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结识曹谷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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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遥的创作生涯中,曹谷溪是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在陕北小有名气。他热衷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起之秀。按说,他与路遥“文革”期间分属两大派,所谓势不两立,但是他以文学事业为重,赏识路遥的才气,便倾心扶持。为帮路遥成长,他动过脑筋,想过办法,也受过气,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活动通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报上差费,让他拿上介绍信,四处采访,扩大视野。当时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都留下路遥的足迹,模范人物陈静亭,他也访问过。这一段的诗歌、小说创作,因受生活阅历所限,多是这方面的题材。(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

1956年,榆林地区的清涧县,在生活着王卫国亲生父母的老家,一个叫郭家嘴村的另一名少年——曹谷溪,同样是为了上学读书,从榆林地区的清涧县来到土地贫瘠、文化落后的偏僻小县——延川。刚刚成立的延川中学,三个初中班招收180名学生,可是,这个县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只有115名,只好从绥德考区调拨65名,曹谷溪就是其中的一名。

曹谷溪形容自己,在这个县,他有几件事堪称第一:第一届延川县高中毕业生,第一个“全县文化水平最高,烹调技术最低的炊事员”,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会员……早在1965年,曹谷溪就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62年,曹谷溪从延川中学毕业时,比曹谷溪小8岁的王卫国刚刚艰难地踏进延川中学的大门。那时,他俩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相识,是从这场疯狂的“造反有理”的派性斗争开始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路遥在延川县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路遥是延川中学“红四野”造反派的司令,也是全县一个大派的头头;我是彭真、周扬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虫”。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参加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上听取了彭真、周扬的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冲击。在那个地方,我是唯一听过彭真、周扬报告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唯一在群众中“吹捧”过彭真、周扬的角色。(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1968年的农历二月,陕北高原寒风刺骨,滴水成冰。被不肯离去的强势冬寒压迫的春天没有任何要到来的迹象。——天象总是能隐喻一种人间气象。

在延川县城唐坡,用来羁押罪犯的一孔石窑洞里,关押着一个快要冻僵的人,此刻,他的内心比身体还要冰凉。从窑洞门楣上方加了铁条,又糊了厚厚报纸的窗户,他难以穿透外面狭窄且昏暗不明的世界,更不知能否等到他人生春天的到来。

这个人,就是诗人曹谷溪。在躯体和心灵受到极度摧残时,再懦弱的人也可以视死如归,坦然地去死;可是,等待死亡的过程比死亡更可怕!

这一年曹谷溪才27岁。

这个既尽职尽责要干好炊事员而又不安心永远当炊事员的小伙子,洗锅涮 96碗后,就拿起笔鼓捣起文字来。他根据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创作了秧歌小戏《脚印》,在春节演出;他编写了许多新秧歌词,被县委宣传部以《秧歌百首》印发全县各社队推广;在县委当通讯员时又写了一篇通讯《一只手表》,居然被《延安报》发表。因了一首《镢头歌》在《陕西日报》加框刊发,以后有评论家给他戴上“老镢头诗人”的桂冠。(晓雷《男儿有泪》)

从烹调技术最低的炊事员,到因舞文弄墨成为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的曹谷溪,“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席卷而来后,他迅速成为被人民群众“批倒批臭,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一个“黑诗人”。

尽管受到批判,“老镢头诗人”曹谷溪仍然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他的最单纯、最朴素的信念,是坚定不移地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恰在这时,从北京发出最新指示,把陕北米脂的“101战斗队”树立为一面“文革旗帜”,曹谷溪为自己选择了立场,毅然表态,声明自己支持与米脂县同一个派别的延川的“延总司”是革命造反组织,自己愿与“延总司”风雨同舟。

与“延总司”站在一起,就等于做了“红四野”的对立面,牢狱之灾便不可避免。然而,虽然坐的是对立面的监牢,却时常得到对立面的人为他送上的干柴,送上的玉米饭,还串联着要搭救他出狱,还有传话说对立面的总头头王卫国,极为崇拜曹谷溪的诗名。这令曹谷溪感觉,对立面里也的确有好人,的确不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仇敌。

他在想象着那个叫王卫国的中学生军长,听说只有十六岁,就当了军长,领着他们那一派,抢了武装部的武器,占领延川县城,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在枪林弹雨中还能记得起我这倒霉的诗人?一丝自豪的情绪油然而生,看来,我还真的有些影响哩,一股甜丝丝的感觉代替了断腿断腰的疼痛。(晓雷《男儿有泪》)

大难不死的曹谷溪,在两派群众组织相继解散了武斗队,武斗之风被刹住之后,重获自由。此时的曹谷溪,对派性之争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下决心离开公社互相厮杀的派性强烈的人群,去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的人格和名字这个时候同时发挥了作用,曹谷溪被调到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的通讯组,做了一名又搞新闻又搞文艺创作的宣传干事。

进入县委工作的曹谷溪,正式见到已经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年仅十八岁的王卫国。英气逼人、踌躇满志的王卫国,对宣传干事曹谷溪说:“我早知道你,没想到今天才第一次见你。”

谷溪说:“我也早听到你的名字,还坐过你们的监狱。”

王卫国的脸上显出一丝尴尬,他说:“那些龟孙子们瞎日鬼哩,我一满不知道。尔格,我要拜你为师,跟着你学写作哩。”他说得很诚恳。

“不敢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也是瞎闹哩。”谷溪对着比自己小8岁的副主任表示着自己的谦虚,“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晓雷《男儿有泪》)

曹谷溪在延川县革委会住的窑洞是2排18号。作为延川县的著名诗人的谷溪先生,是这个县私人藏书最多的人,他的这孔窑洞里,有苏俄的《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大批著名长篇小说,有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各类名著,还有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诗歌集》、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飞鸟集》,以及裴多菲的诗选集……

求知若渴、酷爱读书的王卫国看到这些书时,兴奋得如同阿里巴巴意外发现了宝藏一样。只是,他不需要口中念着口诀“芝麻开门”,每次来到曹谷溪的2排18号窑洞,挟起几本名著便离去苦读。

正像他后来穿棉袄一样,走到哪里热了,把棉袄脱得撂下,离开时记不起再穿,冷得耐不住的时候,才发觉棉袄丢了,就再买一件穿在身上,热了又脱到另一个地方忘了。就这样,一个冬天,他会三件五件地丢棉袄买棉袄。他随身挟带的书本亦如同他穿的棉袄,在哪里看完,这书就放到哪里,离开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一本本名著如同一只只鹰雁,不知不觉间,羽化而飞。靠着一个一个铜板纸币积攒买书而又嗜书如命的曹诗人,每一次被王卫国这种刘备借荆州式的借书而去,尔后又果然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让他简直就有剜骨割肉般的疼痛。但任凭苦口婆心,绞尽脑汁,他也丝毫无法改变这种惨烈的结局……(晓雷《男儿有泪》)

2排18号不仅仅是王卫国借书取书的知识之源,而且是他们二人谈天说地的场所。

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斗争,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结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个久违了的字眼……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恶梦。(《路遥文集》第二卷《土地的寻觅》)

1969年4月“九大”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王卫国由于“文革”初期种种过激的武斗行为,以及一桩牵连其中的“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并于1969年11月回到老家郭家沟村务农。

那一天,革委会的军代表来到2排18号窑洞,当着曹谷溪的面,对着“文革”中当过“红四野”军长的王卫国宣布:经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停止王卫国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进行审查。

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刚从一个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做通讯干事。也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的副主任被免职。那一天,路遥正好在我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我想,这是路遥生命里程中最为困难的时期。刚刚免了他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他的恋人又通过内蒙古的一个知青向他转达决裂的意思。仕途失意,爱情失恋,使年轻的路遥非常痛苦,他当着我的面哭了,这是第一次看见路遥如此伤心地痛哭。

老实巴交的王玉德老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县长”的老子,王卫国的这个职务就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就“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一案”引起激烈的争论。(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从一名普普通通农家子弟的初中生,一步步走上全县红卫兵头头的高位,既需要组织、演讲、写作多方面的才能,也需要勇猛、狂热、强烈的“造反精神”。

虽然王卫国回到了郭家沟,但是,他与曹谷溪的友谊和联系却日益深厚和紧密。王卫国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艰辛之路,与曹谷溪的影响与扶助有极大的关系。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