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的先遣任务

在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三周年的时候，我们正忙于准备一件大事：美国总统访问北京。这在一九六九年是谁也不能想象的。一九七二年初，我们有希望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比如对苏联的关系和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但是，同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谈才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

中国对我们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力量强大。周恩来反复强调说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这是言之有理的。事实上，如果中国更强的话，它就不会这样一心一意地寻求同我们改善关系了。北京需要借助于我们来摆脱孤立，并抗衡它的北部边境上潜在的致命威胁。我们需要借助于中国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灵活性。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干预世界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始终是参与世界事务的，但是，无论在物质上或道义上，我们的优势地位都不如以前了。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力量中心，并努力在它们之间保持平衡。对华采取主动还使我们的国家政策恢复了应有的立场。它把印度支那还原到它恰当的位置——一个大陆上的小小半岛。它的戏剧性效果减轻了美国人民在我们从东南亚撤退时必然要感到的痛苦。它也使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的看法恢复了平衡。

新年伊始，一个美国技术小组飞抵北京。这个小组由我的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领，他的任务是设法使我们的先遣人员的想象力能有一点约束。霍尔德曼和尼克松决定到中国去运用他们关于公共关系的信条。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不知其中奥妙的人解释说：印刷新闻，即报纸，对公众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电视却能在几分钟时间内改变人们的观念。况且他们感到，文字记者给他们吃过的苦头超过了电视记者，这次北京之行将是报复的大好机会，办法是在随行记者团中大大增加电视工作人员。这一决定给电视系统的负责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电视网播送节目的时间有限，所需的电视记者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即使为了进行饱和采访，也是有限的；又因为，白宫公共关系专家给了电视系统绰绰有余的新闻人员名额，这样，好多近十年来不作新闻报道的上层人物就得到了一次免费访华的机会，而有些报纸却完全被排斥在外了。

从电视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时间比我们早十三小时，这就提供了额外的方便：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要是东道主能合作的话。因此，想法子使那些文化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官员们充分认识美国公共关系的神奇作用，就成了先遣人员的一项任务了。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中国人有抵制野蛮人入侵的古老方法。这些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们一弄清我们先遣人员的来意，就立即意识到，由美国总统介绍给美国电视观众，从而立即成为受欢迎的人，有很大的好处。他们急切地同意了霍尔德曼的想法。当时，北京和美国之间没有直接的电视转播设备，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安装了一个地面接收站，通过卫星转发电视片，问题就解决了。中国人信守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格言，买下了地面站，拒绝让我们的电视广播公司自己花钱来建造地面站。

一月初黑格打前站之行，解决了我们的先遣人员的主观愿望和中国是个主权国家这个不方便的现实之间的绝大部分矛盾。安全部门不让总统乘坐中国的轿车，但是中国领导人却认为，如果他们突然改乘美国大型高级轿车的话，“群众”就会不理解。最后双方妥协，尼克松如果个人外出活动，可以坐他自己的防弹轿车；但如和周恩来一起外出，就要乘坐总理的车。类似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要为总统提供在中国境内飞行的座机。经过一番内部斗争，安全部门才勉强同意：我方根本不能对东道国说，他们的飞机不保险。如果安全部门坚持己见，我们就可能无法在中国旅行了——认识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了。总的来说，中方以很高的技巧和我们的先遣人员打交道。只要他们同意了的事，都以出奇的效率兑了现。至于旁的要求，那就消失在穿不透的婉拒的迷雾中，永远也不会有照面的机会了。

黑格和周恩来就政治问题进行了两次私下会谈。黑格向周恩来介绍了我方对于不久前结束的印巴危机的看法。周恩来同意我们对待这次冲突的态度。他认为，苏联在印巴次大陆推行的政策，并不是中美和解所激发的一种变化，而是俄国扩张主义趋势的历史性表现。关于越南，周恩来重申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黑格还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美方对拟议中的最后《公报》有关台湾的敏感段落的新对案——这是我一九七一年十月之行未及解决的主要问题。周恩来只是答应说，在总统来到之前给予考虑。关于台湾问题的这几句话的谈判，后来在总统访华期间占用了很多时间。

我不知道哪个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个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在我的指导下由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编辑的），收录了有关这次访问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我在七月和十月同周恩来的各次谈话也都分类摘录了。还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人的长篇分析，由中央情报局和我的班子里的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H·索罗蒙编写，作为背景材料。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书籍中的长篇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丹尼思·布拉德沃思、费正清、C·P·菲茨杰拉德、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尼克松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这可以从他到处在重要语句下面画线一事上看出来。像惯常那样，他把论据一一铭记在脑子里，待到和周恩来会谈时小心背出来应对，同时又力求造成出口成章的印象。

我们从马尔罗的《反回忆录》中选出的段落，竟然促成尼克松在最后一分钟邀请这位法国伟人来白宫做客。当年法国把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借给我们展出时，约翰和杰奎琳·肯尼迪夫妇曾为马尔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那次盛会对尼克松的影响真不小，以致他想比他所嫉妒的前任更胜一筹。肯尼迪的晚会主要是个艺术集会，这在尼克松的眼光里无非是“花花絮絮”，而他和马尔罗的会见却纯粹为的正经事。他和这位法国作家的合作不是为了搞一场社交活动，而是为了准备一项历史性的使命。

不幸的是，马尔罗对中国的了解太过时了，他对中国近期目标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比如他认为，中国邀请尼克松说明它需要经济援助；中国人对尼克松的评价将取决于他能否提出一项援助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考虑到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思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说得好一点，马尔罗的想法是早了好几年。

不过，马尔罗的直觉却证明了艺术家的洞察力常常比专家或情报分析家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马尔罗的许多判断后来证明是非常深刻的。他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这是中苏分裂的必然产物。越南战争不会构成障碍，因为中国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中国在越南的作用只是一种“假象”；中国决不会有效地帮助越南；中国对越南的宿怨太深了。中国人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

马尔罗说，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非实质性问题。重要的倒是我们在太平洋的政策。如果日本不再相信我们的核保护，它就会转向苏联。如果我们能继续把日本和美国拴在一起，这就可能促使苏联乃至中国更加需要去专心致志地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马尔罗警告说，过些时候，早的话可能在两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就会发生矛盾，而需要小心调整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不能被人家看出是在犹豫不决；整个亚洲需要美国坚定。马尔罗说，中国所寻求的首先是统一、荣誉和尊严。到头来也是想要解脱经济困境的。

那是一场极精彩的表演，听众的思想却还为十年来的成见所禁锢，不能加以充分欣赏。马尔罗一面用幻想家的眼光把听众吸引住，一面口若悬河，一泻千里。与其说他作了一个前后连贯的分析，倒不如说他描绘了一系列出色的场景。马尔罗已经有快十年未去中国了；他显然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也不掌握内幕情况。他有的只是敏感、锐利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的直觉同我们逐渐获得的实际知识相结合。

二月份是在期待中度过的。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和北京有过一次令人不快的意见交换。联系总统一月二十五日的讲话，我们向中方详细通报了我们屡次遭到河内拒绝的情况。周恩来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指责我们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去。这样讲，一半是事实，一半倒是启示。我们本来希望中国会对河内施加压力。但是既然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态，我们也很满意。

二月九日我们发表了总统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在尼克松执政的前四年，这种报告每年都是由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起草的。我们感到难过的是，不管我们怎么认真推敲，我们总达不到我们的根本目的，不能使新闻界把它作为一份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哲学的声明来对待。报界每年报道的几乎都是关于印度支那的一节；我们想启发人们讨论美国在全世界的目标，而结果总是引起关于对越南策略的辩论。不过，一九七二年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中国的内容，回答了去年七月十五日戏剧性公告发表后人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目前对台湾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正在“转移我们的重点”，从东京转到北京；这对我们的对苏政策会发生什么影响。总统的报告肯定了所有现有的对盟国的义务；我们不会因打开对华关系而放弃和日本的二十年密切关系。在我们抵达北京前不到两星期发表的这份报告，重申了我们对台湾的“友谊、外交关系和防务义务”；强调了“有关各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将大大有助于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

至于苏联，我们作了一个老一套的辟谣表态，说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莫斯科的”。但事实上，正是苏联的威胁使中国和美国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合作反映了一种地缘政治的现实，产生于对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忧虑。我们可以避免挑衅行动；但我们却不能消除这种新关系的明显影响。如果处理得巧妙，它能够促使苏联克制一点，合群一点；如果处理得不高明，可能正好促成企图避免的那种危机。

二月十一日，总统对中国作出了另一个姿态。他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部长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松动对华贸易关系的一套新建议。二月十四日宣布了这一消息。从那以后，所有可以卖给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商品同样可以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对北京的最后一个单方面的经济姿态。

二月十七日，总统在同国会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机前。仅此一次，尼克松未唱高调。他只是谈到有许多来信来电预祝他成功。他表示希望，后人会用“阿波罗十一号”的宇航员留在月球上的那块纪念牌上写的“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和平来到这里”这句话把他的这次旅行载入史册。

抵达北京：握手

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为了避免人们对铺张浪费的批评，他在一个陆军基地停宿，可是一发现这里的艰苦环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亚速尔群岛，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个小防区司令官的房子里，看上去大有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旅途中，我从霍尔德曼那里领教了如何保证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电视镜头。齐格勒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被告知说，在北京期间他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他已经在害怕遭受记者的折磨，这些人受新闻报道时限的驱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整个旅途中，尼克松时而担心手下平常能干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忘了公共关系中的某些细节，时而认真而潜心地为访华做准备。看完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之后，他在长时间的飞行期间就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们到达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让中国领航员登机。同我以前的几次访问唯一不同之处是，现代化停机楼前的一根旗杆上这次有一面孤单的美国国旗在飘扬。我几次经过这个机场，都没有看到过其他任何一个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飞的飞机的影子。在上海欢迎尼克松的是乔冠华，他名义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但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来的风度、博学和智慧。在场的还有我前两次访问时认识的章文晋（西欧美大司司长）和王海蓉（礼宾司副司长，据说是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从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未开化的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心里为难了，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作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个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记了。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到那时有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是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的。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

我们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欢迎我们的是一支仪仗队、体态优雅而纤弱的周恩来以及一批穿着同样毛式制服的中国显要人物。这些人穿着都一样，但当然是严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欢迎仪式是极为低调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以外——这个仪仗队的严格纪律是我随总统出访中印象最深刻的——整个仪式简朴到了极点。这样极度的简朴反映了一个真理，只有最紧迫的必要性才使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来——它们的其他关系根本不配享有国事访问常有的那种喜人的欢迎仪式。

中国人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准备任何形式的群众欢迎。当我们的车队驶入市中心的时候，霍尔德曼在和齐格勒的无线电通话中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我们，那里会有多么值得上镜头的人山人海。这个希望落空了。中国本来到处都是人，可这时却被挡在横街小巷里，所以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广场时，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车队驶过紫禁城的红墙和它对面那庞大而墩实的人民大会堂；驶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幅斯大林画像肯定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了）；开进了坐落在钓鱼台湖畔的国宾馆。

我们下榻在两幢楼里。总统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包括在内）住在大一些的楼里；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楼里，这楼我在前两次访问时住过。这两幢楼各有餐厅和厨房，这样就把两批美国官僚之间的日常联系压缩到了最低程度。中国人很熟悉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样安排了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鸿沟。

一到总统的宾馆，全体人员都被带到宽敞的会客室里就座，这里的沙发摆成一个圆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块空间。周恩来的夫人在那里迎接我们，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元帅、代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接着送来了茶水。周恩来主持了友好的交谈，时而开几个玩笑。和往常一样，他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中的每一个成员。

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作为缰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遭到入侵，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连对自己提出的道义主张都没信心，心虚到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他们从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这一片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中国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

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

毛泽东

实质性的谈话没有耽搁很久。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里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能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见面。”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周恩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他将把他的讲话稿事先给我一份。最后我说我就去请总统。

这样，总统和我坐上了中国轿车前往紫禁城，同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巨人进行第一次会晤。洛德作为记录员也跟来了。洛德的出场没有张扬出去，以免国务院更加不高兴。实际上国务院的人员一次都没有列席过同毛泽东的谈话。五天之前，尼克松就告诉我说，他想让罗杰斯国务卿和马歇尔·格林助理国务卿去忙别的事情，这样他就可以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敏感的问题。中国人也没有邀请罗杰斯列席，这可能是因为国务院在上一年曾说过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然而我是可以坚持让罗杰斯也来的，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尼克松和中方都不会拒绝。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来有特权、甚至是义务，提请总统修改他认为不明智的决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个疏忽在技术上无可非议，但实质上是不应该的。本来不应该把国务卿排除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之外。

毛泽东这个毕生致力于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结构和面貌的统治者实际上住在紫禁城内，像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那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去见他的话，那是奉召去朝见君王，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首脑。我曾五次见过毛泽东。每次我都是像尼克松一样突然受到召见的。有一次我访华时，毛泽东表示有兴趣见见我的妻子南希。当时她正在商店里买东西，但这对我们的中国东道主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一个似乎确切了解她行踪的礼宾官员立即把她从一家商店里拉出来，带到毛泽东跟前。而陪同她的国务院安全官员失去了保护对象，被撇下来在那里冲着一个不懂英语的售货员表示对于在北京中心发生绑架事件感到震惊。

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桌。

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住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她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被领去晋见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视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他用两只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摄影记者面前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至少对当时在场的中国人来说是如此。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但是他一再重复这个说法来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的细节。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见有生动而准确的记述。[1]谈话中，开玩笑地提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样利用她们作掩护安排一些秘密旅行。还开玩笑地谈到台北和北京领导人对骂时给对方戴的帽子。毛泽东还作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表示：他更喜欢态度可以预测的保守派领导人，而不喜欢那些情绪摇摆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对尼克松说：“你们选举时，我是投你的票的。”这使尼克松吃了一惊。他接着说：“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较高兴。”

毛泽东利用大家在取笑着谈论尼克松的政治前途的机会，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他说，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为了怕我没听出这是指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解释说，这架飞机后来在外蒙古坠毁了。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程（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话），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的保证，似乎他只是在尼克松说话时才想起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韩国。”

后来，我慢慢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把它抓住。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的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例如，毛泽东在表示他决定要扩大和我们的贸易和交流时，说话有所省略。他的方法是向我们解释中国在前两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对美方的主动行动作出反应。他说，中国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在解决了大问题以后才能处理贸易和民间往来这类小问题。“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这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这意味着在最高级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像我在上一年十月份访问时向周恩来建议的那样。在我们的来访得到毛泽东的祝福以后，所有的中方官员似乎都毫不困难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原来不懂的一些话，被他们引用来指明方向。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反复地追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一些主题，而那次谈话总共只延续了六十五分钟，其中翻译还花去了一半时间。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至于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驻军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政治意义的话，只是那一次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就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谈到国共双方在二十年代的合作时，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和他（蒋介石）的交情要比你们和他的交情历史长得多。”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毛泽东跟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在会谈中很少谈到这个问题。

当时毛泽东所关心的，以及我以后和他长时间会见时谈论得更充分的，是国际大局的事，也就是苏联。当尼克松长篇大论地谈到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威胁更大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国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去国外的。”换言之，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同样重要的是这里暗示的一个保证，后来周恩来也重复过的，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在谈到日本和韩国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由于西方人是出名地迟钝，毛泽东又提到周恩来和我会谈时反复提出的一个说法：“我认为，一般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在听到有人居然会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这种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了。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面临的危险使地缘政治占据了绝对的首位。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然而，毛泽东的谈话也不全都是战略问题。甚至在我们短暂的会见中，他也摆脱不了那使他的成就蒙上阴影并给他的晚年带来痛苦的噩梦：一切可能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些努力、痛苦、长征、残酷的领导权斗争可能都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驯服了过去一切动乱的几千年的文化却会消极而胜利地继续前进，淹没一切，只在后面留下一点涟漪，好像一块石头落入池中一样。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不无伤感地回答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

在毕生进行巨大斗争来彻底改革社会之后，这样一个评价是谦虚的。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的态度，突出地表明了革命的矛盾。“破”所需要的素质，往往不是“立”所需要的素质。动荡得越厉害，就越有可能导致一个比旧制度更加无所不在和更加有效的新制度。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往往只造就了新的权威机构。这不是偶然的。学者可以用人权的观点来说明人的自由；历史学家却知道，自由不仅存在于法律制度而且也存在于公众对制度的接受和人与人融洽的关系之中。一个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社会，即使在没有法定权利的情况下，也能做到宽容和尊重人的尊严。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中，宽容是固有的。英国从来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它的公民权利是由传统来保障的。但是在一个分裂成派别的国家里，在那里少数派绝没有希望成为多数派，也就是一部分人永远受排斥，那么这个社会在它的成员看来就是压迫人的社会，不管名义上有什么样的法律保障。

现代集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坚持单一的道德标准，同时破坏一切传统的约束。为了划一新道德，引起了自从宗教冲突以来不曾有过的感情冲动，并使政府独揽了史无前例的大权。（美国革命不是这种意义的革命。它的目的不在于推翻现有的制度，而是使现行制度恢复原来应该发挥的作用。）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具备非凡的自信心。除非一意追求自己的信念的胜利并且毫不怀疑应该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还有谁敢强迫追随者作出革命斗争必然要有的牺牲？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具有无限魅力的真理——有时是神化的，有时也是邪恶的——才造成了现代历史中的巨大灾难和剧烈动荡。因为“真理”不受约束，“道德”不受限制，它们以自己为行动的依据。反对者不是无知就是邪恶，必须接受再教育或者被消灭。破坏越激烈，就越需要用纪律来强制建立新的秩序。自发性一消失，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强求一律。

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他所推翻的许多制度无疑是腐败的。毛泽东致力于在八亿人口中争取平等，把地球上历史最长和从未间断的自治时期所发展起来的制度连根拔除，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但是如此超级规模的事业必然带来巨大规模的痛苦。社会本能的抵抗越来越大，激起了这位理想敢与天公试比高的巨人更加强烈的反应。

对毛泽东来说，共产主义就是真理。但是，当他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梦想时，他发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真理——这是他和二十世纪所有其他的共产主义之父不同的地方。他发现，共产主义的演变可能最终会使这一主义的理想落空，而中国的本质可能把他所掀起的巨变转化为它那似乎永恒的赓续中的一个插曲。为了创建无阶级的社会，成百万人死去了，但是当这个目标实现的时候，毛泽东发现，革命热情和改造社会所必需的严格控制，这两者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和人民的传统顶起牛来，而对于人民，他是又爱又恨的。这个发明文官制度的国家会把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一个新的官僚阶级，他们的真理的教条会使他们的特权空前牢固。孔子曾把这个国家的制度塑造成用来灌输普遍伦理的工具，而这个国家不用很久就会吸收并改造其末代王朝所强加于它的西方唯物主义哲学。

参观、会谈和祝酒

我们谈过了历史之后，转而讨论如何从中归纳出指导政策的方针这个实际问题。固然我在前两次访问中已经相当详细地向周恩来介绍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但是唯独总统才有最后的权威和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事情将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如何评估尼克松，如何评估他与中国人并行不悖地实施一项旨在维持均势的全球性政策的能力。他们之所以对我们开门，真正目的就在于此。

由于我们两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来往，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彼此打交道可遵循的准则，对新的关系作一番正式的表述也有必要。因此最后《公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文件须能对共产党干部和资本主义观察家同样具有象征意义，须能镇住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左派和美国保守的右派的批评。它既要谈到台湾，又要使它不再成为争执的问题。它既要指出双方真正的共同安全利益所在，又不能用挑衅性的语言来表达。要实现这些目标，口头上说说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在我十月份访问中国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还有三段话尚未确定下来。一段是关于印度-巴基斯坦问题，第二段是关于中美间的贸易和交流，第三段便是台湾问题。双方开了四次夜车才把这三段的内容定下来。

与此同时，北京最高级会谈还展开了其他方面的活动，这些错综复杂的活动是由我们细致的东道主和美国不那么细致的先遣人员精心安排的。中国人要利用他们灿烂的文化和文雅的礼貌来制造一种印象：全世界自称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化身的国家之间发展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美国先遣人员的目标却简单得多。他们只想争取利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双方的目的结合起来，上演了一套引人入胜的节目——总统马不停蹄地游览了许多中国建筑艺术和名胜古迹：长城、紫禁城、明陵、颐和园和天坛。天坛位于现在的北京城区的南部，在那里妄自尊大的皇帝竟搞了一组同心圆的石坛，规定它的中心就是宇宙的精确的几何学中心点。

我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我在上两次访问中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固然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我们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奇迹面前作何反应。因此我就利用这些时间同乔冠华商讨《公报》，并处理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华盛顿事务。

从一切报道来看，尼克松的游览全部是按计划进行的。不管计划要参观多少地方，最初出发的时间和最后返回的时间总是十分准确的。然而不管美国人做出多少节外生枝的事情，他们从来不感到中国主人催逼他们按照时间表行事。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和探索，也可以不这样做；最后时间表总是一分钟也不差。几个月以前，我体验到这种奇妙的安排时，曾问一个中国的礼宾官员，他们怎么能够把精确的时间和自由活动结合在一起，完全不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礼宾司那样着急而气势汹汹地显示自己的才干。这位中国外交官回答说，这很简单。对外宾只告诉他们出发和返回的时间以及要去参观的地点。不像通常礼宾官员所做的那样，用详细的时间表约束外宾（以显示准备的周密），这样外宾就不感到心理上的压力。为供他们自己掌握，中国人把参观时间按八分钟一段分作几段（为什么是八分钟仍然令人莫明其妙）。如果外宾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从以后参观项目中减少几个相应的八分段；如果相反，可以加上一些八分段。

换句话说，中国人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在时间表问题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随客便。这样，中国的礼宾安排给人一种神奇的安逸感；这种做法看起来完全实事求是，更能有效地体现出对客人的尊敬和殷勤。

由于做了这些准备，各种参观活动进行得像彩排的表演一样。每一个场合，大批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和老资格的记者围了上来，热切地想记录主角的深刻思想。“这是伟大的城墙，”尼克松在长城对聚集起来的记者们说，表示他赞扬这一项人类最壮观的创造。参观活动都由电视转播实况一事更加强调了，这项宣传手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电视证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现实和中国的雄伟壮丽，这是多少外交照会都无法证实的。归根到底，先遣人员也为历史作出了他们的贡献，而这一点我事先并没有认识或重视。

每天晚上都有象征性的活动——有宴会，有在体育馆里举行的体操和乒乓球表演，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到过中国十次，宴会对我来说似乎是老一套了。然而一九七二年二月经过东道主精心安排的宴会仍是那样不可思议地新颖，表明东道主认为这次宴请的来宾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事先得到了尼克松喜欢的乐曲的名单，每次宴会时他们技艺高超的军乐队便演奏其中的几支。我们出使北京的七天中，有四个晚上举行了正式宴会：周恩来的欢迎宴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杭州市的宴会和上海市的宴会。此外，在北京周恩来还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

在首都的几次宴会都安排在巨大的人民大会堂。这座大会堂是为纪念共产党接管中国而建造的。这座建筑物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对面紫禁城朱红色的城墙，它兼有新古典主义和共产党巴洛克的风格，呆板而一目了然，跟古代中国精巧而含蓄的建筑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广场的一侧虽被这座庞然的建筑物所堵住，但是仍显得十分宽阔，大会堂摆在那里像一条搁浅的鲸鱼。它的规模令人生畏，它所表现的企图千古长存的雄心使人们暂时忘记对它的设计的通常想法。

在我历次访问中，宴会的程序都是千篇一律的。人们循着一个庞大而陡耸的分层楼梯走向似乎很遥远的高处，然后进入宴会厅。有心脏病的人走上去恐怕就会丧命。（虽然有电梯，但每逢国家元首来访时，参加宴会的人很多，不得不走楼梯。）中国领导人等候在楼梯的顶上。几个木架子已预先排好，几名有礼貌的官员按照严格的礼宾级别把我们排好，拍那必不可少的集体合影。不论代表团有多么庞大，都会很快排好，不消三五分钟就照好了。接着贵宾们在进行曲的伴奏下被引进宴会厅，同排成长队的各界要人一一握手。宴会厅可容纳多达三千人。在尼克松访问时，赴宴人数约为九百，但是大圆桌安排得毫不使人感到空旷。主宾席设在讲台的下方，台上有两套扩音器，一套供领导人祝酒用，另一套供译员工作用。我同尼克松夫妇和周恩来坐在同一桌，不过距离太远，无法参加他们的谈话。宴会的气氛十分欢快。不仅一道道菜肴无休止似的端上来，而且桌上的每个中国人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注意使每个美国人的碟子里随时堆满了食物。

当然还有无休止的祝酒。我们喝的是茅台，这是一种烈性酒。我认为，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就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对此我得到过形象化的证明。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要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演示这酒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火竟不熄，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桌面。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宴席上的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时才喝酒。嘴里欢叫着：“干杯！”那可是言下无虚，当真每次都喝干的。敬酒的人显示他的空杯，逼得对方不好意思不跟着干杯，使谁都蒙混不过去。中国人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喝惯了他们自己的酒，于是随着宴会的进行，也就越发热情奔放起来了。幸好宴会的祝酒词是事先准备好的，宴会时只是宣读一下。只有在上海高兴得过了头，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时，居然似乎提议同中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2]幸好当时记者们也喝得有些糊里糊涂，而且他们也不想再发表任何超过《上海公报》的重要新闻了。在这些宴会上我的问题是，每次宴会之后我一般还要和乔冠华会谈几小时，来草拟《公报》。有一次我对他说，现在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不妨用汉语来讨论《公报》。

但是这些宴会在美国早晨的电视节目里实况转播，却达到了一个极为严肃的目的。它们迅速而戏剧性地向两国人民表明，中美之间正在形成新型的关系。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宴上特别热情的欢迎词中说，尽管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仍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他没有提到台湾；他具体表示不会用战争手段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这只不过是明确说出我们在私下里已经知道的意思。这是又一次虽然是含蓄的保证，要我们无须再担心中国对印度支那进行武装干涉。五周以后，当越南人向我们发起攻势时，这一了解对我们十分有益，特别是莫斯科也作出了类似的（虽然是口才较差的）保证。

尼克松的答词带有更加浓厚的感情色彩。他曾推敲了我给他起草的讲稿，用他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改写，并且加上了毛泽东的语录。他强调我们两国具有超意识形态鸿沟的共同利益（但没有具体指出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

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我经过多次访问之后，对这些宴会、祝酒、音乐，都感到颇为寻常了。但是我得承认，当中国总理头一次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逐一敬酒，同时二十年前同我们打过仗的军队的乐队奏起《美丽的阿美利加》时，我是深为感动的。不管怎样，理查德·尼克松在乔治·华盛顿生日的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显然在外交上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这种象征性的表示必须配上实质性内容才有意义。这件工作分三级进行。国务卿和中国外长以及他们的助手进行会谈，讨论我们的东亚司所关心的问题，即促进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多年来华沙会谈的问题。这组会谈的另一个作用是使国务院的代表团在尼克松同毛和周会谈时有事可做。（尼克松认为，而且也事先告诉过周恩来，“我们的国务院像筛子一样极容易泄密”。）这组会谈在国务卿下榻的宾馆里举行。这里主要的问题是防止在外长级会谈中透露那些在其他会议上已基本解决的问题，例如《公报》的结构和内容，因为中国人在内部互通消息方面不像我们那样受约束。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谈。

另一级会谈是在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之间举行的。早上有参观访问，他们每天下午进行会谈。一共举行过四次，历时共十二个小时，轮流在人民大会堂和尼克松下榻的宾馆里举行。尼克松和周恩来回顾了国际形势，并且明确指出自从我秘密访问以后发展起来的双方相同的观点和事实上的合作。我方参加者有尼克松、我以及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

第三级会谈主要是由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来起草《公报》，偶然需要请示我们的领导。这种会谈总共历时约二十小时。此外，我还同周恩来会谈了两小时，他有两次走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谈，让我向他直接解释我方的某一观点。我们的会谈是在一幢中国人专门用来商讨问题的宾馆楼里举行的。

但是在举行所有这些会谈之前，我和周恩来必须安排好谁将参加哪一种会谈，以及他应知道些什么内容。在我们和毛泽东会见结束二十分钟后，周和我在专为起草《公报》准备的那幢楼里商量了约一个小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向他说明，哪些问题应该在哪一组会谈里提出。我告诉他：“据美国民间传说，中国人繁琐，我们简单；可是当我听到自己的发言时，我感到我们很繁琐，而你们倒痛快多了。”周恩来在同作风怪异的美国人打交道时雍容大度。苏联人进行秘密谈判时，总企图利用我们各种渠道之间的矛盾；中国人却相反，一丝不苟。他们安排了会谈的时间，并把情报分做几类，各不串乱，就好像他们向来熟悉我们的奇怪做法似的。看来周恩来并不在乎给他的代理外长姬鹏飞安排做另外的事。他冷冷地向尼克松解释说：“他有他的局限性。”

在我和周恩来开始讨论实质问题之前，还有美方生活中另一件稀奇的事情需要加以处理。由于有了现代通信设备，不论总统走到哪里，他总是掌管着政府的工作。然而每一个总统都认为他需要某件象征性的大事来显示他的权力。在这次访问期间，曾经决定由总统当着全体记者的面签署一项法案，规定为解决西海岸码头工人罢工进行仲裁。与此同时，他还要发表谈话，要求国会就劳工法采取行动。那些负责公共关系的天才们无疑认为，从一个自称为工人国家的首都发表消息，这些选题很理想。本来什么都好办，偏偏一名先遣人员提出一个想法，要让尼克松把签署过法案的钢笔送给周恩来。我们这位一向处事泰然自若的东道主，头一次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没有听说过这种赠送总统签署过公开文件的钢笔的做法。我向他作了解释之后，他不愿意参与其事。他婉转地指出，接受钢笔会不会给人一种干涉美国内政的印象。他好意地建议说，如果一定要送他钢笔，可以在我们返回美国之后另送一支。最后我对周说，这件事还是算了吧，大家都省事。

我和周恩来终于开始审议《公报》了。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十月份我访华时双方就印巴问题起草了各自声明的内容，但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间发生了印巴危机，情况变了；看起来修改并不困难。我方认为有关贸易和交流的段落太单薄，需要补充，这是美国公众用来衡量关系进展的一个标准。最后就是有关台湾的段落还没有完成。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现在的草案。周恩来和我一致认为还需花许多时间进行谈判。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双方全体人员举行了第一次简短的正式会议。双方已有默契，因此任何一方领导人都可以似乎自发地提出对方所设想的工作方案。周恩来把我在不到半小时前向他阐述的工作计划作为他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从而承担了另设一摊外长会谈的责任，使我们避免了许多内部的烦恼。尼克松也不甘落后，声称他反对含糊其辞的《公报》。他说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领导人要不怕说出他们的分歧，这样才能显示他们的力量。周恩来欣然同意，《公报》应按他十月份就提议的方法来写。官僚主义的问题解决以后，尼克松高姿态地宣称，他不是按各国的意识形态把国家分类的，而是要看它们执行什么外交政策。那次会议到此结束。

第二次会谈时，参加的人数就有限了，并且开始认真讨论实质问题。星期二下午，尼克松熟练而扼要地向周恩来介绍了美国的政策。他再次指出，他的外交是以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为依据，而不问它们的国内结构如何。一九七一年七月他在堪萨斯城的演说，虽然是即席讲话，但却反映了他深思熟虑的看法，即一种以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美国对亚洲没有领土野心，他深信中国对美国也没有领土野心。因此两国之间存在着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尼克松指出，美国同日本的友谊和结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这保证了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和别人的野心抗衡，也可以防止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菲律宾以至韩国驻军有助于中国的安全，因为我们在靠近中国的地区保持了一种力量均势。尼克松综述了我们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所做的努力。我们并不像河内那样，想把一种政治解决强加在越南身上。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再也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这是暗示我们的信誉和中国的安全也是休戚相关的。他警告说，如果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再发动大的攻势，我们将作出强烈反应。

谈到台湾问题，尼克松详细论述了我早先已向周恩来谈过的一些基本原则，即我们不鼓励“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也不鼓励其他国家来取代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地位。尼克松表示希望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完成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他没有明说我方对此的条件，但是他毫不含糊地表示坚持要和平解决。他清楚地表明，我方撤军要取决于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情况。尼克松一再说明他不能就台湾问题搞“秘密交易”；他的确没有这样做。

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在聆听尼克松发言时面无表情，而在他自己发言时则一针见血。他使人清楚地感到，他最担心的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南亚事态是最近的一例，尽管印度的帝国主义野心在苏联煽动冲突之前就早已有所发展。中国人认为主要问题是维持世界均势。他认为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隔阂已经结束。现在的任务是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周恩来处理越南问题的方法，可称是迂回曲折的杰作。他更多地用悲伤而不是愤怒的口气反驳尼克松。他表示同情越南，但却没有提出两国利益一致。他把支持河内的义务说成是因为中国在帝王统治时期欠下越南的旧债，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更不是基于民族利益的一致。中国对正在进行的谈判不发表评论。他重申，中美之间的分歧将用和平方式解决。我们把这话理解为：中国不会武装干涉越南；北越不是中国政策的延伸；而周恩来处理越南问题主要是把它放在苏联在东南亚的长期野心这个背景上来看待的。他关于迅速结束越南战争的主要论点是，战争拖住了美国，使我们的力量不能用在世界上其他更为重要的地区。他只敷衍了事地批评了我们在谈判中的立场。他劝我们从越南撤军。他没有认真坚持河内以及批评我们的人所主张的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和推翻阮文绍的政治纲领。

关于台湾，周恩来一再强调中国人希望和平解放台湾，不过仍然坚持这是中国的内政。周和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观点是，台湾问题上的持续的分歧是第二位的，我们第一位的共同关心的事是国际均势。对台湾的意见分歧，将不让它影响戏剧性地发展起来的、建筑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新关系。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基调是把台湾问题留到以后再解决，以便两国弥合二十年的鸿沟，在双方利益相符的领域执行并行不悖的政策。

这就是多次会谈内容的精华，这些会谈是以独特的间接方式和微妙的暗示来进行的，尤其中国人方面更是如此。没有作相互的承诺，甚至并没有尝试规定协调的行动。一种奇特的伙伴关系形成了，这种关系正因为从未正式明文规定而更为有效。这种关系始于我七月份的秘密访问，在我十月份先遣访问时继续发展。随着尼克松在中国巧妙而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这种关系达到了顶峰并合法化了。在我以后的六次访问中，这种关系又有了细节上的发展。两个大国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协调各自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协调它们与此有关的利益来寻求合作。这样的关系不仅是法律上的需要，而且也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在同尼克松会谈的几乎全部时间里，既不谈《公报》（只曾简短触及），也不谈有关行动计划的决定。在尼克松访问期间，以及我几次单独会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或中国大使时，我们讨论的中心都是保持均势的必要性、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长期趋势。双方都理解，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观点一致，那么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并行不悖的战略；如果观点不一致，即使就个别问题达成了策略性的决定，那也会是临时性而缺乏成效的。

《上海公报》

事实上，双方正冷静地使观点趋向一致。然而这种并行不悖的战略确实需要有一种形诸文字的表示。这次访问结束时的《公报》，对于全世界和中美两国人民将是一个象征。《公报》还要指导两国政府机构（它们将不会知道全部谈判的情况）执行新的方针。因此《公报》要成为检验两国关系的标准，而只要华盛顿继续正式承认台北是全中国政府的所在地，那么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就不会是正常的。

我已经说过，有关很多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辞大部分已在我十月的那次访问期间得到解决，其中包括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双方冲突的观点一并列出。把这些对立的观点写进《公报》，反而使得那些我们能够采取一致立场的事情更加突出，更加可信，特别是在反对“霸权”（这是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新的叫法）方面。这样，《公报》也不大可能被双方曲解或作不一致的说明，而通常的文件倒倾向于把分歧点和共同点一样搞得含糊其辞：把分歧点搞得似乎双方协调一致，而在共同点上则是避免被人指责为合谋。《公报》使我们双方的盟国和朋友都感到比较放心。

但是，台湾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十月间那次访问时，我们已经同意，双方都可申述自己的立场，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北京声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它说，台湾的前途是内政。在美国的声明中，我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而北京方面则同意在他们的声明中不抨击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卫条约，甚至对此只字不提，而只要求美军撤走。双方同意声明主张中国统一，但在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若干问题上，直至尼克松到达北京时，双方仍有分歧。中国方面要我们声明，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希望”。我们却坚持要申明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中国方面要我们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军。我们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要把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在乔冠华和我为解决这些分歧而花的二十个小时内，就像在我那次秘密访问时一样，双方都把对方推到最后的时限，看谁的弹性更大些。巨大的决心用极其友好的态度掩盖起来。双方都装作好像根本没有最后时限，这是向对方施加压力的最好办法。缓和的态度增加了紧迫感，却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虽然在任何谈判中都避免不了施加压力，但这些会谈还是用异常微妙的手法进行的。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不提什么无可挽回的要求，也不搞似乎一方走一步必须对方让一步的讨价还价。由于不同的原因，台湾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关系到原则的问题。如果暗示一下原则可以出价购买，那会是唐突的。因此，双方都显出好像必须用对问题的共同理解，而不是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一个共同问题。我们极力非常坦率地解释各自国内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假如《公报》是通过耍手腕谈成的，或者不被国内所接受，它就不能存在下去。我们认识到，在有些问题上，谈判双方唯一能做到的是以庄严的姿态争取时间。在台湾问题上，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其余部分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缔造。

在尼克松处理白宫事务的时候，乔冠华和我利用第一天的谈判时间逐行审查《公报》现有的草案，肯定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我解释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需要；乔冠华表示他无权改变中国方面原提的建议。我决定把这事暂搁一天，利用第二天二月二十三日的谈判时间向中国人介绍了我们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中国人显然对我们的对莫斯科政策感到不快，但他们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个三角外交的现实。美中共同利益之所在是防止苏联利用任何手段——包括进攻中国——来破坏全球的力量平衡。但是，永远同莫斯科处于敌对状态对美国不利，除非莫斯科向国际平衡挑战。作为核超级大国，我们还有义务减少核对抗的危险。北京无疑希望看到一个更简单的格局，即华盛顿和莫斯科公开敌对。这样就能使北京少绞脑汁，并且提高它讨价还价的地位。我们必须做的事要更为复杂。北京的国内的需要把它推向对抗；而我们则需要向我国的公众和盟国表明，冲突并非我们所引起，否则国会就会裁减我们的防务，盟国也会离开我们。我们只有采取和解性的政策，才能够得到支持，以便在危机时刻采取坚决的行动。我们准备抗衡苏联的扩张行动。但是我们不愿事先摒弃真正缓和同莫斯科紧张关系的这一选择，如果到时候这种缓和能够实现的话。因此，我们必须使得北京明白我们的目的，而不致对我们的行动感到吃惊。我们把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告诉北京。我们力图避免有任何美苏共同主宰的印象。我们不能让苏联对美中关系有否决权，同样也不能让中国对美苏关系有否决权。这是一场三度空间的游戏，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我们显得游移不决或者是倾向于莫斯科，就会逼得北京对苏联言和。但如果我们采取中国的立场，我们并不能给北京帮忙；事实上，我们这样做很可能促使苏联来个先发制人，进攻中国。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面临极其危险的决策。

乔冠华和我的最后时限是二月二十六日，这天上午尼克松要离开北京去杭州。在旅途中是没有什么机会谈判的，而且中国领导人也很难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谈判结果。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我们谈判的第三天，尼克松和随行人员去游览长城，而乔和我之间开始了真正的谈判，这时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在那天上午两个半小时的谈判中，乔再次提出中国的方案，即：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要求我们声明——和其他条件没有联系——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我拒绝了这个方案，我说这会破坏整个关系，因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下午，乔和我进行短暂的会晤，让我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实际上是稍微修改了一下我们原来的建议。我们把撤军同一个“前提”联系起来，这前提就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这样就同越南问题联系了起来）。乔答应进行研究。晚宴之后，过了午夜，乔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我们陷入了僵局，而这时只剩下大约十八个小时的谈判时间了。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尼克松游览故宫，乔和我又谈了九十分钟。我们两人都没有显出着急。我们随便交换着意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双方都可以装作说的话并不约束自己。我坚持美国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是要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前提。那天下午，尼克松休息的时候，乔和我又见了两次面。下午两点三十五分，乔提出了一个方案，这第一次符合了我们的基本原则。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我们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答应迅速答复他。

我和我的同事、然后又和总统进行了商量以后，下午三点三十分左右，我和乔再次见面。我已想出一个主意，就是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我们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迄今为止这两点是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我建议把最后撤出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前提联系起来，而把逐步减少军队同逐渐缓和“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乔表示对此有些兴趣，并提出一个略有不同的写法。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说这样写，含义更积极些，更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我觉得这样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反而更好，这里含有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义务的意思。不论怎样，我相信台湾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乔那时还没有准备接受把撤出美军同我们的另一项要求，即缓和“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我相信我们已经取得了突破。在任何谈判中，都有那么一个点，达到那一点，双方就走得太远而不能再回头了。相互让步积累起来，自然会造成一种势头；到达某一点以后，后退会使谈判者的判断力成为疑问。毛泽东曾用他惯常的间接方式对尼克松谈过同样的道理，虽然同时假称协议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他说：“……如果头一次我们失败了，人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们头一次不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只能是我们走错了路。如果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又会说什么呢？”毛说的是对的。第一次的失败必然会使后来的成功逊色。“但我们相持不下又有什么用处呢？”

周恩来那天下午参加了半小时谈判，这清楚地表明他相信，我们第一次就不会失败的。我们不需要周来证实谈判处于僵局；他的出现表明他将负责作出必要的妥协。我再次说明，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承诺撤军；而撤军条件，哪怕是部分撤军，也必须是现实的和能够向我国公众说得通的。我们确实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东南亚的战争事实上也将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部署。只要诚实地阐明我们所关心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在美国为《公报》讲话。否则，我们将被迫单方面公开申明这些同样的条件，这样就会破坏我们相互间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正是我们这次谈判和访问的最主要的目的。周说，他将考虑我的论点。

事实上，在谈判的激烈程度和这个问题的内在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协调。周非常明白，台湾问题不可能在总统访问期间得到解决。不仅如此，企图这样做还会同中国要和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样做，会在美国引起国内的风波，或者在北京造成僵局。这两种可能性都会把两国间的新关系窒息于襁褓之中。双方的根本目的都不在领土，而在地缘政治。双方都已作出结论，自己需要对方来保持力量平衡。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国的需要大一些；从心理的角度考虑，我们的需要大一些。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外交有更多的周旋余地，并且在国内外经过痛苦的十年之后，使人民看到一些希望。

事情本来可以当场解决，但是我们必须休会，让尼克松和周恩来进行短暂的会谈，继之以另一个宴会。周恩来的祝酒词很短，并且提到“我们双方之间有着巨大的原则分歧”。尽管尼克松和周恩来一个星期来在他们一般的讲话中不断地重复这一点，尽管周在结束他的祝酒时愉快地表示中国人将致力于同美国的友谊，一些不安的记者们仍旧认为他们觉察到谈判中突然出现了“紧张气氛”，因为这个祝酒词里似乎有些细微的暗示，而且宴会的整个气氛似乎也不如第一天晚上那样热烈。当然，由于双方同意对谈判的要点保密，在没人指点的情况下，记者们挑出最有戏剧性的可能性加以强调，那是可以原谅的。事实是，到开宴会的时候，《公报》的关键问题已经解决，只不过我们代表团内部还有一些小小的争论。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星期五下午的一小时会谈中，根本没有提到《公报》。如果说主宾席上的谈话兴致有所减弱的话，那部分是由于连续开夜车，人们普遍都感到很累了，那些谈判者更是疲惫不堪；还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礼宾顺序就座的，也就是说，在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上，我们都是和同样的人为邻。不消说，到那时，大凡搜肠刮肚能找到的闲聊话题，我们都谈遍了。美国新闻界自我为中心地认为，有他们在场，也就是深入的新闻采访，使尼克松经不起中国人的“压力”，因为他需要一个成功的结局——殊不知中国人下了一样大的赌注，也许是更大的赌注。不论原因如何，报纸上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宴会祝酒词暗示麻烦”（《华盛顿星报》），“尼周会谈似陷僵局”（《华盛顿邮报》），还有一些毫无具体根据的关于僵局的长篇报道。

星期五这次宴会之后，乔和我在晚上十点三十分再次会晤，并在十五分钟之内解决了关键问题。他立即接受了我向周恩来解释过的所有的美方措辞。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取得乔对以下提法的同意，即：我们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省”，这样就消除了彼此从属的含义。这有关的一段现在行文如下：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我让人把台湾这一段打印出来，送到隔壁楼里给尼克松。像在所有的谈判中一样，我们在主要目标上取得一致意见后，尼克松就让我主持会谈。他对不同的措辞方案没有特殊的兴趣，直到出现了一个须经他最后批准的文本。有一次，我请他给台湾问题的一份草案作了批注，然后拿给乔冠华看，以加强我坚持撤出美军要有条件的立场。现在，决断的时刻到来了。我们手头上有了一份我认为可以接受的方案。星期五晚上十点五十分，尼克松和我逐字逐句地研究了这份草案。和前几份草案比较的结果，说明我们达到了我们的基本目的。我们将重申我们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我们对于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军事力量的原则表示同意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目标，而且联系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暗示有一定的根据可以期待它的实现）；撤军将取决于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双方都明白，美国在台湾防务中的作用并不依靠驻在台湾的那点军队，这为数很少的军队主要是为我们在东南亚的活动服务的通信人员。美国对台湾安全的真正作用是由一九五五年的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在《上海公报》中，双方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而尼克松在去北京前一个星期发表的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重申了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仅如此，中国之行许多破格作法当中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当我后来于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重申了我们对台湾的防务所承担的义务。

《公报》中关于台湾的这一段文字，并不是哪一方的“胜利”；建设性的关系不能建立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在主权国家合作进行的事业中，一项协议只有在它得到遵守时对双方都有利，才能够持久。这次实际上是把台湾问题暂时搁置起来，而双方都维护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继续存在，我们和中国的修好却加速进展了，因为双方都严重关注世界均势所受到的威胁。

尼克松批准了关于台湾的这一段以后，我和乔关于其他未决问题、主要是贸易和交流问题的谈判，很快就结束了。中国方面原来的草案上只简单地、不明确地提了一句。但是我们强调，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个领域里的进展将是衡量美中新关系的一个尺度。乔现在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我们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到凌晨两点，大功告成。文本只待双方领导人确认了，而前几次的经验告诉我们，这将不过是个形式。

星期六，在乘坐一架中国飞机（特工人员对此十分憋气）离开北京赴杭州前，临时在北京机场候机室里开了个短短的全体会议，目的在于使外长们也同两国政府首脑在一起让记者拍拍照，出点风头，同时批准前一天晚上的工作结果。不幸的是，有人一时疏忽，忘记通知仪仗队我们并不马上出发。结果，周恩来和尼克松乘坐的汽车一到达机场，他们就开始立正。而在全体会议进行的五十分钟中间，仪仗队始终在刺骨的严寒里立正站着。他们表现了惊人的纪律性和忍耐性。

会议进行得很愉快，只是讨论《公报》有点减色和不便，因为我们离开宾馆前打印工作刚刚结束，所以我们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还没有看到《公报》。大家请两位外长谈谈他们在这个星期里会谈的情况。这花的时间不长。为了避免冷场，周恩来谈到尼克松参观十三陵时的一个小插曲。有一个目光敏锐的美国记者，发现一些穿着花衣服在玩耍的孩子像是经过很好的排练，于是对他们是不是自发地在这里玩儿提出了疑问。周恩来很有风度地表示抱歉说：

有人搞来一些孩子，想让十三陵显得漂亮些，这是制造假象。你们的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承认这样做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不想掩盖在这件事上的错误，我们已经批评了做这件事的人。

我自己没有去十三陵。我承认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们要那样做。我还是昨天晚上从你们的报道中了解到这件事的。后来一调查，我发现事情确实如此。我要感谢那位记者。到杭州和上海时，我可能有机会这样做。

周对于掩盖真相是危险的这番话显然没有给他的最重要的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尼克松很得体地回答说，他真高兴见到那些小女孩，不管她们是怎么去的——然后抨击了新闻界，说是不可信。周恩来承认这个错误，需要极大的自信心和高度的机敏。这不但表现了可钦佩的坦率，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强调中国人在原则问题上的严肃态度，这里甚至连错误的可能性都不能容许。可惜，周的话似乎并没有通过素以效率著称的中国官僚机构传达到下面。在杭州我们又碰到身着彩色民族服装的孩子在做游戏——那是在那个时期在其他情况下中国城市灰色的街道上绝对看不到的场面。两年后，那时周因病不再主持政府工作，我在苏州又碰到同样的情景。看来，这是欢迎贵宾的标准做法，连伟大的周恩来都无法将它取消。

可以愉快地说，我们离开北京以后，这次旅行的公事部分就宣告结束。位于长江下游出海口的杭州，确实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杭州建于罗曼蒂克的湖畔，到处是精致的花园、庙宇和殿堂。气候温和，春来得早。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学术和诗歌的发祥地。十三世纪马可·波罗访问杭州的时候，赞美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它是这样的美，以致“人们以为自己置身于天堂之中”[3]。黄镇大使在巴黎时曾告诉沃尔特斯将军，中国有句俗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总统在游西湖时对周恩来说，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像是一张明信画片”，西湖的诗情画意被冲淡为尼克松式的散文了。

我自己只在杭州游览了一次。这里最美的风景之一是一个湖心小岛，而这个湖本身又位于被一个更大的湖所环绕的岛中心。中国人在里面的那个小岛上修了一系列简单的建筑，恰似一扇扇窗框，通过它们，人们看风景好像看画一般。漫步时，我眺望着那些秀丽的小山，它们宛如从水里长出来的高大植物。在框边上，一棵孤独的柳树妩媚地垂着。一切都安谧与恬静。突然，沃尔特·克朗凯特蹒跚着闯入了画面。他显得有点疲劳，身穿更适合于到极地探险的厚厚皮衣，脖子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照相器材，压得直不起腰来。我虽然喜欢沃尔特，但这恬静的景色毕竟被他破坏了。

我们这一行美国人的情绪无论如何同这景致的平静不相协调。在去杭州的飞机上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草拟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可以预料的，他们觉得《公报》不够圆满。这是把职业外交家排除在谈判之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那些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所克服的障碍，自然可以尽情树立理想的目标（如果由他们主持谈判，恐怕第一天就会催着放弃这些目标的），并拿它们同手头的这份文件进行对比。或者他们可以挑剔《公报》的文体，指出一些巧妙表达之下的、重要的微妙差别——要是没了他们的火眼金睛，谁也看不出来。我曾建议让助理国务卿格林参加我们的谈判小组，但尼克松不同意，生怕走漏消息，也因为他宁愿总的一次而不要日复一日地同罗杰斯就《公报》的起草问题进行不可避免的对抗。正像没让罗杰斯参加同毛泽东会见那件事一样，我本该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我们付出代价了。

我们刚刚到杭州，罗杰斯国务卿——正像在柏林谈判以后一样——就对总统说《公报》不理想。他交给总统一份他的工作人员准备的单子，列举着应进行修改的地方，既多又琐碎。例如，他的专家们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他们觉得这句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他们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我这个没经过训练的头脑实在难以理解其中的差别。另一个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如此这般重要的修改大约有十五处，其中包括一个合理的建议，即在英文文本中，美国的立场声明放在前面，而在中文文本中，应当把顺序颠倒过来。（这是传统的外交惯例。）

尼克松气得发疯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告诉中国人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很可能使此行变得很不愉快——特别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他穿着睡衣，烦恼得在杭州漂亮的宾馆里气呼呼地来回走动。他威胁说，一有机会，他就要“收拾一下”国务院——从很多年前我在皮埃尔饭店第一次和他见面以来，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要重复一次这种威胁，然而他从未说过到底要做什么，而且也从未付诸实施。他一会儿说他说话算话，过一会儿又说他不能带着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我建议在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谈谈，尽管这很难启齿。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来的草案，我们只得遵守我们的承诺。

虽然这一席南方菜特别精美，我却没能好好享受，心里老嘀咕着宴会后要干的事。乔冠华和我在晚上十点二十分会晤。我决定，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我说明，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因此，如果乔能够进行合作使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随后，我提出建议要修改的地方。

我的论点没有完全说服乔。他尖锐地回答说，双方已经走得很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到我们说总统已经接受，政治局前一天晚上已批准了《公报》。现在离发表《公报》不到二十四小时，怎么来得及重开讨论呢。然而中国人是注重实际的，而且中国领导人是明智的。给对美新关系奠定一个心理上的基础，比乔的这些正当的反对意见更为重要。乔暂停了我们的晤谈——无疑是为了请示总理——回来时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中国人不能考虑修改台湾部分；他们已经对我们的意见作出重大照顾；他们的领导人进行过很多辩论才批准了这个文本。任何要修改这一部分的企图都会排除第二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但是乔准备讨论我们的其他建议，看看是否有可取之处。

于是，我们又开了一次夜车。中国人在放了不少“空炮”之后，同意了对《公报》中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修改。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次日清晨，获得了这种批准。星期日中午，在上海，乔和我又用了两个半小时检查新完成的文本。我们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甚至核对了标点符号，并做了一点文体上的改动。（《公报》全文见附注。）[4]

然后，我向乔冠华扼要介绍了当天下午我准备就《公报》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双方决不要自称取得胜利，也不要自作聪明地进行解释。这是对干练的（而且时常是对工作有帮助的）章文晋部长助理的一个不很隐讳的告诫，他区分意思上细微差别的能力很了不起。我的主要目的是让乔明白，在对记者的谈话中，我要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承担的义务。我希望中国方面对此不要作出什么反应。乔回答说，他指望我会处理得很好。

我在上海产业展览会宴会厅里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肯定是中国土地上革命以来发生的最自相矛盾的事件之一。一个外国官员在这里说明，他的国家将继续承认与他谈判对象政府相敌对的那个政府，而且还要用武力保护这个敌对政府，防备他的东道主对之进行侵犯。我引述了几个星期前刚刚发表的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的若干有关段落，重申防御条约继续有效。中国人很明智，没有作任何反应。我们的主人知道轻重缓急。

从中国人对《公报》文字翻译的处理，也可以看出他们能抓住主要之点。在所有的会谈中，我们都用北京的译员，主要因为尼克松认为国务院的译员会走漏消息；而且，他们的译员也比我们的强得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利条件，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方面受英文文本的约束。（再者，中国方面很多人懂英文，而霍尔德里奇则懂中文。发生争议时，有英文文本在那里管着。）由于时间紧迫，我们甚至连检查一下中文译文的机会也没有——在跟俄国人打交道时，要是省略了这一步，那简直就是自杀，我们在宣布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时就吃了这种苦头。但周恩来是不搞小动作的；他明白，相互信任要比辩论中的得分更为重要。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发现中文译文比英文本对我们的立场还更有利。后来，我把我的工作人员理查德·索罗蒙做的一个分析交给了总统，这个材料的末尾写道：

在台湾、印支战争和文化交流三个问题上中英文本之间发现有重大差别。然而，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中文本把英文本中意思含糊的地方讲得明确了一些，或者把我国立场阐述得对我们的目标更为有利，而不是不利。

关于台湾的前途，中文本甚至比英文本还更少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美国接受了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观点。中文本更有力地表明了我国无意卷入有关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的争论，并且更突出地表达了我们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上海公报》和《公报》所确定的新关系一样异乎寻常。《公报》的开头部分载明了双方在朝鲜、越南、日本等许多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美国的立场是用和解性的词句阐述的，强调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原则。这是我们首次向中国人民申述我们的价值标准，我们努力强调美国代表着人道和希望。中国方面的措辞较为强硬，但比之一贯的文风，调子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对于文化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干部来说，要使自己看得惯中国领导人和美国人会谈已经够难的了；要完全抛弃革命高调，那是不可能的。很明显——毛和周也多次承认——偶尔放些“空炮”是为了记录在案。

这些强烈对照的声明反而更突出双方阐述的共同观点中所体现的中美关系的革命性转变。中国和美国实际上等于声明放弃以武力解决两国间争端。双方宣布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霸权野心。双方同意不参加任何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协议。双方同意促进交流和贸易。双方以维护各自尊严、自尊和义务的方式处理了台湾问题。

《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指导了两个大国间的关系达七年之久，从来没有对《公报》的解释发生争议，直到一九七九年它为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公报》没有秘密条款或补充条款。《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的含义。《公报》的重点并不是台湾问题或双边交流（尽管新闻界作了这样的强调），而在于国际秩序。《公报》把两个曾经彼此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解决双边问题——这些问题再推迟一个时期也无妨——而是要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来处理普遍关心的安全问题。

我们的中国之行渐近尾声了。在上海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此时此刻，紧张情绪烟消云散了，人们开怀畅饮茅台酒。尼克松对一切都很满意，颇有些情不自禁，发表了他的即席祝酒词（前面已提过此事），险些提出美国为中国提供军事保护。乔和我对开夜车已习以为常，似乎不再开一次就不舒服似的。我们从二月二十七日晚十一点零五分到二十八日零时三十分再次晤谈，讨论了越南问题。我说明了我们的谈判立场，比尼克松向周说的更为详细，并表明如果河内谋求军事解决，我们决心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击退河内的攻势。乔重申了中国对北越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但他同周一样，解脱了中国同河内的谈判立场的干系。这些是美国和北越之间的事，中国不打算发表意见。他没提出任何警告。也没有暗示，如果美国实施了它的威胁，会受到什么惩罚。

在我的这个工作日结束以前，我还参加了另一次谈话。凌晨三点钟，我被叫到尼克松的房间，那是在我们下榻的一家多层饭店的上面一层。窗外是庞大无比的上海市，闪烁着几点稀疏的灯光，使人几乎想不起这里居住着近一千一百万人口。其他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中国的大地伸展在我们面前，无边无际，但又模糊不可见。尼克松把霍尔德曼也叫醒了。他向我们谈到这段时间的紧张和兴奋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时往往产生的隐忧。尼克松谈到了他取得的成就，征求认可和鼓励。我们全都满足了他，部分地因为对这个孤独的、受折磨的、欠沉着的人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同情，部分地还因为熬过令人精疲力竭的一个星期之后，万念俱灰，一心只想睡觉了。不过，尼克松所需要的鼓励也是容易给的。尼克松性格中富于幻想的一面所造成的言过其实之处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有些方面也令人同情。他确实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是他想出了对华主动的主意（虽然我也独立地得出了这个结论）；他推进了这个计划，冒着单独干的国内政治风险，并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现得令人钦佩。

二月二十八日一早，周恩来在陪同尼克松去机场之前来和他话别。这是估量了彼此的能力，并对彼此的目的感到放心的两个人之间一次文雅和惜别的谈话。因为永远不能肯定西方人是否真正领会其中的意思，周再次阐述了中国在台湾和越南这两个很可能马上就引起麻烦的问题上的立场。讲到台湾，他再次劝我们要有耐心。他说：“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已经让台湾问题搁置了二十二年，我们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关于越南问题，他讲得巧妙极了。他重申了对河内的支持，但是再次表明这种支持不是基于民族利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是基于几个世纪以前中华帝国对越南欠下的历史旧债。中国显然可能作出一些物质上的牺牲；但中国不愿冒战争风险来偿还这笔旧债。这位敏锐的总理坚持说，中国之所以避免在《公报》中声明和越南有任何特殊关系，是因为不想给人们留下错误的印象。周对尼克松说：

我们非常同情那个地区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和我们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我们原想把这些写进《公报》，但后来考虑到这样也许会产生其他后果，所以就没有这样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胜利了的人民，只有帮助他们的义务，而无干涉他们主权的权利。我们欠他们的债，是我们的祖先欠下的。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证，去年七月以来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然而，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关键不在那里，总统先生、毛主席和我本人都明白这一点。

确实，我们是互相了解的；越南战争不会影响我们关系的改善。北京申明采取克制态度，并说缓和紧张局势的关键不在印度支那，这就使人们确信无疑，北京的重点不在于它南部边界以外的战争，而在于同我们的关系。三个月以后，莫斯科也表明了同样的重点，只是更加粗率罢了。尽管彼此仇视，也许正因为彼此仇视，莫斯科和北京在这点上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不能让北越压倒它们更大的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我们的外交，克服了一切不利的情况，已接近把河内孤立起来了。

评价

尼克松的访华之行是在高涨的情绪中结束的，但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靠这个来推动的。中国领导人尽管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不感情用事的推行均势政治的人。从古代起，中国的统治者们就不得不抵抗强大的异族邻居和潜在的征服者。尽管他们时常处于软弱的地位，他们还是胜利了，因为他们深刻了解外族的心理和偏见，并能利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十九世纪，中国是唯一逃脱欧洲列强的完全占领和征服的捕获对象。尽管受尽了侮辱和欺凌，但中国巧妙地利用西方关于主权的法律概念（中国以前没有与之完全相等的概念）和外国不得干涉内政的主张，还是维持了自主权。纵观中国的历史，每当受到威胁时，它总是设法以夷制夷，而作为最后的手段——例如在十九世纪——就使它们为了争夺瓜分中国而互相残杀。有一次，周恩来对我解释在殖民主义时代中国怎样避免了非洲和印度的命运，他说：“一方面是由于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这么多国家都试图从中国捞取利益，以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它。”

当尼克松政府就职时，争夺合法性的两个中国政府在使用惊人相似的方法处理着它们的外交问题。蒋介石是从软弱的地位上同我们打交道，毛泽东同样是从软弱的地位上在同苏联周旋。两人都干得很成功。

毛和周运用着中国人高超的政治家手腕，用意识形态加强历史和文化传统以提高自信心。他们发现尼克松是一个天然的伙伴。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时期，正是人们普遍反对实力政治的时期；批评他的人断言，美国要取胜只能靠它的动机的纯洁性。但是，需要加以纠正的，正是以这种幻想为基础的、难以预言和兴之所至的政策。一些脱离国家利益的、感情用事的口号，过去曾使我们动摇于极端孤立主义和干预过多之间。据说，新的“道德观”目的在于使我们从承担过多义务中解脱出来。但是，以道德标准为基础的主张既易于用来发起十字军远征，又能够用来使我们无所作为；当初正是这种主张使我们卷入了遥远的事务。美国的这种反复无常破坏了国际均衡，并使那些依靠我们的人感到不安。从维护和平的角度来讲，它最终将是很危险的。知识界对尼克松的厌恶使他们看不到这样一点，即我们确实同意他们公开表示的愿望，应该量力而行，有多少能力才承担多少义务。我们之所以和他们中的许多人分道扬镳，是由于我们认为，以一种感情冲动去代替另一种感情冲动是不明智的。其实，关于越南的辩论之所以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无论支持或者批评当初卷入越南的人，都持有全球道德使命这种传统的观念。

尼克松政府显得如此“不美国”的是，它试图摆脱各种激情互相冲突的混乱状态而建立一种比例感，并适应于和我们过去的观念完全不同了的今日世界。必须医治那种要么倒向孤立主义，要么从事全球干涉的病态搏动，代之以根据对国家利益更长远的考虑而作出决断。价值标准和原则将激励我们的努力，规定我们的方向。但是，因激动而莽撞行事，或因懊丧而闭门不出，都是无用的。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不完善的选择、部分的兑现、搞平衡和耍手腕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做法，靠道德价值标准支持我们的信心，但同时认识到这种标准要分阶段地、在很长的时间里才能加以实现。

美国人民读到均势这个概念时，经常会看到前面加了“过时的”这个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们接受上面这个经验教训是很困难的。我们时代最富于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要由尼克松这样一个有缺点的、在某些事情上胸襟非常狭窄的人来采取主动，领导美国接受一种符合新的现实状况和适应核时代的可怕危险的和平概念，而对此最能理解的外国领导人则是两位头发斑白的长征老战士，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公开表示，同美国自由主义反复无常的代表人物相比，他们更喜欢尼克松。他们对尼克松的赞扬，不仅是中国式的巧妙的奉承。俾斯麦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写道：“感情用事的政策无互惠之可言。”对主权国家来说，可预料性比飘忽的美妙言辞和怪诞的道德说教更为紧要。它们采取什么行动，必须视其他国家长期的实际行为而定；它们的国内生存和国际安全都可能取决于此。正是这种超越哲学和历史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使得这位原来的反共分子和那两位世界革命的旗手走到一起来了。

通过后来几年精心培育的交往，美中之间发展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但又几乎从未用明说的方式协调双方的策略。中国领导人原来对美日同盟关系持敌视态度（《上海公报》里仍有所反映），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部分是由于我们不断地劝说），这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持续利益的一种保证以及对日本独行其是的一个制约。不久他们就大力支持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了。有一次，毛竟然建议我下次访问亚洲时，在东京逗留的时间一定要和在北京的时间一样长；应当照顾日本的自尊心嘛。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中国人甚至强调美日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加重要。我们同北京关系的一个优越之处在于，中国没有迫使我们或者日本改变轻重亲疏名次，也没有诱使我们去竞争北京的欢心。

几年来，中国对西欧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起来的关心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不禁半开玩笑地把人民共和国称作我们较强的北约盟国之一。西欧领导人在北京听到的关于大西洋防务重要性的大课肯定只能比他们在华盛顿听到的措辞更为严厉。而且，中国人劝美国密切和欧洲的关系，正如对日本那样。中国默默鼓励我们在菲律宾和泰国驻军，而且中国在支持平壤的基本路线的同时，从未真正促使我们从韩国撤军。中国正确地认为，美国军队在上述地区的明显存在对于保持亚洲和欧洲的均势是至关重要的。我每次访问时，中国领导人总是劝我们密切注视具有关键意义的欧亚大陆南部边缘地区的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是美国的（也是中国的）亲密朋友，它们的安全阻碍苏联向印度洋的突破，并钳制中东亲苏的激进主义势力。在中东本身，中国领导人不断鼓励我们的谈判努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削弱苏联影响的最好方法。他们对拉丁美洲不大感兴趣，但是他们显然对古巴充当苏联人的代理人加以鄙视。中国人比除法国以外的其他西欧国家更关切和了解苏联培植的激进主义势力在非洲的蔓延。

在大部分动乱地区，中国一直是一种稳定力量。中国的动机无疑不是要鼓励美国的野心，而是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种态度才是反苏的，那就是如果莫斯科的扩张冲动是与苏维埃制度本身如此血肉相连，以致非扩张就活不下去的话。只要莫斯科执行一种有节制的外交政策，美国同北京和莫斯科都保持密切的关系就无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果以为中国的目标在各个方面都和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北京当然愿意看到我们和苏联人吵得厉害，这样它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和华盛顿建立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美国提供的保护就将是“不花钱的”。中国领导人无疑企望一种明确的结盟关系，胜似看到美国执行对莫斯科和北京保持等距离的政策，其间，美国略为倾向于北京，只是因为它是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中较弱和受威胁较大的一方。就我们来说，我们对这种新关系的永久性不抱幻想。北京和华盛顿为方便而合作，这种关系变得带有感情色彩，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在影响心理方面颇有技巧，而美国人则对一个不复存在的、也许从未存在的中国抱有怀念之情。一旦中国强大得足以自立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抛弃我们。再过一阵，它甚至可能转而反对我们，如果根据自身利益的考虑它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在这之前，如果苏联还不曾首先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以图摆脱孤立地位的话，可能被迫真正缓和同我们的紧张关系。但是，不管中国的长期政策如何，我们的中期利益在于同它合作，并支持它的安全和顶住外来压力。

要理解对华主动对于国际稳定所作的贡献，我们只消问问自己，如果在越南战争期间和以后时期，苏联的全球冒险主义之外又加上中国对亚洲的压力，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对华主动使美国人民重新获得了希望，也使我们有机会对国际格局形成一个新概念，虽然我们那时刚刚从一场大伤元气的战争和国内极度痛苦的十年中解脱出来。因此，打开对华关系的最终意义与其说在于正式的交换意见，毋宁说在于从尼克松之行中产生的默契。在这种默契的基础上形成了非正式的、然而是共同的战略，据此，两个抱着不同的、甚至是相抵触的目的的国家采取了特殊的并行不悖的行动。这是外交政策实施中的无形因素的胜利。

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团并不关心此行的深远意义。一个星期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简直使他们发疯了，没完没了的宴会和要命的敬酒使他们晕头转向。他们大概打心眼儿里认定了尼克松的首创劲儿是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们吃饱喝足了，缺的是刺激。于是，他们如同老虎扑向扔进铁笼里的鲜肉一样抓住了《上海公报》。二月二十八日的《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的开头写道：

尼克松总统答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第一次公开保证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总统所作的这些重大让步看来换回了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同意对美中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便利”。

这里的许多观察家在权衡总统所作的让步时，感到中国人在这场交易中占了便宜。……看来，中国官员对这次讨论的结果感到高兴。

作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关于霸权和不使用武力的段落，同样也忽略了我们承诺从台湾撤出的条件。

有一个电视评论员发现，《公报》里没有提到或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的义务，于是得出结论说，中国在《公报》中“所得甚多”，而所失甚少。其实，中国在《公报》里没有对美台防御条约进行惯常的谴责，同样可以被引证为中国的一个让步，而乔冠华也确实是这样对我讲的，因为看来中国放弃了它长久以来所坚持的立场。无论如何，这位评论员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我在中国的土地上重申了我们对台湾的防务所承担的义务。

二月二十八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上一位同样深刻的观察家说：“他们得到台湾，我们得到蛋卷儿。”《新闻日报》对它的报道冠以这样的标题：“别了，冲击波”和“一致认为：对华外交搭桥，美国付价太高”。《波士顿环球报》的标题是：“尼克松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保证撤离”，并援引了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的内行的评论：周为台湾部分“奋斗了一个星期，并得到了他所要的东西”。《费城公报》口气一样：“尼克松飞回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在信任危机的时代里，人们无法相信，只是在中国人接受了我们的方案之后这笔交易才达成的；然而事情确实如此。

后来，特别是尼克松回国在华盛顿发表谈话、重申我们的义务未受影响以后，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才平息了下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聪明地写道：“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只要防御条约依然有效，“什么都没改变”。《华盛顿邮报》二月二十九日的一篇社论对《上海公报》进行了有水平的分析，并代尼克松反驳了关于“出卖”台湾的谴责——鼓励这种谴责的人中也有这家报纸自己的记者。不过这类消极报道终究还是被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有目共睹的影响所淹没了，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能够从自己的电视屏幕上亲眼看见这个影响。这一次白宫的公共关系战略终于成功了，而且还发挥了外交上的作用。电视图像压倒了印刷文字；公众在看了美国总统在往昔的敌国的首都受到欢迎的场面以后，对于就文件所进行的复杂分析便简直不感兴趣了。

中国之行以后，对双方真正优先考虑的事不存在任何疑问了。有好多年，美国是同北京有政治关系而又无须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尼克松访问后的年月里，中国领导人反复向我们强调毛的观点，即台湾是个次要问题；主要的共同问题在于保持世界均势。除了名义以外，我们实际享有了外交关系；我们通过固定的渠道和北京最上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大部分多年以前就承认北京的西方国家政府相比，我们同北京的来往要频繁得多。一九七三年（越南问题解决后）在彼此首都建立联络处以后，两国甚至有了事实上的大使馆来增进只有在友好国家之间才存在的经济、文化和民间的往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只要敌对政府的大使馆还在，中国领导人就不愿到华盛顿来。

有人认为，贸易和交流的重大发展是我们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达到，我们应该感到失望。其实，这对双方来说只是占第二位的。从中国方面来说，阻力主要来自毛的意识形态和“中央王国”关于自力更生的信念，而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外交关系；毛在世时，没有哪个国家在这方面搞得比我们好多少。一九七七年，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中国的新领导开始雄心勃勃地要同西方发展经济和教育交流了；美国是一个主要参加者，并没有由于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前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受到什么惩罚。

但是在离开北京回国的飞机上，由于当时还不知道事情的这种发展，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复杂心理。尼克松很了解国际事务，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但同时，他也有足够的政治头脑使他意识到，如果第一批新闻报道决定了公众的情绪，支持他的老保守派可能使他面临怎样的危险。帕特·布坎南，这个自视为尼克松保守主义良心的演说撰稿人，闷闷不乐了。按照总统亲信的优良传统，他把总统的走上歧途归咎于邪恶的顾问（就是指我）。（自由主义的良心，雷·普赖斯，也常有同样的想法，并攻击同样的目标。）尼克松在他的机舱里独自烦恼，不知道回去后会碰到什么情况。其实这毫无必要。美国人民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进行了多年争吵，搞得精疲力竭，现在看到一位总统为和平而努力的镜头，深受感动。尼克松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受到以副总统为首的两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热烈欢迎。他借此机会向听众们再次讲述他的成就，但同时说明，我们没有放弃“美国对任何其他国家承担的任何义务”。

晚上十点钟，我到达我的办公室，五分钟之内，我和两位保守派领导人，罗纳德·里根州长和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通了电话。他们都说，如果真像我在上海而总统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所说的那样，总统没有背弃我们对台湾的义务，他们一定支持总统。里根还开玩笑说，中国之行是一部很棒的电视“预告片”，应当把它搞成连续的多部电影。

次日，尼克松会见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领导人，并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兴致一高，他甚至想也许能够一举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散会时，他叫住富布赖特参议员，劝他不要再在越南问题上进行公开批评，因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再继续争辩下去，“弦会绷断的”。尼克松用手指着目瞪口呆的富布赖特说：“怎么样，比尔，同意了吧？”这位杰出的参议员有点疑惑地站在那里，点了点头（也许是摇了摇头）——在国会联络处工作的记录员汤姆·克罗洛戈斯对这一点不能肯定。

我向新闻界作了介绍，比在上海能说的要详细，还非正式地会见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伴随重大事件而动的机器开动起来了。对各国大使要进行通报。最痛苦的是我和“台湾大使”沈剑虹的会见。虽然事实上我们没有作任何有损台湾安全的承诺，但事情的整个进程必然对台湾的地位不利。最不厌其烦地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要数日本大使了。早先，他没有察觉我的秘密的北京之行，这次总想靠不断提问来挖出个新的大秘密。

中国之行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由于美国公众从中国之行获得了希望，越南问题变得不那么像是不可解脱的梦魇，而更像是应当迎接而取胜的挑战了。这届政府既已使国际关系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要责怪它忽视美国人民最关切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

然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种古怪的现象，这就是，成功似乎比失败更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好像担心自己没有受到充分的评价，并被这念头折磨着。他不断地督促助手们展开宣传运动，引起人们对中国之行的更大注意。他认真地阅读报刊，以便能够迅速反驳任何批评。他读到一个评论家的批评，说在《上海公报》里中国立场的陈述比我们的更为咄咄逼人。于是，尼克松三月九日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让我对新闻界说明，我们“决定”用温和的语气阐述我们的立场，是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的。尼克松说，他喜欢这种做法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已开始，当时他在苏联做了一次讲话，这篇讲话载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他要我去读一读。其实，是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我们分别陈述不同观点的想法；那一段的大部分是周和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起草的，没有请示华盛顿；而且，尼克松只是在我返回美国之后才得知了我们采用的方法和起草的内容。虽然如此，他还是要我向新闻界说明——我想他也使自己相信了——这都是他想出来的。尼克松在备忘录里写道：

你可以首先指出，我之所以决定用这种语气陈述我们的立场，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我们阐述我们立场时语气越强硬，中国人在阐述他们立场时的语气只能更强硬。由于我们用了一种很坚决、但并非好斗的方式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他们虽然在原则上也没有妥协，但措辞却不像这些年来他们发表的声明那样粗暴……

对于中国领导人和干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于中国的群众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美国表明自己的立场，因此我决心在这个文件里尽最大努力用这样一种语气阐述立场，以使中国人听到时不会认为这完全是不可信的。当然，如果我们用更为咄咄逼人的措辞来说明我们的立场，这会成为是不可信的，因为如果语气太严厉的活，在另一极端进行了二十二年的宣传会使读到《公报》或者从收音机里听到《公报》的人根本无法相信它。

当然，尼克松应当由于《上海公报》而受到充分的赞扬。无论是谁做的具体工作，对政策负责的总是总统。当我十月回国后马上把双方分别声明的文本交给尼克松时，若是换个胆量小点的总统，就会退而采用别的比较正统的表达方式。这一小小插曲并没有贬低尼克松在历史性地打开对华关系上表现出来的胆略。然而，它说明了一种追求把幻想变成现实的癖好，一种耽于沉思盘算而纷繁复杂的习性，加上更为显露的一些性格特点，最初是玷污了、而后来则毁掉了这位在外交政策方面成绩卓著的总统。

尼克松暗示的东西，由霍尔德曼挑明了。三月十四日霍尔德曼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要点是批评我在介绍情况时对实质内容花的时间太多了；我应当对新闻界——特别是在电视上——强调，是总统个人的伟大品质使我们取得了成就，这样才会对总统更为有利。为了帮忙，他还列举了总统的十个特点。由于霍尔德曼从没有列席谈判，他只能从一个来源得到这些材料。任何一个熟悉椭圆办公室工作程序的人都会从这份备忘录联想到一个常见的情景：霍尔德曼手持黄色拍纸本（所有白宫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都随身携带这东西，似乎是我们的行头的一部分）把首脑的沉思冥想记录下来。霍尔德曼的有些描述是中肯的，其他一些则简直是荒诞不经；而整个看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领袖们从强调他们的成就中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而历史所关心的当然也只是他们的成就。认为尼克松的声望更多地取决于对他的行动的宣传，而不是这些行动本身，这种想法害了他的这届政府。这说明，即使在他最有成就的时期，他也是缺乏自信心的。这使他狂热地寻求支持，这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无休止的寻求。这使得尼克松从来都不信赖事态发展本身的势头。这使他想对自己最无可争议的成就加以吹嘘，或者在有极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面前仍感到不放心。这就是造成灾难性的水门事件的心理上的原因。

一九七二年我读着这些备忘录时觉得又可笑又可气，因为那时这些事件还离得太近。今天我读到它们的时候，却不禁有些伤感和同情——对于一个孤独的人，他在获得高超成就的时刻，当事实本身不言自喻的时候，却要搞一张成就一览表和许多赞美的形容词来加强自己的信心。尼克松达到了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两个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互相估量了对方，并且认定他们能够执行并行不悖的外交政策，使世界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战后的两极世界时期结束了。对美国要求的将是更多的创造性、更大的忍耐力和更圆滑的处世方法——但是也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这个进程的结尾，是我们在动乱的四年当中所盼望的、为之遭受了痛苦的东西：在越南通过谈判达成体面的和平。[5]

---

[1] 见《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六〇至五六四页。

[2] “……这座伟大的城市，在过去，曾多次遭到外国的侵略和外国的占领。我们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忠于这样一项原则：决不允许这个城市，或者中国的任何部分，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独立国家，再度遭受外国的控制，外国的占领。“总理先生，我们两国人民今晚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3] 见罗斯·特里尔的《铁树开花：中国五大城市》（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一七一页。

[4] 《上海公报》全文如下：（略。——译注）

[5] 本章略有删节。——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