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的困境

到了我们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河内的进攻已经泄了气。这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北越没有在占领广治之后一举攻克旧京城顺化，而顺化如果失守则可能会有决定的意义。如同一九六八年一样，河内发动这次全国规模的攻势，与其说是为了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不如说是为了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和上次一样，这次攻势也以军事上的失利告终。三条战线证明是很难密切配合的，供应上就更为复杂；因此西贡方面能够调动它的少量战略后备部队去应付出现的每一个威胁。力量的分散还意味着北越需要花将近三个星期才能把进攻顺化的援军调来，到那时南越的部分战略后备部队就已经调到顺化了。西贡的空运师既在安禄又在顺化一带作战。在中央高地和第一军区都使用了海军陆战队。而南越各师比以前任何一次战斗打得都好。我们大量增援了B-52轰炸机，到五月底达到二百多架，使进攻的部队处于可怕的密集火力之下，因此大部队的进攻越来越困难。由于河内的司令官没有指挥大规模部队作战的经验，问题就越发多了。坦克、炮兵、装甲部队等各兵种彼此失掉联系，进攻常常陷于困境。所以到了六月中旬由于我们的轰炸和布雷发挥了威力，北越的军队就被阻挡住了。

六月九日，我在向总统所做的对五月八日开始的封锁所取得的成果评估中说，南越的前景看来“光明多了”。封锁迫使北越所有的供应都依靠铁路运输，而铁路线又正在被我们的空袭切断。一千多辆火车车厢退回到了边境的中国一侧。结果，供应不得不改用卡车，而卡车的装卸很花时间，在雨季里遇到极大困难。敌人的通讯联络中讲到了弹药的短缺，我们的飞行员报告地对空导弹的发射有明显的减少，这表明河内可能对储备物资实行了定量供应。河内广播电台抱怨：向农业、产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劳力遇到了“一些困难”。贪污腐化和黑市成风促使北越用激烈的调子对它的人民进行告诫。

我的备忘录继续写道，河内看到莫斯科和北京对我们五月八日措施的反应，只能认为审慎和节制得使人气愤。苏联拒绝取消最高级会谈使北越深感不安和恼怒。我们出访的前夕，河内公开警告（不指名的）它的共产党伙伴们不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世界革命利益之上”（这就是说置于河内利益之上）。几天之后，五月二十一日，我们正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一位苏联发言人明确表示，莫斯科知道河内指的是谁。他直率地警告说，河内“极为专断地解释了”苏联对北越的“义务”，并且指出，其他共产党国家，甚至包括中国，都赞成“和平共处”。自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以来，河内不断（虽然不是直接地）攻击最高级会谈和在那里达成的协议。

我们进行的两个最高级会谈毫无疑义使北越产生了孤立的感觉。我们看到，这些会谈对北越领导、公众和武装部队的士气都有影响。而且会谈极大地加强了尼克松在国内的地位，这样就搞掉了河内可以对我们施加压力的主要武器。六月，我们第一次收到了微弱的暗示，说河内可能正在拟定停火计划。夏季，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到了九月中旬，正如我将要说明的，它已确凿无疑了。

广治陷落后，南越的士气一落千丈。有谣传说，美国已同意把这个国家的北部移交给河内（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共产党干部散布的）。尼克松在北越港湾布雷的决定结束了这个谣传。阮文绍怀着重新燃起的希望和决心，把他的人民团结了起来。我认为，我们处于一个强有力的地位，可以恢复秘密会谈。

许多人把谈判看成是软弱的表现。我总是把谈判看成是取得精神上和心理上优势的一种武器。有些人把在没有压力下愿意进行谈判当成是不必要的妥协。在我看来，它是加强自己战略地位的一种手段，因为谈判的对手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作出妥协。当然，尼克松六月十二日批准与河内接触，并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出于实际上的考虑。我们建议六月二十八日和黎德寿举行秘密会谈，因为我在访华以后和到圣克利门蒂逗留之间的周末是空闲的。我们的信件建议秘密会谈应先于全体会议，即重复去年春天的那一套做法。如果河内仍然要求在秘密会谈之前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我们准备同意七月十三日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七月十八日进行秘密会谈。尼克松情愿选择这个时间，因为民主党代表大会将于七月十日开幕，那时我们就可以宣布会谈即将举行。而我选择的六月二十九日却要冒风险，因为存在着在民主党人开会前夕宣布会谈失败的可能性。

当我们等待河内答复的时候，有两件事更加说明了北越的孤立。

六月八日，我问多勃雷宁，我们在莫斯科就听说波德戈尔内要访问河内，这件事究竟怎么样了。他说苏联人仍在等待正式的邀请。根据我对克里姆林宫的这些敏感而任性的小伙计的了解，这个解释显然是可信的。后来，六月十一日我正在日本作短期访问时，多勃雷宁告诉黑格，波德戈尔内定于六月十三日动身去河内，要求我们在波德戈尔内待在越南期间停止轰炸北越。像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讲过的那样，我们的答复是，在波德戈尔内逗留期间，我们将不轰炸河内十英里以内和海防五英里以内的地区，除此以外，我们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六月二十二日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通报说，河内领导人以“认真的态度”听取了波德戈尔内对美国谈判立场的说明。他们准备以求实的精神恢复谈判，并不坚持只讨论北越的提议。如果属实，这倒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北越人那里听到过的语气。过去，河内对不符合它各种“论点”的意见都看作“不合理和不合逻辑”而加以拒绝。勃列日涅夫在信的结尾建议美国应当提出一个谈判日期。

这使人困惑不解，因为我们在六月十二日向河内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建议。难道是河内对莫斯科保密？还是勃列日涅夫在催促我们迅速答复我们在六月二十日才收到的河内信件？那个信件比通常的温和多了。同批评我们的人的臆测相反，轰炸和布雷使河内的态度有很大的改进。河内在例行公事般地罗列一些不痛快的事——轰炸、布雷和中止全体会议——之后，用近乎《圣经》般的语言谈到了问题的实质：“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出于善意，同意举行秘密会谈。”然而它的善意并没有使它放弃坚持先开全体会议的意见。河内的信件声称，黎德寿和春水正在河内忙于事前安排的工作，所以不可能在七月十三日以前出席全体会议。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征兆；河内没有作这样解释的习惯。他们建议七月十五日举行秘密会谈，这个日期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这样就一举为尼克松解决了政治难题。

还有一个情况使河内的孤立更加突出。我是在北京收到河内的信件的。从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我在北京向中国领导人介绍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情况，主要是为了保持我们和中国的新关系的势头，并使河内感到困窘。我的访华没有使越南问题有新的发展。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对停火比对政治解决更感兴趣。他很清楚，停火更容易安排，他迫切希望在美中关系方面去掉越南这个使双方不和的因素。北京不同于莫斯科，它没有兴趣看到美国准备抛弃自己的朋友的表现；在寻求同苏联抗衡的力量这个长远目标中，北京的利益实际上系于美国信誉的可靠性。对河内在印度支那称霸的野心，中国总是感到一种潜在的不安。周恩来对尼克松五月八日的建议（实际上是停火建议），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重申了中国在历史上有负于河内的一贯说法，避免作出越南战争涉及中国民族利益的任何表示，暗示中国对越援助大部分是食品。这同柯西金四个星期以前告诉我们关于苏联对越的供应情况相类似。考虑到中国的军事产业比较落后，周恩来讲的很可能是实话。河内的两位保护人实际上是在告诉它的敌手，他们不再给河内提供军事装备，这时候河内的处境就不那么美妙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回到国内的那一天，我们答复了北越人。我们同意七月十三日恢复全体会议，并提议七月十九日举行秘密会谈，这样安排主要是对尼克松的出访计划更为适应。对于河内的抱怨，我们简单地予以驳回：“为了有助于造成适当的会谈气氛，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六月二十日照会中的指责将不予回答。”六月二十六日多勃雷宁来到白宫，追问我在北京究竟干了些什么。同时他还问了越南的问题。他说，我们把秘密会谈推迟四天将会引起河内的很大疑心（这暗示了我们对手的新的迫切心情，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拖延了四个月才确定会谈日期）。多勃雷宁告诉我，他猜测河内可能要等到美国大选前景更加明朗时，才会最后决定是否结束战争。

这个看法有先见之明。河内的确在观察我们的大选，但是它究竟是想拖到十一月大选之后再举行谈判呢，还是就在大选前夕进行认真的谈判，当时我还不能肯定。在六月二十六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我告诉尼克松：在河内对你是否重新当选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之前，它是不会作出决定的。我送给他六月十日河内党报上一篇文章的摘要，文章对麦戈文有所赞扬，但是没有贸然地预言他能取胜。北越对它的盟友的气愤隐隐约约地在对尼克松的谴责当中透露了出来，说尼克松即使“借了和平鸽的翅膀飞到远处去旅行”，他仍然是一只鹰。

这只“鹰”当时正面临着作出另一次撤军的决定。我们留在越南的军队人数已经很少，所以六月底的期限到来时，并没有大量削减的余地。但是尼克松决定宣布在两个月内撤军一万名。他叫齐格勒补充说明，除了志愿人员以外，不再派遣应征的士兵了。征兵曾经是许多大学校园骚乱的主要原因，现在学生不再受到应征去越南服役的威胁了。秋季学校开学时，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已经停止了。尼克松在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宣布撤军的后一天和民主党代表大会前一周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布了恢复美越谈判全体会议。不出所料，《纽约时报》抱怨说，这个安排同政治上的日程表搞到一起了。我向一个记者指出，这是河内选择的日期。因而只有两种可能的结论：要么是河内想要促成尼克松重新当选——这是不大可能的；要么是河内想要保持在大选前解决问题的选择自由——情况正是这样。

对僵局的考验

恢复谈判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表明河内不再把他们取得军事胜利或者尼克松竞选失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河内确信它会赢得胜利，它就会配合新的大规模攻势来选择恰当的谈判时机。如果它相信它能使尼克松从政治上垮台，它就会设置障碍，发表含糊的和平倡议，以便煽动美国国内的反对派，把尼克松政府描绘成为和平的障碍，就像它在复活节攻势前所干的那样。河内坚持恢复全体会议，而不管这些会议是同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同一时期举行，这表明河内对取得全面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怀疑了。

我始终认为，不论结果如何，河内的攻势最后都会导致认真的谈判。如果河内在战场上得胜，尼克松就会被迫按照河内的条件解决问题。如果河内的攻势被阻，并且民主党可能的候选人乔治·麦戈文看来将在竞选中取胜，河内就会等待，把赌注押在麦戈文提出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上。（麦戈文的条件对河内来说，比秘密谈判中河内向我们要求的条件好得多。）如果进攻失利，并且尼克松看来有可能在竞选中取胜，河内就会尽力和我们达成协议。我私下也推测过，如果到九月十五日尼克松在民意测验中能领先十分以上，河内就会大大改变它的谈判策略，设法立即达成协议。为此目的，河内就得做两件事：必须探知我们的意图，从而搞清我们的目标；与此同时，必须设法缩小分歧，以便在大选余下的几周内迅速达成最后协议，如果它决定这样做的话。

我不同意我有些助手的看法，他们认为河内在这次攻势之后会把战争拖下去。由于河内投入正规军队作战，它会感到恢复游击战在技术上是有困难的，而这种做法还会面临思想上的障碍。这就等于承认，他们经历了十年使国家精疲力竭的浴血奋战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老地方。除非一切办法都归于失败，河内才会采取这种方针；只要还有别的办法，它是不会走这条路的。

但是，如果说河内在军事上处于危险的境地，那么我们则在士气和政治上处境困难。尼克松总统果敢地决定轰炸和布雷，取得了一些回旋的余地，但是如果不能相当快地见效，它会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而遭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要求“政治”解决的呼声将会增高。从我们国内辩论发展的情况来看，这实际上将意味着我们要接受越南提出的关于组成联合政府和要我们限期撤军的要求，而对方只要释放战俘就行。（麦戈文甚至不准备坚持把释放战俘作为正式条件，而仅仅表示“希望”我们的撤军会导致越南释放战俘。）在五、六、七三个月份，公众对最高级会谈的成功以及轰炸和布雷的反应极好。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参、众两院就各种结束战争的修正案进行了十九次表决。这些修正案并不是全都不能接受的，其中有些还包含了我们立场的某些部分。可是没有一项能把我们的立场全都包括在内。所有这些修正案全都大同小异地提出用撤军来换取释放战俘。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分歧已经缩小到一点上：我们应该坚持停火呢，还是以撤军换取归还战俘就可以达成协议？

在这个问题上参议院有三派意见。人数越来越多的一个少数派（大约有三十名参议员）赞成为美国撤军规定一个期限，“期望”由此而导致河内释放我们的战俘。大约四十名参议员赞成只有释放战俘才能撤军。人数越来越少的一个少数派主张撤军取决于停火。到一九七一年底，代表用撤军换取战俘的多数派有了发展，在整个一九七二年人数一直在增加。要求先停火后撤军已经成为一项保守的建议，在解决方案中包括这类建议的修正案在两院总是遭到否决。因此，参议院占统治地位的“和平”立场就是要从越南脱身，尽管战争在越南人中间还继续在打。我们将结束十年之久的战争以换取我们的战俘，而让我们的盟友听天由命去吧。

我们设法阻止各种无条件撤军的要求，但是我们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了。七月二十四日一项坚持以撤军换取释放战俘的库珀-布鲁克修正案在参议院以五票多数获得通过。同一天，亚拉巴马州参议员詹姆斯·艾伦以有监督的停火也作为撤军的一个条件的建议又以五票之差被否决。一项中断经费来源的修正案迟早要被通过。至少，河内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有了一个可靠的安全阀：如果交出战俘，美国国会就可能停止战争。不管国会的打算如何，所有一再出现的提案同我们的谈判立场那样不同，明显地削弱我们在这场不可避免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不可能同意参议院的意见，我们已经承诺把撤军和停火联系在一起。我们仍然认为：在进攻那些依靠我们的人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撤军是残忍的，可耻的，并且会损害其他方面的更大利益。抛弃我们的盟友，让他们受到蹂躏，会使我们所作的牺牲前功尽弃，并使我国的外交政策蒙受耻辱。

因此，我们决心寻求一个公正的妥协办法。军事形势正在好转，但眼下似乎还看不到有全面胜利的可能。到了六月份，西贡虽然采取了攻势，可是南越军事作战进展情况还看不到有重大或迅速改善的希望。直到九月中旬才收复了广治。虽然从三角洲调了一个新的师到西贡周围地区，但是通向安禄的公路从没有重新完全打通过。第二十一师在第四军区表现很好，可是像南越任何其他部队一样，一旦调出它的征兵地区就变得迟缓而消极。我们面临一个军事上僵持的局面。从最近还深信会取得全面胜利的河内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形势看成是我们全面胜利的一个征兆，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我们仍以前所未有的最有利的地位进入了谈判。如果我的分析正确，九月份的民意测验将出现转机。因此，我方在七月份所作的任何让步都不太可能影响河内的打算。而事实上我们的让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如果我们恪守自己的原则，就不能越出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或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军事建议和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建议，最多是装潢一下门面。所以我是带着轻松乐观的心情为谈判做准备的。根本性的决定必须由河内而不是由我方作出。在河内对选举的可能结果作出分析以前，我们的上策是保持冷静，不拿出任何特别的新建议，希望以此加强对河内的压力。只有在河内对尼克松竞选的前景作出最后判断之后，关键的时刻才会到来。

后来，出现了一个谣传，说尼克松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急于要在大选前结束越南战争。这个说法远非事实。正如我反复说明的那样，尼克松一般对谈判都有很大怀疑（除非他有近乎绝对的成功把握），对同北越的谈判更是如此。他认为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随着他竞选的前景越来越好，他觉得没有什么国内的原因需要进行谈判。七月份，他感到定期宣布我同黎德寿进行秘密会谈对使他的民主党对手心神不定还有些好处。但是在麦戈文提名托马斯·伊格尔顿参议员当副总统候选人遭到惨败后，尼克松甚至对这样做也失去了兴趣。几个星期以后，他越发相信他已经把麦戈文得到的支持缩小到自由派左翼的一小撮人，不论他在越南问题上怎么做，这些人都会加以反对。另一方面，甚至按我们早些时候公开提出的条件来解决问题，都很可能使尼克松冒着失去保守派支持的风险，而尼克松认为这些人是他的基础。尼克松认为大选前不可能有什么进展，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愿望。甚至大选后，他也宁愿在坐下来谈判之前再来一次军事升级。

我认为，如果事情发展顺利的话，对河内来说美国大选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期限，等于是一个最后通牒。河内对这只“鹰”在连任后的四年中可能要做些什么感到害怕，也许宁愿在美国大选前解决问题。河内可能不得不放弃它利用宣传性的建议动员新闻界和国会来折磨我们的惯技，而寻求真正的谈判。也许河内不会急于这样做。因为我认为大选后我们的情况实际上会更糟糕，这个看法同河内可能作出的分析和我们自己通常的判断是相反的。我见过的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新国会的成员态度将大体和原来的国会一样，或者甚至比原来的还要差些——这一前景由于尼克松为了获得有史以来竞选总统的最高选票，决定把他的竞选和国会选举尽可能分头进行，可能性就更大了。这样，实际上，以立法手段结束战争的压力在十一月以后肯定会重新增长起来。当我们一月份提出追加预算以支付在越南发动攻势期间的增援费用时，反对派就会以此作为一个方便的靶子。莱尔德估计我们可能需要四十到六十亿美元。尼克松已经收到莱尔德的一份建议，主张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以后撤回增援部队，免得追加费用高得难以控制。具体说，莱尔德提出从一月份开始撤回九十八架B-52轰炸机和三个F-4空军中队。河内一旦了解我们的部队正在减少，它就会重新采取等着瞧的办法。国会的组成人员一趋明朗，河内就会恢复它的心理战。

不管怎样，我认为是否举行谈判不完全由我们选择。如果河内发觉我们在设置障碍，它可能会“公之于众”。假如河内接受我们建议的要点并且予以透露（实际上后来河内在十月份就是那样干的），那么不论尼克松的选票如何遥遥领先，都将使我们在国内陷于十分尴尬的地位。那时我们必将重患越南战争的典型并发症，似乎一步步被推向妥协。不管结局如何，这是丢人的事。我认为，战争必须在表明美国政府控制着局势的情况下结束，这就需要保持外交上的主动权。为了所有这些原因，我在尼克松的默许下——如果不是热情支持下——进入谈判。

六月，北越夸口说，恢复全体会议是他们对美国的巨大胜利。他们重演故伎，邀请他们认为是美国的重要人物访问河内，借以对美国施加压力。这次请的是些劳工领袖和新闻记者。我在六月三十日警告多勃雷宁，如果河内重演去年的把戏，在进行严肃的秘密会谈的同时又公开地加以破坏，我们就中断会谈。多勃雷宁同情地咯咯笑了起来（至少我认为他的笑是同情的表示；不管怎样，我的这个信息是会传达给河内的）。

我们在七月十九日开始的秘密会谈中的基本策略将是，在摸清河内的意图之前不提新的建议。我将设法逐渐把河内政治建议中的有效内容排除掉，比如，用我们的联合选举委员会这个使人安心的建议去对付他们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如果河内表示合作，我们就可以逐步端出我们原来所提出的两者并存的办法：一方面解决军事问题，一方面把政治问题基本上留待有关各方协商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将维护我们的盟友，给他们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始终想争取实现的。

七月初，我们派黑格去西贡估量战争形势，并且同阮文绍商谈我们打算在会上采取的立场。黑格七月三日见到了阮文绍，可是这位领导人同我们过去和他打交道时不一样了。现在阮文绍的军队经历了战争的考验；他认为河内再也不会把他打败了，如果有我们空军的支援，这一点就更无疑义了。他几乎准确地算计着，他可以利用尼克松一再重申不愿再用约翰逊一九六八年施加压力的战术，使我们的大选为他服务。此外，他对河内远比我们了解得清楚。在整个尼克松政府执政期间，他对我们的谈判建议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估计到这些建议都会遭到河内的拒绝。他认为这些建议是他为了继续取得美国的支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在一九七二年他早在大多数美国人之前就嗅出了妥协的气味。像我一样，他似乎相信一场认真的谈判已迫在眉睫。但是我们的问题和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妥协将是南越大量问题的开端而不是结束。我们将要撤走；南越还要留在那里。河内永远不会放弃它谋求胜利的不懈努力，南越迟早得孤军奋斗。对阮文绍来说，进而争取全面胜利似乎更明智一些，而且也许并不比现在可能达到的妥协代价更高。不幸的是，这并不是我们要作出的抉择。即使河内不会马上接受我们的建议，新的国会也会迫使我们用比我们希望谈判的条件更坏的条件（用撤军换取战俘）来解决问题。阮文绍要继续谋求胜利是可以理解的，要取得这个胜利需要美国以及南越继续奋斗好几年。但是这样做，在美国国内是不允许的。如果在国会的表决使我们不得不退出战争之前能够争取到尼克松五月八日提出的条件，那我们将算是幸运的。

所有这一切，犹如远处传来的最初雷声，在黑格出访期间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七月三日黑格拿着我和温·洛德准备的谈话要点，向阮文绍介绍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关于越南问题的讨论和我六月份访问北京的情况。他还向阮文绍讲了我们的新建议：停火、遣返战俘，四个月内撤军以及阮文绍在新总统选举前两个月辞职的问题。和以前的建议唯一不同的是，规定阮文绍辞职的时间更早一些，就像尼克松已经近乎答应过勃列日涅夫的那样。黑格对我们的策略作了说明：“美国一直试图把军事战线上采用的强硬措施和谈判桌上的通情达理结合起来”。黑格向阮文绍提起我正在考虑的一种可能性，“河内设想尼克松总统十一月份选举中会取胜，在他再次当选之前同他打交道可能比当选以后更容易一些”，因此河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采取比较温和的姿态。

阮文绍的回答表明，他并不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这一点他并没有完全明确地说出来，因为在他看来，河内并不像黑格预言的那样感到有谈判的压力。他争辩说，除非实现联合政府，否则河内是不会同意把事情了结的。永久性的停火肯定将导致河内的失败，因为这样他们就再也不能重新开战了。三个月以后，当河内接受的正是这样的永久性停火时，阮文绍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他似乎很担心我们的官员可能在大选期间强求暂时停火。他坚持对此必须加以拒绝。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没有监督的停火；当时我们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完全是新的含义），他认为任何就地停火都是不能监督的。他巧妙地否定了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以来我们在他的赞同下一直提出的和直到五月八日总统再次肯定了的建议。（当然，参议院很快就公开表明在没有任何停火的情况下撤回全部美国军队以换取战俘）。阮文绍对在南越新的选举前两个月要他提出辞职这一点没有异议；如果有助于谈判，他甚至愿意在选举前四个月就下台。看来他和他的河内同胞有一致的信念：谁控制了选举机器，谁就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黑格答应把他的这些想法转告华盛顿。他结束谈话时向阮文绍保证，“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谈判桌上谋求此种解决办法，贬低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或者给予河内通过军事行动无法取得的好处”。阮文绍向尼克松和我表示了最热烈的问候，可能他还没有意识到黑格最后谈到的“保证”中预示了阮文绍刚刚拒绝的就地停火，因为这个“保证”的结果必然是，我们不能谋求超出陆地上军事形势所许可的好处。黑格刚刚参加了为结束越南战争最为冷酷无情的一出戏的开幕。

当我七月十九日动身去巴黎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方主要角色之间一些细小、微妙的分歧的全部含义。至少在七月份，尼克松同意谈判主要是为了利用谈判使他在国内的反对者陷入混乱。阮文绍相信，拒绝联合政府的建议，就可以安全地避免谈判带来的风险和消除在没有美国参与而独自保卫南越的不安心理。我则认为，我所期待的僵局的突破，要到九月下半月才会出现。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支持这样一项谈判方针：基本上坚持既定的立场，把河内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为了缩小分歧而可能作出的任何让步都记下来。

我于七月十九日在达尔戴街十一号幽暗的宅邸里会见了黎德寿。前十四次谈判，除了第一次以外，都是在这所房子里举行的。可以俯瞰花园的小餐室里又摆了一张铺着绿色呢毯的方形会议桌。美国有些人把北越人想象成爱好和平、性情文雅的人，对美国任何炫耀权力的行为都感到恼火，而对美国的善意表示则特别急于回报。我们的体验却不同。我们知道北越人肆无忌惮地侵略了所有的邻国；他们的作战方式一部分是靠恐怖手段。美国显示力量，他们尽管很反感，但一向还是认真对待的。他们对不反映现有力量对比的善意行动是蔑视的，认为这是道义上虚弱的表现。五月二日，他们以为自己要胜利了，就表现得十分傲慢。现在，虽然到目前这段时间里我们在他们的港口布了雷，并且取消了对轰炸的一切限制，他们却表现得和善而友好了。

我首先分析了我们以前谈判失败的原因。河内拒绝区分哪些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哪些应留待历史解决，这就注定战争非打到底不可。我慢条斯理并且多半用哲学的措辞说话，免得以为我们正面临大选的压力。我强调指出，我们的情况在大选后会有好转（尽管事实上我并不相信这点）。我警告说，任何利用谈判来影响我们选举的企图都会立即导致谈判的破裂。我在开场白的结尾讲了总的原则。我们愿意在战后同河内共处。我们不想在东南亚保持永久性的基地。我们不愿把自己的选择强加给自由选举出来的西贡政府。我没有讲任何具体的建议。

北越方面主要是黎德寿主持会谈，这说明他们是认真的。他是一位和过去不同的“可爱的先生”[1]了。我仅在前一年七月见过他一面，当时他要我们在南越选举中抛弃阮文绍。现在他讲话不论在实质或作风上都充满了和解精神。他对我开的玩笑哈哈大笑，巧妙地奉承我在学术上的成就。我们不再需要受罪去听越南为争取独立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史诗了。黎德寿强调说，河内在尼克松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就迫切希望解决战争问题。他一再问我们是否会尊重达成的任何协议，不论这些协议是否签过字。他说，只要双方都重新审查各自的立场——等于承认他们不是一贯正确，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将尽“极大的努力”使这次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他断言，河内会记住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所承担的责任，即使这些责任和越南人没有直接关系——这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他只是简单地、敷衍了事地谈了一下轰炸和布雷；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没有要我们停止这些行动，只是重申了一九六八年的说法，说结束轰炸和布雷会给谈判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一九六八年我对这一说法还有点相信；在有了四年的经验之后，我才知道事情和他的说法恰好相反。

争论一会儿之后，我提出了五月八日的建议，但略去了关于阮文绍提前辞职的那部分。“可爱的”黎先生拒绝了这个建议，但争吵比过去少多了。他重申了河内关于组成三方民族和睦临时联合政府的标准建议，但有一处作了改动：他暗示，一旦阮文绍辞职，在同共产党人进行最后谈判期间，政府其他人员可以留任，甚至可以接受美国的援助。我们的会议进行了六个半小时，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我们同意八月一日再次会晤。

我离开时对黎德寿说，我的行动现在很受注意，会谈无法保守秘密。记者会提出许多问题，而我们不得不回避或者不能如实回答。所以，我建议每次会议举行之后要发布消息，但不透露细节。当尼克松一月份透露了秘密会谈时，河内曾大言不惭地声称，只是由于美国的极力主张，它才勉强同意对会谈保守秘密。现在真的试了一下，黎德寿就抱怨起来了。显然在使公开的外交活动陷入僵局，让美国人民感到失望的同时，他是不会放弃秘密刺探我们立场的有利条件的。我没有给他任何选择的机会。进行会谈的事实将公开。对以后的几次会谈，每一次我们都作了宣布，从而使河内武器库中一个心理战武器不再起作用了。事实上舆论界并未认真报道会谈情况或者跟踪我或黎德寿的行动。这表明对和平前景普遍抱有怀疑态度。十一天内宣布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谈，加上到西贡的一次访问，都没能动摇人们认为这纯粹是一次选举把戏的普遍信念。没有人说明为什么在搞这种把戏时河内会给予合作。

我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总结了第一次会谈的结果：

他们没有讲任何使他们无法严守原来立场的话，但是他们在第一次会议上表现得相当积极，如果他们真想解决问题，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也不过如此，特别是由于我们没有把在苏联讨论的整个一揽子计划拿出来，一定使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他们确想有所前进，则可能会按照我们一月二十五日建议朝着停火和政治原则相结合的方向前进。但是这种情况最早也要再举行几次会谈之后才能出现。此外，他们还可能利用谈判强调阮文绍是全面解决问题的唯一障碍……

回到美国后，我向多勃雷宁和黄华介绍了会谈的情况。在会谈休会期间，我们又遭到记者周期性的攻击，这一次主要是说我们有意地轰炸北越的堤坝，危及成百万人的生命。这又是一次经常出现的反战辩论，为了增强人们对尼克松政府的“不信任感”和暗示尼克松政府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的。如果我们否认，河内就会提出某个堤坝上的一两个弹坑作证；如果我们“承认”轰炸导弹基地的一颗炸弹可能误炸了堤坝，就会惹来像七月十六日《纽约时报》上这样的标题，“如何才能没有瞄准却又炸中了堤坝”。尼克松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十七日以及莱尔德在七月六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都坚决否认轰炸堤坝是美国的方针。这个道理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是这样，堤坝早就被炸掉了。七月二十七日尼克松反问道，为什么人们那么关心对堤坝假想的轰炸，而很少谈到由于最近北越的进攻而造成八十六万南越人的无家可归呢。过了几个星期，关于轰炸堤坝的传说消失了，后来也再没有出现过。

在此期间，我们又同阮文绍交换过一次意见。我们又一次把后来证明是根本性的分歧当成是策略上的误解，不过它却是今后事态发展的一个预兆。我们按照惯例告诉阮文绍，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将提出七月十九日没有拿出来的建议：阮文绍拟在新的大选前两个月而不是一个月辞职。我们还要提出停火应在签署原则协议时生效，而不是像河内一直坚持的，停火要推迟到政治问题达成协议时才生效。我们要避免陷入圈套，即把原则协议变成一个用释放战俘来换取我们撤军的协议，使河内可以任意对南越进行战争。

虽然阮文绍在七月三日同黑格的谈话中同意辞职的建议（他甚至暗示可以同意更早一些辞职），而且第二条关于立即停火的规定在我们看来完全对他有利，但现在他对这两点都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可以非正式地而不是以书面形式提出他在大选前两个月辞职的事。他把停火同北越在三个月内撤走全部军队联系在一起。对第一点，用一个折衷方案和私下的具体保证就很容易解决。要北越撤军这一点是新的。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公开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议是经他同意的。也是经他同意后，我们正式放弃了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秘密建议中提出的互相撤军的要求，而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主张不用撤军就实现停火。

阮文绍的新建议是无法实现的。在战场上没能迫使河内放弃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不能使它让步。我们把无条件停火作为我们整个公开立场的基础，要违背这一点而继续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是绝对办不到的。美国大多数参议员甚至反对单方面撤军需要以停火为条件。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曾经提出过一项建议，禁止在停火以后继续向南越渗透。要是真能这样做，由于通常的人员消耗，实际上将逐渐削弱北越在南方的军队。连这样的建议在美国也几乎得不到公众的任何支持；但是我们还是决心坚持它。想要比这个要求更进一步，那将是愚蠢的，只会引起国会通过决议迫使我们放弃所有的条件。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同阮文绍争论下去，因为这似乎同僵持的谈判没有关系。

八月一日我在巴黎同黎德寿的会谈是最长的一次，进行了八个小时。我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把它描绘成“我们曾经举行过的最有意思的会谈”。黎德寿解决问题的热情还没有高到使他放弃一开始就攻击我们诚意的策略，这次他集中火力攻击我们宣布举行秘密会谈一事。然后，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争论之后，“可爱的”黎先生也只好在现实面前让步了。他很清楚，假如我们决心公开，那么就没有办法对举行会谈一事保密，当然除非他威胁要中断会谈。

很清楚，他根本不愿意中断会谈。因为八月一日黎德寿在继续后退，这次后退是从七月十九日开始的。我拿出了我们的新“方案”，但是黎德寿意识到这个方案里主要是一些装饰门面的修改。这一次他指责我没有拿出什么“新东西”，算是说对了。我们先是讨价还价，然后又重弹老调，花了将近三个小时之后，黎德寿要求暂时休会。休会延续了一小时零一刻钟，是中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休会使彼得·罗德曼最先注意到会议的气氛起了有趣的变化，因为他作为记录员最需要补充养料。在以前的会议上，北越人摆出来的是很一般的快餐，其中有越南春卷（茶饺）和软饮料。在八月一日的会上，水果、点心都端上来了，小吃的花样更多了。于是，罗德曼为后代记录了，“快餐比上次会议更丰盛，茶饺也更鼓些”。这表明罗德曼有难以置信的胃口，而且四年来令人失望的谈判使我们落到不得不在小事情上进行猜测的地步。（八月十四日，又出现了酒和米糕。）

休会之后，“可爱的”黎先生就布雷和轰炸问题教训了我一顿。当我表现不耐烦时，他才最后谈到正题。他有一整套北越的新建议。

两年半来，河内一直在用规定无条件撤军期限来折磨我们。他要我们承诺一个撤军时间表，不论以后在谈判中出现什么情况，都要我们履行，而我们的部队实行停火以后，战斗却还要在南越进行下去。我们的对策是同意规定一项撤军时间表，但要看其他条件如何，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在整个印度支那的全面停火。河内的建议是片面的，甚至是傲慢的，可是它在美国却逐渐得势。它体现在参议院的几项决议和麦戈文的竞选主张上。现在，黎德寿撤回了这个建议。他愿意按照比反对党候选人提出的还要差的条件解决问题，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河内对即将举行的大选的判断。黎德寿同意，我们商定的任何时间表都要等所有问题解决之后再开始实行。无条件撤军的期限不存在了，这个期限曾使美国国内在辩论中产生严重分歧。

黎德寿也开始修改他的政治要求。他仍然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他提出两点让步条件。到目前为止，河内要求的临时联合政府中，共产党指派三分之一成员，并对其他三分之二的成员有否决权。然后，这个没有武装的政府还要同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影子政府谈判一项决定性的解决办法。现在黎德寿建议把三方组成的联合政府变成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政府；它不必同共产党进行另外的谈判。此外，黎德寿还放弃了他所提出的机构中对非共产党成员的否决权，这反映了河内的紧迫心情。在由三方组成的联合政府里，共产党和西贡将各自指派三分之一成员以及其余三分之一的所谓“中立”派中的一半成员。换句话说，三方组成的联合已变为一半对一半（这样西贡就有了否决权），而不是霸占全部权力。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确信，河内的灵活性不会到此为止。

一旦黎德寿开始作出让步，他是很富于创造性的，其程度就像他在制造障碍时令人厌恶一样。接着他又提出一项加速谈判的程序性建议。这个建议完备之至，需要在玄学方面有高深的修养，才能弄清他摆在我们面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成串会议的联系。西贡和南越共产党将要就若干政治问题进行谈判；越南三方将要讨论影响整个越南的问题，所有四个方面（包括美国）将讨论有关停火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个锥形程序建议的重要特征是，当前的南越政府，包括阮文绍，在每个讨论中都可以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参加。河内原来坚持在谈别的问题之前阮文绍必须先辞职，它显然正在从这一立场全面后退。

我认为黎德寿的建议很认真，就把厚厚的整个文本送交邦克和阮文绍去研究。我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里（在这份备忘录上尼克松对这次冗长的交涉作了表示怀疑的批语）指出，河内的新建议可以作为走向把军事和政治问题分开的第一步，两者分开是我在一九六八年《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推荐过的观点，也是哈里曼和万斯在过渡时期极力主张我们做的。黎德寿过去一直坚决拒绝这种做法。但是如果现在北越确实在开始松动，我们的策略就必须是继续拒绝任何联合政府的建议。最后可能是采取这样一个保全面子的办法：停火、交换战俘和撤军等军事问题将得到最后解决，而政治问题留待越南各方去进行长期的、也许是无结果的谈判。

当然，我们正在进入危险的水域。当河内要我们毁灭一个盟国政府时，我们在道义上完全有理由拒绝它。但是现在河内正在进入一个是非不那么分明的灰色地带，准备真的接受政治斗争的解决办法，界线就开始模糊了。形式和实质就会混为一体。形式问题对我们脆弱的西贡盟友比对我们远在一万英里以外的美国可能更加危险，因为在我们撤退之后，他们将不得不为自身的自由而战。秘密会谈——新闻记者仍然没有予以注意——越来越认真，事情就越来越清楚，西贡的意志力这个难以捉摸的东西就成为关键的问题。

暂时我们还没有必要作出决定。河内走得还不太远，还没有能够动摇我们的一贯立场，即解决问题的唯一障碍是我们不同意推翻一个盟国政府。尼克松认为没有必要作更多的让步，因为他宁愿在大选以前把整个谈判马上搁置起来。我同意我们应当稳坐不动，因为我想把我们的主张可以进行的一些修改拖到最后才拿出来。据我分析，河内要到九月下旬尼克松竞选的前景更加明朗时才会作出最后决定。有趣的是，多勃雷宁也同意这个估计，看来他对我们的谈判是知道底细的。我认为我们应当做的是，对北越的主动作出一点反应，并不时提出我们的书面建议。这样的建议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使河内没有任何借口把事情公开出去，引起美国国内另一次激烈的争论。尼克松同意这个做法。

为了保持对河内的压力，以便进一步削弱河内的政治立场，并同盟友协调政策，尼克松同意我应当在下一次定于八月十四日的巴黎会谈之后立即访问西贡。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利于我们的拖延战术，它使我有借口对河内八月一日的建议至少可以推迟两周再回答。如果我的估计正确，我们的大选期限会对河内产生压力，那么河内将被迫迅速亮出手中的底牌。这是在战争中第一次我们的对手，而不是我们自己，受到时间的逼迫。

后来黎德寿也要走了。他告诉我们他已奉命回河内。这就证实了他们要作出根本性的决定。因此八月十四日的会议双方都在拖延。我交给河内一批文件，这些文件的法律形式多于实质性内容，其中包括：以前两次会议为基础的原则声明；答复河内八月一日提出的十点建议的十点谈判文件；关于接受他们八月一日提出的分组讨论的方针但要改变各组议题的程序性文件。军事问题提得直截了当，前一年就已接近解决。我们修改了一些提法，但没有改动实质内容。我们根本没有提出政治性建议，托辞是我即将去西贡访问。我们同意在我从早已安排好的对莫斯科的访问回来后的九月十五日再会面。

三次会谈之后，有了明显的进展。这完全是河内采取的主动。它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还没有快到以后难以倒退的速度。河内放弃了要阮文绍立即下台的要求。它同意西贡政府参加谈判讨论，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承认了西贡政府的合法性。它放弃了为美国无条件撤军规定一个期限的无理要求。河内拟议中的联合政府，在此以前明显是作为共产党接管的幌子，现在已经改为两家平分政权。

在我看来，河内似乎还部分失去了它原有的自信。黎德寿的行动几乎是太急切了；各种建议迅速地接踵而来，势必使我要等着看一看他手中可能还有什么别的货色。程序性计划势必导致拖延，因为它安排了那么多的讨论，每一种讨论都可能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搁浅，而河内却要求所有讨论终了以后停火才能生效。这个议程对一般准备等着瞧的一方比对急于解决问题的一方更合适，而北越在顷刻之间竟变成了急于解决问题的一方。

但是河内给自己留下了很多漏洞。联合政府的概念甚至按照河内提出的条件都仍然是无法接受的。它给了控制大约百分之十人口的一方以百分之五十的权力。互相残杀了二十年的双方之间平分权力，一定会是虚假的东西。它肯定将成为一场新争夺的开端。我们如果撤军，并把同公众真正的支持不相称的权力给了我们盟友的对手，那么在这场争夺中会使我们盟友的士气受到削弱。程序的讨论既可以说成是要阮文绍参加对他本人让位的谈判，也可以说成是承认阮文绍的合法性。河内还没有作出决定性的选择，它还有很大的机动余地。

我在八月十四日会谈后报告总统说：

北越人将注视着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和南越形势的发展，以决定是否在十一月以前作出妥协。他们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美国政府愿意给他们一个相当好的机会在南方攫取权力但拒绝保证他们一定胜利，他们可以同这样一个政府做一笔交易。或者他们可以坚持下去，明知这样做几乎肯定地意味着他们面对的将是同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再度取得任期四年的委托，表明美国人民不愿在作出了十年牺牲之后再蒙受耻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通过谈判取得问题的解决；谈判的记录表明，我们的立场越来越无懈可击了；我们仍然有可能取得体面的和平。

尼克松在我的报告上写给艾尔·黑格的批语反映了他的真实态度：

这意味着在十五次会谈中我们都没有取得进展！[2]

艾尔：很明显，没有取得进展，而且也不可能期望有任何进展。在大选前必须劝阻亨利——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仅仅秘密会谈这一事实如果对我们有点用处的话，那么用处也是很小的。我们可以预料，反对派很快就会抓住这一点。

对基辛格会谈的希望的破灭可能在政治上有害，特别是由于他的西贡之行（不管我们如何不事张扬）可能唤起人们的希望。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制定一个向公众宣传的计划，或者停止谈判，或者在继续谈判时给人们一些取得进展的希望。

很清楚，如果我建议在大选前停止一切谈判，尼克松是不会不高兴的。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对形势的分析和他不同。

访问西贡

八月十七日，我怀着期待的心情到达西贡。在这之前，我在瑞士逗留了一天，同我的父母和儿女们一起，庆祝双亲结婚五十周年。这一天得到了安静的休息，因为我离开了河内的狂热信徒和西贡的孤注一掷的人们，他们各自都在寻求打开胜利之路的锦囊妙计。我们的处境是这样的：要在一致相信没有妥协余地的双方之间找出折衷的办法，我们受到对于为战争出力感到厌烦的公众的压力，并且也受到那些决意在几乎任何条件下结束战争卷入的国内反对派的攻击。

西贡到处都在传说我到这里是来强力推行和平的。这个城市具有一种不协调的和典型的病态的懒散气氛，充满摩托车和军车的嘈杂声，毫不掩饰地炫耀舒适生活的欲望，使人不禁要问，西贡能否动员人们全力以赴地去战胜那些以战争为唯一职业、也许是唯一嗜好的敌人。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像往常一样泰然自若地在新山一机场迎接我。他认为阮文绍觉得自己的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由于对力量新的自信，阮文绍会变得更加固执。阮文绍以为南越在军事上占上风；他在不太顺利的时候同意作出的让步，现在他觉得毫无意义了。据邦克讲，看来他确实是害怕和平。他的一生也是只知道战争，他的发迹全靠美国支持。一个要南越人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恐怖，而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承认这一点。

我和阮文绍的会见起初并没有证实邦克的预见。我们在现代化的总统府会晤。这座建筑坐落在西贡中心两条林荫大道的交叉处，似乎在蔑视法国殖民主义和越南历史的陈迹（越南历史在这个国家的这一地区充其量也只能称得上是短暂的，这一地区仅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才从柬埔寨掠夺过来）。陪同阮文绍的有阮富德，他在阮文绍手下大体同我的职位相当，还有阮文绍的外甥、新闻助理和心腹黄德雅。阮富德是法国教育制度的出色产物，他以令人气恼的烦琐推论的巧妙手法从抽象的定义中得出毫不相干的结论。对于臭名昭著的黄德雅，则美国要负某些责任。他在美国受过教育，现在刚刚三十出头，在美国期间他看了许多有关精明的年轻人以自己的才智获得成功的电影。他就像过去扮演强盗的艾伦·莱德一样地出了名。他穿的是最时髦的好莱坞式的服装，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他的越南出身只给他留下搞阴谋的非凡能力。他使阮文绍固有的疑心更加增大了。邦克和我都相信，他耍了许多鬼把戏，使所有的误解更加深了。

阮文绍和往常一样庄重而有礼貌地迎接了我们。从他炯炯的双眼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在他认为似乎行将胜利的时刻，对急于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的超级大国，他心里不可能不怀有蔑视的想法。我向他保证美国不会使自己在越南的长期奋斗以耻辱而告终。我们绝不会和那些认为阮文绍是和平障碍的美国人站在一起。我希望在离开西贡时我们能作出一致的评估和取得一致的立场。我想北越可能已经丢掉了在选举前停火的机会。有待谈判的问题很多；河内建议的程序会助长拖延。但是不论河内有什么打算，华盛顿和西贡都必须采取和解的姿态才能继续得到公众的支持，而“如果能找到合理解决的办法，我们当然乐于接受，一如你们”。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把原计划在九月十五日向黎德寿提出的建议交给阮文绍去考虑。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军事建议，只是把撤军的限期从四个月减到三个月。这一点关系不大，因为我们在五月八日提出四个月撤军截止限期，实际撤军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在政治方面我们将拒绝联合政府的建议，但是对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以来的三年中我们一直提议的联合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将详细发表我们的意见。

从那时起，美国的每个方案都建议组成一个有共产党人和所有其他政治力量参加的选举委员会——换句话说，就是某种由三方组成的方案。我现在的想法是要通过将选举委员会改名为民族和解委员会而不改变其职能的办法，把联合政府的方案搞掉。于是，我建议要在理论上详细说明这个组织是三方组成的（这是共产党的提法，在我们过去的建议中只是有这种含义而不明讲）。不过双方都将各自指定第三个三分之一的一半——这就是黎德寿提出的权力平分法。重新命名的选举委员会将根据全体一致的原则作出决定。这样西贡就在委员会的组成上和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具有双重否决权。我从没想到阮文绍可能会反对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里的联合机构仅是门面的东西，选举委员会实际上不会起什么作用。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个委员会只有监督选举的职能，我们的新方案里还有另一条，它规定共产党参加选举产生的政府的人数必须按照得票的比例。我们估计，在二十个席位中共产党可能得到两个。正像我向阮文绍说明的，“在美国，政治上的反对派被安排在内阁，不是为了使他们有影响，而是为了剥夺这种影响。”对这一论点，阮文绍是理解的。

我颇为这个方案感到自豪。我以为它可以一劳永逸地结束所有关于联合政府的念头，而且如果河内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还可以借此在美国国内为自己辩护。但是，最后发现阮文绍并不同意我对自己起草方案能力的高度评价。

现在阮文绍身上表现出一个新的重要的特点。他以前从未遇到过一个他认为可能被河内接受的美国建议。过去他一直同我们站在一起，以便有权取得美国的支持。但是在面临认真的谈判时，他同我们的看法就开始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了。有些方案只是使我们过去的建议更加动听一些，现在他却认为是重大的改变；我们认为是策略性的步骤，他却把它们上纲为对抗。他在寻找一个可以追溯既往的理由，以便抹掉三年来谈判的成果。

我们没有马上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仍然以为阮文绍和我们是同心协力的，因此将他的保留归咎于起草方面的问题和他目光短浅的顾问。我们准备耐心地寻找一个解决办法。然而，他使我们越发迷惑不解的是，他对我们采取了越南人专门用来对付外国人的令人捉摸不定的手法：他从不在任何事情上挑起争论；倘若要他表示同意，他却永远使你可望而不可即。这使我们伤透脑筋。根据和黎德寿打交道的经验，这个手法我应当能够认得出来的。阮文绍对我的陈述没有马上提出异议。他遵循的是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一套办法：他似乎同情地听我们讲完，再提出尖锐的问题和修改意见，讨论具体的实施办法。他说他同意我的看法，谈判前景不很光明——这有一种使他宽慰的作用。他怀疑河内会提出停火，因为他说停火只对我们有利。这对尼克松总统将是一件“礼物”，而共产党的士气将受到挫伤，他们得不到任何政治成果，却要放下武器（五个星期以后，他又激烈地反对这些论点）。我同意，河内大概不会放弃它的政治要求，但是我提醒他，我们实际上已经对我们公开提出的建议承担了责任：“如果他们回过头来（我不想哄骗你）说应当实现停火，我们就必须加以接受。”

阮文绍交给我一份八页长的备忘录，批驳黎德寿八月一日的建议。它是由阮富德精心拟成的，内容琐碎而极尽挑剔。我浏览了一下，以挖苦的口吻说，它给我留下的明确印象是，西贡不接受河内建议的每一个细节，而我们呢，也不会接受的。在谈话结束时，我又指出——这已是第三次了——如果河内接受了我们五月八日的建议，我们将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同意。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还是在总统府，阮文绍交给我一份新的备忘录，共四页，对我们的方案提出约二十处改动。其中有十五处很容易就被接受了，其他几点困难较大。阮文绍要把“就地停火”这句话改为“全面停火”，除了意味着南越部队不想在停火后就地停顿下来以外，未说明任何别的理由，甚至对我们权力平分的三方组成的民族和解委员会，阮文绍也表示反对。他说那将抬高共产党的三方组成的原则，肯定会在南越人民中引起疑虑。我回答时，再次解释了我们的方针。我们需要赢得时间。我们要保护自己，不让河内公布它的建议。我们只是详细阐述两年多来我们所提出的建议。我们一贯公开申明，各方面，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在选举委员会中都会有代表。我们实际上是在埋葬关于联合政府的建议。为了这些目的，我们要使有的提法含糊一些；我们不能因为纯理论问题而让谈判破裂。另一方面，我指出（已是第四次了），如果河内建议无条件停火，我们就只好接受。阮文绍重申了他的看法（再次为后来的事实所嘲弄），即北越人害怕停火，因为“一旦他们接受停火，他们就再也打不起来了，我们会把政治谈判永远延续下去”。阮文绍看来最怕的是，我们可能要作出一些政治让步。他不那么关心停火的时机问题。其实这是误解；阮文绍反对的是任何看来要接近于解决的东西。不管如何，我们最后决定不改变在停火问题上的现有提法。

但是阮文绍的自相矛盾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他能毫无困难地指出旨在消除死敌之间的分歧的谈判文件中的含糊提法。但是这些草稿措辞上的修改都没有涉及问题的要害。对阮文绍来说，要害是国内问题，最终涉及非共产党政治机构在南越的生存：“我对人民、军队、政治团体和国民议会的义务，首先就是不使他们感到震惊。”他得说服他的人民，使他们相信，签订一项协定既不是失败也不是对南越的内部稳定的威胁。为此，他总是需要时间。“即使我们接受了你的建议，我们也得研究一下如何去向人民解释。”在这一点上阮文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后来对他催得太急了，不利于南越国内的稳定。但是阮文绍本身令人恼火的谈判手法使我们无法看清他的真实想法，这也是事实。

我们逐渐才弄明白，我们碰到的不是起草协议的困难，而是思想上的根本分歧。事情的真相是阮文绍和他的政府对通过谈判取得和平根本就没有准备。他们有一些等于让河内无条件投降的模糊想法。他们不满足于仅仅能够生存下去，而是要获得取胜的保证。他们宁愿继续进行军事争夺而不愿面对一场政治斗争。就像八月三十一日邦克、总统和我在檀香山会晤回顾过去讨价还价的情况时邦克所说的那样，“他们担心自己还没有完全组织好，还不能同这样一个强硬的、有纪律的组织进行政治上的较量。”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紧迫事情要做。四年来，我们在为一场战争进行战斗和遭受苦难，我们正在设法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为了保持我们的荣誉和信用，我们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社会分裂。只是因为我们使公众相信，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把共产党政权强加在一个盟友身上，战争努力才得以坚持下去。但是如果河内接受我们停火的建议，我们就不能没完没了地承担继续进行战争以取得彻底胜利的义务。如果尼克松不这样决定，国会就会把我们的噩梦变成现实，并且通过投票逼使我们不提任何有意义的条件就退出战争，在世界各地损害美国总统的威望。

如果谈判破裂的话，阮文绍——同样，还有我——都拿不出有说服力的军事战略来改变印度支那基本力量的对比。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让南越人沿北越海岸登陆两天，把北越正规部队从南越引开。阮文绍稍微有点兴趣，但是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这是骗人的鬼把戏，而不是战略。阮文绍的水晶球也没有显示出什么妙计。他认为，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即离现在还有十五个月——“如果我们不签订任何协议，……他们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物资供应、人力和正规部队就会比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或一九七二年三月更少。”换句话说，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战斗，而且假定美国空军的支持未受削弱，我们就可以期待达到类似过去形成僵持局面的那种力量对比。我们认为美国公众和国会都不会坐等这一前景的到来。我还知道预算费用吃紧，很快就会迫使我们削减增援部队。

西贡和华盛顿之间的对话就这样像希腊悲剧一样地展开了，每一方都在寻求自己的需要，而得到的却是它最害怕的东西。因为在实质上我们双方都是对的。阮文绍是一位爱国者和才智非凡的人物。他以自己的才能和献身精神坚持了越南的一场消耗战。美国的反战分子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懑以及为了借口迫使美国政府投降而对他的臭骂是不公道的。但是他的迫切需要几乎同我们的需要截然相反。

他和我们都认为，他是南越政府的合法首脑。要他承认那些企图颠覆南越政府的人具有潜在的合法性就是破坏他的统治的心理基础。可是甚至在最低限度的妥协方案里都包含着给这些人以某种形式的承认。阮文绍由于国内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僵硬的态度。而我们想要保持对他的支持，就只能作出和解的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荣誉；我们可以（俗话说）为和平冒风险。但阮文绍的问题是生存。我们离开以后，他和他的人民将无限期地留下来；他没有任何犯错误的余地。

阮文绍的预感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了满足新闻界和国会里我们反对派的无止境的要求，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条件降低，远远低于朝鲜战争结束后二十多年来为维护韩国安全所需要的水平，而韩国比南越的条件要好得多。在朝鲜仍驻有五万美国战斗部队，而我们却建议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何况越南边界要更长，防御更难，面对的敌人也更加死硬。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基本有利于阮文绍的情况下，他所得到的仅仅是同一个自一九五四年以来从未遵守过协议的敌人实行停火。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全部撤军，并且不可能再返回。阮文绍本来最希望的是美国继续有增无减地给予支持，直到他的敌人瓦解为止。

我们不断寻求某种妥协方案的努力，说明了我们同越南人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因为妥协这个概念本身对越南双方都是生疏的。

我们无法理解越南双方根深蒂固的仇恨。他们彼此打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谋杀对方的官员，摧残对方的俘虏。他们之间由于不信任和彼此造成的苦难而形成的鸿沟是无法用善意或美国人所倾向的那种妥协办法来加以填补的。越南双方都把每一次解决当成是在不久以后的某个时候一场新的斗争的起点。双方对我所提出的每一项有意含糊的方案都加以研究，以确定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给它提供一个使可鄙的对手丢脸的机会。为了取得这样的胜利，双方都以使人惊奇的狡诈而巧妙的手段不断改变提法，特别是用越南语，它含义上的细微差别我们很难掌握。

幸运的是，八月底我对这些都没有觉察出来，否则我可能就没有勇气去着手后来的工作；甚至阮文绍对此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事实上，他和我在跳一种小步舞，庄重而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彬彬有礼地装着维持伙伴关系，毫无结果地按传统而已过时的办法行事。阮文绍从来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这当然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化。像在巴黎的黎德寿一样，阮文绍的斗争方式带有越南人特有的暧昧以及夹杂着法国笛卡儿哲学气味的傲慢，这种哲学把任何背离单方面宣布的抽象原则都看成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离开西贡时错误地认为已经达成了思想上的一致。阮文绍和我商定，我们将通过邦克交换信件，解决我们建议草案上余下的几处分歧。离开我九月十五日下一次开会还有许多时间——差不多有四个星期。

可是阮文绍却保持沉默；我们从总统府那里什么消息也听不到。黄德雅开始通过新闻界玩弄他的小把戏。我们为了西贡而在国内的辩论中吃了不少苦头之后，也许对攻击我们动机的话过度敏感，来自臭名昭著的黄德雅办公室的这些攻击越来越多地登在西贡的报纸上。埃尔斯沃思·邦克当时已七十多岁了，五年来他一直支持西贡，但是他们对待他的态度确实可以说是卑鄙的。邦克请求会见阮文绍，但是得不到答复，或者拖了很久才受到接见，以致问题已经失去讨论的意义了。例如，我们邀请邦克在八月三十一日来檀香山，因为尼克松在那里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的目的是商议一下我同黎德寿的会谈情况。邦克要求同南越人进行磋商，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建议草案，以便在九月十五日提出来。但是尽管邦克作了多次努力，还是没能及时见到阮文绍。至于对我们在八月十九日从飞机上用电报发出的、对于阮文绍交给我的备忘录所作的评论，西贡也不愿作任何回答。

我们又一次大部分接受了阮富德模棱两可的提法，其中有一些我们认为比我们原来的草案反而对河内更有利。（例如，我们没有接受西贡提出的把被俘的美国驾驶员单独提出来要求早期释放的改动；我们认为不应当区别不同的军种。）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在我们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不知疲倦的阮富德和黄德雅就又提出来另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主要争论的是西贡反对我们建议的关于民族和解委员会的构成问题。分歧出现在这样一个吹毛求疵的小问题上：是像我们建议的那样三个方面的组成人员应当具体指名呢，还是像西贡所希望的只是一般的提一下（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参阅注释中列举的不同提法）。[3]

在夏威夷会议上，邦克向尼克松和我强调指出，他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告诉邦克说，我们指望他告诉我们是否我们做得太过分了；他是我们的知音。我对他说，“我们作出了这么多年的牺牲并不是为了现在去背叛。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就加以改变。我们会付出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邦克再次肯定我们的方针是健全的，是唯一可行的。我们同邦克谈话之后，就起草了一封总统给阮文绍的信，并由尼克松签了名。信件中再次向阮文绍保证，“我们现在决不会去做我们过去三年半中一直拒绝做的事情”，去放弃南越。尼克松指出，现在的建议如果敌人接受了，就会维护西贡的利益，如果敌人拒绝，就会增加美国国内对我们共同方针的支持。

邦克于九月五日回到西贡。由于身上带着总统的信件，他终于在九月六日受到阮文绍的接见，可是要到第二天才能得到对我们备忘录的答复。现在离我同黎德寿的会晤只有一周了，离我动身去莫斯科也只有两天了。我打电报给邦克，指出我们的“新”建议实质上就是一月二十五日的建议，只是关于选举委员会的构成说得略微详细一些。至于选举委员会中应有共产党的代表，我们一直是这样讲的。

九月七日，阮文绍对邦克使用了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手法。他向邦克提了有关我们草案的几个颇有见解的问题，并问我们如果草案遭到拒绝，我们打算怎么办。他倾听着邦克仔细地说明我们根据西贡意见对我们的建议所作的修改。他给邦克的印象是他将给予合作，为此我祝贺邦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可是在九月九日阮富德和黄德雅交给邦克一份新的草案，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九月十日，我已经在去莫斯科的途中，我接受了其中的大多数意见，只是在民族和解委员会的构成上，要求能够酌情作一些灵活处理。九月十三日，经过了一个月的往返商讨，在我同黎德寿会晤前的四十八小时，阮文绍又拒绝了我们关于委员会构成的建议。他的拒绝并不是因为委员会使他不安，而是因为他对停火还没有做好准备。

傲慢是弱者的护身符；它是人们在自己面临惊慌失措时壮胆的办法。不过这一点我现在看得比当时清楚。一九七二年九月，越南的另一方——我们的盟友——使我恼火而又无计可施。越南人总是以这种办法来折磨实力比他们强的对手。经过一个月的交换意见，阮文绍在一个与最终结果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卡住了，如果因此使谈判中断，我们永远也无法向美国人民解释。如果我们在九月十五日只是采取拖延做法，河内把事情公开，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不利。如果我们容忍阮文绍的做法，一切联合外交行动就会化为乌有，就会出现我们国内批评者一直指责我们容许的情况，使阮文绍对我们的政策有绝对的否决权。

我们在此刻的方针就是我在一九六八年《外交季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和自那以后许多备忘录和谈判中所主张的：把军事和政治问题分开，首先解决军事问题（停火、释俘、撤军），把政治问题留给越南人自己去谈判解决，让多年来我们努力使之强大的西贡盟友有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求得发展。

八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我向阮文绍详细解释了我的方针。八月二十五日，我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也作了概述：

（1）我们要以体面的条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或者至少在原则上取得突破。这方面我们必须确定不得把共产党政府强加给南越，或者使这个政府的出现成为不可避免。

（2）如果不能获得合理的解决，我们要在公众舆论面前尽可能处于有利地位。为此，我们必须确保是由于对方的过分苛刻的政治要求才导致谈判的破裂，以此来孤立国内那些想要我们接受耻辱条件的人。

河内和西贡都拒绝接受我的方针，因为需要越南双方作出妥协，而他们却仍然在渴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多勃雷宁八月二十二日告诉我，黎德寿反对这一方针，其理由同阮文绍有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据多勃雷宁说，黎德寿认为我所有的方案总的目的都是在结束战争的军事方面，对政治前途则用一般原则来阐述，这样河内就得同南越人谈判如何执行这些原则，而“这个（谈判）过程可能会永远延续下去”。结果是南越的政治结构将会存在下去。河内不可能容忍这一点。阮文绍也反对给共产党以实际存在的机会。双方都感到放松全面胜利的要求有风险，是靠不住的。双方似乎都害怕随着停火而出现的政治斗争。双方都在竭尽全力想使我放弃我打算走的艰难的路程，即给河内一个保全体面的方案，安排一项等于只解决军事问题而同时又保存我们盟友政治结构的办法。

黎德寿企图使我超越形式问题而进入实际上不利于西贡的实质性的讨论。阮文绍则设法阻止我在形式上作出让步，以避免面对停火的现实，停火是他真正关切的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撤军和结束轰炸。这样，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我们终于使越南双方“一致”起来了——他们对美国的目的一致感到惊恐，最终都一致地不喜欢和不信任美国的主要谈判者。

如果我的分析正确，我们在九月十五日的会议上还得作一些装潢门面的让步，免得河内得出结论，说我们在拖延时间，并向外界宣布它的看来像是和解的立场，使我们失去国内支持。

我们现在有三个战略性的选择：第一，设法在大选以前获得解决；第二，大选一结束就采取剧烈升级的做法，使事情发展到顶点；第三，照目前速度使冲突继续下去，希望有朝一日河内会软下来，并提出对我们更为有利的条件。我赞成第一种做法；尼克松赞成第二种。他同我所谋求的条件实质上是一样的，但他宁愿在赢得公众对总统新的委托后，就立即戏剧性地用炫耀武力来取得这些条件。第三种做法实际上不是办法。不论在政府内或政府外，按现行办法继续下去，我们的障碍会越来越多。八月份，梅尔·莱尔德为了减少他国防预算的困难，交给了总统一份备忘录，建议将敌人反攻开始以来所增派的部队立即削减百分之二十，将空军出击次数减少百分之四十，还要减少军火供应。尼克松拒绝了，于是莱尔德提出了削减幅度更大的建议，一月一日生效（前面已经谈到）。这种压力肯定将随着预算过程的进展而加重。

而且，我们又陷进了错综复杂的撤军问题。八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宣布再撤一万二千人，这使我们驻越军队减少到两万七千人（比我们当时在韩国的驻军少多了）。总统和我想让公众懂得这些可能是永久留守的力量，只有河内作出让步，我们才能撤走这支部队。但是五角大楼很快就透露说，它不认为这是撤军的结束。过六个月我们无疑将面临以莱尔德为首在预算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及国会和新闻界关于实现单方面全面撤军的要求，这将使我们失去一些有利的谈判资本。

一月份国会一复会，我们必将面临一系列新的议案，规定我们退出战争的日期，最好的条件也不会超过我们在巴黎可能赢得的条件。总之，我认为河内判断尼克松在大选之后地位大大加强是估计错误。如果我们不在十一月七日以前趁热打铁，河内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地位虚弱。那时我们就会再次面临令人恼火地交织在一起的拖延、模棱两可的让步以及不时出现的河内一直想用来折磨我们的军事上的“高潮”。

我可以赞成尼克松关于在大选之后搞戏剧性升级的办法，如果在谈判陷入全面僵局的情况下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它总比再来一次无止境的冲突所带来的长期痛苦要好些。可是它不能作为我们优先考虑的方针。否则将意味着尼克松在国内一片争吵声中开始他的第二届任期；越南战争在我们社会里所造成的创伤将变得更加难以治愈。国会的压力将会加剧；我们将面临一月三日国会复会的最后期限。即使忍受这些麻烦，我们将来得到的条件也不会比现在已经开始有可能取得的条件好多少。到了这样晚的阶段，我们不能把在巴黎的赌注再增加到高于我们两年以来所提出，而特别在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提得十分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都难以得到国会的一致同意。

因此，如果河内决定在大选之前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良机。十一月七日以后，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是忍耐还是战争升级，都得坚持下去，对河内来说再没有期限的约束了；我们将被迫接受国会的沉重压力。我们甚至不可能指望苏联和中国会无限期地默许，换句话说，我们可能需要在同他们的关系上付出一些代价。我认为，把那些使我们多年来得以处在极强有力的国内、军事和国际地位的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以利用，是比较明智的。现在是设法使河内作出最大让步的时候了。

鉴于上述理由，我向尼克松建议，九月十五日我们向对方提出一份略加阐述的关于选举委员会的建议，这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以来我们立场的主要内容。它包括了阮文绍没有接受的关于民族和解委员会构成的规定。我打电报向尼克松请示：

如果河内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认为不太可能，那么，由于开始了一场实质上是新的斗争，出现无数其他复杂情况，南越政府不完全同意我们建议的每个细节这样一个事实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想象南越政府会认为把我们之间存在的一点点分歧公开化会对它有利……

相反，如果河内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认为非常可能，南越政府就完全有理由同我们站在一起。不可设想，一旦我们的合理建议公开了，并且河内拒绝了，南越会把过去同我们的分歧公开化。我们将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可以指出我们在谈判中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来对付河内的宣传。

尼克松对此一点都不热心。他得到九月十一日公布的卢·哈里斯民意测验的鼓舞，这次民意测验表明，美国选民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三十二）都支持对北越继续进行猛烈轰炸。百分之六十二对百分之二十二支持对北越港口布雷。百分之四十七对百分之三十五反对在南越建立联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是比数最高的一次）。麦戈文攻击说，“亨利·基辛格到巴黎和西贡的旅行只不过是引起人们对和平抱有虚假幻想的宣传把戏。”公众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二十六的多数对此表示异议。选民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三十三的多数同意尼克松总统把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回美国的方针，而不同意麦戈文的办法。（十二天前，八月三十日盖洛普关于大选的民意测验的结果是：赞成尼克松，百分之六十四；麦戈文，百分之三十；犹豫不决的占百分之六。）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认为采取我的建议在政治上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他的习惯是，涉及国家安全时，他就尊重外交政策的基本理论，同时他又提醒我，这对他的政治利益确实是有害的。黑格打电报到莫斯科对我说：

他（总统）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似乎不了解，美国人民对基于妥协的解决办法不再感兴趣，他们赞成继续轰炸，希望看到美国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能够取胜。我指出这种态度本身是不牢靠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态度仅仅是因为我们把一系列强有力的和即将采取的措施很好地结合起来，以重新树立起总统的信誉……总统最后同意了，但坚持说在向你转达他的同意时，我应当向你强调他的愿望，要你明天在会谈中表现强硬，在公开时合乎鹰派而不是鸽派的心意。我还告诉总统，这些会议到目前为止的记载是无可指责的，我深信明天会议之后，仍将是这样。

事后想起来，我认为我们本来可以按西贡的建议好歹去试一试，而不需要加上我的改动。几乎可以肯定河内不会中断谈判，因为它害怕尼克松显然将要重新当选。此外，我现在觉得，这种做法在战术上也是明智的，它也许会减少阮文绍对我们的不信任；当然由于我们之间的看法不同，任何做法最后都不可能防止破裂。就谈判而言，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建议根本就没有讨论过。九月十五日，黎德寿提出了北越七月份以来四次会议中的第三个新建议，这样，我的建议就无关紧要了。

插曲：九月十五日和九月二十七日的会谈

从莫斯科回来途中，我于九月十四日晚在契克斯停留，向希思首相介绍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我们已宣布，我还将去巴黎，向蓬皮杜介绍情况。但是，要打破保守秘密的习惯是困难的。为了获得同黎德寿会谈所需的六小时时间，我于九月十五日清晨从英国一个军事机场乘小飞机飞往巴黎。我们在克拉里奇斯饭店的套间外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而且让总统座机停留在希思罗机场上，当天晚些时候再飞往巴黎，以此来掩盖我们的行踪。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幼稚的、不值得一做的把戏，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将在这天晚些时候宣布同黎德寿的会谈。从那时起一直到谈判结束，我们都没有作出特殊的努力替我的行动保密。而且实际上，在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提前加以宣布。

正如在过去的越南谈判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次会谈本身就使所有精心策划的计划失去意义。黎德寿继续使用他自七月十九日会谈以来一直使用的温和的、几乎是悦耳的调子。他不再重复在谈判最初三年中那种虚张声势的言语，说什么美国和世界舆论将会迫使我们解决越南问题。他用几乎有点哀伤的口气一再询问，我们是否愿意迅速地解决问题。我含糊其辞地重新作了保证，有意增强他的不安心情。最后，我提出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包括阮文绍反对的那段内容。黎德寿认为计划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而不予考虑，他的看法倒近乎事实。可是他并不坚持他先前的主张，反而提出一项新的十点建议。这项建议的要点是削减民族和睦政府的（这是他仅在我们上次会谈中提出的）某些权力。在八月十四日，河内说过，民族和睦政府成立以后西贡政府就要结束，而黎德寿现在却提议，即使在越南问题解决之后现存的两家政府还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民族和睦政府只局限于监督协议条款的遵守和外交政策的执行；这一政府又是“临时的”，可存在到最终解决越南问题为止，然而，却没有明确规定最终解决的步骤。每个省将成立民族和睦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管理所有有争议的地区。西贡将负责它控制的所有地区的对内政策。但黎德寿又说——即使在匆忙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在细节上占先——既然大部分地方都是有争议地区，那么民族和睦政府就将接管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黎德寿还作了一些摆摆样子的让步，例如把对我们撤离的最后限期从三十天延长到四十五天（我们建议三个月）。

我断然地拒绝接受他的政治建议，这点黎德寿肯定会预计到的。我告诉他，我们不接受任何改头换面的联合政府。跟他以前的做法相反，他的反应只是以最温和的口气形式上抱怨我们缺乏“诚意”，而且谈得似乎更加努力了。他突然想知道，我是否准备就达成原则协议规定期限？在达成这样一项协议以后，他在八月一日草案中建议举行的各种会议将着手谈判对该协议的执行。只要我们不再作出更多的让步，我觉得同意一个期限也无妨。我们双方同意以十月十五日为期。各种会议仍将留有充分余地来完善原则协议的内容。

为了赢得更多的时间，从而对黎德寿施加更大的压力，我提议，我们在下一次会谈中把全部时间用于决定对已达成一致意见的各问题的措辞。这些大多是军事方面的问题。黎德寿是妥协的模范。他表示同意，但指出，在政治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将有利于解决军事问题；政治进展已不再是一个先决条件了。然后，他建议最好是在一周内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我同意了这一不同寻常的要求，但把日期推迟到九月二十六日。我们越是把黎德寿推向他的最后限期（美国大选）——这是他自己选定的，对这一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他越是可能乐于迁就我们。我在这次会谈后立即送给尼克松的总结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他们如此热衷于进行对话，到底想图些什么，还不很清楚。使他们进退两难的是：继续进行会谈将加强我们的国内地位和谈判成果，而绝不会限制我们在军事抉择上的灵活性；如果他们中断会谈，他们就没有在十一月前解决越南问题的任何希望，而我从会谈中感到他们是强烈地希望在十一月前解决问题的。

我的推测是，他们对你重新当选总统以及这件事对他们的含意极为关切。但是，由于他们实行集体领导，他们在作出政治性让步时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为了摆脱会谈的僵局，他们必须作出这种让步。他们继续提出令人不能接受的要求，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不到万不得已不作必要的让步。

实际上，我们正处在战争中最有利的谈判地位。南越军队在九月十五日收复了广治，这是河内在进攻中攻占的唯一省会。也在这一星期内，民意测试显示，美国公众对尼克松处理越南战争的支持在不断增加，而且，在预测大选方面尼克松获得的支持比麦戈文领先得也最多。越南南方共产党第06号指示也在那时（我们在几周后才获悉）通知共产党干部们，将努力“迫使”尼克松在大选日之前结束战争，这是河内使其人民对基本上按照我们的条件达成一项协议做好思想准备的做法。

九月十五日的会谈原来是在舒瓦齐勒罗瓦的达尔戴街十一号举行的最后一次例会。虽然我力求行踪隐蔽，但黎德寿却做得不太成功——或者是不太谨慎。他来到巴黎这件事被人察觉了。几天前，他甚至向记者们暗示将同我会谈，但是那一次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困难。（我在莫斯科时，黎回答一位记者询问有关同我会谈事说：“在几天内你会得到回答的。”）一群有事业心的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电视台记者尾随着黎德寿从他的住处到会谈地点，结果摄下了我进入和离开这个迄今是一所神秘的房子的镜头。以后各次会谈在哪里举行，要由北越人寻找地点了。

九月十五日会谈后，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再次拒绝了联合政府的建议；同时我相信，河内确实也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接近于把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河内既然已走到了这地步，它迟早会亮出它的底牌的。这一前景也使阮文绍再次感到沮丧。邦克又无法获得约见阮文绍的机会来通报我同黎德寿会谈的情况了。但是，邦克告诉了我他自己的估计，他认为我们的“耐心和坚持似乎正在获得报偿”。他又说：“我认为，我们在遵从他的（阮文绍的）意见时一直表示出谅解和非常克制，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坚定地表明，我们也有自己的迫切需要。”

邦克没有见到阮文绍，而在九月十六日，邦克收到了一封阮文绍给尼克松的信，表面上是对尼克松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的回答。信的措辞精明（可能是曾在美国攻读的黄德雅写的），信中表示同意美国总统的所有基本点。突出的是，信中没有对我们在关于联合政府、关于监督下停火和关于不再进一步渗透等关键问题上坚持原则表示赞赏，却警告说，不应再作出任何让步：

……不应鼓励共党分子使用一种更加巧妙和付出更小代价的办法来通过所谓的谈判解决和政治和平解决去接管一些国家。……因此，继续极不符合逻辑地向共党分子作出让步只能鼓励他们更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立场和进行侵略。

阮文绍抹煞我们以前提出的所有建议都是得到他的同意的这一事实。他说，我们已经提出的条件“确实是过于积极、很可以理解和合乎逻辑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把我们以前的建议说成是“可以理解和合乎逻辑的”，这是令人寒心地重复了北越人的用语。）阮文绍的责难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伤人心的，因为我们无意在下次会谈时提出任何新的东西。

阮文绍终于在九月十七日屈尊让邦克向他介绍我同黎德寿会谈的情况。阮文绍认为有两种可能性：北越人可能准备在美国大选前在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或者他们对我们的策略还无把握。我当时多少还以为阮文绍的敌对情绪是出于误会，就向邦克发了一份关于九月十五日会谈的更为详细的记录，还附了一份关于我在莫斯科讨论越南问题的记录，内容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因为我觉得莫斯科对在巴黎进行的频繁讨论不会有多少贡献。然而，成功的希望似乎只使阮文绍更加固执。他于九月二十日在顺化发表的讲话中尖锐地宣布：除了南越人民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商谈或接受任何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三日，我再次试图弥补裂痕，写信给邦克说：

阮文绍应该明白，在我们所面临的敏感时期，他对谈判的表态会对河内的策略产生重大的影响，讲清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阮文绍真的担心我们可能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解决越南问题，他就必须懂得，华盛顿和西贡之间出现分歧的实际后果将会是促使河内在秘密会谈中更快地解决越南问题，以便利用他们发觉的美国和越南政府之间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西贡的政治混乱。这将打乱我们试图保持的经过慎重斟酌的步调。我们此时的策略是迫使河内的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在继续对河内施加最大限度的军事压力的同时，维持在巴黎进行建设性活动的外表。因此，必须使阮文绍同我们紧密地站在一起，以便向河内显示我们的团结。

北越人对他们泄露达尔戴街会谈地点的责任感到有些不安，他们为九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七日的会谈找到了一个新的地点。到那里去，我们必须走过一条似乎为了使我们回想起我们的东道国法国的过去、今天和将来而事先计划好的路线。我们离开巴黎，经过布洛涅森林向西南方向驶去，越过隆尚的赛马场；然后我们绕过纪念勒克莱尔将军于一九四四年解放巴黎的路线的纪念碑，穿过戴高乐曾在一九六二年遇刺脱险的小克拉马的十字路口，经过在萨克莱的核研究中心。在幽静的乡间小镇伊维特河畔吉夫市镇的勒克莱尔将军街一〇八号，高高的绿色木栅栏后边的大庭园里有一座白粉墙的两层楼房，这就是我们会谈的新地址。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优美雅致了。

北越人不愿说出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所房子的，只是说它是由“朋友”借给他们的。这些“朋友”结果是法国共产党。这所房子原来是立体派画家费尔南德·莱热的家和工作室，他曾是一个共产党员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九五五年去世时把这所房子赠给了他衷心感戴的共产党。就在这种很不相称地挂着一些莱热的引人注目的抽象画的仿制品（也许有一些原作）和挂毯的环境里，我们开始了一轮极为重要的越来越具体的谈判，以求结束战争。在我于十月二十六日举行“和平在望”记者招待会之前，我们的新会址还得太太平平地多保密两个月不让人发觉。直到十一月下旬，当我们又回到伊维特河畔吉夫市镇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就成群结队地紧紧尾随着我们。

黎德寿和春水都像在九月十五日时那样表现出同样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心情。他们先用了两个小时阐述一个工作计划（据北越译员阮定芳说是一个“时间表”）[4]，打算在本月内解决越南问题。这个“时间表”很快就取代了越方多次会谈一开始都要重弹的河内解放斗争史诗的老调。黎德寿像是在作开场祷告似地提出了加速进行谈判的建议，我则给予响应。我们进行讨价还价，因为我认为，“时间表”问题也和其他任何话题一样可以消磨时间，使河内越来越逼近它自己提出的最后期限。我们最终表示同意这个“时间表”。然后，黎就亲自把这件事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本子上画满了蓝色的框框，使记录的事情显得更为庄重。下次会谈的时候，又照此重复一遍。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个“时间表”也就被遗忘了。有一次，他在恼怒时大声喊道：“我在把它记下来，但我要你知道，我不相信它。”

当我们最终着手研究实质性问题时，黎德寿又提出了要我访问河内解决最后分歧的主意。如果我们谈判告成，这次访问就列入“时间表”。黎德寿在对双方立场的分歧和相似点进行有条理的逐点评论后，提出了另一项新的全面建议，这是在五次会谈中提出的第四次建议。（过去，他们提出的方案至少要坚持六个月。）甚至在我说了我将不发表任何新的看法以便用当天晚上的时间来考虑他的评论之后，他还是提出了新的建议。（这样也好；我要提出的不过是措辞上的一些小的修改。）

黎德寿的新方案——他把它叫做“最后的”提议——进一步削减了共产党对成立三方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更加接近于我们的建议，即原则上只成立一个混合选举委员会，他仍然要求成立一个没有阮文绍的“临时民族和睦政府”，但他再次减少了它的职责。民族和睦政府将向现存的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含糊地负有在双方间进行斡旋的责任，但它既没有执行也没有处理外交政策的权力。如同我们所建议的民族调解委员会那样，这个民族和睦政府将“根据一致同意的原则进行工作”——换句话说，任何成员都有否决权，即使在有限的职责范围内，也什么都干不成。我后来向总统报告说，这个政府仍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从河内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重大的变动”。我认为，“这是同他们的下述做法不矛盾的，即最终把他们建议成立的联合政府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委员会，以便顾全面子，掩盖就地停火和双方对各自领土保持事实上的控制。”

河内作出的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让步是，黎德寿建议，在解决越南问题后，河内的军队将撤出老挝和柬埔寨，而且在老挝的美国俘虏也将获释（他说在柬埔寨没有美国俘虏），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曾经坚持在印度支那范围内实现停火，要求释放所有在印度支那的美国俘虏，要求北越人撤出其他印度支那国家。除了遣返俘虏外，这些要求在美国国内都没有获得很大的支持。可是现在所有这些要求正在实现之中，甚至送来的快餐质量也大有改进。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他们给我们送来了鱼子酱、虾、面包片、白酒和雪利酒，外加水果和春卷。

既然我们的策略看来是在生效，我就只限于提交对方一些关于下列问题的简单草案：国际保证，对停火实行国际监督的技术细节，以及交换俘虏。黎德寿由于越来越急于要使谈判取得迅速进展，他生气地表示，我只是在爬行，而且只注重次要问题——事实确是如此。

我告诉黎德寿，他的很多新建议都比以前进了一步。但是，继续要求阮文绍在一项最后协议签字后必须离职是荒唐的。我再次强调，我们永远不会直接地或找一些借口来抛弃我们的同盟者。黎德寿强调了他们的建议是“最后的”。我重申，美国人民将永远不会赞成通过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来结束一场他们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最后的结果必须由人民来自由决定——这是黎德寿很难理解的概念。他对西贡总统选举中的获胜者就能得到一切这一点感到烦恼；他想知道，拟议中的选举是否可以不选总统，而选出一个国民代表大会。最后，黎德寿问道，我们建议的全国调解委员会除了监督选举外，是否还能给予更多的职责。他已准备在下次举行为时三天的会谈。他建议会谈在十天以后十月七日举行。他说这次会谈是“决定性的”。为了稍微增加一点对他的压力，我同意在十月八日举行。

这一切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已经在原则上解决了所有的军事问题：停火、渗透、撤军、释放战俘、国际监督和老挝问题。在柬埔寨问题上我们没有达成协议。黎德寿仍在极力要求旨在损害西贡的政治方案。但是他急于要在十月初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谈这件事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还没有听到河内的最后决定。也许最后决定证明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当我们着手把在原则上同意的东西起草成协议时，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可能成为泡影。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下一次会谈要么取得突破，要么将迫使我们进行另一次军事较量。

阮文绍希望些什么，我是一清二楚的。西贡不断挑衅性地泄露大量消息。感激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并不是越南人的特性。阮文绍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为他的国家进行顽强的后卫战斗，否则他就要把作出所有让步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但是，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关键时刻，很明显地有必要同阮文绍再进行磋商。

尼克松在西海岸地区进行竞选活动。九月二十七日，我从巴黎回国后几小时内就和在洛杉矶的霍尔德曼接通了电话。我建议派黑格到西贡去和阮文绍一起研究我同黎德寿下次会谈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尼克松同意了。

我提议，我们向阮文绍提出一些下次会谈中要提的政治建议，供他选择。我们可以同意进行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而不是总统选举；撤销总统选举的建议将避免阮文绍辞职。我们可以要求拟议中的全国调解委员会在达成和平协议一年后来审查宪法，使宪法同和平协议的条款相一致。在我看来，这是一条最有把握的途径，因为西贡在这个委员会中拥有绝对否决权。

结果，所有这些点子都是徒劳的。黑格大可不必进行这次旅行。黑格非常钦佩阮文绍，但这次却受到了标准的阮文绍式的待遇，这种待遇同河内认为它处于有利地位时黎德寿在巴黎使用的手法很相似。十月二日，黑格和阮文绍第一次在总统府会晤了两小时四十分钟。阮文绍态度平静，口气和解。他问了一些经过认真推敲的问题，想摸清尽可能多的情况。黑格按照我和我的助手们起草的谈话提纲，说明我们利用河内的急躁情绪来获得更多让步的策略。相反地，如果我们没能抓住争取和平的机会而造成持续的僵局，在美国国内可能会招致攻击，从长远来看，就将威胁到我们援助南越的能力。黑格解释了我们在九月十五日谈判中的做法。我们表示愿意提出有点新内容的建议，这个态度对于促使谈判持续下去是重要的。河内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项“有了重大修改的建议”。我们需要在下次谈判会议上为同样目的提出一些有新内容的东西。黑格扼要地说明了尼克松批准的各种选择方案。

根据阮文绍的反应，黑格认为已使他消除了疑虑。（阮文绍似乎以为我们会再次要求他承诺在新的选举前辞职。）黑格报告说，阮文绍的态度是“我们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富于建设性的态度了，而且看来他会比原先更倾向于抱合作态度”。

不久，他就会知道情况恰恰相反。他预定在十月三日同阮文绍的会见突然给取消了。同时，尼克松于十月二日在戴维营会见了葛罗米柯。在黑格的乐观的报告影响下，尼克松告诉葛罗米柯，我们将在十月八日的会谈中提出我们的最后建议。如果这一建议遭到拒绝，在选举期间就不再举行谈判。此后，我们将转而使用“其他办法”。

十月四日，阮文绍彻底地摊了牌。他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起会见黑格，激烈地攻击了美国建议中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那些他早已同意了的。他不愿意讨论我们向他提出的一些变通的建议。阮文绍有时还痛哭流涕。（此后不到三星期，我碰到了同样的情况。）黑格报告说：

我们刚同阮文绍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三小时五十分钟的会谈，出席会谈的人包括陈文香副总统、陈善谦总理、陈文林外长、总统外交政策助理阮富德和总统特别助理黄德雅。我和邦克驶近总统府的时候，我们明显地感到一场对抗即将发生。交通显然已经停止一些时候了，我们进入总统府时，总统府里危机的气氛十分清楚。当我和邦克被召去总统办公室时，我们却被径直引到会议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在那里等着我们。阮文绍用越南语首先致词，黄德雅站在黑板前面充当译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正面临着越南政府对美国各项反建议的坚决而又一致的反对。

尼克松的反应远不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追忆的那样对阮文绍深表同情。[5]十月四日上午，尼克松告诉我，黑格回国是错误的，虽然回国是在计划之中的；他认为黑格应该留在越南对阮文绍做些工作。邦克最好同阮文绍再进行一次“坦率的”谈话，必须让阮文绍了解，尼克松不愿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地位。尼克松授权让我在十月八日继续进行会谈。他自我安慰地认为，也许河内不管怎样都会拒绝考虑我们的建议。同西恩富戈斯危机时一样，他想把事情拖到大选以后。“依我看，如果他如此不讲道理的话，我们在大选以后势必同他断绝关系。你知道，我是指胳臂扭不过大腿。”我告诫尼克松说，河内最终接受我们的九月十五日建议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这个建议综合了我们过去十六个月中提出的各项建议）。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次机会了：“我们不可能通过另一年的轰炸来取得更好的条件了。”尼克松说，他同意这一看法。我重复了对策略的看法：我们使“时间对北越人不利”。我说出了我的怀疑，阮文绍恐怕是希望我们对他施加压力，以便让我们负担责任。

结果决定，我将坚持我们于九月十五日采取的立场，不再提出阮文绍拒绝接受的任何一项变通的建议，没有必要进一步恶化我们同阮文绍的关系。我们将要求河内对军事问题说得更具体些，然后我们才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方案。如果河内接受我们九月十五日的建议的话，我将要求休会，以便前往西贡。尼克松告诉我，那时我应该“迫使他（阮文绍）接受我们的建议”。

很明显，尼克松希望迫使阮文绍接受建议这件事——近四年来我们一直避免这样做——不宜在大选前发生。我可没有把握这会不会发生，因为我们于九月三十日收到了河内的一封信，再次表明河内急于要迅速解决问题，并可能作出一些新的让步：

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认为，下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谈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是就谈判的方针作出明确决定的时候了。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双方对一些已经提出的问题的实质达成协议，这样就有助于实现双方已达成谅解的谈判日程安排，即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底前结束战争并签署一项全面协议，时间能提前则更好。

要么双方就无法达成协议，谈判陷入僵局，战争将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承担全部责任……。

就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来说，它将详细研究美国方面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十点建议，并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参加下一次会谈，为同美国方面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而进行最后的努力。

同时，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搞好十月八日会谈的环境。我们必须阻止阮文绍将我们的争议公开化，这会损害我们同河内的谈判地位，损害尼克松在国内保守选民中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必须通知他，谈判的进展可能会迫使我们回到黑格已同他磋商过的一些政治建议上去。我于十月五日起草了一份给阮文绍的电报，以尼克松的名义保证在作出任何最后决定前都要同他磋商。第二天，我打电报给邦克说，要让阮文绍研究黑格向他提出的政治建议，即关于选举总统、选举国民代表大会，或者甚至是由选举委员会来审议宪法的建议，“使他不能抱怨他没有足够时间来考虑这些建议的各个方面，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

在为十月八日的会谈做准备时，我让国务院参与了这项工作。副国务卿亚历克斯·约翰逊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沙利文拟定了有关国际监督机构和实施停火的工作文件，这些文件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终于在十月七日星期六上午动身前往巴黎，此行成为我们同河内进行四年之久的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的高潮。

突破：十月八日会谈

这一次，我和全体随行人员都在沃森大使官邸下榻，这是在时髦的圣奥诺雷郊区街上的一所刚维修一新的大楼。预计要进行三到四天的谈判。我由黑格陪同，因为他对西贡的态度有最新的第一手的了解，同时如果达成协议，他也能帮助我说服尼克松接受。我的工作班子里的理查德·T·肯尼迪留下来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十月八日星期天，秋季的巴黎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上午十时三十分，我由黑格陪同到达在伊维特河畔吉夫市镇的那所仍然是秘密的白粉墙房子。会谈开始时，双方开了一些玩笑。我向黎德寿和春水表示歉意，因为他们在星期天误了上教堂，或者是误了去观看正在隆尚举行赛马的机会。北越人很乐于保持当时的这种气氛：

基辛格：“在法国，马在跑道上跑的方向同美国相反。我听说，在巴黎和奥特伊尔有一个赛马场，当马跑到赛马场的另一边时，就被树木遮住了，所以你就无法看见这些马了，据说，赛马骑师就在那里决定让哪一匹马获胜。”

黎德寿：“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向着和平还是向着战争进行一场比赛呢？”

基辛格：“向着和平，而且我们正在树木的后面。”

黎德寿：“但是，我们将征服这些树木呢，还是树木将阻碍我们？”

基辛格：“不会阻碍，我们将解决问题。”

黎德寿：“如果你们从这些树木背后出来，我们也将这样做。”

基辛格：“我们都会从树木背后出来的，我们会解决问题。”

黎德寿：“那么，两匹马将在同一条路上。”

基辛格：“但是，我们要越过终止线时，你们会说，‘你们还不够具体。’”

在会谈开始时谈笑了一阵子后，我注意到在黎德寿面前放着两个绿色的大文件夹。我就问他，他是否想把文件夹里的东西读给我听。春水邀请我先发言——很明显，他们想知道我是否已带来了比他们准备接受的更好的条件。我回答说，我们在黎德寿最近提出的政治建议中发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一致同意的原则，但它仍旧有一些重大的缺陷：

在协定签字后，你们将使现任总统下台；你们将废除现行的宪制结构；你们将从西贡直至村庄一级建立一些新的半官方机构。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所产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即使一个因素未必是决定性的，但它们加在一起同时发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最后，我挖苦地说，我知道西贡因此而受到的损害并不是故意造成的，我纯粹是本着合作的精神作这些评论的。

然后，我转而谈军事问题。我强调军事问题具有“特殊的迫切性”。河内最近提出的建议中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停火的方式、北越军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结束经由老挝和柬埔寨向南越的渗透以及释放在老挝和柬埔寨的美国俘虏。虽然在谈判中暗示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没有具体的建议。我们将坚持在整个印度支那实现停火，但是我们对具体的安排并无成见。即使老挝和柬埔寨的停火要分别作出安排，两者也应该同时生效。我交给对方一系列有关所有技术性问题的简短的解释性文件——实际上就是国务院起草的文件。

我还提交了一项“新”的和平建议，这项建议实际上只作了一些表面上的改动，把民族调解委员会的职能说得稍微具体一点，该委员会将监督选举以及委员会同意的其他事务——由于西贡的否决权，这种事务不可能很多。监督下进行的选举的性质没有正式地具体化。如果像尼克松告诉葛罗米柯的那样，这是我们的“最后建议”，那么这只能向黎德寿表示，我们在保持西贡的现有结构方面一步不让，而且也没有作出任何其他重大的政治让步。

很明显，这也是黎德寿得出的结论。他没有像在过去三年中那样随时会暴跳起来，只是说：“我建议现在休息，然后我再发表意见。”会谈于十二点三十八分告一段落。接着送来了丰盛的午餐，而北越人统统上楼去了。下午一点，黎德寿回到会议室，同我在快餐桌旁闲谈。他打趣地说：“战争结束后，我有一天将带你去看胡志明小道。”他又离开了一会儿，去看他的同事们。然后，他又回来对我说，既然我给了他们“这么多文件”，北越人希望休会时间长一点。他建议会谈于下午四点继续进行。我表示同意。

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在充满着秋天清新空气的庭园里散了一会儿步，轻声交谈（以防灌木丛里有窃听器）。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开车去转一圈。有人（也许是盖伊上校）建议去朗布依埃——十四英里外的森林和古城堡。我表示同意，我们七个人乘上两辆小汽车，由盖伊和他的同事驾驶，向西顺着三〇六号国家公路驰去。我们并未到达朗布依埃。车开了十分钟后，我有些局促不安，想同黑格秘密地磋商一番。于是，我就要盖伊上校在一个我和黑格可以漫步的地方停车。盖伊把车开到一个地方，那里大路两旁绿树成荫，车一停，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个小湖，这里看来也是一个野餐胜地。来郊游野餐的人们把印着方格图案的桌布铺在地上，放上食品；情侣们双双地躺在树荫下面。初秋的法国，天空是蔚蓝的。我们这些奇特的、专心一致的美国人顺着杂草丛生的小径漫步，丝毫没有引起这些巴黎人的注意。我和黑格在湖边快步走着，回顾了会谈中的策略，然后往回走。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同样是心事重重，紧张地等待着两小时后即将发生的一切。

对我们来说，目前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宁静气氛同我们的焦急心情相比，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下午四点，我们就会知道，这么多人曾经忍耐了将近十年的苦痛是否会换来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

会谈按时复会。黎德寿没有旁敲侧击。他立即拿起他的绿色文件夹。他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已取得一致意见的时间表，迅速地结束战争的话，“我认为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来进行谈判”。他在谈判中提出的所有的程序和各种方案（我也勉强地如法炮制），他现在都认为是不够的了。这些程序和方案“十分复杂，讨论起来要花很长时间，要花好几个星期”，因此，“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并像我们所有人希望的那样，确保迅速结束战争，迅速恢复在越南的和平，我们现在就谈判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一项新的建议，一项非常现实、非常简单的建议。”

黎德寿建议，美国和北越签署一项协议，解决它们之间的军事问题——撤军、释俘和停火。在南越的政治问题上，“我们将只在大的原则方面达成协议。在签署这项协议后，立即实现停火。”不能让政治问题——“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来拖延我们的谈判（“拖延”一词译员阮定芳先生是用法语说的）。黎德寿现在不再要求在实现停火前组成一个联合的民族和睦政府了。实际上，他放弃了联合政府的整个概念。这个政府现在只是一个由南越两方在三个月内建立的一个“民族和睦管理机构”，负责执行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实现民族和睦（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和“组织”尚未具体规定的大选和地方选举。南越的两个“管理机构”——西贡政府和共产党的临时革命政府——将继续存在下去，并拥有自己的军队。

这个“民族和睦管理机构”由于须经南越两方的批准，可能永远连成立的希望都没有；它的职能还须由两个死敌来谈判决定，然后还要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来工作。[6]为了要求联合政府，北越人付出了十年的巨大努力，忍受可怕的苦难，落到现在这样只有一个淡淡的影子，这是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而且我相信，在今后的谈判中我还可以进一步降低这一“管理机构”的重要性。河内在四年中一直要我们取消我们盟国的政治机构，代之以一个联合政府，现在它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它的政治要求了。

其他一些协议条款也有助于消除我们的担心。三年来，河内一直坚持，结束对南越的美国军事援助是解决越南问题的绝对先决条件。现在黎德寿放弃了这项建议。“替换武器装备”（即军事援助）是允许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继续向南越提供物资。虽然河内闭口不谈撤退它的军队（实际上，河内甚至不承认在南越有它的军队），但是它接受了我们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建议，停止对南越的渗透。如果河内遵守这项诺言，它在南越的力量将必然遭到削弱。此外，还将实行国际监察和监督——尽管黎德寿认为这“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并建议在实现停火后再加以讨论。当然，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分歧。黎德寿仍闭口不谈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北越军队（虽然他以前曾同意撤军）；他不愿意承诺河内在那里停火的责任，因为这将违反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原则。我挖苦他说：“但是你们在那里驻有军队，也是违反这个原则的。”黎德寿表示他现在要像以前在作战时那样坚决地为和平而努力。如果他是确有诚意的话，上面这些问题就可以在以后几天内得到解决。他知道，否则就不可能达成协议。黎德寿在发言后，交给我一项协议草案的全文。

黎德寿一再坚持说，他的计划表示他们已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这就是你们自己建议的，和你们一样的建议……因此，我们的建议表示了我们的善意，表示了我们迅速结束战争的真诚愿望。而且这和尼克松总统自己提出的建议是一样的——停火、释放俘虏和撤军……。至于南越内部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我们在一些原则上达成协议，将由南越各方来讨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你们先前建议过的事情：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撤军、释放俘虏……。这是你们的建议，我们为了结束战争而以巨大的诚意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这一新建议同尼克松总统自己提出的建议完全相同：停火、结束战争、释放俘虏和撤军……而且，我们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原则。你们也这样建议。我们将让南越各方来解决这些问题……

事情就是这样。河内终于把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了开来，我曾在过去四年中极力主张这是解决越南问题的最好办法。河内接受了尼克松五月八日的建议，并承认不用推翻南越政府作为停火的代价。河内对我们有关总统选举的建议置之不理，这样就没有必要再提阮文绍在总统选举前暂时引退的事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已经作罢；南越的政治结构问题由越南人来解决。

将近四年来，我们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然而，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它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一位年迈的革命者以单调沉闷的声音，把十年流血的终结体现在模棱两可的法律词句之中，和平就这样来到了。

我和我的大多数同事马上就懂得了我们听到的这些话的意义。应我的要求立即休会后，我同洛德握着手互相说：“我们成功了。”曾在越南服役的黑格激动地说，我们维护了那些在越南服役、牺牲和受苦的军事人员的尊严。黎德寿的文件中肯定还有许多令人不能接受的东西。在对方发言结束后的半小时休息时间里，我的其他一些同事，特别是约翰·内格罗庞特集中研究了这些不能令人接受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文件的实质是停火，撤退美国军队，释放俘虏，以及不再进行渗透——这是我们提出的基本计划，并从一九七一年五月起就坚持说这个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经常有人问我，在我担任公职期间什么时刻使我最为激动。我参与了许多轰动的事件，我曾经大权在握，我也看到过壮观和隆重的场面。但是最使我感动的时刻是在那个凉爽的秋天的星期天下午，当暮色降临到宁静的法国大地的时候，那所挂着抽象画的宽敞而又寂静的房间里只有那张绿绒面桌子上灯光明亮，两个代表团面对面地坐在桌子两旁。我们想，在印度支那的流血事件终于要结束了。我们正开始实现我们这么长时间来所追求的目标——符合我们的荣誉和在世界上的责任的和平。我们将有可能去医治战争给我们自己的社会所带来的创伤。

然而，谈判者不应该暴露自己的感情，这可能成为对方手中的武器。在我们复会时，出于战术上的原因，我在这一欢欣鼓舞充满希望的时刻只能讲这些话：“当然，我还没有机会来研究你们的文件。从你的发言中，我相信，你们已经在我们的谈判史上揭开了新的重要的一章，有可能使我们的谈判迅速取得成功。”我提请黎德寿注意，任何谈判的结果都必须先由尼克松总统批准，然后再征得西贡的同意。只有在那时才能谈得上像他迫切要求的那样，我去访问河内。最早时间可能是十月二十日。我要求让我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的时间来研究越方的文件，并在十月九日星期一下午两点再进行会谈。黎德寿同意了。我同一个朋友共进了晚餐。回到使馆后，我就指示温斯顿·洛德和约翰·内格罗庞特改写黎德寿的文件，进一步地削弱政治性条款，强调我们援助南越的权利，用美国以前提出的建议中的措辞加强那些反渗透的条款，并坚持要北越人撤出老挝和柬埔寨。

后来，我独自在巴黎的大街上漫步，顺着塞纳河西岸一直走到巴黎圣母院。我在圣夏佩勒附近过塞纳河，经过卢浮宫，然后穿过协和广场回到美国大使官邸。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像巴黎那样，过去和现在是如此地协调。有些城市要古老一点，但是同目前的现实联系较少；有些城市极为现代化，但不使人有一种同过去相衔接的感觉。在巴黎，历史同当代世界交融在一起，它给人以鼓舞，却不令人感到不知所措。塞纳河西岸使人们回想起巴黎当初是不大的。巴黎圣母院所传播的信念使一个农民的社会建筑起高楼大厦，体现出对上帝的幻象和永恒的憧憬。十九世纪的巴黎显示出如何能使大自然为艺术服务（虽然这些宽广的大道具有更为实用主义的目的——为向造反者开枪提供毫无阻挡的场地，并使巴黎人更难于建筑街垒）。当我在巴黎的街头踱步、陷入沉思之中的时候，这些对巴黎的看法在我的脑海中掠过。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已经在望；很多事情将取决于以后几天里我干的是什么，我建议的是什么，以及我寻求的是什么。

我有三种选择。我可以说黎德寿的计划不行而在原则上加以拒绝；我可以在原则上接受他的计划，并通过谈判予以改进；我可以进行拖延，如借口要返回华盛顿去磋商。

我决定继续谈下去。多年来，我们已经确切地说明了我们的条件：我们不会直接或间接地推翻一个盟国政府；我们希望在整个印度支那结束战争；我们将坚持越方遣返我国俘虏，并提出了在作战中美方失踪人员的名单。我们要北越从邻国撤走它的军队。我们要求结束对南越的渗透。黎德寿的协议草案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该草案实际上接受了我们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提出的建议。不仅如此，对我们来说，新建议的政治条款比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建议的要好得多。同我们的在六个月内举行总统选举以及阮文绍在选举两个月前引退的建议相比较，黎德寿计划中规定的大选十分含糊，无法付诸实施。“民族和睦管理机构”甚至比我们三年来极力主张的联合选举委员会的权力还要小，因为需要监督的选举还没有商定。而且我确信，在一场迅速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冲淡政治条款。

至于军事条件，建议在越南就地停火是无条件的。黎德寿曾暗示，停火可以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交给我们的协议草案包括要求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条款；当然我还得想法子抓紧撤军的时间，并弄确实：黎德寿是把北越军队算作“外国”军队的。此外，我们的剩余部队撤离时，河内准备遣返美国俘虏。应该承认，协议草案中确实没有一项北越军队要从越南南方撤出的条款。但是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提出的停火建议中，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的七点秘密计划中，在尼克松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的公开建议中，我们都已经自动放弃了这项要求，而且征得了阮文绍的同意。值得回忆的是，以前提出没有这一条款的各项建议时，没有一个人——在这点上不论是鹰派或鸽派，或是阮文绍——表示过反对。从原则上说，要求北越撤军当然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经过十年的战争和三届政府，这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只能通过全面战争，彻底打败河内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但是这样做我国公众和国会是不会支持的。因此，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继续坚持要求河内撤军，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最后解决越南问题的条件。我们早已把它放在后边了。我们最多只能坚持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计划中的条款，禁止向南越渗透更多的人员和物资，而黎德寿现在已接受了这一点。如果这一承诺得到遵守的话，就将导致北越兵力的消耗；如果这一条款遭到违反的话，那么，即使有了撤军条款，我们的处境也不会好一些，因为条款同样不会得到遵守。

我还考虑了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项建议，而河内却予以公布——这几乎是肯定的——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事实上，河内确实在十月下旬公开了这项建议。）如果我们拒绝河内接受我们自己的建议，可以想象得到公众的抗议会多么强烈。可以肯定，这将迫使我们回到谈判桌上来，而那时我们就要在下列情况下进行谈判：国会和新闻界都大声指责我们玩世不恭，没有诚意，对自己提出的建议出尔反尔。根据我的判断，我们的最好办法是继续进行谈判，把河内逼向它自己规定的以我们大选为最后的期限，对它施加压力，并利用河内急于求成的愿望来取得进一步的好处。

当然，我也知道，总的来说，尼克松是宁愿把我们的会谈拖延到我们的大选以后，然后再全力以赴地对付河内和西贡。但是这种选择实际上并不存在。拖延时间将迫使河内把我们的谈判情况公之于众，那时我们就要理亏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甚至不能再拖延时间。越方的建议比我国国会、新闻界和公众所想象的任何能够得到的条件都好，也比我们所要求的要好。如果河内确实公布它的建议的话，这项建议将成为谈判的起点，而没有任何改进的余地，这种改进我几乎肯定能够借运用最后期限的压力在三四天紧张的秘密谈判中争取到手。

同样重要的是，军事升级的办法——这就是大选以后再冒一下险的含义——富于戏剧性，但不切合实际。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成就不会同现在有什么区别，可能还不如现在。对北越，除了尚未在北越北部三分之一的地方使用B-52轰炸机进行大规模轰炸外，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在河内公布接受我们的条件后再开始在那里使用B-52轰炸机进行攻击，我们就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我们大选之后河内不久就会重新发现我们在国内地位的脆弱以及预算的压力将迫使我们单方面根据莱尔德的财政计划削减我们的军队。那时候，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新的谈判僵局来考验相互的忍耐力，以求解决我们同河内的争执——这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国内的分歧，使结束战争同进行战争一样痛苦。

这是那天关系重大的晚上、我在巴黎的街上漫步时，认为是最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对我们的西贡同盟者有道义上的责任，不能拿信任我们诺言的成百万人的命运做交易。但是，我们没有责任保证他们取得完全的胜利，他们自己也说不出什么是完全的胜利，这种胜利将需要我们承担今后多年无限制的义务，这种义务我们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公开声明放弃了。我们向南越派遣了成百万美国人，运去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设备，使我国社会蒙受损伤达十年之久。我们为加强南越自卫能力赢得了时间。但是，我们最终对本国人民也有着道义上的责任：不让他们的分歧再继续下去而超出我们的荣誉和国际责任所允许的范围，用有利于弥合美国人民的分歧的方式来结束战争，而不是使他们分裂。为此，谈判必须迅速，以免由于国内的各种疑虑使我们丧失解决越南问题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一项任何人都认为不可能的解决办法，符合我们多年来提出的基本条件的话，我国国内就会有机会实现和平。鸽派可以为战争结束而兴高采烈，鹰派可以因维护了美国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我们采取果敢的行动，就可以结束战争，使我们所付出的牺牲具有某些意义：结束战争是由我们自己意志决定的，不是由于无穷无尽的分歧搞得精疲力尽的结果。而且用这种方式，我可以偿还一小部分我对国家欠下的债，这个国家庇护了我和我的家庭，使我们免遭迫害、仇恨和暴行。

由于所有这些理由，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在原则上接受黎德寿的计划，并立即着手谈判来改进这项计划。我知道，一旦赌注已下，尼克松就会支持我。他不会出于选举的考虑而放弃解决越南问题。他将会明白，等待比继续前进更冒风险。毫无疑问，霍尔德曼将会赞成往后推迟，以免激起保守派的反对。但是，除了事实上不存在这种选择以外，尼克松在越南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从来也不听取这种意见的，现在他也不会这样做。我回到美国大使官邸后同黑格讨论了我的结论，他表示同意。黑格想起我们的军事部门将终于体面地同这种可悲的、意义不清的冲突脱离关系，他同我一样为这一重大时刻而感到激动。如果还能够通过谈判取得我们仍然需要的对黎德寿计划的改进——我相信能够取得——他认为不能取得比这更好的条件了，除非再经过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密集轰炸和国内令人苦恼的动乱。

深夜，我拍了一封暗语电报给霍尔德曼：“请告诉总统，今天的第一次会谈取得了一些明确的进展，他可以相信，结果将是积极的。”电报没有详细说明情况，但是如果尼克松总统希望推迟解决越南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下令暂停谈判或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情况。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没有反应。同时，我也给埃尔斯沃思·邦克发去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要他预先告诉阮文绍，“对方可能在这几次谈判中提出一项停火建议”，因此“阮文绍有必要指示他的指挥官们迅速行动，最大限度地夺取一些关键性的地盘”。邦克照例无法送交这份电报，因为他见不到阮文绍。阮文绍于十月八日去玩滑水橇，踩上了一个钉子，打了一针破伤风预防针，后来发高烧卧床不起，至少黄德雅是这样说的。但是邦克注意到，阮文绍于十月六日告诉他，他的军团指挥官们已经得到了夺取地盘的命令。

我把同黎德寿的会谈推迟到下午四时举行，因为我们需要时间来准备一项反建议草案，打算利用他热衷于一项“时间表”的心情来获取最大限度的让步。十月九日会谈开始时，我送给春水一条军装的领带，作为对他在星期日工作的报偿。他说，他将在协议完成后戴上这条领带。（后来他戴了。）会议一开始我就强调说：黎德寿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相信这将使我们达成协议”。我把我们的新建议交给越方，并逐点仔细地讨论了它的各项条款。我们接受了一些条款，修正了一些条款，取消了一些条款，并对我们自己的建议增加了一些条款，加强了关于渗透、替换物资以及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条款。黎德寿表示在研究这个文件以前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在口头上强烈表示，迫切地希望解决问题，他以前拖延谈判时也曾表现出同样的强烈程度：

这样看来，形势是有利的。现在我们——你们和我们——应该努力迅速地达成一项协议，要迅速而又富于成效。因此，我们各自如果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而要提出什么问题，就应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并迅速地予以解决。我们能够写进协议的，就写进去。我们不能写进协议的，我们将取得互相谅解。

两小时后，我们休会。这一次，北越人需要一上午的时间来研究我们的草案。下次会谈定在第二天下午四时举行。

散会时，黎德寿交给我一份冗长的文件，他建议应由美国和河内签署。文件为南越双方举行政治谈判制定了方针。当然，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把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区别开来的策略。这是不可能在黎德寿十分重视的“时间表”内进行谈判的。他对这一点一定是知道的，但是也许他在南越的越共同事们坚持要他这样做，而他也就为了记录在案而这样做了。我表示注意到了这个文件，并将对它进行研究，但从此再也没有去管它。黎德寿也一样。

我又给霍尔德曼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

此时，我相信我们有机会通过保持坚定立场来取得重大的进展，预计明天的会谈就会有进展。关键的问题是要确保不发表任何对目前几轮会谈表示忧虑或关切的公开声明。更为重要的是对实质性问题保持缄默。我们正处在紧要关头。

明天的会谈结束时，我们将看到明确的征兆。

这次又没有答复，也不要求进一步提供情况。

我们汇报不多，主要有两个原因。在白宫中没有留下一个能为总统分析各项条款的越南问题专家。通常做这项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都同我在一起。总统对国务院极不信任，因而不去同它磋商；而且，无论如何，国务院的越南问题专家们对有关的情况并不知情。更重要的是，在竞选运动将近结束的几个星期里，总统见到最多的是那些公共关系“专家”和那些极想为眼前利益而利用谈判的政治活动家。我和黑格都知道，尼克松会让任何碰巧走进他办公室的人看一份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电报。如果这个人是查尔斯·科尔森——尼克松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就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注解：在十二月，尼克松确实让科尔森看了一些我的电报，但在当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科尔森完全误解了这些电报的意思，后来他在他著的书里显著地引用了这些电报。[7]］我感到特别担心，因为乔治·麦戈文内定于二十四小时内，即十月十日晚上宣布他对越南问题的方案。他肯定会向河内提出比河内要求的还要多的东西。我觉得不应当给尼克松的政治顾问任何东西，使他们禁不住要加以利用，为了一时宣传的好处，显得麦戈文荒唐可笑，而去冒着破坏四年谈判的风险。无论如何，我确信，在迅速变化着的策略形势下，我是严格地根据总统的方针行事的（特别是我们在十月四日谈话中确定的方针）。十月八日草案比黑格经尼克松批准在不到一周前交给阮文绍的那个草案对我们要有利得多。而且，此时不需要尼克松作出任何决定。

为了避免河内产生误解，我告诉黎德寿，我们的所有谈判结果在获得尼克松总统批准前都还是非正式的。而且，为了使华盛顿不产生忧虑，我给总统发了一份个人电报：

这一轮谈判是如此复杂和敏感，以致我们无法详细报告这些会谈的内容，以免泄露出去。我们完全清楚我们正在干的意味着什么，我们过去没有使你失望，现在也不会使你失望。在我回国直接向你汇报以前，对麦戈文作出答复时或在其他场合请千万不要透露任何有关目前谈判的内容。

我加了一条只给霍尔德曼看的附言：“请保持沉着。我知道你那里情况易变，但是过分紧张只能危及这里的成果。”

很少有哪一位总统会默许这种做法的。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尼克松有时会做出使人气得发疯的行动；可是真正关键性的问题处在成败关头时，他却几乎有着英雄般的气质。他一定感到很紧张；他不可能不心神不安。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却准备让一个远在巴黎的顾问来决定一场冲突的结局，这场冲突分裂了他正努力领导的国家，并可能威胁到他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去对一场可能决定大选结果的谈判施加影响，这需要非凡的毅力。这场谈判肯定要决定在他担任第二任总统期间是平安无事还是危机四伏。这就是尼克松的自我克制。他甚至抑制了人所共有的好奇心，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

两国代表团于十月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时在伊维特河畔吉夫市镇再次开会。前一天晚上，我就交给黎德寿一封信，列举了我们关于安全以及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各项要求。目的是促使他在提出对案时在这些问题上尽可能地持合作态度。黎德寿抱怨说，我们的要求使问题“复杂化”了，我是在施加“压力”——好像这种做法对来自河内的好心肠先生们是一点也不熟悉的。然而，我们还是着手处理各项具体问题，在长达六小时的会议中开始了令人厌烦的工作：对照两个草案，协调它们的不同点，暂时搁置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并开始谈判对一些不宜写进越南和平协定的问题的单独书面协议，比如老挝问题。

第二天，十月十一日，我们继续会谈。我们进入了马拉松式的会谈（虽然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直进行了十六个小时，从上午九时五十分持续到第二天清晨二时多。那次会谈的记录长达一百二十页密行打字纸。我们代表团所有成员都抱着很大希望，全力以赴，这点从我的秘书艾琳·德鲁斯的身上可以看出来。她在这次会谈中一直在做速记。她拒绝别人去替换她，部分也是因为会谈经常看来就要结束，可是又冒出一些其他问题，但更主要是因为她想参与这一结束越南战争的历史性事件。

叙述这些详尽的谈判过程中的曲折情况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我们的谈判环境并不缺乏超现实主义的特色。在抽象画的包围之中，我们逐点审议了两个草案。发生了不同意见，两个代表团就举行顾问会议，讨论是否能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然后，需要打字和翻译。在等待的时候，我和黎德寿总是在一起闲谈。我把所有的僵局归罪于春水，并建议把他从房间里驱逐出去。黎德寿威胁说，如果我不是更通情达理一些，他将撤去我在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他的威胁结果比我的威胁更有意义）。这种笨拙的玩笑并不能掩盖紧张或振奋的心情，也不能使我们忘记我们的责任，掩盖我们的满腔希望，即我们最终将达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充满希望和苦恼去追求的难以捉摸的目标。

我们很快就在停火、两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同时释放俘虏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使政治条款不包含任何要建立联合政府的内容，对双方其他政治义务的措辞，要做到即使不履行这些义务，河内也没有恢复敌对行动的借口。因此，我们把河内关于南越两方必须在三个月内就一项政治解决办法达成协议的条款，改成了一个软弱的方案——他们将“尽力”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把一个客观上的义务转变为主观上作出努力的承诺。我们加上了一致同意的原则，削弱了原为联合政府的“民族和睦管理机构”，并把它变成一个模糊不清的近似于我们的选举委员会的机构，称为（把双方建议的名称合并起来）“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黎德寿十月八日提出的草案中的政治条款以及自十月十一日以来的谈判最终结果都放在注解里[8]。）后来，我于十月十九日在西贡同阮文绍和他的顾问们举行会谈时描述了这些政治条款：

让我来总结一下这些政治条款，我们认为它们体现了共产党的主张遭到重大失败……建立一个民族和睦临时政府的要求已经取消。越南共和国军队同共产党军队合并的要求已经取消。目前的政府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接受美国不加限制的经济援助和大规模替换装备的军事援助。唯一的要求是，现政府要同对方谈判成立一个委员会。如果这个委员会能够成立的话，除了为成立你们决定要的机构而进行你们同意的选举时拥有管辖权以外，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管辖权，而且它活动的范围将取决于你们的谈判。换句话说，我们坚持了基本立场，我们让南越人民决定南越的未来，我们承认的政府是越南共和国政府及其总统。

事情的另一面当然是，河内在军事问题上更为固执地讨价还价。因此，我们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才取得黎德寿的同意，停止一切对南越的人员渗透，军事装备则可以在国际监督下根据一对一的原则进行替换。（黎德寿要求“平等”待遇，意思是共产党将有权向南越输入武器，数量同我们供给西贡的相等。西贡军队的规模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就坚持我们的方案，这意味着现有的设备可以替换，但不增加。我们取得了成功——也许因为河内无意遵守这项条款。）

在每次会谈中，我们提出了各种方案，坚持要求北越人承诺从南越撤出他们的军队。我们从未获得他们的承诺。黎德寿把它作为一项原则问题加以拒绝，因为他认为南越不是一个外国，而且这样一项条款将意味着完全的投降。我们最终达成协议，禁止渗透，并决定在停火后，南越两方将讨论“减少双方军事力量和使撤出的军队退役的步骤”。我不抱幻想。每当我们或河内寻找一项体面的办法来搁置某个问题时，我们就让南越两方去解决，我们知道两方可能永远也不会对任何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加以默许，因为我们两年来一直建议就地停火，而且河内也接受我们提出的折衷方案，禁止人员的进一步渗透。这将通过消耗逐渐地排除在南越的北越军队，前提是河内遵守这些条款或者我们予以强制实施。（这一前提适用于整个协议。如果由于对协议能否得到遵守有怀疑，就不去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就永远也不可能通过谈判来结束，而必须一直打到底。）

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也花了不少时间。有三个在几星期内解决不了的问题：用什么法律形式来表示所承担的义务；外国军队，包括北越军队的地位；以及如何在那里实现停火。第一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是黎德寿声称越南和平条约中不能涉及老挝和柬埔寨的内部问题。我们以另外的书面文件写上我们的协议而解决了这一问题。黎德寿同意，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出外国军队应该是越南协议的一部分。经过反复争论后，他同意，所有外国军队将撤出老挝和柬埔寨，而且在撤出这点上越南军队应视为外国军队。在老挝和柬埔寨停火问题上，我们干得不太出色。我坚持要在一个确定日期实现停火，日期要在我们全部撤军之前。黎德寿答应在协定签字三十天后在老挝实现停火。他坚持说河内对柬埔寨共产党人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当时抱怀疑态度。以后发生的情况表明，只有这一次黎德寿是讲了实话。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南越监狱里的三万名所谓平民犯人，其中约有一万名越共干部，其余的是罪犯。黎德寿十月八日的建议草案要求把他们同所有战俘一起释放，我认为西贡不可能释放越共游击队的骨干分子。我建议，这一问题留待南越两方去解决，他们将“尽力”谋求解决。黎德寿表示反对，他反对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实际上等于使所有南越共产党俘虏仍旧留在西贡的监狱里，对他的越共伙伴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可是要把我们说服阮文绍释放越共俘虏作为释放美国战俘的条件，这对我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星期后，北越人放弃了他们的要求——这是一个我们使越方作出重大让步的例子，我们是用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迅速达成协议来逼他们让步的。

最后，我和黎德寿同意在协议中笼统地提一下首先由约翰逊总统在一九六五年提出，然后由尼克松再次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明确提出的建议：战后，美国将为印度支那的经济恢复作出贡献，文件中用了更富诗意的措辞：“医治战争的创伤”。我明确指出，我们这样做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也是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因，为了改善我们两国未来的双边关系（从而也更有力地促进河内遵守协议）。但是我们当时拒绝接受——以后也不断拒绝接受——任何认罪或赔款的原则；我还表明，协议将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

对其他问题也进行了无休止的技术性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国际监督机构和国际和平会议的出席者。最后，于十月十二日清晨二时——在不停顿地进行了十六个小时的谈判以后，也是在最后三十个小时中已进行了二十二个小时的谈判以后——我和黎德寿准备结束谈判。除了关于美国有权为南越军队替换军事装备的提法和关于被西贡监禁的平民问题外，我们解决了所有主要的有关越南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制定一个在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停火的更确切的规定。然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达成协议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还需要花些时间，我们已注定要成功了。我不无预见地开玩笑说，谈判的结果可能只是使越南各方联合起来反对我。

我们终于体验到一种在难以忍受的紧张中进行的艰巨努力结束以后的宽慰心情。三年多来，我和黎德寿互相考验对方的忍耐力，试图打破彼此的防卫，寻求使对方失去选择的余地。在敌对各方间进行外交活动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事情，特别是这种外交活动要在和解的形式下进行。双方都冒着损害外交政策目标和内部团结的风险；双方被迫撇开了他们投入这场斗争时所抱的重大目标；双方就未来进行赌博。我们不至于幼稚到相信河内的顽固不化的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终身为之奋斗的愿望。然而，我们已经为那些信赖我们以及同我们一起努力的人们的自由和独立进行过斗争，我们现在可望用类似的共同努力来保持和平。

那天清晨，我们陶醉于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实现的光明前景，心情异常愉快。因此，我和黎德寿都作了简短发言，内容同三年来我们在谈判中有时进行的激烈交锋完全不同。黎德寿以我们这些年来已经极为熟悉的调子发言：

我们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你们也是如此，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过去几天内作出了最为巨大的努力。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有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很多次，给人们的印象是谈判可能要破裂，但是我们所作的努力是巨大的。可以说，我们的谈判已经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基本达成协议，虽然协议还不完全，还留下两、三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通过努力，毫无疑问我们将达到我们的和平目标。

如果和平得到恢复，我可以说，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是把敌对关系变成友好关系的一页，不仅是眼前的友好关系，而且是长期的友好关系。签署解决越南问题的文件和结束战争的这一天将是我们两国人民喜庆的日子。我们和你们可以保证坚决遵守我们在这里达成的协议。在达成协议后，我们将保证遵守我们签署的文件。这就是我在两、三天后回河内前所要说的话。

我作了答复，但是不想同黎德寿的最后几句话的荷马式风格比美：

特别顾问先生，我极为欣赏你的评论。我从一九六七年起亲自参加对越南问题的谈判，并从一九六九年起同特别顾问进行谈判。我们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时期，但是我们度过了这些时期，因为正如我们的人民认识到的那样，我们都认识到和平是应该争取的最重要目标。我昨天告诉你，我们两国曾几次停战，但这一次我们必须实现永久的和平。

但是，当我们从敌对走向友谊时，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双方都遭到了很大的苦难，我们对那些受难的人们负有责任，不要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为某种模式的战争，我们都不要宣布胜利或失败。

当然，现在我们的真正胜利是我们能够彼此建立起持久的关系。因此，当我和我的同事们来到河内时，我们将向英雄的北越人民表示敬意，并在我们的关系中开始一个新的纪元。

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回华盛顿的。洛德和戴维·恩格尔（我们能干的译员）留下来确保我们和北越人根据同一文本进行工作，并澄清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们刚结束马拉松式的会谈，四天来平均每晚只睡三个小时，但是他们还必须在第二天下午和晚上连续花十个小时在技术性问题和措辞问题上进行耐心仔细的推敲。我们其余的人踏上归途，介乎极度兴奋和极度疲劳之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从尼克松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虽然我的电报已经无疑地表明，我认为谈判可能已近尾声。十月十日会谈结束时，我发了另一封隐语电报，暗示即将出现突破：“请将下述电报交霍尔德曼转呈总统：我们决定在这里再耽一天，预计我们可能获得一项重大突破。不管是否如此，我们将于明天下午回国。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已接近一项突破，值得在这里再耽一天。”在参加了十六小时的会谈回来后，我立即发了另一份电报给霍尔德曼，这份电报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过于详细内容：“这里刚结束一场很长时间的会谈。因为现在要制订出一项细致的策略计划，明天我需要有充分时间同总统在一起全面地研究形势，千万千万。”霍尔德曼回电说，总统正在进行竞选旅行，因此我应于下午五点以后到达。尼克松希望在五时后同我和黑格共进晚餐。

除了越来越强调指出停火的可能性外，我们对西贡的态度并不十分明确。我有些不够坦率，希望给阮文绍留下一个河内坚持比实际上更高的政治要求的印象。这样，我给阮文绍看最后协议文件时，就可以说河内从原来的立场大大后退，因而赢得赞赏，并使他更愿意接受这项协议。尽管阮文绍还不知道对实现停火的政治条件已大为削减，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停火即将实现。

我于十月十一日打电报给邦克：

即使听来过于重复，必须叫他（阮文绍）作出最大的努力去夺取尽可能多的地盘，特别是第三军团驻守的西贡周围人口聚居的关键地区（第三军区）。

在此重大转折时刻，我认为停火很少可能在两星期以内实现。因此，既没有理由惊慌，也没有多少时间可让越南共和国军队的指挥官再事拖延了。

我在第二天又接着打了一份长一些的电报，总结了我们目前的形势，作了以下结论：

此时，我的判断是，看来他们不久准备同意就地停火，这当然得到了战地情报的证实。为此，你必须对阮文绍特别强调以下两点：

（1）夺取尽可能多的地盘的必要性；

（2）在政治方面采取更大灵活性的必要性。

当然，我们打算在政治方面保持坚定的立场，但是出于战术上的原因，我们可能不得不在这方面讨论一些要承担的义务。

第二点是不够光明正大的，目的是为了使阮文绍的注意力转向政治性条款，我知道在政治性条款方面我们将得到我们所要求的大部分东西。为了增加阮文绍对政治性条款的不安，我把黎德寿于十月九日提出的“行动方针”文件寄给邦克，该文件提出后早就搁置起来了。这不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做法，而且它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虽然这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

我决定暂不把我们的协议全文送交阮文绍，部分地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对他的周围的人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正确地）认为有可能进一步改进这一协议，而特别是因为我想他将对结果感到高兴，因此在我们订出我们的策略计划之前，没有必要让他知道详细情况。我和黑格确实相信，由于我们成功地埋葬了联合政府的设想，阮文绍必然十分高兴，要他同意就地停火只是一件例行公事——他毕竟两年来一直是同意的。在我们看来，最大的障碍将是令人憎恶的黄德雅和书生气十足的阮富德，他们会对协议极力吹毛求疵，不懂得这一协议是能够取得的最好的妥协了。约翰·内格罗庞特对阮文绍的反应更为担忧，他证明比我们其他人更有预见。

十月十日，乔治·麦戈文提出了他自己对越南的和平计划。该计划向河内要求的要比河内已经对我们让步的还要少。然而，甚至美国温和的评论家中绝大部分已放弃了按照我们建议中的各项条件去实现和平的希望，更不用说我们草案中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了。我们带回国的这个文件将证明那些支持政府而熬过这一阶段的人们的祈求是正确的，这样就会结束过去十年来对政府的信心不断下降的情况。同时，反对我们的人们也会同我们一起支持这个文件，因为它终于实现了他们为之努力奋斗的和平目标。所以，我们希望过去几天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之一，将从全国的严峻考验中获得团结与和睦的精神。我们能够医治我们自己的战争创伤。

后来，大家于十月下旬知道了取得进展的消息，以及协议于一九七三年一月签订时全国的反应确实是普遍地感到宽慰，并开始出现全国和解的动向。但是，也有一些刺耳的调子，不过这些调子淹没不了全国人民在我们完全撤出越南后的满意心情。有些人声称，我们到一九七二年解决问题的条件在一九六九年就存在。就是对越南问题了解很少很少的人也不会支持这种论点。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之前，河内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放弃它的成立联合政府这一不能接受的要求。（河内只是在这以前几个星期才慢慢放弃坚持要推翻南越政府的要求。）仅仅在十月八日开始的谈判中才出现以下这些重大的让步：允许南越军队存在，美国可以继续向西贡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北越人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在老挝停火等等。

要说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在西贡彻底垮台之前的“体面的间隙”，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所有参加谈判十月十二日协议的人深信，我们通过一项体面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通过一个“体面的间隙”来证明十年的苦痛是值得的。我们有理由认为：由美国慷慨地武装起来和支持的西贡将能够对付一般违反协议的行为；美国将准备实施这项协议，并对重大违反协议的行动进行惩罚；如果河内无法征服南越，它在经济援助下可能作出重建北越的选择；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同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来鼓励河内采取克制态度；在我们的援助下，南越政府将在协议所赢得的时间里变得更加安全和日趋繁荣，并在政治斗争中进行有力的竞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大部分人民无疑是忠于南越政府的。也许越南各方甚至可能制订出暂时和平相处的办法。

我们料想不到，转眼之间水门事件便使这些设想大都成为泡影。我们到达华盛顿时，陶醉在幸福之中，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我们兴高采烈，以为我们带回来了和平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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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英文用“Ducky”，意即“可爱的”，与英文拼音的黎德寿的“德”（Duc）谐音。——译注

[2] 事实上，这是我和北越人举行的第十六次秘密会谈。

[3] 美国草案的有关条文如下：委员会的组成如下：——越南共和国代表，由越南共和国政府指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由民族解放阵线指定；——南越各政治和宗教派别的代表，同越南共和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双方都没有关系，由越南共和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双方协商指定。阮文绍总统和他的下属向我们提出的修改草案如下：委员会将由南越各政治和宗教力量和派别的代表组成。民族解放阵线被认为是包括在上述力量之内。代表名单由双方商定。我们宁愿具体一些，因为它给了河内三方组成的形式而没有实质内容。我们的方案把联合政府变成了一个双方数目相等、西贡享有否决权的选举委员会。我们认为，西贡的方案对它本身更为不利，因为它会给民族解放阵线以否决权，甚至有否决委员会西贡代表的权力。

[4] 我绝没有取笑任何人口音的意思——他是一个出色的译员。但是黎德寿坚持要遵守的时间表成了在十月份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时间表”这个词——以英国方式发音，但把重音奇特地放在最后一个音节——黎德寿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以致阮先生的发音在我记忆里怎么也忘不掉了。

[5] 见《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六九〇页。

[6] 黎德寿的十月八日书面计划中没有这项有关一致同意原则的内容，但是他在口头建议中提到了这一点。我肯定他是会接受一致同意原则的，因为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建议中提过这一条。他确实接受了。

[7] 见查尔斯·科尔森著《再生》（新泽西州：奥德·塔班精选书籍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七六页。

[8] 把河内原来的草案和十月十一日产生的协议文本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结果。黎德寿提出的十月八日草案如下：停火后，南越两方将立即本着民族和睦、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消灭对方的精神举行协商，以建立由三方组成的民族和睦管理机构，并遵照南越人民对和平、独立、民主和中立的愿望解决南越的其他一切内部问题。南越双方将尽快在实施停火后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南越的内部问题签署一项协议。十月十一日的文本如下：停火后，南越双方将立即本着民族和解与和睦、相互尊重和不消灭对方的精神举行协商，以建立一个由三方同等人数组成的管理机构，称为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委员会将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进行工作。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开始行使职责后，南越双方将就建立各下级委员会的问题进行协商。南越双方将遵照南越人民对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愿望，尽快就南越的内部问题签署一项协议，并尽力在停火生效后三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在后来的谈判中取消了“管理机构”这一词，使这一规定进一步减弱。越南人对这一词的译文曾引起争议。见第三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