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结果：安瓦尔·萨达特在一九七二年七月把苏联人从埃及驱逐出去了。

尼克松和我一样，甚至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就知道萨达特对苏联的幻想越来越破灭了。埃及虽然完全依赖苏联军事上的支持，然而苏联却未能就解决争端或者促使以色列从阿拉伯领土撤出取得任何进展。萨达特本人曾经在二月和四月去过莫斯科。在这两次访问之间，开罗和我们开辟了一条秘密渠道。我们之所以决定使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公报在中东问题上保持冷漠，以便看看我们的战略还可能产生一些什么其他的结果，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战略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为了弄清中东这一重大变化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回顾将近两年以前发生的事情。

纳赛尔的去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九七〇年底在中东是个转折点，尽管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约旦危机和苏伊士运河沿岸的紧张局势是阿拉伯人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即认识到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在于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但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也许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去世和萨达特的上台。

当时我们对萨达特不太了解。他是一九五二年推翻法鲁克国王那批军官中的一员；但是多年来，我们的专家并不认为他是个重要人物。起先，连萨达特凭他自己的本领能否当上埃及总统这一点都没有把握。纳赛尔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去世后，任何人去接班都会遇到困难。何况萨达特演说很随便，来自农村，纳赛尔当政时期他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又较低，别人也就看轻了他。纳赛尔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正是我和总统地中海之行的时候。第二天，一位记者向我问及萨达特。我说，我认为他是个过渡性人物，最多待上几个星期。这是我最大的错误判断之一。一九七一年期间，萨达特逐渐挫败了他的对手，五月间完成了一次惊人的清洗，把一伙阴谋搞掉他的强大的亲苏集团清除了。他渐渐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并在国际上自由采取行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少局外人（肯定不是我）能够设想萨达特后来怀着多大的勇气、先见和决心使他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事务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萨达特就是这样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秋季危机的另外一个没有这样引人注目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哈菲兹·阿萨德在叙利亚上台。阿萨德不像萨达特那样具有远见卓识，但是他使叙利亚得到空前的稳定，在克服国内长期动乱后，成为一个勇敢和比较温和的领导人。）

我国政府确定了的政策似乎是（有时确实是）难以改变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埃及领导人的变动并未使美国国务院改变它关于外交行动的原先设想。国务院的努力在一九六九年停顿下来了。一九七〇年六月美国恢复了努力，建议沿着苏伊士运河原地停火，但是由于纳赛尔违反原地停火协定以及由于约旦危机，不久又作罢了。一九七〇年底，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好像在这期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双方的立场也许变得强硬起来了，并且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因素，这两者都不成其为放弃速成外交的理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底，国务院以尼克松十二月三日写给梅厄夫人的保证信为依据（这封信是罗杰斯促使尼克松写的），终于说服以色列人回到雅林主持的谈判中来，他们是由于埃及违反原地停火协定而在九月正式退出谈判的。但是甚至早在取得以色列同意之前，乔·西斯科没有得到白宫的许可，就发出指示，敦促雅林根据一九六九年我们对最后边界与和平条款（罗杰斯计划）的建议重新进行他的调解任务。西斯科没有理由相信双方会对至今还对立的立场进行妥协，但正如他在一月初告诉我那样，如果雅林至少去尝试一下，也没有坏处。一个外交家不应该因为盼望奇迹而受到责备。

以色列人由于尼克松十月份批准的新的九千万美元的武器援助计划而得到安抚，他们在一九七一年初主动邀请雅林访问以色列，开始他的调解活动。雅林马上遇到一年前使会谈陷于僵局的问题，即以色列坚持要的是“和平”；埃及坚持要的是撤兵。以色列于一月八日向瑞典调解人递交了一份列举“和平要点”的文件——这些要点包括结束交战状态、恐怖主义、经济封锁和抵制，以及建立“睦邻关系和合作”。以色列寻求带有适当安全保证的“安全的、公认的和商定的边界”——换句话说，以色列打算取得埃及的领土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总之，以色列的一贯立场一点都没有改变。

雅林在一月十三日把以色列的文件交给埃及人。几天后，开罗用文件作出答复，重申埃及的一贯立场，这就是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并要求以色列放弃“领土扩张”政策。雅林利用程序上的把戏，拼命设法调和双方的对立。他在把埃及的文件交给以色列征求意见之前，先使文件变得婉转一些，删去开罗在开头的一些刺激性的话，如批驳以色列的文件里并未对原先的立场增加什么“新的东西”。雅林试图平息疑虑，结果适得其反。作为相互宣传战的一部分，埃及和以色列都最终把自己的立场泄露给了报界。当以色列人在报纸上看到埃及文件和他们从雅林手里正式收到的文件并不相同时，当然无助于增强以色列人的信任。

不出我的所料，第一轮雅林会谈的结果是陷于僵局。乔·西斯科一月二十一日告诉我说，他并不期望取得更多的东西。他现在说，这些努力的目的在于促使埃及人在停火协定于二月初到期时加以延长。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在两个星期后，雅林在国务院的鼓励下提出了他自己的实质性的想法，试图打破僵局。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正是一九六九年事情的重演——为了进行活动而活动，又给自己规定了期限，为了满足期限的要求，只能靠粉饰不可调和的分歧，因而使得破裂更加不可避免。在一月份交换文件的基础上，雅林在二月八日向双方提出了新的建议，要求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以埃边界（以具体的安全保证为前提），同时要求埃及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定。以色列人十分恼怒。他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雅林的文件是根据一九六九年罗杰斯计划制定的，这一计划当时就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们还对雅林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权力表示异议，认为他只是充当信使，仅拥有提提问题的权力。对以色列来说，雅林文件不仅在实质内容上要反对；在以色列人看来，文件本身的提出这一事实就使得萨达特没有必要对以色列以“和平”条款为中心的立场作出反应。

上面所进行的外交活动都没有和白宫取得任何真正的联系。例如，雅林把自己的文件递交给双方的那天，也正是我为了讨论未来策略召集了高级审查小组开会的日子。一月间，罗杰斯国务卿和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联系，也在事后才告诉白宫——我手下那位能干的参谋哈尔·桑德斯尽最大努力打听到这一过程。这些联系包括罗杰斯向里亚德保证，美国将作出“全面努力”在一九七一年以罗杰斯计划为基础使问题得到解决——这种做法根本没有得到白宫的支持。如果说以色列人被雅林提出的主张的实质内容所激怒，那么，由于我们鼓励雅林提出的建议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埃及人很快就会幻想破灭。因为一九六九年的僵局现在又重新出现，双方都很生我们的气。以色列人拒绝接受回到一九六七年边界的原则，而埃及人坚持这条原则，这样，到二月下旬雅林的试探归于失败。然而雅林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埃及同意签订和平协定，而不仅仅是宣布互不交战，条件是以色列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但是，因为这个条件遭到断然拒绝，所以雅林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结。

美国政府里是有人赞成把罗杰斯计划强加给以色列人的。但是，正当老挝危机，总统对此不感兴趣。而且这在战略上站不住脚。只要埃及事实上是苏联的一个军事基地，我们没有理由代表苏联的附庸来反对自己的盟国。这就是我一直反对全面解决的原因。全面解决将为双方所拒绝，显示出我们的软弱无能，或者成为苏联压力可以解决问题的样板，从而只能对苏联有利。我的目的是制造僵局，直到莫斯科极力主张妥协，或者更好些，直到某些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认识到只有通过华盛顿才能取得进展。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微妙的中东外交感觉更灵敏一些，我们就可能觉察出埃及立场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些征兆。萨达特在二月四日对埃及国会的报告中接受延长停火协定的期限，并透露出临时协定的想法：以色列从苏伊士运河部分撤军，允许重新开放运河，作为“整个时间表的第一阶段，这个时间表可以随后商订，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二百四十二号决议的其他条款”。而且前面已经提到，埃及二月十五日给雅林的答复第一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协定。（当然，条件是要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而以色列是不会接受的。）

萨达特把一九七一年二月的这些步骤看作是走向和平的遥远、艰巨而又不寻常的旅程的开始。[1]他关于苏伊士运河临时协定的建议成为一九七一年外交的焦点。这个意见最终反映在一九七四年一月的脱离接触协定中，这一协定标志着一九七三年战争后和平进程的开始。萨达特想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定的愿望八年以后成为戏剧性的现实。不幸的是，我们当时对萨达特行动的意义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这是因为有一万五千苏联军队驻扎在埃及，以及萨达特和莫斯科签订了友好条约的缘故。

临时解决的主意

从运河临时撤军原是一九七〇年夏末点子多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想法。达扬的方案要求在运河两岸双方撤军或减少军事力量。达扬的想法当时还不是以色列政府的正式建议；他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访问华盛顿时不得不加以否认，说只是以色列一贯立场以外的“理论上可供选择”的设想。这种一贯立场就是，除非签订最终的和平协定，以色列不会让埃及获得重新开放运河的好处。事实上，我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肖拉姆饭店见到梅厄夫人时，她曾问起我对达扬的主意的看法，当时梅厄夫人乘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机会正在访问华盛顿。我告诉她说，我还没有详细研究这个主意，但看起来似乎是个好办法。这一建议在一九七一年初又重新提出来了。有一位埃及将军一月十一日到我们驻开罗代表处主任那里，以萨达特的名义表示对达扬的建议感兴趣。其后，萨达特在他二月四日的讲话中又公开重申了一下。

临时协定在一九七一年未能成为事实的原因，也就是全面解决的办法所以失败的原因：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双方怀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埃及希望把临时协定作为走向全面撤出的第一步，而达扬把它提出来是作为阻止全面撤出的手段。对达扬来说，部分脱离接触的好处是：绕过雅林外交，把会谈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更容易在符合以色列的国内政策的情况下加以处理。最重要的是，它将推迟讨论边界的最后划定。临时协定的实施将稳住苏伊士前线，并且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埃及如果面临失去重新开放运河所获得的经济实惠，它就不太会发动战争了。这些理由说服了梅厄夫人，她在二月九日的讲话中接受了萨达特要求沿着运河后撤的建议。

然而对于萨达特来说，脱离接触包括广泛的以色列撤军，远比达扬想象的有限后撤为多。达扬建议双方撤军或者减少部队，而萨达特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新闻周刊》中建议，要以色列撤回到“阿里什线后面”（撤出西奈一半还多），并让联合国部队接管沙姆沙伊赫。萨达特还坚持埃及军事力量跨过运河，而达扬认为双方都要从运河撤退。最重要的是萨达特签订临时协定的条件是要根据罗杰斯计划制订双方同意的全部撤出的时间表。以色列却完全拒绝这一点。

只要和全面解决联系在一起，脱离接触的谈判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而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就认为没有理由使我们自己卷入进去。我们手中握着的王牌是：如果我们的牌打对了，我们在外交上就能产生实质性的进展，而苏联能够答应的东西只是在战争中提供帮助。但是为了使这一策略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办事见效，不能轻举妄动，损害自己的威望。为了取得成功，临时协定必须和全面解决分开。如果联在一起，我们就会由于追求虚幻，使我们的影响消失殆尽，说是代替困难重重的全面解决方案，事实上依然重重困难，因而和莫斯科同样一筹莫展。

然而，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国务院在二月底雅林使命失败以后，就马上起劲地提出了临时协定的主意。国务院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和以色列人私下讨论采取临时步骤的好处，早在三月六日就和拉宾商讨具体的办法。以色列二月二十六日拒绝雅林的建议，八天之后还来不及考虑下一步如何走法，国务院就行动起来了，这种速度无法减轻以色列长期以来的疑虑。它担心再度被匆匆忙忙地卷入把临时协定和最后解决联系起来的外交活动中去，而这是以色列所反对的。没有一致的目的，想用程序上的花招来填平双方看法上的鸿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时使各方相信，我们同情他们对临时协定的看法；其必然结果是幻灭、沮丧和僵局。

我的想法是利用一个临时协定来打破僵局。如果成功了，将为进一步取得进展打开方便之门。但是我也不同意那些把临时脱离接触看作是避免再作任何撤退的人。恰恰相反，我认为沿着运河脱离接触的主要优点是推动谈判，最终可能导致以色列和某些或者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这当然是“逐步”前进的概念，它在一九七四年肇始了和平进程。）

尼克松让我探索有无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没有给我谈判的权力。为此，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向多勃雷宁提出了一个独立的临时协定的想法，看看苏联是否准备不再和详细全面解决方案挂钩。我分别在三月中旬和阿巴·埃班，三月二十五日和埃及驻华盛顿代表阿什拉夫·古尔巴勒谈论这一设想。我的想法是采取一种初步行动，促使双方同意进行撤退，而不对最终目标承担义务。因为多勃雷宁不愿意讨论我的想法，所以谈判又回到通常的渠道。不出所料，结果是各方甚至对有限度的协议都不准备同意。

以色列人在四月中旬拿出了一份文件，上面是他们提出的办法的细节：以色列从运河后撤，距离没有说（但是肯定是短的）；埃及军队不得越过运河；减少运河埃及一侧的埃及部队；没有期限的停火；不和任何进一步撤军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拉宾在向国务院公开提出之前就给我看了拟议中的以色列立场的文件。我劝他说服他的政府修改一些内容，否则会谈就无法进行。不加修改的以色列最后文本对埃及来说肯定是不可接受的。

可是罗杰斯却决心要加快他认为是有希望的试探。四月十九日，他得到总统的同意，访问几个中东国家，寻求埃及和以色列在临时解决方案方面的共同点。我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备忘录中向尼克松表示了我的怀疑：

如果罗杰斯出访要加快外交进程，进一步加剧目前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僵局，那就特别令人担心。为此，我认为重要的是，你得告诉国务卿，在没有向我们充分报告之前，在没有得到你有关任何改变现状的明确许可之前，不要让他偏离目前的做法。

然而，除了警告以外，我无能为力。尼克松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的国务卿发生冲突，即使他同意我的分析，他也无法实行上面提出的约束，何况我的分析还远非定论。

罗杰斯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初访问了中东。他在以色列和埃及的会谈暴露出根本的分歧。萨达特想要让埃及部队在运河两侧驻扎，而以色列坚决不同意。（达扬除外，他明智地认为驻扎一些埃及警察也许是可以的。）萨达特坚持要以色列在原则上承担义务，把运河协定和一九六七年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以色列不愿承担这样的义务（虽然达扬告诉西斯科说，他认为临时步骤是不间断的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而他是政府中很少的这样几个人之一）。罗杰斯之行除了使达扬在以色列政府和他本人立场上的分歧被公开以后陷入困境之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哈尔·桑德斯在五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一篇精辟的分析中说，他担心萨达特可能指望罗杰斯送来运河协定。萨达特刚刚对他政府中的亲苏分子进行了大清洗，很可能需要外交上的进展，“使他的政策得以推行，并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将使对方大失所望。”当罗杰斯向尼克松提出旅行报告时，我附上了一份我自己的分析，调子和桑德斯的一样：

所有这一切要我们冷静考虑的是：萨达特采取行动（清洗他的对手）主要是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地位，可是美国却已经在无意中深深地卷入进去了。由于时间上的巧合，在许多人心目中，国务卿的访问和对签订运河协定的期待将和萨达特的重大行动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不能表明他寻求谈判的政策取得成功，那么不管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美国就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虚幻的备忘录

在这个时候，寻求临时协定变成了一个侦探故事。要弄清谁向谁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是越来越困难了。白宫无法分辨双方是在提出各自的意见，还是在解释我们共同的意见，也就不能迫使我们公开支持我们私下告诉他们的那些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外交官员进行了白宫完全不知道的特殊活动。作为罗杰斯之行的继续，我们在开罗的外交代表帮助埃及人起草他们自己关于临时协定的反建议。这个事件不仅暴露了国务院倾向于把临时协定作为一致同意的（但又是达不到的）全面解决的一个阶段，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埃及人提出认为是我们同意的建议后，美国又没有能力付诸实施，就将使开罗对美国外交更加不满；他们认为我们要么是无能，要么是欺骗。

三个星期以后，白宫才对开罗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事情显然是这样的：驻开罗的美国利益代表处[2]主任唐纳德·伯格斯五月二十三日会见了埃及外交部的官员，讨论有关埃及立场的文件。埃及人征求了伯格斯的意见，他便写下了详细的想法，并把写的东西留给了埃及人。后来得知，伯格斯的草案和埃及的正式提案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而埃及的提案最终由萨达特在六月四日交给了我们。这种做法不同寻常，我仍然深信，没有一个像伯格斯那样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家未经上级授权会这样干的。这种做法也必然要遭到失败，把我们置于困境。后来伯格斯备忘录一事的消息泄露给报界时，国务院予以否认，说备忘录并不代表美国的官方立场。[3]埃及人现在更加生气了，对否认感到震惊，他们认为美国对本来是它自己的想法都办不到，觉得十分失望。以色列人也很恼怒，因为我们鼓励埃及提出他们曾告诉过我们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条款。说得婉转一些，我也有点恼火，因为这些行动都没有向美国总统透露。

接着又打来了另一发更重要的炮弹。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萨达特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在萨达特的自传中，他把这个协议作为他在埃及政界中清洗和监禁所有的高级亲苏分子后对苏联感情的一种安抚。[4]现在我相信这一点是他的主要动机——虽然当时我们谁也不了解萨达特。但是，这肯定也反映了苏联的新的果敢精神，以及萨达特对反复无常的美国外交的沮丧。这必然使以色列人感到惊恐，并使临时协定更难达成。国务院对此有更为乐观的评价，这点并不令人惊讶。罗杰斯向尼克松报告说，友好条约“由于强调长期军事支持，加强了（萨达特）对付军方的地位。条约有助于保持他在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灵活性。”（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不到三个月后签订的苏联-印度友好条约作出了完全相同的分析。）我在五月十三日写备忘录给总统，不同意罗杰斯的评价：

埃及军队依靠苏联的支持。萨达特在清洗党和政府之后，现在依靠军队作为他的权力基础。与其说是加强萨达特在谈判解决运河问题方面的灵活性，不如说条约使苏联对未来的谈判有了否决权。这样，不管谈判的结果如何——无论如何，苏联人是苏伊士运河问题获得解决后的主要受益者——最近的事态发展也许已经扩大了苏联长期的影响。一旦重新发生冲突，苏联人肯定会比过去更多地卷进去。

我不知道尼克松接受了谁的看法。我唯一的线索是尼克松在我的备忘录旁边写上了他的忧虑，说“我们不能让这件事作为给以色列增运武器的借口。只有在确凿证据说明苏联的军援估计将严重影响力量平衡时，我们才作出反应，增加对以色列的援助。”尼克松在六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大致相同。我们处于同时同埃及、以色列和苏联对抗的危险之中。

由于不了解萨达特，我以为他仍在玩纳赛尔的把戏。而且，萨达特的急躁情绪越来越明显，他多次宣布一九七一年在中东必将是“决定性的一年”。我们的战略只能是挫败埃及以军事威胁以及和苏联相勾结为基础的政策。因此，萨达特和苏联人的友好条约，不管其动机如何，并没有推动我们如他希望的那样去帮助他。相反，友好条约增强了我更加放慢和平进程的决心，以表明苏联的威胁和条约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国务院仍然急不可待。七月一日我去亚洲（和中国）的那天，西斯科向拉宾大使试探关于访问以色列、讨论临时解决方案的可能。（当我出国作十二天的访问时，国务院新的主动行动就出现了，这不是一个巧合！）我已经说过，我在亚洲的时候，设法说服了总统在我回来之前不要对中东问题作出任何重大的决定。总统以七月十六日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中东问题为借口，使得在此以前无法采取任何新的主动行动。七月十六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特点是：总统抱怨亲以色列的院外集团的活动，莱尔德反对继续向以色列提供飞机，罗杰斯迫切要求西斯科访问以色列。会议结束时，尼克松批准了西斯科的访问，以便摸清以色列的立场是否有任何松动。结果并无松动。西斯科之行的收获微乎其微，回国途中甚至不屑在开罗逗留。

正是在这个时候，即我访问中国回来和国务院寻求临时解决方案失败之后，我第一次积极地插手中东外交了。

卷入

最终使我卷入中东的具体外交活动是因为尼克松不想在选举年去冒不断发生中东危机的风险。因此，他要求我插手，哪怕只把事情平息一下也好。我的第一个行动是摸清苏联人事实上是否愿意把他们的建议变得和缓一些；如果不愿意，我打算把他们拖进长期和没有结果的谈判中去，直到他们或者某些阿拉伯国家改变立场为止。苏联人仍然抱怨美国在中东进行单方面的外交，这种抱怨与其说反映他们对不能参与其事的不满，不如说他们急于宣扬我们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和多勃雷宁举行的会谈中故意进行拖延。但是在七月十五日发表关于访问中国的公告后，我们在尼克松八月五日给勃列日涅夫的安抚信中提出了超级大国在中东问题上合作的前景。尼克松在八月四日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过相似的建议。多勃雷宁在八月五日向我问及我们的打算。我脑子里还没有具体想法（也没有授权我提供什么具体想法），我说这仅仅反映了我们愿意进行广泛基础上的谈判。勃列日涅夫九月七日回信给尼克松，重申苏联对中东问题的解决感兴趣。他对我们早些时候中断和莫斯科关于这个问题的直接交道表示不快。

苏联是在他们加紧在埃及军事活动的背景下作出这些表示的。例如，以色列于九月在运河上空击落了一架苏联进攻性轰炸机——SU-7型喷气机；一枚埃及的地对空导弹摧毁了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机。埃及把它的一些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向前移动了；没有苏联的同意和合作，这是无法做到的。同时，国务院作出暗示，我们将推迟把飞机运给以色列，除非以色列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梅厄夫人九月十七日写信给尼克松，重申以色列对临时解决方案的观点，但是同时对于在越来越多的苏联军事力量在埃及出现的时刻停止向以色列运送鬼怪式喷气机，表示了“严重关注”。

要使临时协定的谈判打破僵局而不是加剧僵局，可能需要采取新的方针。九月二十三日我给尼克松写道：

临时解决方案的麻烦在于想要取得的东西太多了。最初的想法仅仅是双方削减部队。从最初这一想法发展到萨达特坚持要把他的部队开到关键的西奈各关口，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得对以色列施加和取得全面解决所需的几乎同样的压力。

据我看来，现在主要的希望在于使埃及的期望减低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现实地期待以色列立场的改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谅解。官方的立场是和巨大的期望连在一起的，也许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如果可能的话——是通过不那么官方的交换意见，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我的“不那么官方的交换意见”部分地是从苏联人给我的建议中得到启发而提出的。多勃雷宁九月二十日预先告诉我，葛罗米柯在九月二十九日会见总统时将要建议把中东问题通过专门渠道去处理。在我这方面，我也告诉多勃雷宁说，这至多是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一些探索，看看是否值得这样做。中东问题甚至比柏林问题还要复杂得多（我们刚通过专门渠道成功地解决了柏林问题）。我们难以控制的因素很多，而且卷入各方的轻率程度着实惊人。

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另一次会谈的前景也需要和埃及接触。九月十六日我和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有声望的开罗报纸《金字塔报》的主任阿里·哈姆迪·加麦尔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试图让我和他的主编穆罕默德·海卡尔举行一次秘密会晤，海卡尔是萨达特的密友。加麦尔邀请我去开罗；他讨论了另一种办法，接受一位私人企业经理的邀请，由他作东，在他家里安排我和海卡尔的会晤。[5]接着，在十月初，伊扎克·拉宾也极力要求我参与临时协议的谈判；他私下对我说，如果我能参加，如果总统能够保证要求不是漫无节制的，以色列的条件可能会灵活些。我对加麦尔和拉宾两人说，如果我决定参加进去，他们各自的政府需要作出必须作的艰难的决定。埃及必须放弃它要求全部撤军的先决条件；以色列必须准备提出一个合理的一揽子计划。只有取得进展，总统的威望才值得去冒风险。

这时候，总统本人也鼓励我更积极地卷入——至少为了使事情保持平静到一九七二年选举以后，减少对选举造成的损害。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尼克松会见葛罗米柯外长，我们按照通常的程序，缩短了包括国务院成员参加的大会，以便尼克松和葛罗米柯在总统办公楼的密室里私下会谈。尼克松虽然把葛罗米柯的建议和苏联对越南援助一事又联系了起来，但是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即由多勃雷宁和我来认真探讨有关中东的各项问题。

接着，我于九月三十日晚上去了一趟苏联大使馆，和葛罗米柯进行了两小时的私下会晤。我跟他再一次讲到通过特别渠道解决中东问题的困难，这和柏林问题不一样。在柏林问题上，有关各方都想要一个协议；在中东问题上就不那么明显。我指出，我不想代表总统卷进去，除非达成协议有相当把握，这就是我提出先进行试探性会谈的理由。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以色列人从运河撤退四十公里还是二十公里的细节，而在于以色列撤退这一事实本身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埃及必须决定它要的是实质性的东西，还是理论性的东西；现在还不存在对最后解决形式取得一致意见的可能性。临时解决方案里要包括的抽象理论越多，就越不可能达成临时解决的协议。实际上，如果我想浪费时间，我就要求临时协议把最后解决办法具体化，因为有关方面永远不会同意。如果我和总统将卷入进去的话，那必须是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我认为这就意味着在最后目标方面不可能十分具体。

葛罗米柯拒绝了这个看法。他坚持要使临时协议和最后解决方案具体和详细地联系起来。他争辩说，在最后解决方案订出之前，在确切的时间表订出之前，不可能有第一阶段。据苏联看来，最后解决不能迟于签订临时协议后一年，虽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商谈的。（葛罗米柯没有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协议还有什么价值。）他认为最后解决必须规定以色列从它占领阿拉伯国家的所有领土上撤出。换句话说，苏联仍然支持阿拉伯最高要求的立场，完全忽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就没有寻求临时协议的必要，我们也就没有和莫斯科共同努力下去的动力。没有迹象表明苏联愿意敦促它所庇护的人放灵活一些。然而，葛罗米柯曾在密室里向尼克松提出一个建议，表面上苏联的一贯立场似乎有了吸引人的改变。葛罗米柯说，如果取得全面解决，苏联人准备从中东撤出自己的部队，参加对这一地区的武器禁运，并对实施参与解决方案作出保证。但是和往常一样，这些建议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有内容。它仍然要求我们强迫以色列接受它认为损害自己安全的边界。答应要撤走的苏联部队要到整个过程的末了才撤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为这一安排做了我们全部该做的事情以后，苏联人才有所行动。即使这样，苏联自己从埃及的撤退还要以美国从伊朗撤走美国顾问为条件。所有这些都是正当萨达特威胁要在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时候发生的。（这是我们对印度袭击巴基斯坦反应如此强烈的原因之一。我们要使苏联真正懂得，如果它指使别人在中东进攻，我们的反应将会更加激烈。）

但是葛罗米柯谈话中至少也有些新的东西，足以推动多勃雷宁和我举行试探性讨论。讨论会促使苏联人愿意在来年保持中东的平静。这种策略将会增加埃及人对苏联政策的不满。

随着一年一度在纽约举行的外国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国务院再次行动起来，试图消除埃以分歧。罗杰斯在十月初联合国发言中透露了关于苏伊士运河临时协定的想法。这是和建议举行“就近谈判”一并提出的，由一位美国外交官奔走于住在纽约相近旅馆的两个代表团之间，进行传话谈判。不用说，埃及和以色列都不期待会谈出什么结果，因为双方的立场仍然无法调和。双方都不可能因为这种过分热心的谈判而作出让步。以色列人尤其担心他们在没有充分得到美国关于武器供应和最后目标的保证的情况下，又将被迫进行无益的外交努力。萨达特十月访问了莫斯科，回国时带着公报里苏联将进一步努力“加强”埃及军事力量的保证，这件事无助于减轻以色列人的担心。（甚至罗杰斯都激动得对该保证公开表示“遗憾”。）

一九七一年末，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国务院一心追求无法达到的目标——以及苏联缺少想象力——造成了僵局，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接着，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尼克松采取步骤，使我开始掌握了推行中东外交的实权。梅厄夫人十二月二日访问了尼克松，两位领导人在战略和策略两方面都达成了决定性的谅解：即暂时放弃寻求全面解决的办法。（甚至国务院都得出了此路不通的结论。）相反，只是继续争取和埃及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西斯科将通过公开渠道进行埃以之间的“就近谈判”。但是真正的谈判将在以色列大使拉宾和我之间以及多勃雷宁和我之间举行。如果通过这种秘密渠道取得进展，我们可以把结果放到“就近谈判”中去。换句话说，我们最终在中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我们在其他谈判中也是采取同样办法的。只有埃及人还留在外边，但是我完全相信他们早晚要参加进来的。

幕后探索

尽管有了新的谈判渠道，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仓促行事。首先，在一九七二年初，西斯科和拉宾必须解决一年一度给以色列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免由于徒然试图约束以色列而引起周期性的争吵。我们往往最后同意以色列的要求，但是总是经过国内的政治争论，这种争论无助于推动会谈，只是使政府显得软弱无能。军援问题最终解决之后，以色列在二月初同意了国务院提出的“就近谈判”——可是这个主意又被埃及拒绝了。在此期间，我设法试探苏联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苏联在临时协议问题上的行动是要想改变目前的外交格局的一种计谋呢？还是想向他们所庇护的人证明所谓我们亲以色列的偏向？最为重要的是，我估计谈判拖得越久，萨达特就越有可能试图直接和我们打交道。苏联人做中间人对我们无疑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答案马上就来了。我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开始和多勃雷宁讨论，很快就证实葛罗米柯的灵活性是表面的，不是真实的。苏联人就像在整个尼克松政府时期一样，仍然是僵硬的。他们机械地支持阿拉伯最高纲领，不愿意冒任何风险，甚至在讨论关于苏伊士运河的临时协议时，都退回到原先的立场上去了。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一样，非常愿意寻求脱离接触，但是要以密切联系全面解决为条件。我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又一次扼要地指出莫斯科的困境：

他们庇护的人无法赢得这场对以色列的战争。因此，目前这场在暗中沸腾的危机拖下去只能导致以下两种形势中的一种：要么使阿拉伯人相信他们和苏联结盟解决不了问题，要么埃及人发动战争，使苏联面临作出军事支持的决定，所冒的风险要远远超过可能取得的任何成果。

我提出了一种策略来打破僵局。最重要的一点是——后来这点在卡特政府早期的一些建议中重新提出过——试图消除以色列坚持改变边界和阿拉伯方面要求回到一九六七年边界之间的巨大差距。我的想法是把安全问题和主权问题分开来：埃及将重新获得对整个西奈的主权，但是允许以色列在埃及土地上的规定地带保持若干防御据点。我私下和以色列人谈这个问题。拉宾和达扬接受了这个主张，到一九七二年初订出了某些原则：以色列同意撤到西奈各关口的西边，以换取停火协定维持到一九七四年初；埃及警察可以越过运河，但埃及军队不能越过；和最后解决的联系不作明确规定；以色列将不干涉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这些条款许多都体现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最终达成的第一个脱离接触的协定里。）

与此同时，苏联仍然寸步不前。多勃雷宁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表示莫斯科可能愿意讨论把安全和主权分开的概念，但是像葛罗米柯在四个月之前一样，当莫斯科了解到我们准备认真探讨这一问题时便马上退却了。我现在认为莫斯科当时没有和开罗达成给予莫斯科灵活从事的任何谅解。多勃雷宁后来从未再谈起这件事。

三月间，多勃雷宁敦促我制订一项我们自己的广泛的和平计划。他说，就莫斯科而言，对我们的建议作出反应比主动偏离阿拉伯立场要容易些。这无疑是真话。同时我们也已经知道阿拉伯对以色列同意的任何建议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时常公开地拒绝这些建议。如果我们通过苏联这条所谓秘密渠道提出的东西跟以色列的立场不同，莫斯科就会利用它来表明，靠着莫斯科的帮助才能取得这些成果，而我们则将再一次受到双方的责难。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莫斯科提出跟以色列相同的建议，莫斯科则将利用它表明，和我们打交道是徒劳无益的。

我的策略没有改变。我们没有理由修改我们的政策，除非一些阿拉伯国家表明愿意离开苏联人，或者苏联人准备和阿拉伯最高纲领脱离关系。苏联人从未使这个难题得到解决。同时，由于他们和伊拉克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签订友好条约，并随后马上运去大量武器，增加了我们的不安。苏联人在最高要价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同时还为施加最大的军事压力创造条件。

河内在三月三十日发动的复活节攻势开始后，我中断了和多勃雷宁在中东问题上的私下会谈，以表示对苏联运送武器使北越人有可能采取攻势的不快。一直到我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访问莫斯科，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时，才恢复在中东问题上交换意见。在那次访问中，葛罗米柯递交了一份全面解决的文件，对他去年秋天提出的让步作了最僵硬的解释。他争辩说，只有伴随着“全球”问题的解决，埃以问题单独谈判才是可接受的。并且，不管苏联作出什么许诺，在全面解决方案——如果美国不施加最大的压力，这是以色列决不会签署的——每一条款都执行以后，苏联才会履行它的承诺。葛罗米柯继续使先前提出的撤出苏联军事人员的建议失去其大部分意义。首先，一直要到取得全面解决之后才会履行承诺。（换句话说，要到整个过程结束之后，而这个过程据我估计肯定会十分漫长，使协定几乎失去作用。）即使到了那时，苏联还要在阿拉伯国家驻扎部队，数目和美国在伊朗的人员成比例。事情取决于人们怎么计算法，也许根本就没有撤军这回事。

葛罗米柯接着抱有希望地建议设法克服我们国内的障碍。他建议我们公开谈判签订一个沿苏伊士运河脱离接触的协定，条件是我和他同时在全面解决条款方面达成秘密谅解，这些条款在我们一九七二年总统选举后马上公开宣布并且着手执行。我虽然十分自信，热衷于秘密接触，但是我仍认为这是行不通的。这个建议遭到拒绝。

苏联外交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一味追求最大的好处。有时候不断施加压力会削弱反抗，但是这样一来，认真的对话便缺乏推动力，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苏联以武器支持越南进攻，美国国内又已经受到大规模分裂的冲击，加上面临大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种得不到明显好处、却要全力强迫一个盟国接受解决办法的建议，没有一个总统会对它感兴趣。这种建议对我们的战略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错误的估计。苏联领导人的行动表明他们以为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存在是永久性的，可以由克里姆林宫任意安排。早些时候，在三月十七日，我向多勃雷宁指出，他们的地位并不像他一贯描绘的那样优越。克里姆林宫目前的政策只能向它的庇护人保证僵持状态，或者事实上使他们在战争中被击败。多勃雷宁回答说，莫斯科也可以作出选择：大大增加它在埃及的军事存在。我表示怀疑：首先，因为我深信莫斯科在把自己的军队置于一种很容易升级到和美国直接对抗之前，很快就会缩手。其次，主要是因为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战略已在发挥作用，至少对埃及是如此。

埃及向美国开辟了一条秘密渠道

萨达特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访问了莫斯科。埃及和苏联之间事情发展得并不顺利。四月八日，我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说，苏埃关系比起纳赛尔时期显然较为冷淡。我们了解到萨达特要求得到先进武器以及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其规模使人联想起在印巴冲突时苏联给予印度的支持。萨达特的要求包括帮助埃及制造自己的武器。萨达特得到了给予武器的保证，但是没有得到外交或军事上无保留的支持。埃及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但是莫斯科很清楚地估计到——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既然我们在巴基斯坦问题上走到了边缘，如果对以色列的生存提出挑战，必将制造失去控制的风险。而且克里姆林宫给埃及建立军火产业，从而大大减少开罗对苏联供应的依赖，这对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好处。我告诉尼克松，我的印象是苏联人避免同萨达特过分亲近，担心全力支持带来的风险，并在等待我和多勃雷宁的会谈产生结果。像往常一样，他们什么都想要：埃及屈从于他们、最小的风险还有全面解决阿拉伯问题的方案。可是外交上很少有那样的事情。那些想攫取一切的人，那些忘记了政治是讲究实际可能的人，最终将一无所获。

我之所以有信心的更具体的理由是，一九七二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埃及向白宫开辟了一条秘密渠道。

四月五日，一位埃及高级官员在开罗告诉一位美国官员说，埃及对目前和美国保持的外交渠道不满意。他的政府认为我们在总统一级建立联系，避开两国外交部是重要的。埃及人建议，让赫尔姆斯或者我访问开罗；另一种办法是与我身份相仿的对应人物、萨达特总统的国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菲兹·伊斯梅尔来华盛顿。对于双方避开外长的建议，我并不感到震惊或生气。我确实认为这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四月八日我接到有关埃及新建议的报告后，立即在报告上给我的副手艾尔·黑格写了一句：“艾尔，让伊斯梅尔来华盛顿怎么样？”

可是，由于忙于对付越南攻势和接着准备我的莫斯科之行，我们没有马上作出答复。我们想看看莫斯科会在我们双方的渠道中提出些什么建议。而且听说萨达特将在四月底再一次访问莫斯科，我们不打算答复埃及，以防可能泄露给苏联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策略是最大限度地引起埃及对保持现状的不满，因此从容不迫地行事是合适的。所以直到四月二十九日，萨达特还在莫斯科时，我们才发出答复，他回国后就可以收到。我们说我们对秘密高级会晤确实很感兴趣，萨达特总统为此而派来的代表在美国将会受到欢迎。但是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前不会举行会晤。我们估计在最高级会谈之后举行会晤的前景，比更早地进行势必很少结果的第一次接触，将更能诱使埃及采取克制态度。两个星期以后，埃及人答复说正在研究我们的建议，并且在最高级会谈后六月间给我们正式答复。这正合我们的策略要求。

同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埃及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发展。萨达特四月的莫斯科之行显然增加了他的担忧，担心苏联可能想保持中东的现状。甚至四五月间空运先进的苏联装备也没有减轻萨达特潜在的不安。五月二十二日我给尼克松送去了我的估计，认为萨达特和苏联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保护人和心怀疑虑的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彼此信任的平等伙伴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萨达特是我所遇到的很少几个真正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具有一个伟大政治家所特有的见识和勇气。他有胆量发动一场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支撑下去的战争；开战后不久又马上走向和平，表现出节制性；他还有改变几十年来僵硬态度的才智。但是在一九七二年他的这些优点还没有显露出来。萨达特发出许多威胁，但没有见诸行动。在雅林主持的谈判期间，萨达特比他的前任更为灵活，但是他显然还没有抛弃纳赛尔的幻想，以为有了苏联武器的支持就可以坚持那些无法实现的要求。我们和萨达特没有经常的对话。我们没有一个使者能够透过他颇具魅力的风度了解到他真正的想法。在一九七二年四月秘密渠道开辟之前，我们大多数严肃的交易是通过莫斯科的这条渠道。因此，我对埃及建议的反应主要是战术性的：继续使萨达特感到他的方针是徒劳无益的，同时和他对话，希望因此而改变他的方针。

这也是我们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讨论中东问题时的背景。由于我们忙于越南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中东问题只是在最高级会谈结束时才加以讨论。正如我们在第二十八章中讲到的，在一次长夜的会议上，我和葛罗米柯为全面解决制订出了一些“总的工作原则”；这些原则含糊不清的地方必然会在萨达特心里引起更多的疑问。[6]“总的工作原则”比第二百四十二号决议案更为软弱，这些原则阐明边界的调整是可能的（省略了修饰语“小”字，这个字在正式文件中成为神圣的东西了）。拟议中有关以色列撤军范围的方案是模棱两可的。我从未弄明白为什么葛罗米柯接受了这些东西，除非他是精疲力尽了——毕竟在莫斯科他比我参加的会议还多，工作时间还要长。结果，这些原则正像我预料的那样，很快成为夭折的许多中东计划的一部分了。

我和葛罗米柯也同意了最后公报的文本，其中只是提一下需要和平解决和赞同雅林的使命。公报并未为雅林谈判或者其他谈判提出具体的指导方针。这一调子温和的公报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它对埃及是个“极大的震动”，萨达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点。[7]公报成为对萨达特和苏联的关系的一个决定性打击。

在这段时期，埃及人在我们三重外交下的经历是令人心神不宁的。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和我们交换信息；他们收到苏联方面关于最高级会谈以及我和多勃雷宁谈话的说明；［注解：苏联人一直到五周之后才告诉萨达特有关最高级会谈的谈话，缓和了他对苏联政策的失望情绪。[8]］而国务院又经常试探埃及人，企图使他们同意参加“就近谈判”。这些做法是令人迷惑的，虽然开罗却因此比白宫或国务院的处境更好，知道来往的有哪些信息。因为国务院一些重要电报不仅没有送给白宫审批；据我现在所知，甚至国务院和阿拉伯关键人物的谈话记录在事后都没有送交白宫。我们往往只是从开罗向它通报的某个阿拉伯国家首都发回的汇报电报中获悉通过国务院渠道传递了些什么。例如我们在事前并不知道秘密地向开罗提出的“就近谈判”的建议。我们在七月十八日从利雅德发来报告前，也不知道西斯科和沙特阿拉伯苏勒坦亲王在六月进行过谈话，寻求亲王帮助说服埃及同意这样的会谈。同样，国务院也不知道我们和开罗的秘密渠道。（我怕不会有很多政治科学教科书会赞成这种办法的。）

很奇怪，除了当事人感到精神负担外，我们的做法没有造成损害。埃及已经主动和白宫秘密接触，因为它对正常的外交程序失去了信心。六月间，开罗拒绝国务院提出的“就近谈判”的建议——然而这并没有明显地减少国务院追求无法获得的东西的巨大热情。

萨达特现在下更大的赌注了。七月十三日，我们通过秘密渠道收到了一个含糊不清的信息，信息里重申，如果我们有新的东西要提出来，他愿意派遣高级代表来华盛顿。在没有任何新的主动行动时，开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会晤。其含义当然是，我们只要简单地表示愿意探索新办法，就可以使埃及的高级代表到来。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个含义不明的信息作出充分评价，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萨达特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声明，宣布他中止了苏联在埃及的一万五千多名军事顾问和专家的任务，要他们在一周内撤走。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在埃及建立的军事设施和装备将成为埃及的财产。

这些决定对华盛顿来说完全是个意外。（那天我正在去巴黎途中，准备和北越人秘密会晤。）我的战略确实是试图诱使开罗减少它对苏联的依赖性。我曾估计过在某一个时候萨达特会准备以要求苏联撤退来换取和我们发展关系。但是，由于我仍然低估了埃及总统，我从未猜到他会以这样大的气派，单方面一举解决这个问题。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他行动鲁莽，没有取得报偿就失去了一笔重要的谈判资本。两天后我准备了一份较长的经过思考的分析：

最近两个月开始明显起来，埃及人已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因为美国大选，在阿拉伯-以色列问题上今年不会有什么外交行动了……这样估计显然是合理的，可是萨达特却面临如何避免由于消极等待而产生形势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在阿拉伯-以色列问题上由于缺少行动而引起的失望在开罗是很深的。

美苏最高级会谈证实了今年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想法，对苏联的批评因而达到高潮，而这种批评甚至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在开罗就已经出现了。赞成去年夏天和美国谈判临时协议的、具有影响的《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在四月发动了一系列有关苏埃关系的公开辩论……

这时我已经得出结论，萨达特的决定并不像我开始想的那样鲁莽。我注意到萨达特明确拒绝了在使用苏联提供的武器方面接受任何限制。我推测这一声明“很可能指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埃及各部队里的苏联顾问是苏联防止埃及进攻活动的制动器”。我在全面评价中概括了萨达特采取行动的四种可能的动机，其中之一是增加来年（也就是一九七三年）他的军事选择。

（1）需要对国内的失望情绪作出政治反应；（2）需要避免使中东问题在今年无所作为的一年里完全被冻结起来，并且表明他自己为此而采取行动；（3）需要为明年的进攻行动取得苏联更大的支持；（4）利用这些步骤来诱惑美国，表明他可以削弱对苏联系。

萨达特在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又作了两次讲话。虽然他声称在一九七一年受到美国的欺骗，但是他把最猛烈的攻击指向苏联。萨达特指出，他在美苏最高级会谈之前就警告过莫斯科，开罗无法容忍“不战不和”的局面继续下去；最高级会谈表明苏联对埃及的支持远不如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萨达特第二次讲话是向苏联人发出的间接呼吁，要他们从震惊中吸取教训，使开罗今后在军事方面有充分选择的余地。萨达特宣布，埃及不想让苏联士兵替自己打仗。埃及对制造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不感兴趣。但是莫斯科必须懂得，对埃及来说，中东问题是它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在苏联的议事日程上处于什么地位：

我们的朋友懂得和理解这一点。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第四号或第五号的……因此，和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停顿，使他能够真正理解这场战斗。如果苏埃在这方面的合作能同在技术方面的合作一样的话，一切就会很好。

关于苏联没有恪守它自己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上保证要克制行事的原则，已有不少论述。大多数评论是有根据的。但是如果不指出苏联由于在最高级会谈上把中东问题实质上搁置起来而在埃及和整个中东付出了重大代价，那么记录将既不完整也不公平。肯定苏联保持克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以色列的力量无疑是主要的威慑力量。克里姆林宫也估计到挑起战争会冒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苏联领导人需要美国的粮食，在批准德国条约方面需要我们的支持，他们经不起在如此敏感的地区制造危机的风险。但这正是运用缓和政策应有的结果：既指出风险又鼓励苏联保持克制。在一九七二年，也就是美国深深卷入越南的时候，苏联不同意它庇护的人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为此莫斯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们在印巴问题和越南问题上（更不用说在一九七〇年秋季冲突问题上）表现的坚定性使克里姆林宫深信：再来一次危机将会超过电路的负荷。伴随着坚定性的还有我们在莫斯科的和解姿态，以及发展贸易的前景，都有助于促使苏联采取克制态度。

不管苏联人困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我首先需要使多勃雷宁冷静下来。七月二十日，我真实但有点隐晦地告诉他说，我们不了解埃及国内发生的情况，我们事先没有得到征兆。我们准备继续探索曾在莫斯科讨论过的那些“原则”。多勃雷宁肯定认识到这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安抚。那天下午，他给我带来一封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的信。勃列日涅夫的信带着令人吃惊的厚脸皮争辩说，苏联离开埃及是执行一九七一年九月葛罗米柯给尼克松的撤军建议的一部分，这是作为苏联撤出部队建议的一种定金！信里说，因此现在轮到美国来履行交易中的美国那部分义务，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使之同意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心内容应该是解放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我觉得辩论这个糊涂要求毫无意义。我反复提出要探索在莫斯科谈过的那些原则。这是争取时间以便找出开罗真实想法的最好办法。

我们没有等待很久。同一天我收到一份报告说，埃及情报部门的头头前一天通过秘密渠道和我们联系。他强调，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开罗的要求，提出新的想法作为高级秘密会晤的前奏。我们听说埃及人对沿苏伊士运河达成临时协议特别感兴趣。

我仍然不想纠缠于提出什么“新的”想法而使萨达特感到失望，并使接触一开始就归于失败。我赞成先开始一般性的探索，决定哪些是可行的，然后再决定行动方针。因此，在七月二十九日我给开罗作出答复，重申我们愿意进行秘密会谈，我把这种会谈说成“可能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埃及声称这些会谈只有在新的美国提案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美国观点是这样的：过去在白宫一级举行的所有成功的谈判中，双方首先在预备性讨论中寻求和取得有关协议的原则和总的方针方面的谅解，然后再进行具体谈判。新的提案如果只能导致新的僵局，这对双方的目标都没有好处。因此，美国方面建议在初步接触中只就什么是现实可行的事进行详尽的讨论。这是事情的关键，是要总统直接插手的唯一正当理由。如果能在这一点上达成详细的协议，那么就能制订出详细的方案。

八月间没有从萨达特那里听到任何重要的消息。两位新的可能的中间人出现了：一位是埃及人，自称是萨达特的朋友；还有一位是欧洲商人，据说和埃及高级人士有接触。在和另一个政府接触的初级阶段，我一般是愿意利用各种不同的途径的，但是一旦正当的渠道已经建立，我从不损害它的权威。因此，对这两位自命的中间人就婉转地谢绝了。到八月二十二日就可以明显看出，埃及尚未决定自己的方针，因为那天我们通过秘密渠道得知萨达特还在考虑他的答复，不过答复很快就会作出。接着我们又得知答复还需要几天时间。九月四日我们接到通知说，萨达特原则上接受了会谈，但是将在近日内要求我们作出某些“澄清”。

最后我们在九月七日接到开罗的一份又长又极其微妙的信件。它告诉我们，驱逐苏联顾问纯粹是一个民族自己作出的决定，而不是为了“使别人高兴或不高兴”。换句话说，埃及并不因此而要求给予特别的照顾。信件抱怨以色列似乎对美国的政策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详细叙述了埃及对前几年外交来往的不满以及埃及对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愿望。信件说，上述的一切都不是为会谈提出的先决条件。

我以后慢慢认识到，这些都是萨达特的典型做法。他的谈判手法是从不在细节上斤斤计较，而是创造一种气氛，使得对手在心理上难以反对他的意见。他（和周恩来一样）强调哲理性的谅解，认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议是不能强制执行的，需要双方自愿。概念上的一致有时比细节上的一致更为重要。我不敢说我当时就充分理解了萨达特的远见卓识。伟人是很少的，熟悉他们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天我作出答复，原则上接受和哈菲兹·伊斯梅尔举行秘密会晤，并答应在我另一次莫斯科之行回来后作出更充分的答复。我在九月十八日较长的答复里再一次避开埃及提出的具体问题，因为我想把这些问题留给面对面的会晤。我提出了秘密会谈的可能地点这类事务细节，最后对我们的意向作了一般性说明：

美国愿再次向埃及政府保证，美国有寻求结束中东周期性暴力行动的坚强决心，并强调对为此目的而即将举行的两国政府代表之间的讨论给予极大的重视。

这时候，来往信件的内容已不限于程序问题了。例如，埃及利用这条秘密渠道对我们公开谴责恐怖分子的调子表示不悦，这些恐怖分子袭击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以色列运动员。埃及表示担心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报复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有趣的迹象，表明萨达特事实上反对苏联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九月三十日，我们接到另一封埃及的信件，抱怨我们主张的现实主义太容易使人联想起以色列的立场。它告诉我们，埃及所要的只是得到我们将“开诚布公”地进行会谈的保证。当时我对埃及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了，没有作出有同样人情味的答复。我用不那么诗意的言辞说明我们准备“毫无成见”地开始会谈，“以确定在促进公正解决方面我们可以发挥什么有益的作用。”

这些秘密会谈的目的在于找出一种行动方针，使安全理事会第二百四十二号决议最后得以执行。为此目的而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是当前的主要问题。空头许诺对谁都没有好处。这就是现实主义一词的意义。

双方应该以友好精神会晤，探索一切可能的办法，着手进行持久的、认真的、坦率的意见交流。

正当这些意见交流在进行的时候，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来参加联合国大会年会了。在同总统和我的会晤中，他都重复申述了典型的苏联路线，装作好像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葛罗米柯不愿放弃他视为神圣的立场，尽管他不知道如何使之成为现实。他反对临时解决，宣称埃及会予以拒绝。（我们对埃及了解得比他清楚。）他象征性地敦促全面解决，而以色列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只能换得停止交战状态的声明。我的精力却已经用在越南问题上，而尼克松又深深扎进竞选运动，以致无法进行任何认真的谈判。尼克松直截了当地告诉葛罗米柯，他只能在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才能亲自对中东问题给予关注。我回到我自己的建议上来，即接过莫斯科提出的“总的工作原则”——葛罗米柯现在试图放弃这些原则——把它们应用于以色列的每一个邻国（埃及、约旦、叙利亚）。我知道这一程序肯定不会进行得很快，这就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探索埃及的渠道。美苏关于中东问题的对话停顿下来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剩下的问题只是为我和萨达特的代表的秘密会谈确定日期。我忙于混乱的、最后阶段的越南谈判，无法接受埃及人提出的十月十六日或二十三日这两个日期，对此萨达特表示了极大的谅解。我和萨达特的国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菲兹·伊斯梅尔的会晤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才举行。把阿拉伯世界的联盟关系扭转过来的新时机必须等到我们最后把越南战争丢到脑后才会到来。

[1] 见安瓦尔·萨达特《寻找自我》（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一九、二二一至二二二页。萨达特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对以色列国会发表的演讲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2] 这里不是指使馆，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3] 见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华盛顿邮报》玛里琳·伯杰的文章，题为《特使的“文件”使美国在中东的立场遭到损害》。

[4] 见萨达特《寻找自我》，第二二五页。

[5] 海卡尔后来拒绝了邀请，会晤从未举行。直到一九七二年春，开罗才找到一条可靠的渠道。

[6] 见第二十八章注四。

[7] 见萨达特《寻找自我》，第二二九页。

[8] 见萨达特《寻找自我》，第二二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