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作出决定

在越南的摊牌临近时，我们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都很强。南越顶住了，我们也没有恐慌。我们大大地加强了空中和海上的力量；对北越的轰炸又恢复了。我的莫斯科之行以及早些时候总统对中国所进行的戏剧性访问，至少暂时缓和了国内的压力。显然，战争没有使我们的外交瘫痪，美国政府正在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而进行重大和成功的努力。莫斯科和北京互存戒心，各自考虑到在对美关系中所下的赌注，小心翼翼地对它们的北越盟友保持一段距离。

但是，河内仍留有进攻的一手，它至少要再作一次全面努力，否则不肯罢休。四月二十四日，就在它接受我们关于五月二日进行秘密会谈的建议的当天，河内在中部高地发动了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势直逼昆嵩和波来古两个省会，歼灭了南越二十二师的大约半个师。对西贡北面六十英里的另一省会安禄的进攻也大大地加强了。北越显然不相信我们国内的批评者一再要我们作出的善意姿态有什么用处。他们想使我们在恢复会谈时在军事上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他们希望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发挥作用之前就使南越垮台。

然而，不论在对新的攻势进行反击之前的等待状态有多么难熬，我们还是得于五月二日同黎德寿进行会谈。对我们的挑战既是军事性的，又是心理上和政治性的。我们需要使内政、外交和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在我们反击时，必须明确，是河内要进行较量，而不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国内的支持是任何军事措施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我们采取的行动愈是逼近美苏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就愈能促使苏联领导开成最高级会谈，苏联领导层也愈有可能对我们的军事行动作出最小的反应。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们透露了我对莫斯科的秘密之行；晚上我们宣布恢复巴黎和谈全会。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尼克松宣布下一批撤军计划。这是三个月前宣布的七万人撤军计划完成后再次强加给我们的另一批，由于有此撤军计划，每撤一批，我们的困境就加剧一次。留下的军队愈少，如果我们不断地撤，影响就愈大。照当时的撤军速度，不久我们就没有什么剩余的部队可作谈判的筹码了。但是，如果我们放慢撤军的速度，批评我们的人就会宣称越南化是个失败，就会在对北越攻势后果的日益不安的情绪之外增添另一个国内的复杂因素。

我们既不能停止撤军，又不想加重西贡肩上的负担，感到左右为难，于是就按老办法同各部门商量。像往常一样，莱尔德主张最大限度的撤军，认为是安定舆论的最好办法。他想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间撤出五万四千人。这样，我们剩下的部队就只有一万五千人。他争辩说，这将表示我们有信心能顶住攻势，同时使公众相信撤军仍会继续。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在紧迫的威胁面前，这样的缩减在我看来太过分了，从谈判的角度考虑，也太缺乏灵活性。这可能使西贡丧失士气，而且失去我们手中所剩的同河内打交道的筹码。最后，尼克松决定两个月内撤军两万，在此之前同艾布拉姆斯将军达成另一项谅解，大部分撤军将于这一阶段末才实行；到那时，我们预期北越的攻势已近结束。宣布撤军的最大好处是，尼克松在电视上谈军事局势时可以给人以希望，而不致使总统的谈话完全针对北越的攻势而充满危机的气氛。尼克松在椭圆办公室里所作的讲话既坚定又温和。他把我们不断提出和平建议的记录同敌人不断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新攻势的做法相比较。这一“入侵”是“一次越过国际边界而进行的赤裸裸的、无端的侵略行为”。北越的十三个正规作战师有十二个在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南越的部队在地面上打，美国从空中和海上给予支援。尼克松宣布了撤军两万人的计划。他指示威廉·波特大使参加第二天的全会（由齐格勒在前一天宣布），表明我们愿意谈判。尼克松可以为我们的记录感到自豪：

到七月一日，我们可以撤出一九六九年在越南驻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敌人入侵之前，我们已把空袭的架次减少了一半。我们为和平提出了极为慷慨的条件。我们所拒绝的只是敌人提出的推翻南越合法政府而强行建立一个共产党独裁政权的要求。

不管我们进行的轰炸引起多少义愤，都不能抹煞这是唯一的遗留问题这一事实。尼克松被反对派看作不道德的人，他加深了反对派的仇恨，因为他重申了他所认为——以及我所同意——的基本道德问题：

我不知道今后谁来担任总统。但我确实知道，今后的历任总统会到各国去旅行，正如我为和平而出访一样。如果美国背叛了信赖我们的千百万越南人民，不论谁担任美国总统，都无权享受尊敬，也得不到尊敬，而美国如要继续发挥应有的伟大作用，帮助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这种尊敬是必不可少的。对越南人民的背叛就等于是抛弃我们的道德观念，放弃我们在各国中的领导地位，招致世界处处都以强凌弱。这将是抛弃实现和平的机会。我们决不干这种事情。

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尼克松是正确的；印支各国人民的命运完全不出他之所料。反对他的人有理由对战争深感苦恼——总统和政府也有同感。但是他们应该承认，不单是他们感到苦恼，也不单是他们具有美德，他们的政府正在努力体面地处理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千百万人生命的复杂问题。

河内对我们宣布撤军的答复是发动了另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是针对最北面的广治。（准备工作一定早在总统讲话之前就进行了。）四月二十七日，就在我同黎德寿见面前的五天，北越用这次战争中最猛烈的炮火和大量坦克发动了进攻。以后几天里，南越第三师被歼。广治于五月一日陷落，北越占领了第一个省会，该省大部分地区也大势已去。南越许多部队惊慌失措，没有秩序井然地撤退的计划，当官的先闻风而逃，南越士兵同数以千计的老百姓一起奔向顺化。北越的炮火无情地轰击难民人群。我们估计有两万人伤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平民。北越军队故意炮轰南逃的难民，打死了一千多名平民。事实上，逃出广治的难民这样遭伏击而被打死的人数几乎肯定多于北越声称的在八个月后（即十二月）B-52飞机轰炸河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注解：河内电台于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宣布，轰炸十二天后初步统计的死亡人数为一千三百人。[1]］。对于北越的残暴行为，公众没有提出抗议。

尼克松越来越坐立不安。我们一直轰炸到北纬二十度，但在五月二日我同黎德寿会谈之前避免轰炸河内和海防。面对河内新的进攻，尼克松急于有所作为。四月三十日他对我说，他已“决定”取消最高级会谈，“除非问题得到解决”。同往常一样，国家安全助理的任务之一——这是尼克松所期待的——就是剔除他并不真想执行的“决定”。有一条好的经验是，总统讲的次数越多和越强调的指示，越不是认真的。霍尔德曼之所以成为不可缺少的人，就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本能，能揣摩他的反复无常的上司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霍尔德曼后来因执行了一些命令而遭贬黜；但有些命令他没有理睬，或者执行起来打了折扣，这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在外交政策上，我也有这一责任。我劝尼克松在五月二日会谈之前坚持不要使战争升级。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了解，河内究竟是要摊牌还是要进行谈判。

四月三十日，尼克松给我送来一份长篇备忘录，命令于下周末（五月五日至七日）用B-52飞机对河内和海防进行三天轰炸，显然不顾我同黎德寿的谈判结果如何。备忘录表明，就同在我去莫斯科的时期一样，尼克松再次忧心忡忡，担心因安排秘密会谈而使北越占便宜。他再次说，除非局势好转，他决心取消最高级会谈。[2]那天晚上，尼克松在得克萨斯州约翰·康纳利的农场向记者发表谈话，他警告河内说，如果它继续在南方进攻，那就要“冒很大的风险”。

五月一日，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尼克松，提出只要我们克制，谈判的前景将会改善。这是陈词滥调，同一九六八年为使我们停止轰炸而用的话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经过一百四十七次毫无结果的全体会议之后变得更陈旧一点而已。勃列日涅夫反其意而用之，提出只要克制，也能促进最高级会谈的前景。

尼克松从信中看出，他对河内和莫斯科勾结的所有怀疑都得到了证实。[3]然而在我看来，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只不过是标准的言辞。他的信没有什么威胁口气，只是谈到了轰炸对最高级会谈“气氛”的影响，没有暗示要取消最高级会谈。鉴于那天晚上我就要前往巴黎，随便推测也没有用处。我们的行动得取决于黎德寿的态度，而不是苏联说什么话。毫无疑问，如果会谈失败，就需要采取一些新的、根本性的决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五月二日秘密会谈

我同黎德寿的会谈是无情的。与当时的传言截然相反，北越人并非被人误解的可怜的改良主义派。他们是死硬的革命者，威吓周围邻国，不惜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来攫取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遗产。此外，根据我的经验，一旦北越人认为自己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地位，他们就变得最硬——而一旦在战场上陷入困境，他们就变得最软。五月二日星期二，这一天对我们的情绪稳定是不幸的，因为黎德寿相信他处在优势地位。广治在前一天沦陷了。波来古也岌岌可危。安禄已被围困。（包围安禄证明是北越的失算，要是他们留出一条退路，守卫安禄的部队大概会像广治的部队一样逃跑，安禄就会沦陷。）黎德寿以为南越的崩溃已指日可待。河内总是强调它不怕军事压力。显然它不认为我们也不怕军事压力。

黎德寿一开始就采取攻势。他先指责美国中断秘密会谈——这真是厚颜无耻，因为恰恰是河内在三天前通知取消了十一月二十日的会谈。在那以前，他们拖了两个月不答复我们关于改期的建议，以后又几次推迟约定的会期，以配合北越的攻势。我们已决定要摊牌，加之我连夜飞越大西洋直接赶来出席会谈，又劳累又紧张，使我发了脾气：“我不知道你生活在什么世界上，但是我的印象是你们推迟了秘密会谈。事实上，一位自称是你的代表的人给我们发了信，黑字就写在白纸上。”

黎德寿不肯罢休。他继续攻击说，河内的攻势实际上并不是攻势，因为这是美国挑起来的，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他引用起美国的批评者的言论来支持他的论点，这就导致了一场激烈的舌战：

基辛格：“我不愿听美国国内人物的讲话，我已对特别顾问讲过。”

黎德寿：“我想引用富布赖特参议员的一句话来向你表明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基辛格：“我们国内的讨论和你毫不相干，而且我懂得这位参议员说了什么。”

黎德寿：“我想给你一点证据。这是美国人说的话，不是我们说的话。四月八日富布赖特参议员说，南越解放力量的行动是对你们破坏巴黎会议的直接答复——”

基辛格：“我已经听说过，无需作翻译。我们还是开始讨论吧。”

黎德寿：“我想引用——”

基辛格：“我已听过了。请往下谈。”

当最后开始谈判时，我陈述了我国的立场，暗示我们已同苏联讨论过这一立场：

我们今天同你们见面，原来希望你们有些建设性的话可说。要使谈判有效，需有三个条件。第一，你们的攻势必须停止。第二，必须恢复一九六八年的谅解。第三，必须进行严肃的、具体的和建设性的谈判，导致迅速结束冲突。

我们准备对最后一点作出贡献。我们愿同你们合作，为和平解决做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我不想低估我们这次会晤时形势的严重性。你方假装准备同我们秘密会谈，同时却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现在你方有责任提出具体的建议。

我暂时只想说这一些。此外，我了解你们的盟友已经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告诉了你们。

但是黎德寿既无具体建议，也无其他建议。他仅仅是装装样子而已。河内从没有对我们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的建议或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尼克松讲话中对这项建议的修改作出任何答复。黎德寿借机搪塞，不作进一步讨论。他引用罗杰斯国务卿所说我国八点建议“并非最后通牒”的话，提出要我方从底盘谈起：“让我们看一看你们有些什么灵活性，我准备讨论你们新的灵活性，新的立场。我们知道时间对你们不利。”

美国建议包括停火、全部撤军、一个盟国的政府首脑辞职一个月后举行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共产党也能参加选举。对这样一个建议河内感到有哪些不足之处，连说明一下这点礼貌都从没有给过我们。这次也不给我们作任何说明。春水只是向我宣读了他们三个月以前就公布过的“两点说明”。既然这次会谈导致了一些重大的决策，需要了解一下它的调门：

基辛格：“这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已经读过，我知道它的内容。我们有什么好答复呢？我们逐条讨论过第七点和第九点。这里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去年夏天没有讨论过的呢？”

春水：“这里说……（继续宣读两点说明中的第一点）。”

基辛格：“我读过了，没有必要再念了。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去年夏天讨论过的。我们在去年夏天作了详尽的答复。还需要作什么补充答复呢？”

春水：“你们没有规定你们撤军的具体日期，你们只提出一个六个月的期限。”

基辛格：“我知道你又在要求我们做去年夏天所拒绝的事（在协议外确定一个撤军的最后日期）。我是想问，你们有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需要作出补充答复。”

春水：“既然你们拒绝，我们就不得不继续提出我们的要求。你们越是拒绝，我们越要继续提我们的要求。

“两点说明的第二点是关于南越的政治问题。（他念第二点。）‘美国政府应当真正尊重南越人民的自决权。……’”

基辛格：“我读过了，我对这些文字了解得很清楚。”

春水：“但是你们没有反应。”

基辛格：“我们拒绝它，不是因为我们不懂，而是因为我们太懂了。”

春水：“既然你们仍然拒绝答复，那就表明你们还没有懂。所以如果你要我们再念一遍，我就念。”

基辛格：“不必了。”

就这样，经过这么多星期的努力而得来的我同北越人近八个月来的第一次秘密会谈，光是听河内向我宣读它的公开立场，既无说明和修改，又无谈判的意图。我说，确实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黎德寿的想法却不然。他认为，我太久没听他描述美国的奸诈和越南的英勇的史诗了，他现在就给我补课。我提出，开始讨论的一种办法也许是回到三月二十九日即越南发动攻势前的局面，这样我们可以结束轰炸，并撤退援军。黎德寿轻蔑地拒绝了，认为这只对我们单方面有利。我归纳了当时的情况：

特别顾问先生和部长先生，我很赞赏这次关于战争历史的谈话，但我觉得你们并不准备为迅速解决战争而进行认真的谈判。既然如此，我对于长途跋涉来开了这么简短的会议感到遗憾，我提议休会，到一方有了新的话要说时再开会……

我想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在二月份曾通知你们，我们准备讨论我方的八点建议，包括你方的几点建议。你们完全拒绝讨论我方的八点建议。既然你们只准备讨论你方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我们已于去年夏天就进行了探讨，那么现在已没有讨论的基础。我们已请你们对我方的建议提出反建议，但也不见下文。我们问你们的建议中有没有新东西，你们仅是向我宣读你们的建议。上星期我们已把我们希望谈些什么告诉了你们的苏联盟友，他们说他们将向你们转告。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既然你们了解我们想讨论些什么，那为什么还要同我们见面呢？

我要绝对清楚地讲明，以免产生误解，我们准备讨论真正不预先规定南越政治前途的任何政治进程。你方建议的实际后果只是在西贡设置一个你们模式的政府，对于这种提案我们不准备讨论。去年夏天我们对你们说过，现在再说一遍。

讲到这里，春水显然认为记录还不够完备，就重申要求阮文绍立即辞职——“越快越好，如在……明天，就更好……”在他辞职后，剩下的“西贡政权”应当改变政策，取消镇压制度，放弃越南化。当我问他为什么一个越南政府要放弃越南化的政策时，他又回到了河内一成不变的组成由三方面参加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即由既无首脑、又无警察和军队的反共政府成员同中立派（是经河内同意的）和得到北越军队支持的全副武装的共产党人联合，这一联合政府再同以河内全部野战军为后盾的全副武装的越共进行谈判。这就是春水所说的“南越的真正形势”。

春水当时真是冲昏了头脑，抱怨起西贡限制报刊自由来。这又引起了一阵舌战：

基辛格：“在北越有谁能发行报纸吗？我问这，只是为了开开我的茅塞。”

春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制度完全不同，我们不把这种制度强加给南越。如果他们现在要我们实行像南越一样的制度，我们拒绝。”

黎德寿：“但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制度是最民主的政府形式。”

既然这两位对手如此好斗，我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把一桩事情确定下来，这件事引起了我国公众一年多来的争论。河内在公开场合一直制造一种军事和政治问题可以分开的印象，似乎只要我们撤军，我们的战俘就可以获释。但在同我的所有会谈中，它却一贯地完全拒绝这种想法。正如我已经指出，报界和国会不断地敦促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下面一段对话解决了这一问题：

基辛格：“去年整个夏季——你们很清楚——有一连串记者和参议员们来访问你们。他们得到的印象是，你们只准备讨论军事解决办法。你们固然从未说得如此明确，但你们以巧妙的手法给他们留下了那种印象……

“让我简单地说明我们所要谈的问题。我们准备单就军事问题，就是撤军和战俘加在一起，重开谈判。但我的印象是，你们目前不打算谈这一问题。我想确定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黎德寿：“你总算有了正确的理解，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我同新闻记者谈话时，没有告诉他们。报纸只是乱加猜测。”

基辛格：“但你未加以劝阻。”

黎德寿：“他们猜测得太多了。”

到此足够说明，继续会谈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同尼克松的担忧相反，黎德寿甚至都没有打算拖延时间。我们的看法已经无关紧要了；他在规定条件。他的表现似乎是认为我们的立场会一天比一天更站不住脚。河内不想利用谈判来防止美国的报复，因为它不愿使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约束。黎德寿坚持要对这次会谈的事实及其内容保守秘密——也许是为了不使我国公众获得任何进展的希望。他骄恣狂妄地交来“一些文件供你们参考”。原来这些都是每次全体会议以后北越新闻官在吹风会上经常散发的宣传材料。正当我起身要离开有史以来最短——只有三个小时——的会谈时，黎德寿把我拉到一边，以同谋者的口气说，他方的前景“良好”。

骰子已经投下去了。我曾主张在我们探索了每一条外交渠道之前不要作出全面的反应。我原认为最好先检查一下，是否已为一次大规模的打击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我想在外交上最大限度地孤立河内。关键的是，我们的谈判记录必须是无可指责的，能顶得住今后国内的愤怒。现在毫无疑问，我们不得不摊牌了。只有用军事手段来击败北越攻势这一办法了。我们可能得到苏联对这种必要措施的默许，但在北越攻势的结果分晓之前，莫斯科显然不能或者不肯影响河内的决策。我们别无选择。也许莫斯科会取消最高级会谈。但是如果西贡在苏联武器的压力下垮了，最高级会谈就不值得召开。是应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在北越布雷

五月二日我在从巴黎回国的路上电告白宫和西贡，敦促开始准备作关键的抉择。黑格告诉我，总统收到我的初步报告镇定自若，但也无可奈何。黑格向他转告了我的建议，在我们分析这次会谈的含义之前，请总统不要作出任何决定。我觉得我们不能因失望而感情用事，而要制订一项精密的行动计划。黑格的电报中还有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顺化郊区的南越基地在敌人猛烈攻击下已经撤退。这个古都一陷落就乱了；南越可能已处于瓦解的边缘。

过了一会儿，黑格又发来一份电报。尼克松硬要下令于五月五日星期五开始用B-52飞机对河内进行两天的轰炸。（以前是在周末轰炸三天。）他认为这对公众舆论和南越的士气至关紧要，也是对苏联和北越发出的一个信号。尼克松再次考虑要取消最高级会谈，把这称为“两党政治”问题——意思是说这已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黑格了解我的观点；他再次说，他已告诉尼克松要谨慎，不要“使我们既丢了最高级会谈，又达不到我们在东南亚所寻求的目的”。黑格要我在归途中考虑一下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做法。他和一架直升机将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我，把我送到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和“红杉号”总统游艇，在那里尼克松将商谈我们的战略。

“红杉号”显然已经不如以前漂亮了。它的下层有带顶的甲板，紧挨着的是一间墙板嵌得很厚的餐厅。楼上是晒太阳的甲板，晚饭前尼克松喜欢在那里喝点饮料散散心。发动机发出讨厌的响声，干扰餐厅的谈话。艇上的家具笨重、粗俗；墙上挂满了平淡的海上风景画。“红杉号”能够去弗农山驶一个来回；但一想到它在公海上会出什么事就会使人发抖。然而它起着一定的作用，总统可以用它来躲避白宫里的造成幽闭恐惧症的紧张气氛。因为白宫既使人兴奋，又把人囚禁起来。住处和办公室在同一楼里可以产生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似乎总统和他的助手们独处在风暴之中。白宫容易使生活在里面的人既过分自信又产生多疑症；因此有必要定期地从它的压力下解脱出来。“红杉号”是就近的一处庇护所；它比戴维营方便，更适于进行非正式的随便交谈。但它后来被抛弃了，真是可惜。对于那次决定命运的讨论，这条游艇是非常合适的。

尼克松作出决定的过程往往是曲折的。一般情况下，他总是以命令的形式提出主张，他希望有人对这些主张提出不同意见。直至作出最后抉择之前，他总要提出几个往往是矛盾的选择。但到作最后抉择的时刻，神经质的激动就会让位于平静和果断。在真正危机的时刻，尼克松总会进行冷静的分析。他可能会把他的顾问圈子缩小到很少几个意见同他一致的人；他一定会躲进行政办公楼里他的密室，手拿黄色拍纸本坐着，写出他的决定。他会把亲信叫来，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对同一些问题谈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们几乎开始盼着发生某种大的灾难，以便有借口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工作。但在外交政策事务上，一旦进入这个阶段，他每次总会抓住问题的实质，采取果敢的行动，哪怕看来会危害到他的眼前的政治利益。

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围坐在“红杉号”的军官餐桌旁，我向总统和黑格描述了同黎德寿会谈的情况。这次会谈的特点不在于北越毫不妥协，甚至残忍狠心。前几次会谈也是这样的。五月二日会谈所暴露的特点是，河内自信胜利在望，连乔装谈判都不需要了。黎德寿本来可以在语气上显得和解一些，提出一些含糊的方案，这就会使我们为难，即面对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究竟要不要使冲突升级。比如说，提出就地停火——在共产党部队到达顺化郊区、包围安禄、威胁昆嵩和波来古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接受，就会使西贡丧失士气；如果我们拒绝，就会动摇国内的支持。黎德寿不屑采取任何策略，表明河内判断南越的溃败已经开始，我国进行报复也不能挽救局势。我们的行动必须能引起震惊，使北越停步，使南越振作。

尼克松仍热心于用B-52飞机在五月五日星期五对河内和海防进行轰炸。我不相信这一下子的行动就能解决我们的需要。我劝尼克松等到星期一，给我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来制订一个持续行动的计划。此外，我了解艾布拉姆斯将军是反对的：他仍然想把所有的B-52飞机投入南方的地面战役。作出什么具体反应主要是个战术问题。但是尼克松、黑格和我一致认为应当采取一次大的军事行动，而且要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此作出决定。

尼克松最关心的是迫在眉睫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对艾森豪威尔一九六〇年的经验记忆犹新，尼克松下定决心，最高级会谈如需取消或推迟，应当由他采取主动。我认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得不冒一切必要的危险。如果黎德寿正确，南越眼看就要崩溃，我们也就不能再去莫斯科了。当苏制坦克正在南越城市的街道上隆隆驶过，苏联的武器六个月内第二次决定性地被用来反对我们的利益时，我们不能同苏联领导人握手言欢。我已给了河内一切妥协的台阶，并给了苏联最大的鼓励以停止支持河内的攻势。现在需对这一策略进行考验。我们必须击败河内的攻势，在印度支那重新建立心理上的均衡。至于是先发制人地取消最高级会谈，还是让苏联去做决定，在我看来这件事应由尼克松来作出政治判断。

他坚持认为，如由莫斯科宣布取消最高级会谈对他来说是丢脸的事，而且可能造成政治灾难；如果不得不取消，那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取消。他下令准备对北越进行一系列严厉报复的军事措施；由于我对他说，这很可能促使苏联取消最高级会谈，他就指示我，在假定他对莫斯科先发制人的基础上制订计划。在下一周初他将向全国发表讲话，解释他最后决定采取的军事行动，并宣布他取消最高级会谈。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继续进行；协议可由低一级的官员用低调的方式来签署。决定命运的“红杉号”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的第一个行动是警告苏联领导人，我们正在作出重大的决定。五月三日，由索南费尔特、洛德和我起草的一封总统的信送给了勃列日涅夫，通知他我同黎德寿的会谈毫无成果。信中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看来，河内试图强迫我们接受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我们在得到巴黎会谈的经验之后，不会再提出新的建议；从河内的行为来看，没有理由相信新的建议会有积极的效果。信中还谈到了就要作出的“决定”。这封信暗示，苏联至少应负部分责任。信中还冷冰冰地要勃列日涅夫紧急地“对形势作出估计”。

五月三日的其他时间被用来制订军事计划，其中包括对二十度以北的各种程度的空袭。尼克松和我深夜在林肯起居室一起研究这些选择，但没做任何决定。霍尔德曼也参加了其中的几次讨论。他对军事行动没有什么看法，但强烈反对我们取消最高级会谈，并把这个意见说了出来。他认为采取主动没有好处；相反只会使总统显得感情用事而有损他的形象。尼克松建议霍尔德曼和我征求一下约翰·康纳利的意见。

五月四日星期四中午，我们前往财政部拜访康纳利。财政部长的办公室不像三十年代建造的如内政、商务和司法部等内阁办公室那种墨索里尼式的大而无当，也没有地方公司那种特大的董事会会议室的气氛，而国务卿办公室自一九四七年以来的景况就一直如此。财政部长的办公室很雅致，大小适中。安德鲁·杰克逊正是在这里用他的手杖一点，解决了关于财政部办公楼定位问题的争论，从此永远隔断了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的视线，也破坏了朗方[4]对华盛顿街道安排的精心设计。

霍尔德曼和我坐在一张沙发上，康纳利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安乐椅上。他眯眼斜视，这是他在估量一种挑战时的习惯。我们解释说，总统决心恢复对河内、海防地区的轰炸，首先进行三天B-52轰炸机的袭击，并已决定在莫斯科可能采取行动前首先宣布取消最高级会谈。霍尔德曼说他不赞成取消最高级会谈。康纳利用大嗓门支持霍尔德曼的意见。他不愿听到取消最高级会谈，这在同内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无论取消还是不取消，我们都会被指责威胁东西方关系；假如我们首先宣布取消，那么在通常的连珠炮似的批评外还会增添对我们鲁莽从事的指责。我们应做我们认为必要的事情，把难题踢给苏联，这一切都是苏联的武器闯的祸。无论如何，康纳利认为苏联还不一定会取消最高级会谈。

康纳利一说，我就知道他是对的。一个月来，我一直在推行一种策略，用最高级会谈成功的前景来诱使苏联默许我们的军事行动；既然事情已做到这种地步，对我们辛勤劳动的功效连试也不试，那是没有道理的。我原来附和尼克松的初步决定，是尊重他对国内政治后果的了解比我高明。但当被公认为政府中最出色的政治智囊的这位内阁成员认为取消最高级会谈会有损我们在国内的地位时，我惭愧地认识到，在“红杉号”上我犯下了作为总统助理的极大过失：同意一些论点，仅仅因为它们合总统的口味。我的义务是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对我所负责的事务提出意见。显然，在“红杉号”上我没有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反对取消最高级会谈。事实上，我的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把取消最高级会谈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尽可能使苏联难以取消。康纳利的坚定立场给了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康纳利的第二个贡献是强调指出，我们不仅不应取消最高级会谈，而且不应因为担心苏联会取消就不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我们不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得果敢，向苏联挑战，只要我们不瞻前顾后、缩手缩脚，实际上会更安全。他说，主要问题在于，什么是最有效的军事反应。这也一针见血。政府的讨论太集中在小事上了。但好的答复往往不如好的问题。顾问所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指出中心问题。康纳利做到了这一点。

我对康纳利说，我们需要采取这样一种军事步骤，能立即使河内受到足够的震动，改变越南事态发展的方向，同时要能承受得住美国公众舆论的批评。用B-52飞机对河内和海防进行三天轰炸能引起震动，但时间太短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也可能被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公众抗议所抵消；对批评者来说这会是天赐良机。（而且还得说服不赞成这一做法的艾布拉姆斯将军，虽然他的空军力量已扩充到大大超过他所建议的程度，但他仍然坚持需要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在南越的关键战役。）我所倾向的策略是采用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一九六九年首先制定并由黑格于四月六日再次提出的计划：以布雷来封锁北越。

我赞成封锁，因为这可以迫使河内节约物资，这样就可以至少在通过中国建立可靠的新的陆地路线之前放慢进攻速度。由于大部分物资供给是苏联的，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我更赞成布雷，因为这样可以一劳永逸；不需三番五次地派截击舰艇去搞对抗。虽然从正面阻击攻势的任务仍需由在南越的部队来担当，一旦敌人在南方的供给枯竭，布雷就会对谈判产生强大的压力。我同意需对二十度以北进行轰炸，包括河内和海防，特别是集中轰炸同中国的公路和铁路联系，河内将试图依靠这些公路和铁路的联系来战胜封锁。但应当由战斗轰炸机来进行不断的轰炸，而不是由B-52轰炸机来进行戏剧性的轰炸。

我同康纳利谈完后，就立即到椭圆办公室把这些论点向尼克松作了报告。尼克松欣然接受，这说明尽管原来虚张声势地作出了取消最高级会谈的“决定”，尼克松内心是很不愿意作这样的决定的。他安排下午三点钟召开会议；仅由他、黑格、霍尔德曼和我四人参加。同时我向穆勒海军上将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布雷有什么看法以及何时可以进行布雷。穆勒的积极性很高，他在六十年代就一再建议过布雷。他还参加制订过一九六九年“鸭钩行动”的计划，四月初黑格还就此征询过他的意见。他认为在印支时间五月九日（华盛顿时间五月八日晚上）就可进行布雷。

我们按预定时间在行政办公楼尼克松的密室碰头时，总统情绪很好，沉着冷静，采取分析的态度。激动的唯一征象是，他不像往常那样靠在安乐椅上，把脚搁在小沙发上，而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拿烟斗做着各种手势，偶尔喷出团团烟雾。我过去从未见过他有这种举动——然而这仅是我的首长的无穷无尽的惊人举动中的一例。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正在扮演麦克阿瑟的角色，在另一方面，他正在下狠心作出事关他政治前途的决定。撇开演戏这方面不说，他的态度干脆、果断，他的提问是有头脑和一针见血的。他想了解，为什么布雷比海军封锁的办法好。我回答说，主要的好处在于只要作一次决定；雷布好后就没事了，直到它们自动失灵，这通常要在四个月之后。与此相反，封锁则每天都会引起同苏联的对抗。每拦阻一条船，古巴导弹危机的老戏就要重演一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挑衅，苏联也会对此作出回应，这大概还要出现在电视上。某种疏忽或借口引起严重事件的危险性太大了。

有趣的是，尼克松没有再提取消最高级会谈的问题。不管他是被康纳利的主张说服了，还是由于他自己长期来渴望完成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的计划，他着手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所考虑的都要强硬得多的军事反应，同时却愿意把取消最高级会谈的责任推给苏联。尼克松当机立断，决定在北越港口布雷。他将在五月八日星期一晚向全国发表讲话，或者在此后布雷尽早可以实现的时候。他将于星期一上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使他的顾问们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最高级会谈则让苏联去决定。

这是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最英勇的时刻之一。他本来可以听从得到国防部长支持的前线指挥官的意见，在南越战场上全力以赴。这大概能使他在选举中免遭失败，但在年终要面临几乎同样的问题而又没有谈判解决的前景。他本来可以像大多数领袖那样临时应付，把南越的垮台归咎于事态发展失去了控制。他本来可以一心扑在最高级会谈上，利用最高级会谈来掩盖他的越南政策的失败。但是尼克松没有这样做。这一年正值大选，他却甘冒政治前途的风险，采取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表示怀疑的方针。他宁可放弃最高级会谈，因为他不愿在苏联武器造成的失败之中前往莫斯科。他坚持要有一个体面的撤军，因为他相信越南战后世界的稳定将取决于此。他的各条意见都是正确的。

我们无需继续隐瞒很快就要作出重大决策；这些决策愈不出人意料，莫斯科作出鲁莽反应的可能性愈小。五月四日，在巴黎举行了成为常例的全体会议，这些会议仅在前一星期恢复。会议结束时，波特大使奉命拒绝确定下次会议的时间，理由是“现有的各种渠道都无进展”。五月五日，河内违背了自己原来所坚持的保密协议，透露说黎德寿和我曾于五月二日见面。河内没有说明会谈的情况，也没有透露我拒绝了再次会谈。相反却散布谣言，说我已同意组织联合政府。这种赤裸裸的两面派做法只能被解释为试图搞心理战，制造假象，使西贡进一步丧失士气。这种手段实在太明显、太卑鄙了。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正好利用河内在五月二日会谈中的顽固态度来说明现在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行动。我们劝阮文绍对河内不予置理；我们方针已定，不会受干扰。他可以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驳斥关于联合政府的谣言。

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和我承担了通常是由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负责的制订计划的任务。我们通知了各有关的内阁成员，但为了防止泄密，总统不愿在五月八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前安排任何部门间的活动。我分别征求了一些部门领导人的意见。穆勒很积极，他全速制订计划。布雷可在华盛顿时间五月八日晚上开始。莱尔德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决战地点在南越；布雷对战场的作用为时过晚，不能影响北越的攻势。（我同意这一看法，但我关心的是河内在攻势以后的行动。）他还认为北越会以陆路运输来代替海上运输。罗杰斯正在欧洲，他被叫回参加五月八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我预料他的朋友们不会赞成总统的决策。赫尔姆斯毫不含糊地表示反对。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从来不是像后来新闻界和国会调查人员所说的激进的冷战英雄，他们一般反映了政府中最自由派的思想。他们早就对越南放弃希望了，他们倾向于认为一切都是徒劳的。至少他们知道，如果作乐观估计，结果估错了，他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如果作出悲观的估计，他们就不要冒多大风险。他们现在对莱尔德的建议提供了分析性的论据。他们说，河内将会以陆路代替海上进口，使用中国南部同北越铁路系统连接的一个港口，或纵贯整个中国进行陆上运输。

尽管我对赫尔姆斯怀有敬意和好感，但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们的估计是，河内通过海防港接受二百一十万吨的物资供应，其中包括它使用的全部石油。铁路目前只运载三十万吨，即海防港总量的七分之一。把其余七分之六的供给转移路线，即使可行，也需要时间，何况这还涉及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国不信任苏联，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不认为中国的海港或铁路系统会自动提供给莫斯科使用。在我看来，一套以敖德萨、摩尔曼斯克和海参崴为基地的复杂的海上后勤系统要改成穿越一个不友好的国家用铁路运输，并不那么简单。在陆地上没有输油管，要把石油运输几千英里将是艰巨的事，至少也得几个月的时间，同时河内的物资将日益减少。我们于是继续制订我们的计划。

五月五日，我再次对多勃雷宁强调，正在制订重大决策。我对多勃雷宁说，总统没有发怒，他正在冷静和深思熟虑地准备行动。我们不再要求莫斯科做任何事情。我们将照顾自己的需要。我们只要求莫斯科理解迫使我们到达这种境地的客观情况。

五月六日，我尽力避免在老挝行动中犯过的错误，即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力量就试图发动大的袭击。为确保我们在西贡的司令部对总统的决心不致产生误会，我给邦克大使发了一份密电：

用最坦率的语言说，我们对折衷办法不感兴趣；我们要向河内显示，我们当真不是开玩笑，我们要给予这样一种打击，使他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对于应当如何对付我们的报复行动茫然不知所措。

无论你还是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心中不应有丝毫的疑问，我们要在这次行动中投入必要的力量。如果你们判断，在北方的行动中需投入的力量使你们认为在南方也需要更多的空军以应付战术紧急状况，那么你们应当迅速提出来，我们将给你们派去。

艾布拉姆斯通过邦克答复说，他的力量已足够——这在美国军事领导人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军事领导人对增加军力的要求常常是贪得无厌的，至少一旦因没有增援而失败，也好作为一种挡箭牌。当然，艾布拉姆斯已在最近接受了总统的大量和出乎意料的赠与。尽管五角大楼的文官方面有相当多的反对，但他未经申请就得到了增援的五十六架B-52轰炸机，三艘航空母舰和一百二十九架F-4鬼怪式喷气机。另外还有七十二架鬼怪式飞机正在途中。邦克补充了他本人对总统的勇气的赞赏。

我同多勃雷宁的谈话促使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总统五月三日的信作出了迅速的答复。五月六日星期六下午，多勃雷宁交来一封信，其特点是同当时的真实形势几乎毫不相干。勃列日涅夫不顾一切事实，硬说我们对同黎德寿会谈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根据卡图谢夫对河内访问的情况，他可以向我们担保，北越准备寻求政治解决。他随即补充说，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联合政府。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接受河内的条件就可以有和平。对于这一点，没有勃列日涅夫我们也能领悟。勃列日涅夫粗暴地提到《五角大楼文件》，说这是河内不相信美国的行动和意图的理由之一——这一失礼很难不引起尼克松的强烈反应。勃列日涅夫提醒我们不要对河内施加军事压力，暗示这会对和平和苏美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勃列日涅夫劝我们要“克制”，不要坐失通过谈判解决战争的“机会”。但他表明莫斯科不会卷入外交，问题得在华盛顿和河内之间解决。

勃列日涅夫的信更加强了我们的决心。他没有威胁要作出任何具体的反应。他所预见到的对和平的威胁讲得很抽象，而且说是“不以我们的愿望为转移”。无论如何，美国不能因为苏联模糊的预言和没有明说的威胁而耽误行动。我们到行动之后才对这封信作出答复。

为确保我们已考虑到了一切可能性，我在五月六日星期六的当天下午就同我手下的专家们碰头：我的副手艾尔·黑格、苏联问题专家哈尔·索南费尔特、亚洲和越南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和约翰·内格罗庞特、理查德·肯尼迪、温斯顿·洛德以及乔纳森·豪司令官。此外，我邀请了中央情报局的首席越南问题专家乔治·卡弗。这是一次各方面人士的集会：有外交官、军官、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代表以及几名无官职的专家。但他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各不相同，敢于讲话。我们对总统决策的可能后果展开了辩论。苏联问题专家索南费尔特认为苏联会取消最高级会谈。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预料北京会冻结同我们不重要的民间往来以外的一切关系。内格罗庞特争辩说，这会对南越产生戏剧般的良好影响。卡弗重复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认为陆路运输线将能代替海上的进口。

我把赞成和反对这种行动的意见作了小结。赞成的意见认为，北越已面临很严重的困难，现在又得应付新的压力，但人力物力却十分有限。进行布雷能动摇河内认为时间对它有利的信念，提高南越的士气，可以为我们在争取交还战俘的讨价还价中增加一枚筹码，可能加速谈判的进展，可以恢复心理上的对苏平衡，从而使最高级会谈可能举行。反对的意见认为，假如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也不能挽救南越垮台的命运，那么投入的美国威信的赌注越大，遭受的失败就越严重。取消最高级会谈以及一切正趋成熟的协议，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在预料之中。同北京的关系将会冷淡。国内也会有新的骚动，这可能使河内变得更加顽固。

我作了小结以后就征求每个与会者的建议。温斯顿·洛德反对我们的行动，他认为将得不偿失。其他人的一致意见是干。还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是，要干的话，就要干得“彻底”，我们反正准备付出国内的代价，因此我们不如力争成功。

同时，越南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安禄仍被围困，北越仍在向前运送物资，准备进攻顺化和昆嵩。这更使我们坚定信心，要在暴风雨再次到来之前采取行动，为西贡撑腰打气。

星期天忙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准备工作。同两年前在柬埔寨采取行动时相反，这次不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而是沉着和坚定。我向温斯顿·洛德承认，我们三年来所作的耐心努力有可能毁于二十分钟的讲话。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在越南被苏联的武器打败而同时看着总统去同勃列日涅夫干杯，这是那些在越南冒险或阵亡的将士们在美国的父母所无法理解的。最好还是立场坚定，赢得尊敬，以后再收拾残局。洛德和我把春光明媚的一天花在戴维营同总统一道赶写他准备在第二天晚上发表的讲话。像往常一样，越临近上电视，尼克松就越精神紧张。虽然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使他胆怯紧张，但一旦当他逾越了心理上的障碍而作出决定时，准备的势头就开始了。虽然从技术上来说，行动决定还有待于第二天上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来作，但讲话稿每修改一次就使得结果更加确定了。

第二天，五月八日星期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总统的做法所造成的不正常气氛中召开。出席的人都知道，他几乎已经作出了最后决断。因此，他们更关心的不是讨论问题，而是各自考虑如何对付肯定会爆发的公众的喧哗。尼克松是背水一战，精神抖擞：他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一点都没有他在平时遇到反对时躲躲闪闪的那种作风。他首先作了长篇大论的独白，强调他决心不让南越陷落。他相信“最高级会谈举行不成了”——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如果我们采取强硬行动，就会“危害”最高级会谈；如果我们无所事事，越南崩溃，他也就去不成。

穆勒海军上将介绍了布雷计划和空袭掐断铁路的战役。赫尔姆斯介绍了情报估计。中央情报局经分析认为，莫斯科“几乎肯定会取消最高级会谈”，也可能对柏林施加压力。中国“大概”会像在美国一九六八年轰炸以前派出九万名支援部队一样给河内提供直接的援助。陆路将有效地取代海路。赫尔姆斯最后作了一个不确定的预言，说河内将等待军事考验的结果出来以后再决定自己的行动。（虽然不太有启发性，这却是讨论中唯一正确的预见。）莱尔德争辩说，最关键的物资供给来自铁路，无论如何，北越有四五个月的库存储备。他表示相信，南越“能顶得住。顺化可能失陷，但境况不会像一九六八年那么坏”。他的结论是，布雷和空袭铁路的战役没有必要。从财政预算的角度出发，省钱的解决办法是给南越多送些设备。尼克松突然插问：“要是我们错了呢？要是越南陷落呢？我们怎么办？你没有考虑我们政策的风险。”

约翰·康纳利和阿格纽副总统完全否定莱尔德的分析。阿格纽毫不含糊地认为，我们决不能让南越垮台，否则在国际上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在中东和印度洋周围。我们“讲话冲动”，“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总统确实没有其他的选择。康纳利表示赞同：“要是越南失败，总统先生，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罗杰斯模棱两可，既同意南越的失败将是“我们政策的灾难”，但又指出，拟议中的行动也许不会有效果，只能使我们的问题更加复杂。我们必须靠军方来判断这会有多大的效果。另一方面，难道我们不能再等几个星期，而非得破坏最高级会谈不可吗？换句话说，如果行动成功，他就赞成，如果失败，他就反对。他安慰总统说，即使我们一事不做，丢了南越，美国人民也会支持总统，因为他们知道总统已尽了一切可能。康纳利强烈反对这个主张。越南的垮台会使总统的整个外交政策名誉扫地，任何借口都不会被人们所接受。

接着我们讨论了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最高级会谈的前景将会如何的问题。我发表看法说，“苏联取消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超过百分之五十”。康纳利认为不一定。他认为，不管怎样，由苏联取消比由我们取消好。

然后我对贬低布雷作用的分析进行答复。北越将不得不为原从海上进口的二百一十多万吨物资另找路子。西哈努克港已关闭。他们担心我们的空袭，只能在夜晚使用铁路：“你不能搬弄这些数字而不作出更好的分析。说起来很简单，他们有四个月的（储备）能力，可以全力以赴，结束战争，但结束时他们将精疲力竭……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耗尽自己的供给。”

尼克松作总结说：

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是否还想有所作为……照《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三大电视网的观点，你可以说美国已经干够了。“让我们脱身吧；让我们同俄国作成交易，缩回家来吧。”美国就不再是一个军事和外交强国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就会向内看，自顾自，退出国际舞台。世界上每个非共产党国家将生活在恐怖之中。如果美国足够强大，并且愿意运用自己的力量，那么就可保存半个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而不让全球赤化。

会议开了三小时二十分钟，于十二点二十分结束。尼克松宣布，他将在两点钟作出决定——按穆勒的说法，如果要使布雷和总统发表讲话同时进行，这是发布“执行”命令的最后时刻了。尼克松叫康纳利和我立即到椭圆办公室去见他。他问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我们主意的情况。我们两人都对他说，讨论更加强了我们按计划行事的信念。尼克松冷静地说，他将这样做。我应在两点钟把必要的文件带到他在行政办公楼的密室里去。

我到达时，霍尔德曼已经在那里了。我还没有把命令交给尼克松，他就对我说，霍尔德曼提出了新的问题，我应当听一听。使我诧异的是，霍尔德曼讲述了拟议中的行动会对公众舆论以及总统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产生极坏的影响。要是总统因此而被击败，我们就会丧失一切。我热烈维护原来的决定，几天来我们孜孜不倦地重复的理由仍然有效。还要考虑到，如果总统临阵退却——已向所有主要的盟国吹了风——他的领导地位就有危险，西贡也会惊慌失措。当尼克松上盥洗室时，我对霍尔德曼大发雷霆，他从未在实质性问题上瞎管闲事，我责备他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进行干扰。在别无其他选择的时候，他的职责是要给总统鼓气，而不是用总统所不了解的问题来使他激动。霍尔德曼不好意思地憨笑，他的态度说明，是尼克松鼓励他讲这段话的。我已对我这位复杂的领导人的许多鬼把戏司空见惯；但这一招却使我无法理解——直到后来揭露了录音带的事才使我想起可能有一种动机：尼克松要把我对这次行动的支持毫不含糊地记录在案，以免可恶的“乔治城社交集团”又像在柬埔寨问题上一样试图把他和我区别开来。是也罢，不是也罢，尼克松从盥洗室回来，二话没说，就在执行命令上签了字。

悬而未决的最高级会谈

我立即向兴高采烈的穆勒传达了命令。这正是他五年来一直提议要做的事情。他保证老挝发生的情况不会重演；不会因为军方投入物资或注意力不足而使这次努力失败。我给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打了电话。就像历次面临大事一样，他们对未定阶段的结束感到如释重负。（当然有几个人已为避免因失败而遭指责作好了准备。）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不管莱尔德在会上的态度如何，他总会坚决地、想方设法地维护和执行决定。罗杰斯会少出头露面。赫尔姆斯会显示他搞情报的英雄本色。后来情况果真如此。

星期天我花了近一个小时，同亚历克斯·约翰逊一道制订必要的方案：何时何人通知哪个国家。我的办公室将负责苏联和中国；国务院将负责所有其他国家。这次一反常例，我在总统发表讲话前不搞记者吹风会；让总统的讲话本身去表态。我将在第二天举行正式的记者招待会，对所作的决定进行解释。轮到在越南问题上接受激烈的责问，谁也不想同白宫争出风头；其他部门巴不得由我们来接受公众不可避免的责难。总统将在晚上八点给国会领导人吹风。我在同一时间接见多勃雷宁。彼得·罗德曼将前往纽约，通知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

这些准备工作就绪后，一切都很宁静。我坐在办公室里，心想今后几天将决定我们外交政策乃至尼克松政府的命运。我感到自己好像个拳击运动员，在争夺冠军赛前的几小时无法再提高自己获胜的机会。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我把大部分间歇时间用来给朋友们打电话，闲谈私事，他们对我这种不常有的关怀一定感到惊讶。后来，他们之中有些人赞扬我“镇静”。他们实在是过奖了。我是个宿命论者；他们不知不觉地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帮我消磨了时间，使我感到温暖。当风暴来临时，这种温暖是不常会有的，而这种温暖将帮助我承受今后的考验。有一两个人，他们让我得到了对友好关系的最后一瞥，这种关系不久以后就永远断绝了。

晚上八点半，沉寂结束了。总统给国会领导人吹风时，[5]我会见了多勃雷宁，我是把他从饭桌上叫来的。多勃雷宁是个十足的职业外交家，在平时他表现亲热，以使外交交涉轻松顺利，但一到危急时刻，他一点不讲情面。他先开腔对我说，每次我在一篇讲话以前见他，他就知道不会有好消息。我打趣说，危机时刻他常常不在城里，而让伏龙索夫首当其冲；显然这次我们把他措手不及地逮住了。我交给他一封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信的语气既坚定又温和，指出勃列日涅夫五月六日的信没有改变时局，实际上肯定了时局。没有任何细微的迹象表明河内将停止进攻并在可接受的基础上重新谈判。信中接着概述了总统将要在讲话中宣布的措施，还提出了结束封锁和轰炸的条件：停止攻势；实现国际监督下的就地停火（这样就放弃了我于四月提出的北越须撤回在三月二十九日以后进入南越的部队的要求）；以及四个月内美国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这比我们原先提出六个月内撤出的立场又进了一步。）

尼克松的信采用了我四月份莫斯科之行所用的同样策略：给最高级会谈描绘出成功的前景，以鼓励苏联克制。信中以引诱的手法总结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原则宣言和扩大贸易方面达成的协议，并雄辩地谈到“我们即将会见”可能取得的成就。尼克松在信的末尾暗示赞扬苏联领导人可能具有高尚的情感，并呼吁他们发扬这种情感：

最后，总书记先生，让我对你说，这是一个发扬政治家风度的时刻。此时此刻，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就能结束越南冲突长期以来对我们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我随时准备和你一道立即实现双方都不丢脸而造福于有关各国人民的和平。我知道，我们在一起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经过几个星期的来回反复之后，尼克松的信就这样表明我方愿意按计划举行最高级会谈。现在责任落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肩上，就看他是否准备取消了。

多勃雷宁很严肃认真。他询问封锁意味着什么具体措施。他仅有一次失去冷静，那就是当我问他，如果苏联在埃及的一万五千名士兵眼看就要遭到被以色列俘虏时，苏联将会有什么反应。多勃雷宁变得出奇地激动，透露了一些他本不打算说的话：“首先，我们从不把部队派到他们不能自卫的地方去。其次，要是以色列人威胁我们，我们在两天之内就把他们消灭干净。我可以向你担保，我们有这种防备万一的计划。”他的脾气很快缓和下来了。我相信他一直真诚地致力于改善苏美关系（在苏联全球利益的框框之内），现在眼看几年来的努力将毁于一旦，他的失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多勃雷宁提出要一份总统的讲话稿。由于尼克松直到最后还在进行修改，因此在讲话前半小时稿子还在打字。多勃雷宁根本不信。他说，我对于他能保密十五分钟都不信任，实在令人伤心。最后送来了一份副本。多勃雷宁指出，其中有一句提到我同黎德寿五月二日的会谈是得到苏联的鼓励的，莫斯科对此会感到很不舒服。我告退几分钟前往椭圆办公室，那里已经挤满了摄影机和技师。我在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同尼克松见面。他同意删去这句得罪人的话。幸好，龙·齐格勒设法及时修改了要散发给记者的文本。当我告诉多勃雷宁时，他无可奈何地说，在同我国政府的交道中，他总算做了一点事。

作为个人的谈话，他对莫斯科会作出什么反应表示悲观。他说，他了解尼克松，我们对五月二日会谈的反应并不使他感到吃惊，虽然这一具体行动是他所没有料到的。苏联很可能有激烈的反应；遗憾的是我们已成功在望。鉴于苏联作出决定的方式，政治局一旦通过新的更为敌意的政策，就难以改变；美苏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很长的冷淡时期。我回答说，在我的四月莫斯科之行以后，苏联政治局本不该误解，五月二日会谈的失败一定会导致美国的激烈反应。多勃雷宁阴郁地表示同意。但这总是一件遗憾的事；他在华盛顿任职期间，我们已取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的谅解。

晚上九点，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讲话的最初几稿，原带有同总统宣布打进柬埔寨那次讲话一样尖锐和世界末日似的语调。到星期天晚上，洛德和我——同考虑非常周密的白宫演说撰稿人约翰·安德鲁斯一起——又改写了一遍。现在讲话的语调中难过多于愤怒。讲话中给河内和莫斯科都留下了出路。尼克松讲话沉着有力，他强调，我们不能接受河内的条件，但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追述了我们最近谈判努力的前后经过：我的四月莫斯科之行，五月二日同黎德寿的令人失望的会谈。他重申愿意解决战争。但北越“傲慢地拒绝谈判，一味强加于人”。因此，制止屠杀的唯一办法是“不让北越的国际亡命之徒获得杀人武器”。他列举了他正采取的军事行动；他说明了他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概述的我国的谈判立场。

事实上，这是我们提出的最迁就对方的条件：就地停火、释放战俘、四个月内撤出全部美军。撤军的期限是最短不过的了。就地停火的建议意味着美国将停止轰炸，而河内则可以保留在攻势中所得到的全部好处。我们保证以全部撤军来换取停火和归还战俘。尼克松以同信中相似的话公开对勃列日涅夫说：

近几个月来，我们两国已在谈判中取得重大的进展。我们接近于就限制核武器、贸易和其他许多问题达成重大协议。

让我们不要退回到前一时期的阴影中去。我们不要求你们牺牲自己的原则或朋友，但你们也不应允许河内顽固地抹煞我们一起为此耐心培育出来的前景。

我们美苏两国正在门槛前，即将进入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我们准备继续建立这种关系。如果我们做不到，责任就在你方。

同一天晚上，彼得·罗德曼向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递交了尼克松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黄华大使脸色忧郁地读了这封信，但未作评论；信的内容并没妨碍他作一些愉快的闲谈，并请罗德曼喝了几杯茉莉花茶。尼克松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我们的谈判建议是公正的，提醒他我们曾一再警告，我们将对敌人的攻势作出强烈的反应。信上还尖锐而有预见地提到苏联，提醒周恩来，“想在印度支那长期待下去的不是美国”。信中表示希望，这次危机不会干扰美中关系的进展：

过去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耐心地打开了建立在两国深远利益基础上的新关系。我们目前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小国的短期利益——它的所有合理的目标都如此显然地能得到实现——是否可以被允许用来威胁我们已经取得的所有进展。我希望，在一时的激情冷下来之后，我们能集中精力于长期的利益。

第二天上午，我在白宫东大厅向记者吹风。这类解释固然对我国公众很重要，但它们也起重大的外交作用。每一次讲话都是为了劝告莫斯科和北京默许我们的行动，以便孤立河内，推动它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最高级会谈，现在为期已不到两周了。我采取了“一切照常”的姿态。我解释说，我们还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但我们正“继续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从目前来看，我方无需推迟最高级会谈”。我们认识到，苏联领导人要作出决定“在短期内还有困难”，但是我方仍然认为，东西方关系中出现一个新时期是有可能的。由于我不想使苏联人为难，我回避直接回答关于我在访问莫斯科时有没有警告勃列日涅夫我们要采取行动的问题，我只是说，在我访问之后，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再“误解，如果攻势继续下去，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关注”。最后，我向河内发出呼吁：

且不说在目前的状况下举行真正全面的秘密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相信，结束战争的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是通过谈判。我们敬重黎德寿是越方的严肃的和忠实的发言人。任何时候他准备讨论符合我们的原则的方案时，我们就准备同他恢复谈判。我们也将尽一切努力来理解他的观点。

一时间，国会和新闻机构的愤怒淹没了这些说明和发出的信息。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斥责总统的行动是“鲁莽和错误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认为我们的决策将会拖延战争。参议员乔治·麦戈文要求国会采取行动：“再也不能让总统在印支问题上随心所欲了……全国人民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国会决不允许它。……西贡政权已不值得为之再牺牲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认为总统是“危害美国重大的安全利益”。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也谴责这次行动。但他和很少几个人承认我们已为谈判提出重大的建议：“有一点被忽略了，即在同一讲话中，他（尼克松）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建议，这个建议需要得到更密切的重视，不仅是我们国会，而且河内和莫斯科都应给予重视……”[6]

新闻机构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怒斥。《纽约时报》的最初反应是在意料之中的：“如果一场新的美苏危机阻碍了实质上已在赫尔辛基谈定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那么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甚至要超过我们在越南面临的许多危险。”[7]经过进一步思考之后，《时报》决定加大嗓门，斥责总统进行“绝望的赌博”。《时报》呼吁国会切断一切从事战争的资金，“挽救总统免受自己之害，也挽救国家免受灾难”。《华盛顿邮报》宣称，尼克松“已同现实世界隔绝……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举行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甚至可能已被取消……这一灰暗情景中唯一使人宽慰的是，尼克松先生任职就要期满，美国人民不久就可以有机会对他的政策作出直接裁判”。甚至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觉得“这一决定是否明智和正确是大可怀疑的”。《波士顿环球报》承认尼克松的和平条件可算是“我国迄今最合情合理的建议”。但《环球报》就对于莫斯科的危险挑战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比我们卷入越战本身更加不道德。”[8]

五月十日，以前在我手下工作过的九名职员签署了一封对我的抗议信。虽然他们同我相处都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在两三年以前，他们不惜利用同我的关系来出风头。在一封被广为宣传的信件中，他们以各种理由来攻击布雷和轰炸——不顾“常识”，总统的行动“危害了”缓和与军备管制，显然是“危险和大概会无效”。这一行动被认为是“毫无成效”、“馊主意”、“双料地骇人听闻”、“危险而虚伪”。

如果批评者多看一看事实，少发一点个人怨愤的话，他们应该会注意到，共产党方面的反应比他们的要克制得多。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多勃雷宁和我在五月九日早晨谈过话，我告诉多勃雷宁，西德总理勃兰特和反对党领袖雷纳·巴策尔达成了一项协议，这将导致联邦议院批准东方条约。我们并未有意作这样的安排——我们不能影响西德议会的程序——但评论家们如此鄙视的“联系”是显然的。我安慰多勃雷宁说，至少在东南亚以外的地区我们可以继续解决具体问题（当然，也暗示了，如果苏联要强硬，我们也会强硬起来）。多勃雷宁接着说，由于这一天在苏联是个假日（欧洲胜利日），对总统讲话的官方反应可能要略为推迟一些——在一场国际危机中，这真是一个特别的解释。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打算打断节日，他们也不会认真对待此次危机。然而，他猜想迟早会有一个声明或一封信。我告诉他，我将送给他一份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肯定了美苏关系。

如我所说，批评我们的人不知道有这些对话。但有许多公开的信号，说明苏联的反应可能是低调的。河内严词谴责“无礼的挑衅”，要求支持它的共产党国家增加援助。但是，莫斯科和北京都不着急。苏联在日内瓦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人员继续在工作。（我们已指示我国代表团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谈判——但拒绝谈越南问题。）由苏联贸易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率领的一个商业代表团正在华盛顿访问，这是对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去年十一月访苏的回访。代表团停止了一天的会谈，但仍待在华盛顿。苏联的唯一公开评论是塔斯社五月九日的文章，摘要报道了尼克松总统的讲话，而且有趣的是，要读者注意尼克松保证我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塔斯社悲叹，我们的行动不符合我们所宣称的要结束战争的愿望。

中国的反应更是微妙。五月九日他们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抗议五月六日、七日和八日（总统讲话之前）对中国船舶的袭击，这样就维持了最近几个月来的特点：北京可能会抱怨美国对北越的行动，但只有在牵涉到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时，才会提出“抗议”（意味着政府的某种认可）。我们立即通知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将加倍小心避开中国的船舶。这一点实际上已只是假设性的空话，因为北越的港口现已封闭。那天晚上，中国给我们上了关于间接手法的另外一课。他们驻巴黎的大使馆——这是我们日常事务的接触点——实事求是地询问关于众议院领袖哈尔·博格斯和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的技术安排。这次访问将在六月底进行，距今几乎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到这时我们已十分清楚，中国人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北京在对我们说，这些访问仍将进行，两国关系的稳步改善没有受到总统行动的影响。

五月十日下午，多勃雷宁来到白宫的筹划室，向我递交了苏联的一份简短的抗议照会。意味深长的是，照会只限于谈到我们轰炸所造成的苏联船舶的损坏，还有人的生命损失。照会要求保证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对布雷的事一字未提。抗议来自秘密渠道这一事实表明，苏联不想公开表态。多勃雷宁甚至向我们谈了他的“个人看法”——不大可能是他个人的观点——莫斯科决定采取这种做法“令人鼓舞”，但要得出最后结论也许“为时过早”。他幽默地问，我认为苏联政治局会作出什么决定。我回答说，我把我的答案用信封封起来，到危机结束后，我们两人一同拆开来看。（我没有这样做，但如果要写的话，我的条子上的预测会是：莫斯科将把最高级会谈推迟到一个确定的较早的日期。）我提醒他，尼克松总统关心两国关系中的新时代。多勃雷宁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停火建议。我们两人都巧妙地谈到了两国领导人“如果”相见将要进行的商谈。

多勃雷宁下得一手好棋。会见结束时，他出其不意地问，总统是否已决定接见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这个问题使我吃惊不小；这只能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决定同意照常同我们打交道。我试着模仿这位大使，故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大概能够安排一次在椭圆办公室里的会见。我也下一点棋，我说，像这样的场合，按习惯应邀请摄影记者。多勃雷宁认为这样做十分恰当。

在每一次危机中，紧张的气氛不断地积累，有时几乎难以忍受，直至出现某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同多勃雷宁的谈话，虽说尚非转折点，但减轻了压力。我们知道最高级会谈仍将举行。只要不取消，每过一天，举行的可能性就愈大。这样河内就被孤立了；我们在赌博中就获胜了。我迅速安排尼克松总统在第二天上午会见帕托利切夫。

五月十一日，我们醒来就听到塔斯社发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这个声明为时既晚，语调也温和。苏联认为我们的行动是“不能允许的”，并“将从其中得出适当的结论”。它劝告美国回到巴黎的谈判桌上去。苏联政府“坚决”要求美国“毫不拖延地取消”军事措施——莫斯科明白，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航行自由应受到尊重——这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我们没有阻挠海上的船舶。至于对北越的援助，塔斯社使用了一些奇怪的语言。它说，苏联“人民”（即：不是政府）“关心”斗争。苏联“人民”将继续给越南人民提供“必要的支持”（不是像河内所要求的“更多的”支持）。声明散发着拖延时间和犹豫不决的气息。

尼古拉·帕托利切夫到椭圆办公室来作三十分钟的礼节性拜访时，态度可不是如此。记者和摄影师们被带进来目睹所谓“老一套装出来的友好”。[9]但这一次，不论是不是装出来的，笑容可掬的照片传递了苏联的信息，毫不含糊地意味着最高级会谈的举行。甚至做给新闻界看的逗乐也有含义，而且按苏联的标准来看极为巧妙，所谈的题目（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友谊”一字在波兰语和俄语中的不同发音。唯恐有人不理解，帕托利切夫在离开白宫时满面堆笑。一位电视记者问他，最高级会谈是否仍将举行。苏联部长回答说：“我们从没有什么怀疑，”对美国人的似乎无比的迟钝表示惊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难道你有什么怀疑吗？”

当天，多勃雷宁和我共进午餐，继续照常商谈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最后剩下的疑虑也排除了。多勃雷宁说，美国对苏联在越南的作用“看得过高了”。我强调要紧的是解决战争。就我方而言，我们准备只解决军事问题，或就政治解决的一般原则达成协议。在午餐中间，多勃雷宁的一名助手送来了一份俄文电报，这是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五月八日信的答复。苏联使馆通常提供译文。这一次，多勃雷宁的助手以另一种方式尽主人之谊，要是信的含义取决于精确性的话，很有可能达不到原来的目的。但是，即使粗略的口译也使人毫不怀疑，勃列日涅夫想避免任何对抗，尽管信中有对我们的行动的后果提出警告这种常见的恐吓。我装作不懂地问，勃列日涅夫的警告是针对新的行动呢，还是针对已经采取的行动。多勃雷宁似乎对我的迟钝有些不耐烦，他回答说，总书记的意思显然只能是指五月八日所宣布的措施以外的其他措施。既然多勃雷宁显然好为人师，我就问为什么信中不提最高级会谈。多勃雷宁回答说，既然我们在五月八日的信中没有问起此事，苏联政治局就认为没有必要答复。（对于任何熟悉苏联外交策略的人来说，这种细腻的做法真是新鲜事。）我问我们是否本应就最高级会谈提出问题。多勃雷宁说：“不，你们对困难局面处理得很不错。”

最高级会谈有望了。危机过去了。

五月十一日，从北京也来了信息。《人民日报》评论员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对在北越布雷表示“极端愤慨和强烈谴责”。但是，评论员既没有骂尼克松，也没有表示中国对轰炸铁路要作出什么反应。中国是越南的“可靠后方”，也就是说，中国不会采取行动。更为令人惊奇的是，《人民日报》刊登了尼克松总统讲话的全文。中国领导人大概想要让本国人民了解美国对苏联的挑战。不管动机如何，这是中国“群众”第一次读到河内的顽固态度和美国的和平纲领。对此，北越政治局里的顽固分子只能理解为两大盟国对他们冷冰冰的疏远。

苏联的东欧盟国很快跟上了步调。波兰副外长公开表示，尼克松访问波兰的计划仍然有效。既然很快就要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波兰无需多谈在北越布雷的事。换句话说，连形式上的抗议都免了。

这时，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韩国和英国也都公开表示充分支持。北约中的其他盟国和日本私下表示理解。谁也没有表示反对。辛德林格电话民意测验表明，有百分之八十六的美国公众支持总统的讲话；“意见研究”测出支持数是百分之七十四。苏联的反应抵消了几乎所有反对的声音。

从此以后，同多勃雷宁一道为最高级会谈所作的准备工作继续友好地进行。五月十二日，他和我已开始商谈礼宾问题，比如交换什么样的礼品。接着，重点是商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最高级会谈的其他问题。

五月十一日，我判断河内已十分孤立，愿意恢复接触了。我给仍在巴黎的黎德寿送去了我在五月九日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节录，强调我们愿意恢复谈判。作为答复，黎德寿机敏地给我送来了他在五月十二日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节录，他重申坚持要成立联合政府，虽然所用的语言比五月二日对我所使用的语言要温和得多。这再一次表明，公众认为只要我们表示“善意”，河内就愿意和解，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恰恰相反。五月十二日，黎德寿曾肯定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恢复谈判：

如果尼克松先生真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就我们来说，我们忠于自己的严肃立场和良好意愿，我们愿与美方一起寻求对越南问题的合乎逻辑的、合理的解决办法。二十年来，越南人民在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为了和了解决越南问题，曾于一九五四年同法国政府进行谈判，并于一九六二年同美国一起参与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因此，现在没有理由不通过谈判来解决越南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取决于尼克松先生的态度。

现在我已断定，一俟河内的攻势结束，就要恢复认真的谈判。

越南的攻势停下来了。北越对顺化的进攻从未能充分展开。昆嵩没有陷落；连被围困的安禄也没有陷落。南越为解安禄之围而发动的反攻极其艰苦而缓慢。但在南方B-52轰炸机的战术使用显然破坏了北越力量的集结，再过几个月，布雷会使北越愈来愈难以积聚给养来发动另一次大的攻势。

出乎意料的是，同国内辩论的激烈程度相比，在我们同苏联的对话中，越南已完全不再是争执之点了。五月十二日，多勃雷宁交给我一封信——通过秘密渠道——勉强接受了总统对苏联船舶和海员受损所表示的遗憾以及防止今后发生这类事件的保证。对封锁北越一事只字未提。五月十四口，我们回复了一封语调缓和的信，重申保证尊重苏联的海上航行。我们还告诉莫斯科，尼克松总统不在国内期间，河内不会受到进攻。其含义就是，对越南其他各地，包括海防，轰炸仍将继续。后来就这样做了。

五月十四日傍晚，多勃雷宁递交一封信，劝我们恢复巴黎谈判，如果能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宣布恢复巴黎谈判，“这对苏美会谈将会有许多好处”。苏联建议，双方都不提先决条件，全会和秘密会谈齐头并进。苏联的这些建议“只代表我们自己”，并不代表河内。然而，克里姆林宫准备把我们的反应转告北越。

显然有人坐不住了。在恢复对北越全面轰炸和封锁之后还不到一个星期，苏联就在努力恢复“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这与河内原先自鸣得意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条件有了很大的差距。要是莫斯科自动地提出了这些主张——它自称是如此，但我有怀疑——河内的孤立比我们任何人敢于希望的还要快。要是河内在用莫斯科作为中介，那就表明河内终于退回到较为可以进行谈判的立场了。

我们认为宣布恢复全会为时尚早。这可能引起美国公众思想混乱，也可能引起要求我们在军事上克制，而此时争取迅速解决的最好办法是显示我们的坚定性。五月十五日，我交给多勃雷宁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原则上同意重开全会。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切实际的幻想，应当先同黎德寿举行秘密会谈，如果取得进展，全会就可恢复。我们的信中原有一段措辞强硬，警告说，如果北越在军事行动上进一步升级，将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多勃雷宁对于被要求转达这一威胁表示为难，我就让人把这一段带刺激性的话打在另外一张纸上，称之为“口信”。多勃雷宁收回了他的反对意见，接受了这一形式的口信。这便是折冲樽俎之士的小小胜利。

五月十七日，多勃雷宁告诉我，莫斯科已用最强硬的语言劝北越接受我们的程序建议。对此河内从未给予答复——也许因为河内的计划制订者对这种新的挑战缺乏应对的策略，也许因为他们担心新的会谈的失败会导致战争的另一轮升级。

同时，我几乎每天都同多勃雷宁见面，为最高级会谈拟订议程和日程。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者正在商定最后的文本。各种辅助性的谈判正取得迅速的进展。五月十七日，多勃雷宁应邀在戴维营过夜。在同总统共进早餐之后，他对我说，莫斯科将不遗余力地使最高级会谈成功。然而，多勃雷宁提出，鉴于越南的关系，在莫斯科的公开欢迎不可能像原来计划的那样热烈。这狡猾的一拳击中了尼克松的痛处——在公众关系的领域里。（这也暴露了苏联群众的所谓“自发性”。）

北京也表示有自己的优先考虑。五月十六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在纽约同我谈话时，重申了中国支持它的朋友的官方路线。但当我指出，我们至少已向北京发出六次警报，如果河内一定要以军事来解决，那我们决心作出强烈的反应，黄华对此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在越南的行动也没有阻碍黄华邀请我在六月访问北京。我们不仅在越南取得了行动自由，而且也能够同时继续缔造我们外交政策的更大格局。

尾声

新闻机构和国会很快就改变了立场，退回到原来的一些老生常谈，只是抨击“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并要求通过立法限期结束战争。有些人赞扬苏联人的克制，对尼克松勇气的赞扬却是寥寥无几。

在越南战争的全过程中，我命里注定要受老同事和新首长的两面夹攻。那一阶段，我最伤心最沮丧的遭遇也许是五月十七日，即我们去莫斯科之前三天，在白宫的罗斯福厅同七位名牌大学校长的会见。这些人都是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校长，他们实际上是来对我说，就越南战争来说，没有什么合理性判断可言了。其中有一位抱怨说，现在进行的破坏是“为了不明的原因，为了谁都似乎不愿捍卫的事业。”我试图说明北越入侵以及更有甚者河内坚持要我们同他们搞在一起强行建立共产党统治等问题，他就用大学生的情绪来作挡箭牌：“即使情况可能如此，战争正使大批青年对国家产生离心离德。”我回答说，我知道大学生的绝望情绪，但是“我们在政府里的人有责任不仅要倾听大学生的言论，而且要把它纳入长远的计划之中”。我们愿意采取“任何合理的步骤”，但把越南交给依靠暴力的敌人不是什么合理的步骤。另一位问，他应当如何向大学生解释战争的代价。我只能反问，在经历了八年战争之后，如果我们替河内做了它自己所做不到的事，他将如何作出解释。

但那是一次和聋子的对话。这些名牌大学校长对我们和北越争论的问题的是非曲直不感兴趣。他们是来发泄感情的。其中有一位说，即使西贡陷落，大学生中谁也不会真的介意。另一位承认我们的原则可能是“有说服力的”，包括“不让一个集团支配另一个集团”的原则，但既然我们在别处没有帮助同样处境的人们，为什么我们在越南非这样做不可呢？换句话说，除非我们处处都捍卫每一条道德标准，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在任何地区捍卫任何原则。但真正的问题归结于他们关心的一桩更实际的事。他们中有一位承认：“如果战争继续升级，我不知道如何继续管理我们的大学……到九月份我们将面临什么？”对于这种推理方法，说服工作就无法做了。下面一段对话可资证明：

基辛格：“如果我们要为你们所关切的事效什么劳的话，我们就得从军事行动上来考虑。……停止援助进行自卫的人们——反对一个既英勇也残酷的人民——在我看来甚至算不得是个道德问题……这次攻势将建立新的力量平衡，不是偏于这边就是偏于那边。如果西贡陷落，新的平衡就成为事实。如果西贡没有陷落，这也将是一个新的事实。北京和莫斯科的反应也是新的事实。如果攻势失败，他们就不能继续下去。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在争论中体现一些同情心，最好不要主观上假想我们之中有些人想要杀人，而另一些人对战争的痛苦享有专利，最好还是提高我们辩论的水平，寻找我们可以进行合作的事。在越南问题上我们永远也达不成一致的意见。现在的辩论就像彼此错过的两列火车一样，谁也不承认对面那列火车上也有严肃的人。

“我们认为——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古怪——我们要体面地脱身，这对于社会的健康和国际制度的稳定很重要。”

大学校长：“我们尽量在争论中体现公平和理性——但这就要冒我们自己生命的危险。这是个事实。”

换句话说，全国最了不起的大学校长们已失去了对他们学校的控制，指望美国总统为了减轻他们的困难，改变一项涉及近七万美国军队和世界上好几个大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家政策，这还要以道德的名义来做，哪怕其公认的后果是把原来依靠我们的几百万南越人民拱手交给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拒绝和害怕的独裁政权。对这些问题不加周密思考，现在充斥了大学校园的激情根本不听理性的分析。认为美国总统应该负责维持大学秩序的想法是新奇的，尤其是这种想法来自见解开明的学者中间。这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中公共机构的领导人已失去威信，反映了中年人屈从于青年人，也反映了那些最应该讲理性的人竟不再用理性讲话了。

从营垒的另一方面，从尼克松那里，我经常受到训斥，因军方在进行战争中魄力不足、心肠不狠而受到责备。五月九日，他给我下达了一个备忘录，要我寻找新的方法用空中力量打击敌人：

我们有力量摧毁敌方的战争能力。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我同约翰逊的区别在于我有充分的意志。如果我们现在失败，那只是因为官僚们和官僚机构，特别是国防部里的官僚们——他们当然得到国务院中同僚们的大力支持——会设法侵蚀我已经表示要采取的强硬和决定性的行动。这一次，我要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而且是建议采取很强硬的、咄咄逼人的和有效的行动的意见。[10]

五月十日总统又下了一道专横的命令，这只是许许多多专横命令中的一个，表示他相信心理战的效果。同往常一样，他荒诞地过高估计中央情报局在这一地区的能力。他想要放出风声，说整团整团的北越部队被消灭，北越的士气正在崩溃。尼克松认为中央情报局对这些事“完全缺乏想象力”。五月十三日的一份备忘录稍微降低了原来强硬的调子说，派往越南的三个新的空军中队应该使我们能撤出增援部队，从而加快我们的撤军计划。到五月十五日，尼克松提议我们集结在南越的所有坦克在可以有效使用的地区“对敌人发动至少一次突然进攻”。他猜想——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想法不会都得到穆勒、艾布拉姆斯、黑格和我的赞赏，但他要黑格和我回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打破常规的非凡才能，并劝我们读一段丘吉尔的鼓舞人心的文章。他有理由地悲叹，军方在遭受文官当局多年领导无方之害后，在得到更大自由的时候也不能发挥想象力作出响应了。（他承认艾尔·黑格“当然是个例外”。）五月十八日，黑格得到了应得的荣幸，收到总统的一份备忘录，命令当总统一行在莫斯科期间，轰炸仍将继续。（黑格奉命留在华盛顿。）尼克松写道，在访华期间，他曾限制轰炸，这次他不能重犯同样的错误。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后，他要用B-52轰炸机对河内一海防地区进行更多的空袭。五月二十日星期六，就是我们出发前往莫斯科的那一天，又给黑格留下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对尼克松出国期间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下达了进一步的指示。他不想让报界有任何根据去乱说，我们在这一阶段“松弛下来了”。他要进行“无情的空袭”，而且希望要大加渲染。

尼克松紧张的神经也该有机会得到一些松弛了。尽管他有种种弱点并好虚张声势，事实是他行动大胆并取得了出色的胜利。他向苏联，并在较小程度上也向中国发出了挑战，结果同两国都改善了关系。他防止了南越在军事上的崩溃，要是南越一九七二年在军事上崩溃的话，就会从根本上影响到这些关系以及我们外交政策的整个格局。对于是否取消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一事，在经过几个星期不耐烦的考虑之后，他最后选择了较聪明的策略，利用苏联在开成最高级会谈上所下的赌注来抑制苏联的反应，在越南赢得了行动自由，并使我们建立更为建设性的美苏关系的耐心努力终于取得成果。

回过头来看一看，所有的发展似乎都是必然的。实际情况是，我、我手下的苏联问题专家、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都预料苏联会取消最高级会谈，总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出决定的。（不过，我曾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在明显的软弱无能的条件下举行最高级会谈是不值得的。）危险没有发生这一点，无损于尼克松甘冒风险的勇气。

事后可以看出，为什么苏联不愿同我们对抗。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克里姆林宫已懂得美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不管我们在国会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我们看来会在真正的军备竞赛中占优势——即使不是立即如此，当美国公众的情绪在日益紧张的形势影响下发生变化时肯定会如此。在苏联人的心目中，“联系”并不是口头上随便说说。取消最高级会谈会使苏联堕入最可怕的梦魇：美国同北京建立了关系，而没有同样的美苏关系与之保持平衡，这也会破坏苏联的整套欧洲政策。三十年来，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莫斯科对德国问题一直心事重重；勃兰特的东方条约在德国议会中就要作出决定，但它们的命运正处于一发千钧之际。我们的行动将起关键的作用。一场新的冷战几乎肯定会破坏勃兰特的整套政策；苏联小心翼翼地制定的欧洲战略将毁于一旦。取消最高级会谈也会危及苏联的经济前景：勃列日涅夫已作出战略决策，要寻求同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贸易，并获得它们的技术；如果没有最高级会谈，这个希望也就成为泡影。在中东等其他许多关键地区，对抗的时代给苏联领导人展现了不愉快的前景。

克里姆林宫了解自己的弱点，因此割断了与地球对面难以驾驭的小盟友的紧密联系。莫斯科继续准备举行最高级会谈。等于帮助我们抵消了国内的反对，这样我们就可以放手行动来击溃北越的攻势。我们的缓和战略——对苏联兼施威胁和利诱——使我们有可能不受拘束地、体面地从越南脱身。尼克松可以不失尊严地前往莫斯科，因为我们没有牺牲那些信赖我们的人；他可以信心十足地前往莫斯科，因为我们外交政策的连锁格局已经顶住了异常大的压力；他可以满怀希望地前往莫斯科，相信我们正为全球均势奠定基础，这种均势能给焦急不安的热核世界带来安全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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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纽约时报》。

[2] 尼克松四月三十日给我的备忘录的节录，见《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九三至五九四页。

[3] 见《尼克松回忆录》，第五九四页。

[4] 朗方（L'Enfant），建筑师。——译注

[5] 我没有出席五月八日的领导人会议。对这次会议的叙述见威廉·萨菲尔著《下台以前》（纽约：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四二二至四二七页。

[6]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三日的《国会季刊》中引用了参议员们的话。

[7] 一九七二年五月九日《纽约时报》社论。

[8]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的社论。

[9] 见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著《基辛格》（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四年版），第三一〇页。

[10] 《尼克松回忆录》中引用了这个备忘录，见第六〇六至六〇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