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和我十月十二日回到华盛顿后，立即来到行政办公楼里尼克松的秘密办公室。这是两间房的套间，外间有张圆桌，几把椅子，墙上到处挂着以尼克松为题材的漫画原稿。没有接待处，也没有接待员。我从未看到外间被使用过。除了由尼克松直接邀请，或由霍尔德曼传达总统指令邀请的人外，谁也不能到这个尼克松躲藏的地方来。因此用不着等候室。尼克松的办公室是相当长的长方形，尽头有个壁炉。窗户外面是阳台，下临西行政街，这是条两边有墙的窄街，把白宫和行政办公楼隔开了。办公室的百叶窗几乎总是关着。尼克松喜欢把他的办公室搞得像蚕茧一般密不透风。窗前有张很大的写字台，旁边的墙角里有张安乐椅，椅子前面有张小沙发。写字台右边是一张小圆桌和几把扶手木椅。

尼克松坐在安乐椅上总是把两条腿搁起来，即使在办公时也是如此。他的助手们坐木椅。会一开得长，他们就会逐渐感到不自在起来，而只要总统陷入沉思默想的神态，情况往往如此。

但是十月十二日的情况不是这样。尼克松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让我和黑格汇报。我多少有点洋洋得意地告诉他说，看来我们似乎已全部实现了一九七二年的三项主要目标，前两项是访问北京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接着我极为详尽地介绍了越南协定的条款，解释了它们同我们自己一月和五月提案的差异，这些差异几乎都对我方有利。尼克松最关心的是阮文绍的反应。我很乐观，乐观得有些天真，因为我们所做到的比多年来共同策划的还要多。尼克松回想起黑格就皱眉头；[1]我却想不起这类值得皱眉头的事。这没有关系，因为黑格很赞同这项协定。

尼克松叫了牛排和葡萄酒来庆贺这件事。我简述了同黎德寿商定的初步“时间表”。十月十七日我将回到巴黎同春水会晤，设法在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即在南越被扣留的平民问题和南越部队军事装备的替换问题。我们还需要就老挝和柬埔寨的停火达成谅解。尔后我将从巴黎飞往西贡，在那里从十月十八日逗留到二十二日。十月二十二日晚我去河内，十月二十四日返回华盛顿。协定将于十月二十六日宣布，三十一日签字。日程安排很紧，后来发现它过分乐观了。那是河内想逼我们做的。我从没有想加快进程。我们的基本目的当然不是使河内满意，而是利用河内的急躁情绪和短促的期限迫使它快点解决争议问题。从这个观点来看，我的策略是成功的。

总统同意了，我们立即开始向河内施压。温斯顿·洛德还在巴黎核对越方和美方的文本。他奉命告诉春水，只要河内答应作四处修改，尼克松就同意基本草案，“如果没有这些修改，美方不能接受这个文件”。这些修改包括对一些问题作更加确切的规定，如禁止渗透、对南越的军援以及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削弱了的权力。我动身前，这些文本在巴黎都已准备妥当，本来可以在那里交付讨论。文件是从华盛顿送去的，以增加紧迫感，使它们带有总统的权威并使“时间表”为我所用。

这里应该谈到这一段时间华盛顿和河内之间来往的电报。所有这些电报都是由我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起草的。有些作为无署名的信发出；当我们想强调重要性时，电报就以总统的名义发出。在我代表尼克松进行的所有其他谈判中，凡以他名义发出的函件，我都给他一份抄本，他当然有时间撤销任何函件，但从未这样做过。他一旦提出了总方针，就无意于亲自参加谈判的过程。文件的写法也不会引起他的兴趣。他有时听我口述某一个文件之后会评论一番，但对具体措辞的微妙之处和语调区别不感兴趣。在越南谈判的这个阶段他没有介入，当时流传说他学过法律的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漏洞，这一点纯属虚构。他批准了协定草案，未加任何修改。他懂得协定的生命力取决于执行的积极性而不在于法律条文的巧妙解释。

继续使他担心的是同西贡闹翻的可能性。他决心不惜代价加以避免。如果阮文绍停止不前，我就应实行退却，到大选后再缔结协定。发指示容易，落实指示难，因为河内仍可用发表协定文本的办法来迫使我们表态。我并不认为事情会发展到那种地步。我当时还存有幻想，阮文绍会高兴地赞同这个协定，因为它在几乎所有主要方面都比我们两年来得到他的同意而提出的方案要好。

尼克松相当肯定，认为对大选来说不需要有一个协定；协定的好处太小，犯不着为之冒任何风险。我见过了尼克松后就直接去找霍尔德曼。霍尔德曼走得更远，他认为协定是一种潜在的负担，他确信支持麦戈文的只剩下反战狂热分子了，即使尼克松安排了耶稣第二次降世，他们也不会投他的票。另一方面，协定可能会使保守的支持者不安，从而减少尼克松获胜的票数。总之，不是利用越南谈判来影响大选；而是利用大选来加速谈判。大选起了通常由最后通牒起的作用，其差别在于大选并不涉及威信问题，而且它的时间是宪法规定的，无法修改。

十月十三日，黑格和我同罗杰斯共进早餐，向他作了情况介绍。他很高兴，认为协定标志着美国立场的完全胜利。鉴于我们之间公事关系紧张，这确实是很高的褒奖，也是他气量宽宏吧。既然停火日期在望，我意识到我这个小班子的力量已经快不够了。许多技术性议定书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来起草。我请罗杰斯帮忙；我这个人不习惯于求他帮忙，但本来应该有此习惯。罗杰斯同意了，他把助理国务卿威廉·沙利文派给我去干这件事。沙利文是前驻老挝大使，后担任国务院越南工作组组长，他曾多次能干、大胆和异常积极地完成过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这次他在我手下工作表现得很漂亮。作为副手，他十月份陪我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向老挝和泰国领导人介绍了我们谈判的情况，并在同越方作技术性会谈的最后阶段中担任我方首席代表。沙利文对最后一轮谈判的贡献是不可缺少的。

十月十三日，我的日程可以表明我们筹备工作的紧张情况。这天，我同其他人一起工作的安排如下：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到十一点零五分同沙利文和内格罗庞特，十一点零五分到十一点零九分单独同沙利文，十二点四十分到下午一点零五分同沙利文和内格罗庞特，两点四十分到三点三十分又同沙利文和内格罗庞特，三点三十五分到四点零九分同总统，五点三十六分到六点二十四分同沙利文、洛德（刚从巴黎回来）和内格罗庞特，八点二十分到八点五十五分同洛德和内格罗庞特。

这天，埃尔斯沃思·邦克发来电报，警告说不管达成什么样的协定，我们都可能在西贡遇到风浪。像惯常那样，阮文绍避而不见。现在每次交换意见他总是推托——上次说是打破伤风针，这次又是胃不舒服。黄德雅主动提出了另一个理由：阮文绍对美国大使馆在十三日（星期五）办公感到惊讶。邦克淡淡地回敬说，他已问过占星家，说是没有关系。然而邦克提醒我，阮文绍变得像一九六八年那样处于一种被围困的心理状态。不管我们给他带来什么，他几乎肯定不会买我们的账。他似乎相信，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他“在一两年后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好在哪一方面，也说不出在河内十月八日接受我们自己的方案后，我们已失去美国人民能够理解的作战目标，还怎么能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我让邦克交给阮文绍一份关于我们的前景的扼要分析材料：

我抵西贡前（现暂定星期三夜间）将会见春水部长，预料对方会提出一项政治方案，其中对阮文绍的要求将远比黑格上次访问时向他介绍的另一种安排所要求的为少。此项政治方案将和早在达成全面原则协议之前两周生效的就地停火联系在一起。鉴于这种可能性，阮文绍现在必须懂得，我们本来早就可以按让他下台的条件解决战争。因此，他同我会晤时不能抱着对抗情绪，而应采取积极态度，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一种能巩固他未来的控制权的安排。我相信河内正在酝酿这种政治安排，阮文绍必须抛开目前同我们对抗的做法，同时准备在就地停火的方式上表现出合乎情理的灵活性，以换取河内的政治让步。

邦克在十月十四日向阮文绍转达了这份关于拟议的解决办法的材料。我们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我向多勃雷宁强调了我们对悬而未决的问题的重视。我要求苏联保证在问题解决之后限制武器供应。已从河内得到了协定草案文本的多勃雷宁对此避而不答。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中要求苏联作出类似的保证，也被回避掉了。更使人担心的是河内显然已在双方同意的草案的翻译上做了文章。据多勃雷宁说，协定草案的越南文本把拟议中的“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称作一种“政治机构”。而我和黎德寿在巴黎曾花了好几小时才达成一致在英文中称之为“管理机构”，以强调它的非政府性质。越南语的译文当时未定下来。[2]我对多勃雷宁指出，河内的译本根本不能接受。

我们也致函北京，要求限制供应武器，他们没有答复。但当时，中国对河内武库的贡献太小，不足以影响越南南方的结局。

十月十六日我同黑格和副国务卿亚历克斯·约翰逊共进早餐。黑格在我离开后将在这里留守。接着我同总统谈了四十五分钟。上午十一点，我肩负着集中了我们四年来结束印支战争的希望的使命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一上飞机，就读到尼克松给我的一张亲笔条子，上面写道：

亲爱的亨利，在你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想写下我们讨论过的一些意见供遵循，这对你是会有用处的。第一，不要管美国大选，只要该做的就做。第二，我们不能错过体面地结束战争的机会。就大选而言，问题解决后只要不变卦，在年轻选民中就能起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不需要靠它来取胜。变卦会造成损害，但也不会致命。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样的事实或印象，即我们强行要求了或者同意了一个联合政府。总之，还是回到我原来的指示，做一切该做的事以争取体面的和平，但不要由于大选而急于求成。

巴黎的插曲

我同春水十月十七日的会晤没有我上周同黎德寿会晤那样具有戏剧性。春水无权作出重大修改。我们改进了政治条款，明文规定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可以监督大选，但无权下令进行大选。新的选举必须首先得到南越各党派的一致同意——这是阻挠问题解决的妙方。国家委员会——联合政府的最后残迹——不仅给了西贡以否决权，而且它本身被剥夺了权力，无事可做。河内的政治方案就此寿终正寝。

关于替换军事装备的问题，春水坚持平等的原则，我们坚持一对一地替换废旧武器。春水最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但要以南越释放所拘平民为条件。我拒绝了这个主张，西贡也决不会接受的，这是由越南双方去解决的政治问题。此外，我们觉得河内关于在老挝和柬埔寨停火的保证不能令人满意。我告诉春水，除非我们解决协定文本以及有关的谅解，否则我去不了河内。而且他的领导人应该明白，我们只有得到西贡的同意，方能前进。这样，我可能有必要从西贡返回巴黎，再搞一轮谈判。或者，也许有必要在完成西贡之行后再次会见黎德寿，比如说在万象。春水嘟囔了一番，但显然他无权给我明确的回答。

同时，在华盛顿，尼克松征求了他的高级顾问们的意见。十月十六日，他同莱尔德国防部长和艾布拉姆斯将军进行了磋商。黑格告诉我，他们两人都极力赞同协定。艾布拉姆斯强调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规模再打一年（当然我们几乎不可能维持目前的规模），我们在军事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十月十八日，罗杰斯和亚历克斯·约翰逊对尼克松说，他们认为协定草案是河内的“彻底投降”，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黑格报告说，尼克松兴高采烈。总统建议我把同阮文绍的会晤当作“打扑克”，不到最后不出“王牌”。例如，我不要立刻把协定中的政治部分告诉阮文绍，而应暗示河内的要价比实际的还要高。然后，当我拿出现有文本，作为我们的“底牌”时，阮文绍就会得到最大的鼓励来跟我们走。我没有听从这一劝告。我早就认为，看过协定文本的人已经太多，我们没有什么牌可玩的了。后来证明，直来直去也没有多大好处。

去西贡的途中，我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河内，重申了我对春水说过的话，“只有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我才能去河内。电报中包括了我们对几个争议点提出的条文。为了表示强调，当天十月十八日晚些时候我再次发电河内，这次是以总统的名义，重申只要有任何问题悬而未决，我就不可能访问河内，并提议黎德寿同我会晤，最好在万象，如有必要可在巴黎。这样，河内心爱的“时间表”就要再往后推三四天。

我已同黎德寿约定，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将减少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在我前往巴黎时，我们已减少了对二十度线以北地区的轰炸。电报说，等协定文本完成，在我到达河内前二十四小时，我们将停止对北方的一切轰炸。同时华盛顿正为加强西贡的军事力量做最后的准备，为一对一替换提供一个尽可能大的基数。这回对南越大规模空运军事装备的行动取了一个相称的代号，叫做“再加码”。

在去西贡的长途飞行过程中，情绪是乐观的。除了约翰·内格罗庞特，我们都认为阮文绍会对这个协定十分高兴。我们再次审查了协定条文。就地停火会让西贡保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向南越的渗透被禁止了；联合政府的恶魔祛除了；国际监督有了；越共干部大概会留在南越的监狱里；美国对西贡的军援可以继续。诚然，我们没有得到河内从南方撤军的允诺。但是如果关于不渗透这一条得到尊重的话，这一威胁将因力量消耗而减轻。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协定要得到执行，特别是越南各方都能理性地估计自己的前景。但这办不到，因为他们遭受了太多的痛苦，而且对彼此造成了太多的痛苦。越南双方极度仇恨和猜疑，无法想象和平，现在终于找到的共同点，仅仅是为了想羞辱对方，并把我们拖进他们激情的旋涡里去。各方看来都愿意毁灭自己，如果能够使死敌同归于尽的话。

同阮文绍协商

每逢危机，埃尔斯沃思·邦克总能起镇定的作用。当你在舷梯下一眼看到这位穿着整洁讲究（似乎他的衣服甚至在西贡的热带暑气中都不发皱）、腰板挺直的细高个时，你就会深信不存在因急躁慌乱或因缺乏献身精神而招致失败的危险。邦克是我国伟大的外交家之一。他是在商业上做出一番成绩之后，年事稍高时才参加政府部门工作的。他无需再向自己或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他的志愿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出贡献，他认为美国的利益同一切自由人民的安全和希望是一致的。埃尔斯沃思的价值不表现在自我标榜的言辞上，而是反映在高度负责的切实工作中。他已快八十岁而还显得很年轻，具有典型美国式的乐观主义。他驻在西贡已经五年，为属于不同党派的两任总统服务并得到他们绝对的信任和钦佩。在我们国内最痛苦的时期，他从没有气馁。当有些应对我国卷入越南战争负更大责任的人在躲避风头的时候，邦克在电视台演讲并发表文章支持政府。我有关越南问题的秘密外交，他全都与闻其事；他来华盛顿时，都收到每次秘密会谈的完整摘要记录和详细的介绍材料。在我为政府工作的这些年里，他始终支持驻在国政府，在官方会议和公开场合为之辩护，反对指责它是和平的主要障碍。没有人比他更不应该受到阮文绍的那种冷遇：没完没了的等待、一拖再拖的约见、规避乃至当面撒谎的答复。面对所有这些，邦克很少抱怨。他工作起来态度温和，讲究纪律，任劳任怨。他为目前的进展费尽了心血；他同我们所有人一样，向往着体面的和平。了解他的人都不会怀疑他能对体面的必要性作出确切的解释。

我们到西贡不一会儿，我便同邦克、邦克的副手查尔斯·怀特豪斯和艾布拉姆斯将军在大使朴素的官邸小图书室里碰头。选这个地方作官邸并不是因为它优雅别致，而是因为它位于一条死胡同的尽头，可以减少安全上的危险。在这里，我第一次有机会让邦克和他的同事们看最新的协定草案。邦克的反应是草案比他原先设想能获得的东西还要多；即使再少一点，也还是可行的和在道义上说得过去的。他的意见得到了艾布拉姆斯将军的赞同，艾把他对尼克松讲的重申了一遍，即按目前水平再打一年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他还补充说，如果我们撤出增加的兵力，削弱我们的努力，条件很可能会恶化。他报告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北越已发动了攻势“高潮”，特别在西贡周围，明显地想（正像我敦促西贡努力去做的一样）在停火之前尽可能多地夺取土地。艾布拉姆斯认为这场攻势是个麻烦，但他相信能够加以击败，不会丢失大片的土地。

查尔斯·怀特豪斯是在场唯一提出要大家小心的人。他同意同事们对协定的判断，但怀疑阮文绍会在美国大选前加以接受。对西贡来说，切断同美国的脐带将是心理上痛苦的打击。阮文绍将需要好几个星期来使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做好接受协定的准备。不管条件如何，阮文绍都会尽可能久地进行搪塞和拖延。后来事实证明，怀特豪斯是说到点子上了。

我也请教了我国驻韩国大使菲尔·哈比卜，他是我请到西贡来的。哈比卜的意见对我很有分量。他原籍是黎巴嫩人，生于布鲁克林，受教育于爱达荷大学。他同温文尔雅的外交人员典型正好形成对照。他粗犷和直率，同那种“穿条纹长裤”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在越南工作或处理越南问题差不多已有十年了。巴黎和谈过程中，他曾是好几任大使的副手，并且是代表团中保持连续性的唯一因素。他挑选了大部分在南越地方上工作的事业心很强的年轻外交官员。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他的思想已从乐观的理想主义迅速陷入阴郁的绝望之中。他要我们离开这块埋葬了这样多希望的墓地，但要不失尊严。他要以符合我国国际义务的方式来结束战争，才能不辜负外事队伍和他的同事们。他始终主张灵活性，但也主张现实主义；主张严肃的谈判，但不要变相或不变相的投降。他得说服韩国同意最后的协定，韩国是我们的盟国，曾向越南派过五万名军队，它的安全也有赖于对美国可靠性的信任。他对协定草案感到很高兴，认为它超过了他最高的希望。韩国盟友会认为这是一个胜利。这样，所有熟悉谈判和越南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都赞同了我们的努力。

要是阮文绍能说出，哪怕是私下说出怀特豪斯所说的意思，那么以后几周的大部分混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要是我们当时立刻认识到阮文绍不是反对协定的具体条文，而是反对搞协定这个事实本身，我们肯定会改变我们的做法。不论阮文绍的立场如何不合理，我心中有数，尼克松不愿在大选前同南越闹翻。但是阮文绍始终不肯认真地讨论基本问题。他是用越南人的方法进行斗争的：旁敲侧击，泡蘑菇，不断搞小刺激，不澄清也不解决真正的问题。这是几百年来越南人用以先破外国人的锐气，然后英勇反击，进行一拼的方法。不能说这种方法不起作用；不幸的是，它不能鼓起人们的信心，还使盟国特别难办。但是越南人，不论北越人还是南越人，都不认为信心、信任或友谊是决定性的。他们几百年对付外国人而生存下来，靠的不是信任而是耍弄外国人。

十月十九日的会晤就是这等模样。到达总统府时，让我在记者面前等了十五分钟。然后阮文绍的助手黄德雅出来把我和邦克带到总统面前。阮文绍没有同我们寒暄。他冷冷地接过尼克松的信。信中写道：

基辛格博士将向你最详细地解释拟议中的协定的条款，协定由他带着，因此我不准备在这封信中进一步细谈了。然而，我希望你知道，我认为我们只有接受这一协定而无其他合理的选择余地。协定代表了对方的主要让步，我坚信这个协定的执行将使你和贵国人民有能力保卫自己并决定南越的政治前途……

最后，我必须说，正像我们在战争中冒过风险一样，我认为我们也必须为和平而冒些风险。我们打算忠实地遵守同河内达成的协议和谅解，而且我知道这也是贵国政府的态度。我们期望对方采取对等的行动，并已把这一点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对方和对方的几个主要盟国。请你放心，我们将把他们的任何背约行为当作最严重的问题来看待；那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尼克松在我和我手下工作人员起草的打字文本后面又亲笔加上了以下这些话：

基辛格博士、黑格将军和我长时间地讨论过这个方案。我个人相信，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方案，它也满足了我的绝对的条件——越南共和国必须作为一个自由国家而存在。基辛格博士的意见得到我完全的支持。

如果以前不是的话，那么这次应该是阮文绍真正表态的时候了。毕竟，美国总统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国家的信用都作为赌注押在支持南越上面了，现在这位总统的使者来到面前，总应该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吧。可是不，阮文绍读完信不置一词。他把我请到隔壁房间，那里，正好同三周前黑格来时一样，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齐集，还加上南越驻华盛顿大使和驻巴黎和谈大使。我们方面除我外，有邦克、怀特豪斯、艾布拉姆斯、沙利文、洛德和译员戴维·恩格尔。阮文绍不作任何介绍，立刻宣布由黄德雅担任口译，气氛马上定了调。鉴于每个在座的越南人至少能听懂英语，这说明阮文绍不会给我们什么好看的。黄德雅把我的讲话压缩掉差不多一半，嘲弄了他作为译员的责任。我于是指出，难道越南话比英语更简练，否则黄德雅把我的话给吃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知道他删掉了什么）。黄德雅谦逊地说：“我是压缩的大师。”

我开始说明了我们的方针。我说，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努力是由很少一部分人坚持着的，他们顶着国内的巨大压力。许多人急于结束美国的卷入以换取美国战俘的归来。如果人们看到我们放弃一个合理的谈判方案，特别是我们自己提出的方案，压力将会变得难以控制。我意识到在这一点上，阮文绍所需要的东西和我们的不一样。他要向他的人民表示他是坚定的，我们要表现我们是灵活的。我强调说，我们关心的不是美国大选前的两周，而是大选后的几个月。攻势以后增加的军事开支已达四十一亿美元，这笔钱必须在明年一月份提请国会批准。这将提供一个中止援助的方便机会。两年多来，我们在西贡的同意下提出了一套明确的方案，现在河内已经接受了这个方案。如果我们现在拖延，就连国会中支持我们的人也决不会理解。这才是我们面对的死期限。我忘记了尼克松关于“王牌”的建议，花了一个小时介绍整个协定文本，说明停火这一节如何满足了我们提出的每一项建议，而政治条款又如何比我们公开或秘密提出的条件要好得多。最后，我谈了自己认为的中心问题：

我们在一起作战已有八年多了。你们作出了很大牺牲，我们的损失也不小。如果我们现在能一起缔结和平，也不算枉受苦一场，还能一起在越南建立一个我们曾为之饱受患难的结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总统让我来同你们谈话。我是作为朋友到这里来和你们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友好合作。

结果表明阮文绍对外国人的雄辩无动于衷，和黎德寿三年来在巴黎的表现一样——或许我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讲话的说服能力。通过黑格和我以往同他接触的经验，我应该已经认识到他所采取的策略。他提出了一些聪明的问题，但没有一个涉及协定的中心。阮文绍想知道我认为协定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五月八日的提案；签署协定的方式；国际监督机构何时开始工作；我建议的时间表如何——这一切暗示，如果答复满意，他是会接受的。突然他问道，协定是否是尼克松再次当选所需要的。作为回答，我读了尼克松在我离开华盛顿时送到飞机上的手写的条子。

我们同意第二天上午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成员再次进行讨论。另一次会谈定于第二天下午进行，由艾布拉姆斯、高文园（南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我同阮文绍讨论“再加码”行动预计的额外军援供应。这时邦克、我和我的同事们很乐观。阮文绍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讨论“再加码”计划的积极态度说明他正走向解决问题。我向尼克松发电汇报，对前景作了比我们大家实际感觉到的更谨慎的估计。任何略有经验的使者都知道应该许诺得比自己料想能做到的为少。这样如果遭到意外失败，可以减少失望的情绪；而如果成功呢——让我们坦白承认——就可以抬高自己的成就。我的汇报如下：

要判明阮文绍的反应现在还为时过早，从过去的访问中，我们知道他不到第二次会谈不会亮牌。我觉得我们面临着大家都预料到的困难任务；能否成功还难说。……总之，我已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协定，它可补偿多年的损失并充分保护越南共和国政府和阮文绍。它比任何人期望的解决办法都要好得多，它是我们在军事和外交上坚决支持南越的结果。

十月十九日下午的会上，艾布拉姆斯向阮文绍说明了我们将要留给越南部队的军用物资以及在停火前通过“再加码”计划要增加提供的军需。其中包括一百五十架飞机，准备在十四天内交付。阮文绍再次问了些中肯的问题；对我们这些迟钝的脑筋来说，听起来似乎他正在慢慢地同意协定了。比如，他对我打算访问河内一事没有直接提出反对意见，只是说如果他接受协定，他将不会认为这个访问不合适。

在第三次会谈前，收到了来自另一个越南的信息。现在河内给我的电报必须发到西贡。河内离此地只有八百英里，电报却要周游二万英里。河内把电报发给巴黎的盖伊上校，他通过白宫的内部渠道发给在华盛顿的黑格，黑格再通过白宫内部渠道转来西贡。我们给河内发电时，顺序就倒过来。我们的电报从西贡先到华盛顿，经巴黎，然后到河内。

然而，十月十九日下午的电报却是一则二十四小时内的答复。电报表明河内不愿在万象或巴黎另行会晤，它建议我们仍按原日程行事。为了使我们能按原日程行事，河内在关于平民俘虏和武器替换这两个余留的问题上作了让步。河内不仅接受了我们的实质性立场，还接受了我们从飞机上发去的文字。实际结果是，停火后除了在南越监狱中的越共干部外，所有俘虏都将获释。武器替换的规定，加上实际上已在进行的对南越部队的大规模增援，等于允许美国无限制地对西贡提供军事援助。

黑格把北越的答复电告我时，他估计正确地加上了这句话：“我想此电会极大地增加你在今天会谈中的困难。”河内全盘接受我们的要求，竟被认为给我增加困难，这是极大的讽刺。但实际的确如此。再加上河内加紧夺取土地的行动（黑格也指出了这一点），它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大问题。河内的军事进攻将使说服阮文绍的工作变得难做得多；如果阮文绍不干，河内的电报就会使我们在国内几乎不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立场。关键掌握在西贡手中；它的态度将决定战争是否很快结束。

西贡却不着急。但踩钢丝的时候，最危险的就是停滞不前。一旦上了钢丝，除了继续前进就别无他法。我们已利用“时间表”索取了一些让步，从而放弃了再加拖延的余地。在美国大选前，如果巧妙地利用拖延手段，可以改善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选后，再拖延就会越来越对河内有利。既然看出我们军事和政治地位在十一月七日以后不会得到改善，河内会把这个过程倒转过来，并且发现把我们逼近国会复会的死限期，利用我们需要四十至六十亿美元补充拨款一事来压我们，对它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我们现在的选择余地确实有限。河内一直有把事情公开的机动权。据我的看法（即使在事后我也没有改变这个看法），如果谈判是在国内喧嚣的压力下半公开地进行的话，我们就不能取得像现在几乎每天送到面前的这些让步。我们就会被迫接受协定，不论阮文绍的意见如何。我们真正的选择并不在拖延和协议两者之间，而在于是在河内、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签协定，还是按自己的政策结束战争，表明我们是控制了事态的发展，能使我们的牺牲达到一定的目的。

因此，我通过白宫形势办公室“代表总统”给河内回了电。电报称，协定内容是“完整的”，但在三个方面未解决的问题有待取得“谅解”：在老挝和柬埔寨的美国俘虏；结束在老挝的战争；柬埔寨的前途。我们把对这几个问题的建议文字送到巴黎以便转给河内。关于老挝，我们要求达成谅解，越南停火三十天后在老挝实行停火。关于柬埔寨，河内坚持说它在那里的影响并不起决定作用，这点后来证明并不假。我们要求黎德寿以书面声明确认，在那里的进攻行动将予停止，北越撤兵并结束渗透活动。同时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时间表”，把我抵达河内的时间推迟了四十八小时。

西贡并不急于让我遵守什么时间表。撤退美国军队对我们来说是胜利，对盟友来说却是噩梦。即使只实现停火，他们也根本不能想象，没有我们他们会好到哪里去。预定十月二十日同阮文绍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谈从上午九时推迟到下午二时。会谈进行了三个半小时。越方成员和前一天相同，我方代表团只少了比尔·沙利文一人，我已派他到曼谷和万象向泰国和老挝领导人介绍协定草案去了。

会谈由阮文绍开始，他再次未同美国代表团寒暄。他表示对河内的动机深为怀疑，担心遇到所谓的“埋伏”。然后黄德雅念了一连串的极其聪明的问题，中心围绕着北越在南方的部队、澄清武器替换的规定、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组成和作用，以及如果协定遭破坏时美国的态度。我详细地加以回答，重复了前一天的论点：禁止渗透将造成北越力量的缩小；武器替换的规定实质上意味着无限制的美国援助，因为西贡的军火本来就不少，还要按“再加码”计划增添；国家委员会的作用由西贡去谈判，西贡对它的组成和作用也有否决权。

至于美国对破坏协定行动的反应，我重申了尼克松的保证，万一北越大规模破坏协定，美国将采取行动强制实施协定。后来有人提出，未经国会明确授权，总统无权给予这种保证。这种观点我们不仅是第一次听说，而且会认为不能想象，美国在为了一个光荣事业打仗多年、丧生四万五千人之后，可以眼看着以牺牲换取的和平条约横遭破坏而袖手旁观。如果按这种诡辩，外交就无法进行，谈判会成为儿戏，协定会得不到维护。在越南，这意味着协定将是投降的托词。如果那样，我们本来早就可以做到，还能少受很多痛苦。荣誉、体面、信用和国际法一起毋庸置疑地要求我们许诺遵守协定并且监督它的执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由国际会议批准的、庄严的结束战争的条约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点我们私下里对阮文绍和他的同事们说了。尼克松、埃里奥特·理查森（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我和其他官员公开地也说过。[3]在我们看来，这是协定引起的问题中争议最少的一个。我们认为，如果有了一项美国人民可引以为自豪的和平计划，我们将处于道义上和政治上更有利的地位来帮助西贡维护它的自由，这比目前这种无限期的战争使美国分裂的情况要来得有利。这种判断在正常年代中是否能得到证实将永远不得而知。协定签字后不久，水门事件破坏了尼克松的权威，压制国会反战决议的堤坝决口了。我们试图通过缔造和平来平息的分裂情绪再次爆发出来。对于那些一心想证明十年反战抗议是正确的人，这造成了又一次机会——这次是胜利的机会——在南越独立的废墟上吹嘘自己。

最初的隆隆声

那年十月，在西贡总统府里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没有一个想象到会有这种结局。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既在维护美国的原则，也在维护南越的自由。使我们心烦的并不是对国内舆论的怀疑，而是阮文绍看起来不能抓住机会。甚至通常沉默寡言的艾布拉姆斯将军也在十月二十日插话敦促阮文绍接受协定草案：

我相信，这里的现有领导机构有能力保住这个国家和政府。我同意基辛格博士的意见：保住这个国家不能靠任何协定，只有靠警惕和决心。

星期一下午尼克松总统曾在他的办公室召见我和莱尔德国防部长，并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我对他说，我认为现在是采取下一步骤的时候了。初次撤退和随后逐步撤退都是困难的，但随着信心、能力和技巧的增进，事情就好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越的防务越来越为自己所承担。我对南越人民和军队向来很尊敬和钦佩，但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为了你、你的自尊心和贵国人民，总有一天安全和政治力量要完全由你们自己掌握，最后只有我们的空军力量在一侧待命，我们的装备和补给输入你们的港口。

这时，阮文绍嘴里滑出话来了，他说真正担心的不是协定，而正是缺乏艾布拉姆斯刚才讲得如此重要的自信心。艾布拉姆斯劝阮文绍不要把河内估计得过高，因为北越犯过严重错误；他们曾一再错误估计了形势。一九六八年如果他们把围困溪山的两个师调往顺化，我们会永远也解不了这个城市的围。同样，在一九七二年攻势中河内“愚蠢地”分散了兵力。“他们现在主动提出建议，是因为打输了，而且他们也清楚这一点。这是他们第一次对这场战争变得聪明起来。”不幸的是，阮文绍从艾布拉姆斯的讲话中得出了反面的结论，并用艾布拉姆斯的论点去反对他：“艾布拉姆斯将军，关于他们本应把两个师从溪山调往顺化一事，他们没有这样做是由于我们将领的才能；共产党打输一事也是由于我们将领的才能。”在这种声称自信的表面后面，隐藏着更深的疑虑；阮文绍不愿接受艾布拉姆斯关于共产党愚蠢的说法。如果胜利来自南越人的本领（或运气）这个更加偶然的因素，列举北越一些失败的例子是不足以增加他的信心的。

这是问题的中心，是任何系统分析或关于越南化的宣告都不能抹煞的。在美国人参战八年之后，南越人还是不敢在没有美国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对付河内。他们的噩梦不是这项或那项条款，而是怕单独对敌。对西贡领导人来说，停火意味着美国剩余部队的撤走。他们不相信河内会放弃支配印度支那的野心。他们的确将需要独自决定自己的前途了；在内心深处，他们想到这点就惶恐不安，而且又不好意思承认。他们的意见也不错。我们自己也认为，美国军队驻在韩国对朝鲜半岛的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均势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实际已走投无路，这并不是阮文绍的过错，而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内的意见分歧。但阮文绍即使在理性上能理解我们的立场，作为越南爱国者他也不能公开加以接受。我们得到的条件是可能得到的最好条件，确实比我们要求的还要好。从理论上讲，这些条件可以使南越能继续生存下去。但它们本身并没有给西贡以保持均势所需的信心和聚合力，虽然在战场上实际已达到了均势。

即便如此，西贡总统府里的许多讨论都离了题。南越人提出了不少起草方面的建议，这再次使始终摸不透越南人的复杂心理的美国方面以为西贡正朝着同意协定的方向前进。阮文绍在会谈结束时说，第二天上午他将忙于同国民议会领导人和其他政界要人磋商，使他们有个思想准备，这番话使我们的印象更加深了。我们把下次会谈定在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在此期间由外交部部长陈文林为首的专家小组和美国代表团举行技术性会谈，拟出修改协定文本的共同立场，以便向河内提出。我们知道这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已告诉河内说协定文本已经“完备”——尽管有关的谅解（或议定书）还没有完成。

同阮文绍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后，我向华盛顿汇报如下：

从会谈清醒而有些悲哀的气氛来看，很清楚，他们为要割断同美国的脐带正经历很大的心理上的困难。他们大概意识到，这笔交易按美国标准来说是好的，但是他们注意的重点是留下来的北越军队以及协定遭受破坏的可能性。他们一面对自己将领的才能显示出自豪感，一面继续流露出害怕共产党的狡猾和缺乏自信心。他们无疑感到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可以看出他们的时间是永远也不会够的。他们知道自己不得不做的事，而这是很痛苦的。甚至他们可能是对的。如果我们能再多打两年仗，他们就好办了。

……我觉得他们正慢慢地跟上来，并努力从思想上接受这个方案，但他们需要我们继续参与才能维持自尊心。

正像我四月份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一样，现在我发觉自己和华盛顿之间的通讯联络状态又使有效的交换意见极为困难，而且由于形势变化加快，误解越来越大，加上期限的压力、赌注的巨大和战争最后阶段引起的强烈感情，使情况更为复杂。西贡时间比华盛顿早十三小时。因此我晚上发的关于会谈的报告到达华盛顿是在上午九、十点钟。为了保密，我们两头都有一套复杂的双重译码系统，各用两套机要人员。由于西贡宵禁，每收、发一次电报，我们的通讯员都得有特别的护送。这一切造成了额外的拖延，因而华盛顿远远跟不上我们的会谈进程。到黑格可以同总统讨论我们的电报、起草供尼克松审阅的回电并把它发出的时候，华盛顿的办公时间一般都结束了，第二天上午我才能得到华盛顿的复电，而一般那时我已进入了另一场会谈。这样，两边总是在就已经过时的事件或建议进行着脱节的评论或汇报。

毫不奇怪，我开始患上了派出在外执行任务的外交官迟早都要患的典型的综合神经过敏症。有时我觉得华盛顿更感兴趣的是怎样对过去的事情表态，而不是对我们的关键性的决定分担责任。例如，十月十九日我发出一份抱有相当希望的报告后，尼克松回电让我告诉阮文绍：

我亲自深入研究了同河内一起拟定的协定草案，我相信，接受这个方案符合南越政府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请用最强烈的措辞劝告阮文绍，我担任总统的这四年和在此之前未当总统的时期，没有一个美国政界人士比我更坚定地主张不能把任何共产党政府强加给南越人民。而且，也没有一个美国政界人士比我更有力地支持阮文绍总统本人。你要请总统放心，今后他可以无保留地继续依靠这种支持。

但是第二天，作为同高级顾问磋商的一部分，尼克松会见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这位即将退休的陆军参谋长突然对就地停火这个概念本身提出反对。这太令人惊讶了，因为就地停火是我们从一九七〇年十月以来的立场的一部分，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意，而威斯特摩兰是其中成员之一。尼克松没有把这次谈话告诉我，他给我发来了另一份电报，在四天中第五次叫我不要管即将举行的大选，而强调同阮文绍的团结：

在你同阮文绍继续会谈的时候，我希望再次强调，做任何事都不应受到美国大选期限的影响。我已得出结论，要赶在充其量也是一个失败的大选前达成解决很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内的局势，如果人们能够指责我们现在急于解决，得到的条件不好，要是等到大选之后就能更好的话。最主要的是取得阮文绍的真心实意的接受，免得有人指责我们强迫他接受了一个不利于防止共产党夺取南越大片土地的解决方案。

像我昨天分析的那样，我们制订任何协定都必须有阮文绍的自愿参加。决不能搞强迫结合。我知道存在着河内把协定公开的危险，但是我相信处理这件事还比较容易些；如果大选前同阮文绍闹翻，或者协定容易被人批评为美国撤军的借口，那处理起来就困难得多。

我第一次听到这条指示时很受感动。现在我开始产生一种小人之心的想法，这是不是一旦事情搞坏，拿我出来当替罪羊的做法。在尼克松的所有助手中，我最少卷入竞选活动。从九月初起我几乎一直在国外。我从未参加过同政党策略有关的会议。根据外交政策是两党共有的原则，我拒绝出席任何筹款活动。我多次回绝了约翰·埃利希曼的要求，他自称传达尼克松的命令，要公开一些涉及到前几届政府名誉的文件以帮助竞选。（这是在通过“新闻自由法案”使这种做法成为惯例之前的事。）一九七二年八月，我在一封这样的信上用笔写道：“我反对——这是廉价政治。”尼克松始终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但他对我的观点很清楚。我的战略方针在许多备忘录中作过解释，就是利用河内公开表明的在我国大选前解决问题的愿望，并把它用作死限期来索取让步。无论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我都从未采用过与此相反的论点，即达成协议将有助于我们的竞选前景。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松对我进行影射的指责——说我是为了大选而急躁从事——后来被旁人用来指责他自己了。事实上，对他来说，大选的考虑倒是要求推迟达成协议。我那时被两周来每天十五到十八个小时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被飞行时差弄得头昏脑胀，被两批偏执狂的越南人攻击得心情烦躁，于是向黑格发了一封尖刻的复电：

屡蒙惠赐评论，获益匪浅，不胜感激。必须记住，任何解决方法再好也是靠不住的，并会带来一阵子的烂污事。情况再好，也不能指望南越人高兴，因为他们就要失去我们的军事存在，以后得设法适应从一九六二年以来他们从未面临过的局势。

如果要我停止这一进程，请明言相告。另一方面，这里大家——包括邦克、艾布拉姆斯、哈比卜和沙利文——都认为这是我们所能达成的最好交易。我们必须拿大选的考虑和下列事实加以权衡，即：我不能想象战俘问题在正常情况下能在几个星期内得到解决。

无论如何，如果我得到明确的信号，就准备停止这一进程。

没有发来这样的信号；说句公道话，也不可能发出这样的信号。因为在西贡事态变化开始加速，超出了我们的通信系统所能处理的程度。

同阮文绍摊牌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十月二十一日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正在逐步同西贡达成谅解，尽管这对阮文绍来说是痛苦和不光彩的。上午，我会晤了以陈文林外长为首的南越专家组，把他们对草案的修改意见过了一遍。

修改意见共有二十三处。有些是重大修改。西贡要删掉把“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说成是一个“管理机构”的一句话，以避免在翻译上的争论。西贡要求加重对非军事区的提法，强调它作为分界线的性质，规定越区袭击是非法的。西贡坚持条文中不提临时革命政府（河内在南方的政治机构）。其他的修改意见看来都关系不大，虽然以迟钝闻名的西方人的思想也许还摸不透那些表面上含糊和不重要的词句的有害性。要争取对我们已经宣布“完备”的文本作那么多修改会遇到困难，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此不抱幻想。但我们答应西贡我们再试试，而且是真诚地。我们花了整个上午，寻找他们提出修改的理由，以便确定我们在河内提出西贡的建议时按一个怎样的轻重缓急的次序。气氛是专业式的和严肃的，试图估计哪些修改是争取得到的和现实的。

我同邦克一起吃了午饭。将近下午两点时，我们两人到了他的办公室等候被召到总统府再次会晤南越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时我们都很乐观。在约定的时间没来电话。过了约一个小时，黄德雅给邦克来电话，叫我们等着；会见改到下午五点钟，说阮文绍有空就会通知我们的。对于会见推迟，他们既没有道歉，也未作解释。黄德雅只是讲完通知，就把电话挂了；他大概一定看到亨弗莱·鲍嘉在电影里是这么干的。下午四点半，即在原定的会晤时间后两个半小时，阮文绍的车队路过美国大使馆，警笛声震耳。直到下午五点半，总统府仍然没有传来半句话，这就引起了一次历史性的事件：邦克发火了。他试着直接打电话给阮文绍，答复是总统正在召开内阁会议。他于是要求同黄德雅讲话，回答是这位新闻秘书不在楼里，找不到他。又过了一个小时，即在原定的会晤时间后约五小时，阮文绍给邦克来电话，说内阁会议仍在进行，结束后马上见我们。又过了三刻钟，黄德雅来电话说阮文绍将在次日早上八点见邦克和我。邦克抗议说，会见的推迟意味着华盛顿作决定的时间至少要耽误二十四小时，黄德雅干脆把电话挂了。

我们回到邦克的官邸，坐在他那小小的书房里，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很明显，南越人需要时间讨论一些重大的决定。但是他们的无礼态度暗示即将发生一场对抗。原因何在呢？阮文绍还没有表态，他以前只是提问题。上午的专家会议看来开得还不错。我们答应到河内把西贡的意见都提出来，当然我们不能保证结果如何。阮文绍和他的同事们都还没有提出什么原则问题，虽然有关北越军队的条款显然使他们感到很不安。不管他们关切的是什么问题，任何盟国都无权这样对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而对邦克的态度也是极不公正的。我们感到了越南人狡猾地在外国人心中引起的无可奈何的气愤。阮文绍一定以为我们的策略离了他不行；我们越认识到缺少不了他——不管用多么恶劣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他就越能使河内丢脸，越能投合越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他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也就越强。

这不是我的想象；在总统府发生的一场大动肝火的争吵很快表明了这一点。大约在晚上九点钟——也就是在我们原来约会时间七小时之后——阮文绍打电话给邦克。他几乎歇斯底里地抱怨说，三个星期前黑格到西贡来的使命是要组织一次推翻他的政变；而由我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们正在继续这个企图。他要求我们住手。邦克和我是阮文绍多年的主要支持者，我们顶住了来自河内和反战批评者们要我们搞掉西贡政府的要求。黑格在越南打过仗，他对阮文绍很钦佩。我们为了保全这位领导人吃了不少苦头，现在竟被指责为企图推翻他，这确实如同吞苦药丸一般。虽然邦克这个人禀性温和，他也不免发怒，把阮文绍的指责顶了回去。但是我们想发火也没有时间，除了忍受，我们别无他法——阮文绍已经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一点。我们让日程捆住了手脚，我得在七十二个小时内到达河内，而我们的越南盟友内部在感情上分崩离析。总统府来的电话使人明确感到气氛正在变成敌意的；他们既没有提出具体的反对意见，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或是该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开始希望河内拒绝我们十月二十日交给他们的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条文，以使得问题变成纯理论性的。但是我马上产生了怀疑。我向华盛顿报告如下：

一个熟悉的模式正在出现。这使我们的地位极为脆弱。如果河内对我们最近发去的信再次表示认可，而我又拒绝去一趟，他们就会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困难所在。他们一定会公开要求我们签署一项我们已经同意的解决方案。

我的预见证明是正确的。十月二十一日晚上，河内再次接受了我们所有的要求。北越人同意了我们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所有提法。他们通知我们，在柬埔寨没有美国俘虏，但是在老挝的俘虏将同被拘留在南、北越的美国人一起释放。他们也同意我在十月二十日通知他们的新“时间表”。我们的计划在一切方面的进展都非常成功——只有对我们在西贡的盟友这方面却例外。事实正如黑格在一份电报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很困难，你今天上午同阮文绍的会见是关键性的。”

幸好（在当时条件下）河内犯了一个错误，提供了拖延的正当理由。杰出的记者阿诺·德博什格拉夫突然获得了去河内的签证。更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申请签证。一到河内，他马上得到范文同总理的接见，而他也并未提出要见范文同。接见的谈话将于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届时我还在西贡，河内知道我将仍在争取获得南越同意的过程中。[4]河内也许仍在照先前的“时间表”而作这种安排的；在谈话发表的当天我本应已经在河内了。不论哪一种安排，这次接见是不守信义的侮辱性行为，而且由于推迟的缘故几乎成为致命的了。因为范文同在谈话中对协定草案提出了北越方面有倾向性的解释，这不仅同我们的解释相矛盾，而且不符合谈判商定的文本。他说阮文绍“落后于事态发展”；将成立“过渡性的三方联合政府”；双方将释放所有拘留的人（包括平民）；美国将付给赔偿。德博什格拉夫报道说，河内已经把协定定稿告知外国外交官，并正准备像是“庆祝胜利”的活动。范文同的谈话肯定会激怒南越人，引起他们最严重的怀疑。这也使我们认识到黎德寿最近采取灵活态度是出于需要，而不是改变心肠。这次谈话反映了他们的软弱和两面手法。范文同承认在达成解决方案后阮文绍仍将留任。通过那些有倾向性的词句，他已表明协定实际上是就地停火，这点以前一直是被河内轻蔑地拒绝的。南方将继续存在“两支军队和两个政权”。

几乎同时，尼克松发来电报，就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同阮文绍的会晤给我作了指示。大家都同意这次会见是决定性的。指示要我尽量推动阮文绍，但不能闹翻。我到河内去也将这么做。最好的办法是把最后达成协定的时间推迟到美国大选之后，并使越南双方在此以前保持安静。对于我如何达到这些目的，指示讲得不清楚。（这使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这么一个人，他说解决潜水艇问题的办法是把海洋的水加热，把潜水艇煮得只好浮起来。有人问他怎么煮法时，他回答说：“我给你们出了主意，技术问题由你们自己去解决。”）但是尼克松的指示虽没有提出明确的做法，它无疑表明选举的考虑越来越促使尼克松要推迟解决，而不是像批评他的人后来所说的那样要加速解决。

更有帮助的倒是尼克松亲自起草的给阮文绍的一封信。尼克松在信中重申他认为协定按当时的文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信中还加了一条严重警告，这在我们尽力支持阮文绍之后，一定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如果你现在认为协定不能接受，而对方却显示他们为满足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作出了极大的努力，那么我认为你这样的决定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使我无法继续支持你和南越政府。

越南的事情总是难以预测的。次日（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八点同阮文绍的会晤，在经过不祥的预兆之后，没有导致对抗。实际上，看来竟好像阮文绍在前一天演出一场闹剧是为了表示一种独立的姿态，使他能在最后的时刻附和我们的意见。越方有阮文绍和黄德雅，我方是邦克和我。阮文绍重申了对协定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熟悉了。他重点反对北越军队继续待在南方一事和国家委员会的组成——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作用，阮文绍在其中将有否决权，后来这个委员会根本没有产生。我逐点回答了阮文绍的问题，把尼克松的信交给了他。他不失尊严地回答说，对我们来说，问题是如何结束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参与；而对他说来，这关系到他的国家的生死存亡。他不仅要考虑协定的条款，而且要考虑南越人民是如何看待它的。因此他正同国民议会的领袖们磋商。他还要听取他的顾问们详细汇报我们对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的反应。他将在下午五点再次会见邦克和我，给我们最后的答复。

邦克和我在会见后感到鼓舞。我乐观地给华盛顿发报说：“我想我们终于取得了突破。”我请邦克给华盛顿发一份更详细的报告，因为我要动身去机场赴金边访问。邦克发报说：“我们两人在会见结束时都感到我们最终取得了突破……我们在会见结束时都更有信心地认为阮文绍将努力设法解决他的问题。”邦克在报告中还指出，河内想在停火前尽量多占领土的企图已彻底失败。邦克还说，敌人的能力和他们的心愿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结论是，尽管共产党下了指示，敌人也试图执行这些指示，但敌人无法有效地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伤亡。”

为了使越南的另一方保持安静，我给河内发去了一封电报，诳称我是在金边接到他们的回电的。我的答复要等我当天晚些时候回来后才能发去。

战争快结束了，有关柬埔寨的安排最复杂，同其他所有解决方案相比是漏洞最多的。

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处理有两套文件。河内主张，在越南协定草案中，它只能就自己的行动作出承诺。例如它可以承诺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自己的军队。至于交战各方间的停火和释放美国俘虏的保证，黎德寿只能答应河内尽力去说服它的盟友。而且河内作这种努力的承诺只能写在同我们的秘密谅解中，不写在越南协定正文内。因此，根据越南协定第二十条，河内保证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军，不利用柬、老领土对本协定的任何签字一方，就是说南越，采取军事行动。

秘密谅解后来证明更为复杂。河内自信对它在老挝的盟友——巴特寮（老挝爱国战线党）——有影响。因此黎德寿答应在越南停火后三十天内在老挝实现停火，并为此签署一份谅解书。至于柬埔寨，黎德寿表示他们对红色高棉的影响较小。他只是笼统地口头保证说，一旦战争在老挝和越南停止，“战争就没有理由在柬埔寨继续下去”。虽然我一再努力争取一项更明确的关于柬埔寨停火的义务，得到的仅仅是河内书面肯定了黎德寿对我口头说的话。我决定劝朗诺在巴黎协定签字后马上单方面建议停火（他后来是这样做了），我还警告黎德寿，如果红色高棉方面的反应是发动新的攻势，这将“违背……本协定所根据的设想”。[5]我愿意冒一下险，相信如果北越撤走军队并停止渗透的话，朗诺部队在我们的有限支援下能够遏制当地的柬共分子。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柬埔寨的停火安排有漏洞而拒绝签署一项能归还我们的俘虏和使北越撤出印支国家的越南协定，那我们在国内就会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这之前我曾派比尔·沙利文去曼谷和万象，因为他认识泰国和老挝的领导人，他任驻老挝大使时同他们打过交道。沙利文带回了他们的热情支持。据他说，梭发那·富马欢呼：“他们彻底失败了。”泰国领导人的反应也差不多。但由于我们的援助有限，而且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款措辞含糊，我想我有责任亲自去向朗诺说明情况。

这是一次令人惭愧的会见。虽然朗诺确有理由感到不安，但他没有像西贡那样挑剔或无礼。柬埔寨人所得的援助同我们每年给西贡的援助相比是极少的，但他们继续信任我们。朗诺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表示赞同，尽管他知道他的国家是印支国家中唯一没有具体规定停火日期的——不过北越人已肯定地承诺要撤出。朗诺甚至答应在协定签署时由他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坚决支持。

因此，金边之行也是令人痛苦的，不过痛苦的原因同我在西贡会谈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所有曾指靠我们的领导人中，朗诺是最不变心的了。在所有受北越在印支谋求霸权之害的人中，柬埔寨人民的民族抵抗精神是最强的，而且得到的外援是最少的。由于我们国内的争论相持不下，柬埔寨确实为此受牵累最大。我们的部队从（北越在柬埔寨的）庇护所撤出以后，那些曾谴责一九七〇年进军的人竭力阻挠给这个被围困的国家任何有效的援助，似乎为了惩罚自由柬埔寨人，说他们作为受害者的风格还不够高。那种认为我们不能陷进柬埔寨泥坑的主张使国会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把给柬埔寨的援助限制在约三亿美元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相当于我们花在越南的钱的百分之三左右），限制了派在我们驻金边大使馆的武官的人数，并且禁止派遣军事顾问。我们的立法甚至不准我们的武官访问柬埔寨部队。关于我们要陷进柬埔寨泥坑的说法只是貌似有理，或者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和越南等同的想法。北越在南方的部队战线已经拉得太长；河内无法给他们增兵；只要柬埔寨力量有所加强就一定会对他们造成强大的压力。红色高棉起初是无足轻重的。我们的自我克制只是让可怜的柬埔寨人只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对付河内的死敌，而使当地残忍的红色高棉获得时间为最终的征服积蓄力量。事情本来可以不是如此的。我们放弃了机会，没有武装那些渴望进行抵抗而且能在抵抗中使北越——不是我们——陷入消耗战的人。不论人们对我们最初的进军是否明智这一点持什么观点，有些人为了要维护柬埔寨的独立而发怒，但是当北越和红色高棉决心要征服柬埔寨时，他们却使维护这个国家的独立的抵抗无法有效。他们的逻辑是难以理解的。

后来，朗诺宽宏大量地赞同了协定，宣布了单方面停火，并呼吁进行谈判。灭绝种族的敌人不理他的呼吁；在一年内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用我们的空军力量去帮助他。柬埔寨人民应该得到更好一些的待遇。

越南的特点是，别人单是失败还满足不了安排越南命运的复仇之神的欲望，他们还必须使别人心碎。我抱着成功有望的喜悦心情回到了西贡。我以为我们取得了朗诺的同意，就可以回家了。邦克和我在下午五点钟准时会见了阮文绍和黄德雅，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会见结束后我给黑格发去了灾难性的消息：“阮文绍拒绝了整个方案或者它的任何修订本，他也拒绝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任何谈判。”

这是一次奇特的会晤。阮文绍能讲流利的英语，但他不讲。他讲着讲着，几次流出眼泪。邦克和我都认为这眼泪与其说是出于悲伤，不如说是出于怨恨。黄德雅当翻译，在翻译到有关段落时，他也哭了。

会晤时，先由我向阮文绍介绍了我在金边、曼谷和万象磋商成功的情况。阮文绍不以为然，说他并不感到奇怪，这些国家没有被人“作为牺牲”。他说美国显然同苏联和中国“串通”要出卖南越。他不参加这种交易。他第一次透露，起码在一年前他就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当时我们建议他同意在新的总统选举前一个月提出辞职。虽然当时他接受了建议，没有提出抗议，而且在不到三个月前还重申了这一点，这件事显然在他内心留下很深的伤痕。他说：

自从美国要我辞职，并且在辞职时间上同我讨价还价之后，如果我不是军人的话，早就辞职了。因为我看到，我认为是朋友的人抛弃了我。不论对我个人的耻辱会有多大，我将继续打下去。我最大的心愿是能签署一项和平协定。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说美国人要我辞职，那样美国人会同我一样不光彩。我装成是我自愿提出辞职的。

我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我钦佩你讲话中表现的勇气、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你关于我们串通苏联人和中国人的说法不能不表示十分气愤。你想这怎么可能呢？我的总统为了帮助你们，在五月八日甚至冒了可能毁掉他整个政治前途的危险。我们同苏联人和中国人谈是要他们向河内施加压力。我们真诚地相信，拟议中的协定维护了南越的自由——我们的原则同你们的原则是一致的，而且我们维护了这些原则。你只面临一个问题，而尼克松总统面临的问题却多的是。你认为我们毁了你的想法，不会为任何美国人所理解，尤其是尼克松总统。

说到具体问题，我们没有承认北越有权留在南方。我们使用了日内瓦协定的语言，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制订实际解决方案的最好办法。如果我们真想出卖你，另有许多更容易的办法。

我指出我们现在有一个实际问题：“我们已经打了四年仗，把我们整个外交政策押在保卫一个国家上面。你刚才说的话使我们很痛心。”显然，如果他不同意，谈判就无法进行下去。我要回华盛顿去了。如果我们不想嘲弄我们已作的牺牲，那么避免一场对抗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我建议在我动身之前向他作辞行拜会。我们定的时间是次日，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早上八点钟。

如果说十月八日当河内最终放弃它的所有政治要求那一天是我在为政府服务生涯中最激动的时刻的话，那么现在是我，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伤心的时刻。不论现在再发生什么，阮文绍的反应决定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或者不会以能够弥合我们国内分裂的方式结束了。我曾热烈希望我们能带来和平，以使那些作出牺牲的人感到他们的痛苦是值得的，使反对过这场战争的人能把这一和平看作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作为一个团结的人民，我们便可转而致力于建设富有希望的新国际秩序中的积极任务。阮文绍的行动很可能使和平谈判毒化我们的未来，正像战争的进行抵押了我们的过去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时间表”在十月三十一日前达成解决，河内必将公开指责我们撕毁和平协议。如果河内把和平条件公布于世（它无疑会这样做的），那么批评我们的人——他们一直要求我们降低条件以求解决——将不接受任何辩解而责备我们未能签署协定，何况河内已经接受了我们自己的建议。河内可以确切地历数他们从十月八日直到十月二十一日一再作出的让步。任何对越南问题有所了解的人都懂得，我们只有延长战争才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协定，而国会已明确表示决不支持延长战争。如果我们不能大体按照目前的条件谋求解决，国会将通过立法简单地用撤军交换俘虏，从而迫使我们退出战争。河内既已放弃它的政治要求，一定还会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这对河内来说比目前的方案要好得多。那样战争结束的方式将很糟糕，对西贡将远为不利，对我们国内的分裂作用将大得多。

然而，我没有反悔的余地了。阮文绍的行为确实恶劣，但我们的争吵是为了一条原则：即美国没有出卖朋友。我同意尼克松的意见，攻击阮文绍不符合我们所作出的牺牲。我的责任是把事情办好，而不是让事情滑向混乱。在这四天中阮文绍使我们越陷越深，他对此要负重大责任。如果在我到达的当天阮文绍就表明他的真实态度，我们肯定会给河内发去另一种信息。然而我们不能动个人感情而把千百万美国人已为之忍受痛苦达十年之久的事情全都闹翻。我们也不能冒险让阮文绍的歇斯底里发展成更大的绝望而把我们的分歧公开化，从而促使河内又一次拒绝妥协。但是我们也不能让阮文绍认为他难住了我们，或者我们会放弃我们的大目标。我们必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时间的推迟都只是策略性的，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来掩盖我们的分歧，并提出小的改进要求而不能要我们根本推翻我们解决这场战争的决心。

对待河内，我们也要走一条同样细的钢丝。我们必须使北越政治局相信，我们决心基本上按现有的条款缔结协定。但是我们也要使河内懂得，他们不能利用我们和西贡之间的分歧以求在最后的时刻逼我们做我们四年来一直拒绝做的事，即推翻南越的政治结构。

当我和洛德在西贡同远在一万英里以外的华盛顿的总统和黑格整夜多次联系时，上述考虑是我们交换意见的中心思想。戏剧性的事件常是在不相称的环境中发生的。我们的总部是我在邦克官邸里的一间小卧室。在那里我们无法同华盛顿进行迅速的联系。保密电话不通，公开的电话不保密。双重密码制使通信十分缓慢，以致华盛顿还没有答复我们的前一封电报，我们已发去了第二封。在西贡已经是午夜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洛德坐在我的床上写下我的话。然后他到隔壁房间起草电报稿。院子里有一名司机和一名通信员，等着把洛德的电报手稿送到大使馆通信中心——已事先搞好联系，有把握不致因戒严而受阻。在起草两封电报的间隙时间，洛德和我就考虑我们面临的难题和选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是要在河内发火以前赶回华盛顿。更使人着急的是，用电报联络一次只能把我们的一套想法发去。像对话那样交流思想是不可能的，不成熟的想法写成了正式的建议，而且也被当作正式建议来考虑。有几次，线路两头的人都改了主意，但是话还未来得及传给对方，白宫和我已经在答复作废的电报了。

星期天我和阮文绍之间的灾难性的会晤一结束，西贡时间晚上约八点我就给黑格发报说，我们现在有两种选择。我可以按原计划去河内，把西贡的修改意见提出来，然后来回地跑（当时还没有“穿梭外交”这个词），直到南北双方意见达到一致。第二种办法是我马上回华盛顿；同时黑格将通知多勃雷宁，我们在西贡遇到了重大的障碍，我们只得同黎德寿再开一次会，向对方说明。我们希望苏联协助，使河内保持克制。我建议说：“显然我是赞成第二种办法，而提出第一种办法（去河内）仅仅是为了表示考虑全面而已。”

我越想越觉得到河内去没有滋味。如果我去，我将陷入几乎肯定不会有结果的会谈之中；同华盛顿的联系也困难；难以预料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如果事情闹僵，我顶多只是个过客。我得尽快回华盛顿。后来发现，好笑的是尼克松在华盛顿开始担心我会去河内，而我在西贡则开始担心他会违背我的建议接受第一种选择而命令我去河内。因此，我还没收到对第一个电报的答复，就又发了一个报：“我再三考虑，认为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去找苏联，并须立即行动以便赶在下述口信的前头，该口信须于今天（星期日）巴黎时间晚上十一点在巴黎交出。”（西贡时间是星期一早上七点，也就是说还有约十个小时。）

口信是以总统的名义准备在巴黎交给北越人转河内的，旨在争取足够的时间让我在河内发火之前赶回华盛顿。口信全文如下：

总统以感激的心情读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来电。该电使总统提出的有关老挝、柬埔寨和美国俘虏的各点都得到了满足。

正如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所知，为了争取达成协议，美国方面在西贡、万象、金边和曼谷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越方也知道，美方始终认为它不能单方面行事。不幸的是，在西贡遇到的困难比原先预料的更为复杂一些。其中某些困难所涉及的事情美方认为有责任向越方提出。

总统谨通知总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请基辛格博士立即回华盛顿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总统必须指出，越方接见阿诺·德博什格拉夫的谈话是违背信义的，对造成西贡目前的情况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总统请越方在他向越方递交更长的信来说明他的考虑之前，不要采取公开的行动。总统的信将在二十四小时内送去。

美国方面重申信守协定草案的实质和基本原则。

在那时，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决定要回华盛顿，而且已经通知了河内，白宫却答复了我的头一封电报。尼克松强烈反对到河内去的主张，尽管这个意见就在那时也仅仅是为“考虑全面”而提出来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相反建议。[6]黑格以尼克松的名义给我发来大批电报，强调去河内是不明智的。太平洋两岸的火气都上升到危险的程度了。我回电说：

我想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表现出任何惊慌。每个人都应显得很乐观，要给人以我们很接近达成协议的印象。如果我们被追问得厉害，我们应该只说，会谈的最后阶段总会出现一些技术上细节问题的。如果我们真的被逼到墙角，我们应集中谈在南方的北越部队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阮文绍成为公众咒骂的目标，这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阮文绍成了反派角色，那么即使我们最后能克服他的反对意见，我们八年来所做的一切就全成问题了。

我相信，用不了几个星期，我们仍然可以取得一个合理的结局。我已经要邦克向阮文绍做工作。所有情报都表明，他正在积极准备停火。所以他很可能让步；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大选后继续保持坚定立场的话。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让步，河内和我们仍然有希望签署一项协定，我们可把它推荐给其他方面，让他们接受。这就可以给阮文绍一个机会说他的意志被人强奸了，但是最终他会让步的。我们只能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搞一笔纯双边的交易。

到关于我的（已取消了的）河内之行的混乱已经消除时，另一个矛盾又产生了；这次是关于我提出的对北越全面停炸的建议。我们曾向北越人表示，在我抵达河内二十四小时之前将全面停炸。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食言，在河内接受我们的全部建议后还继续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对二十度线以北地区的轰炸原来说在我到达西贡时就停止的。）另一方面，我本应该懂得在大选前停止轰炸会刺激尼克松最敏感的神经。虽然总的说来尼克松对约翰逊总统是很尊敬的，但他相信（约翰逊）一九六八年停止轰炸是一个选举花招，目的在于使他在最后一秒钟还难以肯定取胜。他此后不断对他的同事们说，这是单方面的出卖。无论如何不能期望尼克松再搞看来是同样的花招。他拒绝了我的建议，虽然他同意继续轰炸二十度线以北地区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阻碍协议的是西贡，而违反日程的是我们。

关于我的河内之行和对阮文绍的态度，华盛顿和我虽然意见一致，但有激烈的争论。关于停炸的意见确有分歧，但奇怪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却很冷静，并获得了合理的解决。尼克松是对的，我的反应是过分了。对北越二十度线以南地区的轰炸仍然继续，其目的是切断对在南方还在继续的战争的供应。

我最多只睡了三个小时后，由邦克陪同去向阮文绍辞行，那是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八点钟。那是一次令人悲伤的会见。我试图消除不愉快。阮文绍尽管有许多毛病，他是爱国者，曾为国家的独立而英勇斗争。我想，一定不能把他推过边缘，使他采取鲁莽行动或公开对抗。我告诉他，我已要求再次会晤黎德寿，向他们提出西贡的建议。我希望阮文绍在此期间不要同我们公开争论。我们方面不会公开批评阮文绍。为了不使他产生幻想，我强调我们认为协定草案是好的，我们将在该协定的范围内继续往前走。我们将争取有尽量多的修改建议被接受，但我们不会改变草案的基本内容。最后，我对这位勇敢的南越总统强调我对他作为一个爱国者和军人的敬意。但是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他，如果战争按照目前的规模再打六个月，国会将切断我们的经费。我说：

重要的是不能使我们已经作出的牺牲变为白费。如果我们继续对立下去，你会获胜，但最终我们双方都会失败。美国的报界、新闻界和知识分子都把他们的利益寄托于我们的失败，这是事实。如果这几天我显得急躁，那是因为我眼看要失去良机……我不是想说服你，而是想要你理解我们试图做的事。如果我们不以我们的关系为重，我们就不必制定新的计划——我现在怀着悲痛的心情而走，原因也就在此。我们将尽力而为，邦克会同你联系的。

阮文绍现在冷静多了，他再次重述了他对协定的反对意见，立场稍有软化。他现在强调要加强有关非军事区的条款（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条款关系到渗透和增兵的问题）以及有关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这一软弱机构的组成问题的条款（这是鸡毛蒜皮）。他同意在南方的北越部队问题可以以北越撤军但不宣布的方式得到实际解决。（我们没有得到河内的这种许诺。如果拟议中的协定得到遵守和渗透停止，那么北越部队实际上会逐步消亡。）阮文绍还郑重其事地表示同意我对美国国内形势的分析。他说，但是这对南越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表示决不会公开批评美国。他说：

我（昨天）答应了要避免任何对抗，而且说我不会公开承认尼克松总统和我之间有什么分歧……

我仍然把尼克松总统看作是朋友和战友。不论我是否当总统，我将努力创造条件使美国能帮助越南。如果我成为美国提供援助或争取和平的障碍，我可以不当总统。我无意批评尼克松总统。我只是想指出，同今后柬埔寨和老挝会出现的形势相比，我认为这个方案对南越不利。但是朋友之间没有理由产生仇恨，所以我建议我们忘掉过去说的话。

在向西贡表明我们将按目前的协定继续进行努力以后，我们还要说服河内也相信这一点，同时不使它利用西贡和华盛顿之间的裂缝。在即将离开西贡的时候，我以总统的名义给巴黎的盖伊上校发了一个电报，让他转交给河内的代表。我挑的时间是巴黎时间下午三点，在西贡是晚上十点，也就是说我早已登上去华盛顿的归途了。加上电报转递的时间，我也许能在河内作出反应之前赶到华盛顿。电报的关键段落是这样的：

美国总统谨通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如下紧急事项：

美国有诚意地执行了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讨论过的总原则和实质内容。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定已获悉基辛格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特别是在西贡所作的巨大努力。

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同时也知道，美国的一贯立场是它不会把一个单方面的解决方案强加于它的盟国，美国只会在协商的基础上前进……

总统重申他坚信在最近的将来协定就能达成。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双方有必要以我们会谈中迄今一直表现的同样的诚意共同探讨目前的困难。

为此，总统建议特别顾问黎德寿和基辛格博士尽早在巴黎再次会晤，商量解决剩下的问题。基辛格博士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规定的任何日子前来巴黎。在目前情况下，在这些额外的会谈结束之前，基辛格博士不可能去河内。

为了表示诚意，美方将维持目前对轰炸的限制，直到会谈结束。

美国方面必须警告，任何想公开利用目前的暂时困难的企图，只会使谈判延长。

战争打了这么久，造成的感情对立已如此之深，在通向最终解决的道路上出现一些暂时障碍是难免的。

美国仍然决心探索每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并敦促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以同样的善意和合作精神同它一起努力，正是这种善意和合作精神使得谈判已非常接近于达成解决。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态度，目前的问题肯定可以得到克服，而且应该在已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早日获得解决。

归途

这一个星期是富有戏剧性的，也使人精疲力尽。我们是十月十六日上午出发的，当时希望回国时能带回符合我们价值观念的和平，结束我们全国人民的痛苦。我们没有成功。我们确实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河内在十月八日提出的原草案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突破，在其后的两周内又有重大改进。和平条约草案的条件已超过了我们两年来所提的要求，为此我们可以感到自豪。虽然我们的归途笼罩着失望的阴影，它也充满了决心。双方立场已如此接近，双方的投资已经这样多，现在很难倒退了。在今后几天里，我们将努力使破镜重圆。多少人的希望寄托于我们的努力，为了他们，我们现在不能灰心。

我时常回忆这段充满风雨的日子；我想如果我们对阮文绍表示更多的同情是否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最理想的办法也许是，我们应给他更多时间以为行将发生的事情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速度也使条件大大改善。把我个人对他的尊敬撇开不论，我不相信一个放慢一些的日程或者更早地同他商量会改变他的态度。这是一件悲剧性的事，不是人们估计中的小错误。双方各沿自己必须走的道路前进，走到了这一点，注定要相撞。阮文绍立场的逻辑要求他摆出一副敢于不妥协的姿态，以证明华盛顿和河内不能决定他的命运——正如河内对我们的做法，逼我们赶快，部分是由于想表明阮文绍是我们的傀儡。不论我们怎么做，阮文绍总是要搞点动作以争取时间，并找办法同我们对抗，正像他过去在黑格和我去访问时也顶过我们一样。

我们的失望产生于一种误解：我们未能及早地摸透，阮文绍真正反对的不是具体的条件，而是任何妥协。结束战争必然要引起阮文绍和我们的冲突，除非河内彻底投降。主权按它本身的定义就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使阮文绍不能全部控制他的领土的结局对他都是一个挫折。他也许无力改变地面上的力量对比，但是这远不意味着他会接受现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他曾接受过各种意味与此不同的妥协方案，不是出于信念，而是作为取得美国继续支援的代价。我们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继续支持西贡——这些他都接受了——以表明我们愿意作出特别的努力。但是这些建议，包括就地停火、新的选举和美国撤军的影响加在一起，等于给了西贡以不同于河内的法律地位。这是最使他伤心的。从阮文绍的观点看，他是对的。他是用越南人的办法进行斗争的。固执、顶撞和旁敲侧击，这些是他的武器。下面这些都不是他的错，即在一九六一年我们发动了一个战役，其策略是美国人民无法支持的；在一九六三年他是得到我们鼓励推翻吴庭艳的军官之一。他大概过高估计了我们的机灵和力量；他以为我们懂得他的保留态度。我们方面则夸大了他口头上讲的话；我们不加怀疑地认为他对我们说的是他的真意。到了一九七二年底，这些矛盾就变得难以一下子解决了。用另一种方法也许只会增加他进行拖延的可能性，同样不能避免出现僵局，也许反会使僵局出现得更早，使它更难于摆脱。阮文绍的目的是获得全胜；我们则要一个体面的妥协。到了一九七二年十月，这两种立场已无法调和了。

在归途中我知道华盛顿会有很多人主张先把和约草案丢开，等大选以后再去赌博。我决心维护条约草案，不管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要顶住河内要求签署现有条文的压力；顶住西贡关于放弃协定的要求；顶住华盛顿想走回头路的倾向（其结果将会使事态失去控制）。我从黑格十月二十一日来电中就已经感觉到上述这种倾向，当时阮文绍的顽固态度已初露端倪。黑格建议：如果事情闹翻，我们就应该反对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说它是一个联合政府，并对协定提出异议，说河内想通过它来加强自己的安全，同时只作出含糊的保证。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几年来所提的条件都比不上现在的条件有利。尼克松曾在十月十二日批准过一个更差的草案。在所有重要段落上，河内刚刚接受了我们的语言。十月二十二日，我给黑格复电说，我们不该“贬低一项我们无力再作重大改进的协定，而应把它看作是巨大的胜利”。十月二十三日，我又给黑格发去了一封措辞尖锐的电报：

关于你对协定内容的描述，我愿意提醒你，当我们谈成时，你曾说这是一个好的协定。其后，协定在有关柬埔寨、老挝、国际会议、美国俘虏、南越战俘和替换条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至于要求阮文绍放弃他的领土主权，这不正是停火协议所往往意味着的么？我们早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后来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和五月又重提过。这些方案难道不都会导致当前这种局面吗？

许多战争都是由于不幸的胆怯而失败的。但是军人们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时机也造成过巨大的悲剧。

我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了。我在飞机上给华盛顿发电说，如果河内把事情公开出去，我就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认有这个协定，并表示协定是一个重大进展，但要坚持说，有些细节尚待商讨，不受人为的时间限制。我将通知河内，协定的基本内容不会被放弃，但需作某些修改；我将通知西贡，我们将给它更多的时间并争取作一些修改，但是协定的基本结构不能改动。

这一策略，被总统所接受，后来促使我在回国后举行我的第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一句话总括了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和平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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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六九三页。

[2] 十月达成协议时，黎德寿和我商定了一个提法，各方承诺“建立一个管理结构，叫做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河内想在越南语译文中把“管理机构”一词译成含有政府当局的意思。十月十二日在巴黎的技术性会谈中，洛德和恩格尔明确拒绝了这一越南文译法，并坚持用一个不含政府意思的较弱的词。此事留待以后解决。要不是河内十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协定，致使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甚至很细小的问题，都变成了威信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它很快就会在这一点上让步。

[3] 例如，见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尼克松的记者招待会；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尼克松的演说；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尼克松总统和阮文绍总统的联合声明；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理查森国防部长在《同报界见面》专题节目中的讲话；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理查森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证词；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理查森在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会议前对记者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我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马文·卡尔布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威廉·沙利文大使在《同报界见面》专题节目中的谈话，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和拨款委员会收集的资料，《向南越提供紧急军援以及经济和人道援助》（一九七五年），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五年）上《拨款委员会听证记录》，第十九至二四页。

[4] 我们在十月二十一日事先收到了接见记录文本；德博什格拉夫提供了接见的原始记录以换取戈德利大使同意他利用驻万象大使馆的通信设备把他的新闻稿发往纽约，除此别无其他迅速而可靠的电台可用。

[5] 我在十月二十日给河内发去的一封电报中列述了如下的有关保证：关于柬埔寨，美国方面是按照黎德寿特别顾问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和十月八日、十一日同基辛格博士秘密会谈中所作的下述声明而行事的：“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越南战争解决后，战争就没有理由在柬埔寨继续下去”（九月二十七日）；“一旦越南问题得到解决，柬埔寨问题当然也就解决了；越南战争的结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也许能立即使柬埔寨的战争结束”（十月八日）；“我们之间的一项谅解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将遵守如下原则，即所有外国军队，包括它自己的军队必须停止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从柬埔寨撤出并且不再派入”（九月二十六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柬埔寨将遵循同它在南越和老挝所遵循的同样的原则，即它将不向柬埔寨运进部队、军备和战争物资”（十月十一日）；“如第十八条（后来是第二十三条）所述，本协定规定的义务将于签字之日起生效”（十月十一日）。美国方面重申基辛格博士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阐明的观点：如果在柬埔寨问题解决之前在那里发生危及目前局势的进攻性活动，这将违背第十五条（b）〔以后是第二十条（b）〕的精神和本协定所根据的设想。十月二十一日，河内在书面回信中确认了上述各点，并书面保证它将“积极为恢复柬埔寨的和平而努力”。

[6] 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尼克松看来还在答复我前一天发去的电报，那些电报所谈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看来他以为我决心要去河内，而记录并不能证明我是那样。他在回忆录中引用了我在十月二十一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作为证明（《尼克松回忆录》，第六九九页），而该电报所处理的是不同的局面。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当南越小组对协定提出二十三处修改意见后，我们便面临着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把这些意见向北越人提出的问题。为了不使河内把事情公开化，我建议我可以按照“时间表”去河内，提出修改要求，以图把我的访问作为一种手段，使协定的达成拖到选举之后。这一电报是在夜里传到华盛顿的，因此耽搁了约十二个小时没有处理。（《尼克松回忆录》第六九九页引语是摘自我更早的时候发去的一封电报，当时我的印象是，只要文件能作些改动，西贡将会接受。）到那个时候，阮文绍已经取消了原定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会议，并像已描述的那样怠慢了邦克。在这种情况下，我撤回了我原来的建议。我还没有收到对第一封电报的复电就给黑格去电说：“我将尽力防止在这里把事情闹翻。无论如何，我看不出阮文绍会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将找借口取消河内之行。”由于某种原因，对第二封电报既没有已被收悉的消息，也没有给予答复。但是建议仍然要去河内的第一封电报却成了双方感情冲动地交换电报的话题。更令人生气的是这些电报已经时过境迁，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