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冬天，大学即将放寒假时，《陕西文艺》编辑部主任董得理询问路遥，愿意不愿意到编辑部来帮忙工作一段时间？路遥表示愿意。

那时候，大学里提倡“开门办学”，学生经常到社会上搞各种活动，编辑部也讲“开门办刊物”——走出去，请进来，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编辑部利用这种风气，对外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将一些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培养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前后被抽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有：路遥、白描、叶延滨、叶咏梅、牛垦、徐岳、王晓新等。

当时，《陕西文艺》编辑部还在西安东木头市的172号院里。西安城里像这样的老院子很多：大门是老式的高门槛木门，开在街房的西侧，院内有几进土木结构的房屋，因为在原布局的基础上拆拆盖盖，院落里已不那么整齐了，有窗棂敞亮的高大正房，也有低矮简易的青灰平房，这里凸出来，那里凹进去，通道七拐八拐，和普通居民的大杂院差不多。这是当时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办公地点。

东木头市172号院里，有个东跨院，青砖铺地，老树葱郁，一排坐南朝北的老式平房古色古香，新创立的《陕西文艺》，就被安置在这个小跨院里。

说是新创立，实际上是原《延河》的班底，只是不能“复旧”，《延河》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王绳武；编辑部主任董得理、杨维新；小说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诗歌组组长杨进宝；评论组组长陈贤仲。那时我正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是一个对文学事业充满向往的青年业余作者，先是因为投稿关系，几次充满敬仰的心情，来到过这个小院。（白描《小院》）

1974年冬天，同样对文学事业充满向往的青年业余作者路遥，来到西安，来到东木头市172号院，在《陕西文艺》编辑部的小说组协助做小说编辑。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学前辈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直接的教诲，这些优秀作家的言传身教，使得路遥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

在编辑部的日子里，路遥每月获得一定的生活补贴，除去吃饭便所剩无几，嗜烟如命的他，只能抽一些劣质烟。节假日，编辑部的人，总是记着把路遥请到家里来吃顿饭。

习惯接受贫困的路遥，并不把贫困作为生活的最大困扰，农家子弟的穿戴，衣服上补了一些补丁，吃饭简单到只能满足果腹，或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些与当时大多数人的状态无二。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后生，虽然话不多，但是，时而说出的，便是一些令人沉思的文学创作话题或是对文化专制的思考。在他那标准的陕北后生的脸上，总是笼罩着同他年龄不相符的忧郁和早熟。

他对稿件的鉴赏能力比有些正式编辑还要强。对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往往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期间，编辑部让他去了汉中和陕北组稿。他根据自己在各地的见闻，写了几篇散文。从几篇散文中，我发现他的观察力很敏锐，在篇幅不大的文章中，能传达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某种氛围，其中还不乏某种幽默感。（董得理《灿烂而短促的闪耀》）

那是一段对于路遥来说，十分难得的珍贵日子。不仅因为近距离与敬仰的文学前辈接触，得到了文学氛围的熏陶，还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岁月，看到和感受到文学前辈如何顶着种种风险和压力，为文学的复兴和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倾洒心血与汗水，那也是见证文学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从复苏到取得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见证在黑云压城的处境下前辈老师的正义、坚韧和智慧，目睹他们的奉献、敬业和辛劳，熟知了他们的快乐、幸福和烦恼。

1975年春天，学校来函要路遥返校，参加毕业前的写作实习。这段时间里，路遥创作的散文《灯光闪闪》和《不冻的土地》分别在《陕西文艺》1975年第1期和1975年第5期上刊出。

当时学校安排的写作实习有两个方向：一路南下西安，去的学生比较多，由老师带队，在一家工厂实习；另一路北上榆林，到榆林报社做新闻写作实习，从西安回到学校的路遥，选择了北上。

与路遥一路北上榆林报社实习的是张子刚、高其国、王双全、白凤武、白正明和师刚共7个同学，没有老师带队。榆林报社派了专人做具体指导，由同学分组采访，写出初稿后，7个人一起对采访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还给写稿人修改，然后再送交报社的编辑去审阅。每次讨论稿子，路遥的意见都很有建设性，毕竟是在《陕西文艺》做过实习编辑，对修改文章轻车熟路，实习期间同学写的好多稿子是按照路遥的意见修改的。

实习期间，路遥一个人来到榆林北面200公里之外的成吉思汗陵，站在这位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陵墓前，对于这位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在13世纪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西亚、中欧的黑海海滨的传奇壮举，路遥钦佩不已。回到榆林后，路遥激动地对一同来实习的同学高其国说：今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成吉思汗》。

1975年秋天，李小巴、董得理等人到陕北的吴堡县这个被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去采访。董得理给回到延安大学的路遥写信，相约一同采访吴堡县。路遥回信说，刚好10月份延大中文系同学要到吴堡去采风，搜集民歌，到时候会在吴堡相见。

与同学去吴堡采风的路遥，再次见到了伟大的母亲河——黄河。这条在中国历史上，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的黄河，对于贫瘠的陕北更是无比重要。黄河，给予陕北人民的是滋润，是养育，是塑造。陕北人的刚毅、坚定，还有豁达的胸襟，怎能说与伟大的黄河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望着波涛起伏的黄河，路遥激动不已，禁不住高声唱起了《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这时，黄河边有一长串纤夫走过来。纤夫们喊着号子，低着头弯着腰，一步一步艰难而顽强地向前拉着纤绳。路遥顾不得挽起裤脚，立马加入到纤夫的行列，将纤绳挎到肩上，也随着纤夫的号子吼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向前……

几天后，在吴堡县的川口大队，李小巴、董得理和路遥三个人相遇，他们一同站在了川口的黄土山梁。

山梁缓缓向下，连接着一条古老的绵延了几千里的河流的一段。站在河岸眺望宽阔的河床，河水浮于浊黄的泥沙之上，如流动的纯黄色绸缎，光滑而有质感。没有汹涌，没有咆哮，没有惊涛骇浪，就像一位看尽了世态炎凉、爱恨冷暖的老祖母，慈眉善目，安详宁静。

这就是黄河。这就是黄河中最温柔的一段吗？

水润的气息在干燥的空气里迅速消失。岸边，风蚀水残中孤零零伫立着一座不知出现在何年的石头建筑。河水浸漫过的一条条痕迹，依岸逐层向上递进，几乎逼近了这座不知名的小小建筑。有层次的浸漫水痕高达十多米——是曾经的饱满激情和血脉贲张的印记哦！

黄河在川口拐了一个弯，由原来的南北流向变成东西流向，河的北面属山西境地，黄河在这里变得宽阔而平缓。川口自古就是个重要渡口。

1948年3月23日下午，在吴堡县的川口渡口，有一支从米脂县行军而来的队伍，分别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9条木船。黄河岸的山坡上和河滩地，站满了送行的人群——那是陕北质朴的乡亲。

身强体壮、彪悍魁梧的船工们古铜色的脸颊在夕阳辉映下，闪亮着健康的光泽，浓黑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都在兴奋地跳跃着。

船工们知道，从川口向对岸碛口的摆渡，虽然天天都在发生，但是，今天的摆渡却是非同寻常。这些即将离开陕北，离开这边的人，操着不同地方方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一身灰色的军装，难掩他们身上的不凡气质。他们个个都身经百战，智勇双全，有着扭转乾坤、改写历史的本事。

上船的人中，一个高大魁伟、相貌堂堂、有着领袖气质的中年男人，伸出一双大手和船工一一握手：“劳累你们了！”然后连连说着“谢谢”。

木船缓缓离开川口，向对岸的山西碛口驶去。那位领袖再次挥动两只大手，向依然站在岸上的人群道别。面对陕北大地，这位领袖真诚发出感慨：

“陕北是个好地方！”

这是怎样的一声感慨呢？穷山恶水的陕北，拯救的不仅仅是当年跋山涉水，来到这里落脚的一支疲惫之师，不仅仅是建立在陕北土地上逐渐壮大的一个政权，一支军队，而是不久后宣告成立的一个新中国啊！

怎一个好字了得？

木船载着这些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离开了左岸，向着右岸驶去。新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也随着木船一同离岸而去。

站在川口的渡口，眺望宽阔的黄河，李小巴、董得理和路遥聊起了当年的陕北“闹红”，聊起了路遥学校情况，然后他们建议路遥，将川口的历史与现实结合，写一篇散文。

离开川口，李小巴、董得理与路遥告别，回到吴堡县城招待所，路遥和他们同学的采风团也回到县上。董得理拿出从西安带来的牛油炒面款待大家，一人冲了一碗。董得理说，尽管是来“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来的时候，还是带了点吃的东西。多少年来，一直生活在某些空洞的精神和崇高的号召之中，物质的东西总不那么丰裕。

董得理这样说，大家相对会意地笑笑。一边喝炒面，一边闲谈。

这时，路遥说，他的稿子写成了，想让李小巴和董得理看看。又说，他心里没有什么把握，不知写得行不行。

李小巴和董得理都很吃惊路遥的写作速度，也赶紧阅读起路遥的稿子。二人感觉，文章的基本框架还可以，但是感觉历史的氛围不够充分。建议路遥在一些地方需要加强内容和笔力。第二天，路遥又将修改稿拿来，让二位审阅，李小巴和董得理看后十分欣慰，不由得将路遥再次打量了好一会儿。

这个看上去有点笨拙的小伙子，悟性却很高！他不仅善于理解意见，而且还把别人的意见很快化为自己的感觉，很自然地融汇到文章中去。

回到西安后，我和小巴同志分别写了些段落，连同路遥写的那部分，组合成一篇3万多字的访问记式的散文《吴堡行》在《延河》上发表了（《陕西文艺》1976年1期）。后来这篇散文被北京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登载了。（董得理《灿烂而短促的闪耀》）

这篇文章发表后，内部人一眼就能看出哪部分是路遥执笔的，许是与有名望的成熟的作家共同写作激发的争胜心，或是得益于这些作家的启发和指点，路遥写作的部分，气势独特，想象力也很奇特，显现了路遥不同寻常的文学才华。

1975年11月中旬，陕西文创室召开一个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已经开始好几天了，当时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的路遥，没有按时到会。那时，在许多青年作者的心目中，全省的文学作者队伍中，数一数二的就是陈忠实和路遥。因此路遥的迟到，自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路遥终于来了。榆林作者朱合作便跑去看路遥。只见路遥站在楼道里，身上穿着一件黄大衣。朱合作问路遥，为什么没有穿棉袄？路遥说，他没棉袄。

那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大都是只有棉袄，没有大衣，可路遥却是只有大衣没棉袄，有一点特别。因此，多少年后，我都能回忆起那个穿着黄大衣，站在楼道里的路遥来。（朱合作《我所亲见的路遥》）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新年伊始，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消息传来时，有一个上级指示也随之下达：不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

路遥将上级指示置若罔闻，身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路遥怀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冒着政治风险，组织全班30名同学，每人捐款5元，买来黑布做了黑纱。同学们佩戴了三天黑纱，以此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怀念之情。

这一年的10月，“四人帮”被打倒，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拥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中国人情感上在经历大悲之后，又经历一场大喜。回过头来看，这一年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尾声，人们在十年的政治黑暗中，似乎看到了曙光。

1976年，对于个体的路遥来讲，也是他短暂一生中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秋天，路遥将从延安大学毕业，面临着职业的选择。

按照当时陕西省教育部门的规定，延安大学毕业的学生，一律不向陕西的关中地区分配，只准分配到陕北各地县。当时，延安大学有意留他任教，延安地区文创室也想将路遥留在他们那里。

《延河》编辑部几位负责人也十分看好路遥这棵好苗子，认为他在文学上定会有大发展。路遥自己的意愿，当然是希望到省上的文学单位工作，以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所以，《延河》决定，把路遥和当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白描一同调到《延河》工作。

可是，难度非常大。

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董得理，陪同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领导，多次到陕西省高教局做说服解释工作，目的就是，力求将路遥和白描分配到《延河》工作。终于，他们求才若渴的心情，获得了省高教局的理解，同意将路遥分配到《延河》编辑部。但是，由于陕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必须做教学工作，分配白描来《延河》的请求，未能如愿。

虽然省高教局已经同意将路遥分配到西安，但是，延安地区的几个单位却坚持要将路遥留下来不放。于是，《延河》主编王丕祥和副主编贺抒玉，又一同赶往延安去做说服工作。

王丕祥、贺抒玉找到延安地委宣传部，找到延安地区教育局的负责人，又找到延安大学的领导。当时的一位领导幽默地说，哈，主编副主编都来了，看这阵势，就是非要路遥不可了？

延安地委宣传部、延安地区教育局和延安大学都十分重视《延河》的请求，经过协商，同意并支持将路遥分配到《延河》工作，就连当时想要路遥的延安地区文创室也被两位主编的诚意感动，作出了让步。只是有一个条件，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张逊斌提出，要等到全部应届毕业生分配完毕，最后再分配路遥。这样做，是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

就这样，经过多方努力，又等待了半个月之后，1976年9月，路遥正式成为《延河》编辑部小说组一名编辑。

在毕业生登记和鉴定表上，“自我思想总结”一栏，路遥这样写道：

三年来，自己对各项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通过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教育革命和开门办学，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这个出身好，但少年时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的人，又紧紧地投靠在了人民的怀抱，进一步明白了自己肩负着阶级的重担，力争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进行决裂，为共产主义大目标尽力作战。在正确的思想认识指导下，自己专业学习的态度也基本上是端正的，也是刻苦的。三年收获不少，但也深感不足，主要是对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改造还抓得不够紧。有决心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进步。认真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旧事物无情的掘墓人，做新事物勇敢的开拓者，跟着党和毛主席，永远革命，永远前进。

这段连篇的套话总结，充分展示的是那个时代的话语特征和社会状态——高校教育是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其中只有两句话，仿佛可见路遥心理的真实——

做旧事物无情的掘墓人，做新事物勇敢的开拓者。

在“总支（或院）意见”一栏，延大中文系党总支给路遥的鉴定语是：“生活较散漫。”

这也基本符合路遥三年大学生活的真实状况。

路遥是在走进陕西省作家协会（当时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进入当时的《陕西文艺》做了小说编辑后，才开始了他一个人生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路遥的文学创作崭新的一页正式展开了。这一页也和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步进行着。

路遥能走上文学道路，与他遇到的许多善良、公正、爱才的“伯乐”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些伯乐可以形成一长串的名字：曹谷溪、闻频、李小巴、申、申沛昌、董得理（即董墨）、贺抒玉、王丕祥等等，他们总是在路遥最关键的时候，站在路遥身边，给予他最有力的帮助和扶持，并给予他最及时、最正确的引导。

在那个文学饥荒的年代，路遥在这些作家和编辑那里，听到了许多陌生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在文学创作方面，甚至在非文学领域，这些作家和资深编辑以他们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给予路遥无私的指教，不仅激活了路遥的文学细胞，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和丰厚着路遥的内心世界。

当然，路遥能走上文学道路，最根本的还是自己坚定不移地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还有他超出常人的勤奋。

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中，路遥创作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有些作品初步显露出了路遥渲染氛围、展开冲突、营造宏大场面的能力。路遥这一阶段的创作，亦可以有文学层次的划分，但总体来看，无论从题材、利益等方面衡量，都显得肤浅、单薄，烙印着公式化、口号化、概念化的痕迹，自然，它们标志着路遥职业生涯前的一个重要历程，但它并不意味路遥已经步入了艺术创作的境界。当时的路遥，确实无法挣脱当时创作思想的束缚，无法超越当时整体水准，时代的局限在路遥身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