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人生》发表并引起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关注后，1982年9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协）研究决定，将路遥从《延河》编辑部调动到创作组，路遥就此成为省作协专业作家。路遥的工资也由1979年行政级别22级的58.5元，调整到创作一级的66元。这是路遥自1976年9月参加工作后，六年之中第三次调资。

虽然工资高于一般专业人员，但是，由于路遥在清涧和延川两边都有老人需要关照，还有弟弟妹妹需要扶持帮衬，自己这边既要满足宝贝女儿的各种需求，还要满足自己抽固定品牌的高档香烟，以及熬夜提神时喝咖啡的花费用度，路遥自然就经常感到捉襟见肘，经济拮据。

1983年3月，《人生》当之无愧地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消息传来，路遥给在陕西铜川鸭口煤矿的四弟王天乐打去电话报喜，告诉天乐，《人生》获奖了，并且排在第二名。同时，路遥又对天乐说：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的路费也凑不够，急需天乐的帮助。王天乐迅速从他的师傅那里借了500元，赶到西安火车站，当场买票，把路遥送上了火车。

喜事接二连三，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路遥的小说《人生》搬上银幕，由路遥自己执笔改编，吴天明做导演。

1983年初夏，路遥带领着吴天明导演及几个主创人员在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的沟沟峁峁转了十几天，为电影《人生》采外景。然后，住在甘泉县政府招待所修改剧本。

这时担任甘泉县文化局局长的张弢告诉吴天明他们，小说《人生》就是在这孔窑洞里写完的。张弢还说，路遥写作时在桌子上一趴一夜，全神贯注，经常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有时还号啕大哭。

一路在陕北采景的日子里，路遥一直兴致勃勃地领着主创人员看这看那，如数家珍般介绍那些农家用具和窑里的摆设。有一次他竟然脱下一位老农又破又脏的牛鼻梁布鞋，给吴天明他们讲解它的做法和特点。路遥一直向主创人员强调“陕北特色”。他说：我不懂电影，但我认为文学和电影在描写人物生存环境、营造艺术氛围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我不是要求你们在电影里搞陕北民俗展览，但一定要把主人公放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中。路遥针对当时虚假成风的电影创作状态提出的这种艺术追求，对后来吴天明他们把握影片的真实性方面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和吴天明一块儿在延川拍电影《人生》，路遥回到延川。自从大学毕业到西安工作后，全身心投入创作和工作，路遥回家的次数并不多。有时回到陕北深入生活，能抽时间回郭家沟家里看看大伯大妈，也是来去匆匆。这次，是路遥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在家住了20多天。那20多天是大伯大妈老两口最快活、脸上最风光的日子，儿子成了人物，穷山圪的村子也跟着风光，村里人看他们老两口的眼神既羡慕、又感激……

1984年的秋天，《人生》在全国公映，继小说发表之后，再一次引起极大的轰动，并由此引发出关于电影《人生》的新一轮评论，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地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一时间人们为高加林和刘巧珍争吵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大学宿舍，更是争得面红耳赤。一些人把高加林当作了“陈世美”骂得狗血喷头，也把愤怒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着周里京的后面，骂他是“没良心的高加林小子”……

《人生》电影，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之一，一举荣获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同年，上海话剧团将《人生》改编成话剧公演；根据小说改编、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主持的《人生》的广播剧也同时播出，同样获得了成功。

《人生》发表后，有不少的人在关注或期待着《人生》的续集，路遥还收到数篇有关《人生》续集的作品，有要求修改的，有要求合作编写的，有要求推荐发表的……陕西咸阳一位热情而大胆的农民个体户，自己投资80万元，打着《人生》续集的旗号，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乡下人》，结果卖座率很低，以失败告终，还令这个个体户负债30万元以上……

那是个处处鲜花盛开的季节，一波又一波《人生》的热议好似无法停歇，而此时，路遥却陷入困惑和苦恼之中。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成名的日子里，路遥却希望耳边的喧嚣尽快结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静的创作状态中，他不能停止手中的笔去创作，去像一个土地上的劳动者一样去耕作。然而，路遥感到越写越困难。

路遥在创作《人生》之前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却发表在《人生》之后，发表在1982年第5期《当代》。小说在艺术上不输于《人生》的成熟。这篇小说，完全是路遥少年时期那段饥饿的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自传体性质。小说成功之处不仅是对饥饿感的真切描写，还有对一个自尊、自爱、自强、自信的穷孩子的成功塑造。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穷苦的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形成了悲壮的基调。这篇小说，获得了当年《当代》“优秀作品奖”是当之无愧的。可惜，它发表在《人生》之后，《人生》耀眼的光辉完全遮蔽住了《在困难的日子里》，没有引起人们对这篇小说的足够关注。

《人生》之后，路遥又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生活咏叹调》，中篇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小说界》1983年中篇专辑）、《你怎么也想不到》（《文学家》1984年第1期）、《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钟山》1984年第5期），散文《柳青的遗产》（《延河》1983年第6期）；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等等。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路遥继续挖掘当代青年在城乡环境两极抉择中的心路历程。

可是，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后，竟然无声无息。这些作品，虽然生命气息都很饱满，文字讲究而老练，有些小说的主题也很宏大，但是，要么缺乏《人生》的大气，要么总给人一种思想大于形象、用形象来图解某种先验的思想的感觉。因此，受到文学界的冷遇也是必然的、公平的。

一方面是鲜花和掌声的荣誉包围，另一方面又无法尽快突破《人生》的影响。此时，评论界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路遥的小说再也超越不了《人生》了。

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人们以为路遥大红大紫、志得意满的时候，路遥的情绪却跌落到谷底。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得到的。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作协大门旁，有一排简易平房，是省作协的客房，可以安置一些外地出差来的作家小住。这一天，还没有正式调入省作协创作组的作家京夫住在了其中一间客房里。

路遥走进小客房，躺在京夫对面的单人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枕着被垛，一条腿搭在椅子上，一条腿在床沿下晃荡，目视着纷乱发黑的席顶棚，一脸倦容，神情沮丧。他问京夫：“有火柴吗？”

不吸烟的京夫回答，没有。路遥无奈地把去掉过滤嘴的香烟放回口袋，手重新反抄在脑后。

京夫走出去，向门房师傅借了打火机。路遥立即将清瘦的脸包裹在烟雾中，很痛苦地对京夫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京夫，我想自杀！”

这句话惊得京夫从床上跳起来，注视着路遥好久。路遥一脸痛苦，没有清理的络腮胡纷乱着，嘴唇在翕动，抖动着紫色的斑块。

他怎么了？自杀是绝望到极致后的壮举，他有啥可绝望的？至于自杀吗？处在他的情况下，整个一个上升期，春风得意还来不及。《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双获大奖，《人生》又拍成电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刚刚发表，读来洋洋洒洒，喜鹊儿一个劲直往他怀里扑，家庭幸福，女儿可爱，事业有成，有身居高位的朋友，左右逢源，生命的风帆正鼓荡喜风，高歌远航，何来自杀的念头？……

他从床上坐起来，布满血丝的眼角，流出了几滴眼泪，他站起来用手抹掉眼泪，我清楚地看到那手的食指与中指梢头，像被熏黑了的如同枯了的树皮，他撩开门帘走了。看着他宽阔的背影，我想，能有什么压倒他呢？是思索的痛苦，还是痛苦中的思索？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到现在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京夫《斯人已去谜未解》）

这种晦暗心情并非是一次偶尔的显露，在路遥《人生》刚刚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那一年，路遥在延安，有一天晚上，找到还在延安地区文创室工作的北京知青出身的作家陈泽顺。当时的路遥，并没有陈泽顺感觉中被巨大的成功包围的亢奋，而是好像心情很是沉重。

坐在陈泽顺对面，路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语。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路遥好几次怅怅地叹息。陈泽顺问路遥，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但是，路遥歪坐在藤椅上，有气无力地说：没有什么事，日他妈的，就是觉得没意思。

陈泽顺不禁开路遥玩笑：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觉得没意思，那么比这更没意思的时候可就不太可能更多了。

路遥也笑了，直起身子：我知道我应当高兴，在全国拿奖，作品产生影响，这毕竟不容易，可是……

说着，路遥又长叹一声：什么时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好了！

陈泽顺吃惊：《人生》还没有写出你想写出的那些东西吗？

路遥严肃地看着陈泽顺，肯定地回答：没有！

这个在创作成绩上远远跑在许多作家前面的人，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法战胜的孤独与绝望，没有写出他要写的东西，是不是他心情沉重的原因呢？

按说，一个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作家，完全可以安逸地享受鲜花和掌声，而且这个时候的路遥，无论写什么，都不愁发表，何况他的身后，是一拨又一拨的刊物编辑在追着他，向他约稿。只要他按部就班，有兴趣、有精力去写作，完全可以连续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而且稿酬也源源不断。

然而，路遥就是路遥，一向将写作视作很严肃的事业的他，总是认为，与其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或取悦于某种时尚的文章，还不如去干其他有益于社会的实事。他从来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写作，决不匆忙从事，粗制滥造。也许，路遥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专是写各种得奖作品的。但是，路遥自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则，不写则已，一写就要有强烈反响。他在写作前或是作品写完后，甚至在取得定评或获得奖励之后，对自己所要写的或已写成的作品都有着较高的希望值，这种希望值成为他的原动力，成为他不衰的斗志，也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包袱。因此，路遥的文学事业从来没有轻松过，眉头舒展的日子不多，陷入一种文学的孤独也是必然。

实际上，提出路遥是不是就“难以超越《人生》那样轰动全国的作品了？”这样的质疑，首先来自于路遥自己。

带着这样的疑问，也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一天早晨，路遥收拾行李，悄无声息地走出了陕西省作协大院，搭乘开往陕北的长途汽车，逃离了城市，走向毛乌素沙漠。他要为自己寻找到答案。

我对沙漠——确切的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会更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毛乌素沙漠的沙梁子上行走，脚下看似温柔的细沙，走上去却无比辛苦，刚刚踏实的一步，脚底下却轻松地一陷，用力越大，陷得越深，拔出脚来，却没有脚印，只是一个脚窝。坚持一步一个脚窝走下去，回头望去，竟然形成一条长长的波动的曲线链条。这是在城市的水泥、柏油路面永远形成不了的情景，在那里，不给你留下脚印，更不会有脚窝。

现在，路遥行走在沙漠上。沙漠上也是有路的，但是，那是别人踩出来的脚窝，再踏上去，会比自己走出来的路更艰难，而要重蹈自己的覆辙，既无趣也留不下清晰的足迹。身临其境，路遥愈发明白，只有自己用双脚再踏出一条路，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印迹。这个发现，令路遥的心情如第一次行走沙漠时一样的激动。他一会儿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一会儿又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

在沙漠里行走中，20岁时曾有过的一个念头，非常清晰地确定下来——下一步将要进行的，是要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这是不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

无疑，要完成这部书，将耗时多年。这期间，必须要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因为，他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引观众的注意。他做不到，因为他恐怕自己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

尽管路遥多少次来过毛乌素沙漠，静静地感受过大自然的精神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在沙漠行走时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

当走出茫茫辽阔的毛乌素沙漠时，路遥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他告诫自己，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肯定就不时地响起退堂的鼓声。重要的是，自己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

路遥的回答是：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

那么，就让人们忘记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