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文学创作的转折可以说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中篇开始显露的。路遥并没有因为这次成功和获奖而沾沾自喜，他在与董得理和李小巴的聊天中说，现在返回去再看这个中篇，心里很不安，为什么那时候写得那么粗糙，可以用笔墨的地方还很多！

他说得很真挚，并非故作谦虚，在这种真诚的心迹中，不难感觉到，路遥在艺术上执着追求的热切心情。

197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和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组成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备小组，正当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恢复活动，为重建作协机关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时，1978年6月13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柳青患肺心病于北京病逝。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对柳青的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使路遥形成一个明确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应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所生活的时代的宏大记录。

柳青生病期间住在西安陆军医院时，路遥去看望过病危中的柳青。此时，柳青的去世，对于少年时就崇拜这位伟大作家的路遥，心里油然而生无限的悲恸。路遥将这种深深浓浓的痛苦，沉淀了两年之后，饱含对这位坚强的作家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写下了《病危中的柳青》（《延河》1980年第6期）。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各种思潮风云迭起，旧有的文学观念和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纷纷受到质疑甚至否定，路遥关于柳青的纪念文章，针对社会上“柳青贬值”的言论，从柳青作为一个作家的精神和文学成就，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释，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柳青的精神和文学。

文章的意义不只对于柳青和中国当代文学，还在于作为一个范例，表现了路遥的精神高度，能够冲破重重历史迷雾、理解一个伟人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自己必定与这个伟人相通。《病危中的柳青》在发表的当时，就使行中人对路遥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文中，路遥表现出他对柳青创作宏大生活题材、宏大结构和史诗般规模的艺术的向往和追求。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有理由为自己已经创造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础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是的，在没有更辉煌的巨著出现之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路遥《病危中的柳青》）

随着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恢复工作，一大批被下放的作家也已纷纷归队，文学活动密集展开。1980年7月10日，《延河》编辑部在陕西的太白县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出席者有以写农村题材为主的中青年作家、评论家共20多人。会议听取了当地有关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介绍，参观了农村生产大队，并就几位青年作家的创作进行了个人和大家评价结合的小结。

座谈会开得很是活跃，一大批“解放”了的老作家仍然怀有热爱文学的饱满激情，虽然经历磨难，但重获新生一般地精神矍铄；新一代作家朝气蓬勃，活力四射，且干劲十足。邹志安几个人晚上躲在空寂的会议室里写未完稿的小说，直至深夜。

会议期间，在去太白山森林公园游览的路上，大家挤在一辆中型面包车里，轮流出节目，贾平凹为大家讲故事，路遥则难得狂放地给大家唱陕北民歌《赶牲灵》。唱完，又一句一句解释意境，将这首民歌演化成一个令人感慨的人生故事，言语里流露出浓浓的对家乡的爱恋。然后，又和同是陕北人、在作协工作的李秀娥对唱起信天游。大家夸路遥男中音的嗓子好，唱得也好，不愧是陕北长大的后生，生来会唱信天游，应该去搞声乐。路遥笑着说，他没有声乐这个天赋，只能与文学结缘了。

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邹志安等合影

1981年春，北京传来了好消息，路遥在28岁时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无疑更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恰逢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向他约稿。路遥答应下来。那时刻，路遥想起了一个题材，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想写出来。那是积淀在内心深处很久的一段感情经历，由于这是自己压抑已久、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一旦打开，情感的波涛就会喷涌而出。路遥意识到这个题材对自己极为重要，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关照，才可能揭示广阔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随随便便写出来，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题材糟蹋了。

早在1979年，路遥就开始尝试着进入创作。他为这部重要的作品取名为《你得到了什么？》，写完以后，自己觉得很不满意，没有传达出深层的东西。第二年，他又另起炉灶，但依然没有写出能震撼人心灵的那种内在的思想与情感张力。他苦闷、他绝望、他愤怒，亲手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一页页撕掉。此时的他，仿佛陷入到一片沼泽地带，在四处无人的绝境中进行一场悲壮的长征。但是他依然像一个宗教徒一样虔诚地等待着灵光一闪的那一个时刻的来临。（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

在准备了两年之后，路遥对这篇小说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经考虑得备受折磨时，终于感觉穿过了障碍，可以进入实际表现了。

1981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

当时，甘泉县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两层窑洞建筑，一层是石窑，石窑上面是灰砖薄壳窑。全招待所只有一层的石窑有一套两个窑洞组成的甲级房子，也就是现在说的套房，是专门用来招待上级领导和贵宾的。

路遥每次来甘泉，县上都安排他住在这套窑洞，食宿全免，还特别要求服务员做好服务，尤其是在路遥晚上创作需要加餐时。

原来的招待所服务员谈到路遥时，回忆说，路遥写东西可用心了，也可苦了，彻夜不睡觉，前后房子里摆的满是书籍和资料，还有写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乱了。他很和气，却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动这些东西，不然他就找不上要用的东西了。可是，当县上的领导来看望路遥，见到房间里乱糟糟的，就训我们不尽责。时间长了，我们感到委屈，路遥知道了就对我们说，你们不动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领导们解释，这不是你们的错。

在21个昼夜里，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窑洞里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写作。路遥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有时候，思路不畅，他就短暂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走。

路遥反常的举止，让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白所长给甘泉县委打去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陕北方言，自杀义）。甘泉县委则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路遥自己后来听说的一段趣事。

路遥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白描正在延安大学工作的妻子那里度假。白描得知路遥也在延安市不远处的甘泉，专程去看望路遥。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以致他的手臂疼得难以抬起。

路遥对白描说，他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

曾经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张弢，时任陕西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馆馆长，与路遥有着很深厚的友谊。张弢对陕北风俗民情了如指掌，又十分善于讲笑话和故事。张弢在政务间隙，不是拉上路遥到家里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檫檫，就是让路遥放松休息，给路遥讲笑话讲故事。其中，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个故事，路遥实行“拿来主义”，经修改加工，后来出现在《人生》当中。那个痴情的姑娘刘巧珍，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站在崖畔上刷牙，结果满嘴里冒血糊子，成为《人生》一个重要情节。路遥虽然讲笑话能笑破人肚皮，但比起张弢来还要逊色几分，路遥总是洗耳恭听。

之前说过，路遥嗜烟如命，而且在一段时期，固定一个牌子，在路遥创作《人生》时，路遥自己带的“凤凰”牌香烟抽完了，急得团团转，热锅上蚂蚁一般。如今已经退休的杨子民，是当时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员，就帮助路遥在县城到处找这种牌子的香烟，找了多家，就是没有，办法都想到了甘泉县农副公司库房，仍然没有。最后，杨子民鼓足勇气向当时的县委书记乔尚法“求救”，终于找到了当时全县仅有的两条“凤凰”香烟，带给了路遥。路遥激动地连连感谢，说，有了这两条“救命烟”，这稿子一定能成！

13万字的《人生》，路遥用20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他不顾身体不适，将初稿装进包里，背在身上，先没有南下回家，而是再北上千里，来到陕北的榆林。

正好陕西作协的作家任士增那些天也住在只有两层窑洞式建筑的榆林地区招待所，路遥风尘仆仆，显得十分疲惫却又异常兴奋地赶来了，没说什么话，就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包裹，打开来，现出厚厚的一摞稿纸。路遥说，这是我昨天刚完成的一部稿子，写了13万字。然后路遥讲述了那21天的种种艰辛，讲述了张弢和招待所同志对他的格外照顾。

来看望路遥的榆林文联的作家霍如璧问他，写得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回西安休息，咋跑到榆林来了？路遥回答，他就是想回到这里兜兜风，散散心，在榆林他感到舒心，来这里是最好的休息。

然后，路遥提出，他打算去佳县白云山转转。

白云山位于陕北佳县城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这里山水相映，白云缭绕，松柏参天，庙宇林立，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名山，白云山因终年白云缭绕，而称白云山，庙也因“山门无锁白云封”而叫白云观。

凡来榆林旅游的客人，大都要到白云山去看看，都说白云山上白云观的签很灵验。路遥之前曾经去过，但这次他去白云山，却不只是想看看玩玩，而是特意走向正殿抽了一签。他抽到了令他满意的一支好签——上上签，签语是“鹤鸣九霄”。一抽出这一签，道士就说，啊！你这人要出名呀！出大名呀！

在陕北高原行走了半个月。回西安途中，路过铜川，路遥把小说一字一句念给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的弟弟王天乐听了一遍。路遥念完小说，流下了热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一天，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

隔了几天，路遥把原稿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旨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

李小巴是用了两天时间看完这部作品，第三天和路遥交换意见的。李小巴肯定了作品中乡村生活部分写得好，主人公进了县城后的生活，相对而言逊色一些。应加强主人公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间的心理冲突，不要过分地缠套在爱情这一情节线中。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时，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收获》杂志，这样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与出版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出版。

自五四运动前的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有了标志性的开端。也就此表明，文学史不仅由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组成，文学期刊在文学发展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它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个富有生机的园地——文学期刊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品的问世，扶持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舞台。

《当代》如此，《收获》如此，《延河》亦如此。

《延河》在创刊后的十年里，以及1977年7月恢复刊名后的几年时间，发表了大量享誉文坛的优秀作品，不仅在陕西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所以，可以骄傲地说，《延河》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大笔书写的一个刊物。也为陕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家。

1981年1月号《延河》，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刊发了作家莫伸、路遥、王晓新、邹志安、陈忠实、王蓬、贾平凹、李天芳、京夫的小说。

1981年2月号《延河》，又推出“陕西中年作家小说专号”，刊发了李小巴、蒋金彦、徐岳、峭石、赵熙的小说。

两期小说专号的推出，充分展示了陕西中青年作家队伍的实力。

也就在1981年的2月，中共陕西省委通知，任命胡采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党组书记，王汶石、李若冰为副书记，杜鹏程、王丕祥为党组成员。由文学理论家和作家组成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新领导班子，既专业，又有活力，让作协的工作正式驶上了陕西文学事业大发展的高速轨道。陕西文学呈现的生机盎然的景象，毫不逊色地进入到中国文学大繁荣的全景中。

1981年12月8日，《延河》举办了1980年10月—1981年9月发表的短篇小说评奖活动，获奖的作品有：《诗圣闫大头》（王晓新）、《雪花飘飘》（莫伸）、《姐姐》（路遥）、《喜悦》（邹志安）、《尤代表轶事》（陈忠实）、《银秀嫂》（王蓬）、《琴姐》（贺抒玉）等。

这些获奖的作家是陕西文学生力军，几年后他们也被称为“文学陕军”。

《延河》颁奖会一年后，大型文学期刊《收获》1982年第3期发表了路遥酝酿两年、21天写完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小说的单行本。

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人生》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离开土地又回到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在城乡交叉地带，通过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艰难选择的悲剧。

《人生》的意义，在于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这个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他的全部行为几乎都来自个人出人头地、改善个人境遇的欲望，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然而，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的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又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他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产物，又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必然要求的产物。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感觉很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四人帮”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全国各地报刊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专论“高加林”的文章就有30多篇，文学界形成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上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高加林又是理所当然的当代英雄，他之受到城乡广大青年读者的普遍欢迎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要求代表着历史的方向，代表着未来，他是后来中国社会、农村社会所进行的巨大历史变革的一只报春的燕子。不是所有人，当时都能认识到他的意义，包括作者自己，否则作者就不会让他作为一个道德的被审判者、一个失败者，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刚刚走出的家乡。不是他不应该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是作者不应该以自己的口和德顺爷的口，对他进行那么多的训导。（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理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文学7684本身，摆脱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始料未及。路遥后来与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坦言：原来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他。1981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路遥与热心读者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