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关于“学制要缩短”的教导，从1973年开始招收的学生，最长的学制是三年，后来，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直到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才恢复了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招生。

延安大学坐落于延安杨家岭山下，延河之滨，当年，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这所学校的旁边。这是一所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吴玉章曾任校长。1943年至1944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行政学院相继并入。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延安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和革命干部。

1973年的延安大学校园，十分的简陋，教学楼由两排窑洞组成，两排窑洞上方又加盖了一层砖瓦房。这一年，刚刚恢复招生时，只有四个系——数学、物理、化学和中文系招收了学生。中文系就在其中一排窑洞的二层上，只有一个班，共计30人，后来又从数学系转来一位学生，增加到31人。

73级中文系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延安和榆林的贫困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当时路遥年龄不满24岁，同学中有的比路遥大六七岁，已经有了妻儿，有的比路遥小几岁。

路遥能成为这31名学生中的一个，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延川县委书记申和当时的延安大学中文系主任，后来的延安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申沛昌在其中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幸终于就读于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高等学府，对于山沟贫寒家庭出身的路遥来说，意味着这将是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开始。路遥极为珍惜命运提供给他的这次机会。

去延安上大学之前，路遥将清涧老家的三弟——王天云（小名“四锤”）转到延川郭家沟。路遥知道，他这一走，很可能就意味着从此离开了郭家沟，离开了养育他的一双延川的父母。大伯、大妈年纪大了，身边必须得有个人照应。当年，路遥离开清涧县王家堡来到延川县郭家沟时，三弟“四锤”刚刚出生不久。现在，“四锤”已经是个15岁的少年了，在农村也能算是一个劳力了。有三弟来照顾延川的两位老人，路遥才感觉可以安心远行。

背上恋人林达为他准备好的被褥和衣物，怀里揣着林达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积蓄，路遥以一个顽强的奋斗者形象，一个痛苦的思索者形象，一个怀抱着文学情怀、执着于文学追求者的形象，踏上了他从延川走向延安的道路。

办妥新生报到手续，路遥就赶赴了西安，参加1973年9月5日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召开的全省文艺创作座谈会。

由于在《陕西文艺》（即《延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改刊版）1973年7月份创刊号发表小说《优胜红旗》，这是路遥在公开刊物第一次发表小说，是在陕西文坛崭露头角的开始，也标志着路遥正式进入中国当代文坛。路遥作为重点青年作者，参加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陕西省文学活动。

会议结束后，路遥从西安返回延安大学。这时候，班上同学已经相互熟悉，同学们将路遥看作晚到校的学生：

1973年9月初，延安大学中文系来了一名延川学员。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制服，挎着一个当时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黄帆布背包，脚上是一双浅蓝色球鞋；他个子不高，身体胖乎乎的，头部稍向前倾，留着青年运动发型；他脸刮得青亮青亮（全脸胡），单眼皮下两只深邃的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带着丝丝微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王路遥同学。（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

在班上沉默寡言，给人的印象是质朴而沉稳的路遥，早已明确地认定，自己上大学的目标就是为今后从事文学创作打基础。所以，读文学名著、学习如何创作、去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想，是路遥为自己定下的大学三年很明确的目标。于是，阅览室和图书馆成为他上大学最热衷去的地方。

一本接着一本读，有时在教室，有时在宿舍，有时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像久旱的庄稼苗遇上了一场垧雨，路遥尽情地汲取着水分和营养。他说：

延大是读书的好地方，依山傍水，特别是夏天，延河滩里清新凉爽，杨家岭上松柏翠绿，环境十分幽雅。

既然路遥读书是有目的的，有的小说就不止读一遍，而是两遍、三遍，甚至更多。一次他与几位文学爱好者交谈读书体会时说：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地钻研，要会享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

当时同学对他的“大拆大卸”只是理解为一般的文章结构和章节之间如何安排、联系、转折、照应。路遥却加上情节如何展开、冲突如何布局、细节如何描写、人物如何刻画等等。路遥对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就是这样精读细研的，而且还为《创业史》里的徐改霞的心事流下过伤心的眼泪。

三年里，他发奋看书，像海绵一样以最大的限度和空间来吸收各种知识，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他十分崇拜柳青，把《创业史》读了四遍。为了研究长篇小说，他熟读了《战争与和平》、《青年近卫军》、《堂吉诃德》等大量大部头中外文学作品。他的学习阵地是学校的阅览室，他每天坚持阅读各种报纸，了解国内外新发生的事情，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翻阅了五四时期以后的各种文学期刊和主要报纸，了解建国前那段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弥补自己有生之前那段生活的空白，大学三年里，路遥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徐来见《炽烈年华展雄才》）

当时，许多文学作品还被列为“禁书”，路遥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在很多同学起初还不知道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是谁时，在很多同学进校前连书名都不曾听说过时，路遥已经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悲惨世界》、《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红与黑》、《死魂灵》等等世界名著通读了一遍。

学校规定，不准学员“开夜车”，可他总是“闯红灯”。晚上十一二点钟了，我看见他在教室里专注地写作或者读书，有时埋头思考问题，有时用手指拔着胡楂子，显得焦躁不安，一种紧迫感使他这个二十出头的人，显得分外老面。我总是陪不过他，过了12点钟，我大都退回宿舍酣睡，而他仍然在空旷的教室里。

学员们都知道，他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的哲学名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本是柳青的名著《创业史》（第一卷）。他把这两本书啃得烂熟，不知翻了多少遍，还说他可以全部将它们背出来。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要在那两本书里掏出金来？”他笑着说：“金子倒没有，哲理却不少呀！”在党员生活会上，他总是侃侃而谈，见解精辟独到，的确令大家折服。（王双全《我们的班长》）

因为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的教学任务，被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所学的课程又是按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进行的。做事办事有明确目标的路遥，很自觉地按个人理想设计自己、塑造自己。他始终抱定一个信念，上大学中文系，就是要读名著、学创作，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奠定坚实基础。不能因为生产劳动耽误了读书，所以，在班级讨论读书与劳动的问题时，路遥总是与大多数人的见解不同，他强调书本和读书对于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他提出“不要把书本当作敌人”，要始终将书本作为良师益友的典范。

有这样的信念，路遥便将所能利用的一切时间，包括别人休息和娱乐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或者说已经开始构成了路遥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意义。

星期天休息的时候，路遥常常步行到延安城里，去当时在延安地区文工团做编剧的晓雷、李天芳夫妇家里或是其他朋友家里借书读。同时，也可以趁机改善一下伙食：

路遥上延安大学了，把我的家当作了他的家，每个星期日，我们清贫得只能用口粮中百分之三十的白面做一顿揪面片，但关于文学和人生的谈话，却是我们最好的佐料。他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在编关于延安的诗选，他谈他小时候吃不饱肚子，谈他在武斗时穿越林莽，眼看着与他同行的同学死在枪弹之下。他谈北京在延川县的插队知青为他打开的新视野和新知识，他谈他读基辛格的《外交几何学》，读苏俄和欧美的浩如烟海的名著，那么，关于《红字》，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茹尔宾诺夫一家》，关于普希金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就成了我们永远说不完的共同话题，而关于文学、关于理想、关于追求和未来，自然更是一切话题中的最重要的主题……（晓雷《故人长绝——路遥离去的时刻》）

恋人林达省吃俭用为上大学的路遥武装了一番——除了路遥背的那个“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书包外，衣服里里外外全更新了，而且有了一只手表。路遥对已经调到延安地区文工团的闻频说，这全是“林氏装备”（即林达购置的）。

吃着学校的“老三样”——白面、小米、玉米发糕，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就是路遥很喜欢的一道美味佳肴——他称这碗汤是“上等高汤”，“吃了干的，就要喝稀的，像水泥灌缝子一样，不灌实不成”。路遥的幽默常常引发了同学苦中有乐的笑声。

这时期的路遥已经是嗜烟如命，饥一顿饱一顿可以，但是没有烟抽绝对不行。他在看书、写作的时候，总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焦黄的食指与中指夹着香烟，大拇指顶着太阳穴，这已是他的习惯动作了。一天夜里，同学们在教室里看书看得很晚，宿舍早已熄灯了，这时大家带的烟全部抽完，担心回宿舍取烟影响同学睡觉，路遥就将教室里丢掉的烟把子一个个捡起，撕开来再卷着抽。路遥自嘲地说：“真乃穷酸也。”

作为中文系73级的班长，在同班同学眼中，路遥很有号召力，不是一个只读死书的书呆子。进校的第一学期，全校要举办歌咏比赛，路遥与班上的支部书记张子刚等同学一道编写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路遥修改定稿后，又由他请延安文工团的丁永光为组歌配曲。这样精心打造，又通过精心排练的节目，自然效果非常好，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受路遥的影响，当时全班同学都开始热爱诗歌，并学习写诗歌。

在路遥的倡导下，1974年，班上将学生创作的这些诗歌选编成一个集子——《烈火熊熊》并打印装订，散发给全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为了使这本诗集有一定的分量，我和路遥、白正明、许卫四位同学合写了一首压卷长诗，由路遥同学主笔，我记得写那首长诗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整整奋战了一个通宵。（张子刚《回忆路遥同学》）

校园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即使那时候的延安大学条件极为艰苦。从小就喜爱篮球的路遥，将篮球场当作了他最好的休息场。虽然路遥个头不高，但在篮球比赛时，猫着腰带球，三大步单手投篮的动作却是娴熟敏捷。

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实践的路遥，在大学的一个半学期结束时，其作品陆续在刊物上发表：诗歌《红卫兵之歌》（与金谷合著）发表在《陕西文艺》1974年4期，散文《银花灿灿》发表在《陕西文艺》1974年5期。

在延安大学的师生眼里，能将作品变为铅字，那简直是非常了不得的大事。路遥在延安大学成为师生瞩目的人物。

1974年，我到延安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说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个人著名因为两个原因：其一，在众多的中文系学生中，他是唯一把文学作品变为铅字的人；其二，这个人曾经是延安地区延川县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还当过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自然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

这个人就是路遥。（陈行之《路遥逝世十八周年祭》）

路遥上大学的20世纪70年代，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莫测，学校的教学，首先是必须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

1974年，正处于“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当时延安大学中文系由申沛昌带队，率一班同学到延川县进行“批林批孔”宣讲活动。

其他同学分到各公社、各乡村宣讲，申沛昌与路遥留在县上，负责同各地联络和协调。这样，申沛昌和路遥有了更多的时间朝夕相处，接触交流。因为路遥上大学前是回乡知识青年，又是文学爱好者，离开延川上大学之前，他就与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有着广泛的联系，结交了不少朋友，并且当时正和林达谈恋爱。

正因为如此，路遥的信息渠道不仅通畅快捷，而且内容丰富，题材重大。他所知道和传播的信息都十分敏感而又惊天动地。我记得他给我说，什么“批林批孔”，那只是幌子，实际上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总理的。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不过现在不能公开说明罢了。在同他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四人帮”的称谓。（申沛昌《十五年后忆路遥》）

懂得如何去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路遥，一切与此无关的事情，他都舍得割爱，甚至当作干扰排除掉。在班上担任了一段时间班长，凭他的政治才干，应该说是胜任有余。但是，因为做班长要占去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要少读许多的名著，因此，路遥毅然辞去班长职务。

能为自己说“不”，这就是在陕北黄土地上成长的路遥与众不同的性格。

那时候，大学校园纪律比较宽松，允许抽烟，允许打瞌睡，允许因为老师讲课不好学生可以离课。这些条件正是散漫惯了的路遥感到如意的。有时候，上课铃响了，同学们开始上到二层楼上的教室，路遥猫着腰怀揣着书由教室下楼一晃一晃地走出校门，或许是钻到杨家岭旧址哪个理想的旮旯，或许是到校门前的菜地埂下延河滩，一直看书到开饭前返回。有时候，老师在讲台上正讲着课，他趴在桌上漫不经心地听着听着，就会发出熟睡的鼾声。讲义发下来了，我给他放进抽屉，他不仅不整理不阅读，急用时，抓出来捏成一团，就进了厕所。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路遥是一个特殊的学生。（徐来见《炽烈年华展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