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一段话。它是针对当时“中派”认为所谓农会举动“过分”的言论而讲的，本意在于告诫人民群众，革命不能温文尔雅，必须坚决彻底。这段话，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至尊宝典。“造反派”们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歌，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打倒一切、推翻一切。

为了读书，7岁的王卫国离开亲生父母，被过继给大伯、大妈；为了读书，大妈靠着乞讨供养他上初中。读书升学是王卫国谋得一个公家人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的唯一途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王卫国继续读书升学的梦想化为泡影。此时，时代好似为王卫国提供了一条比读书升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陷阵，就可以前途无量。

王卫国狂热地投入到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自然有着朴素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同时，改变个人命运可能也是王卫国内心更大的驱动力。对于整个中小学时期没有吃过几顿饱饭的王卫国来说，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吃饭，就是做文章。

平心说，路遥对这场“革命”是热衷的。不为别的，就是为有口饭吃。路遥对我讲起这段历史时，曾是泪流满面。后来他开始写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县各中学停课闹革命阶段，延川中学的灶房还正常供饭，每日三餐按时开饭。

现在在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樊俊成回忆说：他与王卫国在延川中学共同生活了大约9个月。白天一起参与“文化大革命”，夜间同睡一炕，这期间的生活、开销不分你我，谁有饭票与钱，谁就主动买饭，当然，樊俊成买的次数比王卫国多得多。

早饭我与路遥基本不吃，中午饭菜品种有选择的余地，主食有白面馍馍、玉米团子、小米干饭；副食有甲、乙、丙三种烩菜，甲菜是黑豆芽、粉条、萝卜片与少量猪肉片合成的大烩菜，三角钱一份；乙菜是萝卜片、土豆片、粉条烩菜，菜汤中漂浮少量红油花，一角钱一份；丙菜是水煮土豆、萝卜、白菜片，菜汤中有少量油花，五分钱一份。我和路遥每天能保持吃一份甲菜，两份乙菜，每人吃一个白馍，不足部分只能玉米团子或小米干饭。下午饭每人喝一份豆钱稀饭，吃一个玉米团子与小菜就算完事。（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有一天，王卫国与战友们正在宿舍里讨论“军情”，听见学校院子里传来“卫儿、卫儿”的呼唤声，王卫国急忙跑出去，原来是大妈来县城赶集，给王卫国送干粮来了。

个头不高的大妈，面颊晒得红红的，穿着一件农村常见的偏襟夹袄，右手提一只野榆条编织的小筐，里面放着几块玉米团子，团子上面还用一条半新的白羊肚毛巾盖着，大妈的左手提着一个装煤油的小黑釉瓷罐，站在校园里张望着，并一声声地呼唤着“卫儿”。

王卫国和一同出来的同学将大妈迎进宿舍，请她坐在炕上休息，并打来开水倒在碗中端来给大妈喝。稍作休息的大妈，起身就要赶着回郭家沟。临走时，大妈给王卫国手中塞了一张皱巴巴的五毛钱。

这是大妈这一天卖的一点洋扁豆（一种药材）的收入。

大妈说：“卫儿，拿着零用吧。”

然后，大妈提着那只空了的野榆条编织的小筐和那个小黑釉瓷罐，一步一步走出延川中学。大妈矮小的身影很快就在延川中学门前的大坡下消失了。

那时，天色已近黄昏。

那天，宿舍里的同学分享了大妈送来的干粮。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步升级，“红四野”的营地固定在延川县城，设立了统一的灶房，专供当时参与人员用餐。这个阶段，再也不用每天为吃喝费心了。以前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农村孩子，现在可以放开肚子吃猪肉，这就是最大的好处，但结果是，平时王卫国没有吃过什么有油水的饭菜，现在放开了去吃，竟然就被肥肉腻住了，吃不动了，到了后来，一见猪肉，王卫国就反胃，就想呕吐。

梦魇般的“文化大革命”步步深入着，而且花样愈加繁多：“斗私批修”、“破四旧”、“割资本主义尾巴”、“文斗和武斗”，这些充斥着暴力字眼的文字和背后的粗暴武力，每个字、每件事都让人感觉心惊肉跳。

这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在当时的具体表现，无非就是要把本来和睦相处的人分成两派，挑动双方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在这场“革命”里，没有朋友、没有夫妻、没有父子、没有感情……一家人正吃着饭时，都可能因为一句话不和而剑拔弩张，开始口诛笔伐；同学之间或是家人之间，甚至正在恋爱的情人之间相互通信，开头都要来一段“最高指示”，倘若信中流露半点与当时“革命”相悖的语言或是情绪，那就有可能被收信人告到“造反派”那里；还有，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妻，很可能在某个早晨会到“造反派”那里去揭发对方的“反动言论”，也是不足为奇的，然后，妻子儿女纷纷要和你划清界限……

个人崇拜之下，一人正确，其他全都沦为猜忌。今天是革命的小将，明天可能就要站在被殴斗的前台；今天慷慨激昂，明天可能横尸街头。

“造反派”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着悲剧；同时，“造反派”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从文斗转向武斗过程中，局势逐步混乱甚至血腥。王卫国领导的“红四野”，在一场大型的武斗中，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让王卫国牵连其中。

这起发生在1968年3月17日的事件，是王卫国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也许正是这起事件，才迫使一位有着政治情怀的年轻人，从此转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延川县“红四野”和“司令部”两派200余名武斗人员，在贺家湾公社五华里开阔的山塬上，遭遇了激烈的枪战。“司令部”一派损失惨重，包括“作战部”部长白振基在内，死亡四人，重伤两人。

应该说：这是一幕历史的悲剧！

有资料证明：白振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至1945年，先后为中国工农红军一军团二师特务队战士，115师工兵营指导员，山东菏泽游击队、黄河支队十一团四连指导员；1947年任固安县安太自卫军营长；“文革”前，任中共延川县委常委、财贸部长；“文革”中，他怀着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参加了“延川县革命造反司令部”，并担任了这个群众组织的武斗队“作战部”部长。

这位老红军战士、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曾两次在战场负伤，在建国后的地方工作中，他又做了许多对党和人民有益的工作。他的死，在延川县的广大干部与群众中，引起如何巨大的义愤，可想而知。（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1968年清明节前的某一天，武斗的枪声再次划破了延川县城早晨的宁静，驻扎在县城的“红四野”，收来哨兵的报告：“延总司”的大队人马已经打到黑龙关，气势如虎，来势凶猛。

“红四野”的主要成员得到此消息，立即作出决定：迅速将“红四野”撤离出延川县城。具体的撤离方案是，先组织一部分武装人员，到拐峁村山头作掩护，保证“总部”成员与有关人员安全撤出，不到万不得已，不准正面与对方交火。另外，紧急动员“红四野”大部人马向县城的南面撤离。

大约在上午的11时许，“红四野”全部人员顺利撤离了县城，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恶斗。当天，“红四野”和“延总司”两方面，都没有人员伤亡。

王卫国随着撤离出延川县城的“红四野”的一部分成员，步步向南撤退，最后落脚在西安市东郊的韩森寨，在一家名为东方红的宾馆住了下来。还有一部分主要成员——樊俊成、张益民、李玉龙、陈春斌等十几人，留守在延川县境内，主要任务是保护照顾隐居在农村的县委书记张史杰同志。

196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发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经解放军驻延“支左”部队斡旋，王卫国担任了“红四野”的谈判代表，与对立面“延总司”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延川县两派群众组织相继解散武斗队，上缴武器，武斗之风遂被刹住。

“支左”的解放军，用卡车将撤离在延川外面的“红四野”成员拉回到延川县城，参加各派别的学生也分别送回到各自的学校。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行命令两派无条件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1968年9月15日，根据陕西省革委会指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和《延川县革命委员会通告》，宣布“即日起延川县党、政、财、文大权归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是延川县最高临时权力机构”。同月，延川县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川军事管制小组，代行原公检法职能。

“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年仅19岁的王卫国，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被结合进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中，成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个19岁的农村青年竟然能够进入县级权力机构占据显赫位置，这件事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有意味的：一、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提供给人的不多见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出现，既不说明社会公正，也不说明秩序，恰恰相反，它说明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常态的健康运转的社会，人们得到的这种机会只能是转瞬即逝的；二、这一切对于当事人路遥来说，却是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他第一次不是以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的角度，获得了审视社会和内心世界的视角。

这是非常重要的理性的审视。理性，不仅仅帮助他观察了生活，使得他知道那些逝去的岁月的价值，同时也照亮了他的人生之旅，他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未来人生的期求。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认识的那个路遥，如果说他身上有什么独到的东西的话，那么这种独到的东西也是从他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产生的精神生活中形成的。

这都是以后路遥要在他的作品中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陈行之《路遥逝世十八周年祭》）

王卫国虽然担任了这个相当于现在副县长一职的革委会副主任，却是延川县最高临时权力机构中的摆设。军队代表和革干代表副主任，是当时延川县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这些人有职有权；而王卫国的副主任，只是群众代表，不算是国家正式干部，他依然还是农民、学生身份，没有工资。

《延川县志·新中国成立后县长、主任更迭表》中，记录了王卫国的任期时间（1968.9—1973.8）备考栏注明：“群众代表”。因此，王卫国直至1973年9月进入延安大学就读之前，一直在形式上担任着“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

上任之后的王卫国副主任，开始了不停地参加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先是要交代策划大规模武斗的情况；然后，又接受怎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审查，三五天上交一份“斗私批修”的检查。好在王卫国仍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即使不停地接受各种学习、检查、审查，仍然能在闲暇时，抓紧做他感觉唯一要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多读书。每读完一本书，更渴望继续读下一本书。王卫国对前来看望他的曾经的“红四野”战友樊俊成说：

只有不断地读书，充实自己，才能创造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本钱。（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1968年12月下旬，延川县的冬季征兵工作在苏联边防军出动的装甲车的隆隆声中、在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苏联军人登上珍宝岛，制造出“珍宝岛事件”的枪炮声中开始了。

王卫国的很多同学，以及“红四野”的战友们纷纷报名应征。王卫国也想报名当兵，这是走出偏僻山区、走出贫困的一条路，但是，当作为闲差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卫国去报名时，却遭到了拒绝。

有一天，已经通过应征体检的樊俊成，到延川县城来找王卫国，很希望王卫国能和他一块儿参军，再次成为一同为国效力的战友，可是在延川县城却找不到王卫国的踪影。几经打听，才得知王卫国在县城北的黑龙关农中，正参加一个对外保密的学习班。

现在情况有变，自上而下都举行三原学习班，主要是审查每个领导干部，凡参加学习班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认识、问题向组织说清楚，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组织结论，以便今后重新工作。他又问我，有什么事抓紧说，我只请了15分钟的假。我一看他那么紧张，就直接说，现在开始征兵了。我已报了名，体检也合格，希望咱们一块去当兵，保卫祖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你是如何打算的？他说，开始我也很想报名当兵，但是人家说按规定我走不成，后来就到这里参加学习班，看来，今年我是走不成了，你就先走吧，我以后再说。（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1969年2月的一天，已经被批准入伍的应征青年，换上了新军装，在延川县城集合，延川县革委会在县人民委员会大礼堂举办了欢送新兵入伍的文艺晚会。第二天上午10点，新兵起程出发，奔赴各自的部队。秧歌队与夹道欢送的人群，一直将新兵送到县汽车站。新兵乘坐的卡车路过县城北黑龙关农中大门口时，王卫国也站在了人群中，他听见了他过去的同学、战友在卡车上呼喊着他的名字，王卫国也向战友挥着手，口中回应着他们的呼喊。很快，卡车在王卫国眼前颠簸离去，蔓延开来的黄尘遮蔽了卡车上的军绿色。绝尘而去的是别人的命运，王卫国自己的命运出路在哪里？

看不到自己人生前景的王卫国陷入一片迷茫。

王卫国必须回到现实中，继续不停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交代策划大规模武斗的情况，继续接受怎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审查。

在路遥的生命里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人物，且鲜为人知。这个人叫申昜。七十年代初期，他先后担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县委书记。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有胆略、有远见、敢于坚持正义的党员干部，路遥在八九十年代的故事也许不会发生，他的人生履历将会是别样的内容！（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全国性的军事管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川军事管制小组，代行原公检法职能。所有的刑事案件，都由这个小组拍板定案。

此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申昜同志，面色冷峻，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领导同志《关于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一案》的案情汇报和与会同志激烈的争论：

1968年3月17日，白家塬“武斗”的枪声在天黑时才停止。夜幕中，双方武装力量撤离战场。身受重伤的白振基和他的警卫员井某两人留在山上。前半夜，两人躺在一起还能拉话；后半夜，井离开白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无力爬行，就地躺下。此时，再喊白，已无回音。第二天早晨，“四野”武斗队清理战场时，由王卫国等人将白振基推进山水冲开的“天窖”，并向天窖又开两枪……

有人认为：3月18日的早晨，白振基的死与活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后半夜”他的警卫员井某独自向前爬二三十米，喊白已无回音。由他证明白还活着，不能认可。

有人认为：白振基即便已死，将尸体推进天窖，属破坏尸体，应依法逮捕王卫国！

两种意见，互不妥协。

其实，坐在军代表、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身边的申昜同志，也是刚刚走出造反派的“牛棚”，来延川县工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他对这个县文化革命的情况却非常了解。开先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辩论、吵嘴打架，逐步发展成有工人、农民和县、社党政干部参加的跨地域的“武斗”团体。延川两派的武斗指挥，都是解放战争中担任过营、团级职务的军转干部。武器装备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军队伍。他们不仅拥有了“五四式手枪”、“半自动步枪”，而且还有了机关枪和大炮……（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武斗中不幸死去的老红军白振基的妻子和他的儿女，在悲伤和感慨中，企盼着为亲人讨个说法。

面对老红军出身的白振基同志的遗物，面对同样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投身“文化大革命”，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延川县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斗部队“作战部”白振基部长的遗像，申昜的内心万分沉痛。究竟是谁导演了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时代悲剧”？追本溯源，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没有人回答他，更没有人想到要去追问，这是悲剧中的悲剧呀！难道，现在所有的悲伤、满腔的悲愤和声讨追究的罪责，都要由具体的人去承受吗？追究的仅仅是具体的事件吗？

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倾听核心小组会上的激烈争论，申昜同志的眼睛湿润了：他为白振基这样有着光荣历史的老党员、老干部的不幸而痛心和悲哀；也为王卫国这样仅有十八岁的青春年华而珍惜和关爱。

我想，现在的许多读者，恐怕很难理解申昜同志，此时此刻的情感世界正处于如何剧烈矛盾之中！

申昜同志从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关于白振基死亡案件”的案情报告和与会同志的争辩中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沉默多时的他，终于讲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语气平静地说：这个案件，有两个关键。一、三月十八日早晨白振基已经死亡还是活着？白振基的警卫员井某证明：前半夜他俩躺在一起，还能拉话，后半夜，井某独自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喊白振基已无回音。而就他一个人执意证明白振基还活着，很难认可。（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武斗”阶段，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已经失去或者削弱了他们在武斗中的“决策”位置，学生们已经不是武斗的主力。具体到白振基的死亡案件，当时的武斗行军队伍很长，不是一齐到达白振基跟前的。是谁最先发现白振基的？是谁动手将白振基推进天窖？是谁向天窖开了两枪？验尸时有无枪伤？案件的许多关键问题都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轻易就逮捕王卫国呢？申昜建议，专案组要重新认真调查此案。

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根据申昜同志的建议，对“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案”做出了重新复查的决定。

后来调查的结果是：白振基在三月十八日早晨已经死亡，将白振基尸体推进天窖也与王卫国无关，此案了结。终于，免除王卫国的这一场冤狱之灾！（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王卫国“涉嫌武斗中致死命案”虽然了结，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之前已经被口头上免去，像后来他创作的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1969年冬天，王卫国从延川县城，回到了郭家沟小山村里，回到养育他的那片厚重朴实的土地上，重新开始了一个农民的生活。

不管日后人们将怎样评说路遥，也不管学者和评家将怎样研究他的人生和作品，在我看来，路遥拼力搏击的一生中，潜意识里一直有个支撑点，那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摆脱苦难和贫穷的童年带给他的诸多屈辱和阴影，但最终他也未能完全如愿。（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

王卫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表现，自然不能排除盲目狂热和个人动机，但一旦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中，个人的命运便不能按照自己期待的轨迹发展了。效果和个人动机发生了巨大偏差。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事态不断的演变，经历了其运动的路遥，政治敏锐性日益增强，政治思想也迅速成长，他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早觉醒、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代青年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