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红四野”王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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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延川县县级机关第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反修战斗队”建立不久,各单位相继建立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20多个,有“毛泽东思想指挥部”、“红旗战斗队”、“兴无灭资总部”等等。为表现各自组织的正确性,“造反派”之间互贴大字报,相互攻击对方是“保皇派”,标榜自己的造反组织是“革命派”。延川县大街小巷,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造成纸张短缺。

当王卫国从北京串联回到延川县时,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然开展得如火如荼。疯狂的年代,只是一名延川县初中三年级学生的王卫国,也疯狂地在延川中学的校园里,借着风势,联络了初中部的同学,真就成立了一个“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或“红四野总部”),扛起了“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大旗。

历史上的“第四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它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简称“四野”。缔造者是林彪、罗荣桓。这支队伍,能打硬仗,而且战无不胜。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延川中学的这一派学生造反组织起了这么个震天动地、响遏行云的名字,也是希望能像当年的“四野”一样,勇往直前,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吧。

延川县还有另一派也自称是“红色造反派”的组织——“延川县红色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延总司”或“司令部”)。

到1967年3月,革命大辩论逐渐使观点相同、意见相投的“造反派”相互联合,而观点相对立的则水火不相容。

“延总司”与“红四野”均是延川中学的师生组织成立的,但后来发展成为当时延川县“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别。

回到延川县的王卫国,由于平时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再加上出色的文才,自然成为班内“文革小组”成员。班主任常有润老师是班上的当然领导,小组中的三个成员都是班上不安分人物,调皮活泼,能言善辩。后来,这三个人成了一派的主要头头。而王卫国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显得更为突出,被“红四野”的群众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又后来,延川县几个群众组织联合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红四野总部”,王卫国被推选为“红四野总部”军长,主管宣传工作。

他带头写充满革命豪情的大字报,揭发当权派。他写的大字报,文笔洒脱犀利,看问题敏锐深刻,就连成为路遥这一派的敌对方的语文老师也招架不住,他的文学才情得到了最早的施展和发挥。对于这场运动,路遥是狂热的,他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最终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为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成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他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上面刻着“王卫国”三个大字。(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

当时,“红四野”的战友尊称王卫国为“王军长”;而对立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县城的一面墙壁上,有这样的大字报,上面醒目地写着:打垮“黑四野”,勒死“王喂狗”!

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红四野”军长王卫国,从小做惯了“孩子王”的权力欲望大大得到了满足。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里,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以他的学识,以他的博闻强记,以他在延川县无与伦比的口才,再加上文学造诣做基础,用极具煽动性和鼓动性的文章、演讲,王卫国一呼百应,八面威风,成为延川县城极有权力的大人物,可谓少年得志。

1967年1月8日这一天,延川中学等20多个县级机关红卫兵组织联合召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会上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虽然陕北的冬天寒风凛冽,然而,红卫兵们却是热血沸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谁要不革命,就滚,滚,滚,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高呼着口号,一次次发誓,要把延川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

待过了一个人心浮动的1967年春节,3月初,斗志昂扬的红卫兵,进入延川县委,赶走了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一举夺取了权力。延川县委、县人民政府陷入瘫痪状态。

此时,运动的焦点集中在对当时延川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的看法上,逐步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最后焦点集中在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同志身上。

以“延川县红色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为主的一派群众组织,认为张史杰是延川县最大的走资派,应打倒;以“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为主的一派群众组织认为,张史杰是当权派,但不是走资派,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打倒,而应保护支持。以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为基础,形成了两大派。即当时人们所称的“司令部”和“红四野”。

当时,“红四野”的大多宣传材料,出自路遥和贺仲民之手。有一篇由路遥起草的文章,题目是《十字街摆下控诉台,土皇帝大骂造反派》。文章主要内容是“红四野”派撤出延川县城后,“司令部”进城,利用本县籍的一位县领导,在延川县城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十字街,作表态演说,其演说的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可想而知的。路遥的这篇文章被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为“红四野”赢得了多数城乡民众的支持。(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两派“造反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

按照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两派都向对方进行压制、打击,不准对方发表意见,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这就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从动拳头、扔石块,发展到用棍棒、钢钎进行厮杀,最后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进行武斗。

1967年11月3日,这个日子对于走过那段岁月的延川人来说,记忆犹新。这一天,延川中学“延总司”在延川县大礼堂举行文艺演出,庆祝该组织前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一周年。各个公社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晚会,同时,还邀请了延安、甘泉、清涧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晚会开始进场时,“红四野”一派的部分学生进场被阻拦,发生争执。随即,“红四野”的一些学生用砖头、弹弓袭击会场。随后,两派学生在延川中学校园内用砖头、弹弓相互袭击。第二天,“红四野”动员了南河公社五六百个农民进城,殴打了“延总司”的学生、干部,并将“延总司”赶出了延川县城。

这一天,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由“文斗”转向了“武斗”,后来这场事件被延川人称为“11·3”事件。

事后,两派各显“神通”。1967年11月下旬,“延总司”抢劫了永坪公社的步枪13支,子弹160发。

“红四野”也不示弱,1967年12月4日,“红四野”配合延安地区“联合造反指挥部”抢劫了延川县人民武装部的轻机枪4挺。

1967年12月下旬,“延总司”两次策划抢劫永坪油矿武器,抢劫子长县热寺湾公社枪支未遂。同月,“红四野”在文安驿、城关、永坪等公社粮站抢劫粮食3万余公斤,又先后抢劫贾家坪、张家河、关庄等八个公社以及县公安局、银行等单位步枪59支、手枪19支、子弹300余发。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7月下旬,抢劫事件连连发生。“延总司”抢劫志丹县人武部3支步枪、1支手枪和2门八二炮;抢劫定边县人武部18挺机枪、36支步枪,还先后抢劫了城关、永坪粮站粮食、粮票,以及永坪商店、永坪供销社、延川县百货公司、县委办、税务局、民政局等单位各种物资,总价值达10万余元,现金7.4万余元。

“红四野”在抢劫风潮中,同样疯狂。1968年2月4日,“红四野”强行提取延川县人民银行10万元巨款;5月27日,“红四野”抢劫稍道河粮站小麦1万余公斤,还有粮票500余公斤,并在县百货公司轻易得手棉布、糖酒、纸张、成衣、布票等物资。

两派不仅物质丰富,而且均拥有置人于死命的杀伤性武器,使得延川县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不过,这场“内战”的双方都是为保卫和拥护同一个领袖,为达到同一个“革命目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面对死亡时,两派也都在念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武斗期间,“延总司”武斗队编成四连,大约140余人,与“延安联总”(“8·28武斗队”)联合,共同与“红四野”为敌;“红四野”武斗队编成12支队,不足100人,与“延安联指”(“12·8武斗队”)挂钩,形成同盟,与“延总司”为敌。

两派武斗中几次枪林弹雨的交锋,在《延川县志》里有如下记载:

1968年2月13日,“红四野”武斗队12支队,乘车行至冯家坪公社段家圪垯一带,埋伏在黄家圪垯沟口,派小股队员向永坪油矿电厂逼近,并开枪射击,引出油矿“红工总”一车武斗人员,双方交战,“红工总”被打死1人,“红四野”1名队员被俘,后带至永坪致死。

同月24日,“延联总”武斗队在延安城南杨山袭击“红四野”武斗队,打死“红四野”5人,打伤2人。

1968年3月14日,凌晨5时半,“延总司”联合延长油矿、清涧武斗队攻打延川县城,“红四野”死亡3人、伤1人。

1968年4月5日,“红四野”武斗队配合延长同一派武斗队,在交口镇攻打“延总司”一派驻守武装,“红四野”七支队被打散,“延总司”一派死亡1人。

1968年4月17日,“红四野”配合“延安联指”武斗队,与“延总司”武斗队在白家原交战,双方共死伤8人。

1968年5月17日,“红四野”武斗队袭击永坪,被永坪油矿“红工总”武斗队打死4人。

1968年5月20日,早饭后,“延总司”武斗队乘10余辆汽车,向延川城关粮站开进,行至拐峁,“红四野”武斗队在城内的哨兵鸣枪报警,双方随即交战,“红四野”武斗队死亡1人,被俘数人。

1968年5月29日,“延总司”武斗队随同“延安联总”攻打在姚店驻守的“延安联指”,“红四野”死亡5人、负伤4人。

如果将这些冰凉凉的记录还原为当时的真实情景,究竟哪一件与作为“红四野”领袖之一的风云人物王卫国有关呢?恐怕,即使是当时的参与者也很难说清楚。

这些忠心耿耿的“毛主席的战士”,在造反过程中,无论哪一派中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真正扛着“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帜,是真正心怀“永远做毛主席的忠实的战士”的信念,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所以,每个人都斗志昂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激情投入这场看不到结果的政治运动中,谁不参与、谁不投入,在当时的形势下,反倒是非正常的,谁都无法真正做一个事不关己的逍遥派,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不由自己:

在政治层面上,像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路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满怀着一腔赤诚。

在心理层面上,“文化大革命”给路遥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提供了压抑的、抗争的心理的一个巨大、宏阔的宣泄场,提供了发挥潜能、显示才干的自由空间。(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这是根本无法追究个人责任的全民运动。

但是,事态随着武斗的开始,流血事件不断增加,性质发生了变化。

这一派打死了那一派的交通局长,那一派打死了这一派的民政局长,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各派城乡大联合后王卫国为军长的“红四野”暂居上风占领了延川县城。使得城里的另一派没有逃掉的人成了人质,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晓雷《男儿有泪》)

1万多“红四野”造反战士,在赶跑了对立面——“延总司”人员之后,牢牢地控制了延川县城,被赶出城的另一派——“延总司”的营地则安在了永坪镇。

“红四野”一方面防备着对立面的突然反攻,一方面也准备着“荡平”延川全县。这个阶段,王卫国和他的“红四野”军的战士,风雨同舟,同吃、同住、同革命。

将王卫国一手提携起来的班主任——常有润老师,后来竟与王卫国成了对立面,而且是对立面中观点坚定的死硬分子。与对立面誓不两立的王卫国与他的班主任的感情却没有破裂,他们只是互相回避,逃开接触。王卫国一派想整垮这个班主任,但王卫国暗中保护,使得班主任幸免于难。

在战云笼罩的县城内,提心吊胆的还有一个人,他是王卫国的语文教师。语文老师很早发现这个学生有怪才,爱演戏,随便弄几个人就能上演《红岩》、《千万不要忘记》,而且爱演反派角色,《红岩》中扮演徐鹏飞,活灵活现。要写起作文来,那快得厉害,不用多大功夫就交卷。有戏剧性的是,语文老师也成了他这位学生的对立面,而且他俩分别是两派中的笔杆子。但打起笔仗来,老师的严谨扛不住学生的犀利,老师的正儿八经抵不住学生的自由挥洒……后来,笔杆子换成了枪杆子,老师只好抱头鼠窜,借口去上海学习一月风暴之经而躲避了四五十天,回来之后,却发现县城成了王卫国一派的一统天下。为了以攻为守,保护自己,他壮着胆子去了“红四野”总部,对着当年的得意门生而如今是对立面首领的王卫国说:

“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敢把我怎样!”

王卫国说:“老师你不用怕,观点不一样,人身安全不会有威胁,你放心,在延川县城你会畅通无阻!”(晓雷《男儿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