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陕西文艺》实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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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冬天,大学即将放寒假时,《陕西文艺》编辑部主任董得理询问路遥,愿意不愿意到编辑部来帮忙工作一段时间?路遥表示愿意。

那时候,大学里提倡“开门办学”,学生经常到社会上搞各种活动,编辑部也讲“开门办刊物”——走出去,请进来,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编辑部利用这种风气,对外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将一些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培养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前后被抽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有:路遥、白描、叶延滨、叶咏梅、牛垦、徐岳、王晓新等。

当时,《陕西文艺》编辑部还在西安东木头市的172号院里。西安城里像这样的老院子很多:大门是老式的高门槛木门,开在街房的西侧,院内有几进土木结构的房屋,因为在原布局的基础上拆拆盖盖,院落里已不那么整齐了,有窗棂敞亮的高大正房,也有低矮简易的青灰平房,这里凸出来,那里凹进去,通道七拐八拐,和普通居民的大杂院差不多。这是当时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办公地点。

东木头市172号院里,有个东跨院,青砖铺地,老树葱郁,一排坐南朝北的老式平房古色古香,新创立的《陕西文艺》,就被安置在这个小跨院里。

说是新创立,实际上是原《延河》的班底,只是不能“复旧”,《延河》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王绳武;编辑部主任董得理、杨维新;小说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诗歌组组长杨进宝;评论组组长陈贤仲。那时我正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是一个对文学事业充满向往的青年业余作者,先是因为投稿关系,几次充满敬仰的心情,来到过这个小院。(白描《小院》)

1974年冬天,同样对文学事业充满向往的青年业余作者路遥,来到西安,来到东木头市172号院,在《陕西文艺》编辑部的小说组协助做小说编辑。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学前辈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直接的教诲,这些优秀作家的言传身教,使得路遥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

在编辑部的日子里,路遥每月获得一定的生活补贴,除去吃饭便所剩无几,嗜烟如命的他,只能抽一些劣质烟。节假日,编辑部的人,总是记着把路遥请到家里来吃顿饭。

习惯接受贫困的路遥,并不把贫困作为生活的最大困扰,农家子弟的穿戴,衣服上补了一些补丁,吃饭简单到只能满足果腹,或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些与当时大多数人的状态无二。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后生,虽然话不多,但是,时而说出的,便是一些令人沉思的文学创作话题或是对文化专制的思考。在他那标准的陕北后生的脸上,总是笼罩着同他年龄不相符的忧郁和早熟。

他对稿件的鉴赏能力比有些正式编辑还要强。对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往往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期间,编辑部让他去了汉中和陕北组稿。他根据自己在各地的见闻,写了几篇散文。从几篇散文中,我发现他的观察力很敏锐,在篇幅不大的文章中,能传达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某种氛围,其中还不乏某种幽默感。(董得理《灿烂而短促的闪耀》)

那是一段对于路遥来说,十分难得的珍贵日子。不仅因为近距离与敬仰的文学前辈接触,得到了文学氛围的熏陶,还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岁月,看到和感受到文学前辈如何顶着种种风险和压力,为文学的复兴和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倾洒心血与汗水,那也是见证文学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从复苏到取得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见证在黑云压城的处境下前辈老师的正义、坚韧和智慧,目睹他们的奉献、敬业和辛劳,熟知了他们的快乐、幸福和烦恼。

1975年春天,学校来函要路遥返校,参加毕业前的写作实习。这段时间里,路遥创作的散文《灯光闪闪》和《不冻的土地》分别在《陕西文艺》1975年第1期和1975年第5期上刊出。

当时学校安排的写作实习有两个方向:一路南下西安,去的学生比较多,由老师带队,在一家工厂实习;另一路北上榆林,到榆林报社做新闻写作实习,从西安回到学校的路遥,选择了北上。

与路遥一路北上榆林报社实习的是张子刚、高其国、王双全、白凤武、白正明和师刚共7个同学,没有老师带队。榆林报社派了专人做具体指导,由同学分组采访,写出初稿后,7个人一起对采访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还给写稿人修改,然后再送交报社的编辑去审阅。每次讨论稿子,路遥的意见都很有建设性,毕竟是在《陕西文艺》做过实习编辑,对修改文章轻车熟路,实习期间同学写的好多稿子是按照路遥的意见修改的。

实习期间,路遥一个人来到榆林北面200公里之外的成吉思汗陵,站在这位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陵墓前,对于这位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在13世纪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西亚、中欧的黑海海滨的传奇壮举,路遥钦佩不已。回到榆林后,路遥激动地对一同来实习的同学高其国说:今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成吉思汗》。

1975年秋天,李小巴、董得理等人到陕北的吴堡县这个被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去采访。董得理给回到延安大学的路遥写信,相约一同采访吴堡县。路遥回信说,刚好10月份延大中文系同学要到吴堡去采风,搜集民歌,到时候会在吴堡相见。

与同学去吴堡采风的路遥,再次见到了伟大的母亲河——黄河。这条在中国历史上,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的黄河,对于贫瘠的陕北更是无比重要。黄河,给予陕北人民的是滋润,是养育,是塑造。陕北人的刚毅、坚定,还有豁达的胸襟,怎能说与伟大的黄河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望着波涛起伏的黄河,路遥激动不已,禁不住高声唱起了《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这时,黄河边有一长串纤夫走过来。纤夫们喊着号子,低着头弯着腰,一步一步艰难而顽强地向前拉着纤绳。路遥顾不得挽起裤脚,立马加入到纤夫的行列,将纤绳挎到肩上,也随着纤夫的号子吼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向前……

几天后,在吴堡县的川口大队,李小巴、董得理和路遥三个人相遇,他们一同站在了川口的黄土山梁。

山梁缓缓向下,连接着一条古老的绵延了几千里的河流的一段。站在河岸眺望宽阔的河床,河水浮于浊黄的泥沙之上,如流动的纯黄色绸缎,光滑而有质感。没有汹涌,没有咆哮,没有惊涛骇浪,就像一位看尽了世态炎凉、爱恨冷暖的老祖母,慈眉善目,安详宁静。

这就是黄河。这就是黄河中最温柔的一段吗?

水润的气息在干燥的空气里迅速消失。岸边,风蚀水残中孤零零伫立着一座不知出现在何年的石头建筑。河水浸漫过的一条条痕迹,依岸逐层向上递进,几乎逼近了这座不知名的小小建筑。有层次的浸漫水痕高达十多米——是曾经的饱满激情和血脉贲张的印记哦!

黄河在川口拐了一个弯,由原来的南北流向变成东西流向,河的北面属山西境地,黄河在这里变得宽阔而平缓。川口自古就是个重要渡口。

1948年3月23日下午,在吴堡县的川口渡口,有一支从米脂县行军而来的队伍,分别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9条木船。黄河岸的山坡上和河滩地,站满了送行的人群——那是陕北质朴的乡亲。

身强体壮、彪悍魁梧的船工们古铜色的脸颊在夕阳辉映下,闪亮着健康的光泽,浓黑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都在兴奋地跳跃着。

船工们知道,从川口向对岸碛口的摆渡,虽然天天都在发生,但是,今天的摆渡却是非同寻常。这些即将离开陕北,离开这边的人,操着不同地方方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一身灰色的军装,难掩他们身上的不凡气质。他们个个都身经百战,智勇双全,有着扭转乾坤、改写历史的本事。

上船的人中,一个高大魁伟、相貌堂堂、有着领袖气质的中年男人,伸出一双大手和船工一一握手:“劳累你们了!”然后连连说着“谢谢”。

木船缓缓离开川口,向对岸的山西碛口驶去。那位领袖再次挥动两只大手,向依然站在岸上的人群道别。面对陕北大地,这位领袖真诚发出感慨:

“陕北是个好地方!”

这是怎样的一声感慨呢?穷山恶水的陕北,拯救的不仅仅是当年跋山涉水,来到这里落脚的一支疲惫之师,不仅仅是建立在陕北土地上逐渐壮大的一个政权,一支军队,而是不久后宣告成立的一个新中国啊!

怎一个好字了得?

木船载着这些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离开了左岸,向着右岸驶去。新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也随着木船一同离岸而去。

站在川口的渡口,眺望宽阔的黄河,李小巴、董得理和路遥聊起了当年的陕北“闹红”,聊起了路遥学校情况,然后他们建议路遥,将川口的历史与现实结合,写一篇散文。

离开川口,李小巴、董得理与路遥告别,回到吴堡县城招待所,路遥和他们同学的采风团也回到县上。董得理拿出从西安带来的牛油炒面款待大家,一人冲了一碗。董得理说,尽管是来“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来的时候,还是带了点吃的东西。多少年来,一直生活在某些空洞的精神和崇高的号召之中,物质的东西总不那么丰裕。

董得理这样说,大家相对会意地笑笑。一边喝炒面,一边闲谈。

这时,路遥说,他的稿子写成了,想让李小巴和董得理看看。又说,他心里没有什么把握,不知写得行不行。

李小巴和董得理都很吃惊路遥的写作速度,也赶紧阅读起路遥的稿子。二人感觉,文章的基本框架还可以,但是感觉历史的氛围不够充分。建议路遥在一些地方需要加强内容和笔力。第二天,路遥又将修改稿拿来,让二位审阅,李小巴和董得理看后十分欣慰,不由得将路遥再次打量了好一会儿。

这个看上去有点笨拙的小伙子,悟性却很高!他不仅善于理解意见,而且还把别人的意见很快化为自己的感觉,很自然地融汇到文章中去。

回到西安后,我和小巴同志分别写了些段落,连同路遥写的那部分,组合成一篇3万多字的访问记式的散文《吴堡行》在《延河》上发表了(《陕西文艺》1976年1期)。后来这篇散文被北京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登载了。(董得理《灿烂而短促的闪耀》)

这篇文章发表后,内部人一眼就能看出哪部分是路遥执笔的,许是与有名望的成熟的作家共同写作激发的争胜心,或是得益于这些作家的启发和指点,路遥写作的部分,气势独特,想象力也很奇特,显现了路遥不同寻常的文学才华。

1975年11月中旬,陕西文创室召开一个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已经开始好几天了,当时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的路遥,没有按时到会。那时,在许多青年作者的心目中,全省的文学作者队伍中,数一数二的就是陈忠实和路遥。因此路遥的迟到,自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路遥终于来了。榆林作者朱合作便跑去看路遥。只见路遥站在楼道里,身上穿着一件黄大衣。朱合作问路遥,为什么没有穿棉袄?路遥说,他没棉袄。

那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大都是只有棉袄,没有大衣,可路遥却是只有大衣没棉袄,有一点特别。因此,多少年后,我都能回忆起那个穿着黄大衣,站在楼道里的路遥来。(朱合作《我所亲见的路遥》)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新年伊始,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消息传来时,有一个上级指示也随之下达:不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

路遥将上级指示置若罔闻,身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路遥怀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冒着政治风险,组织全班30名同学,每人捐款5元,买来黑布做了黑纱。同学们佩戴了三天黑纱,以此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怀念之情。

这一年的10月,“四人帮”被打倒,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拥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中国人情感上在经历大悲之后,又经历一场大喜。回过头来看,这一年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尾声,人们在十年的政治黑暗中,似乎看到了曙光。

1976年,对于个体的路遥来讲,也是他短暂一生中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秋天,路遥将从延安大学毕业,面临着职业的选择。

按照当时陕西省教育部门的规定,延安大学毕业的学生,一律不向陕西的关中地区分配,只准分配到陕北各地县。当时,延安大学有意留他任教,延安地区文创室也想将路遥留在他们那里。

《延河》编辑部几位负责人也十分看好路遥这棵好苗子,认为他在文学上定会有大发展。路遥自己的意愿,当然是希望到省上的文学单位工作,以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所以,《延河》决定,把路遥和当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白描一同调到《延河》工作。

可是,难度非常大。

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董得理,陪同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领导,多次到陕西省高教局做说服解释工作,目的就是,力求将路遥和白描分配到《延河》工作。终于,他们求才若渴的心情,获得了省高教局的理解,同意将路遥分配到《延河》编辑部。但是,由于陕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必须做教学工作,分配白描来《延河》的请求,未能如愿。

虽然省高教局已经同意将路遥分配到西安,但是,延安地区的几个单位却坚持要将路遥留下来不放。于是,《延河》主编王丕祥和副主编贺抒玉,又一同赶往延安去做说服工作。

王丕祥、贺抒玉找到延安地委宣传部,找到延安地区教育局的负责人,又找到延安大学的领导。当时的一位领导幽默地说,哈,主编副主编都来了,看这阵势,就是非要路遥不可了?

延安地委宣传部、延安地区教育局和延安大学都十分重视《延河》的请求,经过协商,同意并支持将路遥分配到《延河》工作,就连当时想要路遥的延安地区文创室也被两位主编的诚意感动,作出了让步。只是有一个条件,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张逊斌提出,要等到全部应届毕业生分配完毕,最后再分配路遥。这样做,是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

就这样,经过多方努力,又等待了半个月之后,1976年9月,路遥正式成为《延河》编辑部小说组一名编辑。

在毕业生登记和鉴定表上,“自我思想总结”一栏,路遥这样写道:

三年来,自己对各项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通过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教育革命和开门办学,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这个出身好,但少年时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的人,又紧紧地投靠在了人民的怀抱,进一步明白了自己肩负着阶级的重担,力争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进行决裂,为共产主义大目标尽力作战。在正确的思想认识指导下,自己专业学习的态度也基本上是端正的,也是刻苦的。三年收获不少,但也深感不足,主要是对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改造还抓得不够紧。有决心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进步。认真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旧事物无情的掘墓人,做新事物勇敢的开拓者,跟着党和毛主席,永远革命,永远前进。

这段连篇的套话总结,充分展示的是那个时代的话语特征和社会状态——高校教育是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其中只有两句话,仿佛可见路遥心理的真实——

做旧事物无情的掘墓人,做新事物勇敢的开拓者。

在“总支(或院)意见”一栏,延大中文系党总支给路遥的鉴定语是:“生活较散漫。”

这也基本符合路遥三年大学生活的真实状况。

路遥是在走进陕西省作家协会(当时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进入当时的《陕西文艺》做了小说编辑后,才开始了他一个人生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路遥的文学创作崭新的一页正式展开了。这一页也和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步进行着。

路遥能走上文学道路,与他遇到的许多善良、公正、爱才的“伯乐”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些伯乐可以形成一长串的名字:曹谷溪、闻频、李小巴、申、申沛昌、董得理(即董墨)、贺抒玉、王丕祥等等,他们总是在路遥最关键的时候,站在路遥身边,给予他最有力的帮助和扶持,并给予他最及时、最正确的引导。

在那个文学饥荒的年代,路遥在这些作家和编辑那里,听到了许多陌生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在文学创作方面,甚至在非文学领域,这些作家和资深编辑以他们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给予路遥无私的指教,不仅激活了路遥的文学细胞,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和丰厚着路遥的内心世界。

当然,路遥能走上文学道路,最根本的还是自己坚定不移地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还有他超出常人的勤奋。

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中,路遥创作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有些作品初步显露出了路遥渲染氛围、展开冲突、营造宏大场面的能力。路遥这一阶段的创作,亦可以有文学层次的划分,但总体来看,无论从题材、利益等方面衡量,都显得肤浅、单薄,烙印着公式化、口号化、概念化的痕迹,自然,它们标志着路遥职业生涯前的一个重要历程,但它并不意味路遥已经步入了艺术创作的境界。当时的路遥,确实无法挣脱当时创作思想的束缚,无法超越当时整体水准,时代的局限在路遥身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