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公开秘密

十月二十三日，我从西贡回华盛顿的路上感到心神不宁。当时我和同事们正在埋头研究卡了壳的和平协定草案的细节，尼克松却最不愿意听这方面的情况。他正处于竞选连任总统的最后关头，这是他在二十五年极度紧张的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竞选。他的抱负是要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多数取胜，并认为只要注意不让竞选的最后两个月发生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因此，他希望越南方面不要冒出新的引起大选中争论的问题，而想在两个星期之中避开越南问题，等大选一过马上予以处理。他指示我设法保持事态沉寂。我确信，我们在越南的敌人和盟友都不会让事态沉寂。

撇开大选考虑，尼克松当然是急于结束越南战争的。然而他善于抓住事物的关键，懂得如果在大选前达成和平协议，而阮文绍一造反，这种协议就可能显得是投机行为，使事情变得糟糕。鹰派就会对维护协议失去信心，而鸽派则得到了不予支持的口实。麻烦在于，尽管尼克松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掌握对抗时机的却是河内，而不是我们或阮文绍。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神经越来越紧张。到十月二十三日为止，我和同事们在外奔波已超过两个星期：巴黎、华盛顿，又到巴黎、西贡、金边，然后回华盛顿。在此期间，我们很少有四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情绪急剧变化，从希望到懊恼，从洋洋得意到悲观绝望。现在我们也还不能松劲。千辛万苦拟就的协定草案有毁于固执成性的越南双方之手的危险；华盛顿的大选热潮和党派斗争情绪有可能使美国脱离正道。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回到这场无休止、无结果的战争，对已经接受我们自己提出的条件的莫斯科和北京的盟国进行轰炸和封锁，莫斯科和北京能对此保持多久的沉默。

我努力支撑着局面。十月二十三日我已通知河内我正归途回华盛顿，但愿意会见黎德寿以完成谈判工作。十月二十四日，我要求驻西贡的邦克同阮文绍和陈文林外长保持密切联系。邦克须向两人明确表示，我们打算努力取得和平协定。我们可以容忍阮文绍作某种“做给国内看的姿态”，但他必须记住，他的基本支持力量在于我们对他的信任：“……不论他从目前这个基本上很可行的方案中再得到什么让步，它们根本补偿不了最终失去美国支持的可能性……”同一天，莫斯科送来一封语气较悲观的信，提出如果我去河内，我们将仍然能够“完成整个工作”。在西贡目前的思想状况下，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封信至少表明北越仍很希望继续前进。我对多勃雷宁说，我们准备完成协定，这个诺言甚至在美国大选后仍有效。我还向中国驻纽约的黄华作了通报，请他回想在杭州深夜就《上海公报》进行最后一次谈判的情景。当时周恩来同意我们重新谈判，从而确保了公报在美国得到普遍的赞成。如果中国能对越南施加影响，劝它以同样明智的态度恢复谈判，结果将会令人满意。十月二十五日，北京送来一封信（显然是在接到黄华有关同我谈话的报告之前就起草的），劝我们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中国人明确责备西贡制造麻烦，表示相信我们有诚意（这是不同寻常的姿态），但是加了一个虚拟的反问：“……怎么能禁止世界人民产生疑问呢？”

与此同时，河内驳斥了我十月二十三日的去信，指责我们的态度不“严肃认真”，并且不祥地说：

如果美方继续利用各种借口拖延谈判，推迟签订协定，越南战争必将继续下去，美方必须对它造成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如果美方确系严肃认真并有诚意，就必须严格履行它对双方商定的协定和时间表作出的承诺。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的上述声明是极为严肃的。美方应该充分重视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这封信中阐明的观点。

在这封信中，河内的语气虽然坚定，但却没有以往信件中的蛮横好战的气势，它没有威胁取消协定的意思。河内要求在河内时间十月二十四日给予答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收到信时已是北越时间十月二十五日。然而，我们还是在十月二十五日立即给了一个口气很平静的答复。我们说，不断重复无根据的指责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我们建议在十月三十日开始的一周内再次会晤，我将“带着实现最终解决的指示”前来。一俟达成协议，即使西贡不参加，我们也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

我们在十月秘密会谈中采取的方针是美国的既定政策。美国决心尽快结束战争，并将尽最大的努力消除已产生的障碍，至迟在十一月底之前。

同一天，这封信的抄件由信使送给了中国人。我还随时向多勃雷宁通报情况。但我们这封信没有对河内的决定产生影响。因为在十月二十五日夜间，即在信还没有到达河内以前，河内就把秘密公开了。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早晨五点三十分我被叫醒，得知河内电台广播越方对事情经过的说法已有好几个小时了，先是用越文，接着用法文，最后用英文。河内电台披露了一个月来的谈判记录：在十月八日的秘密会谈中，北越采取了“极其重要的新的主动”，提出一份新的和平协定草案。河内电台准确地概括了草案的要点。“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中旬签订这项协定”——这就承认是河内要求在美国大选前签署协定，而不是我们。河内电台援引我的话，说我承认新建议“确是一项重要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文件”。它还报道了美方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的信件，说美国总统称协定文本是“完备的”，并且对河内作出的让步表示满意。河内电台接着叙述了“时间表”，以及河内应美方要求多次同意推迟执行“时间表”的情况，并说，然而美国寻找种种“借口”不按时间表行事。因此，河内“强烈谴责尼克松政府缺乏诚意和缺乏认真态度，”并且要求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签署协定。河内电台最后用相当消极的口气号召“全国各地的战士们”不顾“一切艰险和牺牲”坚持斗争。

事实上，在这次报道方面河内并没有胜过《纽约时报》多少。同一天（十月二十六日）上午，该报刊登巴黎、西贡和华盛顿三地有关停火的报道和占五栏宽的标题：“据称美与河内就停火时间表达成协议，预期西贡即将同意。”最明目张胆的泄密来自巴黎，在那里弗洛拉·刘易斯自称从“法国高级人士”处获悉，黎德寿和我“就停火及其后的政治解决达成了很大程度的谅解”。（这些法国人几乎肯定是从北越人那里得到消息的，正如德博什格拉夫所预示的那样。）一周来，当阮文绍斥责河内的建议为不可接受时，从西贡也不断泄漏了消息。他在十月二十四日的讲话中宣布：“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实现停火，”诚然这句话被淹没在一长串尖锐的谴责声中，他反对任何不包括北越从南越撤军或包括成立三方联合政府内容的方案。马克斯·弗兰克尔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说，“美国官员”认为“只要西贡或河内不采取极端愚蠢的行动，最近几周内，也许甚至在十一月七日大选日以前”就可能实现停火。十月二十五日，我在同弗兰克尔共进午餐时，只告诉了他这个总的前景，而没有细谈，目的是使河内放心，并对西贡保持压力。

我在十月二十六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来被指责为尼克松的竞选花招，以图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增加人们对和平的希望。引起这场轩然大波的不切实际的“时间表”是河内而不是我们提出来的。直到九月中，我还看不出迅速结束谈判的可能。十月八日河内在巴黎提出建议，放弃了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这才打破了谈判僵局。正是河内坚持作为解决问题的一项条件，须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签署协定；为了利用河内的迫切心情，我表示同意。现在，宣布和平协定的是河内，而不是美国。这时，尼克松显然希望保密到大选过后，在举行最后一轮谈判以前才予以公布。只是在选举总统前两个星期，河内指责我们推翻关于和平解决的协议了，美国政府才作出反应。

河内一公开秘密，我们别无他法，只好阐明我方的立场。我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目的就是要挽救这个将能结束十年痛苦经历的脆弱协定，免于因越南人的仇恨心理而化为乌有。尼克松和我一致认为，我不能不对河内电台的广播作出答复。我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河内放心，我们将遵守基本的协议，但保留提出西贡对协定的修改意见的可能性。二是向西贡表示，我们决心按自己的方针行事。难办的是既要这样做，又要不使南越显得成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从而引起批评者再次对我们进行抨击，这种抨击将瓦解盟国南越的政治结构。尼克松和我并没有讨论这件事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尼克松给我的唯一指示是要我强调，我们同河内商定的条款比麦戈文所愿接受的更为有利（这当然是事实）。但后来我始终没有机会指出这一点。

就这样，我的第一次全国电视讲话碰巧是在尼克松首任总统期间的最后时刻进行的。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以前，除宣布我的第二次访华以外，我向报界介绍情况都是提供背景，这就是说，我或被称为白宫发言人，或被称为政府发言人，而从未被说出姓名。在印巴危机期间《华盛顿邮报》违反关于背景的规定后，我举行的大部分记者招待会都是公开的。但是白宫的公共关系负责人认为我的口音会使美国中部的人感到不舒服，因此只允许在我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照相，不能录音。十月二十六日，他们最后决定在我的口音问题上冒一下险。

事实上，我从西贡回国后一直担心，如果显然不能按商定的“时间表”在十月三十一日签署协定，河内将会把事情公开。因此，我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我手下的工作人员针对记者最有可能提出的问题拟就了答复口径，并编集了我多次提醒黎德寿我们须同西贡商量的话，以及情报部门关于共方企图在停火前夕抢占尽可能多的地盘的报告。我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和尼克松一起翻阅了这些材料。我打算在招待会上重申基本协议；坚持在这个框子里作某些修改；向河内保证我们是有诚意的，同时警告它不得施加压力；维护西贡要求作出修改的权利，同时告诫它不能要求作根本性的改变；并承诺致力于迅速达成协定。我没有事先想好将使用的确切措辞，我将即席讲话，但是我们讨论了我讲话的主要内容。尼克松批准了整个做法，还另加一条要求，要我在讲话里刺一下麦戈文（我实际没有这样做）。

在记者招待会上，我按上述方针行事。我在开场白中用了“和平在望”这句话，以后它不断给我带来麻烦。我说：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越南双方各自的意见，显然这场打了十年的战争快要结束了，而且它对所有参加各方都是极其痛苦的经历……

我们相信和平在望。我们相信协定近在眼前，该协定以总统五月八日的建议和经修改的、对各方都是公正的我方一月二十五日方案为基础。在这样一场极其复杂的战争中……在取得最终解决的过程中，偶然出现一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认为已走完了大半路程，目前阻碍达成协定的问题跟已经解决的问题相比是次要的。

我维护了南越人民参与缔结和平的权利，“他们受尽苦难……在我们离开南越后，他们仍将留在那里。”他们政府担心的事是值得充分重视的。我们将坚持对协定作出修改的要求，但这些问题是在短期内即可解决的。至于美国人民，我们意识到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大痛苦：

我们很清楚这场战争在我国所造成的分裂和痛苦。总统十分关心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并且以符合我们原则的方式加以结束，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实现和平的行动能恢复在战争的某些时期失去了的团结，和平协定能弥补裂痕，而不致引起新的分裂。这依然是我们的政策。

最后，我告诫河内和西贡双方：

如果协定条款不适当，我们决不会被迫仓促达成协议。如果条款适当，我们也不会因受干扰而不去达成协议。我们相信，上述态度加上另一方的某种合作，将使我们能很快恢复美国的和平与团结。

十月二十六日是充满激情和复杂活动的一天。我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要保住协定。如果战争继续，国内的分裂局面将会在缺乏根本原因的情况下加深。但是越南双方是否会回到谈判桌上来，我们都没有把握。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我无疑是把赌注押在运气上。因为“和平在望”这句戏剧性的话容易被人们认为象征着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继续激烈辩论的气氛中所采取的两面手法；我在公开场合中重复我在私下已告诉越南双方的话，说我将试图在下一次谈判中达成协定，这也容易被人们认为是搞两面手法。公平地说，尼克松并不知道我会使用“和平在望”这句话。这是向双方表示我们决心继续努力的一个言简意赅的信息，向河内表明我们不会食言，向西贡表明我们不受干扰——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信息过于乐观了。

尽管事后人们纷纷责难这句话，从根本上来说，这句话还是对的。当然，如果我重开那次记者招待会的话，我会另选一个不那么戏剧性的说法。谈判在十一月二十日复会（河内在拖延了近四个星期后才同意恢复）。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实现了解决所有原则分歧的突破；协定于一月二十三日草签。语义学家或许会争论说，用“在望”一词来形容为期六周的谈判是不是有点牵强。事实是这场使无数人丧生的、痛苦的十年战争，在我那次讲话后几周内就结束了。

主要的问题是使河内回到谈判桌上来。我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打电报给邦克，要他确保阮文绍不会破坏整个协定；阮文绍的评论一定要和我的话合拍。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多勃雷宁。他似乎认为（他没有得到什么指示），在经过一段冷却时期后，谈判可能会恢复。接着我们开始了几天紧张的联系工作，尼克松时常外出作竞选旅行，这增加了麻烦。我的解决办法是，有些信息由我自行发出，只把以他的名义发的信件的大致内容在电话上同他商定。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工作了，先发出信件的电文，文本由尼克松回华盛顿后再签字。

十月二十六日晚些时候，北越发来一封令人费解的信，试图解释他们公开秘密的理由。北越似乎拒绝和我再次会谈，虽然信中没有通常那种好斗的语言。这封信提出“最好的”（注意，并不是“唯一的”）办法是在现有的协定文本上签字。但是，信的最后两段清楚地表明，河内可能还是愿意继续谈判：

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公布了有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秘密会谈的情况，它仍重申，进行认真的谈判是迅速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最好方法……

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将始终抱着诚意和认真态度继续谈判，以便按照越南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恢复越南的和平。这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建立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新关系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北越驻巴黎的发言人阮成黎看来向后退了。他告诉记者，只有在美国愿意在十月份协定文本上签字的情况下，黎德寿和春水才会再次见我，他说：“如果签字日定于三十一日，而基辛格想在三十日见黎德寿或春水，边喝香槟酒，边等待签字，那么我想对这个要求的回答将是肯定的。”阮成黎提出“和平就在笔端”，不仅是“和平在望”。我们对此不予理会，只对河内前一天的来信作出答复，重申建议举行最后谈判，并答应在取得协议后四十八小时完全停止轰炸。我把这封信的抄件送给了中国人。

接着，苏联送来一封信，温和地指责美国不遵守已商定的时间表，并且暗示说美国和阮文绍的分歧可能是故意制造出来的。（当然，莫斯科并没有同驻有苏联红军的国家的政府发生严重分歧的经验。）我们以尼克松的名义起草了答复（当时他正在肯塔基州竞选），重申我方的基本建议，并要求莫斯科帮助恢复谈判。我和我的助手们表明，在我的记者招待会后二十四小时，我们已经学会了更为恰当的措辞：尼克松的信告诉勃列日涅夫，和平的目标肯定“唾手可得”。

接着，我们听到了阮文绍方面的消息。十月二十八日，黄德雅送来一份吵架的长篇备忘录，说河内广播的内容和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跟西贡被告知的情况之间存在矛盾，并称对河内透露的各个时间表感到“吃惊”。（事实上，阮文绍很了解我打算从西贡飞往河内，后因他反对协定而取消。）黄德雅还重复了西贡对“管理机构”一词的反对，他说这表明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是一个“变相的联合政府”。我们获悉，阮文绍已派使者去我们的其他亚洲盟国申述他反对协定的理由。这促使尼克松亲自参与起草了又一封给阮文绍的信。尼克松表现了义气，说我在十月二十六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反映了他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说，他在大选后不会改变方针：

正如我们双方的团结是我们在战争中至今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一样，这种团结也将是取得今后成功的最好保证，今后的形势是斗争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在政治范围内继续进行。但是，如果我们双方产生分歧的明显趋势继续发展，美国支持你和贵国政府的重要基础将遭破坏。在这方面，贵国外长关于美国正在谈判投降的说法是不公平、不合适，并且是有害的。

请你放心，我关于和平解决办法最终性质的决定将丝毫不受美国大选的影响，同时你不应幻想我关于应该争取早日实现和平的政策在大选后会有所改变。

同一天，我叮嘱国务院的沙利文继续准备关于执行基本协定的各项技术性议定书，并要黑格指示五角大楼做好准备，以便在恢复执行增加西贡军事装备数量的“再加码”计划时，运送重要的军事物资。（在阮文绍拒绝协定后，我放慢了向西贡运送这些物资的速度。）

十月三十日轮到河内来信了。我们被告知，河内正在仔细研究我方的建议，并将在日后给予答复。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个好征兆：河内显然不愿同意在自己公开建议的十月三十一日签字期限以前举行新的谈判。如果这样做，它就会丢面子；河内很有可能在十月三十一日在宣传上大肆攻击我们。我对正在陪同总统旅行的霍尔德曼说，存在着三种可能性：河内可能取消协定，中断一切谈判；它可能坚持原协定而拒绝进行任何谈判；它也可能恢复谈判。我认为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大，但须在原建议的签字日期后经过一段适当的间隙。

第二天（十月三十一日），北京再次过问这件事，不过像过去一样，它的态度和它的北越盟友的态度略有差别。河内把全部责任都推给美国，而中国人最愤怒的语言又是针对西贡的，要求我们“坚决制止”西贡的行为。更大的挑战是，中国人显然把我们在越南的行动和美中关系联系起来。中国人在信中说，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

当一个人作了承诺之后，唯一保险的做法是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态度。犹豫只会招来新的压力。除了越南和平以外，我所坚决承诺的政策莫过于改善对华关系了。但是，我们不能允许旁人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回了一封语气坚定的信（像过去写给中国人的信一样，信上没有签名，信纸上没印发信机关或发信人的名字，连水印也没有）：

考虑到中国方面曾同美国方面就尊重基本原则问题进行过多次谈话，中方一定懂得，美国不能把盟国当作傀儡来对待。这样做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原则。越南民主共和国总是以为，并多次公开说，美国完全能控制它的朋友；这是造成目前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美方愿提醒中方，基辛格博士在同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谈话中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国对在中国领土上作客的西哈努克亲王这位友好领导人的一丝不苟的礼遇。美方指出，美国和它的朋友之间存在的问题并不比此容易，美国所遵循的原则也并无不同。

在我们竭力保全协定的同时，我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公开辩论又趋激烈。看来命里注定我们在结束战争时将和进行战争时一样处于分裂状态。十月二十六日消息的透露引起一时的震惊之后，造成了全国欢乐的气氛；绝大多数公众大大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甚至战争的结束都未能平息这十年的怨恨。在许多批评我们的人看来，声称得到体面的和平似乎是对他们的侮辱。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攻击我们的论调：有人攻击说，整个事情是帮助尼克松取得大选胜利的骗局——所有的民意测验结果都表明这是胡说；另有人攻击说，同样的条件四年前就能争取到——这完全不是事实。某些反战的批评者虚伪到极点，他们学着阮文绍的腔调，批评协定（特别是在北越部队的部署问题上）存在不足之处。他们过去逼我们单方面规定全部撤军的最后期限。他们早就放弃了停火要求；不要求北越人撤出老挝和柬埔寨；不要求禁止对南越的渗透；不主张继续援助西贡。他们抨击这些要求是好战的典型，甚至更坏的东西。现在我们取得了比这些远为有利的条件，他们还是很不愿意承认；政府也许不像他们的无稽之谈所认为的那么不讲道德和愚蠢；政府可能还是有一种合乎理性的战略的。

乔治·麦戈文采取的是第一种攻击论调。十月二十九日他在《同新闻界见面》的节目中声称，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要在竞选运动的最后时刻实现解决……我实在不清楚最近几天发生了什么根本变化，以致尼克松先生能在我们投票前夕宣布，我们已取得了一项解决办法。”麦戈文避而不谈此事是河内宣布的。他对阮文绍的态度比对河内更为严厉；他要保留对任何使美国承担在战后援助阮文绍义务的协议重开谈判的权利。［注解：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与麦戈文宣布过的立场相比，协定草案中的条款在许多方面确实对美国更为有利：麦戈文坚持美国单方面结束军事行动；目前的协定则规定各方彼此停火。麦戈文坚持要美国撤出泰国和近海地区；协定则没有对印度支那以外的美国军队作出这种限制。麦戈文只是表示“希望”，如果我们撤退，战俘能获释，对战争中失踪人员能有所交待；协定则要求在六十天内做到这两点。麦戈文坚持要抛弃阮文绍；协定则使南越政府不受损害。麦戈文坚持要结束美国对南越的军援和经援；协定则允许继续援助。麦戈文并不坚持要河内撤出老挝和柬埔寨；协定则保证这一点。麦戈文没有谈到对停火实行国际监督；协定则包括这一点。[1]］到了十一月五日，麦戈文已不只是猜疑，而是确信这是事实了。他在伊利诺斯州的莫林市机场上对一群人说：

当基辛格博士出来说和平“在望”时，他是在欺骗美国人民。他知道他说的是假话。他和尼克松先生都明白，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是要愚弄美国人民，为共和党拉选票。

和平没有在望，甚至连影子也没有……[2]

《华盛顿邮报》十月二十七日的最初反应是含蓄地指出，鉴于河内“在春节攻势后军事力量枯竭”，或许在一九六九年就能取得类似的条款。一星期后，《华盛顿邮报》在十一月三日提出的论点是无论如何，为了取得协定中的这些条款，不值得在一九六九年后又打四年仗。显然，社论撰写人并不打算得出结论，我们必须为争取更有利的条款继续打仗；他也没有提到这些条款的很大部分是我们两年来一直所要求的——当时他对此不高兴，认为我们要价太高。其他报纸，如《圣路易斯邮报》在十月二十七日也说相同的条款早就可以得到（这种说法毫无事实证据），同时认为，能使关于和平问题的讨论没有冷下去，在这方面如果有什么功劳可言的话，则应完全归于麦戈文。

到了十一月的第一周，“和平在望”这句话被利用来责问，为什么安排停火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人们不知道河内拒绝谈判的事实，但他们本来应该从河内的公开声明中看出这一点。十一月六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表现出不耐烦情绪，并暗示，关于和平的保证可能是为了掩盖新的战争升级。十一月九日，《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找到了某些不愿讲出姓名的愿意提供所谓内情的政府官员，这些人竟说：尼克松从未打算在大选前达成协定；这样做会把事情搞得太“乱”；因此，他决定不顾已作出的坚定的保证，甘冒遭到河内指责的风险，拒绝在十月三十一日签署协定。十一月十日，《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社论，责骂尼克松政府欺骗美国人民。

全国总的情绪远不是这样冷嘲热讽；大部分人并不对早日结束战争抱有希望。我本人的态度是决心克服剩余的障碍；尼克松坐立不安，他在做任何事情——特别是竞选——的最后阶段，总是这样，仿佛这种忧虑预示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灾难即将降临。人们能够从尼克松对自己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后的反应中看出，他开始向后退了。选举前三天（十一月四日），我陪他去圣克利门蒂，我们中途在阿尔伯克基停留，以便他进行最后阶段的竞选活动。这一天，我们终于得到了河内接受我方关于恢复谈判的建议的消息——河内同意在十一月十四日或“美方可能提出的另一日期”恢复谈判。河内还主动重申它将坚持协定的文本——换句话说，它本身将不要求作任何修改。按老规矩，这封信也免不了重复河内所谓的“一贯的诚意和严肃态度”，对此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领教了十多年，今后还得要领教。

我们等候答复已有一个多星期，为了避免在大选前再进行联系，我们于十一月七日回信，建议在十一月十五日恢复谈判。我们想给自己一点缓冲时间，以便黑格能去西贡协调我们和阮文绍的做法。同时，我们告诫河内，希望它不要发表“有倾向性的公开评论，或有选择地公布以前有关谈判的文件，这样做只会使争取达成最后协定的工作复杂化”。十一月八日，河内在答复中建议把谈判日期推迟到十一月二十日，理由是黎德寿“病了”。（毫无疑问，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在停火前准备抢夺地盘的所有共产党部队现在都遭到了巨大伤亡。）因为黎德寿需要一星期的时间才能到达巴黎，河内要求“尽快”得到我方的答复。十一月九日，我们通知河内接受他们建议的谈判日期。谈判工作又准备就绪了。

大选插曲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尼克松在大选中获得了压倒胜利后，出现了尼克松任总统时期最奇怪的阶段。他在一九七一和七二年期间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柏林协定、北京最高级会谈、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越南战争即将结束。大选很可能出现我国历史上最一面倒的结局。但就在他胜利临近的时刻，尼克松变得更加孤独，甚至同一些最亲密的顾问也疏远了。他过去一向能很好地克制住自己的不满情绪，现在这种情绪却越来越表露出来。仿佛胜利不是取得和解的时机，而是算老账的机会。

大选后的那一天（十一月八日）上午，尼克松表露了他的情绪。前一天晚上，白宫工作人员几乎通宵欢庆他的胜利，但即使在当时，我感到我所参加的庆祝活动缺乏这种场合通常有的自发的欢腾场面。对于总统的大多数跟随者来说，他像一个退缩的影子；在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中，只有少数人见过他。他的成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出之于独处的纪律和勇气，而不是对人的感召力；他们跟随他，更多的是出于对严峻的才干的钦佩，而不是对他个人的感情。但是，他们对本届政府深感自豪，因为它引导国家渡过危机，进入有希望的安宁时期，甚至可能是一个全国团结的时期。

良好的气氛在十二个小时内就被驱散了。白宫工作人员被要求在上午十一点在罗斯福厅集合。尼克松准时从紧靠椭圆办公室的门大步走了进来。他毫无高兴的表情。相反，他脸色严厉和冰冷，仿佛他一生中灾难更大的时期仍在前头。他的举止丝毫没有表现出他是在会见同他共过患难的助手；他仿佛把他们看作已一去不复返的时期的人物。他连坐也不坐，草草向大家表示感谢。大约五分钟后，他请霍尔德曼主持会议，就离去了。

霍尔德曼立即转入正题。他要求白宫每一个工作人员立即提出辞呈；我们要填写一份表格，开列存在我们手里的文件的目录。他说，总统将在一个月内宣布新任期的人事安排决定。大家听了目瞪口呆。这是胜利后的第一天上午，而他们却实际上被开除了。胜利似乎打开了被压抑的对立情绪的大门，这种情绪如此强烈，以致连一个星期都等不得了。它不仅是针对对手，而且是针对同事和助手的。比尔·萨菲尔本来就准备在此时辞职的，在我们离开会场时，他对我说：“你知道，如果麦戈文竞选获胜，这些人本来可以多待两个月，他们不会在一月二十日以前被开除。”一小时后，对内阁成员也演出了同样令人吃惊的一幕。

是什么原因促使尼克松对最亲密的助手采取这种侮辱性的做法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当然，我早知道尼克松一直认为自己是受骗了，因为他在一九六八年大选中的险胜和在越南问题上所受的压力使他无法对官僚机构实行彻底的清理，而这些机构是他攻击过的和不信任的，认为里面充塞着留用的民主党人。同更有魅力的领导人相比，尼克松自然没有得到职业文职官员的全心全意的支持。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围绕这场政治大屠杀的几乎疯狂的急迫感。如果尼克松稍等几个星期，所有的助理和内阁成员本来会按照惯例，主动提出辞呈。然后，尼克松可以按计划，不慌不忙地保留或撤换人员。但是，当选后几小时就要求全体辞职，还分发这些显然是在竞选期间就油印好的表格，那时许多受害者还在为他拼命地工作——这种做法对人是伤害和侮辱。这使解职一事显得是报复积怨，而不是总统运筹未来后作出的结论。当然，尼克松日后的麻烦还有其他直接的原因，但是他在胜利时使人感到他对基本上友善的人这样完全怀恨和无情，这肯定使他丧失了许多人的同情。（这件事对我没有直接影响，霍尔德曼在罗斯福厅会议后就告诉过我，我的辞呈只是个形式而已。）

更为明智的劝告是否能使尼克松不采取这种做法，还是他横下心要最终算这笔记仇的老账呢？这个问题得等当时尼克松曾与之商量过的人写出回忆录方能获得答案。他们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尼克松开始大清洗时先拿自己的助手和工作人员开刀；而不是先对付他的宿敌——原来的文职官员。

十一月八日下午，我同尼克松、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乘飞机去比斯坎岛。我再次感到胜利似乎并没有使这个受折磨的人心满意足。尼克松烦恼的是，他在大选中得票超过对方的幅度略小于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时的幅度。他特别盘算着如何撤换内阁的大部分成员，乔治·舒尔茨是例外，他最近才接替康纳利任财政部长。罗杰斯定于明年夏季离职，暂定由肯尼思·拉什替换他。尼克松在大选中获得压倒的胜利，实现了毕生的野心，却如此忐忑不安，使我大为惊异。仿佛取得压倒多数票本身就是他追求的目标，而他达到顶峰之后似乎生活再也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了。

我们一抵达比斯坎岛，尼克松就闭门不出。从这里，他又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去戴维营设计他的新政府班子。在此后的九天里，我只见过他两次，其中包括十一月十七日的一次谈话，那是我在去巴黎前夕在戴维营匆匆见了他一面。当时很难有机会和他接触。我们偶尔通一下电话。其他人根本找不到他。这位刚得到百分之六十一选票的领导人把自己同自己的人隔绝了。当时，尼克松已经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如果他广泛接触群众，本可以赢得美国人民的心，而他却比斗争年代更深藏起来，不通情理。对这个内向、寂寞、可怜的人来说，与世隔绝几乎成了精神上的需要，他执意过孤独的生活，给自己造成了许多痛苦。人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印象：靠危机发迹的尼克松同时也喜欢灾祸。

从秘密访华以后，我个人和尼克松的关系变得复杂了。在那以前，我基本上是白宫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助理。尼克松对于我拥有一个独立的工作班子一事有些不满，对于挑选他们的主要标准是否严格一致有些怀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正是靠这些人的才干白宫才能够主持外交政策的执行。这种跨部门的机构使尼克松控制了决策权，同时使他不必直接发出指示。我的“背景情况介绍会”描绘了一位驾驭形势发展的总统形象，这正中尼克松的心意，并且也大致符合实际情况。我和被他称为“乔治敦大学那帮人”的友谊或许使他感到不安；有些记者把我国外交政策中给人好感的部分过分地归功于我，而把不得人心的行动归咎于尼克松，这种情况使他的亲信们不高兴，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些情况被当作是取得必不可少的服务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秘密访华之后，我抛头露面的次数大大增多了，这触到了白宫的最敏感的神经：公共关系。当然，各届总统都留意树立自己的形象；说到底，正是这种精心的努力使他们成为总统。一个被他任命的人如果被新闻界描绘成一切建设性行动的发起者，哪一位总统也不会对之有好感的。尼克松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他认为自己毕生面临着旧的权势集团决心搞掉他的阴谋，他同时认为新闻界的注意力最终都取决于公共关系，而可惜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助手实在缺乏公共关系工作的能力。因此，他越来越认为，我正毫无必要地同“乔治敦大学帮”中他的敌人私下来往，同时利用我处理公共关系的才能提高自己的形象，而不是他的形象。他这种想法也有一点道理，虽然事情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受我控制。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暂时无法解决。由于尼克松不信任国务院这个机构，他不得不把谈判工作委托给我。但是，从一九七一年印巴危机开始，白宫负责公共关系的机构总是利用机会来贬低我的重要性。尼克松本人也越来越暴躁。他给我的有些电报仿佛更多地是为了把他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而不是为了发指示，虽然当时他正在授予我越来越大的权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做的）。

在越南谈判的最后阶段，尼克松和我从来没有在有关我方谈判立场的实质性问题上发生过分歧。白宫负责公共关系的部门透露说，尼克松在法律方面的训练使他能发现协定起草工作中的缺点，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文件或其他事实为依据。（尼克松不一定了解每一宗透露；但是透露这种说法的人肯定相信总统是会赞许他们的。）要说我们两人有什么分歧，那就是他想避免在大选日之前摊牌，而我则认为，这种想法虽好，河内不会允许我们规避摊牌。他私下对南越总统的看法并不比我要好；他决心使南越总统就范，但这件事要到大选后去做。我名声四扬，这促使尼克松想方设法来表明掌舵的是他，尽管他往往同意我设计的策略。人们只能从模糊的线索中推想出潜在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个人接触中表露过，每次接触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从无分歧。（尼克松如何对待旁人我看得多了，我当然认识到这种客气并不证明他对我有好感。）但是我开始意识到一种正在出现的竞争心理，它迟早会破坏我作为总统助理的有效作用，而越南战争结束阶段所引起的激情加速了这种竞争。

我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里阿娜·法拉齐采访一事使这种趋势有了新的发展。在我同记者的历次谈话中，那次谈话带来的灾祸无疑最大。十一月二日和四日，我在办公室和她简短谈过两次，谈话不时被打断，因为当时我正忙于促使谈判继续进行下去。我接见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虚荣心。她采访过世界各地的名人。我当时还刚出名不久，对于能够加入她所采访过的伟大行列感到荣幸。我没有花工夫去阅读她的作品，因此不知道她对其他被采访人诋毁和歪曲的事实。她的采访记登载在十一月晚些时候一份意大利杂志上。

我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她自称引用我的话，把我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敷衍成一篇完整的谈话，无疑是我整个公职生涯中最大的自我吹嘘。应该指出，我说过一些高度赞扬尼克松的话。根据已发表的采访记，我称赞他大胆挑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当主要顾问，并派此人去北京；我称赞他精通外交，有胆量：“我之所以能做一些工作，完全是因为他为我创造了条件。”但即使这句话尼克松也接受不了。最使他恼火的是法拉齐安在我头上的这句话：“美国人喜欢牛仔……单人匹马进入小镇或者村子……这种惊人的浪漫性格对我正合适，因为单干一直是我的风格，也可以说是我的技巧。”我相信，我不是在这种上下文中说那些话的，讲的也不是我自己。我认为，我的话可能被巧妙地剪辑过；法拉齐女士一直拒绝向其他记者提供录音带。即使如此，她还是抓住了一点实质问题。当时，尼克松对右派的抱怨感到关切，本能地预感到灾难临头，而我却沉醉于全国宽怀和欢乐的气氛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确信，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的时刻即将来临。不管报纸上的社论如何挑剔，那次“和平在望”的记者招待会使人们精神振奋。一年来和不同国家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成功的谈判，再加上和平在望，使我此时此刻异常骄傲，忘记了谦虚。法拉齐感染了这种情绪，虽然她任意剪裁了我的谈话（这点我无法证实）。她用罗马人的风格撰写历史；她追求的不是具体的事实，而是真实的心理状况。[3]

这种意味着自称我起了中心作用的话，肯定要得罪任何一位总统。尼克松更是感到受了伤害，他不无道理地确信，他的对手们故意夸大我的功劳来贬低他。这件事没有立即引起后果。采访记在美国发表时我正动身去参加十一月二十日和黎德寿的会谈，因此尼克松没有机会直接向我表明他的不快。十一月十八日（我动身的前一天），尼克松在白宫，但他不见我，我们只是在电话中简单谈了几句。然而，《新共和》杂志精明的政治评论员约翰·奥斯本在他对采访记的尖锐分析[4]中抓住了危险的信号。当尼克松和我进入充满激浪的新的一轮谈判时，舵手和他的主要驾驶员之间的暗中不和无助于保持稳定的航向。

黑格再访西贡

谈判即将恢复，西贡是我们的主要麻烦。我们已经向河内、莫斯科、北京以及美国公众作出承诺，将在下一次谈判中达成协议。当然，阮文绍并不这么着急。他拖住我军作战时间越长，就越能推迟孤立的可怕局面。此外，如上所说，由于“时间表”不能执行，共产党在十月三十一日前的抢地盘行动中过早地暴露了他们的干部；他们的部队正被不断削弱，阮文绍希望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他讲话的傲慢口气毫无改变。尽管尼克松多次写信给他，他在十一月一日的公开讲话中称协定草案是一个“投降”文件。然而我们得到情报，他正在为停火做准备，并私下和助手们谈到协定时用词要客气得多。

十一月十日，春水向记者发表谈话，这次谈话一反往常，是有益的：他证实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不是变相的联合政府。他告诉法新社记者，该委员会“将不成其为政府”；目前的两个政府将继续并存，直到举行新的选举为止。看来阮文绍并不满足。为了争取得到他的支持，我们派黑格携带一封尼克松十一月八日的信去西贡，信中表明我们将继续按现行方针行事。信中还对阮文绍的公开讲话表示失望，并重申我们认为协定草案是合理的。我们答应改进某些条款。例如，我们将确保修改“管理机构”一词的越文译法，以便消除国家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的任何含义。我们还将使协定明确规定该委员会将由各方任命相等的人数组成，这一点现在没有明说。我们将谋求加强有关尊重非军事区的条款，以便强调南越的独特性质。协定中有一条有关越南部队裁减的规定；我们将谋求把这一条改为至少撤出一部分北越部队的规定。尼克松写道：“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对协定作出这些改动。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此幻想，我们在改进这一我们认为已很满意的协定的过程中能够或将会超越这些改动。”尼克松劝阮文绍在“政治和心理上采取主动，拥护这一解决办法，并以积极的态度执行它的规定”。尼克松要阮文绍作出明确的答复。

然而，越南的文化传统和阮文绍的性格都排斥明确性。阮文绍按当时的老规矩办事。十一月十日他会见黑格，倾听了黑格对总统信件的说明，提出一些聪明的问题，并答应在晚上考虑这个问题。十一月十一日，他又让黑格和邦克大使面对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班成员，并断然拒绝了我们关于把他对协定文本的修改要求按重要性排列次序的建议。他坚持所有的要求都重要；他要求北越部队撤出南越，但正如我多次提到的，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一点从未包括在我们联合提出的建议中。他甚至使这个无法实现的要求变得更苛刻，想规定撤军应如何进行，应携出哪些武器。他在请黑格转交尼克松的信中重申了这些要求，还要求改变拟议中的国际监督机构的人员组成。

在上述两次会见之间，我发电报给黑格说：“你应向阮文绍说明我国新的参议院的组成情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我们不朝目前的方向前进，援款会被削减。”黑格向阮文绍强调了这一点，但阮却是在进行威胁，或是在故意和我们作对。

黑格路过金边作了停留，拜访了我们在印度支那活动中的孤儿朗诺。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被抛弃了，但却再一次表示支持我们的战略。他同意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宣布单方面停火。（这样做至少能取得外交上的主动权，因为红色高棉人拒绝停火。）

十一月十四日，尼克松复信给阮文绍（和往常一样，信是由我和我的助手起草的）。这封信说明我们打算在和平协定中如何处理北越在南越的部队。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修改协定，但是要想满足阮文绍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尼克松接着写道：

但比协定对这一问题是如何写的远为重要的是，一旦敌人再次发动侵略，我们将如何行动。请你完全放心，如果河内不遵守协定的条款，我打算迅速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这封信是南越官员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公布的信件之一，这是他们绝望的一招，想得到美国援助而使南越免于沦陷。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在相信上述保证的基础上签署了协定的。不幸的是，在一九七五年春季公布这些信件正好符合了某些人的需要，他们从信中找到了抛弃南越的另一个借口，而不是拯救南越的理由。在一九七二年我们是完全打算实行这些保证的。我们当时相信，签订这项用四万五千名美国人生命换来的体面的协定并不是为了让北越人来践踏它。我们无意签署投降书。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实施这项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由河内签署，并在国际会议上经十二国确认的庄严的协定。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尼克松在会见阮文绍时就是这样说的。国防部长理查森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国会作证时也是这样说的。我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多次强调这一点。[5]六个月后，在水门事件的影响下，国会却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我们行使国际法认可的强制执行和平协定的权利（美国在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问题上也正式确认了上述权利）。这种做法破坏了协定遵守者所依靠的危险平衡，并且是对已作出的牺牲的讽刺。

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和表明我们的诚意，十一月十七日我给邦克送去另一份我们将争取对协定所作修改的总结材料，其中已把阮文绍向黑格表示的意见考虑在内。像惯常那样，邦克无法在二十四小时内约见阮文绍，来递交这份材料。最后，在十一月十八日，即我启程去巴黎的前一天，阮文绍派令人讨厌的黄德雅递交了另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表明，总统的三封措辞强硬的信件和总统特使的两次访问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西贡不仅没有按重要性排列它的修改要求，相反却建议修改六十九处，涉及协定草案的几乎每一个段落。阮提出派一个代表来华盛顿向尼克松解释拟修改处——这是故意损我一下，也是另一个赤裸裸的拖延战术，因为特使根本不可能在我启程前到达华盛顿。我们以总统的名义回了一封冷冰冰的信，再次警告这些改动不可能全部做到，并且拒绝在同河内下一轮谈判结束前接待南越特使。华盛顿和西贡交换意见近四个星期之久，但却不能缩小双方间的意见差距。阮知道他将不得不屈服，但只肯到最后一刻才这样做，他将迫使我们对河内施加最大的压力，同时利用我们要避免公开分裂的愿望。

为了准备会晤黎德寿，我还需安排另一个会见：十一月十三日，我在纽约世纪俱乐部设晚宴招待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他当时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在巴黎的最新打算。我表示，如果黎德寿在去巴黎途中经过北京，希望中国领导人能施加影响，劝他采取温和的态度。乔没有对此作出承诺，但也不支持河内的观点。他劝我们作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另一方面，也不应让任何一方丢脸。乔的论调甚至比我们所了解的中国标准立场更显得温和：中国同情河内，但不愿为盟国耗费资本。（这也正是莫斯科的态度，不过它的策略较为露骨。）

乔冠华特别感兴趣的是柬埔寨。我在再一次呼吁在柬埔寨实现停火时，强调在柬埔寨问题上美中两国的利益一致，因为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的中立和独立的柬埔寨。乔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他只是问我是否愿意在下次访华时（当时预定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会见西哈努克。我避开了这个具体问题，笼统地回答，如果西哈努克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不会反对他：

现在我可以悄悄地告诉你，我们有可能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对西哈努克亲王的事业取得一种公平的谅解。如果柬埔寨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得不坚持我们目前的立场。但是，坦率地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防止柬埔寨变成河内的附庸。谁能够最好地维护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谁就符合我国的政策，我们认为，也符合贵国的政策。

第二天，我在向尼克松汇报上述谈话时重复了我的看法：在柬埔寨实现停火后，西哈努克将再次成为一个因素，他“可以在适当的时机东山再起”。

越南协定没有包括在柬埔寨停火的内容，这显然是它的悲剧之一。但对于过错何在不应有所怀疑。我一直要黎德寿在柬埔寨停火；他总辩解说他对红色高棉人缺乏影响。西哈努克本人对红色高棉的态度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九七三年，越南（北越）人想使他们同朗诺谈判，但这对他们来说是太危险了。如果这样做，他们就得和朗诺分享权力，而他们想要独揽大权。他们在一九七五年夺取了权力。”[6]我本来有兴趣会见西哈努克以安排停火，但是共产党力量执意要获得全面胜利，而西哈努克只是挂名的领导人，同他谈判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对北京的下一次访问（后来在一九七三年二月成行）是我会见西哈努克的最初的一次机会。（结果发现西哈努克当时不在北京。）中国人理解我们的态度，因此周恩来请我们保护西哈努克，因为有谣传说有人想趁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谋害他。我们立即表示同意。（后来我们还安排西哈努克的母亲安全地离开金边前往北京。）

必须要有各种力量的平衡和停火的前景，才能实现包括西哈努克重新上台的真正解决办法——正如越南和老挝的情况那样。除非存在着须加平衡的两方，否则西哈努克根本不可能重新发挥他在一九七〇年前的那种平衡作用。矛盾的是，西哈努克需要一些非共产党力量才能在金边生存下去。由于全面胜利在望，嗜杀成性的红色高棉将不需要他了。从一九七三年春季开始，我们谋求在停火的基础上使西哈努克重新上台。我们愿意这样做，但遭到红色高棉的拒绝。记录表明（我将在本书第二卷中阐明这个问题），我们是同意，甚至是热切希望西哈努克在这种条件下重新上台的，而且谈判也已经开始。使一九七三年谈判中断的原因是，国会指令我们在那年年中停止轰炸；那时，胜利在握的红色高棉对谈判的兴趣一点也没有了——而西哈努克作为平衡者的作用就注定要丧失了。

恢复和黎德寿的谈判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是我和黎德寿在十月十二日谈判后的第一次见面，上次长达十六小时的马拉松谈判是在情绪激动中结束的。我们两人在这段间隙时间里日子都不好过。在河内政治局里他的那批生性多疑的同事们看来，黎德寿一定是上了狡猾的资产阶级的当，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利用我们接受和平协定草案的时机，北越开始了抢地盘的军事行动。南越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北越使它的干部暴露了身份，因而遭到了惨重的惩罚，或许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利用河内自己规定的十月三十一日的期限取得了对方的一些让步，如果河内按它通常的谈判风格行事，它本来不会让步，至少也要磨蹭许多月才让步。我们在取得北越人让步之后，却又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性不明确的要求。多勃雷宁对我说北越人恼火了，我是相信他的话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处境也不太妙。正如我预料到的，协定的主要内容一公开，国会对继续进行战争所作的仅有的一点支持就烟消云散了。我一向认为，河内十月八日的建议就包含这个意图。一旦人们看出河内的建议比我们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八日提出的条件还要好，而我们却拒不签字，我们就会完全失去公众和国会的支持。国会关于如果河内释放美国俘虏，美国将停止对南越的援助的一项决议案肯定就会获得通过，正像早先在一九七二年险些发生的那样。

我举行的“和平在望”记者招待会使我们避免了极端被动的局面。但是，谈判一恢复，我们决定公开承认协定临近而不是予以否认的做法使自己受到了压力。尼克松认为我的记者招待会大大减少了我们的选择余地；而我则认为，黎德寿十月八日的建议才是转折点，在他提出建议后，我们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贯彻我们自己的计划，驾驭局势的发展；要么被动应付，其结果必然是国会拒绝拨款。或许尼克松和我的想法都有点道理；我们都认为选择余地日益缩小这一点（虽然对原因的看法不同），使我们忧心忡忡。

我们对国会态度的担心并非出于感觉，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莱尔德对我说：“现在事情搞不下去了。”他是在上个周末会见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后得出这种结论的。十一月三十日，在尼克松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莱尔德重申了他的结论。没有一位参谋长对此提出异议；尼克松也予以肯定，他估计国会在复会后两星期内将停止援助。我的助手约翰·莱曼负责同国会的联系，他估计十一月份选举新参议员的结果使我们失去了三位支持者的票，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将日益显示出来，因为各重要委员会中来自南方的主席的影响在不断下降。不管原因如何，我们所面临的是我从夏天以来一直担心会出现的可怕局面：在国会复会日期逼近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手中又没有更多的同河内讨价还价的筹码，以便维持这一进程。

在这种（对我们来说）前景暗淡的情况下，黎德寿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伊维特河畔吉夫市镇住宅门口迎接我。由于这次会谈在十一月十七日已予宣布，记者们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严密监视美国大使馆驻地和北越人住宅。在横冲直撞的法国摩托车队的护送下，我设法甩掉了记者。（要甩掉他们，必须要行动神速，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我冒险这样做的原因了；大概是因为秘密谈判的一些做法已成习惯，所以虽然事先已宣布了谈判日期，但还是袭用了老一套。）我这样做是白费心思。黎德寿并没有设法避开记者跟踪，因此我在抵达时发现许多国家的记者和摄影师已在马路对面安营扎寨。在整整六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他们一直等在外面。以后每次会谈，他们都来了——十一月进行了另外五天谈判，十二月进行了十三天，一月初进行了四天。莱热的房子是独立的，周围是大花园和高墙。记者们在马路对面搭了一个台，这样摄影师就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墙内的花园。他们本想看到房子里边，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这些记者冒着巴黎冬天的雨、雪、严寒，寂寞地守候着，反映了全世界对我们结束这场痛苦战争的努力的强烈希望。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具体消息，只看到我进进出出，或者偶然看到黎德寿或我休息时在花园里散步。没有任何吹风会，连我和黎德寿在一起的相片也很少，因为通常都是由代表团一位较低级的成员在门口迎接我们，两个代表团总是分别抵达和离开的。

为了缓和气氛，我带了一些礼物给黎德寿和春水。黎德寿得到的是几本哈佛大学的画册，以使他熟悉环境，如果他有朝一日接受我的建议来哈佛大学讲马列主义课的话。另外我送给他一对笔供签署协定用。我送给春水一本美国画册和斯图本公司制作的玻璃马头，因为据说春水喜爱赛马。这一姿态没有能缓和见面时的紧张气氛。黎德寿一开始就大谈河内的诚意，指责美国违反“时间表”的两面态度。他念准备好的讲稿，警告我们不要企图胁迫北越；他抱怨说，北越多次上过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当，但从没有像这次上的当大。（他讲这句话时几乎有钦佩之意！）

我真言相告，由于四年来河内的顽固态度，我们对河内突然表示愿意在十月份解决问题缺乏思想准备。我向黎德寿追述了我过去多次提醒他协定须征得华盛顿和西贡两地的同意。我谈到德博什格拉夫采访一事所造成的麻烦（我说，我是“以最近一次采访的受害者的身份”这样说的）。现在是朝前看并签订协定的时候了。

我的讲话鼓舞人心，但由于我提出西贡要求的六十九处修改，讲话的效果立即受到影响。事实证明，这样做是一个策略上的大错误。这些要求极其荒谬，远远超出了我们公开和私下表示过的看法，这必然使河内更加强烈地倾向于持强硬态度，并在我们国会期限之前逼迫我们。我提出这些修改建议，是为了免得被人指责没有精心维护西贡的利益，也是为了有助于取得阮文绍的支持。但事情往往是这样，我们为记录在案而采取行动，结果连一个目的也达不到。既然根本不可能对协定作那么多的改动（正如我们提醒阮文绍那样），阮文绍可以利用我们放弃的每一项修改来证明我们缺乏警惕，并且作为坚持反对的又一个借口。而且一旦我们开始后退，这就招致河内放慢步子，看看我们还会作什么新的让步。

黎德寿最初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说，如果这些修改是作为最后通牒提出来的，那么战争还将继续四年。接着，他要求休会到明天，以便研究我们的建议。一天的谈判过去了，毫无进展，而且现在时间对我们不利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我们见面时，黎德寿强调了明显的一点：我所要求的改动不只是“技术性”改动，而是实质性改动，不是几处，而是多处。黎德寿拒绝了绝大部分的修改要求，接受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要求。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开始提出自己的修改要求。他收回过去北越作出的极为重要的让步：释放美国俘虏，而不把这事和西贡释放越共政治犯联系在一起。报界根据五角大楼透露的消息报道说，在我国军事人员撤离后，非军事技术人员可能将帮助南越人；因此黎德寿现在增加了一项要求：所有美国非军事技术人员须同军队一起撤出越南。他坚持北越对“管理机构”一词的越文译法。这些都是老式的竭力讨价还价的做法，也是造成僵局的因素。显然，此时的黎德寿已不是夏末的黎德寿了，那时他拼命争取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幸好，他还没有像前三年那样打蛮横的政治仗。他至少保留了选择的余地。他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但也可以把我们不定期地吊在那里。

阮文绍派来监视我的三位南越外交官对后一种可能性并不感到担心，他们是西贡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谈判的大使，当时都在巴黎。每天晚上，我在住所向他们通报情况。他们得到的指示很简单。他们有权接受河内对足智多谋的黄德雅建议的六十九个修改要求作出全面让步。但是他们无权考虑比这更少的东西，无权讨论任何妥协方案，也无权考虑接受对协定作任何其他改动。河内保留坚持十月协定文本的选择，它知道不管该文本是否有利，如果阮文绍不能对文本作任何修改，他就要丢尽面子而倒台。西贡坚持它提出的全部对案，其中许多条纯粹是为了使来自北方的敌人难堪。我们被卷入几十年来越南内战所造成的仇恨的漩涡，而在国内则面临着一触即发的我们自己内部的冲突。

因此，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三个半小时的谈判过程中，我又回到实质问题上来，把我和西贡的立场分开——从而冒了使我们再次面临十月份困境的危险。我装作逐段讨论协定的条文，乘机放弃了西贡的许多吹毛求疵的要求，并把要求作的修改减少到尼克松十一月八日给阮文绍信中称为必不可少的那一些，我在十一月十四日给西贡的备忘录中已把这些要求具体化了。它们是：澄清用来形容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管理机构”一词的译法；加强关于尊重非军事区的条款；找出方法解决北越在南方的部队的问题；此外，我们希望在越南停火后更快地实现老挝停火（当时规定是在三十天以后），希望在停火生效时国际监督机构已能在场执行它的职务，并希望能进一步澄清有关向南越运进武器的条款。

黎德寿玩弄捉迷藏的把戏。应我的请求，他同意放宽关于替换武器的规定。原来的规定是“耗损了”的武器可予替换。现在，他同意我们像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定那样加上“毁坏”和“用完的”两词。按黎德寿的说法，这个改动的实际后果是“你们将可以放手运进武器了”。但他的灵活性只是表面上的而并不是真的，因为他坚持要求被拘留的越共分子和美国战俘同时得到释放，美国非军事技术人员须同美国部队一起撤离。如果按这样的速度进行，我们就得在巴黎住上一个冬天了。

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传来消息。当时，尼克松和我的关系变得拘谨和紧张了。我知道他认为我十月二十六日的记者招待会削弱了我们的谈判地位。这是事实——虽然我认为那次记者招待会挽救了谈判并争取了公众。不管怎么说，这一点现在已无关紧要；我们必须处理现实的局面。尼克松当时隐居戴维营，周围尽是些公众关系专家，他还是那样怨气冲天，他的心情处于任总统期间最阴沉的，或许是最充满恶意的阶段。尼克松发来一份口气强硬的指示，上面标明“此件不是命令——同北越谈判时可能有用”。指示内容如下：

总统对上次和黎德寿会谈的气氛和实质内容深感失望。在此情况下，除非对方像我们一样愿意采取合理态度，否则我指示你中断谈判，那样我们将不得不恢复军事行动，直到对方愿意谈判为止。必须打消他们似乎存在的想法：以为我们除了按他们的条件解决问题外别无选择。你应该立即明确告诉他们，我们确有另一条路可走；如果过去他们对美国总统竟会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前和大选前采取强硬行动感到惊异的话，那么现在他们会发现，鉴于大选业已结束，总统更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霍尔德曼发来的另一封电报建议，在电视拍摄我和黎德寿在一起的情景时，我的脸部表情应更严肃些。换句话说，我在巴黎的微笑在戴维营不受欢迎。我从经验中知道，强硬的言辞并不一定代表总统的意图；再则在谈判仅四十八小时后就进行威胁似乎为时过早。因此我利用了来电不是命令的这句话，努力使谈判进行下去。

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另一次六小时的谈判中，我集中力量争取加强有关非军事区的条款，以便为北方的渗透设置法律障碍。黎德寿愿在非军事区问题上作出一半让步，以交换对协定的其他部分的修改，特别是政治条款以及有关俘虏和美国非军事技术人员的内容。他建议我们同意：北越的一部分部队事实上从南越的最北端撤出，以交换释放在南越的政治犯。他不肯告诉我们将撤出多少部队，拒绝了我关于撤出十万部队的建议，并且不愿作出书面保证。我认为这笔交易是对十月份文本的一个重要倒退，因为我们在俘虏方面的让步换来的只是一个含糊的保证，一个口头“谅解”：数目不详的北越部队撤过非军事区很近的距离。[7]

那时正值感恩节。北越人想得很周到，他们设丰盛的午宴来庆祝这一节日，请吃烤牛肉和鸡。事后我打电报告诉尼克松，虽然我们使协定有一点改进，但是北越人的态度略有后退，因此，总的说来，协定草案比十月份谈判时稍差一些。我向总统提出两个方案：中断谈判，恢复对二十度线以北地区的轰炸（这就是他要我在二十四小时前告诉黎德寿的做法）；或者敲定对协定草案中有关非军事区和武器的条款所作出的改进，另外争取对政治条款作些修改，以照顾西贡的面子；协定的其余部分就保持十月谈判时的原状。当然，我无法知道河内是否会接受这一方案；但我肯定它会遭到西贡的拒绝。我没有对这两种方案提出倾向性意见，［注解：尼克松说我当时建议采取第一方案。[8]这种说法并无根据；事实上，我曾暗示倾向于第二种选择。］这说明我和尼克松的关系日益拘谨。我还有点小气地指出，迄今情况的发展证实了我原先的分析：“看来我们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十一月七日的期限已过，河内十月份那种急于取得解决的劲头也没有了。”

但是尼克松急于表明他比我棋高一着。他回电说“由于国内对谈判的期望提高了”（这是指我那次“和平在望”的记者招待会），他自己在二十四小时前提出的中断谈判的做法已不再可能了。他采纳了第二种选择，要我在谈判中尽可能强硬些：

我认为，十月八日的协定本来肯定是对我们有利的。你应尽可能考虑西贡的要求，设法改进协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的现实情况，即我们除了按照十月八日原则的框框达成协议外，别无选择。

尼克松现在宁愿对西贡施加压力，而不是对河内施加压力：

你应告诉西贡代表，如果达不成协议，国会将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还要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无法取得必要的国会支持。

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又改变了主意，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又发来一份电报，建议我还是中断谈判为好，借口使谈判双方有机会向上级请示。在那种情况下，他将授权在休会期间对北越进行大规模空袭。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策略。如果谈判完全中断，我赞成恢复对二十度线以北地区的轰炸，但是目前局势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不论怎样，尼克松现在准备顶住我们坚持强硬路线将引起的国内风暴：

我们的目标依然是体面地结束战争。假如由于执行我们战略的缘故和这次大选时间的偶然性，我们在公众关系方面处于困境的话，我们必须咽下这口气，挺过去。

在发出这个指示时，我们大家都必须认识到，我们根本不可能像十一月三日（一九六九年）、柬埔寨问题（一九七〇年）和五月八日（一九七二年）时那样，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但是至少大选现已结束，为了对得起到目前为止作出牺牲的大批人们，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即使这将使我们失去大量公众的支持。

上述这些指示的实际结果是要我来拿主意。在此期间，西贡的大使们始终坚持顽固的立场，对他们提出的六十九处修改寸步不让。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们获悉阮文绍的助手阮富德将来巴黎加强阵容。如果西贡会表示出某种灵活性，我们也得等阮富德到后才能知晓。我还认为，如果美国和北越的代表团按老格式继续谈判下去，死板地讨论协定，那将是一个错误。在黎德寿没有得到新的指示，或者西贡不让步的情况下，这样做只会使僵局更僵。我们得等二十四小时才能得到西贡方面的消息。

因此我向黎德寿建议，他和我分别由一位顾问陪同，在老地方（舒瓦齐勒罗瓦区达尔戴街）会晤。他表示同意。十一月二十四日黑格和我与黎德寿和春水会见了一个半小时，进行了哲理性讨论。我把尼克松来电中措辞较强硬的部分念给对方听，特别是那些强调他愿意冒军事风险的话。我强调，我们决不会接受比已公布的条款软弱的条款——这就拒绝了黎德寿关于作有利于河内的修改的要求。黎德寿坚持他的立场。那次会谈后，我打电报给尼克松，表示我倾向于推迟谈判一周。这将向河内表明我们并不过分着急，并使我们再有一周的时间做西贡的工作，除非阮富德带来什么根本的改变。目前的情况是，西贡不会接受可在巴黎谈判的任何条件。我将等到会见阮富德后再作出最后决定。

阮富德什么也没有带来。尼克松来电中关于国会态度的说明触动了阮富德，但这显然改变不了他所得到的指示。我决定在第二天要求休会一周。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代表团再开会是不明智的。因此，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黎德寿、春水与黑格和我在达尔戴街会谈了两小时。黎德寿勉强同意休会；我看他并不准备进行新的严肃的谈判。我们商定宣布在十二月四日复会。

就这样，第一轮谈判的结果是对协定文本作出了十二处改进——有些是很不重要的，河内则相应地提出了三四个对它有利的重要修改。我们不了解河内的最终意图。黎德寿采取的可能是强硬的谈判策略，这种策略也可能反映他越来越自信，心理趋势正变得有利于河内。北越人可能估计只要他们顶下去，我们将会设法迫使西贡回到十月协定文本上来，从而破坏阮文绍政府的士气。另一种可能是，国会将迫使我们退出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尼克松又改变了主意。他现在认为我应使谈判继续进行。十一月二十四日晚，在休会已商定后，尼克松向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种做法不符合尼克松的性格，只是表明他在戴维营很孤独。在我见过的所有政治领导人中，尼克松对谈判的规律认识得最深刻。他知道，谈判进程本身很少能产生解决办法；只有在各种利益和惩罚达到均衡时谈判才能取得进展。我们需要使河内放弃关于释放越共政治犯和撤出美国非军事技术人员的要求。我们需要了解西贡在六十九处修改中会同意作出哪些让步。所有迹象表明，目前越南双方都不愿作出一点让步。为了避免使自己陷入无法解脱的僵局，并考虑能施加什么压力，我们需要有一段间隙时间。

我开始预感到在有关问题以外可能发生灾难。有经验的谈判者会培养出第六感，直觉地感到对方在什么时候愿意解决问题。迹象往往在细小的事情上表现出来：有些要求提出了，但不极端坚持；有些要求作了微小的修改；妥协的门总是虚掩着而不关死。十一月份的那一轮谈判毫无这些迹象；事实上，所有的迹象正好相反：河内作出的让步是细微的，不肯定的；他们总是使解决的目标可望而不可即。一个说明问题的迹象是黎德寿一直不愿让双方的专家讨论议定书——这些文件须规定执行主要协定总条款的具体安排，例如，停火的时间和监督问题，国际监督机构的组成和权力问题。我再三要求北越提供议定书的草案或说明自己的想法，并说以沙利文大使为首的我方专家随时愿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我们每次提出，黎德寿总用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推托，说什么北越的草案尚未准备就绪。考虑到三星期前河内还坚持我们须在十月三十一日前签署基本协定，这种做法令人吃惊。（这也说明，在议定书还无着落的情况下，确定“时间表”是多么荒唐。）假如我的直觉是对的，那么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河内将采取拖延方针，而我们却没法使他们改变方针。我就是带着这种不安的情绪飞回国内的。

华盛顿对谈判初期的挫折反应当然不佳。这座城市充满着有关人们发迹和败落的传闻。强有力人物的兴衰是华盛顿社交生活和日常谈话的基本材料。近四年来，总统对我的明确支持一直保护了我——印巴危机时期的短暂风波除外。我和一系列成功的谈判联系在一起。新闻界可能对我太好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尼克松形成对照。现在，我将为此而受到惩罚。我也得罪了官僚机构中认为我权力太大的某些人，以及白宫人员中妒忌我接近总统和名声四扬的某些人。甚至对我批评最严厉的人也没有指责过我过分谦虚，由于我缺乏谦虚，在我显出弱点时，肯定会招来旁人的挑战。在华盛顿，尼克松显然日益不安。灾难临头的前景总是使那帮惯于说闲话、透露消息和影射攻击的人活跃起来，他们通过旁观者的态度悄悄地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很像古罗马竞技场上的情景。你被判定像罗马斗剑士那样去决斗，直到你的公职生涯结束时决斗才算告终。

在华盛顿，失败是需要有人作牺牲品的。我成了当然的对象。新闻界提醒听众，我曾说过“和平在望”，虽然我必须说，那时新闻界对我还是同情的。白宫有些助手的态度就不一样，他们开始采取预防性措施，使总统和谈判的可能垮台脱离关系。像约翰·奥斯本、伊万斯和诺瓦克，以及杰克·安德森这样一些截然不同的专栏作家开始发表文章，说我在十月份那轮谈判中超越指示行事，尼克松熟悉法律的鹰眼使他发现了协定原文起草中的缺陷，而尼克松站在阮文绍一边反对我。许多话都是损人利己的谎言。在十月份没有什么指示可以让我超越；尼克松没有对协定的条款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他私下对阮文绍的看法比我更缺乏同情，尽管他担心得罪共和党的右翼。但是在华盛顿发生这类泄露消息的事实本身往往比消息是否属实更令人感兴趣；它们不是表示总统不高兴了，至少也表明有些助手认为攻击总统身边的某一个人不会引起麻烦。外国政府将根据高级领导班子中出现的分裂得出各自的结论。在这方面，白宫政治和宫廷生活没有多少差别。

在这类事情上，个人考虑和政策考虑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总统自然想摆脱他和可能发生的灾难的关系；在我这件事上，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尼克松和他的亲信长期心存不满（这不无道理），认为人们把外交政策方面的胜利过多地归功于我。而我呢，一面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一面又确实担心，如果我们不保持团结和冷静，我们将难以度过日益逼近的危机。我设法向霍尔德曼和齐格勒说明这个道理，我还指出，过分地想把总统和我的努力分开，其结果会适得其反；毕竟我们最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那时总统将不希望显得太脱离谈判工作。像去年印巴危机时一样，霍尔德曼和齐格勒对此不表明看法。

这一切纯粹是官场游戏，但对谈判却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它鼓励了阮文绍持顽固态度，并企图利用他想象的尼克松和我之间的分歧。它还必然鼓励了河内在谈判中寸步不让。如果河内重新施展它一贯的消耗战略，希望诱使我们压西贡就范，这将是我们的一场灾难，因为这样河内至少能实现它破坏我们盟友的士气和生存的长期目的。我们决心防止出现这种局面。事实上，尼克松和我在实质问题上的观点仍然很接近；像过去一样，尼克松在危机中头脑冷静，很有分析能力。然而，当时我们无疑处在进退维谷的地位。一方面，阮文绍执意不给我们活动余地；另一方面，河内更是把西贡和华盛顿——以及我国政府内部——日益暴露的分歧看作是拖延谈判的机会，看看从中能捞到什么好处。我们决定摊牌，首先是和西贡摊牌。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要邦克再次告诉阮文绍，我们的最低条件依然不变。为了加强我们的地位，我们现在同意阮文绍以前关于派一位特使前来的建议，并请他立即派阮富德从巴黎来华盛顿，以便尼克松和他研究我们的最终立场。（意在打消阮文绍利用尼克松和基辛格之间分歧的任何希望。）邦克同意这种做法；他和我们一致认为，阮文绍不会帮忙来便利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承担对谈判的责任，但他会接受谈判的结果。

十一月二十九日，阮富德抵达华盛顿会见决心已定的尼克松。事实上，总统还认为我建议的谈话口径有些“太软”。他打算向我示范，应如何取得一个干脆的结果。由于没有接触过越南人的谈判风格，他不了解越南人避免摊牌，他们那种软磨的做法往往使人无法确定究竟问题在哪里或者究竟在哪一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阮富德带来阮文绍给尼克松的一封滔滔不绝的长信。这封信回顾了西贡在得到不再要求它作出新牺牲的诺言（据说被破坏了）以后，被迫作出的所有让步。当然，阮文绍的观点是有些道理的；不幸的是，阮文绍认为我们对他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而批评我们的人却认为这表明我们在谈判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漩涡中航行；在这样迟的时候采纳阮文绍的意见，必将使国内对我们的剩下的支持丧失殆尽。此外，阮文绍的信丝毫不顾谈判的过程以及我们国内的困境。他在信中重申了他在十月份的全部论点，仿佛重复能迫使我们采取至少从一九七〇年十月以来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方针。如果他的“正义”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提出要诉诸世界舆论。这是毫无希望的；世界舆论早就忘了河内派军队践踏所有邻国主权的侵略行为；虽然一九五四年以来印度支那的每一场战争都是河内发动的。但它却成功地使人们相信它是美国“压迫”的受害者。世界舆论正在对我们，而不是对河内施加压力，并且肯定会加快它的压力。

尼克松向阮富德简要地说明这种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不能在现在抛弃近三年来我们联合提出过的和平建议。把一个由共同挑选的人员组成的、没有多少具体职能的并且须经一致同意才能采取行动的组织称之为联合政府未免可笑。不论怎样，我们的战略已定。不管西贡持何种态度，尼克松将根据这个战略行事，西贡不能决定谈判的结果，但能决定我们以后提供援助和强制贯彻协定的能力。尼克松的话很强硬，但还不足以使对方作出明确的反应。阮富德否认有进行对抗的意图。相反，他的目的是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他无权超越他的总统的既定观点。尼克松派头很大地建议阮富德和我坐下来拟定一个实际的解决办法；他自己的决定早就作出了。换句话说，我们回到开始的地方，一点也没有进展。阮富德无权解决问题，阮文绍又决不会向我屈服。

结局早就定了。我在我的办公室里两次会见阮富德，在这中间他又一次简短会见了尼克松。尼克松再次向阮富德强调，虽然他准备谋求对协定作进一步改进，但是他强制贯彻协定的能力比对协定条款作出任何修改更为重要。他对阮富德说，他相信我们能够发现渗透活动；并把那天上午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讨论的应急计划告诉了阮富德。尼克松说，不签订协定，美国就不可能继续提供援助。他表示愿意会见阮文绍，以重申我们将在协定签订后继续给予支持。最好的办法是“齐心协力，争取最有利的协定，然后在得到美国经援和军援，特别是美国对强制贯彻协定的坚强保证的情况下共同前进”。最后，他告诉阮富德，如果协定谈判失败，国会大概会在一月中停止拨款。所有这些话对于呆板的阮富德没有起任何明显的作用。会见结束后，尼克松无可奈何地对我说，阮文绍在玩弄威胁手段，我们大概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和他斗。

正如尼克松告诉阮富德的那样，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他和莱尔德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起开会。莱尔德估计国会肯定将表决停止拨款。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们传信息给河内，表示我们将在十二月四日作出最大的努力，并正在减少在北越的空军活动，以表明我们有诚意。根据我的建议，总统命令我方飞机出动架次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这大概是个错误；我不记得北越有哪一次对我们单方面的克制作出过相应的表示。更有可能的是，他们认为这种行动是由于软弱所致。总之，河内在十一月三十日的答复中接受了我方的这一表示而故意不予重视：北越认为有必要指出“迄今为止，美国事实上并没有减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狂轰滥炸，特别是B-52型飞机的轰炸”。此外，河内把僵局完全归咎于美国和南越的行动。同一天，我们作了措辞尖锐的答复：

正如美国一贯指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目前困难的片面解释无助于迅速解决这场战争……显然有一天，双方将面临如下的抉择：要么早日实现和平，要么延长冲突，其后果无法预见。美国将作出最大的努力，但如果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的类似努力，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十二月四日谈判恢复时，我的处境不太妙：国会越来越失望；势不两立的越南两方擅长互相作弄，而我被夹在当中；国内关于我作为谈判者的地位不那么牢靠的风言风语也刺伤了我。

十二月会谈：谈判中断

看来在十二月四日开始这轮谈判时，如果重复过去那种无结果的交换意见，将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尤其因为现在双方代表团加上技术专家已经扩大了。因此，我打电报给黎德寿，建议我们在开始时先进行另一次“坦率的”私下谈话。河内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提出仍在达尔戴街二号会晤。那次以黎德寿和春水为一方、黑格和我为另一方的谈话可以用许多词汇来形容，但不能用“坦率的”一词。黎德寿没有像往常那样坚持要我先发言，他一开始就重复他在以前会谈中使用过的激烈言词。他指责我们企图加强所谓的西贡“傀儡政权”。他批评我们拒绝释放越共政治犯——这点他在十月份是接受了的。他又重弹了关于北越不怕军事压力的高调。我在回答中试图向黎德寿表明，我们真诚致力于和平——过去这种尝试一直是徒劳的——这次还将是这样：

特别顾问使用了惯用的手法，指责我们不守信用，动机不良。有的时候人们应该怀疑，但有时也应该表示谅解。在我们看来，事实究竟怎样呢？（十月二十六日）我曾公开承认你们在十月份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其实你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特别顾问稍加思索，他会认识到，当时中断谈判对我们很有利，很多人建议我们这样做并谴责你们不守信用。为了保持和平的势头，坦率地说，也是为了使越南的其他派别承担义务，更快地行动起来，我们拒绝了这种建议，从而使自己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十月八日，你们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如果当时我说，我得去西贡商量此事，需要休会两三个星期，那你们又会怎么办呢？我们总算设法打了三年交道了。你们知道，再浪费许多月的时间本来是很容易的。这样做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我们经过考虑同意了一个加快的时间表，心里很清楚这样做的风险。我们国家担了风险，因为你们将有机会做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参加谈判的人也都担了个人的风险。因此你们必须懂得，你们指责我们不讲信用特别使我们生气。……考虑到我们已取得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签订协定，那将是历史的悲剧，荒谬的历史事件。假如从各方应做的事和具体义务的角度来分析这项协定，我们已经解决了几乎所有的问题。因此，实际上需要谈判的问题不多了。我们要么在本星期内解决问题，要么就永远解决不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情况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我们可以花整个星期的时间来讨论历史、善意和严肃态度等等。然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看看能否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智慧，因为长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将作出最大的努力。你们可能认为这还不够。实际上，我认为我们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我们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战争计划，一个是和平计划。对你们谈我们的战争计划没有意思。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还是让我谈谈我们的和平计划。

按照该计划，剩余的问题在两天内解决，即在十二月五日夜晚解决。黎德寿和我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上午，阿格纽副总统将由黑格将军陪同前往西贡向阮文绍通报情况。四十八小时内我们就可以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我们最迟将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签署协定。我扼要说明了我们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修改要求。

但是，像过去每次一样，黎德寿没有被雄辩所打动；他是研究力量对比的专家；当他看到力量对比对他有利时，言语不能使他改变主意。轮到他发言时，他玩弄了一大通辞藻，听了使人非常恼火。他要我作出“巨大的努力”；他保证自己将作出“努力”。当他一次又一次这样讲时，我问他是否也应该在自己的“努力”前加上个形容词。不，这位强硬的河内政治局委员回答说，原因是他近来已经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我却只报之以“努力”。他怕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重复说：“我们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尽了办法。（我们）剩下能作的努力很小了。”

因此十二月四日下午，我们两个代表团再次会面，这次是在北越人挑选的新地点圣然姆，从巴黎乘车西行约一小时。我上午的讲话显然毫无作用。黎德寿甚至没有稍微作一点努力，他压根儿不努力。他抢着发言，对我们的策略进行猛烈的谴责。接着，他拒绝了我们在上午私下会谈中提出的所有建议。同时，他还收回了他在十一月份谈判中对十二条修改中的九条的接受。他还坚持他提出的对十月协定草案的全部修改要求。我向总统汇报如下：

他拒绝了我们的全部修改建议，要求修改有关被拘平民的条款，并要求从南越撤出美国文职人员，这将使南越空军无法维持。他还收回了他在上星期作出的某些让步。总之，我们最终得到的协定将比开始时差得多。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态度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础。在此后的谈话中，他坚持他毫不妥协的立场。除了接受他今天下午提出的东西以外，他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回到十月协定草案，双方都不提任何修改要求。

我认为，除非黎德寿准备冒谈判中断的风险，否则他不敢提出这样的建议。回到大使官邸，我和助手们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阅读会谈的记录，想从一些微妙的语句中找到一线希望。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沃森大使已经辞职，接替他的约翰·欧文还未上任，因此我们占用了整个大使官邸。工作人员忙于重新起草文件，秘书们正在编写材料。每天晚上，餐厅几乎通宵开放，供应美味可口的饭菜，但吃饭的人却越来越愁眉苦脸。

那一天晚上，我得出结论，防止谈判破裂的唯一希望是告诉河内共产党的后台——莫斯科和北京——他们所面临的前景。我请在我的华盛顿办公室值班的迪克·肯尼迪告诉多勃雷宁，我们即将面临类似今年五月份的局面，要求苏联作出像上次那样的反应。为了给莫斯科时间，让它的影响起作用，十二月五日我要求黎德寿把原定于当天下午举行的谈判推迟二十四小时，“原因是十二月四日的谈判使情况变得严重了”。

我向尼克松报告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同意回到十月的文本上去（更不用提接受河内提出的更差的协定了）。尽管当时我认为十月草案是好的，鉴于其后发生的事情，现在接受它将会引起灾难。如果西贡提出的修改要求我们连一个也无法使其实现（或者更坏的是，我们接受一项比以前还差的协定），那将等于毁了南越政府。最糟的是，“这将使我们失去监督协定执行的一切能力，因为如果共产党人知道我们甘愿忍气吞声作这样的让步，他们也就知道我们不会有能力对违反协定的行为作出反应。”

因此，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是采取很可能使谈判中断的方针。这里存在着两种现实的可能性：一、我们可以放弃一切新的要求，签署那个包括北越在十一月同意的十二条修改在内的协定。二、我们可以继续谋求实现阮文绍要求的某些新的修改，把它们减为两个：放弃“管理机构”一词，而增加一个不让河内有干涉南越内部事务的合法权利的条款。“如果对方同意这笔交易（这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将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取得有意义的改变。如果是这样，这一轮额外的谈判将是值得的，我们对付西贡将处于较强的地位，虽然我们还将有一大堆问题。”我赞成采取第二种方针。但是，我提醒总统，这两种办法肯定都会遭到河内拒绝：

中心问题是，河内似乎已决定向我们提出正面挑战，跟今年五月我们所面临的一样。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是把赌注押在估计我们不愿做那些必要的事上；他们想通过我们同西贡的分裂或者在国内垮台而取得全盘的胜利，而不冒谈判解决的风险。这是根本的问题；其余都是策略问题。如果他们愿意现在就解决问题，我可以提出他们接受得了的方案，而不必来麻烦你了。假设他们走另一条路，我们就会面临今年春天同样的难以决定的问题。

我认为谈判很可能中断，而且我认识到，在十月份后迫使谈判加快速度，我是有责任的：“如果谈判中断，我在回国后将和你谈谈我个人的责任和所起的作用。当然，眼前的任务是挽救我们国家的声誉，并尽量在我国人民和世界面前处于有理的地位，以便在东南亚奉行一项有原则的政策。”我又另加一页纸，表示如果总统接受我的建议，他应作电视讲话向美国人民解释这一决定。黑格、洛德和我在俯瞰大使馆幽雅花园的我的卧室里开会讨论了这段附加的话。黑格特别认为，必须使总统了解，僵局不仅意味着军事升级，而且还可阻止外行人提出一些强硬的建议，而自从大选以来，处于奇怪情绪中的尼克松经常接触的全是这种外行人。

这些外行人是不赞成尼克松在获得压倒多数的大选胜利后向美国公众宣布这种不好的消息的。但是我们之间在实质问题上没有分歧。因此尼克松虽然同意我的分析，却拒绝了这个建议。十二月五日他回电赞许我的谈判策略。他同意我的看法，如果谈判中断，我们必须加强军事压力。他甚至很想在我十二月六日恢复谈判前就命令B-52飞机轰炸河内一海防地区的设施。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应命令穆勒海军上将加强我们军队的戒备状态，还问我是否想回华盛顿磋商，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不过，他根本不同意我关于作电视演讲的建议：“但是，我认为提高到总统一级来讲这件事会迫使俄国人和中国人作出反应，在美国国内则顶多只能引起好坏参半的反应，还可能使西贡变得比现在更难以对付。”

无论是尼克松和他的助手，还是我本人，双方都囚禁在自己的一个天地里，彼此之间只有边缘的接触。我对谈判形势很敏感；尼克松了解谈判对国内的影响。我认为自己了解影响外交的各种利害得失因素。尼克松不太掌握策略方面的情况，但他在处理公众关系方面很有头脑——或者说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确信，电视讲话毫无作用。如果他是对的，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继续执行有效的谈判方针；因为，只有使河内怕我们会恢复军事行动，才能使它把谈判进行下去。我们一定会遭到双重的失败。无论如何，我反对作出赌气的反应，这样会使公众情绪不安，同时又拿不出成功的前景。

我在给尼克松的回电中表示，现在提高我军的戒备状态还为时过早，在谈判期间不宜进行轰炸，而我在只会谈一天以后就返回华盛顿，会加强危机感，正中河内的下怀。我自杀性地再向尼克松建议，如果会谈中断或休会，他必须作电视讲话，进行解释。尼克松施展了他的高招，要霍尔德曼代表他来向我施压。这位白宫办公室主任在一份很不寻常的电报中把尼克松暗示的想法讲得一清二楚。霍尔德曼说，如果谈判陷入僵局，应该休会而不应中断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用低调向报界介绍情况。他一点没告诉我，对越南和平努力的垮台如何用“低调”介绍。

尼克松认为已经不剩下什么公众舆论好争取了，他的这个判断可能是对的；如果真是这样，并且河内也持这种观点，那么谈判注定要失败了，延长谈判将无济于事。十二月六日我给霍尔德曼回电说：

感谢你十二月五日来电。我们还是面对现实为好。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达不成协议，我们也许可以假托谈判休会，争取时间让我能回国再吹风。但是很快我们就会无法阻止越南两方把僵局公布于众。此外，如果我们恢复全面轰炸，那就更会如此。因此，一旦出现僵局，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屈服，要么争取美国人民支持，再作一次努力，我不相信北越会顶得住。要争取美国人民的支持，最终只有总统亲自出马才能成功。如果你认为应该先由我做，我当然乐于一试。总统参加这项工作的可能性可以留待以后讨论。

在我再次同黎德寿会晤以前，莫斯科给了我们答复。克里姆林宫劝我们要有耐心，表示相信河内的和平诚意，并向我们保证——在黎德寿谈话四十八小时后——北越仍愿意在十月文件的框架里签署一项协定。多勃雷宁私下补充说，莫斯科正在同河内进行接触，他建议我继续谈下去，给克里姆林宫更多时间去施加影响。

我同黎德寿十二月六日的会谈没有引起变化。双方重复了各自的立场。对个别条款谈了一下，但是我们纯粹是原地踏步。黎德寿仍然拒绝让专家开会谈判详细的议定书，甚至拒绝讨论双方无争议的条款，这一点突出证明河内不愿意解决问题。黎德寿说他们正在“研究我们的文件”，而他们的文件还没有准备好。因此，无论他和我作出什么决定，在专家们完成北越拒绝开始做的工作之前，有了决定也无法付诸实施。我们商定在第二天（十二月七日）作最后一次努力；双方应说明各自最低的条件。这是华而不实的花招，几乎肯定要失败，因为这会引诱双方都等待对方作出让步。我把我打算讲出去的底盘告诉了总统。我还提醒总统，即使最后出现突破，我们仍将面临下列问题：

九月中以来我一直对你说，这项工作要冒很大风险。任何解决的最终结果将主要取决于双方的信任和政治表现。我们目睹越南双方之间的刻骨仇恨和病态猜忌，还知道河内无意放弃它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即这个协定可能缺少所需要的最起码的信任基础。因此，协定很可能垮掉。为了防止河内和它在南越的同伙在边缘地区进行蚕食，我们当然必须保持随时准备和愿意进行干预的姿态……

同时，黑格也提醒副总统做好准备，一旦第二天谈判取得突破，他就动身去西贡。

尼克松在回电中指示我在下次会谈开始时像检察官那样提出一连串问题，设法钉死河内采取的一系列顽固立场，以便一旦谈判休会或中断，可以有强有力的记录为证。接着，我应请河内提出最后的建议。[9]尼克松的作法是有优点的，尽管我认为尼克松对我的能力估计大大过高，以为我能逼黎德寿作出明确的答复。我对策略有不同看法，并把我的看法告诉了尼克松。可以说，我的生硬语气反映出总统和我这个顾问之间的关系缺乏发自内心的热情。

感谢你十二月六日来电。我理解并将遵守你的指示。但是，我认为执行指示的策略顺序应该不同。今天下午谈判时，我将首先争取河内接受你已批准的我方最低要求（第一方案）。如果黎德寿拒绝，我将提出你来电第一段中列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撤退问题。然后我将要求休会，以便我回华盛顿同你磋商，下星期我们将和对方联系恢复谈判的时间。我认为，如果今天谈判一开始就提出问题，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做很可能立即遭到反驳，使我们在会议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我可以想象尼克松当时的情景，最知情的高级顾问都不在他身旁，他们（包括黑格）都和我在一起。他会冥思苦想，把问题写在他的黄色拍纸本上，而他的那些公众关系事务天才们整天向他献计献策。在我办公室留守的理查德·肯尼迪虽不是越南问题专家，但他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十二月七日我曾请黑格送给他一份情况小结，以便他能起一点稳定的作用。我认为，搞公众事务的那些人想避免承认出现僵局的做法，必将使我们日后更难处理目前看来不可避免的休会局面。矛盾的是，只有当河内确信我们愿意冒失败的风险并承担后果时，它才有可能作出最后的让步。如果谈判失败，损失最大的莫过于“和平在望”这句话的作者了。但是，僵局是无法永远掩盖下去的，如果我们不敢面对僵局的后果，我们就不可能克服僵局。黑格用他最漂亮的陆军文体发电给理查德·肯尼迪，其中部分电文如下：

亨利知道本星期你的处境困难，因此感到应让你了解他个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想强调的是，他在危机时期同总统相处的经验证明，在基辛格博士不在的情况下，总统得到的大部分咨询意见来自白宫的一些人，这些人的目的和背景使他们集中考虑公共关系问题，虽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考虑重大问题期间可能导致对实质性事项的严重忽略。……当然，你必须是能提出实质性咨询意见的唯一来源。亨利希望你不要提出其他的估计，也不要附和有些人对国会态度或公众舆论的评论，这些人的职务就是专门向总统提供这类评论的。因此，你提的咨询意见必须总是从国家安全的实质问题出发，在这方面，显然我们将需要有一段时间，以便使公众舆论对万一谈判失败有思想准备。但是，没有必要让这些考虑影响我们对河内的策略。河内早就知道存在哪些分歧，以及他们必须满足我们的哪些最低要求。问题很简单：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如果我方的策略手法表明我们想避免正面迎击他们的顽固态度，这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使他们更坚决地顶下去……

河内完全知道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如果他们满足我们的最低要求，执行协定一事本身还需要总统行使最果断的领导来推动，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双方将是抱着最少的诚意来签订这个协定的。另一方面，如果由于河内甚至不能满足我们的最低要求而导致谈判破裂，我们无疑只有在最勇敢、最果断的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种领导不是光考虑公众关系问题，而是主要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现实估计行事，正是由于这种估计，我们才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十二月七日长达四小时的会谈表明，根本问题恰恰是河内继续在搞拖延战术。看来，河内估计时间的推移只能改善他们的处境，而我们则进退维谷。虽然这一点还不是马上就很明显，而且我们仍然希望“让步”会带来突破，事实上十二月七日标志着真正僵局的开始。黎德寿的谈判风格稍有改变。他放弃了以前几次会谈中那种明显的顽固态度，开始作一点让步。但他总是设法使文本不能达成协议。他坚决不同意让专家们讨论议定书；这是他阻止达成协议的另一个方法，并使主要谈判更加显得抽象和脱离实际。他慢慢地开始用威胁的口吻讲话，这表明他认为河内在心理上占了上风。

黎德寿的所谓“让步”很奇怪。第一天，他收回了他在十一月份已经同意的十二条修改中的九条；现在他退还六条；他还放弃了关于释放在南越的被拘平民的关键性要求（河内在十月下旬曾放弃过，后在十一月又反悔了）。另一方面，他对非军事区条款的态度又使人感到不妙。十一月他曾接受一项重要修改，加强尊重作为南北越的分界线的非军事区的义务。黎德寿现在要加一句话，意思是非军事区的法律地位将由南北越加以讨论。正如我一再对总统说的那样，这样做将“使非军事区的整个地位成为疑问”，更不要说禁止渗透的问题了。协定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前一天少了些，但是我们还没有能重新取得黎德寿在四天前收回的、越南在十一月作出的全部让步。我在给尼克松的电报中正确地预言说，下次会上我们可能得到一二条我们最起码的补充要求，但这也正是黎德寿想要我们做的：用接近协议为钓饵，使我们继续谈下去，阻止我们使用武力；但又保持距离以维持压力，以便在最后一分钟还有可能实现瓦解西贡政治机构的目的。我对协定的整个背景情况越来越担忧了。我向尼克松报告说：

我们进一步摸了河内的意图之后看出，他们丝毫没有放弃对南越的目的或野心。他们只是决定修改策略，从正规的主力战转到在协定草案的框架内搞政治和造反斗争。

因此在协定签订后我们也不能预期有持久和平，只是河内会改变手法而已。美国如不表明高度警惕，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强制执行协定，我们大概将难以维持协定，事实上，美国的决心随时可能受到考验。我们又回到我原来的问题上来了：是现在就放弃协定继续打下去好呢，还是等以后对方违反了庄严缔结的协定，我们再被迫采取行动好？

我建议采取后一种方法，但是黎德寿在迅速使和平的前景失去令人高兴的因素。

如我所料，尼克松接受了我的建议；他的回电表明，他几乎宁愿签订任何一种协定，而不要休会。他指示我争取对十月草案作出“某种”（无具体说明的）改进。发来这封电报之前，总统、国防部副部长肯尼思·拉什和穆勒海军上将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应急计划。拉什和穆勒完全同意十月协定草案是健全的，并认为如果该协定不能得到执行，国会在六月三十日后肯定将停止拨款。尼克松几个月来一直对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右翼选民，现在却转而认为继续打仗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当然，我从电报的字里行间看出，他把失去公众支持归咎于我那次“和平在望”的记者招待会。不用说，我认为这是借口；我认为，河内在十月八日接受我们方案这件事本身就使我们失去了公众的支持，而西贡的顽固态度使得我们的处境更糟。我们两人的想法都对，但这对形成的后果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十月八日和二十六日我们都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最后我们受到什么惩罚，我们采取了大胆的做法，它使我们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从根本上说，尼克松和我互相推卸责任都是不应该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谈判成功，就会竭力抢功劳，像现在逃避责任一样。如果谈判失败，我是理所当然的牺牲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我对问题的分析如何有道理。是我推行的做法造成了目前的局面；总统的亲信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头头。由于我是单独行事，我在这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

当然，考虑这些问题对巴黎谈判没有帮助。我处在为难的夹缝里，西贡任性，河内持含蓄的傲慢态度，华盛顿则有一套稀里糊涂的看法，几乎要不惜一切代价使谈判继续下去，这使我们无法用压力来逼迫解决问题。

在十二月八日的四个半小时的谈判中，黎德寿仍然拒绝讨论议定书，同时勉强作出一些并不落实的让步。黎德寿和我最后商定索性不用“管理机构”一词，这个词的翻译已引起了很多烦恼。[10]他还确认他愿意恢复原来有关被拘平民的条款。这些是重大的进展。然而，黎德寿为自己留下了足够的余地。在非军事区定义问题上他还是寸步不让，使非军事区的地位成为问题，从而间接地为河内长期渗入南越提供了合法的根据。他再次要求全部撤出同南越军队一起工作的美国非军事技术人员。这样做实际上将使西贡军方的全部先进装备处于瘫痪。不过，我们现在总算只剩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了：非军事区问题和美国非军事人员问题。同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相比，只要有诚意，这两个问题在一次会谈中即可解决。根据这个假定，我派黑格返回华盛顿。如果我们在十二月九日解决问题，我要他准备第二天上午同副总统一起去西贡，以便征得阮文绍的同意。

然而，黎德寿搞拖延战术之狡猾，可与他制造僵局的凶狠，以及在十月份的一小段时间内解决问题的灵活相比拟。十二月九日的三个半小时的谈判看来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但是，每次表面上的成功都使我们情绪更加低落，感到对方在把我们引入无尽头的迷宫，因为不管解决了什么问题，黎德寿总能使每次会谈至少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一回黎德寿把我们早在十月份已经得到的东西“给”了我们，这就是把美国非军事人员留在南越维修先进军事装备的权利。但是他在非军事区方面寸步不让，因为他知道，允许通过非军事区进行军事调动能使禁止渗透的规定无效，而这一点是协定很重要的部分。黎德寿搬出一条理由，这是我们在和共产党谈判经验中从未碰到过的。他说，在十一月他同意非军事区必须得到尊重的条款以后，河内政治局否决了他的意见。他说，他还在等待新的指示；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一个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居然声称自己行事越出了指示，这是前所未有的。根据我们对北越人工作程序的了解，也极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至少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当时我不知为什么倾向于相信他的话。）

我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有关尊重非军事区条款的措辞应按两周前商定的那样不变。但我准备在另一节，关于在实现统一之前，南北越南应为在各个领域建立正常关系迅速开始谈判的规定后面，增加这样一句话：“讨论的问题中将包括准许平民穿行临时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这样写的好处是暗示，在双方达成协议前，禁止穿行非军事区，而军队通过非军事区则是永远禁止的。黎德寿担心找不到论据反对这个折衷方案，又玩弄了一个新花招。他突然说自己头痛，血压升高，感到虚弱；他看上去像一个痛苦的老头。他装得这样像，我只好提议休会。黎德寿从来不放过一点机会，他提出他要休息一整天才能恢复，就这样巧妙地把谈判又拖了四十八小时，当然把副总统去西贡的事也报销了。然而他慷慨地同意让专家们会晤——当然还不是开始讨论议定书（他还没有向我们提供河内的草案），而是统一协定各现有文本的措辞。我一同意了这个工作程序——确实，面对这样一个明摆着的病人，我没有其他办法——黎德寿目的已达，病也就玄妙地好了，我们接着谈笑和抬杠达一小时。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我满怀希望在下次谈判时（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一）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对黎德寿仍然估计不足。前一天的专家会议开得还可以，尽管他们花了七个小时才统一了已经多次商定的文本措辞。但是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块乌云，因为北越企图修改协定中关于各方“应严格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关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协定的规定。北越建议删掉“应”字，这样一改，这句话就不成其为义务，而变成叙述事实——当人们想到当时还有十多万北越军队正在这两个国家横行时，这项建议使人感到十分不安。

从十二月九日晚到十日清晨，我以总统的名义给黎德寿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尼克松仍在考虑而尚未批准我提出的关于非军事区条款的折衷措辞。总统很想保留原来的措辞。我认为这样做后，河内会把我的建议看作是一个真正的让步。［注解：尼克松比我还高明，尽管他是在事后才看到信的，他却说这是他自己的指示。[11]］但是，这样明显的花招骗不了黎德寿。十二月十日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他在河内的上级认为，他们的立场——使非军事区的地位成为问题——才是“最正确和最合理的建议”。

在巴黎，最快活的是奉派监视我的西贡大使代表团。他们唯一的任务是每天晚上听我吹风；他们奉命坚持西贡提出的六十九条修改而不听任何折衷意见——显然是为了考验我在黎德寿面前还剩得下的一点点心理平衡。没有什么折衷可谈的。美国代表团越来越低落的情绪使南越人很高兴，几乎不加掩饰。

十二月十日我还收到黑格有关尼克松一系列令人糊涂的行动的报告。这表明远距离指导复杂的谈判何等困难。尼克松先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说，他已推翻我建议的关于非军事区的折衷措辞，并要求莫斯科帮助我们使河内回到十一月商定的方案（尊重非军事区，甚至连允许平民通过非军事区的规定也没有）。接着，尼克松对派阿格纽去西贡一事又变了主意，担心他去后可能和阮文绍站在一起反对自己的政府；他现在想派康纳利了。黑格打消了他的这种想法，因为私人使者讲话的分量总比不上持有公职的使者的讲话（康纳利已不再是财政部部长），还因为阿格纽以亲右派出名，他支持协定将具有更大的影响。黑格最后转达了总统关于谈判的指示：

假设你能把星期一的会推迟到下午举行，你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应持强硬态度，以证实总统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如果莫斯科真的帮了我们的忙，那么河内可能屈服。如果河内不屈服，总统认为（我知道你也这样认为），我们不应在星期一使谈判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再举行一次会谈，如能尽快在星期二上午举行最好，这样我（黑格）就有最充分的时间同副总统于星期二晚上离开华盛顿。这样做便于我们安排副总统的个人日程，对副总统的西贡之行作低调的宣布，并协调好同邦克和阮文绍的联系。在星期二的会谈中你应继续持强硬的姿态，到那时如果莫斯科最后确实施加了影响，效果应该显示出来了。如果黎德寿还是不让步，那么你就把我们的折衷方案作为美方的最后让步提出来。如果这也不灵，如我们预计的那样，总统甚至愿意彻底让步，而希望我们仍能说服阮文绍接受协定。

换句话说，尼克松在多勃雷宁面前否定了我的折衷方案，认为它太软弱。与此同时，他指示我提出该方案，并要我作为最后一着接受河内的方案。他想通过吓唬多勃雷宁占得上风，但是他最终还是准备屈服的。在正式立场和准备接受的条件之间差距这样大的情况下搞诈骗是不可能奏效的。

不论怎样，十二月十一日黎德寿和我会谈时，他比我们棋高一着。他不想达成协定，至少在这一轮谈判中是这样。显然他也想到过我们可能会屈服；因此他果断行事，避免出现只需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让步就能达成协议的尴尬局面。他很快就排除了这种险情。首先，他推翻了我们认为已经解决了的签字程序。（这是一种复杂的安排，让西贡可以签字而无须承认共产党的临时革命政府。）其次，在同意不再要求撤出协助南越军队的美国非军事技术人员之后四十八小时，他坚持这只是指不在协定的公开文本上写明，以避免使我们难堪。他现在要求有一份秘密的书面谅解文件，写明我们将撤退技术人员。他又表示抱歉地说，还没有准备好讨论任何一项议定书。至于非军事区问题，他要到第二天才能得到指示。总之，黎德寿表明他不准备在那天解决问题，而且（由于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二天也不太可能解决。这种做法本身使人恼火。北越人拖延达成协定是双料地欺侮人，因为他们明知美国副总统四十八小时以来一直准备着离开华盛顿去西贡把谈成的协定强加在执拗的盟友头上，我通过黑格向总统报告如下：

明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急于谈成的表示，相反却很有刚愎傲慢的表现。……

显然，从上星期四以来，本来哪一天都容易达成协议。河内很可能认为，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并由于国内外公众的期望而不敢把战争再拖下去。他们可能认为西贡和我们之间发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而圣诞节的即将来临又使我们不可能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我们将面临一次重大的决策。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屈服，将使协定无法得到实施。总统还须了解，此时在导致南越垮台的条件下接受协定将对他日后的历史地位产生严重影响。

十二月份的各次谈判轮流在两处举行，一处是伊维特河畔吉夫市镇（莱热公馆）共产党的会议厅，另一处是一位美国商人的漂亮的市内公寓，坐落在纳伊。我们每天在勇敢的法国警察的护送下乘着快得使人毛发耸立的汽车前往会议地点。两处都搭起了木头站台，以便聚集在那里的记者能看到谈判代表在休息时散步的情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室内谈判的气氛越糟糕，北越人在门口迎送我们时就越热情；他们无疑是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以防止我们产生搞军事升级的想法。考虑到总统指示不要作出谈判就要中断的暗示，我偶尔在摄影记者视线以内同黎德寿进行友好的交谈——这使我再次受到霍尔德曼的指责。

十二月十一日谈判后，我收到黑格的电报，进一步澄清了华盛顿的想法。总统要我留在巴黎，只要还存在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如果我认为僵局已无法打破，我可以回去进行磋商；谈判可以休会但不要长期中断；如果总统决定恢复轰炸，将让我向报界吹风。应我的要求，黑格向多勃雷宁介绍谈判情况，让他知道，苏联答应进行的调解显然没有奏效。多勃雷宁含糊地讲了些愿意帮助的话。我不断向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通报情况。尽管他待我再友好没有了，但他甚至不假装北京会出什么力。我在同黎德寿再次会晤前，听说阮文绍向议会作了一篇很强硬的讲话，再次拒绝接受目前谈判的基本内容。

当我回想那段时期的事情时，我很钦佩那位无畏的领导人的勇气，虽然他受到几十万敌军的进攻和唯一盟国的压力，但他仍坚持施展复杂的手腕，在矛盾的急迫事宜之间周旋。同时他千方百计向本国人民表明：他不是美国的傀儡而是真正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抵抗共产党入侵者；而且他不是和平的障碍。他靠机智和决心绕过暗礁险滩，总的来说做了对本国人民有益的事。当时我们需要的东西各有不同。因此他无情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讽刺我们作出的牺牲，损害他自己在美国的地位，并逼迫我们付出越来越大的财力和人员方面的代价。

尼克松写给我一封信，要我在十二月十二日谈判时念给黎德寿听。这封信和他前一天要我最后屈服的指示相矛盾，而表明无论尼克松耍什么花招，一旦他对问题作出了分析，他是能够正确行事的。他估计将休会，因此他指示我告诉黎德寿，我们决不会接受错误的解决方法，而如果北越不改变它的顽固态度，美国将不会作出新的让步。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以沙利文为首的我方专家同以阮基石副外长为首的对方专家再次会晤。北越人仍拒绝讨论我方的议定书草案，也不提供他们的草案。与此同时，黎德寿接到了有关非军事区问题的指示。他建议删去我关于允许人员通过非军事区的建议中的“平民”一词。换句话说，河内想保留军队通过非军事区的权利——这是一个巧妙的外交手腕，它使我们对能否禁止渗透活动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为了安抚我们，黎德寿最后拿出了他们有关停火和国际监督机构的议定书草案。然后，他先发制人，通知我他决定于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四）离开巴黎回河内，旅程需花四五天时间。他将无法解决问题，除非他亲自说服政治局中的顽固分子，这些人一直跟他为难，特别是在非军事区问题上。如有必要，他愿回来，但他认为我们可通过交换电报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有许多技术细节尚需研究解决。我们实在难以相信黎德寿是个主和派，只是被主战的同事们阻拦，才不能作出让步；但是黎德寿这样说有助于他拖延谈判，又不致（这是他的希望）使我们有借口进行报复。黎德寿同意第二天再谈一次，为争取实现突破作最后的努力，并在会上研究总算开始商讨议定书的专家们所作出的结论。

十二月十二日晚，我向华盛顿汇报如下：

总的情况表面上似乎不错；但是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河内已决定拖延时间，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同西贡发生了公开分歧；或许是因为他们有了解南越人情况的秘密渠道，知道我们之间交换意见的情况；或许是因为他们领导层内部有分歧，在是否签订协定问题上正举棋不定。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每天给我们恰到好处的甜头，使我们继续谈下去，但不作出能导致签订协定的决定性让步。另一方面，他们想确保我们得不到有力的借口来采取强硬行动，他们采取低调的做法，防止我们恢复轰炸。如果他们想解决问题，在过去几天里他们随时可以用三小时就解决问题。但他们有意避免这样做。……

他们已使问题减少到这种程度，以致通过一次电报联系就可以完全解决。但是，如果不施加强大的压力，我认为他们不会发出这份电报。

我们连夜研究了北越提出的几个议定书草案。正如我向尼克松汇报的那样，这些议定书草案“实在不像话”。关于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职务的草案，使监督机构受这么多否决权的制约，以致不能想象它能视察任何东西。委员会由共产党方面提名的两名成员（匈牙利和波兰），和我方提名的两名成员（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组成，须经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才能进行任何调查或提出任何报告；个别成员无权提出少数人的报告。此外，委员会自己没有交通工具，它进行视察必须征得被视察一方同意，还要请该方提供吉普车、电话或其他设备。黎德寿带着嘲讽的口气开玩笑说，他们在共产党区域也许只能坐水牛车。为了避免无意中还留下漏洞，北越草案还规定该委员会的视察员人数限于二百五十人（包括后勤人员），由他们来视察长达七百英里丛林带和更长的海岸线上是否有渗透活动。按照河内草案的规定，国际监察机构太弱而双方（越共和西贡）联合军事委员会却太强。我们原来设想联合军事委员会主要起联络作用，他们却规定该委员会设有直到区一级的分支机构，这样就要在联络机构的名义下把共产党硬派到南越的每个地区。第二天，我用挖苦的口气向黎德寿提出反对意见：

我们觉得，你们的草案过分夸大了越南人的好客传统，以致使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小组几乎不可能视察任何东西，他们将发现自己每时每刻在越南主人的包围之中（众笑）。根据我们的分析，联络官的人数将是委员会成员的四倍，不熟悉你们的好客程度的西方人可能会误认为自己成了俘虏（众笑）。因此我认为，应让这些委员会成员有更大的主动性。其次，据我们对你们草案的了解——恐怕我们是了解的——草案规定，委员会的一切交通工具和生活必需品都由它工作地区的一方提供。特别顾问已经指出，委员会成员可能得坐水牛车旅行。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委员会的宗旨，而委员会在发现违约行为方面的积极性大概比违约的一方要高吧。按你们的规定，调查不但首先须得到违反的一方的同意，还须靠它提供一切通讯和交通工具。

关于停火的条款同样荒唐。这些条款规定，所有的南越飞机应停止起飞，甚至所有在南越水域内的军舰都应停止航行。在规定停火内容的幌子下，河内提出解除南越全部的自卫力量。难怪我的越南问题助手约翰·内格罗庞特说河内在十二月那轮谈判中使用的谈判手法是“笨拙的、嚣张的、实质上是蔑视美国”，是“华而不实的、庸俗的、有时显然很幼稚”。

十二月十三日黎德寿在同我进行最后一次谈判时明显地使用了上述各种手法。这一天最终导致了谈判的破裂。这是我方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威廉·波特第一次参加和黎德寿的谈判。这使波特怀念全体会议上那种比较安静的气氛，虽然谈判同样毫无结果。十三日上午，文字专家再次碰头，以确保双方根据同样的商定文本在进行工作。早些时候的专家会议多少是实事求是的，而在这次会议上，北越人却突然提出十七条新的、毫无道理的句子，实际上是把黎德寿在同我谈判中已经放弃的北越以前的要求重新搬了出来。十二月十三日，我同黎德寿的谈判时间全部浪费在重新讨论所有的实质性问题上。

黎德寿在文字上一直耍着的一个花招可以作为例子。十月份他曾提议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应“领导”某些具体的活动。我表示反对，认为这将意味着委员会拥有某种政府性质的权力，与协定的前提不符。于是黎德寿想改用“监视”或“监督”，这些词在越南文译法中正巧是用同一个字来表达的。我对这些也不同意。最后，我们商定用较弱的“促进”一词。在核对议定书的越文文本时，我们发现河内一直保留了这个令人反感的越文字。

更加严重的是，在翻译会议上北越人重新引起了对“各方应尊重（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定”中使用将来时问题的争议；他们再次删去了“应”字。这不仅推翻了黎德寿前一天作出的让步，而且令人十分不安，因为黎德寿反对使用“应”字提出的理由是北越早已尊重这些协定，因此使用将来时会造成误解。根据这样蛮横的解释，关于尊重老挝和柬埔寨中立的协议变成了确认河内有权在老挝和柬埔寨驻军。

我十二月四日来到巴黎是带着尼克松要解决问题的指示来的。黎德寿把我拖在那里达十天之久，这是我们进行的最长的一轮谈判，我们离达成协议的日子似乎一天比一天更远了。十二月九日（星期六）会谈结束时，黎德寿和我一致认为只剩下一个问题（非军事区问题）没有解决。到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一）会谈结束时，又有了两个新问题（非军事技术人员和协定的签字程序）。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会谈结束时问题更多了（星期六和星期一留下的三个问题、协定文本中的若干问题，以及议定书中的几个新问题）。每天，在北越作了弊的谅解或议定书草案里总要冒出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原以为在协定中早已解决了。经过一整天的谈判，黎德寿会在大多数问题上作出让步，但也总要留下足够的问题，或者重新提出一些老问题，以阻止达成协议。每天留下的问题往往不同。双方之间并不存在难以处理的实质性分歧，问题是北越人看来决心不让协定大功告成。正是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导致我们在五天后开始了圣诞节轰炸。

十二月十三日谈判结束前，我警告黎德寿注意华盛顿越来越不耐烦了：

我们两次来到这里，每次都下决心迅速解决问题，每次都准备向你们提交我们将严格遵守的时间表。为了开始执行我们提交的时间表，我们让副总统等待了十天。我们认为在最近一周，每天取得的进展仅足防止谈判破裂，而不足导致达成解决办法。我钦佩特别顾问使谈判拖延下去的本领。

我们商定告诉报界，我们将就下次会晤的时间保持接触。双方专家将继续讨论议定书问题。

我们回华盛顿的那次旅行，少说也是情绪阴暗的。由于没有提供专机，我们只能乘一架空中指挥机。这架飞机既不舒适，噪声又大，没有舷窗，挤满了通信设备——后来发现其中没有一件可用来和白宫取得联系。我们被关在阴暗的舱内，在实际上和在象征意义上都与世隔绝，可以对两个月来的好坏遭遇进行思考。在我的公职生涯中，没有其他目标像这样牵动我的感情了。如果对方有一点诚意，我们十天来谈判的问题本可以在两天内得到解决。华盛顿和西贡之间发生裂痕，美国政府内部明显的意见分歧，即将复会的国会将对政府采取比上届国会更加敌对的态度——河内显然认为这种形势为他们创造了不可错过的好机会。不久前河内还急于解决问题，而现在它又在施展它传统的心理战术了。无论在打仗还是在讲和，越南似乎注定要使美国人伤心。

但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能长久沉浸在自怜的情绪之中。我们必须设法驾驭事态的发展，而不只是唉声叹气。我仍然认为我们能够很快结束战争，但这需要经过另一段将加深国内创伤的困难时期。和我的希望相反，和平进程将不是治愈创伤的阶段。我们感到恼恨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双方都利用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进行讹诈，并使我们不能对他们采取有效的制裁行动。我们的首要义务是重建一个更好的“风险平衡”，使他们双方都认识到我们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在从巴黎发回的最后一份电报中把我方的各种选择总结如下：

目前我们的处境如何？昨天我说明了我们的基本难题。由于我们失去了有效的压力手段，河内几乎在蔑视我们，与此同时，西贡破坏协定的目光短浅的手段使我们失去了仅余的几根支柱。……不久，我们将失去施加影响的一切手段，而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或使我方的被俘人员获释，国内对我们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我们将既达不成协议，也保不住西贡。

现在，我们基本上可有两种战略选择。第一，我们对河内采取严厉的态度，用轰炸和其他办法极大地增加对河内的压力。这包括重新布雷，在本周末对发电厂进行两天的大规模袭击，并出动B-52飞机进行几次轰炸。这样做将表明他们要为过去十天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与此同时……对西贡施加压力是必不可少的，这能打消阮文绍已使我们屈服的想法，而且我们可以表明，我们既不容忍敌人的顽固态度，也不容忍盟友采取的这种态度。

第二种做法是维持目前的表面关系，约定明年一月初再次和黎德寿会晤。这可以用来试探可能性极小的假定，即届时黎德寿会得到新的指示。如果我们再次碰壁，我们将对河内采取强硬的态度。我们将放弃目前的努力，责备越南双方，但把主要责任归咎于河内。我们将提议双方就撤军问题达成交易，并用停止轰炸来换取被俘人员。如采用这种方针，我们也得做西贡的工作，以便一旦在一月份达成协议或者谈判失败（这是很可能的）能使阮文绍同我们一块儿走，这也是为同河内达成双边协定打下基础。

圣诞节轰炸

所谓的圣诞节轰炸常被描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大破坏，它出于罪恶的动机，并且毫无意义。从多方面来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对十二月谈判的阐述无疑说明了河内实际上已经作出战略决策要延长战争，破坏一切谈判，并在最后时刻再次争取彻底胜利。尼克松和我是在十分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回头考虑采取军事行动的。

我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心情郁闷。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战争的结束很可能像战争的进行一样引起分裂。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的步骤，越南双方会越离越远，十月份一度接近协议的东西会重新拆散；我们再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款了，除非我们采取大规模的、持久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国会和公众决不会支持这种行动，即使他们支持，我们的国家也会因此而彻底分裂。我认为，我们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立即同时向河内和西贡摊牌。

在十二月那一轮谈判期间，我努力向尼克松强调：如果我们不愿使战争无限期拖下去，或接受一项无法监督执行的、可能使西贡垮台的和平协定，那么谈判中断（或休会）将意味着我们必须加紧向河内施加军事压力。我曾希望尼克松向美国人民解释僵局的形成，并实行军事升级。当时我忙于谈判，没有时间仔细考虑到时候我应建议采取何种军事措施。黑格曾请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准备一些计划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是关于取消我们于去年十月自己规定的对轰炸的限制，即把B-52轰炸机的活动范围限于二十度线以南，而对人口集中地区只能使用战斗轰炸机进行空袭。我在巴黎时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尼克松的态度更为复杂。从根本上说，为了结束战争他现在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尽管我时常接到一些听起来好战的指示，意在念给北越人听，他对我在行动方面的建议要温和得多。他指示我继续谈下去，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只能使僵局更僵；还要我退到我们的最低立场之后，并在非军事区问题上接受共产党的方案。我可以肯定，如果在十二月份河内在非军事区或非军事技术人员问题上作出一二项微小的、装门面的让步，尼克松本来会欣然加以接受——比我要乐意得多。他并不想恢复轰炸。他非常害怕在新任期开始时在电视上宣布再次扩大战争。

然而河内越来越贪婪了。华盛顿和西贡之间的明显不和使北越人受到鼓舞，他们大概准确地估计到新的一届国会在明年一月的动向，因此他们以为能获得一切，使我们屈服，并涣散西贡的士气。北越人在同尼克松打交道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把他逼到了死角。尼克松在似乎一筹莫展时具有最大的危险性。他决心不让第二任期像第一任期那样再受国内创伤的折磨——特别是在解决办法仿佛近在眼前的时候。

另外有一个人，虽然还不是内圈人物，但在日益接近内圈，他在决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的副手艾尔·黑格。他不久即将被提升为陆军副参谋长。他原来是支持进行谈判的，但是阮文绍拒绝前进和河内拖延谈判的情景使他产生了怀疑。十二月那一轮会谈使他确信，只有施加大规模的军事压力才能克服河内蛮横的阻碍。他赞成使用B-52轰炸机对北越进行大规模空袭。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晚上，我从巴黎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黑格向我明确表示了这个意见。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尼克松、黑格和我开会讨论我们的方针。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们无所作为，我们将陷于瘫痪，实际上成了河内玩弄的花招的俘虏。即使在一月份恢复谈判，也不能指望河内会改变策略。要我们接受十月协定草案的压力将会增加。在发生了这一系列事情以后再接受十月协定草案，将意味着巨大的失败；这对西贡将是心理上的严重打击；而我们在遭到彻底失败后，必将失去强制执行协定的能力。当然，这正是河内如此傲慢的原因。西贡方面将认为没有必要采取灵活的政策；鉴于美国国会无疑正急于停止援款，西贡坚持它原来的方针反正冒不了更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军事行动得不到政府其他部门的支持，而且会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强烈的反对。既然总统不愿亲自向公众说明他的理由，这必将使我们进一步丧失仅有的一些公众支持。当我正在从巴黎回国途中的时候，莱尔德送给尼克松一份备忘录，反对作出军事反应；他声称，拉什和穆勒支持他的观点。当黑格同穆勒核实情况时，穆勒主席认为他的观点“被误解”了。

所有参加十二月十四日椭圆办公室会议的人都认为有必要作出某种军事反应。起初大家对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有不同的看法，那次会议似乎没有书面记录，因此现在难以回想起当时的详细情况。根据尼克松的记忆，我当时极力主张加强对二十度线以南地区和老挝南部的轰炸，[12]但对人口稠密区完全不要轰炸。我记不起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我记得，我赞成按十月份自我限制的规模恢复对整个北越的轰炸，但在人口稠密地区只使用战斗轰炸机。而黑格则主张使用B-52轰炸机，特别是对二十度线以北，理由是只有大的震动才能使河内回到谈判桌边来。尼克松接受了黑格的看法。我开始勉强同意，后来才被说服。现在我仍认为，从根本上说，尼克松和黑格的看法是对的。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采取大的、使人震惊的步骤，使事态按我们的意志发展，尽快结束战争；要么就放任自流，进行另一轮无结果的谈判，延长战争，加深国内分歧，承受越来越大的伤亡。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尼克松选择了强行解决问题的道路——恢复猛烈轰炸，并且第一次连续使用B-52飞机轰炸北越。选择B-52一方面是为了达到震惊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其他的飞机不能全天候飞行。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夏天我们针对北越的轰炸计划中有一半因天气原因而被迫取消。穆勒估计十二月的气候条件将更加恶劣。（事实是，在B-52对北越进行轰炸的两周期间，只有十二个小时是战斗轰炸机能够活动的天气。）尼克松正确地估计到，取消对轰炸的自我限制要付出巨大的国内代价；但只有在轰炸失效的情况下，事情才会不可收拾。他宁愿短期大干一下，而不愿作出长期的、非决定性的努力。

后来有人传说尼克松和我在使用B-52轰炸机问题上发生分歧。这是虚构的。事实是，鉴于河内在巴黎谈判中的行为，我同意甚至建议加强军事压力。我认识到尼克松和黑格关于使用B-52轰炸机的论据有说服力，因此后来同意了。一旦尼克松作出决定，我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认为这是各种困难选择中的上策，不过我对于和平前景的后退感到痛苦和惋惜。

如果说尼克松的决定我钦佩，那么他拒绝向公众作解释一事我却不那么赞同。他已下令在十二月十七日重新布雷，十二月十八日恢复轰炸。这些行动必然会引起广大公众的激愤。但是尼克松决定避开火线。他要我就巴黎谈判休会的原因向报界作低调的解释；这样戏剧性的事件如何用低调来解释，过去我在巴黎就不清楚，现在在华盛顿仍然不清楚。我对这份差使没有意见；事实上是我主动请战的。然而，如果舆论大哗，只有总统才能使它平息，使公众了解我们前进的方向。我成为攻击的目标是应该的，正如成功时我曾经并将再次成为中心人物一样。如果谈判破裂而无法挽救，我决定辞职并承担失败的责任。

然而，当时最紧迫的需要是消除公众的担忧，并在尼克松的决定必然引起的轩然大波中设法挽救国家的自信心。尼克松解释说，他关心的是不要危及谈判；他保持沉默便能避免使我们的行动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这样河内还可以回到会议桌边来而不丢面子。[13]这是他关心的一部分事情；但我认为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尼克松在大选获胜后那种孤僻和阴沉的怨恨情绪当时仍左右着他。他极不愿意在新的一届政府刚开始时再次经受扩大战争所带来的感情上的痛苦。他对能否成功远比我缺乏把握；他多次向我表示过怀疑。他在内心深处是愿意作出让步，回到十月份的协定草案的。他不愿和与此相冲突的谈判计划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使用B-52轰炸机是他的孤注一掷，正如三月攻势是河内的孤注一掷一样——如果成功，那很好；如果失败，则可以用来向右翼表示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那段时间里，尼克松和我的关系是有矛盾的，他赞成军事上硬些，谈判中软些，而我的意见多少有点和他相反。我赞成谈判立场硬些，在开始阶段军事战术则可以更灵活些（不过，我必须重复，我在思考以后马上同意了使用B-52轰炸机的决定）。

在巴黎继续进行的专家会谈上，北越人的行为使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有必要采取军事措施。沙利文留在巴黎谈判关于释放战俘的议定书，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北越人一直采取拖延战术；直到最后他们才提出越文本草案，因时间太晚，不可能在当天对此进行任何讨论。这份草案沿袭他们在前几次会谈中的惯用伎俩，把黎德寿已同意从基本协定中删去的有争议的条款塞进议定书中。例如，议定书中再次出现有关释放被拘留的南越平民的具体义务，这是黎德寿以前至少三次放弃过的，最后一次是在五天以前。沙利文用讽刺的口吻汇报说：“估计明天在吉夫会谈时将得到这个可怕的议定书的英文本，我们将立即通过这一渠道报回。我们将在吉夫作出巨大的努力。”（这是黎德寿的口头禅。）

接着沙利文回华盛顿，我方参加巴黎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威廉·波特大使留下同春水讨论议定书和谅解性协议。他们于十二月十六日会晤；春水比黎德寿更傲气。在实质性问题上他不仅拖延，而且拒绝讨论任何问题，他用了一个死结似的借口，说他只有在处理了所有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后，才能讨论其中的任何问题。（当然，他不处理个别问题，也就不可能处理所有问题。）波特在报告中描述了这样的气氛：

从十五点三十分至十八点十五分，我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在纳伊会晤，春水自始至终停步不前。

虽然昨天我们商定了议程：（一）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谅解，（二）关于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议定书，春水表示没有准备好讨论这两个问题。

我们交出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谅解的修正草案，要求他们对此进行评论，并对以前交给他们的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互相谅解草案加以评论。春水表示收到了这两个文本，但说他在讨论了所有谅解之前，不能作任何评论。

接着春水滔滔不绝地谈论北越对我方协定有关监察和监督部分的看法，他表明双边委员会要庞大而无所不在，而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则要渺小而与世隔绝。……

谈判结束时，春水厚着脸皮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尽快取得进展。这只能更加说明，今天的谈判中北越纯粹在拖时间，他们的做法打破了在克莱贝尔创造的顽固记录。（指在克莱贝尔大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四年毫无成果的全体会议。）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于十二月十六日走进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厅，对谈判出现僵局进行解释。尼克松对我进行了具体指导，在十二月十五日和十六日送来两份私人备忘录；第一份有五页纸，第二份两页，字写得密密麻麻。中心意思是，我不应对十月二十六日“和平在望”的吹风会进行辩解；他用了各种巧妙的挖苦的话责备我那次吹风是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尼克松要我强调总统在带领我们度过这段困难时期中的首尾一贯、镇静、坚定、耐心和远见。后来人们注意到，我在十二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总统的名字十四次，而在十月二十六日吹风会上只提了三次。[14]我知道霍尔德曼手下的人会计算我提到总统的次数，考虑到尼克松的指示，我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设想吹风的目的是指出这是责备应该受责的人——河内，并再次明确告诉西贡，我们决心签订一项协定。我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谈判中断的原因，强调是河内屡次横生枝节。我说：“我们不会在讹诈下接受协定，也不会在慌乱中接受协定，而且请允许我说，我们不会受花言巧语蒙骗而接受协定，除非其中的条件合适。”这些话又是讲给两家主要的听众——河内和西贡听的，但我也知道，美国人民的希望是系于目前僵局的结果：

我们现在处于可以使和平临近的境地，[15]但是实现和平需要我们作出决定。因此，我们想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基本态度。

对西贡，我们同情他们人民的痛苦和政府的担忧。但是如果我们能得到一项总统认为公正的协定，那么我们将签订这项协定。

对河内，我们已在十月二十六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我们的基本目的。我们要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实现停战。我们要从敌对状态前进到关系正常化，从正常化前进到合作。但是如果只是继续变相的战争，而且用间接的方法造成我们一向表示不能容忍的局面，那样的安排我们是不接受的。

我们一向说，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不可能使各方的条件全都得到满足。我们继续打仗并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盟友大获全胜。我们希望使他们有合理的机会参加一种政治结构，但是我们也决不会接受一项实际上使对方取得胜利的解决方法……

自从我担任现职以来，我在工作中从来没有像最近参加谈判中那样，感到有这么多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些谈判上面。想到千百万人的希望，想到诸位女士和先生中的许多人的希望，我有时感到痛苦；你们曾站在各个谈判地点外面盼望重大的事件发生，而在里面，最后三天，谈判桌上却轻率地提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枝节问题。

因此，我们要告诉河内，我们准备本着十月份开始谈判时的那种精神继续谈判。我们准备维护这样一种协定：它规定无条件释放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部被俘人员，它不把政治解决办法强加在任何一方身上，它实现国际监督下的停火，并规定在六十天内撤出全部美国军队。这是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解决办法，只要求各方作出决定维护各项已被接受了的条款，并停止那些纯粹是嘲弄人类希望的做法。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有一个符合人类希望和各方正义感的和平。

新闻界最初的反应是有分寸的，客观的，尽管并不那么宽宏大量。他们几乎都把我的这次讲话同我早先“和平在望”的谈话进行对比。他们这次又找到一个字眼可以做文章了；我说，这次讲话是要避免出现一场“猜谜游戏”。《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二月十八日社论的题目是：“越南猜谜游戏收场”；《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十九日在题为“和平猜谜大游戏”的社论中得出结论：美国政府至少是“上了北越人的大当”。《纽约时报》在同一天的社论中写得更明确，社论标题是“欺骗还是天真？”而且总的来说，倾向于认为政府的动机是欺骗人民。

至于在目前的僵局中美国应怎么做，或者我们本来应对北越十月八日的建议作出什么反应，这些博学多才的评论员却不提半点主意。显然他们存在着矛盾心理。当情况似乎有进展（尽管很艰难）时，《纽约时报》在十二月十四日一篇题为“谁赢得了什么？”的社论中曾批评白宫不肯承认拟议中的协定将“严重削弱西贡的地位”。（当然，协定条款比《纽约时报》多年来主张的联合政府和单方面撤军的安排要有利得多。）谈判一出现僵局，所有的批评者又都回到他们原来的立场，认为美国在战争中唯一剩下的正当目的就是搞回俘虏。很少有人对这个看法提出异议，或者问一下如果我们只救被俘人员，而抛弃盟友，那些依赖我们的其他盟友还会信任我们吗？如果我们不只是同美国俘虏一起悄悄溜出来，听任北越侵略者摆布印度支那人民，而是准备坚持若干最低的要求，那么我们除了执行尼克松指示的战略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我们现在又回到那个老问题：无论我们以前提出过什么要求，能使我们保全面子的最低条件是什么？

这类问题很快就被人们对有名的“圣诞节轰炸”的高潮的抗议声所淹没了。轰炸在十二月十八日恢复，持续了十二天。十二月二十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表达了普遍的看法，认为轰炸从未奏效，这次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结果（这里的前提就难以成立，而且不管怎么说，河内是不同意的）。十二月十九日《圣路易斯邮报》敦促我们抛弃“可鄙的”南越总统阮文绍，并呼吁国会立法，使美国退出战争。

愤怒情绪日益高涨。没有人对所谓美国政府是在一场毫无目的的恐怖战争中蓄意屠杀平民百姓的说法提出异议。一些报纸的社论标题代表着这种说法：“在越南的新的疯狂”（十二月十九日《圣路易斯邮报》）；“死亡之雨继续倾泻”（十二月二十日《波士顿环球报》）；“这样能结束战争吗？”（十二月二十二日《芝加哥日报》）；“恐怖由天而降”（十二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人间羞耻”（十二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汤姆·威克语）；“和平名义下的恐怖轰炸”（十二月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毛骨悚然”（十二月二十八日《纽约邮报》）；“丧尽理性”（十二月二十八日《洛杉矶时报》）。这只是一小部分例子。我从旧时朋友和愤怒的公民那里收到一些十分辛辣的来信。（当一月份达成协议时，他们却一个也不写信给我。）人们纷纷指责我们不道德，搞欺骗；另一个人们喜欢用的词是“野蛮”。人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北越人是无可责难的，而我们正开始执行屠杀平民的政策。

国会的批评虽然比较克制，但也在增加。马斯基参议员称轰炸是“灾难性的”，并说他将“要求进行解释”。贾维茨参议员以中断拨款相威胁，并警告说，白宫自由行动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萨克斯比参议员说，尼克松似乎“失去了理智”。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称这次行动是“石器时代的策略”，并许愿要提出法案，规定结束战争的日期。莱斯特·沃尔夫众议员表示了同样的想法。唐·里格尔众议员说这是一次“可怕的暴行”。肯尼迪参议员说：“这应该激怒所有美国人的良心。”全国和平行动联合会协调员杰里·戈登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人民再次受骗上当。和平并没有在望，战争却加剧了。在越南的屠杀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升级了。”[16]毫无疑问，国会将很快采取行动停止对南越的援助。

来自国外的、以同样的假定为基础的批评也很多。瑞典政府把我们比做纳粹分子（当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中立国）。丹麦、芬兰、荷兰和比利时政府也都指责据称对城市的轰炸。法国外长作了影射批评。北约组织中没有一个盟友支持我们，甚至没有人暗示一下理解我们的观点——特别令人难过的是有些国家在自己的防务中坚持对非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袭击的策略，而对我们却持这种态度。有趣的是，北京和莫斯科虽然也批评，但却公道得多，大概因为它们更清楚我们在河内遇到了怎样的态度。北京外交部声明和新华社的评论骂我们的轰炸是“新的野蛮罪行”，因为这发生在“谈判即将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这同西方流行的指责，即所谓谈判是骗局的说法大相径庭。莫斯科在它那公式化的谴责中也强调需要缔结协定。如果我们的猜测正确，莫斯科和北京是在告诉河内，让它别指望利用美国的轰炸强迫他们为战争继续下去承担无限制的义务。河内的保护人用含蓄但却明白的语言告诉河内，让它解决问题。而泰国、韩国等出兵帮助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行动拍手叫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直接处在共产党前进道路上的国家公开不反对我们的行动，而私下还表示支持。西贡当然感到高兴；西贡官方发言人情不自禁地挖苦我说，整个事情的发展使我陷入了“窘境”。

当时遭到谴责的主要是“对人口稠密地区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毯式的轰炸”。这句话在评论员中流行起来后，立即变得活灵活现。事实不是这样。一位对事实进行过调查的学者写道：

当时能得到的证据和事后的现场报道证明这些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北越人自己声称死亡人数为一千三百至一千六百，尽管河内和海防的部分居民已疏散到别处，这个死亡数字——虽然造成平民伤亡总是憾事——肯定不能证明进行了恐怖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打击德国和日本人民士气为明确目的的空袭曾使成万的人丧命。根据东德的一种估计，一九四五年二月对德累斯顿进行的三次袭击约使三万五千人毙命；根据官方统计，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至十日用燃烧弹对东京进行的轰炸造成了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三人死亡，四万零九百十八人受伤。伦敦《经济学人》杂志写道，“这次河内死亡的人数比四月份北越人炮击安禄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和五月初从广治外逃的难民遭埋伏被打死的人数要少。这就使指责尼克松先生为新的希特勒的说法显得十分不真实。”死亡人数中有一部分无疑是北越人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发射了大约一千枚萨姆导弹，很多都落在河内和海防市内，伤了自己人……

《纽约时报》记者马尔科姆·W·布朗对他在河内看到的情况感到非常惊讶，他写道：“北越宣传机器大大夸张了美国轰炸造成的破坏……”《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彼得·沃德访问河内后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指出：“河内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地面上留下的痕迹否定了关于轰炸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有几发炸弹显然是投偏了，落在平民居住区，但那里的损失同有选择的目标地区的全面破坏相比是轻微的。”[17]

无论军事事实如何，我在华盛顿处于风口，这场飓风的成因不仅有南北越南的憎恨、国内批评者的歇斯底里，还有尼克松和我之间令人痛心的裂痕。甚至在圣诞节轰炸前，白宫就想方设法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用“白宫”一词是因为我怀疑尼克松是否曾明确指示要这样做。与此同时，他肯定对已开始同他争夺公众注意力的我这个助理感到不安。十二月初，《时代》杂志完全出于好意打算挑选尼克松和我并列为“当年名人”，这件事使尼克松更加恼火了。《时代》的这个打算我是在动身去参加十二月份那轮谈判前夕得知的。我马上就猜到我的上司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了，他气量有限，肯定不能容忍别人抢出风头（同他的助理并列为当年名人就是这种情况）。我和龙·齐格勒商量，他对很可能出现的反应看法与我一致，于是我向《时代》杂志提出请求，一层层地直到总编辑赫德利·多诺万，大概是史无前例地要求不要在封面上登我的像。多诺万回答说，如我再纠缠不休，他将把我单独列为当年名人，我才只得罢休。

尼克松对我的名声提高日益感到不安，这种情绪必然传染给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正热心于树立尼克松的威信，很想在我飞黄腾达几年以后贬低我，以便从中得到好处。[18]一个总统助理很快就会发现，总统的信任是他力量的唯一源泉；失去总统的信任，他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我离开华盛顿前往巴黎参加十二月份谈判时，以及我在巴黎逗留的整个时期，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文章，说我正被贬黜，势力在下降。十二月四日《华盛顿邮报》登载的劳伦斯·斯特恩的文章就是这样说的。他援引了一位前白宫助手的话：“目前的形势是，如果巴黎谈判出了毛病，责任将完全落在亨利身上。基辛格和总统在协定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尼克松想同我保持距离，这无疑是他不愿向全国作电视讲话以解释谈判僵局的主要原因。）十二月七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登载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所有纽豪斯系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十二月十八日，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新闻周刊》上撰写了一篇相似的文章。维克托·佐尔扎和伯纳德·格韦茨曼这两个有经验的苏联问题专家猜想我很快在十二月二十日就可能被撤职。在华盛顿，这种猜测往往成为事实。各种传说的一个共同说法是，我在十月谈判中越权行事，在“和平在望”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话太不谨慎。尼克松把我勒住了；他使我强化了我们的立场。

这些胡言乱语很不错，只要散布它们的公共关系事务天才们有理由相信谈判将取得成功，因而他们事后能够声称一切进展应归功于总统的干预。但是谈判一中断，他们就只能自食其果。尼克松必定被指责为顽固分子；我被认为是搞调和的。（事实不是这样。尼克松只是在十二月这轮谈判期间才过问谈判的具体条件，而且在这方面他一贯要我作出更大的、不够审慎的让步，特别是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总的来说，在十月和十二月之间我们在策略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分歧。）轰炸开始后，许多记者就采用了前几个星期白宫负责公共关系事务的人拼命向他们灌输的看法，即所谓尼克松持“强硬”立场，我持“软弱”立场。

我没有向任何记者表示过我曾反对使用B-52轰炸机的决定。但我也没有设法制止别人这样猜测，一方面这是对前几个星期的困扰的消极反应，另一方面是出于一种不很高尚的动机，想避开攻击。有些记者把我因媾和努力眼看要失败而产生的真正的情绪低落错当成我在道义上有不同意见。尽管我确是遭到许多挑衅，尽管我当时的做法主要是保持沉默，而部分是由于厌倦情绪所致，这段时期我的公职生活确是不值得引以为豪的。

尼克松对专栏作家说我反对轰炸一事大为恼火，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虽然我和尼克松只有工作关系，一个安全助理和总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保持日常接触，但有很多迹象表明总统并不喜欢我。若干年后，我读到尼克松曾要科尔森为他收集我每天打电话的记录；科尔森把记录给了总统，我不知道这有多长时间。[19]我也不知道这些记录究竟是包括谈话的内容，还仅仅是通电话的人的名单。但是我已充分意识到我的公职该结束了。我前面曾提到，如果谈判失败，我将立刻辞职，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谈判成功，我将努力把解决方法搞成，直到情况稳定，然后到一九七三年底辞职。如果没有水门事件，我无疑能实现这个计划；一九七三年最初几个月，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然而，处在危机中间，我有责任竭力补台。

这意味着努力使我们回到谈判桌上去。

谈判恢复

那种认为轰炸是在破坏谈判前景的预言，就像将它谴责为屠杀平民的说法一样广泛，一样谬误。事情恰恰相反。十二月十八日，即恢复轰炸那天上午，我们通过巴黎渠道向河内发了一封电报，指责北越“故意并轻率地拖延谈判”。我们对打破谈判僵局和恢复谈判的日期都提出了建议。我们提议回到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轮谈判结束时（即黎德寿撤回他的让步以前）的文本，而从十二月份的谈判结果中，只保留删除“管理机构”这一条以及拟议中的签字程序。我准备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后的任何时间会见黎德寿。

十二月二十日在巴黎技术性会谈中，北越对恢复轰炸作出了第一个反应。当时替代患流感的波特的海沃德·艾沙姆还在枉费精力地为争取议定书取得进展而同河内的副外长阮基石进行讨论。阮基石宣读了一篇按河内标准算是极端温和的抗议。但“坚决”拒绝“轻率”的指责，并将技术性会谈休会到十二月二十三日，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算是一个最起码的姿态。

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把阮基石的抗议作为借口，向河内发出另一封电报。我们没有后退，而是在“轻率”上面又加上了“歪曲”的指责。事情到了一个决定的关头，因此我们建议再次会晤——这次有个期限：

现在的抉择是继续冲突下去，还是在协定近在咫尺的时刻为达成解决而严肃地作出最后努力。美国方面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并建议黎德寿特别顾问和基辛格博士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进行会晤。基辛格博士可以抽出三天时间来完成协定。

我们提出，如果河内同意在这个基础上会晤，从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起在整个谈判期间可对二十度线以北地区停止轰炸。

阮基石如约出席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专家会谈。他又宣读了一份抗议，并要求再次休会，这次没有提出新日期，而是请我们提出——这是抗议的小小“升级”，戏剧性地表明河内不愿被指控为中断谈判。

十二月二十六日——B-52轰炸最厉害的一天——我们直接从河内收到一封电报。它拒绝了我们前一封电报的“最后通牒式的语言”，但却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它用几页的篇幅以对河内来说算是心平气和的语言综述了它对十月以来事件的看法。然后它同意，轰炸一停止马上恢复专家会谈。还说，黎德寿由于健康原因在一月八日前不能参加会谈。河内重申“它一贯严肃的谈判态度”和“同美国方面解决遗留问题”的意愿。从十月中以来，我们还没有从北越人那里听到过这样客气的话。

我把情况报告给了正在比斯坎湾的尼克松。他要确保我们走在国会复会前一步。因此他坚持在停炸的同时宣布恢复谈判。我提出把双方的谅解敲死。我建议我们第一，要求一月二日恢复专家会谈；第二，重申我们十二月十八日提出的建议；第三，坚持把我和黎德寿的会谈限制在三四天之内。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轰炸。尼克松勉强地同意了。设想着可能的结局，他对一旦会谈成功在电视上露面一事变得相当热心。如果河内再执意阻挠，吹风会就得由我来主持。我安抚他说，既然河内反应很软，事情不至于变得这样。

河内是多么急于使轰炸停下来，第二天就表露出来了。那天我们又收到他们一封电报，其中表示愿意在停炸后立即恢复技术性会谈，并重申黎德寿准备在一月八日同我会谈。

我们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复电，提出了我向尼克松概述过的条件：技术性会谈要在一月二日恢复；黎德寿和我将于一月八日会谈；谈判要规定时限。我们提出警告，不要在议定书里塞进“基本协定已经适当解决了的事项”，恢复谈判要和停炸同时宣布。为了给河内最大的甜头以诱使它迅速答复（并满足尼克松在国会一月三日复会前宣布恢复谈判的心愿），我们答应在得到对这些程序的最后确认后三十六小时之内停止轰炸。我们在电报结尾处又提出新的警告：

美方愿重申乐于迅速达成协议。但这需要越南民主共和国停止它那种阻碍在十二月份达成协议的做法。如果双方回到十月份的善意态度，剩余的问题就可迅速解决。美方将本着这种精神为完成十月谈判作出最后努力。

不到二十四小时后，河内就作出答复了——考虑到往返巴黎发电所需时间和时差因素，这真是令人惊讶的速度。十二月二十八日，它确认了我们的建议以及它“一贯严肃的谈判态度”。

第二天，我们告诉河内，我们将在华盛顿时间下午七点起停止轰炸。最后，我们再次郑重申明：

美方愿申明，它将为寻求在十月框架中商定解决办法而作出最后的重大努力。美方愿指出，这次基辛格博士在巴黎停留的时间将不能超过四天。如果重复十二月份那种做法，将导致会谈的垮台。

美方抱着善意恢复谈判，但促请越南民主共和国仔细研究美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的去电。能否从敌对阶段转入正常化阶段，现在必须作出决定。这仍然是美方的目的，美方将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争取其实现。

同时，双方必须在公开讲话中做到最大限度的克制。

宣告是在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我可以肯定，我们赢得了这场赌博，下一轮谈判将会成功。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结束战争的最后阶段了。

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在西贡的难弄的盟友。我们不希望阮文绍认为，对北方的进攻预示着持久战争的新阶段，也不希望他被批评我们的大嚷大叫所迷惑。十二月十七日，和我一样对阮文绍感到失望的尼克松让我起草一封信，由黑格将军再跑一趟西贡送去：“我不希望他因为看到我们打击河内而感到得意……”

我起草了一份措辞很坚决的信稿交给了尼克松。尼克松一反他对我的草稿一贯不加修改就签字的做法，把这封信加强到几乎是野蛮的程度。这封信是他“最后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要继续谈判解决是他的“不可更改的”决定；他要阮文绍“决不可”误认为针对河内的军事行动意味着“美国愿意或打算将美国的军事卷入继续下去，如果河内满足我所提出的解决条件的话”。尼克松亲笔写了最后的一段：

我已叫黑格将军听取你对我这一次绝对最后的建议的答复，让我们一起按着我批准的方针努力寻求问题的解决，要不然就分道扬镳。让我最后强调，黑格将军前来西贡不是为了同你进行谈判。现在是组成联合阵线同我们的敌人谈判的时候了。你必须现在就作出决定，你是愿继续我们的联盟，还是要我同敌人寻求一个只对美国有利的解决方案。

即便是这样一封信，尼克松还嫌不够强硬；他要我让人把信隔行打字，以便他把语调改得更加尖锐。

黑格于十二月十九日飞抵西贡并会见了阮文绍。黑格事先给总统府发去一封电报，坚持要同阮文绍私下会晤，而拒绝会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不论人们对阮文绍的态度看法如何，他那种始终如一的精神确实值得钦佩。黄德雅陪同阮文绍，邦克陪同黑格。阮文绍重演了过去的戏。他听完了黑格的话，机敏地作了评论。他（正确地）说，黑格的使命实际是就继续美国支持的问题进行谈判。他预言，美军全部撤走之后，河内将恢复游击战，把它的挑衅控制在足以引起美国报复的水平以下（后来证明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他把尼克松的信描述为最后通牒，并答应第二天给予回答。

在此期间，黑格对朗诺作了例行的、叫人感到脸红的拜会。朗诺表示，只要北越恪守协定，并将他们的军队撤出他的国家，他是有信心的。他重申他愿意提出单方面停火。这样做的意图是把继续战争的责任加在红色高棉身上。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朗诺尽管有很多缺点，却很好地代表了本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日，黑格打电报给我：“我很高兴加入你十月份加入的同一个俱乐部”。他和阮文绍的约会暂定在上午十一点。后来约会取消了，让黑格听候通知。三点半的时候，他终于受到接见，并交给他一封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拒绝尼克松建议的信。阮文绍撤回了他对政治条款的异议，但对北越部队继续待在南方不能接受。黑格和我向尼克松建议，不论怎样要把同河内的会谈继续下去。如果阮文绍还不跟上来，我们就单方面同北越达成用撤军交换我方俘虏的协定。我现在相信，阮文绍的信比我们想象的更精明。在信里，他并没有说将拒绝签署协定。他拒绝接受的是他（正确地）认为有损主权的东西。他愿意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但不愿参预进去。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他是正确的；虽然我们不理解，实际上他是为我们进入最后一幕开了绿灯。

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没有任何涉外事件像圣诞节轰炸引起那样的群情激愤了。他也没有像在这件事上受到那样不公正的对待了。这不是野蛮的报复行为。按照河内自己的数字，也没有造成过多的伤亡。它肯定比另一个选择，即战争继续下去所造成的伤亡要小得多。很难使人避免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各报十年来在越南问题上的不满情绪、三十年来对尼克松的敌意以及——让我直说吧——这次对他选举大胜的恼火，合在一起使它们异口同声地在社论里发泄了偏激的情绪，压倒了一切理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其他任何选择都将造成十二月份策略的无休止的重演。面对持续战争的前景和继续的尖锐分裂，考虑到气候条件使一般的轰炸无济于事，尼克松选择了唯一可用的武器。他的决定加速了战争的结束。就是回过头来看，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

一月谈判

恢复谈判一开始就不怎么吉利。一九七三年一月二日，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以一百五十四票对七十五票通过要求停止对印支军事行动的一切拨款，而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安全撤回美国军队并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他们不要求在包括越南在内的任何印支国家停火，不要求建立非军事区，也不要求停止渗透。国会威胁要放弃我们在印支的所有盟国。一月四日，参议院民主党党团以三十六票对十二票通过类似的决议。可是河内却感到它不能等待几乎可以肯定的终止援助而继续进行谈判，这足以证明河内是处在多么困难的境地了。

一月二日，关于议定书的技术性会谈恢复了，美方以比尔·沙利文为首，河内方面以副外长阮基石为首。据沙利文报告，开始时的气氛是“极端阴沉的”，但后来双方还是谈起正经事来了。沙利文按我的指示一开始就声明，十二月份的拖延手法再也不能接受了。这使会谈进行得还算实在。北越代表团在开场白里谴责了一下轰炸，后来再也未提此事。沙利文报告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没有表现得像刚刚‘击败美国战略空军’的英雄那样。他们都显得垂头丧气，不过到了下午阮基石活跃了一些。”

后来的几天内，阮基石和沙利文解决了四个有争议的问题，把另外四个留给我和黎德寿。这还多少有些令人鼓舞。在黎德寿出场之前，河内显然不会把它所有的牌都亮出来的。

一月四日，尼克松召集罗杰斯、穆勒、莱尔德和我开会。大部分时间由莱尔德和穆勒介绍最近轰炸的情况，他们用图片说明“激光制导弹”对付军事目标的成功。其他时间谈公共关系问题，参加者各讲各喜爱的话题：尼克松强调了新闻界，特别是电视网的虚伪和双重标准；莱尔德想谈轰炸的结果；罗杰斯寻找能在国会吹风的材料；我请大家都不要讲急于求成的话，因为它可能破坏我当时感到相当乐观的谈判。

一月五日，尼克松和阮文绍又交换了信件。我们的信（由工作人员起草）重申了我们最后解决的条件，并在结尾处写道：

我只能重复我经常说的话：南越生存下去的最好保证在于我们两国的团结一致。如果你坚持你们目前的做法，这种团结就要遭受严重威胁。我们的国会复会以来采取的行动已清楚地证实了我们提出的许多警告。

如果你决定同我们一起行动，我相信你会这样做的，我保证在和解以后的时期继续进行援助，而如果北越破坏协定，我们将全力给予回击。最后，我再次吁请你同我们团结。

阮文绍在一月七日作了未置可否的回答，他要求尼克松指示我提出他所关切的问题，而一点也没有表示赞同我们的计划。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说要拒绝签字。

一月六日，尼克松和我在戴维营会见，研究最后的策略。他要我接受现有的无论什么条件，只要达成协议就行。和那些捧他的人所说的相反，他甚至说他愿按十月的条件达成协议。我表示异议，指出十月条件虽有优点——我认为它们是较合适的——但现在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贡的垮台。南越人在对抗了河内和我们之后，总得要拿到一点收获才行。无论如何，我肯定情况还不至于像尼克松所设想的那样。那天，黎德寿到达巴黎，发表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明。其实那声明表面上强硬的语调使我们更加乐观。黎德寿大模大样地宣称，他来巴黎是为“迅速”达成协议作一次“最后的”努力。既然这正是我们同意恢复谈判的条件，他只是在把我们作为前提所坚持的东西当作最后通牒的条件提了出来而已。他还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在十月草案中作任何“不合理”的修改，这就为作“合理”的修改敞开了大门。

随后，一月八日，黎德寿和我在伊维特河畔吉夫市镇再次见面，进行双方都曾有言在先的最后一轮谈判。那些无处不钻的记者们爬在临时看台上，而现象和实质仍然是混淆难辨。十二月份当黎德寿拖延谈判的时候，他在外面装得和我很友好，可在谈判桌上的态度却令人憎恶。现在呢，为了迎合我们新闻界对轰炸的激愤，完全避免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同我握手。甚至在门口一个迎接我的人都没有。门是由看不见的服务员从里面开开的。这些现象使新闻界发出许多自鸣得意的消息，说什么在我们进行轰炸以后气氛是多么冰冷。实际上，在记者看不到的室内，关系是相当热乎的。所有的北越人列队欢迎我们。第一天，黎德寿很利索和就事论事，当我们开始快速解决问题时，他的友好更升级了。

第一天的会谈进行了四个半小时，没有肯定的结果。黎德寿对轰炸进行了老一套的敷衍了事的谴责，语调比他的机场谈话温和得多。在我简单地驳斥了一下之后，我们开始陷入关于哪些问题有待解决的程序争论。我们最后一致认为是非军事区问题以及签字方法问题，后者因需要避免把西贡置于不得不承认南越共产党的地位而复杂化了。在双方都重申了各自的建议之后，就休会了。虽然黎德寿显然还不准备表明他愿意走多远，但他想方设法地预示了灵活性。散会时他强调，第二天发言时要把我们的要求考虑进去——这种话以前我们从未听见过（午餐休息时，他把我拉到一边，再次强调说他不好对付政治局里的同事们，他们认为他太灵活了。果真如此，我倒想象不出他那些持强硬路线的同事们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审慎地向总统报告说：

从这次会议还不能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现实一点说吧，在B-52集中轰炸之后，要让他们在谈判的第一天就在争论问题上妥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可能在采取技术性会谈中的基本做法，在那里第一天他们也未作出多少让步。另一方面，也可能他们又在像十二月份那样顶我们。按照这种设想，上周技术性会谈的进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手法，用来抵消他们在国际监督机构问题上的立场在宣传方面的弱点。明天上午十点再开会，这次他们的意图应该表现得比较清楚了。

一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谈出现了突破。同在十二月份一样，会谈在越方和美方两地间交替进行。盖伊上校在离凡尔赛不远的圣侬-拉布雷泰什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发现了一所美国商人的住宅。那里在会议休息时间，可以在绿油油的环境里比较安静地散散步。我们很快就发现，黎德寿是为达成协议而来的。他建议，让阮基石和沙利文用全天时间搞议定书，而不要参加我们的主要会谈。我同意了。他接着说：

为了证明我们是在严肃地、真心实意地寻求尽快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彼此的立场。自然，双方都要作些让步，并且要礼尚往来。如果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那就不可能达成协议。这些你同意吗？

我很同意；不过事实上我的诚意几乎没有得到考验，因为黎德寿实际上接受了我们十二月十八日的建议。他同意了选举后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轮会谈最后的草案文本，包括会谈期间他所作的全部十二处修改。他同意了我关于非军事区的折衷方案，这是他在十二月份坚决拒绝的。那天正值尼克松六十寿辰。我向华盛顿报告说：

今天我们以在谈判中取得重大突破庆祝了总统的生日。总之，我们解决了协定文本中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签约方法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有关谅解方面也取得了建设性的开端……

越南人以前曾几次伤我们的心，所以在一切敲定之前我们还不能说成功。但是气氛和实际解决问题的作风和十月份差不多，这是十月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尽管最近几周我和尼克松的关系比较紧张，我还是应该从心底承认：

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由于总统的坚定性，以及北越人看出来他将不为国会或公众压力所左右。黎德寿不止一次地向我说过这些看法。因此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必须保持强硬的姿态。丝毫的急于求成的表现都会是自杀性的。

尼克松马上回电：“我很欣赏你的生日祝贺和报告……如果对方照此行事，明天不走下坡路，你今天的工作是我六十年中所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重大事件很少有戏剧性的结尾。它们往往消失在众多技术细节之中。一月在巴黎，也是这样。非军事区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首先是如何签署文件才不致迫使西贡承认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临时革命政府这样一个神学似的问题了。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我们搞出一个方案。按这个方案，文件里不提临时革命政府；据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一个文件居然不把它的主要缔约方面全都提到，结束越南战争的协定可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媾和各方也没有在同一页纸上签字。南越共产党和河内同签一张；西贡和美国签另一张。谈判在一九六八年从争论桌子的形状开始；在一九七三年它实际上也是以争论同一个问题而结束的。

僵局一旦打破，紧张气氛几乎全部随之消失。除非河内发生突变，否则达成协议是势在必行了。黎德寿是关键。他现在同意，河内将在越南停火后的十五天内促成在老挝停火。唯有可怜的柬埔寨只能满足于口头保证。黎德寿重申了河内同红色高棉的矛盾：

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我们要和平，我们要越南和老挝的和平，越、老和平后，我们还要恢复柬埔寨的和平。因此，我对你们说过，越南和平了，部分的客观条件以及我们的主观愿望对柬埔寨的和平是有利的。但是老实说，我们同在柬埔寨的盟友谈问题，不如同在老挝的盟友谈问题那样容易。但是我深信，在越南和老挝恢复和平将为在柬埔寨恢复和平创造有利的条件，一些对此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是就我们而言，我们越南和平了，我们盟友的国家老挝也和平了，我们还想在另一个地方打仗那是不合逻辑的。

河内同红色高棉之间可能有些麻烦事，但是国会和公众不可能支持由于在柬埔寨问题上模棱两可就推迟停火。几个月来我曾为争取在柬埔寨停火作了最大的努力，但都不管事。这很令人遗憾。印支各国之中，柬埔寨人表现得最高尚，而且为他们的爱国主义牺牲得最惨——甚至是由于我们国家里有些人自称对我们所谓破坏了柬埔寨的中立表示义愤，然后在我们的部队早已离开柬埔寨，而北越军队和红色高棉正在剥削那个无辜的国家时，又竭力阻挠向柬埔寨人提供充足的援助。

在接近成功时，我们小组不再有十月份出现突破时的那种欢快情绪。十二月份的谈判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个越南间持久的相互仇恨。我们知道，同阮文绍还有一场尖锐的斗争。我们已经知道，河内领导人的一层和蔼的外表是多么薄。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专心致志的霸权狂战后还会继续下去。不过，我们虽知道维护协定需要斗争，但对做到这一点也是有信心的。我们现在已不存什么幻想，但是总有一种宽慰的感觉，因为危机已接近克服，而国内终于有希望出现一个治愈创伤的时期了。

我和我的同事们比尔·沙利文、温斯顿·洛德、约翰·内格罗庞特、戴维·恩格尔和彼得·罗德曼，接近尾声时又加上了国务院副法律顾问乔治·奥尔德里奇，在谈判期间每天工作十五小时，忙于审核草案，给南越人吹风，和华盛顿电报来往。（总是考虑周到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派来帮助我们解除背部疲劳酸痛的肯尼思·里兰医生给了我们很大安慰。）已经商定，在我们于巴黎完成各种文本后二十四小时之内黑格将去西贡。四十八小时之内对北方的一切轰炸都将停止。大约在一月十八日将宣布我于一月二十三日前后回巴黎以完成协定。从失败噩梦中解放出来的白宫，现在转而大力抓公共关系了。总统想在一月二十三日草签以前亲自露一下面。电报来往频繁。这时想选一个时机发表一项既有意义、又是低调而不致引起北越再度设置障碍的公告，但庆祝总统就职的活动使选择时机更复杂化了。西贡的任性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一直到一月二十三日才表示了同意协定。尼克松明智地决定，在所有各方最后签字之前，他决不应拿总统的威望去冒风险。

最后，一月十三日，星期六，我们在圣侬-拉布雷泰什的会晤地点，再次完成了协定草案，连同所有的谅解和议定书。两个代表团之间除了在休息时简短谈笑以外，从来没有什么社交接触。在最初的几次会议上，几乎不上什么吃的。后来，每个代表团在它的地方供餐，但不是在一处吃。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用餐。我叫人把菜端进来。越南人和美国人在餐桌上相间而坐。黎德寿和我为两国人民间的持久和平和友谊祝了酒。

在十一月二十日以来的谈判中，发生了几个变化。关于我们继续向西贡提供军事援助的规定已予扩大到实际上允许无限制的军事援助。描述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管理机构”一词去掉了，表明它实质上是无权的机构。由于取消了原草案中这个委员会在“维持停火、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它的职能进一步缩小了。对于非军事区，以引证过去建立该区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确切规定的方法，明确加以肯定。又加上这样一条，即各方保证不利用柬埔寨或老挝“去侵犯彼此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这一旨在建立安全地带的规定，目的是加强以前那个要求撤出外国军队的规定。现在扩大到一千一百六十人的国际监督机构已经准备好在协定签字之日开始工作。几处中伤美国的提法已勾掉了；另外有几处技术方面的改进。为有效实施协定所需要的所有议定书和谅解都已定稿。

值得不值得花这么大力气呢？这些变化是否重要到足以说明战争最后这几个月的痛苦没有白受呢？对我们来说，大概并不。但对西贡来说，几乎确实如此，因为这次战争的目的毕竟是为了争西贡的生存。很明显，我们认为十月协定是适宜的，否则我们就不会以它做基础。但是，任何协议的生命力都有赖各方的诚心合作。一旦阮文绍不干，我们只得忍受实际接着发生的一切。良心不允许我们把南越盟友不能接受的和平强加在他们身上，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一场本来是维护南越独立的战争。如果在选举前的两周期间我们企图这样做，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被谴责为拿千百万人的命运玩弄政治把戏。而且这种企图肯定会失败。后来还是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协定文本中做了约二十处修改，和以终止美援相威胁之后，才取得阮文绍的默许。

要求美国撤出的和平，对南越人来说是个打击。对于这样一个十多年来饱尝共产主义的恐怖和战争灾难的民族，不能突然把它加在他们身上。阮文绍需要为此做好细致的准备，并且使自己仍显得是一个越南民族主义者。他需要使他的人民适应我们撤退后的情况，并用不屈的姿态加强他们独立的心理。尽管他用的越南式做法很恶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破坏了我们美国内部的团结，但这都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他勇于斗争；从他的观点以及他了解河内的动机的现实来看，他是正确的。但这些都不能开脱他那种极端的、近乎疯狂的策略，以及他对我们的需要全不照顾的态度。

我曾仔细思考过，如果我在十月份同阮文绍打交道更加主动一些，这些问题是否能避免？如果我让他早些参加进来，也许他对我的意见会少一条。但是如果我把十月八日的原始建议告诉阮文绍，他的反应也不会有两样，而且由于建议还没有改进，他会抗拒得更为强烈。西贡反对协定的游击战会立刻打起来。这样，我们费尽气力用接受“时间表”为代价而争得的几点改进便会化为泡影。河内会更早地就把文本公布出去。我们将遇到强大的压力，要我们加以接受。我们谈判的地位就会削弱。河内十二月份的那一套做法会更早地出现。我们的谈判会失去基础。因此步子稳当些，反而几乎肯定会使协定更糟得多，改变不了西贡的态度，加剧我们国内的分裂，增加谈判破裂的危险。在十月份就把协定确定下来，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后来无法继续谈判，安全通过这场痛苦战争临近结束时不可避免的混乱局面。

至于十二月份那些令人头痛的事，责任在于河内。西贡提出的六十九处修改意见，虽然令人难堪，当时几乎全都处理掉了。我们已经接近完成了——河内忽然作出一个显然是战略性的决定而停止谈判，至今我也不能肯定完全了解它的缘由。因此，当时需要的关键性的“改进”不是什么有争议的具体条款，而是解决问题还是根本不解决问题之间的差别。在我看来，为此而经受十二月份的痛苦，还是值得的。

阮文绍软下来了

一月十三日我回美国，在华盛顿只停了一下，为把黑格带到比斯坎湾去。白宫负责公众关系的人要缩小我的形象的做法仍然看得出来。好多记者在等候，可是指挥塔命令我的飞机停到霍姆斯台德空军基地一个遥远的角落，连望远镜镜头都看不到的地方。

在这一时期，我和尼克松关系中的奇怪之处，如前所述，在于尽管有一种潜在的紧张——我可从他的亲信的态度中推断出来，而且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大多有所反映——我们彼此打交道还是很客气的。这个为了保卫自己的地盘可以这样无情、凶狠和狡猾的怪人，在私人交往中能够相当地和善。在午夜前后，我向尼克松报到。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直至凌晨两点半（我的生物钟是早晨八点半），回顾了谈判和经受过来的长期的折磨。虽然尼克松对我的一些做法使我不快，虽然他的一些策略我也不同意，那天晚上我却对他有一种奇特的温情感。他带领我们的国家走过了危难的时期，他神秘地作出自己的决定。他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到荣幸。最后，他努力维护了他所认为的国家的力量和尊严，而且他使国际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革。他的成就有赖于很大的才智和很多的知识。在胜利的时刻，他出风头是当之无愧的，但他遭到厄运的时候也未曾逃脱照明灯无情的照射。我们在这种温情的气氛中研究了我们的处境，以及如何取得现在看来如此接近的和平。我们用一种近乎友爱的语言交谈，就像经过苦斗的老战友最后重逢一样，尽管我们都多少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嫌隙已经太多，难以再合作下去了。

黑格将于次日晚（一月十四日）赴西贡，带去一个最后通牒，即使阮文绍不参加，我们也要签署文件了。一月十五日，白宫将宣布停止轰炸；一月十八日，宣布我将于一月二十三日返回巴黎去“完成协定”。尼克松将在那天晚上向全国发表讲话。外交部部长的正式签字将于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举行。作为对罗杰斯的一个安抚，我已同意不出席大功告成的场合。我们为之而斗争、祈祷、希望，也许甚至憎恨的东西——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卷入的结束以及和平——很快就要实现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西贡那个勇敢的小个子阮文绍总统的同意呢。尼克松决心压服他。他对我说，“残酷算不了什么。你还没有见过什么叫残酷呢，如果这个狗娘养的不听话，等着瞧吧。”一月十六日，黑格转交了尼克松给阮文绍的一封措辞辛辣的信。信里总结了协定的一切好处，并列举了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谈判中所争取到的改进。关键的一段如下：

因此我义无反顾地决定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草签协定，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署协定。我将这样做，如果必要的话，单独这样做。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将不得不公开说明，你的政府阻碍和平。后果将是无可避免地立即终止美国的经援和军援，这将是你们政府的人员变动所不能阻止的。然而我希望，鉴于我们两国在战争中曾经共过许多患难，我们将能够继续在一起维护和平并从中得到益处。

黑格奉命要求在一月十七日晚以前给予答复。

但是阮文绍还不肯屈服。他抱怨说，草案还缺乏“平衡”。他现在承认他的部队将能对付留在南越的北越人；但是他们继续留在南方是他有责任反对的一种心理上的挑战。黑格认为，就像我们多次认为的那样，阮文绍最后还是会同意跟我们一起走的。

阮文绍再次使我们感到吃惊。一月十七日，他交给黑格一封给尼克松的信，要求再作一次努力以争取作些修改，这次是修改议定书。但他一定也清楚，这是白费劲。文本已经冻结，谈判不能重开了。尼克松当天就作出答复。回信再次综述了前封信所提的论点和威胁，并要求一月二十日——总统就职日——早晨给以答复，那时黑格给该地区其他国家吹风后将返回西贡。届时不复，将被认为是拒绝。“后果将由越南政府承担责任”。

在我们的建议下，两位坚决支持西贡的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和巴里·戈德华特于一月十八日公开警告说，如果西贡在协定问题上作梗，它将危害它和美国的关系。在尼克松规定的期限的最后一天，一月二十日，阮文绍答复了。他说，他将派外交部部长陈文林前往巴黎，负责最后一轮谈判。这无疑是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法，暗示他将签字。他仍要求在文字上作些修改；他一定清楚，这一姿态纯为记录在案而已。尼克松马上回答说，他要求阮文绍第二天中午表示同意，不然他将告诉参院领袖说，阮文绍已拒绝合作。这将会引起种种随之而来的后果。（这几封信，和几乎所有其他信件一样，除去十二月十七日那一封外，都是我和我的助手所写，由尼克松签发的。）一月二十一日，阮文绍不失体面地软下来了。只要求美国发表一个单方面声明，承认西贡为南越的合法政府，并说河内无权在那里驻军。这同我们对协定的理解是一致的。协定并不准许外国驻军，而且在好几处提到“南越的主权”。我们做了这样的保证。

我当时相信，至今仍然相信，这个协定本来是可行的。它反映了地面部队的真正均势。如果这一均势得到维护，协定也可以得到维护。我们当时相信，西贡的力量足以对付游击战和低水平的违约行为。我们将采取报复行动的威胁可能遏制大规模的违约行为。我们希望，既然两党的两位总统都曾许诺给所有印支国家，包括北越以援助，如果新的情况能巩固一个足够长的时期，我们甚至可能把河内的注意力（和人力）转到建设任务上来。河内确实指示它在南方的干部准备进行长期的政治竞赛。我们将利用我们同莫斯科和北京的新关系来促进克制。

我们对河内的长远目标不抱幻想。我们进行了四年痛苦的战争和令人心烦的谈判，目的也不只是为了取得一个“体面的间歇时间”以便撤出。我们决心尽最大努力使西贡能在安全和繁荣的环境中壮大力量，以便在任何政治斗争中取胜。我们所寻求的，不是垮台前的间歇，而是体面的持久和平。如果不是由于水门事件引起行政权力的崩溃，我认为我们本来是会成功的。

---

[1] 麦戈文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的讲话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参看同年四月四日他在电视节目《今日》中的谈话以及二月九日合众国际社报道的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谈话（有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2]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纽约时报》。麦戈文在电视节目《与新闻界见面》中的谈话。见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日《华盛顿邮报》。

[3] 见奥里阿娜·法拉齐《采访历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版），第一章。

[4] 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共和》载约翰·奥斯本文章，重刊于奥斯本：《观察尼克松的第四年》（纽约：利夫莱特公司，一九七三年版），第二〇〇至二〇一页。

[5] 例如，见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尼克松的记者招待会；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尼克松的演说；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尼克松总统和阮文绍总统的联合声明；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理查森国防部长在《同报界见面》专题节目中的讲话；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理查森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证词；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理查森在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会议前对记者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我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马文·卡尔布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威廉·沙利文大使在《同报界见面》专题节目中的谈话，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和拨款委员会收集的资料，《向南越提供紧急军援以及经济和人道援助》（一九七五年），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五年）上《拨款委员会听证记录》，第十九至二四页。

[6] 引自威廉·肖克罗斯《西哈努克的立场》一文，载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纽约书评》。

[7] 回顾起来，我认为对这一建议或许值得作更加充分的研究。但我依然认为要南越释放几千名越共干部是一笔不公平的交易，这样做的后果意义要大得多。

[8] 见《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七二一页。

[9] 十二月六日总统给我的电报全文见《尼克松回忆录》，第七二九至七三〇页。

[10] 在十月协定草案中，各方同意删去“建立一个管理机构，称为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中“管理机构”一词，只说各方同意“建立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

[11] 《尼克松回忆录》，第七三一页。

[12] 《尼克松回忆录》，第七三三页。

[13] 《尼克松回忆录》，第七三六页。

[14] 例如，见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基辛格》（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四年版），第四一三页。

[15] 我现在用词比较谨慎了。

[16]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华盛顿邮报》。

[17] 见冈塔·卢埃著《美国在越南》（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四一三至四一四页（脚注从略）。

[18] 对白宫人员当时情绪的很好的叙述见威廉·萨菲尔著《下台之前》（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六六六至六七〇页。

[19] 见查尔斯·W·科尔森著《再生》（新泽西州：老塔班市精选书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七九至八〇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