间表撤军的同一天开始。——释放被俘人员应至少在我们最终完成撤军的两个月之前完成。我们准备具体商谈并取得迅速进展。我们拟定这项建议是为了回答你们的建议。我们期望你们将以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对待我们这项最后的建议。

[17]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在全国举行的北越国会“选举”中，99.88%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政治局领导人平均得票数都在99%以上。没有反对派。相比之下，南越没有那么高的效率，但手段也没有那么毒辣。

[18] 我的工作人员约翰·内格罗庞特很有见解地指出，杨文明若是当上总统，将难以向敌人作出让步，因为北部的天主教徒和高级军官不信任他；但是，主张“强硬路线”的阮文绍却可以作出这些让步而不至于失去这些保守分子的信任。

[19] 由沃尔特斯递交的我们新的八点方案全文如下：1.美国同意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以及其他南越政府的盟国的军队。撤军的方式如下：——只要本原则声明能够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之前签订，所有美国和盟国的军队，除少数必要的技术顾问、后勤人员，以及为了实施第六点提到的停火所必需的人员外，将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前撤出。撤军的最后期限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本原则声明签订后的七个月。——留下的人员，在第三点提到的总统选举前一个月，也就是在第三点也规定了的南越现任总统和副总统辞职的同时，开始逐步撤退。撤退将在举行总统选举之日完成。2.释放在印度支那全境被俘的全部军事人员和无辜平民的工作将和第一点提到的撤军同时进行。双方将在本原则签订之日提出一份在印度支那全境被俘的军事人员和无辜平民的全部名单。释俘工作将和撤军同日开始，而且只要本声明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签订，就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以前完成。释俘工作的完成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本声明签字后的七个月。3.关于南越的政治前途，规定指导原则如下：南越的政治前途将由南越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在签订以本声明的原则为基础而拟定的最后协议的六个月之内，将在南越举行一次自由和民主的总统选举。这次选举将由一个代表南越各种政治力量的独立机构来组织；它将在最后协议签订之日开始履行职责。该机构的职责之一，将是审查候选人的资格。南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参加选举并提出候选人。对这次选举将实行国际监督。在举行总统选举前一个月，南越现任正、副总统辞职。由参议院议长领导的看守政府负责行政工作，但与选举有关的工作则仍由独立的选举机构负责。美国方面宣布：——不支持任何候选人，对南越的选举将保持完全中立。——尊重这次选举结果以及南越人民自己制定的任何其他政治进程。——准备和南越的现有任何政府确定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关系。双方同意：——南越应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一起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越南的重新统一，应取决于南、北越双方在不受任何一方的强制和吞并以及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商谈和达成的协议。4.双方尊重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公约》和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公约》。外国不得对印度支那各国进行干涉。将由印度支那人民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务。5.印度支那各国现存的问题，将由印度支那各方在互相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予以解决。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贯彻实施印度支那各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留在它们本国边界以内的原则。6.从最后协议签订之时起，在印度支那全境将实行全面停火。作为停火的一部分，外国武装力量将不得继续渗透到任何印度支那国家中来。7.对于本协议的军事方面将实行国际监督，包括停火及其条款，释放战俘和无辜平民，以及从印度支那撤出外国武装力量。8.对于印度支那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印度支那各国的中立以及本地区的持久和平，将作出国际保证。双方表示愿意为此目的以及其他合适的目的，参加一次国际会议。

[20] 麦戈文讲话，转引自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华盛顿邮报》。

[21] 这只是一个借口。一年以后，当我们就协议的最后条件摊牌时，阮文绍告诉我们，他对建议本身很反感；但当时，他没有给我们只字片言的暗示。

[22] 马斯基和汉弗莱讲话，转引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新闻周刊》。

[23] 我在一月二十六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明，我们不会去发表河内的文件，但如果河内这样做，我们也“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