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在克里姆林宫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六早上，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莫斯科，当时的情绪乐观，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并没有过分低三下四的感觉。尽管河内以及我们国内反对派发起了攻势，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我们是不失尊严地前往莫斯科的。由于上个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我们得到了少有的公众一致的支持。保守派因为我们在北越港口布雷而欣喜，他们认为，美苏最高级会谈的举行表明苏联作出了让步。自由派看到最高级会谈终于举行也感到松了一口气。诚然，有一些社论撰写人感到担心，我们可能正在走入一个类似使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巴黎最高级会谈突然落空的陷阱。[1]然而，登上专机的我们都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在赫尔辛基，美苏两国人员正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谈判，他们差不多每天都解决一些争议中的问题。在我四月份莫斯科之行期间，我们实际上已经同勃列日涅夫商定要发表一个声明，规定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最高级会谈的举行，是我们四年来坚持“联系”原则的胜利，这个原则就是：光谈判军备控制还不够，还要涉及苏联援助越南以及苏联在中东应采取克制态度的问题，这些是美苏在其他领域中取得进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最高级会谈是有时限的，迫使我们抓紧时间除了达成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和两国关系原则这两项重要协议以外，还谈成了一系列别的协议。两国领导人基本上没有参加这些问题的实际谈判。有几次出现僵局时，通过多勃雷宁和我这条“渠道”也就迅速解决了。由于双方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希望在最高级会谈上签署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这促使双方都表现出一种妥协精神。结果搞出了六项实务性协定供双方领导人签署，即：保护环境合作协定、医学卫生合作协定、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海上船舶避碰规则以防止海上事故的协定以及建立美苏联合经济委员会。

然而，即使正式签署了这些协定，也不足以消除冲突的根源，而美国国内对于这种根源是什么的问题也存在深刻分歧。自由派在当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发表之前）倾向于认为，苏联人现在已经成熟了，会愿意完全通过外交来清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陈年旧账，大不了只要我们自己尽力表现善意，剩下为数不多的紧张局势的真正原因也是不难消除的。保守派则对最高级会谈感到不安，总之，他们宁愿高喊反共口号，好像凭这些口号就可以摧毁苏联帝国的城墙似的。他们没有考虑，在我们国内因越南战争而出现的歇斯底里气氛中，我们如何能长久地采取这种做法。我们的看法既不同于自由派，也不同于保守派。我倾向于保守派对苏联动机的分析，在策略上我尽力采纳自由派的某些意见。总统动身之前，我为他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综述了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政策，说明以下的严峻情况：

美苏两国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的前景并不光明。当然，如果签订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将表明两国关系取得一些进展，并预示今后两国关系将较为正常，特别是如果经济关系能有所改善的话。这两个问题与苏联利害攸关，将促使它同美国建立一种不那么动荡的、更为稳定的关系。与德国签订的条约得到批准、柏林协议开始实施后，也将促使苏联更加关心同有关国家保持稳定的关系。

另外，在欧洲地区，苏联人感兴趣的是有助于自己势力范围的安全，而不是真正解决欧洲问题的安排和协议。中东和亚洲的利害冲突将是长期的。

由于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及其国内政治结构方面根深蒂固的原因，苏联的对外政策将仍然是同西方尤其是同美国相对抗的。苏联领导人及其任何可能的接班人具有世界大国的野心，而且他们相信自己有力量用物质资源支持这种野心，这些都表明苏联将越来越加强对西方利益提出挑战，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将甘冒在此之前看来是太大的风险。

但是犹豫是不行的。我们不得不执行一种复杂的政策，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同时希望局势可能好转。但这种政策会遭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夹攻。我们不要让苏联独家代表世界人民渴求和平的愿望；而如果美国被看成是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那我们就不能维持在自由世界的人民中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因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核武器的出现要求我们利用哪怕最微小的机会，来促使双方保持克制态度。如果我们堵住苏联人的一切扩张机会，并随时准备同他们进行真正的合作，我们就有可能培养克制的习惯，而带来更富有建设性的前景。

五月二十一日，我们为了适应时差，在萨尔茨堡停留了一天。我在这里给记者吹风时，着重谈了上面的意思，我说：两个拥有全套武器装备的大国，应该“以和他们的力量相称的远见”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我们在萨尔茨堡的住处堪称我们进入莫斯科前的壮观的序幕。我们住在城外约十英里处的克勒斯海姆城堡，里面有高大的巴洛克式大厅和幽雅整齐的花园。有一道篱笆把记者们隔开，只给他们一次机会拍摄尼克松和我两人沉思地漫步在整齐的树篱之间的碎石路上的镜头。我现在不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什么，但是在那种场合，我们往往是谈论棒球赛，而不是什么深奥的国家大事。

尼克松会见了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克赖斯基为人精明，眼光敏锐。他常通过在闹纠纷的国家之间进行撮合，成功地把奥地利形式上的中立变成超过其力量的影响力。这种平衡术之所以奏效，应当归功于他八面玲珑，脑筋灵活，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他游历很广，对人对事有极精辟的见解。此人极有风趣，他审时度势的眼力远远超过许多较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历史上不平衡的现象之一就是某些国家的力量和它的领导人的才能不相称（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就是当代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克赖斯基和尼克松有说有笑地就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克赖斯基作为一个政坛老手，不得不钦佩这位在竞选中敢于孤注一掷并获得了成功的人。尼克松后来说，他希望克赖斯基能同某些幅员较大的欧洲国家的社会党领导人交换位子，尼克松认为那些人的眼光和坚定性是差劲的。

我们在萨尔茨堡时得到消息说，勃列日涅夫最近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批准他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决定。乌克兰党首脑彼得·谢列斯特被开除出政治局，同时被降职为副总理（在共产党国家里，党内职位要比政府职位重要得多）。这件事使会议具有重要意义。谢列斯特被认为是一个有影响的强硬派，勃列日涅夫通过把此人搞下台向苏联统治集团显示他自己是总管。这一人事变动提高了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因为勃列日涅夫现在处于更大的压力之下，必须在最高级会谈上取得重要成果。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我们出发前往莫斯科。这时尼克松情绪很好，虽然他仍在担心如何拿出“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宣言，因为罗杰斯国务卿还不知道有这个宣言。我告诉尼克松说，我将设法使勃列日涅夫在提出这个宣言时，装作这个宣言是在最高级会谈上产生出来的样子。老实说，我对苏联人能否做得不露破绽，也是缺乏信心。不过尼克松只好同意，他暂时还感到懊恼，准备像在杭州突然拿出《上海公报》时那样忍受罗杰斯再发一次雷霆。

在其余的时间里，尼克松研读了我的工作班子和国务院合编的大量背景材料，专心致志地为最高级会议进行准备。有一份备忘录分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处境，建议尼克松避免使对方感到我们处于压力之下，“必须在这次为期一周的会议中解决所有问题”。第二份备忘录具体介绍了苏联政治局内钩心斗角的情况。第三份介绍了勃列日涅夫的为人和他要达到的目标，并把他同中国领导人作了对比：

勃列日涅夫一伙领导着一个在许多方面与我国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他们讲话的分量来源于苏联在当前战略力量上与美国处于平等地位。而中国领导人的力量来自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它必然要实现的未来两者的结合。

鉴于中美关系当时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周恩来可以同我们大谈历史和哲学。而勃列日涅夫则要谈具体问题，如：欧洲安全会议的程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主要内容，在海防港布雷，以及中东地区画线，等等。显然他不会像葛罗米柯那么了解一切具体细节，但人们会很详细地向他汇报，这样他将充分掌握情况，准备在具体问题上同你周旋。他需要取得成果和谈成协议；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策略上的讨价还价。

尼克松在材料上勾勾画画，还向我提了一些寻根究底的问题。他读了四月份我和勃列日涅夫会谈纪录的提要。但他这次不像北京之行时那样紧张和提心吊胆。他了解莫斯科，因此信心较足。另外，他心中有数，这次要谈的主要问题，在我四月份访苏时，以及通过各有关部门的谈判，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对外公开讲。尼克松的主要任务将是同苏联领导人纵谈天下大势，而这正是他的所长，他当然相信自己应付得了。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时，我们的座机在莫斯科降落。在这一整天里，太阳都没有决定是否露面来参加抵达仪式。它对于最高级会谈的最后判断，就如同美苏关系一样令人捉摸不定。在我们抵达之前，太阳一直躲在云层里，因而抵达仪式是在蒙蒙细雨中举行的。欢迎仪式刚一结束，雨就停了。我们到达克里姆林宫时，莫斯科春季那北国的微光照着几分钟之前才升到塔顶上的美国国旗。这国旗表明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情况，即一位美国总统下榻在这里。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到机场迎接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按外交礼仪办事，他是党的总书记，不必在这种场合露面。他几乎从来不去机场欢迎非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然而，一些经验丰富的新闻评论员一看机场上没有他，认为必有文章。欢迎仪式的气氛不像在北京时那样拘谨。显然是上头布置下来的，要搞得比北京的欢迎仪式热一些，但又要不致引起河内的不快。在停机坪的一边有为数不多的人在挥舞着纸旗，各界要人则列队排在停机坪的另一边。可以让心理学家来判断中苏两种做法，哪一种显得更为冷清，是北京那空旷的停机坪呢，还是这里小得可怜的群众场面（这说明压到了最低的规格）。这个欢迎仪式是苏联强暴的力量和表面上的效能的绝妙的混合物，使人隐约感到这部了不起的机器只要出一些小毛病，就会全部停止转动。威武的仪仗队刚刚列队走过，我们就被人乱哄哄地带领到长长的一排停放着的苏联吉尔牌轿车跟前，这种轿车外形像一九五八年美国帕卡德牌车子，坐在上面使人觉得它的底盘就像苏联轻型坦克所用的一样。

莫斯科宽阔的大街上实行了戒严，我们的车队由约五十辆轿车组成，向克里姆林宫急驶，好像决心要超过我秘密访问那次的车速，而且大概是超过了。公共汽车封锁了所有的小街道，防止“群众”向美国总统表示敬意。不时可以看到路障后面一群群的人好奇地探望着，但我们离他们太远，无法看清他们的表情。

克里姆林宫令人产生阴森森的感觉。人们总觉得这里令人生畏的城墙反映着它所经历的那些充满残暴事件的历史。然而从审美观点看，却是另一种情况。这里本来是莫斯科城堡，到了十五世纪，经过意大利建筑大师们的改建，变成金碧辉煌的宫室，它艳丽的色彩和古典的建筑风格使得生活在严冬中的俄罗斯人可以短暂地领略到一种不那么严酷的环境。高踞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像一座鼓舞着疲惫不堪的旅游者的美丽的海市蜃楼。黄褐色的宫殿正面，饰有白色贴脸，从红砖城墙墙头微微露出。人们走进那宽广的庭院，要不是迎面看到许许多多金色尖塔耸立的典型中世纪教堂，就会恍如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至于那个半现代主义的大会堂，完全是新斯大林主义建筑师们硬塞进比例匀称的广场里的丑八怪。但是它的大理石和玻璃组成的不协调的结构并未能破坏克里姆林宫整个布局的和谐，这要大大归功于当初那些设计师的匠心。

尼克松就下榻在沙皇昔日的宫室里。那里还有一个珍宝馆，陈列着价值连城的珠宝、衣袍和马车，以及其他沙皇时代珍贵文物，如：伊凡雷帝的宝座、鲍里斯·戈杜诺夫的盔甲、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袍服、法贝尔基的蛋[2]，等等。苏联政府设置这个珍宝馆，其用意大概是为了发扬民族自豪感，同时通过陈列品的说明，来提醒公众牢记这些财宝是通过剥削获得的。总统的下榻处是在一条长廊的一端。长廊上陈列着摆设用的大花瓶，勃列日涅夫曾十分得意地向我炫耀过这些花瓶。由于受到精心保管，花瓶仍然亮泽如新。不管是谁负责擦拭这些花瓶，他肯定是大力支持接待我们访苏的决定，尽管我们在印度支那采取了那种行动。总统住的那套房间十分豪华，配有精致的洛可可式家具。要通过几间会客室才能到达总统的寝室。白宫高级官员住在隔着一个庭院的平行的一排房间里。他们的窗子朝外，景致较好，但房内陈设不那么华丽。家具是共产党时期制作的，也就是说式样笨重，不很舒适。罗杰斯住在红场附近新建的俄罗斯饭店里，乘车约五分钟即可到达总统下榻处。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觉得这段距离很近。但是这比北京国宾馆那两幢相挨的楼房更加加深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心理上的鸿沟，就好像罗杰斯是远在西伯利亚似的。

这样华丽的总统行宫，可惜并不适于处理公务。我们的保卫人员认为房间里肯定装有极先进的窃听器。但尼克松不肯开动防窃听干扰器，因为他受不了这种嘈杂声。结果每逢要商量真正机密事情时，我和他只好钻到停在外边的美国轿车里，指望它的防弹玻璃窗能挡住瞄准汽车的电子设备。

但是我们刚刚抵达莫斯科，还不大在意这个问题。克里姆林宫的历史以及他是访问苏联的第一个美国总统，使尼克松心头别有一番感慨。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前来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最高级会谈终于开始了。

问候和会晤

过了约一小时，就在欢迎宴会前一会儿，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第一次会了面，这大概是仿效毛泽东的做法。勃列日涅夫坚持要单独会见尼克松。尼克松按照自己以往的做法，没有带国务院的翻译。而这次我也被排除在圈外了，我对此感到不是滋味。他和往常一样，没有口述正式记录，只是口头向我吹了吹风。我不得不请求苏方那位高级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复述当时的谈话内容，叫我的秘书朱莉·皮诺速记下来。显然他绝不会使人觉得他的领导人在这一次谈话中居于下风，这使我想起迪安·艾奇逊的一句名言：任何人在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中，绝不会如实反映自己在辩论中失利的情况。苏霍德列夫把这次会晤介绍得好像大部分时间是由勃列日涅夫一个人作长篇独白。他一上来就说，鉴于美国在越南的行径，苏联方面同意和美国举行会晤是不容易的。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道理，但是在一个星期的会谈中天天重弹这个老调，未免令人生厌。苏方主持会谈的领导人老是用这段话作开场白，言下之意就是：美国应当对苏联的克制态度给予报答。

勃列日涅夫强调他十分重视从根本上改善美苏关系，因此他宣称他把“美苏相互关系原则”看得比拟议中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更重要。他说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双方代表所提出的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一番表白也可能是真实思想，也可能是作戏。为了渲染最高级会谈的作用，两国领导人往往装做好像多亏他们亲自过问，终于打破了没有头脑的下级官员所造成的僵局。勃列日涅夫强调他对欧洲安全会议感兴趣。几周以前他曾突然向我提出双方签订一份互不使用核武器进攻对方的协议，现在他又向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想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尼克松这时并不急于谈判具体问题。他引述勃列日涅夫四月份和我会谈时讲的一些话，很想以此显示自己进行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他避开越南问题。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他说剩下的只是程序上的若干障碍。这句话可以作任何解释。他把讨论禁止使用核武器的事推给了我，弄得我又要在一年时间里忍受苏方的胡搅蛮缠。他还示意准备讨论中东问题。这两位领导人都不是因为擅长于处理具体事务而身居高位的，这时他们所能达成的一致看法就是双方的官僚机构都不可靠和不灵。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建议还是像战时那样，重大问题由国家首脑拍板，下属官员只要具体贯彻就是了。尼克松说：“如果一切决定都让那班官僚去做，我们别想取得任何进展。”勃列日涅夫笑着附和说：“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埋在文件堆里。”

两位领导人发现彼此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看法后，又互相介绍了一些自己国内的麻烦。勃列日涅夫说他不能不让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参加大多数的会谈；尼克松回答说，罗杰斯还不知道有这个“相互关系原则”呢。他请勃列日涅夫帮忙，在提出这份文件时照顾一下美国官场的程式。勃列日涅夫对此心领神会，欣然答应。

国宴原定在晚上八时开始，但由于这两位领导人的会晤没有结束，参加国宴的客人只好等着。这倒也好，使人以为双方已在讨论重大的问题。宴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内举行，这是十分精致的十五世纪建筑物，有穹窿形天花板，四墙全是宗教壁画。因为地方较小，客人比中国欢迎宴会少，大约有二百人，包括苏联的上层领导人物和双方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这里的宴会不如北京那样井井有序，像是乱纷纷的家庭聚会。大家在等候首脑的时候，漫无目的地走动，但基本上双方代表团各自待在一起。苏联领导人到达的时间不一。没有搞列队迎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终于出现了，他们见到熟人时说说笑笑。这时不再举行什么仪式，大家入座就餐，比原定时间晚了约一小时。

尼克松和波德戈尔内（按照礼仪，他的地位同尼克松相当）发表了冗长但无特别内容的祝酒辞。波德戈尔内重申苏联致力于和平共处，宣称这是自从列宁时代以来指导苏联行动的准则。我们原希望苏联会宣布改变它的一些做法，因为沿用旧章并不是没有危险的。波德戈尔内没有回答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苏联是把缓和紧张局势作为一种策略运用于改变世界均势的长期斗争呢，还是真正要改变它的政策？

尼克松答辞的主旨是，我们要努力进入大国真正实行克制的时期。同在北京时的言论相比，此刻他没有采用夸张手法。他表示希望这次最高级会谈将以它的成绩而不是气氛留在人们记忆中。他说：

我们应当注意到，核大国负有严重的责任在任何危机中采取克制态度，并采取积极的行动避免直接的对抗。

巨大的力量带来巨大的责任。正是在责任没有伴随着力量而来的时候，和平就会受到威胁。让我们的力量始终被用来维护和平，而永远不被用来破坏和平。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大国有责任影响陷于冲突或危机的其他国家，使它们的行动变得温和。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就这样吉利地开始了。然而，它从未像北京最高级会谈那样紧凑，而是比较杂乱无章。我们同中国之间没有多少实务关系，因此北京那次最高级会谈可以集中于建立哲理和心理上的联系，以便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共同理解来协调各自的政策。但是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美苏两国在地缘政治上正进行激烈的竞争。另外，苏联领导人心里很虚，对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掌握不了，因此他们对于理论性的讨论缺乏自信。这些人是靠无情的清洗同伙中的竞争者而起家的。他们对自己人都不信任，怎么能信任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呢。集体领导制度使他们更不自在。错误的决定如果是集体做的倒还罢了，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过分信任谁而出了问题，那就不可饶恕了。因此，苏联领导人总是要靠文件和书面的解释来求得万无一失。哲理的讨论使他们明显地感到神经紧张；他们觉得这样的讨论不是隐藏着诡计，就是施放烟幕；他们总是急于把讨论引向具体问题，争取能签订具体协定。但由于谈判过程中太斤斤计较，即使达成了书面协议，也是互不连贯，激不起人们的善意。给人的感觉是，只有形成文字的东西才会得到遵守（如果真能做到的话），而没有形成文字的就完全不算数。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所谓文件的“精神”是毫无意义的。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缺乏一个中心主题。双方在越南问题上有过一次唇枪舌剑的会议，此外陆陆续续谈了几次，东拉西扯的，内容包括欧洲、中东和经济关系等问题，既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也没有谈出什么深刻的政治见解。总之，无非是把双方通过私下渠道反复磋商写出的东西不作多大改动就拿来正式宣讲一番罢了。内容有的是已谈成协议的概要，有的是要达成的协议的提示。剩下来不及谈的问题，一股脑儿交给我和葛罗米柯。我们两人只好天天开夜车。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总统去列宁格勒参观，我留下和葛罗米柯会谈了一整天；五月二十八日总统在准备向苏联人民发表电视演说的讲稿，我们又在会谈。

最高级会谈的时间表本身就够乱的了，再加上苏联方面订的日程顶多只能供参考。印在我们日程表上的会谈时间基本上不算数。有时，因为苏联领导人内部研究问题，出席政治局会议或者干脆不露面，我们不得不等上几个小时。哪怕双方事先说好了开会的时间、地点和要讨论的内容，也总是不算数。（仅仅苏联最高领导人是这样，葛罗米柯外长却是很遵守时间的。）人们闹不清楚，无数次的拖延以及不断改变会谈的题目，究竟是搞心理战呢，还是仅仅反映了苏联的工作作风。总之，在我同苏联高级领导人的交往中，他们的做法一向如此。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那一次，在整个按日程应该是与总统举行会谈的时间里，他却坐在戴维营住处的阳台上（从那里完全可以看见尼克松的住处），一直在和自己的顾问谈话，而让总统等了足足两个小时，连一句解释或道歉的话都不说。也是那一年，我去访问莫斯科时，原定的一次会见让我足足等了四个小时还没有动静，于是我对苏联的一位礼宾官员说，我不如干脆在莫斯科休假过冬算了。这句气话到底起了作用，不到半小时勃列日涅夫就露面了（也许他这时本来已准备好了）。每逢出现这种意外的耽搁，多勃雷宁总要设法前来陪着我，笑容可掬地打圆场，不过他显然不能够也不愿意透露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日程表上每天都规定举行一次仪式，通常定在下午五时，签署那些事先已谈妥的事务性协议。苏美两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到时在克里姆林宫内富丽堂皇的圣·弗拉基米尔厅后边的一个大房间里集合，还有一群新闻记者、摄影师、官员和旁观者等候举行签字仪式。这个休息室好像是一个暴发的产业巨头的娱乐室：盆花的陈设看不出有什么规格，杂乱摆着一些笨重的家具。这些家具费钱不少而毫不雅致。美苏两国代表团很尴尬地分开待在房间的两个对角里，苏联的办事人员大概毫无同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接触的经验，根本不懂得在非正式或个人接触中如何行事。他们优雅的风度不足，却有一股子愣劲。一得到信号说签字的时间到了，他们就以俄罗斯人特有的不顾一切的蛮干精神硬抢在惊愕的客人前面挤过门道，就好像事关苏联国家的威望，非抢在美国代表团之前到达签字的现场不可。这种爱国精神的确可钦可佩！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每次举行签字仪式时，苏联代表团（不论人员的组成多么不同）总是抢先入场，这一点必须载入史册。每次出席签字仪式的竞走中他们总是冠军。

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就暴露了苏方日程安排方面漏洞百出。会议在圣凯瑟琳大厅内举行，这个宫很宽敞，金碧辉煌，家具不多，四周有精致的烛台，一张长条桌上铺着米色呢子，两边摆着雕花椅子。美国人从这间长型房间的一端进来，苏联人则从另一端进来。两国代表团见面后，乱作一团，各人很费劲地找到自己的座位，面对面坐定下来。美国方面，尼克松坐当中，罗杰斯和我坐在他的两旁；白宫和国务院的全套人马都参加会谈。尼克松在这样的场合肯定不会讲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勃列日涅夫坐在苏联高级官员的中间，两边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此外，苏联代表团中还有葛罗米柯、多勃雷宁和译员苏霍德列夫。桌子中间放着一排冒着气泡的格鲁吉亚矿泉水和水晶杯子，这仿佛是一条疆界，把桌子分成两边。照例让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影记者照了几分钟，然后最高级会谈的正式会谈宣告开始。

会谈一上来就碰到了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们原先以为首次会议主要谈欧洲问题，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为总统准备了这方面的资料。可是会上根本没有谈到欧洲问题。这使得那些准备材料的工作人员对苏联十分反感。作为总统的谋士，被弄得在自己上司面前显得缺乏先见之明，其恼怒可想而知。

勃列日涅夫致欢迎词时重复了很快成为老一套的话，即苏联同意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谈是“很不容易”的。接着花了半个钟头时间向其他与会者介绍双方通过私下渠道早已谈妥的决定事项。勃列日涅夫建议每天下午举行一项协定的签字仪式。尼克松表示赞成，说这样一来，每天莫斯科的晨报就有新闻可以报道，而美国的电视台也可以每晚播放签字仪式。至于尼克松暗示莫斯科的报纸需要他的帮助才找到新闻可刊印，勃列日涅夫听了作何感想，那只有等到他的自传出版后才能知道了。然后尼克松谈了一阵他自己如何重视这次最高级会谈。他很巧妙地使对方懂得双方继续存在分歧，指出他本人素有“冷战武士”的雅号。柯西金冷冷地插话说，他以前似曾听到过这类传闻。

甚至当谈话的内容转到经济关系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时，也没有停止打趣。勃列日涅夫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美国以百分之二的利息向苏联提供为期二十五年的三四十亿美元贷款，美苏关系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柯西金插话说，这样的话苏联就可以向美国提供大量真正的伏特加酒，这种酒比我们美国人常喝的那种由移民酿的伏特加酒好得多；勃列日涅夫建议说他要和基辛格合办一个公司。尼克松回答说我已经挣够了钱。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种错误的印象。

尼克松不大喜欢这种闲聊，因此他很快把话题一转，谈起贸易、贷款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展三者互相联系的问题。他说如果能签订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那就有助于他争取国会支持发展美苏贸易关系。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坚持说贸易有它本身的重要性。冷不防波德戈尔内突然插话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比贸易关系更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但又补充说贸易问题是“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然而波德戈尔内还不肯罢手，他重申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更为困难、更加重要的。这时罗杰斯发言重复尼克松所说的，除非双方就其他一些问题也达成协议，否则就很难得到国会支持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波德戈尔内仍坚持说，贸易固然重要，但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更为重要。柯西金终于改变立场，强调指出：当美苏两家实际上仍然垄断着核武器时，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很重要的；的确是“没有其他替代办法的”。尼克松为了避免罗杰斯像在杭州时那样大发雷霆，就建议由葛罗米柯和罗杰斯来谈欧洲安全问题，这也就暗示着其他一切问题概由我来处理。勃列日涅夫心领神会，于是建议由葛罗米柯和我主持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会谈。他十分策略地补充道，我们两人在工作过程中不妨也研究一下指导我们两国关系的总原则。勃列日涅夫还提到，双方在赫尔辛基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还有一两个问题未达成协议，他建议由他和总统于下午四时来讨论这些问题。例行公事终于办完，第一次全体会议达到主要目的后，便休会了。葛罗米柯显然是个倒霉人，因为他奉命既要分别同美国两个官僚机构谈判，还要参加每次的全体会议。

这次全体会议为以后各次会议定下了调子。除了限制战略武器的讨论和关于越南问题的最后一次短会以外，在其他场合，苏方概由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同时出场。通常总是由勃列日涅夫代表苏方开场，但他极力表现出，他是征得了同事们的同意的，并给他们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波德戈尔内发言古怪，至少对美方来说，他是难以捉摸的。柯西金比较稳重，发言能说到点子上，勃列日涅夫讲完开场白，就由柯西金主谈经济问题。有一次全体会议，勃列日涅夫没来，就由柯西金主持。

美方谈判人员的组成取决于谈判的内容。因为苏联人不断变换谈判的题目，因而有一次竟为安排对口人员参加会议乱成一团。我参加了所有的高级会谈，而且也是参加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和越南问题会谈的唯一高级顾问。罗杰斯、彼得·弗拉尼根（总统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还有龙·齐格勒参加了五月二十三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以及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罗杰斯和他的国务院的顾问们参加了五月二十四日讨论欧洲问题的会议。五月二十六日讨论中东问题时，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而我方却只有三个人出席：总统、我以及作为记录员参加的彼得·罗德曼。在这次最高级会谈期间，国务院人员显然比北京那一次参加了更多的会谈，所以我们避免了曾经在北京最高级会谈末期造成不愉快的那种内部争吵。

苏联的权力结构：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

和苏联高级领导人举行的这些会议尽管不得要领，但却使人看到了苏联权力结构的一些有趣的情况。勃列日涅夫虽然在政府里没有职务，但显然是首脑。不过他似乎仍需要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撑腰，和他共同掌管政治局。不管怎样，他竭力表现出和他们一起决策的样子，甚至还坚持让美方在邀请苏联领导人回访美国时提到他这两位同事的名字，这一邀请是包括在公报内容里的。在军事方面，勃列日涅夫作为国防会议主席看来握有全权。因此他单独一人与尼克松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事宜。关于越南问题，他似乎也有决断权，这说明苏联和河内的关系主要是作为党务来处理，只有一次例外，那一次他们三人联合起来压尼克松，柯西金表现得最激烈。

在勃列日涅夫的同事当中，柯西金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虽然他的权力和权威都在勃列日涅夫之下，也不负责敏感问题的具体会谈，但他对各种问题的发言总是很有把握，十分精确。看来他比勃列日涅夫更全面地掌握具体细节。我们的专家们认为柯西金比勃列日涅夫开明一些。根据我自己同他接触的印象，我认为这是肤浅的看法。他作为总理，实际掌管着苏联政府——除公安和对外政策以外——的日常工作。这必然使他多少要有点实用主义。显然他对西方的技术很着迷，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增加苏美贸易的好处，但是他也从来不放过机会声称，他把苏联市场向我国的出口货物开放是帮了我国更大的忙。我认为，除了经济问题，柯西金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例如对外政策上，如果不是僵硬的，也是拘泥于正统的。很可能他是以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严格照章办事来平衡他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实用主义。

柯西金比其他苏联领导人有风度和有教养。这也许是由于他在苏联上层权力机构混了三十多年的缘故。例如，当年柯西金跻身于由二十几个人组成的苏联最高领导集团中时，勃列日涅夫还只是一个党的中层官员。另一方面，柯西金是个不倒翁，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抢当最高领导人的野心。从斯大林以来的苏联历任领袖都很器重他的才干，而都不把他看成是潜在的竞争者。他的生涯主要是在政府部门里度过的，在党的机构内缺乏任何可资爬到最高地位的权势基础。同时，柯西金要是不精通克里姆林宫的做官之道，他也就不能爬到如此接近最高权力的地位，更不能在那上面待得这么久而不摔下来。例如，在那次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柯西金一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之所以长期不倒，是由于他的行动并非为个人野心而服务。可以举一个关于他忠于职守的生动事例：当他的夫人病危时，他仍照旧处理日常公务，甚至当他听到夫人逝世的消息后，他仍站在列宁墓上检阅红场上的游行队伍，一直坚持到底。

柯西金非常善于估计各类人物，显然这是在苏联的体制中长期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勃列日涅夫善于玩弄谈话对手的欲望、野心和弱点，这似乎是他的本能。而柯西金这样做时给人的印象是，他是经过巧妙算计的。他甚至曾使美国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异想天开地以为，只要他们两人像讲究实际的商人那样携起手来发展经济关系，就可以医治世界的痼疾。不少美国大企业家会见过他以后，对于签订大宗合同的前景垂涎欲滴，准备回到美国后为取得信贷和出口许可证同执拗的政府大干一场。即使在越南战争期间，柯西金也十分巧妙地在艾夫里尔·哈里曼一类的来访者面前展现了军备控制的前景，条件是美国须屈从河内的条件，结束在印度支那的冲突。

柯西金不苟言笑是出名的。美国有些专家觉得在他冰冷的表情后面还是有幽默感的，我可是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如果不是我想跟他说句轻松话的唯一的企图碰了壁，就是他的幽默太微妙了，我体会不出来。苏联人和中国人一样，坚持要尼克松在从莫斯科到基辅的旅行时乘他们的飞机。和往常一样，这一要求遭到我们的保卫人员的反对；但也和在中国时一样，反对意见最终还是被压了下去。最高级会谈结束后，在伏努科沃机场举行了送别仪式，我们便登上了苏联的专机。这架飞机比我们的“空军一号”大一些，气派则更大。当时世界新闻界人士都在场，众目睽睽，而飞机的引擎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这可把苏联东道主们急坏了。等到备用的飞机准备好以后，柯西金冲上飞机说：“告诉我们，你想如何处置我们的航空部长。如果你想把他就地枪决，我们也照办。”他那副神情好像是说到就要做到似的。我想给他打圆场，就说有的事情是毫无办法的。例如一失手把面包片掉在地上时，总是涂着黄油的一面着地，而且地毯越贵重，面包越爱掉。硬币掉地时，也总是滚向远处，从来不朝人这边滚。很明显我是想帮人开脱责任，但柯西金余怒未消，他恶狠狠地瞧了我一眼，说：“没那事。我的硬币掉地时，总是滚到我身边的。”

至于波德戈尔内，此人最难捉摸，也许他毫无城府。可以看出他的权势在我们的东道主当中是占第三位的，虽然按照礼宾顺序他应排在柯西金之前，他的职务相当于国家元首。他外表像个仁厚长者，似乎比他的同僚们显得随和一些，不过他接连不断地抽烟这一点表明，一个人要爬到苏联权力金字塔尖附近，精神多么紧张啊。他魄力不如勃列日涅夫，机智不如柯西金，他按照自己的身份讲话，有时插话不很得体，但他从未使人以为他是一个要取胜、要占统治地位或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

这就是尼克松在大多数会谈中，特别是在五月二十四日晚上那次讨论越南问题的激动的会议上所面对的三驾马车。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轮会议：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

到举行最高级会谈时，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了。我方负责具体问题会谈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团长是格里·史密斯，他有魄力，在外交上和在华盛顿的官场中都有一套办法。会谈轮流在赫尔辛基（这是苏方喜欢的地方）和维也纳（由于某种原因，尼克松喜欢这个地方）举行。当时，双方代表团正在赫尔辛基举行最后阶段的谈判。

每当这些正式会谈出现僵局时，就得由白宫通过幕后渠道来干预。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多勃雷宁和我两人就僵持不下的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然后由双方代表团在技术方面敲定，形成文字。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多勃雷宁和我商定把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都列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从而使会谈取得了突破。第二次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四月我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同意把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应予冻结的进攻性武器之列。

之所以需要由上面进行干预，有几个原因。一是泄密这个老问题。发给代表团的指示经过办事机构，每个文件都要复制几百份；不管代表团的每一成员如何守口如瓶，还是保不了密，至于某些对双方都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则更是如此。二是我国政府中审议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机构错综复杂，极费时间。想要痛快作出决定是不可能的；每个部门至少在最初阶段都有一票否决权。三是尼克松决心要把谈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功劳归他自己，而不归史密斯。为此目的，无数的指示不是直接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就是通过霍尔德曼送出。尼克松用心良苦是可以理解的。多年来，他被人唾骂为好战分子，当选总统以来，反战示威者不断地组织游行反对他。他希望留下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好名声，这不是一件坏事，也不是歪曲事实，尽管这使他的政敌很被动。尼克松一直关心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现在快要大功告成了。虽然尼克松喜欢说一些夸大其词的话，如“一代人的和平”，但现实毕竟是经过多年的国内动乱和造成举国分裂的战争后，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显然，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正式代表团对白宫老是干预很有意见。几年来，他们默默无闻地进行艰苦的工作，眼看自己呕心沥血争取来的转折点来到时，他们希望充当主角，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关键的决定是政治性的，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外交考虑，也牵涉内政考虑，这不能归咎于他们。另外，我们不能仅仅为了照顾我方代表团的情绪而放松打破僵局的努力。从上面来的干预对我们的谈判人员来说是痛苦的，但这种干预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后任也沿用了这个做法。）

举行最高级会谈时，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中还有三个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倒不是故意留下来的，当然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无疑都想留一个尾巴由他们两人在仪式性的最后谈判中处理，假如赫尔辛基会谈的进展出人预料的话。事实上，我们在莫斯科期间，赫尔辛基的双方代表团每天都取得一些进展。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最后由葛罗米柯和我）接过了留下来的僵局。整个最高级会谈期间，双方代表团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工作。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安排造成了相当紧张的局面。

尚未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一）条约所许可的两个反弹道导弹基地之间的距离多远；（二）现有的洲际导弹和洲际导弹发射井的规格和大小允许增加多少；（三）哪一类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应该计算在内。遗憾的是，这几个问题都是非常技术性的。我将设法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理解这些问题对于研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争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读者对这些细节不很感兴趣，可以跳过这一节不读。）

两个反弹道导弹基地之间的距离一类的小问题是每一次谈判的最后阶段总要留下来的尾巴。当时双方都已经没有什么可再让步的了，所以这类问题往往既错综复杂又无足轻重。如果两个反弹道导弹基地建造在能彼此呼应的距离内，它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核心，并迅速扩大成全国一大片地区的防御力量。问题就是要防止出现这种局面。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提议两个基地间要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我方建议该距离为一千五百公里（九百三十七英里）；苏方提出一千三百公里（八百一十二英里）。两者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事态很快表明，政治领导人无助于解决这类问题；结果它们自行解决了。

另外两个问题更须认真对待。从政治上说，正因为它们难于处理，所以尚未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和限制“重型”导弹；也就是说，条约允许什么规格的洲际导弹存在。进攻性武器的冻结禁止了新的洲际导弹发射井的建造，但却准许了洲际导弹的“现代化”。只许在条约签订时已在建设中的发射井建完。这些条款对我方不构成特殊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一种型号的重要的洲际导弹，即民兵式导弹，我们也没有任何在建设中的新的发射井。但是，苏联有两种主要型号的导弹：一种是“轻型”洲际导弹，即SS-11型，实际上这种型号要比民兵式大；另一种是“重型”的庞然大物，即大投掷量的SS-9型，美国的武库中没有与此类似的导弹。如果冻结洲际导弹的规定让苏联能放手地把“重型”导弹装进现在装有SS-11型的发射井内的话，那么，条约将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苏联也将会不顾条约建造更大投掷量的导弹。

把“轻型”导弹发射并改装为“重型”导弹发射井同样也是受到禁止的，但是苏联却试图回避任何双方已同意的“重型”导弹的定义，以抽去这个条款的实际意义。美方建议，当量大于SS-11型的导弹不得装进到那时为止安装“轻型”导弹的发射井。苏方始终拒绝这种限制或任何这种限制的变种。我们怀疑，苏联是不是正在制造大于SS-11型而又小于SS-9型的“轻型”导弹。所以，我方代表团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即每一个发射井的大小不许有任何变化。这对导弹本身的当量来说只是一个很松的抑制而不是一个限制，因为这个方案允许苏联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发射井来增加他们的导弹规格。我们还碰到一个麻烦：五角大楼担心，禁止改变发射井大小的条款可能会约束我们自己把发射井用于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即民兵Ⅲ式）。（结果证明这是过虑，但是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一个后来证明没有必要采取的立场。）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方代表团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应该禁止“显著地”扩大发射井。苏方同意这个建议，但却拒绝给“显著地”下一个定义；美方建议，这意味扩大不超过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苏方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我方代表团建议由美方发表一个单方面的声明——当然这对苏方是没有约束力的——我方认为“显著地”是指百分之十到十五，但这正是苏方所拒绝接受的。把达成一项协定的希望寄托在苏方已经拒绝的单方面声明上，看来对我们这些白宫官员来说简直太冒险了；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放进了最高级会谈的议程中。

第三个问题更为复杂，那就是如何计算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在我的四月苏联之行时已经决定，允许苏方在六十二艘潜艇上安装九百五十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但没有确定这包括哪些导弹和哪些型号的潜艇。苏方的立场是，旧的H级核潜艇上的三十枚左右的导弹和安装在更老式的柴油机发动的G级潜艇上的六十枚左右的导弹都不是“现代化”的，所以不应该计算在总数之内。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把九十枚老式导弹统统排除在协定之外。

按照莱尔德在一月份提出的计划行事，我在四月份和勃列日涅夫达成如下协议：苏方如果要把目前的导弹总数增加到双方同意的九百五十枚，它必须销毁一些旧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但是，从哪里开始销毁——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用语是“基数”——则留给赫尔辛基的谈判代表们去讨论。可以断定，苏方希望基数越高越好，以便把销毁数压到最低点；我方则希望基数尽可能低些，以便销毁所有的老式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统计工作十分复杂，因为我们最初的企图是根据条约签订时苏方将拥有的现代化潜艇数目来确定基数。苏方声称他们有四十八艘，我们的估计则是四十三艘。即使我们当时同意了这个数目，我们也还会在这些潜艇上究竟有多少枚导弹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苏联当时有两种现代化的潜艇：每艘装有十二枚导弹的D级潜艇和每艘装有十六枚导弹的Y级潜艇。总而言之，当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着手这项工作的时候，头绪还是很乱的。

开了两次会议，第一次于下午四点至六点在圣凯瑟琳大厅举行，第二次于七点二十分至九点五十分在克里姆林宫内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举行。第一次会议我是以记录员名义陪同尼克松参加的。我发现我自己深深地卷入了这次谈判，无法履行我的职责。所以在第二次会议时，我们让索南费尔特作为记录员同往。在这两次会议上，陪同勃列日涅夫的是他亲密的助手安德烈·阿历克山德罗夫，他从不讲话，还有译员苏霍德列夫。

这两次会议表明，政府首脑不宜讨论复杂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都不了解技术问题；他们都落后于赫尔辛基代表团几小时，而代表团却在就完全相同的问题进行着轻松的会谈。

第一次会谈把双方领导人带进了试图确定“重型”导弹定义的浓雾之中。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恰恰是苏联代表团所一贯拒绝的观点，他说，苏方没有必要改变苏联导弹发射井的大小，而且苏联没有意图增加导弹的直径；这意味着他们将接受冻结发射井的大小和导弹当量的规定。换言之，他似乎倾向于我们在几个月前最初提出的建议，而在那以前，苏联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一直是顽固拒绝的。而且，勃列日涅夫似乎还同意一项对苏联实际正在制造的武器不利的建议。他声称，苏联没有意图增加苏制导弹的直径，结果证明他的话和事实不符。为了清晰地讲明问题，我向勃列日涅夫解释说，我们希望对发射井的改进有一个十分明确的限制，因为新的发射技术能提高导弹的威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争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正是苏联人所想干的。勃列日涅夫矢口否认我们明明掌握的事实；他甚至画草图来证明我是在胡说八道；当然我们不好当场戳穿他，以免暴露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的程度或情报来源。此外，每当我描述苏军武器的特征时，他总是怒形于色。苏联人酷爱保密，以致每当我们透露一些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们的实力时，苏联领导人就会明显地表现出焦急不安和怒不可遏。不过，为了表示诚意，勃列日涅夫正式建议，从禁止扩大发射井这一条文中去掉“显著地”一词，这样一来发射井的任何扩大都被禁止了。

勃列日涅夫表明了苏联接受冻结导弹规格的立场，他的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看来给我们制造了一个问题，因为根据最近五角大楼的估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冻结发射井的大小将有碍于我方在现有的民兵式导弹发射井内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民兵Ⅲ式导弹。所以，我们把勃列日涅夫的令人惊讶的建议搁置在一边，这产生了奇妙的后果，两位领导人好像换了位置：勃列日涅夫转到了几个月前美方的立场，而尼克松似乎采纳了苏方的赫尔辛基代表团的意见。四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接受。可是那时苏方已撤回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苏方鉴于这和苏联早已制订的计划有矛盾，所以不管尼克松如何反应，也必然要撤回。

最高级会谈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谈判和赫尔辛基代表团采取的立场没有多少出入。在这个问题上，勃列日涅夫的立场和苏方代表团的立场是一致的：把老式潜艇和洲际弹道导弹换成新式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时，应以苏方的四十八艘潜艇作为基数。尼克松让我去应付这一部分的谈判。我建议说，如果这四十八艘潜艇包括九艘老式的H级潜艇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一建议使勃列日涅夫大动肝火，因为即使是根据苏方的计算法，这样也会把苏联现代化潜艇的基数降到三十九艘；而且这将会迫使苏联拆除全部的H级潜艇或为了保留一艘H级潜艇（装有三枚导弹）而放弃一艘新的现代化的潜艇（装有十二至十六枚导弹）。因此，他把话题一转，谈起条约所许可的美方拥有潜艇的数目。我们坚持四十四艘这个上限，这使我们可拥有与苏方的基数同等的导弹。（要达到这个数目，我们必须替换四十八枚老式大力神式洲际导弹。五角大楼多年来就想报废这批导弹，但为了替换的原因，我一直要求保留着。）但由于我们实际上只有四十一艘运载导弹的潜艇，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拒绝在三叉戟型号潜艇建成以前制造新的潜艇，所以尼克松毫不在乎地对勃列日涅夫说，在条约的五年时限中，美方不会另外增加三艘新潜艇，虽然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时，大家都被桌面上的数字搞得晕头转向。双方都同意休会一小时。我利用这段时间给杰勒德·史密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事态发展的惊人转折。

晚上七点二十分，我们在勃列日涅夫的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室里继续开会。从大克里姆林宫沿街走，来到克里姆林宫尽头一个拐角，勃的办公室就在一幢巴罗克风格的楼里。我们进入一条铺着地毯的相当狭窄的过道，走上几步台阶，进到一部开动时摇摇晃晃的电梯里。三层楼是政治局使用的，二层楼是部长会议的所在地。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至少有三十码长，里面摆着一张供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常共有二十一人）开会用的大桌子。这张桌子顶端的垂直方向摆着勃列日涅夫用的特大写字台，写字台的一边有一个电话控制台，上面布满了按钮，给人的印象是，只有一个经过训练的风琴师才懂得如何使用它。

两位领导人立即又开始了会谈。勃列日涅夫首先发言，他接受了我方关于两个反弹道导弹基地应相距一千五百公里的建议。但是不幸的是，双方领导人都不知道，在赫尔辛基的美方代表早已在当天上午就接受了苏方的一千三百公里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向我们提供了比我方谈判人员已接受的更有利的协议。但差别也不大；最后，双方还是维持了赫尔辛基谈定的方案；两种方案的差别毕竟是微乎其微的。

这一枪没有打中要害，双方领导人接着又冲进了确定“重型”导弹含义这一棘手问题。休会期间，我曾叮嘱尼克松，由于要照顾到多弹头分导式导弹的问题，请他在收到史密斯的报告之前，不要偏离我方代表团的立场，但他应该设法使苏方同意我方关于“显著的”一词的定义。尼克松于是对勃列日涅夫说，我方坚持应规定发射井的尺寸不得有“显著的”扩大（这一点苏方早就接受了），并把“显著的”含义确定为百分之十五（苏方已经断然拒绝了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在上次会议中本来已经提出过完全冻结发射井的尺寸，现在他似乎有点困惑不解了，美方怎么竟又不同意几个月前自己所坚持的并能够解除我们对苏联改进导弹的担心的办法呢。这时我感到，不妨把美方以前所提的双方既限制发射井的大小、又限制导弹的当量的主张重新提出来，虽然苏联一直断然拒绝这个主张。这对苏联的导弹发展将是一个更严格的限制，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改进现有发射井的效能。勃列日涅夫似乎也同意这一点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没有顾问陪同的情况下同我们会谈。

我仍然不明白勃列日涅夫当时是怎么想的。他是在向我们作真正的妥协吗？难道他知道我们的民兵式导弹的改装计划并估料我们会拒绝他的建议吗？莫非他只是被技术上的具体细节搞糊涂了，以致未能区分发射井的大小和导弹当量的区别？

当两位领导人转而讨论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时，他们只是在重复早些时候那次会议的争论。最后决定，由葛罗米柯和我在第二天上午碰头，看看我们能否草拟一项给双方代表团的共同指示。但是，还未来得及开这次会议，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就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进行了一场气氛紧张而且有点怪诞的交锋。

别墅里的交锋

这场戏剧性的交锋是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绑架美国总统开始的。五月二十四日，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共进晚餐，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曾表示苏方只有最高领导人参加。把葛罗米柯也排除在外的做法实际上是向我方示意，把出席者只限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起初，对方告诉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想讨论中东问题，但到了下午，多勃雷宁对我说，他的领导人考虑的很可能是越南问题；直到那时为止，双方还没有触及越南问题，苏联领导人只是一再地说接待尼克松使他们多么“为难”。因此，我就指定温斯顿·洛德（他协助我处理最敏感的问题）以及约翰·内格罗庞特（他那时是我手下的越南问题专家）陪同我前往别墅。按原计划，我们在每天一次的签字仪式（那天是签署空间合作协定）后一小时出发，我方保卫人员正在调集车队前往。

勃列日涅夫把每个人都骗了。离开签字仪式的时候，他突然建议尼克松和他马上一起去别墅。尼克松答应了——他毫无办法，因为勃列日涅夫简直是把他推上了车。一瞬间，两位领导人坐了勃列日涅夫那宽敞的吉尔牌轿车急驶而去。总统的助手们总是很机警地紧紧走在他们的上司身边的，在出国访问中特别是如此。我随即跳上了一辆苏方的后卫车，一边向一个助手叫喊，让洛德和内格罗庞特两人自己想办法赶往别墅。

我的这道命令是荒唐的。没有任何美国人知道别墅究竟在哪里，也没有任何苏方官员会告诉他们。当时，四周根本没有美方的轿车可用。于是洛德和内格罗庞特拼命求助于好几个苏方的官僚。他们不动声色地假装一无所知——或是装作不懂英文，或是拒绝担风险去叫一辆车开往戒备森严的别墅。洛德和内格罗庞特简直要急疯了，因为没有一个总统的助手会心甘情愿地错过任何一次高级会议的机会，而且他们还带着我的全部备查资料。最后，他们在比尔·海兰的帮助下找到安东诺夫将军，他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负责外国领导人安全的局长。他同意让他们两人去别墅，并提供了一辆车，但是这一切是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和我）早已到达别墅以后才安排的。这时，小型车队已经开出了莫斯科，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同坐一辆车，我坐在另一辆车里。紧接在后的是总统自己的座车，里面挤满了保卫人员，美国总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苏联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挟持走了，他们气愤已极。

保卫人员最忌讳让总统乘坐外国的飞机，其次是用外国的司机和乘外国的车辆。这一次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是一次折磨人的路程。莫斯科的主要大街上至少有六条车道，中间的一条是最高级人物专用的车道。在中央车道行驶的车在每一个交叉路口都可通行无阻。如果苏联公众纪律差或不守交通规则的话，政治局委员都活不长，因为他们的司机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飞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全然不顾交通信号，他们知道当他们的车来到交叉路口时，肯定是通行无阻的。而且，整个车队以赛车的速度一辆紧接着一辆。随行的护卫车成剪子形一会儿冲向前、一会儿压住后面。如果开道车突然刹车的话，一场大惨案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令人神经十分紧张的经历。过一会儿，人们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有生以来，唯独在克里姆林宫的入口处未能完全克服眩晕欲呕的感觉。在那里，我们的车猛然横穿来往交通非常拥挤的大街，过了这一关，又加足马力向十五世纪的博罗维茨基城门冲刺，门洞刚够一辆车通过。只要有一个人看错交通信号，那么坐在如此高速疾驰车中的苏联要人准要丧命。

从克里姆林宫到别墅，开快车也要四十分钟左右。别墅坐落在地势略高、树荫掩映的莫斯科河边。附近看不到有其他的房屋。身穿制服的克格勃人员戒备森严地守卫着这座别墅，它采取苏联典型的建筑风格，和列宁山上的宾馆没有多少差别。房子是两层结构，舒适而不显得豪华，但也不到雅致的地步。底层的一边是一间面对着草坪的小办公室和一间陈设舒适的起居室，草坪一直伸展到莫斯科河，岸边停着一艘船。另一边是电影厅。它的隔壁是一间小会议室，里面有一张椭圆的会议桌，靠墙有一个带摆的落地大座钟，房里的家具布置得稀稀落落。和起居室一样，会议室也面对着莫斯科河。

那天晚上发生了突然的、预料不到的变化。勃列日涅夫成功地把美国总统架到别墅的时候，显得兴致勃勃，接着又急匆匆地把总统带上了船，开始了一次水翼船航行。我和阿历克山德罗夫跟着上了另一艘水翼船。[3]我方那些保卫人员不快地坐在一艘颠簸前进的普通船上，远远落在后面。这一回，他们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保护对象第二次被狡猾的苏联领导人架走了，这一次是在水上。

水翼船显然试图打破官方车队的速度纪录，据我所知，它是打破了。尽管这次行动完全打乱了计划，使我们下边的人乱成一团，狼狈不堪，但是这次游河却使我的心情特别宁静。河两岸的丛丛白桦树点缀着一片起伏不平的土地，郁郁葱葱，一直伸向远方的地平线。这景色虽不是如何壮观，却令人心旷神怡。这就是俄国广袤大地的一瞥。多少世纪以来，从东方或西方入侵的部落一再席卷这片土地，到头来，他们都被一个具有持久忍耐力的民族征服了，这个民族顽强地守着乡土，不顾暴虐，包括本族领导人肆行的虐政，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一小时以后，当我们返回别墅的时候，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已经来了，丧魂落魄的洛德和内格罗庞特也到了。但是在会议开始之前，我不得不先去解决克格勃和美国保卫人员之间的一场纠纷。这次，我方保卫人员决心不让自己的保护对象再一次被人架去坐飞车。他们无疑对苏联同行的做法义愤填膺，所以，就把总统的座车一直开到了别墅的门廊口，堵住了大门，假如那时发生火灾的话，必将造成一场大祸。不消说，克格勃人员现在恰似半小时以前美方保卫人员那样怒火中烧。为了排解这次纠纷，我竭尽搞外交的浑身解数，总算说服了我方保卫人员把总统的座车从勃列日涅夫别墅的正门开走，作为交换条件，我答应使尼克松在回程时不乘外国的轿车，不用外国的司机。说句公道话，我国保卫人员所从事的实在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唯有极端忠于职守的人才能担负起保卫总统安全的责任——这是一项不容出任何差错的任务。他们必须按自己的一套程序行事，不能允许有任何的例外。本书虽然写了一些有关他们的趣闻，但我的确对我所熟识的以及保护过我的这些保卫人员十分钦佩和爱戴。他们是第一流的、极有才智的专业人员。

苏联领导人和尼克松终于走进了会议室，面对面坐在椭圆会议桌旁。勃列日涅夫首先回顾了各项问题的谈判的情况，内容无关宏旨。他建议由葛罗米柯和我继续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为赫尔辛基的双方代表团拟出共同指示。尼克松附和这种精神，他罗列了一些看来可能取得进展的问题，例如设立一个美苏经济委员会。最后，勃列日涅夫顺便提到，中东和越南问题也许值得在什么时候讨论一下。看来可能要整夜打太极拳了，于是尼克松决定干脆把越南问题拿到桌面上来。他不这样做的话，苏联领导人也一定会这样做的，他们正在待机而发。

尼克松一上来就说，越南问题是“附带的问题”，它不应该阻碍我们两国关系中正在取得的基本进展。（想取得行动自由的一方总是说“联系”原则不适用于它。）接着，他扼要而坚定地阐述了我方的立场。他意识到，苏联和越南有密切的意识形态关系。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眼下这个时机在越南“大干”。倒是河内在苏联装备的援助下大打出手。一旦攻势开始，“我们不得不作出反应，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要是河内在谈判中不表现出新的灵活姿态，我们也不能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他刺了一下苏方说，莫斯科应该利用它提供军事装备所获得的影响促使河内重新考虑一下。至于美国，我们决心结束战争，能够通过谈判方式最好，不得已也只好通过军事方式。

话题一转入越南问题，轻松友好的气氛顿时消失。骤然间阴云笼罩，气氛逼人。三位苏联领导人轮番进攻尼克松。而尼克松呢，除了辩驳两句话外，一直尊严而沉默地容忍着。苏方讲话不仅内容粗暴，语气也十分蛮横无理。勃列日涅夫首先开炮。他不仅指责我们最近的“残暴”轰炸，还谴责了我们卷入越南战争的全部历史，并说他认为美国这些行动旨在使苏联难堪。他回顾说，一九六五年柯西金访问河内时，北越遭到第一次轰炸。他认为不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结束战争。河内很愿意谈判；美方只须抛弃阮文绍，接受河内“合理的”政治纲领就行了。有几次他露骨地影射美国的政策和希特勒的政策相似。勃列日涅夫解释了为什么苏联还是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原因，实际上，他的话证实了我方策略的正确性：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来很难同意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谈。但是我们还是同意了。我想解释一下原因。最高级会谈之前的准备工作使人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即两个具有如此强大经济力量、高度文明以及其他一切必要条件的大国能够走到一起来，更好地改善我们两国间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的缺乏前提的推理再一次揭示了苏联对中国极度神经过敏。他谩骂中国执行邪恶的外交政策，并把《上海公报》作为支持他这种说法的证据。在他看来，双方各自申明自己的立场而不确立共同的立场，使得整个文件毫无原则性。

我们还未能弄清楚他对我们所签署的《上海公报》进行莫明其妙攻击的逻辑时，柯西金又上阵了。勃列日涅夫感情激动，柯西金讲话有条理。勃列日涅夫拍桌子，柯西金冷静而得体。但是正如我所说过的，三驾马车中柯西金实际上是最厉害的一个。他回顾了他和林登·约翰逊的谈话，说约翰逊起先预言会获得胜利，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意思是说，尼克松也将落得个同样的下场。他尖刻地指责了轰炸给停泊在海防港的苏联船只和苏联人员造成的损失和伤亡。他暗示说，河内可能会重新考虑它过去拒绝外国军队帮它作战的决定。尼克松被这席话激怒了，反驳说我们不害怕任何威胁。说到这里，柯西金转而挖苦了一下中国，他说，北京在一九六五年就准备出兵越南，但遭到北越的断然拒绝。柯西金建议我们搞掉阮文绍；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是共同讨论这类建议的合乎逻辑的场所；他有充分理由认为，河内会同意这一点。（我们也这样认为。但我们并不认为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去向人投降。）

波德戈尔内最后一个发言。这三巨头一个接一个地表明了苏联对中国的不安全感。他们巨大而复杂的邻国中总有些什么东西使得苏联人丧失理智。波德戈尔内说，去年夏天他在河内时听说我秘密访华的事。他安慰北越说尼克松也计划要访苏——好像河内被两家出卖和孤立要比被一家出卖和孤立好一些！接着他学着他的同行们的腔调说：对越南的战争是“非法的”，“纯粹是侵略”。波德戈尔内用的形容词和他同行们的一模一样，尽管他的讲话比较平淡乏味，语气实际上还比较温和。波德戈尔内发言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他背后来回踱步，口中喃喃有词。我不明白，他是在设法给波德戈尔内的发言加重语气呢，还是对他的讲话感到厌烦。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别看这些苏联头头口出狂言，十分粗野，其实是在演戏给人看。他们的口气充满敌意，态度极为蛮横，然而所有的讲话都没有包含要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思。苏联领导人明显地避免进行威胁。他们提出的所谓建议只不过是重复北越在巴黎会谈中的口号而已。他们明明知道，我们已经一再拒绝了这些建议，现在更没有理由接受这些建议，因为军事形势几乎天天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苏联领导人只是说一道空话，并没有逼迫我们做什么事。他们发言只是为了记录在案。所说的话够编成一份记录应付一下河内就算了。

情况就是如此。尼克松十分庄重地听完，然后坚定沉着地反驳。他说，他确信战争不久就将结束。他淡然地提到，苏联在使美越秘密会谈于四月间得以重开这一点上是“起了促进作用的”；但北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顽固”，这使我们感到“有些沮丧”。他针对勃列日涅夫的停火建议说，我们接受这个建议，但河内却断然拒绝。他建议双方在本周的晚些时候再讨论越南问题。我们将继续和北越谈判，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寻求和平的话，谈判是毫无意义的。尼克松说，我们并不指望苏联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也许你们可以帮一把忙嘛”。柯西金严厉地评论说，需要有一个新的建议，总统也同样严厉地回答说，会谈的时间拖得太长了。

这时，勃列日涅夫显然认为记录上的话已经足够了，于是说：双方“对一件世界大事进行了极认真的讨论”，好像这是几位教授之间的一场抽象辩论似的。他说，他从尼克松的话中得出结论，美国准备寻求一项合理的解决办法——这话当然是不容争辩的。柯西金插话说，现在苏联没有任何一艘运载军事装备的船只开往越南；“运去的只是面粉和粮食，没有任何武器弹药”。这可能是暗示说，莫斯科正在向河内施加压力；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所有的越南港口反正都被水雷封锁了。

事实上，苏联领导人只有在这次会议上用盛气凌人的口气谈到越南问题，在最高级会谈其他场合都是把越南当作次要问题对待的。他们后来只有一次又提到越南问题：勃列日涅夫问尼克松，我们是否能更改一下我方一月二十五日的建议，使我们原先建议的让阮文绍在新的大选前一个月辞职改为大选前两个月辞职。尼克松暗示说，如果河内接受我们的其他条件的话，他也许会愿意这样做。

在别墅那个夜晚，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串演了三个小时的戏，时间已经是十一点了。这时，正像几小时前突然转为敌对情绪一样，现在又突然变为友好了。他们把我们让到二楼餐厅，这餐厅几乎占了整个二层楼。尽管已经是半夜了，端上来的照样是全套的四道大菜，晚饭开始时还是通常的满桌的各色冷盘。

勃列日涅夫这时一反常态地变得沉默寡言了，可能是疲劳了，虽然他有几次快活地插了几句话。晚餐一开始，柯西金就开始敬酒，用苏联产的白兰地酒拼命灌他的客人。这一顿饭的时间里，他对每一个美国客人至少敬了两杯酒。当他注意到洛德和内格罗庞特每次敬酒时都没有饮尽杯里的酒，他就拿美方这两位最年青成员的酒量浅来开玩笑。每一个人都不谈正经事，皆大欢喜。大家始终谈谈笑笑，虽然有时这种欢畅的场面未免有些矫揉造作。双方好像心照不宣地同意恢复在讨论越南问题之前双方所形成的那种良好的私人关系，使之保持到最高级会谈结束。俄国人浪漫而自豪地谈起贝加尔湖——它巨大的面积、优美的景致、特别清澈的湖水。勃列日涅夫批评尼克松在一次讲话中为了试图说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不准确地把贝加尔湖描述成是污染的湖泊。勃列日涅夫说，美国的五大湖才是污染严重的，而贝加尔湖则不是。他说，尼克松那篇讲话稿大概是基辛格博士起草的，所以责任全在于基辛格，应该把他流放。尼克松说，那就把基辛格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吧。勃列日涅夫说可以把我流放到贝加尔湖，这样我就能亲自看看那湖多么美妙。一说起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立刻就引起一阵快活的喧闹，至少在座的苏联人是如此。

但是，当勃列日涅夫说到，尽管已是午夜时分，葛罗米柯和另一个苏联高级官员正在莫斯科等候我前去继续会谈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气氛又严肃起来。经过车队的飞驶、水翼船的航行、越南问题上的一番唇枪舌剑和一顿饱餐之后，我实在不想去见由不知疲倦的葛罗米柯带领的一队新人马。虽然已过午夜，尼克松却仍毫不怜惜地让我前去。这就意味着我将面临一场从凌晨一点开始的严肃会谈。柯西金说，如果我失败的话，把我流放到贝加尔湖去反而便宜了我。我说，他是在挑逗我，想看看一个喝醉酒的外交家是否神志还清醒。我暗自决定当晚拖延会谈，除非苏方出乎预料地接受我方的条件。

在五个小时中，双方一会儿从谈笑风生变成剑拔弩张，一会儿又恢复谈笑风生。苏联领导人兴高采烈地陪我们走下楼梯。我们坐上了美国的轿车队，在苏联摩托车队的护卫下急驶而去，这时几乎可以听到美国保卫人员松了一口气的声音。我和总统同乘一辆车返回克里姆林宫。他倒可以上床睡觉，我却还得对付一组精力旺盛的苏方谈判者。

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结束

五月二十三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结束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会谈时建议，由葛罗米柯和我于第二天上午会晤，继续进行会谈。结果，葛罗米柯没有露面。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他们那位变化莫测的总书记作出几点让步后，苏方的谈判人员显然需要重新研究对策。杰勒德·史密斯认为，我们一定是误解了勃列日涅夫的话。而他的苏联同行们很可能担心，我们极正确地理解了勃列日涅夫的话。由于苏联人内部开会，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停顿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早晨，继别墅那次会谈后，我一下子陷入了一场争论中。

在谈判空隙期间，我们得以征求史密斯的意见。但这很费时间，因为同赫尔辛基的通信联系出奇地费事。总统出访时，白宫的通信中心总是跟着总统走的，所以现在设在克里姆林宫。国务院的通信中心则设在罗杰斯的住地俄罗斯饭店。这种具体安排本身势必造成各有关人员不能及时了解情况；在他们之间传阅同一份文件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赫尔辛基发出的普通情况电报须先通过国务院通信系统发到华盛顿，再转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然后送到俄罗斯饭店，再由设在那里的国务院秘书组把这份电报连同其他很多“有参考价值的”电报一起送到设在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然后放入传阅文件夹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只是在会议和其他工作之余才拿出来阅看。如果他们觉得哪个材料比较重要，才写个摘要送总统阅。

如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史密斯可以由“幕后”的渠道，通过华盛顿的白宫值班室发报给我。不过这要耽误几个小时，因为白宫值班室须用特别的密码把史密斯的电报发往克里姆林宫里的白宫通信室。我们同赫尔辛基之间本来有公开的电话线路，但是不能谈任何机密的事情；使馆里有一部保密电话，但使馆离克里姆林宫好几英里远。

回想起来，当时把双方谈判代表团都弄到莫斯科来就好了，他们可以就地配合最高级会谈继续工作。但由于尼克松十分计较别人争功，即使我当时提出这个建议，恐怕他也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永远也搞不清，因为我并没有提出这个建议，我自己的虚荣心和想控制最后谈判的心理，对此也并非没有影响。代表团多年来进行了耐心而细致的工作，行将大功告成时却被排除在外，他们感到恼火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谈判代表被排除在理应让他们参加的过程之外，事后他们可能采取比他们自己参加谈判时更为强硬的立场。（在我们到莫斯科之前，代表团的立场一直是比白宫“软一些”，这是赴国外谈判的代表们的通病。）

史密斯在导弹发射井的大小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上的反应说明了这一点。史密斯认为，最好把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协定可包括导弹当量的主张，同我们提出的确定导弹发射井的大小发生“显著”变化的计算方法结合起来。他给我的电报中说：

如果你能在莫斯科取得苏方同意，对下列两方面不作显著增加：1.洲际导弹发射井的大小；2.超过目前双方部署的最大的轻型洲际导弹当量的洲际导弹的当量；并且进一步确定，“显著”一词的含意为不超过百分之十至十五，那将是大进一步。

史密斯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态度不够明确。他坚持协议一开始就规定老式的导弹必须加以淘汰。他没有提出计算基数的方法，我猜想他是有意保留选择的余地。史密斯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做成适当的交易，那么我们应该把冻结进攻性武器的种类限于洲际导弹。他这份电报的最后一句话流露了不满情绪，觉得自己远离决策的现场，并且总以为——尽管是错误的——总统的助理们对总统封锁主要属员的观点而使总统接受自己的意见。这句话说：“我相信你将把这些意见报告给总统。”其实史密斯这些意见和他通过幕后途径发来的一切电报都是一收到就送给总统看的。

在和尼克松从别墅乘车返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和他研究了所有这一切意见。我认为发射井大小的问题还不到须由总统作出决定的地步。我们首先得看一看苏联人会不会以及如何从勃列日涅夫建议的立场上悄悄地后缩；如果他们想后缩，我们就要逼他们同意，“显著”一词的含义是百分之十到十五。谈判代表团主张发表单方面声明，我认为这样的声明是无法执行的。只有当苏联方面顽固坚持它的赫尔辛基立场的时候，才需要由总统亲自出马。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则不同。争取使苏联淘汰掉尽可能多的老式导弹，无疑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记住我们谈判的实际立场也是同样重要的。如果像史密斯所建议的那样，不把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协定内，那么结果将是苏联在理论上能够比协定所允许的数量（根据苏联过去五年的实际计划，每年建造八艘潜艇）多生产二百枚新式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此外，他们还可以全部保留二百零九枚老式的洲际导弹和九十枚老式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是很容易的。实际问题是：不管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如何，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反对美国在五年内——即拟议中协定的有效期间——执行任何建造新潜艇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冻结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苏联就可以多出五百枚导弹，我们的地位怎么能改善呢？

对苏联究竟有多少艘潜艇，双方要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这种数字游戏，避免关于什么才算实际“正在建造中”的潜艇这种深奥的辩论以及争论有多少是D级潜艇、多少是Y级潜艇，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我们按先后次序排列了想要苏联人拆除的导弹，将这些数字从允许拥有的九百五十枚导弹的总数中扣除，然后提出导弹数量而不是潜艇数量的“基数”。要求苏联优先拆除的是七十枚设置在“加固的”发射井内的老一代的SS-7洲际导弹。这种导弹的投掷重量很大，而且设置在很难摧毁的发射井里，如果不加以拆除，它们最终可能现代化，那就会大大增加苏联的实力。其次是大约一百三十五枚在“软的”[4]发射场上的SS-7和SS-8洲际导弹。出于它们容易被摧毁，这使它们成为危险的、用于第一次打击的武器；同时，这些导弹的投掷重量使它们具有非常大的破坏力。再其次就是H级潜艇上的导弹，大约有三十枚，它们的射程比较短（九百英里），但是潜艇是核动力的，因而可以长期作战。排在最后要对方拆除的，是装在老式G级潜艇上的六十枚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更短（三百至七百英里），G级潜艇是由柴油发动机推动的，噪声很大，续航能力有限。一个拥有一千五百枚洲际导弹和近一千枚新式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国家，不大可能派出易被发现、发射时须浮出水面的潜艇运载着六十枚短程导弹横渡大西洋。事实上，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就没有G级潜艇在我国沿海活动了。

我在返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向尼克松提出的建议是把七百四十枚“新式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作为基数，苏联如果想超过这个数字，就必须用拆除老式导弹来交换。如果苏联人想达到双方商定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总数九百五十枚，他们就必须拆除全部老式洲际导弹。然后，我们将坚持，七百四十的基数应包括全部H级潜艇上的三十枚导弹，以后苏联可以将这三十枚导弹算在基数之内，也可以从九百五十枚的最高限额内扣除此数，两者任它选择。对于G级潜艇上的导弹，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对尼克松说，我们可能还要来请示他，以便进一步作出决定。尼克松说，他要考虑一下这个方案，在我出发去参加预定在外交部举行的同葛罗米柯的会谈之前，告诉我他的意见。

当我回到设在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时，发现我们在国内的阵地面临崩溃的危险。五月二十四日，《纽约时报》的伯纳德·格韦茨曼搞到一份泄漏出去的重要文件，使他能够报道在赫尔辛基和莫斯科正在讨论的基本数字。突然间舆论大哗。参议员戈德华特和杰克逊对此表示了严重的关切。保守派要大闹一场了。一时谣言四起，说我们“承认”了苏联在数量上占优势。黑格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感到不安，他们几乎要放弃我们出发之前他们已同意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包含了他们的迫切建议的大部分。

所谓我们“承认”了数量上的不平等，这不是出于误解就是想蛊惑人心。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前届政府不用增长导弹发射器的数量而是通过增加我们多弹头分导导弹的弹头数量来对付苏联导弹力量的增长。约翰逊政府曾提出称为“确保摧毁论”的战略理论。他们放弃了以毁灭对方军事目标为主的战略，而以毁灭对方产业设施和居民为主来规划我们的军力。只要苏联导弹的命中率低，而且没有搞出多弹头分导导弹，那么我们的洲际导弹实际上就是不可摧毁的，我们的战略力量就不会受苏联导弹数量增长的威胁。因此，苏联人在六十年代增加导弹数量的时候，我们没有增加自己的导弹。甚至当时我们发展多弹头分导导弹也不是为了对付苏联增加导弹的计划，而是针对他们的反弹道导弹的。我们当时有意识地决定集中力量发展“三叉戟”式新潜艇，而不增建现在那种型号的潜艇。由于研制新武器需要六年到九年的时间，七十年代初期尼克松政府受到很大的束缚，国会每年都反对新的发展战略武器的计划，并将国防预算削减到低于政府提出的最低限度，这就使政府的处境更加为难。冻结进攻性武器的主张最初是由国防部副部长帕卡德于一九七〇年夏季提出的，目的是防止我们在数量上落后的差距继续扩大。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国防部长莱尔德在他的备忘录中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认为这是使我们能够改进战略力量对比的必要条件。大家知道，自一九七一年五月以来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当时并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如果我们现在让谈判半途而废，这个数量差距将会扩大。现在即将签订的协议可使苏联人减少他们的导弹数量，而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计划都不会受到五年冻结期的影响。我们除了将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别无选择。

我向尼克松谈了这些考虑。当我们于凌晨一时左右从别墅回来时，尼克松正趴在按摩台上，由肯尼思·里兰大夫给他揉背。这位大夫在治疗腰疼和减轻疲劳方面有妙手回春之力，所以是总统随行中十分重要的人员之一。我作汇报时需要绕很大的圈子，因为尼克松不愿用扰频器，而我们可以肯定苏联人正在窃听。我想我这样闪烁其词并不会蒙蔽多少人。不过，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们国内的反对派限制了我们的灵活性，这并没有坏处。（但愿我们在河内的对手能同样清楚地看到我们所受到的这种限制！）

尼克松光着身子躺在按摩台上，作出了他在总统任内几项十分勇敢的决定之一。面临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建议在谈判中放弃对潜艇的限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动摇不定，尼克松——在别墅参加了令人疲劳不堪的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之后——不顾失去他认为是自己主要靠山的右派的支持的危险，命令我按照我提出的意见去办。他心里很清楚，没有人会支持既冻结洲际导弹又冻结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主张。但他还是对我说，如果五角大楼的意见超出了事先商定的底盘，可以不理它，对史密斯的意见也要坚决顶住。他决心不为国内政治斗争所左右，也不让苏联人逼得作出超过我所建议限度的让步。处于十足困境的尼克松采取了堪称大胆的立场。

我在前往苏联外交部之前，给黑格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传达了总统的决定，指出他的任务是争取支持而不单单是转达人们的忧虑。他应当在这个过程中间问问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副部长拉什对史密斯所提的从协议中去掉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主张有何意见。

我办完这些事之后，终于在凌晨一时十五分来到苏联外交部——这是斯大林时期建造的典型的俗不可耐的摩天大厦，形状像结婚蛋糕——与葛罗米柯会晤。所有在座的美国人都不认识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葛罗米柯向我们介绍说，他是斯米尔诺夫副总理。虽然勃列日涅夫在晚宴上曾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我和我的同事索南费尔特以及海兰交换字条后才知道，他是苏联军事产业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管辖所有国防产业部门的党政机构。此人脑袋像颗子弹头，身体魁梧，样子很精明。他表示只是由于最高当局的命令，他才不得不到这里来干这个大伤脑筋的差事的。由于苏方很注意保卫保密，他大概不常同外国人打交道。他肯定从未与潜在的敌手谈判过。我喜欢开玩笑的轻松风格最初弄得他十分狼狈，这显然是同他心目中的这类场合的严肃气氛格格不入的。当我开始描述苏联武器的特性时，斯米尔诺夫恼怒到了发狂的程度。人们不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这样恼火，是因为一个资本主义分子竟然对苏联发展武器的计划了解得如此详细，还是因为他的同事们——很可能包括葛罗米柯在内——从我这里听到了苏维埃制度对他们这些人也保密的事情？不管是什么原因，斯米尔诺夫显得如此恼怒，以致葛罗米柯不得不把他请到会议厅外面让他平静下来。当会议复会的时候——这时已经二时三十分——我接着刚才的话头继续讲，不料又引起此公大动肝火，只得再次休会。可是，当情绪上的对立逐渐消失之后，斯米尔诺夫和我处得非常好。我发现他是我与之打过交道的苏联领导人中最能干、最聪明的一个。一旦他领悟到耍威风并非搞外交的诀窍时，他便表现出一种爱捉弄人的幽默感。

然而在那天熬夜的会谈中，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斯米尔诺夫对武器问题了如指掌，但对外交则一窍不通，而葛罗米柯——当时他还没有升到政治局委员——则倒过来：他是外交专家，虽然听过有关武器系统的情况介绍，显然还是一知半解。他可以按苏联的官方立场表态，但不能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这个任务就落在斯米尔诺夫和我身上。葛罗米柯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地位，每当我和斯米尔诺夫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说几句话打圆场。

开始，葛罗米柯的心情甚至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说也是极不痛快的。因为他承担了一项棘手的任务：要他撤回勃列日涅夫前一天和尼克松谈判时提出的几乎全部建议。他处理这件事情很有办法，他散发了据称是概括各项问题进展情况的文件，里面概括的与勃列日涅夫所讲过的全不一致。他完全回避同勃列日涅夫所说过的话作对比，让我自己去找出其中的破绽。一个文件把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之间的距离定为一千三百公里。另一个文件谈到禁止对发射井的大小作“显著的”改变，但是既没有提到导弹的大小，也没有确定“显著”一词的含义。关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葛罗米柯向我提出了标准的苏联立场，把苏联现代化潜艇的基数定为四十八艘。我立刻抓住了破绽，把葛罗米柯考了一下。倒不是希望葛罗米柯回到原议上——考虑到苏联武器规划的现实情况，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想使他处于守势，这样我就可以消磨一段时间，以避免在我十分疲劳的情况下进行一场紧张的谈判。我挖苦了一下苏联人，说他们的立场变了，要求他们澄清某些问题，还对他们的总书记说的话不算数表示惊讶和气愤。这一来占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并且确立了这样一种态势：即苏联人是欠了我们账的。

葛罗米柯无非是老一套的做法。我已经指出，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之间的距离有二百公里的出入并不重要，到时候我会让步的，但是要换取对方也作相应的让步。关于发射井大小的问题，我决心把我国代表团没有约束力的单方面声明变为有约束力的双方同意的定义。但是，我的主要目标是使苏联人拆除尽可能多的导弹发射器，作为冻结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协议的一部分内容。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有两张牌。第一是勃列日涅夫表示过的立场和葛罗米柯现在提出的方案之间有差别。第二是勃列日涅夫在别墅会谈中表示，他急切盼望在星期五晚上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这时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苏联所有的官员都会把这看作是一道非办到不可的命令。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感到有压力的不是尼克松而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不仅给自己规定了这个期限，而且尽管美国对北越轰炸和布雷，他仍旧让最高级会谈照常进行。他将谢列斯特清洗出了政治局。他比尼克松更需要获得成功。而对尼克松来说，到了莫斯科就是胜利。因此，我像在北京那样，放慢了谈判的步子，来考验一下谁的神经更坚强。（反正我有尼克松的一句话作后盾——只要他说话算数——他说，他准备在没有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下离开莫斯科。）

到了凌晨三时左右，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真正的谈判了，我扼要地阐述了我方立场，提出了七百四十枚潜艇导弹的基数。乘斯米尔诺夫还没来得及第三次发作，我先让苏联人得一分，确认我们代表团同意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之间的距离为一千三百公里。葛罗米柯仁慈地结束了这次会议，他干巴巴地说，现在时间太早了，也可以说太晚了。我们商定过六个小时再碰头，以便解决剩下来的分歧。

我在凌晨四时左右回到克里姆林宫。暮春时节在纬度这样高的地方，晨曦的微光已洒在金色的拱形屋顶、赭色的宫墙和红砖砌成的雉堞上。下面是寂静的莫斯科，它与俄罗斯大平原连成一片，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在凌晨的寂静中，我步行穿过克里姆林宫空旷的广场，突然一种稀罕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好像有了一线希望，政治家正是凭着这种希望才能够勉力应付纷至沓来的各种事件。虽然双方还没有达成协议，但是会议的调子使人觉得我们能够按照尼克松所同意的底盘谈成一项条约。也许我们正在参与一个将给人类喘息时间的事件，如果搞得好，将开始一个通向更加平静的未来的进程。

但是，我们还不能够想入非非，还有一些艰苦的谈判有待我们去进行。上午十时，葛罗米柯没有露面，多勃雷宁告诉我们说，苏联领导人正在研究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勃列日涅夫没有出席下午在富丽堂皇的圣凯瑟琳大厅举行的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讨论经济问题，这也不是尼克松特别擅长或喜爱的题目。苏联方面以柯西金为首，他的发言有条理，又很精确，比美国方面谈得好，美国方面谈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一般性问题。很明显，勃列日涅夫正在研究苏联方面对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立场。

我和我的班子则在紧张地研究数字的组合。数字的排列可以是无穷无尽，我们的目的是叫苏联人拆除尽可能多的导弹。关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基数的数字游戏——可以成交的是多少，装有十二个和十六个发射管的潜艇各为几艘，搭配起来，才能得出不同的总数——迫使我们进行大量的运算，在休会期间在厚厚的黄拍纸本上画画涂涂，在会议过程中这些本子很快就用完了。我们怎么也闹不清楚苏联人怎么能在六十二艘潜艇这个数字基础上得出九百五十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字[5]。他们的算法很简单：即假定他们绝大多数潜艇都有十六个发射管，尽管有几艘只有十二个发射管。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下午五时二十分在圣凯瑟琳大厅复会。同往常一样，仅在半小时之前才通知我们。但我们已准备好，看来苏联人也是如此。苏联方面出席的是：斯米尔诺夫、葛罗米柯、多勃雷宁和格奥尔基·科尔年柯（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美国代表团由我、索南费尔特、海兰和罗德曼组成。按照日程，双方代表团都要去看为尼克松演出的芭蕾舞剧。苏联方面不管是葛罗米柯还是多勃雷宁都推脱不了这场礼宾活动；这样，我们谈判的时间只有一小时。讨论是紧凑的，没有时间开玩笑或者说空话。同华盛顿和赫尔辛基费劲地交换了一天意见后得出的结论是：禁止对发射井的规模作任何改变，原来不妨碍我们发展民兵Ⅲ式导弹的计划。但是，我上面说过，这已为时太晚了。葛罗米柯以接受我们代表团在赫尔辛基的立场作为“妥协”，即仅仅禁止“显著的”改变；苏联人还准备注意列美国单方面对“显著的”一词的解释。我坚持说，双方对“显著的”一词应有一致的解释，即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葛罗米柯和斯米尔诺夫说他们要考虑一下。

随后，我们转入尚未解决的计算拆除多少枚老式导弹的基数问题。斯米尔诺夫接受了我前一天晚上提出的建议，即用导弹发射器而不用潜艇作为计算单位。但是，他只是将苏联人声称拥有的四十八艘潜艇乘十六（代表导弹发射管）换算成导弹发射器。这样，苏联人就提出七百六十八枚导弹作为基数，而老式潜艇上的导弹还不算在内。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些D级潜艇，每艘只有十二枚导弹。双方进行了迅速的交锋——在这个过程中我说：“我懂得算术，算术并不难，难的是政治。”——斯米尔诺夫接受了七百四十枚作为基数。

这样，剩下的问题只是：什么样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协定内。我建议H级和G级潜艇上的导弹都包括在内，这使斯米尔诺夫发火了。他强调说，将六十枚射程为三百至七百英里、安装在柴油机推动的、发射前要浮出水面的潜艇上的导弹计算在内，这简直是开玩笑。我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说也许苏联人应当将他们的SS-9式巨型导弹装在G级潜艇上，这样可为我们一下子解决两个问题。斯米尔诺夫懂得这是寻他的开心（因为这会使潜艇沉没）。而葛罗米柯却以为我提出了什么新的主意。他说：“请说得具体一点。”斯米尔诺夫和我言归正传，又继续争论起来。最后，当时钟敲响六时三十分的时候，斯米尔诺夫问我，我说的H级潜艇到底是指什么，因为这是美国的代号而不是苏联的代号。我告诉他，我们是指携有三枚导弹的老式核潜艇。斯米尔诺夫无意中说出，他一直是把它们计算在基数之内的——这点我和我们在赫尔辛基谈判的代表过去都疏忽了。这样，H级潜艇就包括在总数之内了。苏联人现在总共得拆除二百四十枚老式导弹，包括全部投掷量大的老式洲际导弹，才能符合双方同意的九百五十枚新式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字。（否则他们可以保留三十枚H级潜艇上的导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只能有九百二十枚新式的潜艇发射导弹，而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在全部达成协议之前我们面前还有两个问题，即如何处置G级潜艇上的导弹，以及如何对待发射井的现代化问题。我们同意在看完芭蕾舞之后继续会谈。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以它传统的带些杂技动作、稍嫌华丽的风格演出了《天鹅湖》。演出中间休息的时候，在贵宾室里为总统一行上了晚餐。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作陪，勃列日涅夫作为党的书记不参加任何礼宾活动。他也很可能在同斯米尔诺夫一起研究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问题。在芭蕾舞第三场刚要开始之前，当灯光慢慢暗下去的时候，观众席上一位意大利记者的妻子对着尼克松喊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口号。这对莫斯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波德戈尔内立即叫人开灯，他和尼克松在贵宾包厢里起立接受观众的鼓掌。这个姿态做得很漂亮。

演出之后，我向尼克松说明，如果我们能够妥善解决G级潜艇上的六十枚老式导弹问题，就能很快达成协议。我和我的同事们想出了一个方案，打算在晚上谈判时提出。这是个妥协方案：只要不对G级潜艇上的六十枚导弹进行改进，我们将不坚持把它们计算在总数之内，但是，G级潜艇上现有的导弹不能用新潜艇上的导弹来顶替。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为了不超过九百五十枚的限额，苏联人就得拆除一部分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上的导弹；另外，他们不得把新式导弹装在柴油机潜艇上，否则就要算在总数之内——他们大概不会这样做，因为这类潜艇比较容易发现，续航时间也短。尼克松同意了我们的方案。

双方谈判班子于晚上十一时三十分在圣凯瑟琳大厅再次会晤。我们一上来就谈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基数问题。我概括地谈了我的理解：苏联方面已接受七百四十枚导弹作为基数，这个数字包括H级潜艇上的三十枚导弹。当苏联方面肯定了我的话之后，我又提出了G级潜艇上的导弹问题。斯米尔诺夫声称，苏联人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基本建议，而我们却老是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新问题来拖延达成协议。我向苏联人读了黑格给我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坚持苏联的九百五十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必须包括G、H和Y级潜艇上的导弹[6]。华盛顿还拒绝史密斯所建议的只冻结洲际导弹的主张。华盛顿宁可搞不成协议也不要一个允许自由发展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协议。渐渐掌握谈判之道的斯米尔诺夫反驳说，他那里也有一些听了会令人吓一跳的电报，他将在下次会议带来（这很可能是真实情况）。葛罗米柯坚持说，苏联方面已经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不可能再让了。

我还是提出了我们的妥协方案。对此，苏方没有接到指示，因此，谈判就回到关于发射井大小的问题。但是，苏方坚持在赫尔辛基所达成的那个初步协议，禁止“显著”地扩大发射井。美国可以就“显著”一词的含义自己发表一个单方面的声明，这对苏联人当然是没有约束力的。我强调指出，苏联方面不应当实用主义地引用美国代表团的话来反对总统的意见；总统有权否决他下属的意见。只有对“显著”一词的含义作出一个双方同意的有约束力的定义，我们才会同意禁止“显著”地扩大发射井。葛罗米柯表示，苏联方面必须举行一次高级会谈来研究我们关于发射井的大小和G级潜艇的立场。我说，这样一来，第二天（星期五）晚上就签不成字了，而勃列日涅夫似乎是有这种想法的。葛罗米柯同意我的说法。大家发现，星期六也不合适，因为总统要去列宁格勒。我们暂时商定将签字时间改在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晚上，当然，这要取决于所有的问题是否都能在这以前解决。会议于午夜十二时三十二分结束。

我向尼克松汇报说，谈判陷于僵局，只有苏联人可以打破。我们不能再让步了。星期五晚上不可能举行签字仪式，即使谈成的话，也只能在星期日签字。尼克松感到失望，但未提出异议。他喃喃自语地说，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字仪式可能会冲淡他预定在星期日晚上对苏联人民的电视讲话。他心情局促，但决心坚持下去。

记住这些事情的前后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后来有人批评说，由于我们给自己定了时限，结果谈判时急于求成。事实是我们自己并没有确定时限，而是利用勃列日涅夫所定的时限来压苏联方面，我们甚至曾建议推迟四十八小时签字。星期四晚上会议结束时，谈判的结果取决于苏联方面的决断，我明确地向他们表明，我们的让步已经到了极限。我们这些让步实际上与在赫尔辛基的美国代表团的立场是一致的，或更前进了一步（例如在发射井大小的问题上）。[7]后来对苏联是否遵守协议发生争论的一些问题——都是提得没有道理的，只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是在莫斯科期间谈判过的。

到了这时，出席最高级会谈的美方人员只好坐等星期五苏联内部高级会议的结果了。我对苏联人会接受我们的“最后”建议颇有信心。他们不可能眼看着持续了近三年的谈判，断送在发射井的大小（他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表明双方立场很接近），和G级柴油发动机潜艇上导弹的更新问题（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更新这种导弹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我给黑格发去一份电报，请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妥协方案正式表态。电报用坚定的语气论证了我们的建议。我在概述了我方建议后指出：

总统不想让五六十枚射程只有三百英里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成为达成协议的障碍，因为这项协议将明确规定苏联的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限额——如果不予冻结，他们不出五年就可以很容易突破这个限额——且不说协议还规定他们必须淘汰掉二百四十个导弹发射器。

同时，还应懂得，现在提出的基数使苏联在Y级潜艇上的导弹降到七百一十枚。这样，苏联必须拆除大约二百四十个导弹发射器，包括全部H级潜艇上的导弹，才能符合协议准许的总数。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答典型地反映了五角大楼的政治手腕。他们同意我们的建议（这建议只不过对我们动身之前参谋长们所同意的立场稍作改动而已）。但是他们却提出了条件，即总统应保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和加速实施我们正在进行的发展进攻性武器的计划，并改进现有的武器系统”。这一点我们反正是决心要做到的，而且本来就是我们主张冻结的原因之一。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论点在逻辑上是可以找到毛病的：他们坚持加速实施我们的战略武器计划的根据，并不是近十年来苏联武器的发展，而是苏联柴油发动机潜艇上六十枚过了时的、射程很短的导弹。要是苏联人知道这个理由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同意把G级潜艇上的六十枚导弹包括在内，以换取我们保证不加速实施战略武器计划。（我们是会反对这样做的，但美国国会里会有很多人支持这个办法。）

我们安下心来等候苏方内部讨论的结果，我们国内的支持显然是有保证的，只不过赫尔辛基那里有一些牢骚，史密斯似乎确信我们有事瞒着他。（其实我们把情况都及时通报给他。问题在于苏联人作决断费时。）于是史密斯和我闹起别扭来。他本来接受了我提出的有关G级潜艇的方案，这下变卦了，说这个方案让苏联人保留这些潜艇，是给他们“白白占了便宜”。我相信（也许我的看法不对），要不是他感到自己被隔得远远的，不能把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他搞起来的谈判一气呵成而沮丧，他是决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的。然而，现在我们只能把安抚受委屈的心情留待以后再说，所以我给他发去了一个措辞很不客气的复电：

难道你能说，让占了苏联导弹总数不到百分之三、安装在无法现代化的、发射时需浮出水面的柴油机潜艇上的六十枚射程为三百至七百英里的导弹，竟是给人“白白占了便宜”？我们放弃了哪些要做的事情？苏联人得到了什么？他们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受到限制，G级潜艇现代化遭到禁止，还要拆除二百四十个导弹发射器。如果苏联人拒绝了这个妥协方案，我倒要问一问：当我们那时面对着G级和H级潜艇，比现在多二百四十个的导弹发射器和更大数量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时候，我们的安全如何能更加强呢？

苏联方面的决定来得十分突然。上午十时左右，多勃雷宁来到我在克里姆林宫的房间告诉我说，政治局从上午八时起一直在开会，不知要开多久。上午十一时，我们接到通知说，葛罗米柯和斯米尔诺夫要求在圣凯瑟琳大厅紧急会见我。双方于十一时十五分会晤。葛罗米柯一上来，不仅接受了我们对G级潜艇和发射井大小问题的主张，而且同意我们的措辞。苏联人还同意对“显著”一词搞一个共同的定义。

我们感到更为吃惊的是，葛罗米柯坚持按原定计划在当天晚上就举行签字仪式。我到今天还不明白苏联方面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这也许是苏联谈判代表的特点吧，不管他们曾经怎么扯皮，一旦协议在望，他们就生怕自己费尽心血的成果会被最后一刻发生的事故或者是被捉摸不透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作弄而前功尽弃。也可能我在介绍我国国内的反对意见时，说得十分令人信服，苏联人担心出现预料不到的反对意见，使辛辛苦苦作出的调整付诸东流。还有，他们可能窃听了我们同华盛顿通的电话。大部分让步要由他们作，对他们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要是到了最后一分钟失败了，那是很丢脸的。很可能苏联方面只是迁就勃列日涅夫，因为他在本周初就把自己的声誉押在星期五举行签字仪式一事上了。

不论苏联方面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理由予以拒绝。他们毕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和我们的措辞。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是两项条款最后文本（所有其他的条款都已经完成）的起草匆忙了一些（但是其中一项是我们代表团的建议），而且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们要从赫尔辛基飞到莫斯科来。十一时三十分，我要求休会以便去征得总统的批准。十一时四十七分，我回来告诉葛罗米柯我们同意这样办。他和我又将协定文本仔细核对了一遍。我们商定共同向赫尔辛基那边发出训令；双方的训令将是一样的，以防止含意不清而浪费时间。索南费尔特和科尔年柯两人着手起草训令稿，完了送交葛罗米柯和我批准。这次最高级会谈的历史意义现在得到了保证：过去从来没有对美苏双方谈判代表发过同样的训令。

随着外交政策上一项重大工作的完成，人们这时会产生一种肃穆的心情。我说：“我认为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有机会同诸位一起为此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葛罗米柯是不喜欢夸张的，他用俄文回答说：“我们对你们方面办事的风格表示满意，我们也努力这样做。我们所谈的问题确实是困难和微妙的，到今年八月，专家代表团为此花了几乎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功德圆满，这确实是一个里程碑。”然后，他用英文开玩笑说：“我们显著地感到满意，甚至超过了百分之十五的程度。”

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完。如同在中国那次一样，我们因为自己办公事的程序付出了代价，必须再次安抚行将大功告成时还被排除在局外的谈判代表团。我们在莫斯科不比在杭州那次顺利。因为在技术方面考虑不周，而造成了一些忙乱。葛罗米柯和我在中午商定共同起草一项发往赫尔辛基双方代表团的训令后，我就叫索南费尔特用公开电话告诉史密斯即将发训令给他。由于训令只涉及两个问题，也许只要五句到十句话就行了，我们以为双方在赫尔辛基的代表团结束工作后乘美国飞机能够及时赶到莫斯科参加八点半的签字仪式。没想到我方代表团的飞机是活塞引擎式的，要飞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达莫斯科。而且我们也没有计算通过白宫值班室转发电报所耽误的时间——更糟糕的是，这封电报在白宫值班室同其他电报混在一起，没有受到优先处理。结果，苏联的训令四十分钟就到了赫尔辛基，而我们的过了两小时还没有到。尽管索南费尔特已向史密斯说明，这是个共同训令，但史密斯这时十分恼怒，拒绝按照苏联的文本进行工作，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经过反复的电话联系——也顾不得保密问题了（反正没有关系，因为苏联人和我们已经达成协议）——费了很大的周折总算说通了，双方代表团开始工作并在飞往莫斯科的美国代表团的飞机上完成了共同的文件。这是多年辛勤劳动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

这时，我们将签字仪式推迟到晚上十一点钟，以便使我方代表团能够参加，并使史密斯能和我一起出席预定于晚上十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早就安排在这天晚上的、尼克松为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举行的答谢宴会提前一小时举行，利用前面一段空余时间。

不幸当史密斯和他的同事们到达机场时，另一件失礼的行动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本来已经十分不舒畅的心情。我们派了使馆的车去接他们。但不知什么原因，车子不让开到机场里面去。这是苏联方面故意整人呢，还是哪个小职员顽固坚持按常规办事——我猜是后者——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意味着在史密斯对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作出了无可否认的重大贡献后，竟然没有一个美国人在机场迎接他。（当然，所有在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这时都在参加尼克松为勃列日涅夫举行的宴会，但这更糟糕。）史密斯没有去找美国车子，而是要求他的苏联同事谢苗诺夫帮忙。史密斯想到大使馆去和我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但是苏联司机却硬把他送到克里姆林宫。此外，史密斯的发言提纲却给另一位同事带走了，他坐着另一辆车到大使馆去了。克里姆林宫里什么事也没有，因为美国代表团绝大部分人员已去我们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厦，在那里宴会即将结束，新闻发布会就要开始。我推迟了新闻发布会开始的时间，等候史密斯，心想这老兄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史密斯不仅要和我一起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而且（我以为）签字的正式文本还在他手里呢。

我手下的人员彼得·罗德曼在克里姆林宫弄到一辆苏联政府机关的车子把史密斯送到大使馆。史密斯终于露面了，他气急败坏，语无伦次——这倒难怪他。我至今也未能使他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不是故意整他，而是一连串的错误引起的。出席最高级会谈的人对他的迟到几乎同他一样不安。他完全是粗枝大叶工作的受害者，但也应当承认，尼克松政府里办公事的方式往往会使正派和能干的人受到这种亏待。这一般是无意造成的，有时则是故意的。史密斯无疑应受到更好的待遇。

说明了史密斯有道理的一面后，我也应当指出，他气量小，常常怒形于色。他憋不住一肚子的委屈，大动肝火，差点使新闻发布会砸锅了。新闻发布会是在斯帕索大厦隔壁的大使馆食堂内举行的。我开始讲话了，但史密斯却在一旁低声发牢骚说，他还不知道条约究竟包括什么内容哩。这样的话不会使新闻界信任我们，于是我中断了讲话，把史密斯带到旁边休息室里，勉强才使他平静下来。于是我又继续介绍协定的总原则。接着，史密斯简单分析了协定的条文，他的介绍热情不足，但具体而精确。因为大家都要去出席签字仪式，他讲完后剩下的时间只能提一两个问题了。《纽约时报》的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是我所认识的最能干的记者之一，他强调说，他觉得应该提醒我们，如果不让新闻记者多提问题，把反对派肯定要抓的含混不清的地方加以澄清，那将会造成宣传上的大失败。

签字仪式进行得相当顺利，苏联方面的出席人员照例比我们先一步来到大厅。事毕，史密斯回到他住的旅馆；我则返回克里姆林宫下榻处，工作人员们分散进行庆祝。我觉得进一步吹风已毫无意义，因为它只会更多地暴露我们代表团内部的紧张关系。

深夜，齐格勒打电话来说，弗兰克尔的话应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报道酝酿着一场灾难。协定的条文技术性太强，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分歧又太明显。几分钟之后，默里·马德打电话来也讲了同样的印象。记者们装作他们与自己所报道的事无关的样子。这是荒唐的。不管他们与此事是否有关，根据他们的报道是否客观可以衡量出他们的业务水准。而最优秀的记者是热情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开始出现制止核武器竞赛的可能性时，他们很想亲临现场。他们想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如实报道出去，但这次他们会给我们充分的机会来说明真实情况。

霍尔德曼从齐格勒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并且告诉了尼克松。霍尔德曼急得要命，担心这项条约得不到应有的欢迎，尼克松害怕他的右派选民起来造反，他把史密斯的行为看成是乔治敦区和东部权势集团合伙反对他的阴谋的一部分——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史密斯确实受到了委屈（可是他后来还是有力而又巧妙地为协定进行了辩护）。因此，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坚持要我单独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对条约的背景进行更好的说明。

这就是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凌晨一时开始的那次奇怪的记者招待会的由来，那天正好是我四十九岁生日。我站在苏联国际旅行社旅馆——美国随访记者团的总部——“满天星”夜总会的乐队台上。有人这样描述：这个夜总会“看上去像是一九三五年式的玫瑰园舞厅。基辛格站在舞池里，这位外交界的弗兰克·西纳特拉[8]，不时地抓住他唯一的支柱——立式扩音器”。[9]我经过三个通宵的会谈已经精疲力竭，但还是花了一小时尽可能清楚地说明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冻结进攻性核武器协定的条款，回答了问题，并努力解释了这一套复杂文件的意义，指出：这些文件要么是个转折点，要么是对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推动；要么是较为和平的国际秩序的预兆，要么是一连串新危机前的间歇。

协定的条款对上述两种情况都可以适应。条款冻结了反弹道导弹的部署，我们在反弹道导弹技术上处于领先，尽管国会没有让我们利用这种优势。我们在这方面像在越南问题上一样感到无能为力。我们有足够的后援来推行自己的基本规划，但是，反对这样做的势力也相当大，这些人会从中作梗。因此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比应有的要小。我们冻结苏联进攻性武器的部署，这是一个高招，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占有优势，如果不予冻结，这种优势可能继续发展。苏联人放弃了二百四十枚投掷量大的老式导弹；如果他们要使G级潜艇现代化，就得算在限额内。我们在进攻性武器冻结期间本来就没有部署导弹的计划，所以协定基本上对我们毫无影响。我们用防御性战略武器的限制换取了对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限制。

如果我们想在进攻性武器方面赶上去，我们就需要这个协定。同时，如果我们要探索一下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我们也需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以保持战略均势。但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有助于我们弄清搞缓和是苏联的一个花招呢，还是他们政策上的一个新转折。我们决心防止再次出现只有苏联人在实施发展战略武器计划的局面[10]。同时，我们也准备订出相互克制的规则。我们不同意核时代使力量平衡失去意义的观点。我们也不同意将国家安全完全押在核对抗政策上的主张。

这些看法迫使我们注意搞平衡。结果是自由派可以指责我们对控制军备做得太少、对加强防务做得太多；而保守派则可以指责我们在谈判中妥协太多。我们所寻求的是这样一种政策，它既能保持我们的实力，又能保留我们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各种选择余地。我们准备走一条羊肠小道，一方面显示我们是致力于和平的，另一方面又表明，我们不会让人利用我们要求和平的愿望进行讹诈；我们意识到，我们再也不应该作出会给本世纪各代人带来全球性冲突的错误估计，但是，我们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扩张和他们破坏力量平衡的行动。保卫和平、维护正义，态度坚决但不好战，既保持警惕又不挑衅，这些将是今后对我们外交政策的检验。这大体上就是我在那漫长的深夜，在莫斯科一间舞厅的奇怪的环境里努力向疲劳不堪的记者们说明的意思。

结果，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受到尼克松的许多老对头的欢迎，《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带头鼓掌。但它也受到尼克松一些传统支持者的攻击，说它“不平等”。当没有协定的时候，尽管数字年复一年对我们不利，某种军事力量的对比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当在不妨碍美国的武器发展计划的情况下制止了苏联实力的增长时，这种军事力量对比突然又受到指摘。没有几个批评者理会我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所提出的论点：问题不在于“（协定）把什么局面固定了下来，而在于协定防止了什么局面的出现。问题还在于如果不搞冻结，我们的处境如何”。由于搞了冻结，苏联人放弃了增建进攻性武器的机会，而我们却没有放弃什么。

另一种批评不大好对付。某些考虑周到的观察家们担心我们的公众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乐感，因而放松警惕，不再支持必要的加强防务的努力。起初，情况并非如此。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达成后的第一年，我们开始了一系列发展新的战略武器的计划，以便赶上苏联：B-1轰炸机、MX机动导弹、巡航导弹和三叉戟潜艇导弹系统。确有一位参议员忠告我说：如果第二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也像这次一样，使我们发展战略武器的预算如此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在财政上就负担不起了。后来，“水门事件”的悲剧使行政部门在同国会的斗争中软弱无力，这大大削弱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力量。

但是，对上述这种问题不应当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一个民主的国家能否将决心与希望、实力与和解结合起来？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绝望的看法，即我们不是走向极端的安乐感，就是走向极端强硬。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全面估价这次最高级会谈影响时还要进一步讨论。我在这里还必须感谢史密斯，他在莫斯科发火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他为批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进行了顽强而又灵活的斗争。

葛罗米柯与中东

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解决之后，最高级会谈上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此后，没有对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作出认真的努力。意味深长的是，尼克松和苏联“三驾马车”关于中东问题唯一的一次讨论，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字前的那个下午举行的，这就保证苏联人不会捣乱，而我们则可以坚持我们的战略——将中东问题继续冻结到苏联人愿意谈判妥协时为止。因此，尼克松认为这次讨论主要是一次牵制性行动。他建议葛罗米柯和基辛格秋天再谈，而我们争取就某些一般原则达成协议以便指导下一步的谈判。（尼克松甚至给沉着的苏联译员苏霍德列夫出了个翻译上的难题，他建议上述这一切将是对于“nutcutting stage”〔解决问题的阶段〕的准备，苏霍德列夫径直译为“砍下硬果的阶段”，苏方人员听了，显然不知所云。）公报里对中东问题怎么写，首脑们也将这件事交给葛罗米柯和我去办。

葛罗米柯和我确实把这项任务作为星期日下午（我们预定在第二天回国）会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来处理。苏联人处境困难，其实比我们所了解的要更加困难。埃及对莫斯科未能推动中东问题的解决开始不满起来。但是克里姆林宫学究式的谈判作风和生硬地坚持极端的立场，使他们提不出可以吸引我们支持的建议。苏联人永远无法解决这个我们花了三年时间使之加剧的矛盾。只要他们支持激进的阿拉伯人的纲领，我们就没有理由同他们搞联合行动。没有我们，这个纲领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实现，而在这场战争中，追随苏联的国家是要打败的。这样，克里姆林宫僵硬的中东政策向阿拉伯世界表明，它无力影响事态的发展，从而逐步丧失自己的影响。

就我们而言，只要维持现状，直到苏联人改变立场，或者温和的阿拉伯国家转向我们，要求通过实际可行的步骤解决问题时，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一旦搞清楚莫斯科不愿改变立场，我就设法使公报中对中东问题的措辞尽可能地平淡。最高级会谈的时限对我们有利，在公报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准备退让的一方处于更有力的地位。对方只有以不惜推翻整个会议成果相威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由于已经达成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的协议，实际上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结果是写上了一段毫无意义的话，支持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并声明双方都赞成在中东实现和平。这一段文字还要求达成“和平解决”和在该地区实现“军事缓和”，实际上含蓄地接受了现状。不仅开罗而且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都肯定会对此感到不满。（公报中关于中东问题的一段文字见注释。）[11]为什么苏联领导人愿意搞一个双方一致的措辞，而不是像《上海公报》那样“我方认为……你方认为……”的写法，这得等他们写出回忆录后才知道。如果分开来写，苏联方面就能更充分地表明他们的观点，并且可以很明确地将违反公报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很可能苏联的官僚机构认为传统的形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的仇恨也许使他们不能学习这个和尼克松北京之行联系在一起的榜样。

几乎同样不可解释的是，在最后一天，星期日，葛罗米柯和我一起花了四个小时力图就解决中东问题的“一般原则”达成协议。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竟然会认为我们愿意在一个平淡的公报里加上一系列具体的原则。不管怎样，我们在公报问题上的策略必然决定我们对原则的态度。我实际上施展的是拖延战术。葛罗米柯经验丰富，明白我的做法，他也不施加什么真正的压力。十分明显，苏联人不希望在中东问题上搞僵。结果就若干“原则”达成的临时协议，实际上并未超过现有的联合国决议，而且有的原则也很含混，对于如何执行将来大有谈判的余地。（这些原则的书面文本见本书的注释。）[12]这些原则造成的实际结果是肯定了中东的僵局。多勃雷宁和我返回美国后还要进一步推敲这些原则。很可能苏联人向追随他们的阿拉伯国家进行了试探，遭到了拒绝，所以，以后就再也没有催促我们。我们也没有。一九七三年最高级会谈上又提出了这些原则，同样毫无结果。

我的拖延战术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自己的工作人员。我在会见葛罗米柯时，为了尽可能地耗费时间，一再请他重复他的某些提法，以便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方负责记录的彼得·罗德曼显然觉得是不相信他记录的可靠性，就老打断我，递给我看葛罗米柯建议的准确内容——这是他在对方第一次提出时就逐字记录下来的。我不断用胳膊碰彼得也未能阻止他，每当我们讨论葛罗米柯单子上的一项新“原则”时，彼得就把记录递过来。尔后，对他这种过分热心，我狠狠说了他一通，以至于后来他和温斯顿·洛德在谈判时再也不当着另一个代表团的面递给我什么文件，即使我要也不给。他们的理由是搞不清楚我是真的要文件，还是进行拖延的借口。一个月之后，访问中国期间，我向洛德要一个文件，他明明有，却说没有，怕又犯同样的错误。我只好没有文件继续会谈。彼得和温斯顿要求我搞一套手势、暗语甚至隐语，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否真的要我所要的东西，我没有同意。后来，我偶尔向洛德或罗德曼要一份文件时，都使他们大笑不止，这一定使和我谈判的国家元首或外长对我手下这些据说是整得服服帖帖的工作人员显然完全不顾纪律的行为感到目瞪口呆。

后来表明，这次最高级会谈使得萨达特忍无可忍了。六个星期之后，七月十八日，他对莫斯科的长期积怨最后爆发，赶走了苏联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这是最近中东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我在第三十章还要进一步谈这个问题。

对我们来说，越南和中东是同一类问题。我们认为，事态的发展是有利的。一次成功的最高级会谈肯定会增加河内的孤立感。说到底，我们所要求于苏联人的无非是默许我们单方面的行动，我们正在达到这个目的。至于苏联人想在公报里写上某种共同的声明，这部分是为了安抚他们深为不满的盟友，部分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别墅会谈时说过，像《上海公报》那样写上互相对立的观点是“无原则的”。葛罗米柯和我都知道，可能找到的唯一的共同文字对双方都会有所损害。但是，我们实际上举行了两次会谈，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都是白费力气。显然这两次会谈的记录不是为给河内看的，所以丝毫没有别墅会谈时的那种装腔作势的官样文章。葛罗米柯不具有高谈阔论的作风，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指责对方上。他当然很想向河内表白，苏方在最高级会谈上从我们这里争得了一些新的“让步”。但是，我们不可能迁就他。除非使河内相信，我们不会再让步了，否则它是决不会同我们解决问题的。必须打消以为拖延会迫使我们作更大让步的一切想法。

因此，我严辞拒绝了葛罗米柯一再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试探。我指出，奇怪的是，河内想把我们留在越南，让我们来替他们推翻阮文绍。这样的事我们决不干。解决问题只有两条道路：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的军事条件（主要是停火、美军撤出和遣返战俘），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我们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或者是总统一月二十五日演讲中提出的全面军事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这两条都失败了，我们将采用军事手段结束战争。葛罗米柯对这些观点没有争辩。

当第二天早晨我们再次会谈时，我拿出了内容温和的由三句话组成的一段文字，作为双方关于越南问题的共同声明。（在整个公报的草案上为这一段空出了地方。我说我们也许可以就让它空着吧，这当然是个新的做法。葛罗米柯看上去很不高兴。）不出所料，葛罗米柯拒绝了我们的草案。这样一来，除了沿用“无原则的”《上海公报》的格式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双方陈述了各自的立场。苏联对河内的支持表达得很温和，双方没有共同的观点。总之，河内被撇在一边了。

这样，在尼克松访问列宁格勒时，葛罗米柯和我从头到尾讨论了整个公报。我没有去成列宁格勒这件事，成了葛罗米柯和我两人经常开玩笑的话题。苏联人答应给我补上，说在我下次去苏联时将安排去列宁格勒。后来，我多次访问苏联，列宁格勒每次都在我预定的日程上。但每次都由于在莫斯科工作太紧张，不得不取消这个项目。我最后对葛罗米柯说，我不相信真有列宁格勒这个地方，安排这个项目主要是哄我好好合作。葛罗米柯反问道：“那么我们的革命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呢？”我不能不回答说：“在圣彼得堡嘛。”

公报以赞扬的口吻提到欧洲安全会议，提法与莫斯科同我们欧洲盟国签署的声明相似，也未提具体日期。我们的策略是将欧安会同中欧裁军谈判联系起来，再将二者同结束越南战争联系起来。我们对于发展经济关系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将是使苏联在政治上克制的一根胡萝卜。没有对具体贸易安排进行谈判；成立了一个美苏经济委员会，从总的方面来加速扩大贸易。美国商业部长彼得·彼得森定于七月访问莫斯科，开始就有关解决苏联在租借法案项下的债务和给苏联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谈判。起草公报的工作进展顺利，只有这一次美国代表团内部没有闹纠纷。

我从中国之行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应该请国务院参加这项工作。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希伦布兰德担负这项任务，他稳重而熟练地完成了任务。在最高级会谈快结束的时候，葛罗米柯未加说明地拿出了四月份双方已商妥的“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希伦布兰德也是个行家，他懂得这些原则现在的措辞不可能是苏方人员单独起草的；但是他非常机灵，没有在这方面多加纠缠。所以我们第一次在白宫和国务院没有发生对抗的情况下度过了这次最高级会谈。

在我们这种讲究实际的社会里，原则声明往往是短命的；很明显，这种声明本身是无法执行的。在莫斯科签署的这些原则，肯定了避免对抗的重要性，相互克制的必要，反对企图利用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取得单方面的好处，两国都放弃在任何地区要求特权（我们将此解释为是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否定），表示双方愿意在此基础上和平共处，并为建立长期的更为建设性的关系而努力。

当然，这些原则并不是法律契约。它们只是确立了一套行动准则，以判断是否真正取得了进展。对方违反这些准则时，我们可以据此进行指责。四年来，我们一直表示坚信，对政治家来说，再没有比减少核战争危险更为崇高的职责了；通过经常不断的侵略所获得的利益，同核战争的危险比较起来，肯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通过控制军备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努力，应当同苏联方面停止不断改变全球力量对比的努力联系起来。我们致力于和平共处；我们同样也决心维护力量均势和自由。如果我们在阻止苏联破坏行为方面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那么共处就是靠得住的，才能认为缓和的原则标出了通向更有希望的未来的道路。

这时，在最高级会谈结束前还有三件事：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单独会谈（有我参加），双方代表团再作一次简短的会谈，还有就是在克里姆林宫宏伟的圣乔治大厅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

尼克松和我在蒙蒙细雨中从沙皇的宫室步行到几百码之外总书记的办公室。我们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气和来时一样变幻不定。在一整天里，阳光和阴云不断争夺对天空的控制权。我们的情绪很高。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我们还是保住了最高级会谈。我们在莫斯科达到了全部目的。当然，前途是不明朗的，苏联人的意图十分难以捉摸，我们还必须结束越南战争。但是，我们很快就能控制国内危机。我们正在奠定国际秩序的基础。看来我们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能加以控制了，这是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做到的。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之间最后一次单独会谈比较轻松，带有总结性。勃列日涅夫问，如果有一位苏联领导人——具体说就是波德戈尔内——访问河内，我们是否认为这是有帮助的。葛罗米柯头一天已对我说过，勃列日涅夫可能会提出这个事情的（意在让尼克松和我有时间事先商量一下）。我们认为，莫斯科不大可能根据我们的好恶来决定他们高级领导人的访问。因此，表示反对是没有意义的。勃列日涅夫就一件他们肯定要干的事情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想作个姿态。毫无疑问，波德戈尔内是被派去安抚河内的不满情绪的。不过，这种访问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如果莫斯科真想约束河内，河内就将更加陷于孤立。尼克松说，他欢迎波德戈尔内此行。勃列日涅夫总是想捞点资本，他建议在波德戈尔内访问期间，我们对整个北越暂停轰炸。尼克松料到会提出这个要求，只同意不轰炸河内和海防——只要波德戈尔内不在那里待三个月。勃列日涅夫然后问，是否可以劝阮文绍在选举前两个月而不是一个月辞职，这样，波德戈尔内可以把这一点作为最高级会谈的一项成果，尼克松表示，如果我们其他几个条件都被接受了，他准备对他一月二十五日演讲的内容作相应修改。勃列日涅夫无疑将这事通报了河内。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谈起此事。因为稍后，到了夏天，河内决定走另一条道路。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回过来又讨论了关于达成不使用核武器谅解的主张。尼克松巧妙地将此事推给专门渠道去讨论，就目前的设想，这个问题肯定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以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方面造成极大的混乱。勃列日涅夫主动重申了关于古巴的一般“谅解”，特别是关于潜艇问题。另外，他还保证朝鲜具有和平意图。（这样，在三个月内，我们在北京和莫斯科都得到了关于朝鲜的保证。）接着，勃列日涅夫很隐晦地提出一个问题，很可能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对于缓和抱有这样大兴趣的原因：他暗示苏美两国还是注意北京的核计划为好。但尼克松没有对他表示鼓励。两国领导人最后同意尽量约束针对对方的宣传。

大家不应当过分强调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尤其是在一系列事件增强了双方在国内的地位，出现了缓和气氛的时候。显然，苏联也达到了一些目的，只有十足的外行才会以为，在大国间的谈判中，一方可以获得一系列单方面的胜利。即使这是可能的，也是极不可取的。任何国家都不会长期遵守一项不符合它的利益的协定。明智的政治家是会慎重权衡自己的目标的；有些“胜利”是不值得争取的，因为它们要以未来作抵押。使苏联人民感到有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这显然是符合苏联意图的。克里姆林宫无疑希望缓和会涣散民主国家的反抗意志。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强硬派（例如谢列斯特）是反对缓和的，他们担心缓和对苏联有风险。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有几种动机。他虽然仍希望促进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但他也要和平，并愿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他也许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作最后的抉择。但这不等于说，未来似乎仍未可卜。总之，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都把宝押在他们或许能按照各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标准来驾驭局势。这里没有预先注定的结果。

上述这些前景使最后那次招待会具有一种出奇的热烈气氛。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里明亮如昼，在大吊灯的闪闪灯光下簇拥着苏联的显要人物（米高扬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都在场）、中上层官员、外国名记者和外交使团。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一同入场，他们穿过人群，走到大厅的上首，那边专为高级领导人安排了座位。接着奏了两国的国歌。前几个月的紧张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消失了，我们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都突然觉得也许我们真的参加了开辟一个更美好时代的事业。尽管有种种保留意见，那天晚上在莫斯科至少能够看到一个新世界的模糊轮廓，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将超越他们注定要遇到的危机和风险，进入克制和合作的领域。

最高级会谈取得了什么成就？

六月一日，尼克松从莫斯科回到国内时的情景是引人注目的。他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后便乘直升机到国会山。在那里，他受到了国会领导人的欢迎，并立即被请到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去作报告。他的讲话既充满希望（有时还故意露出洋洋自得的神情），又十分谨慎。他说：“（最高级会谈）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奠定了基础。”他同时强调说：“我们衡量最高级会谈的标准是会谈的具体成果而不是它的气氛。”他列举了达成的各种双边协定，包括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说它们标志着“两个主要核国家走向共同克制和限制武器的时代的第一步”。但他也强调了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指出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对美国发展进攻性武器的计划没有限制。他把“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比作标出双方维护和平应走道路的“交通图”。他还提醒议员们，“保持自由世界同盟的力量、团结和坚定性是我们在世界上争取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其他行动的基础。在我们谋求同昔日的敌人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决不做对不起我们在世界上的朋友和盟友的事。”

尼克松的讲话很好地总结了我们的成就、任务和机会。但是他并未能使人忘记往事，或相信他有了新开端——似乎尼克松一生始终摆脱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他的悲剧。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骤的意义都被他一生中积累起来的争论和不信任所淹没。他很快陷入这样的矛盾处境：他这位昔日的冷战勇士现在被人指责为过分热衷于同苏联搞缓和。那么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无论从最高级会谈的内容还是从历史背景来看，这都是美国政策的一项重大成就。我们挫败了河内，而且还完成了同莫斯科的重要谈判（在举世瞩目的北京之行三个月后），这使未来变得更有希望，从而使人们对越南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苏美和中美最高级会谈使莫斯科和北京的切身利益同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密切相连，这有利于我们使河内完全陷于孤立。最高级会谈后还出现了另一个新气象，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们摆脱了越南人一直加以利用的我们国内的动荡。再加上北越军事攻势的失败，几个月内和谈出现了突破。美苏最高级会谈对中东形势的发展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在下文将说明，美苏最高级会谈标志着温和的阿拉伯领导人开始向华盛顿靠拢的转折点。十八个月后，昔日的冤家对头在美国的支持下走上了通向和平的曲折道路，最高级会谈便是这整个进程的一个步骤。

但是最高级会谈的根本成就在于它规定了民主国家和苏维埃制度共处的基本原则。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体现了我们的下述信念：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也不能加强任何国家的安全；美苏关系“基本原则”至少在书面上表示应该采取负责的政治行动。这两件事互相关联，体现了我们坚定的看法：缓和紧张关系不能只建立在控制军备的基础上，最终的试金石是在国际行动上保持克制。在莫斯科期间，一天签订一项双边协定——关于环境、空间和技术合作，海上事故，建立经济委员会等——这些协定将逐渐把人们的利益与和平联系在一起。当然，道路是漫长的，但是要在核时代保持和平就必须这样做。

我们好像在走钢丝：既要致力于和平又不能为谋求和平而摒弃一切其他原则，使我们从精神上解除武装；既要保卫自由，又要表明：毫无节制的争夺有可能导致一场核浩劫，从而使我们丧失一切，包括自由。只有具有崇高权威、深孚众望的领导人，才不会从钢丝上掉下来——这样的领导人既不会温情地把共处看作是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不会不顾后果地为了共处而共处。究竟理查德·尼克松领导的政府能否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公众必要的支持，我们不得而知。我认为，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是不含温情主义的，这是一个宝贵的优点。总之，不仅在培育美苏关系方面，而且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在发展国际关系新格局方面，水门事件阻碍了当时已展示的前景的完全实现。

因为在我们所能预见的将来，美国的任务是重建和保持我们在莫斯科开始确立的对苏政策的两大支柱：既准备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又表明愿意为将来进行合作。偏重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使世界更为安宁。如果把和解本身作为目的，冷酷的苏联政策就会把它变成进行讹诈的工具，并以此掩护它追求单方面的利益，苏联有时就是这样做的。当很有希望的美苏对话因为我们采取的行动而中断时，我们在获得国内支持和盟国的团结一致方面就要付出代价。一项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两条：鼓励苏联克制（例如利用经济关系）和惩罚冒险主义（例如美国作出坚决的反应，包括对正在抵制苏联、古巴或激进派压力的朋友给予军事援助）。

和解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行政部门和信任政府的国会和公众；还要求人们对国家的利益有深刻的了解，并懂得这一领域的事件和问题和另一领域的情况有什么联系。这是很复杂的工作，过去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我心里也有点矛盾，我对苏联的动机非常怀疑，决心阻止苏联的扩张，我鄙视那些对苏联的推进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或坐等历史来加以纠正的批评家们。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对缓和问题的兴趣带有策略运用之意，即以此作为增加苏联的犹豫和削弱它在中东等地区影响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出于国内的考虑，是为了对付“和平”运动的压力，一旦不得不摊牌时，我们就能把群众动员起来。此外，还有一点反映了我们时代空前未有的挑战。我深信当代领导人在道义上有责任让人民始终看到进行根本变革的前景（不管这前景多么渺茫），看到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使毁灭人类的大决战不致因为疏忽或缺乏远见而降临到我们头上。

不幸的是，尼克松的国内基础逐渐受到了削弱，使我们不能完全实现我们的设想和战略。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夹攻，对美苏关系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三年来一直攻击尼克松好战和死硬的自由派，虽然没有指责缓和本身，现在却实用主义地指责他在美国“过分鼓吹”缓和。意味深长的是，在美苏缓和的全盛时期，即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上半年，这种指责还寥寥无几。到了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批评开始出现，当时苏联镇压了持不同政见者。一九七三年八月，安德烈·萨哈罗夫呼吁批准杰克逊修正案，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爆发（有些人断言这是苏联人挑起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水门事件又闹开了，总统的地位大为削弱。谁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何谓“过分鼓吹”。相反，只要翻阅一下这个时期的大量讲演、对报界的声明和采访谈话，就可以看到政府一直是很谨慎的，既指出已经获得的实际成绩，同时也一再指出美苏关系中的局限性、不明确的地方和固有的竞争，以及保持警惕的必要性。

本届政府在受到一百年来少有的国内最激烈的攻击下，在西恩富戈斯事件上还是压倒了苏联，抵御了印度和叙利亚代理人战争，在对苏关系中确定了“联系”原则，总统第一次对东欧进行了访问，力争加强国防，承担了前届政府在印度支那的义务以便维护美国反对侵略的全球信誉。对于这样一个政府竟然还横加指责，足见美国国内裂痕之深。

当然，尼克松爱好夸张的作风在选举年里是不可能有所收敛的。他开始时表示“希望”出现一代人的和平，但很快就声称这是一大“成就”。一九七二年竞选快结束时，他又升高调子，称之为“一个世纪的和平”。白宫负责公共关系的人们不厌其烦地提出这些主张——尽管我不断表示了不同意见也不管用。但是排除尼克松讲话中搞竞选的因素，他的正式讲话总要强调苏联和美国制度的相互竞争性以及引起两国激烈争雄的深刻的思想鸿沟。总统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作的外交政策报告就是很好的例子。报告强调了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中克制的必要性，再次强调了我国和盟国的关系，指出缓和并不意味着危险的结束，重申美国愿意和其他国家分担责任，但美国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

然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缓和问题，确实引起了更深刻而合理的忧虑，这些忧虑不同于历来从左的方面反对尼克松的人——当尼克松支持缓和时，这些人摇身一变为反共分子——所持的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乱反一气的态度。过去支持尼克松的很多保守派开始担心的倒不是政府的政策，而是这一进程带来的心理影响。美国经过了多年的痛苦和动荡，渴望能松口气。像尼克松访问北京和莫斯科这样的举世瞩目的事件，不仅代表了真正的成就和清醒的估计，而且在美国人民经历了十年之久的动荡和内疚之后，使他们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情绪。在工作劳累和遭到非议之后，肯定会出现心潮起伏、宽慰和兴高采烈的心情。保守派担心，美国人历来对苏联的意图时而乐观时而忧虑，现在可能一下变为高枕无忧，长此下去，就会一蹶不振。他们预言，当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起谈笑风生地出现在美国电视荧光屏上时，双方的差异将被冲淡，美国的信仰将受到损害。他们不相信——尽管总统在讲话中提出很多保留——在我们宣布开始了新时代后，我们怎么可能还保持警惕。他们怀疑美国是否能保持既对抗又合作的自觉性。

他们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历史记录有利于他们的论点。同苏联制度的共处没有一个时期是长久的。每次都被克里姆林宫用来作为另一次进击的跳板。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个绝望的忠告。谋求和平共处显然有它危险的一面，但也不能说，采取积极对抗政策会更成功。前者可能削弱我们的斗志，后者则会危及我们国内的团结和与盟国的关系，因为我国政府将会被人越来越猛烈地谴责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美国人民只有嘴上叫得很凶才算保持警惕。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的敌手独家代表世界上一切谋求和平的愿望，逐渐使美国政府处于孤立状态。美国人应该学会接受维持世界力量均势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我们有义务制止苏联扩张主义，这些清醒的认识给我们的政策以动力。但是，正因为美苏冲突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方面，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看不到保持军事均势以外的方面，我们就会削弱自己。在全国充满对越南问题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声时，这样做肯定是自讨苦吃。一九七五年在缓和遭到攻击时，美国国会也没有表现得更愿意抵抗苏联在安哥拉的冒险行径——而且很多鹰派人物竟和多数人一起阻挠美国在安哥拉采取行动。我们决心抵御苏联的侵略行为，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同时指出希望，那么我们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些。鉴于我们的历史经验和不久前所经历的痛苦，究竟能否走好这条羊肠小道，究竟是否注定要在过分的和解和过分的敌对之间反复摇摆，还不能下定论。这仍然是每届政府的基本任务。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我在向国会两党领导人通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时，说明了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要深深反躬自问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相信苏联人，而是我们能不能相信自己。有些人对协定表示不放心，倒不是反对协定的条款，而是担心这个协定会使人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当然也不能要求我们仅仅为了实施一项我们反正要实施的、保障我们民族生存的计划，而保持本可避免的紧张局势。我们不应该在全国造成这样的心理，即只能根据我们反对什么来采取行动，而不能根据我们赞成什么来采取行动。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开辟一条充满希望而不是幻想、具有远大目标而不是徒有温情的新道路？我们能否既宽宏又强大？一个国家很少有机会对这些问题作出有意义的回答。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使我们有机会开始回答上述问题。但命运不让我们完成这个进程，而使我们内部争论不休，虚掷光阴。也许短期内给予结论性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美苏关系对美国人民是个长远的挑战，而我们的安全以及创造美好世界的前景都取决于他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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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华盛顿邮报》。

[2] 法贝尔基（一八四六—一九二〇），俄国人，会做珐琅蛋，揭开蛋壳里面有微型宫殿，内藏珍宝，复活节时沙皇常用这种蛋送人。——译注

[3] 勃列日涅夫喜欢各种式样的汽车，我方送他一辆凯迪拉克牌轿车。他把这两艘水翼船之一回赠给了尼克松。

[4] 即在地面上的。——译注

[5] 例如，这些运算当中之一得出迷惑人的结果：34艘Y级潜艇×16枚导弹=544；加上28艘D级潜艇×16枚导弹=336；两者相加总数为880；外加30枚H级潜艇上的导弹，等于910。

[6]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张实际上使苏联人可以用放弃G级潜艇上六十枚短程导弹的办法来换取设在发射井内的投掷量较大的洲际导弹。这不如总统批准的妥协方案对我们有利。

[7] 在赫尔辛基的美国代表团曾另搞了一项关于潜艇导弹的方案，该方案通过重新给“正在建设中的”一词下定义，得到的实际结果将与现在的方案大体相同。代表团还试图对“重型洲际导弹”的定义达成协议，因为临时协定禁止将“轻型”洲际导弹发射器改造成“重型洲际导弹”发射器。由于苏联人不同意，我方代表团受权发表单方面声明，说明我们所希望的定义是什么，并表示我们期待着苏方将“对这一点给予应有的考虑”。我们过高估计了这种单方面声明的约束作用。（请参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我对国会的情况介绍。）

[8] 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美国著名歌唱演员。——译注。

[9] 见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基辛格》，第三二八页。

[10] 我们返回华盛顿后，六月二日，我同梅尔·莱尔德有一次谈话，我对他说：“我们应该利用这次冻结迎头赶上去，否则，我们就不配当政。”莱尔德表示完全同意。

[11] 一九七二年美苏联合公报关于中东问题的一段文字如下：双方阐述了它们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双方重申它们支持按照安全理事会决议第242号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美苏两国注意到有关各方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进行建设性合作的重要意义，申明它们愿意帮助他完成使命，并宣布它们准备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尽自己的努力。美苏两国认为，实现这样的解决将为中东局势正常化打开前景，特别是将使得有可能考虑进一步步骤以实现该地区的军事缓和。

[12] 一九七二年五月最高级会谈期间，我们同葛罗米柯商定的“工作总原则”内容如下：一、最后协议应是全面的，包括所有各方和所有问题。这并不妨碍协议可以分阶段实施，某些问题和争端也可优先解决。二、协议应包含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的规定。三、如果出现边界调整的问题，应由有关各方自愿商定。四、双方就安全问题所作的安排可包括非军事区、联合国人员在沙姆沙伊赫的临时驻扎以及由苏美适当参加的最有效的国际保证等项目。五、协议应导致交战状态的结束并建立和平。六、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自由应该得到保证。这和埃及对运河的主权是完全一致的。七、承认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中东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作为解决基础的基本原则之一。单方面的意见美方的立场是，在完成协议的某个阶段应该由各签字国进行谈判。苏方的立场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应该在公正的基础上并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