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的路遥是孤独的。

上帝选择了一批人，让他们从事叫作文学的神圣事业，而吝惜的却只给了他们最原始、最笨拙、最需要付出心智和精力的生产方式，而且用十分挑剔的眼光去评判他们的创造性劳作，于是文学创作最终成了愚人的事业。

这段话最后的结论是柳青做的，柳青是过来人，有资格发表结论性概括。路遥既崇拜苏俄文学大家的作品，也崇拜身边的上辈作家柳青等一批作家，他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从事了只有愚人才肯从事的事业。

因为《人生》获得的成功，路遥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学界的作家队伍中遥遥领先。这领先让从小个性要强的路遥，大大吐了一口气，这是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领先者必然被追逐，被簇拥；同时，领先者路遥欲往何求，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命题，这命题让他不敢享受成功的喜悦，很快又重复起艰难的跋涉和远行，因此他又一次陷入孤独：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然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二十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我的心不由为此而战栗。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现在，路遥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这个意识变得强烈而且相当明确，要把早年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变为人生的现实。

为什么把目标定在40岁以前？路遥说这话时才30岁出头，身体也健壮如牛。

路遥与人谈起这个想法时，举出许多伟大的作家为例，他们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四五十岁之前完成的。而且，他还发现，曹雪芹和柳青这两个他非常崇拜的伟大作家，均留下的是未完成巨著的遗憾。柳青长篇巨著《创业史》原计划要写三部，100多万字，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被迫中断。加上后期柳青的身心备受摧残，壮志未酬身先死，使广大读者无限惋惜，路遥说他必须要在年轻力壮、精力旺盛时完成一部大书。

路遥手稿

弟弟王天乐是这样解读哥哥路遥的：路遥不可能说写完《平凡的世界》就可能去世，初衷绝不会是这样。而是路遥认为，他在40岁之前，必须像完成《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书一样，尽管他可能做不到，达不到这部书那样一种高度、那样一种广度，但最起码在40岁之前，要完成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在路遥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这个大胆的想法，让路遥激动不已，但是，想象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想象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层峦叠嶂。

路遥面临的困难是各种各样的。他知道，他首先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长篇小说创作的经验。在此之前，他创作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只有13万字。即使是这样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当初也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路遥很难想象自己能否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但对于路遥来说，却无疑是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路遥对自己说：这句话属于自己——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企图逃避的路被路遥自己堵死了。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从1982年到1983年间，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准备工作。

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文学活动不再见到他的身影。

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路遥首先静下心来阅读，他列了一个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书目。这些书，有的是重读，有的是新读，有的要细读，有的仅粗读。尤其是要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多部头长卷作品。

在路遥所有阅读的多部头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他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认为，在成就最高的“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是当然的巅峰，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媲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路遥重视柳青的《创业史》。路遥感觉，《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有目的的阅读过程中，路遥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的是《红楼梦》和《创业史》。

这是路遥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路遥列的这个长长的阅读书目，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

同时，路遥还阅读了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还有一些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的专门著作，包括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路遥也不放过地找来阅读。

那段日子，路遥的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

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路遥快要受不了的情况下，他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根据他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于是，新一轮阅读又开始了。为了更清晰、准确地把握这十年间的时代背景，路遥找来了1975年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座“山”。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经过这两个阶段历时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到1984年，路遥的这部“规模很大的书”框架确定下来了：

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

虽然，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路遥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处于封闭状态。此间，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路遥也一律婉言谢绝。就连1984年12月28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陕西代表的路遥，也请假没有参加。但是，1984年和1985年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两次活动，路遥还是抽出身来，用他的话说是“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次较欢愉的社会活动”。

1984年3月22日至27日，陕西省作协（当时是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在西安召开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

在这个会上，路遥作了专题发言——“对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几点认识”。他说，对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关注人和人的命运，在一切变化中，人的变化，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变化，是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在当前来说，大变革的农村生活中，农民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需要作家用全副精力来研究的。同时，关注当前农村生活，应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还应该有穿透未来的能力。在这个发言中，路遥再次提出“交叉地带”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代农村生活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和广泛地相互渗透的状态。这种状态，已大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要反映今天的农村生活，不了解和不熟悉城镇和其他行业的生活，就可能受到一种局限。

1982年，我曾提出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概念，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现在看来，这一概念应该包含更大的范畴。总之，农村绝对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我们在表现当代农村生活时，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1985年3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优秀文艺创作表彰大会，对陕西省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的作者给予奖励，得到表彰的青年作家有路遥、贾平凹、李凤杰。同时，省政府还决定，对陕西省近年来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路遥、贾平凹、吴天明、李凤杰等作家、艺术家给予晋升两级工资的奖励。

紧接着的1985年4月21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召开了“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扩大）理事会”，会议的主题是：清左破旧，促进陕西省文学更加繁荣。但这个会议的另一主题更引人关注：一批中青年作家走上领导干部岗位。通过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这次会上，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四位理事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

在路遥当选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之前，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对路遥作了一次政治考察，由分会办公室的两位同志赶赴陕北，在路遥出生的清涧和成长的延川两县，以及延安大学走访调查，这是第二次对路遥进行考察。到1985年6月份，考察有了结果，其中对“文化大革命”中路遥的表现，再次作出结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路遥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加入延川中学群众组织“红四野”，被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后延川县几个群众组织联合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红四野总部”，他又被选为领导成员之一，主管宣传工作。1968年6月以群众代表身份结合为县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上延大学习时，脱离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文化大革命”初期，路遥尚未成年，以群众组织领导成员身份参加过一些活动，犯有错误。1984年省级机关第一批整党时，进行了认真调查落实，经宣传口整党领导小组批准，结论为“一般错误，不作处理”。

路遥返乡劳动，特别是“九一三”（即林彪事件，作者注）事件后，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逐渐有所认识，便自觉回避一些派性活动，在所谓“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表现好，对“四人帮”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罪行尤为愤慨。

在这个考察材料中，结尾处还有一段话：

路遥与群众的联系还不够普遍，应经常联系群众，听取意见，特别要注意听取老同志的意见。

尽管有这样的评价，路遥已经顾不上听取了。他在前期准备这部“规模很大的书”的阅读，此时，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路遥打点了行装，他要回到陕北，回到他热爱的黄土地上，开始他计划中的体验生活。他写小说，像新闻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感受。

从1975年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路遥开始在陕北各地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能令他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自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他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路遥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他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他认为，故事是可以编的——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且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用笔详细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

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

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

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盖和衣躺着睡，另一夜缎被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

时光在流逝，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漂泊。

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廓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广阔的地平线了。（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的体验生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身体力行。他在山上放过羊，在田野里过过夜。来到延安时，他还与新婚蜜月中，刚刚在延安报社做了记者的四弟王天乐一起，来到延安市的东关，两人穿上了一身破旧的衣服，装扮成王天乐当年在延安东关揽工的样子。很快，他们就被延安沟门的一个工头招去了。因为王天乐当年揽工时，肯吃苦、肯出力、名声好，所以，工头一眼就认出了他。

兄弟俩一连在工地上干了三天，路遥因干活不专业，一共挣了30元钱，还被扣掉20元。两人三天挣了50元钱。哥俩回到宾馆洗了热水澡，赶快将破旧衣服脱掉。因为延安的熟人太多，真的遇上了，不好向人家解释。50元钱挣得很有纪念意义，路遥对天乐说，咱俩现在一起去邮局，将这笔钱寄给父亲去。

此间，延川的郭家沟传来不好的消息，路遥的大伯病重。看到电报的路遥，没有打算回延川，他将照顾大伯的事交给了天乐，他嘱咐天乐回到延川，替他全权处理郭家沟家中的事。

1985年8月20日至30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召开了“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采取边参观访问边座谈讨论的方式，在延安和榆林两地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书记处书记李小巴主持，路遥参加了这次被他称为“较欢愉的社会活动”。参加这次会议的作家、编辑家、评论家还有贾平凹、陈忠实、京夫、董得理、白描、子页、陈泽顺、子心、李国平、孙见喜等30多人。会议的宗旨和议题是：了解近年来国内外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和发展概况，分析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势及落后的原因；制订陕西三五年内长篇小说创作的规划与设想。

这次会议与1980年在太白县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相隔五年，五年时间，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那次参会的作家们，也有了许多变化。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进入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并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京夫、邹志安等作家纷纷在全国获奖，还有一批青年作家正在成长。但是，与会者依然感觉粉碎“四人帮”以来，一支实力雄厚的陕西作家群体虽已形成，陕西的短篇小说创作同全国文学发达省、市大体上处于同步状态，而后来，当一些省、市的作家们纷纷向中篇小说这块领域进行开拓耕耘的时候，陕西的中篇小说创作从总体上看，却还处于发端之时，可以说是慢了半步。近一两年来，全国长篇小说创作逐渐繁盛，陕西同一些省、市发展的情势相比，似乎又迟缓了。在第一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陕西均无作品推荐，长篇小说创作至少在目前仍处于劣势，陕西的小说家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承认这个事实，并应发奋努力去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

路遥在这个会上，与那次一样，又有很独到的发言。他说：小说，尤其是长一点的作品的创作，要求作家的，首先不是艺术上的东西，而是作家观察生活的着眼点和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仅有“一度进入生活”还不够，还要有“二度进入生活”。“一度进入生活”，凭艺术直觉，可以产生激情；“二度进入生活”，则可纠正前者的片面性和对生活的表面的倾向性，而用理性眼光去观察生活，保持作家的“中性”状态，以便更接近生活本身，更接近真实。就是说“二度进入”可以产生冷静，好多作品没有绝妙的东西，就因为作家没有“二度进入”的深刻认识。

路遥还说，近年来国内长篇小说并没有给他带来满足，他没有这种印象。

这次会议，对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路遥实际上已经投入到关乎他终生事业成就的“大决战”当中，这次会议是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在那次十天的会议期间，路遥表面显得冷静沉着，内心却躁动不安，以致几次为某件小事就大发脾气，让很好的朋友一时难以接受，过后他又连连道歉。

座谈会一结束，路遥就“神秘失踪”了，他马不停蹄地赶赴铜川鸭口煤矿招待所。几天前一份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组织部文件，以《关于路遥同志任职的通知》的形式，发往了省煤炭厅组干处、铜川矿务局机关各部、委、处、室以及公司。通知内容是：

局属各单位党委：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路遥同志来我局需较长时间体验生活搞创作，为了方便工作，根据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党组建议，经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1985年8月21日常委会议研究同意：

路遥同志兼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共产党铜川矿务局委员会组织部

1985年8月24日

这个通知的形成，与时任铜川矿务局副局长、后来的陕西省煤矿工业局局长的霍世昌有很大的关系。

早在1984年，霍世昌就结识了路遥。那时，霍世昌还在铜川鸭口煤矿工作。1985年，霍世昌刚从鸭口煤矿调任铜川矿务局副局长，路遥又找到这个陕北老乡，对霍世昌说，他现在要写矿区的事，要体验矿区的生活，希望霍世昌能够提供帮助。

霍世昌了解了路遥的来意，立即向铜川矿务局党委作了汇报。铜川矿务局党委的领导表示全力支持，并且任命路遥为铜川矿务局宣传部的副部长。

由霍世昌照顾他的吃住和工作等事务。当时的霍世昌也是吃住在煤矿，在招待所与路遥为邻，他俩经常在一起交谈说笑。于是，煤矿工人的生活情趣和霍世昌的音容笑貌便永远地鲜活在路遥《平凡的世界》里。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描写的孙少平，正是当时的“茬长”霍世昌！（谷溪《路遥〈平凡的世界〉孙少平原型人物》）

霍世昌回忆，路遥主要体验生活的地点，在鸭口煤矿和陈家山煤矿，而且他在矿区跑了好多地方。鸭口煤矿，应该是路遥住的时间比较长的，且对整个矿区了解比较多的地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到的“大亚湾煤矿”，就是鸭口煤矿。而且，他作品里面好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就来自矿区。

路遥在铜川鸭口煤矿体验生活

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全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便条件。（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矿工的生活极其艰苦，而且随时与死神遭遇。他们从做采煤工开始下矿井的那天起，就没有把他们脸上的煤灰完全洗干净过。上井之后在热腾腾的澡堂里泡着，他们也竭尽全力擦洗着，但却不知道自己洗得怎么样，当路遥与工友坐在一起聊天吃饭时，看见对方的脸上一道道的煤灰和烟尘并未完全洗净时，就知道自己的模样一定和他们一样了。

你真正了解矿工们吗？

路遥面对这些在地面匆忙行走的矿工问自己：你只看到了他们地面的生活，这并不重要，在地面上，他们只是吃饭喝酒睡觉罢了。如果想了解矿工们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必须下到矿井底下，看看矿工是怎样从下午3点钟一直干到夜晚10点钟以后的。

路遥在鸭口煤矿，没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而是一来到矿上，就要求下矿井。他要和矿工们一起劳动，与矿工交朋友。

头上戴着一顶矿灯，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服，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扎一条白毛巾。这时候的路遥，活脱脱一个采煤工模样，他跟着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笼车。一个罐笼里有12个左右的工人同行。

罐笼飞也似的顺着井壁向下降落，猛然像从一个黑洞里掉进无底深渊。对罐笼无法克制的恐惧和厌恶，肯定会时刻伴随着矿工。井壁向外流着沥沥的水，抬头向上再看井口，小小的一个矿井口，只像天穹上亮着的一颗星星。

人好似在向地球的地心深入。一分钟的时间，在大约250米处罐笼停下来，走出罐笼，站在铺着铁轨的宽宽的巷道里，井壁上向外渗着水，木头支撑的采煤掌子面，再往深处，就真的是在地心行走了。路遥和工人们在工作面爬着行进，汗滴在掌子面，走在危巷深处，那种感觉，不是苦和累的考验，而是生与死的考验。

终日泡在混着黑色煤尘的汗水里的工人们，他们的体热使掌子面的温度不断升高，空气中弥漫的煤尘也更加浓重。工作中的工人，他们的脸上、鼻子上，挂着煤尘。走近他们再看，英俊的眼睛、双眼皮之间有一条白线，还有就是瞳仁是白的。

当路遥拖着沉重的步子，浑身无力来到搭车的地点，罐笼又像井中提桶般迅速上升。走出井口，浑身煤灰和污秽的样子，竟然不能认出他是谁了。路遥学着矿工们一样，坐在金灿灿的阳光下晒着太阳，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只有在井下生活过的人，才懂得阳光的价值。

路遥到过我们局好几个矿，每个矿都有他的朋友，矿务局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不像是作家，倒像个典型的矿工形象，一次他上井后，我就对穿着矿工服装的路遥说，将来你的小说像《人生》一样拍成电影，主人公的演员就不用找了！（黄卫平《一名真正的矿工》）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描写的煤矿工人安锁子，是路遥在鸭口煤矿交下的一个朴实厚道的采煤工朋友，他将安锁子写进书中，甚至连安锁子的名字都照搬了进去。50岁时退休的安锁子，16岁从临潼老家来到鸭口做矿工，挣了些血汗钱，但是，由于父母早逝，做家中大哥的安锁子，拉扯着几个年幼的弟妹，拼死拼活也填不满贫穷的窟窿。如今已经快60岁的安锁子，始终不知路遥将他描写成什么样子。

1985年秋天，所有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路遥决定到铜川一个偏僻的陈家山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尽管他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煤矿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要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是路遥知道，进入写作后，他就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了。

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

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陈家山煤矿位于铜川市西北，大约有70公里。这个煤矿天然条件比较差，高瓦斯，地质条件也差，一个工作面控制不好，就会有连锁反应。那里的矿工说：“在井下的工作就是用命做赌博。”

在路遥来陈家山煤矿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他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对路遥来说无用的沙发。

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重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然而，现在，当一切准备就绪，要寻找一个好的开头时，却将路遥实实地困住了，而且整整三天。待路遥冷静下来，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起点，而这个起点，竟然是由1981年发生在亲生父亲被逮捕的事演变而来的。

1981年夏天的一天中午，甘泉县文化局局长张弢找到当时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延安记者站负责人的贾炳申，说是路遥刚到延安，求贾炳申办一件事。张弢说，路遥的父亲因为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抓起来了。张弢又解释说：一村人都砍了，他既不是带头的，也不是砍得最多的，就因为说他“无儿子”担着，就把他抓了。

驻站一年多对陕北有所了解的贾炳申知道，家里没有“公家人”（在外工作的干部）就受欺负，没有儿子的家庭也受欺负，这一类事情比较普遍。贾炳申很想帮忙，但是，清涧在榆林地区，贾炳申是延安记者站的，要管这事显然是“蝗虫吃过界”了。张弢知道贾炳申的为难，嘴里对贾炳申喃喃道：“你不去，他父亲看来没希望了。”

贾炳申沉思一会儿，与张弢一起来到延河饭店。

此时，路遥正站在炎热的阳光中，边抽烟边焦急地等待。看到他俩走来，路遥快步走下台阶，和贾炳申握手：“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贾炳申知道，路遥是说把他拽上，实现了他最初的想法。由于情况紧急，他们没多说话，便和张弢及后来调到省老干局任副局长的刘玉珉、路遥弟弟王天乐一起赶到清涧县。先来到路遥老家石嘴驿乡，找到其他砍树的村民、村干部以及乡干部了解情况，又返到县上。在县委破旧的招待所安顿好，贾炳申便出来直接找县委书记反映情况：

当时清涧是全省最穷的县之一。我到的当晚全县城停电。县委办通讯员打着手电把我领到县委书记办公室。偌大的一孔窑洞旁的沙发茶几上点着一支蜡烛，挑起门帘时忽闪忽闪地跳动着，我看不清书记的面庞，他当然也看不清我。掏出记者证验明正身后我便直奔主题，把路遥讲的情况和我调查的情况作了反映，并很明确地提出，处理盗伐公路行道树无可非议，但这样的处理有失偏颇，要抓应该抓带头砍树的。书记也当即表示，让公安部门查清楚，第二天上午告诉我结果。（贾炳申《路遥，永远的兄长》）

没想到，父亲被逮捕这件事，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帮了大忙。路遥将这件事演变成“王满银贩卖老鼠药被公社劳教”了。一下引出了这部书所有的重要人物。

五六天过后，路遥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写作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53章，每写完一章，就画掉一个数字；每画掉一个数字，路遥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路遥心里很清楚这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画掉一个数字，就证明他又前进了一步。路遥极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最后“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写作紧张起来，常常会错过了食堂的开饭时间，有时候，路遥一天就吃一顿。医院职工食堂的师傅算是与路遥对话多的人，也无非是问路遥，想吃什么，好给他做什么。

但矿区的生活是过分简单了。不是矿上不想让他吃好，无论是陈家山煤矿领导还是医院方面，一直在尽心操办，只是条件有限。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有一年还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没有鸡蛋，连点豆腐都很难搞到。

早饭被路遥错过了，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多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个矿山医院，医生、职工大都回家吃饭，又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所以，伙食也相当难搞。

每当路遥写作到凌晨，只能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睡下后，时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但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路遥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又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

当年见过路遥的陈家山医院医生，如今大多已调离了这里。只有一两个说见过路遥的，回忆起当年见到路遥，只因为知道他是大作家，都不敢上前与他搭话。在路遥工作时，更是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生怕影响了他的创作思路。

可是某一天，正当路遥埋头写作时，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他。路遥一再给记者解释，但无济于事，记者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路遥“长期作战”。此时，路遥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记者，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

待路遥重新坐回桌边，心脏还在乱跳。虽然他后悔刚才自己的无礼行为，但他没有办法。

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然而，在1985年10月21日，有一个西安的长途电话打给路遥，电话里说，老作家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

这消息使路遥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看名胜古迹。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现在秦兆阳来西安，路遥是必须回去的。他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中断了。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公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阻七个小时不能越过，路遥只好返回陈家山煤矿。

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

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长着一脸自称为“匈奴式”的胡须，他的络腮胡须长得很快，几天不刮，既不美观，更主要是难受。来之前没有像香烟和咖啡一样备足了刮胡刀片——原想煤矿肯定能买到这类生活日用品，没想到这里缺这东西。只有一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后，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只好停止了这种痛苦。后来只好每个星期抽点时间，串游到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里专意刮一次胡须。

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从来到陈家山煤矿，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间写作间里，做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孤独的日子里，路遥坦言，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路遥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欢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黑暗中，路遥不禁两眼发热。

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路遥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在这样的时候，来描绘他们的悲欢离合，就如同一切都是自己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一个流着辛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泪水的人，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不，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这鸣叫，让路遥忍不住停下笔，陷入到遐想之中。这充满激情的声音似乎是一种呼唤。路遥不由得想到是朋友和亲人从远方赶来和他相会，月台上，是他那揪心的期盼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我在料峭的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火车站徒有其名。这里没有客车，只有运煤车。除过山一样的煤堆和一辆没有气息的火车，四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

悄悄地，用指头抹去眼角的冰凉，然后掉过头走回自己的工作间——那里等待我的，仍然是一只老鼠。（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985年元旦即在眼前，墙上那张表格，终于被路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画掉。要出山了。要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了。要见到亲爱的女儿了。

寒冬中，路遥坐在越野车的前座上离开此地，怀里抱着第一部已写成的20多万字初稿。透过车窗，看见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凉。当初进山时，还是满目青绿，遍地鲜花。一切都在毫无觉察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都没顾得上留意大自然的变化了。坐在车上，路遥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没有遗憾，只有感叹。因为他有一份20多万字的礼物，给予这段不平常的日子，应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凯旋。到达铜川市，路遥好比自己进入了纽约或是华盛顿，特别是看到路边的饮食店，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陈家山煤矿有这么多好吃的，就不会那么受饿了。

回到西安，休整了两个星期，过了春节，路遥借来同事李秀娥在省作协四合院内的一间房子，作为他的创作工作室，开始修改、抄写完成的20多万字——“规模很大的书”的第一部。

这间工作室，与陕西作协院子里其他房子一样，冬天没暖气，夏天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

路遥将资料、书籍、生活用具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场。冬天里，房子很冷，需要支起一个蜂窝煤炉子取暖，但是路遥嫌生炉子费事，耽误时间，干脆连火也不生，干冻着。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的，在路遥眼里则是“井井有条”。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

作协的同事知道路遥在紧张地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极少去打扰他，除非是紧急公务时，就派李秀娥来到路遥这个“手工作业的工场”来。李秀娥经常是在满房子烟雾缭绕中，凭着屋内一盏灯的灯光，才找到埋头伏案的路遥，而他的手里还拿着香烟。

李秀娥就趁机开开窗户为路遥透透空气，工作间的桌面上总是归置得清洁整齐、称心如意，否则路遥便不能进入创作。然而，桌面以外，则任意零乱了，地面更是不堪入目，烟头能扫一簸箕。有很多次李秀娥提出要为他打扫房间，路遥总是不肯。有时候，就让李秀娥坐下来，陪他抽上一支香烟，说上几句话，或者安排李秀娥这个陕北老乡，帮他去买二合一的咖啡、巧克力蛋糕、西安鼓楼的清真糕点、红塔山香烟。还有，让李秀娥去邮局，为路遥老家的两边父母寄去生活费等。短暂停下来安排这些事情的路遥，看上去神情疲惫，眼睛红红的。

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到十分凄凉。想想过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和许多作家创作前绝口不提自己的题材与故事不同，路遥对自己即将写作的作品，喜欢先给朋友讲。白描回忆，当年的陕西作协大院，路遥经常和三五好友，整晚说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有时他兴奋得边讲边在地上团团转，《人生》里刘巧珍刷牙、《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姐夫卖老鼠药，都是路遥先讲出来，再写进作品里的。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判断别人的反应，同时借此梳理自己的思维。

一个下午，短暂休息的时候，路遥和大家聊天。路遥说，他觉得他对这个长篇的名字一直不太满意。那天，子页也来到陕西省作协大院，加入到聊天队伍。子页灵机一动，说那你干脆叫《平凡的世界》得了。

“平凡的世界？”路遥一听，觉得太好啦，“我就要这个名字。”

1986年夏天，第一部书稿全部修改抄写完成了。路遥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12本稿纸放在那里，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轻松下来。是的，还不能轻松，因为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路遥的担心已经被证实了，过去发表过他作品的一些有影响的大刊物，看过这部作品以后，都婉转地给他退稿了。理由一是篇幅太长，33万字，刊物版面有限，难以承受；二是这部作品和他们想象当中的路遥应该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辗转了几个编辑部，最后由谢望新主编的广东《花城》杂志表示愿意给路遥发表。之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编辑李金玉，也赶来西安，很快读完小说，决定立即出版发行。

路遥一再向为他荐稿给《花城》的评论家王愚询问谢望新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意见，待谢望新谈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近年来长篇的优秀之作，而且敲定发表后将在北京由《花城》和《小说评论》联合召开作品讨论会，路遥才说，总算这几年的工夫没白费。然而，他又投入另一种紧张之中，那就是北京的评论界会怎样看待这部作品。

1986年夏天，路遥离开西安，这次他来到延安地区的一个偏僻小县城吴旗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

吴旗县，最初称为“吴起”，因战国时期魏国大将吴起在此屯兵戍边而得名。后来由于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此落脚而闻名于世，1942年更名为吴旗县。2005年10月，又将吴旗县更名为吴起县，恢复了对古地名的继承。

在当时偏僻而落后还称为“吴旗县”小县城的武装部院子角落里，一孔很小的窑洞里，路遥开始了又一次的“长途跋涉”，这是一次消耗战。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窑洞里，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

这孔简陋的窑洞里，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桌子，桌子上堆着一些书籍，放着几块掰碎的干馍馍、几包咖啡和一包当地出产的粗糙的饼干。这些食物，是为赶不上招待所的饭时准备的。路遥每天在下午3点开始写东西，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才睡下，赶他中午1点以后起床，饭时早过了。这种反时差路遥已积习难改，无法与正常餐点合拍了。

1986年第6期《花城》发表了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也在1986年12月顺利出版发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外界的反响并不如路遥所愿，甚至对他打击很大。时任《延河》的主编白描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许多外国文艺思潮刚刚涌进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流等方兴未艾，不跟潮流，不玩这些好像就落伍了，而路遥却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于是外界认为太老套了。

其实路遥研究过很多新派写法，读过不少现代主义作品。白描说：“那时陕西省作协的读书风气很浓，光是省作协里的个人订阅，《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就多达十多本。事实上，路遥是在对比了各种主义、各种写法之后，为《平凡的世界》选定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路遥的选择是用了心的，以他的才能，不是不会玩现代派那一套，而是认为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他，更重要的，是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题材。”

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创刊一周年的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主办的刊物《小说评论》和《花城》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座谈会由《花城》副主编谢望新，《小说评论》主编王愚、副主编李星主持。北京的20多位评论家出席了会议。

这次的座谈会上，《平凡的世界》几乎遭遇到了全盘否定。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写法陈旧，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这不是《人生》的作者写出来的作品。现实主义写法行将死去，路遥还在坚持这样写，多么沉闷，多么没意思。很多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只有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寨、蔡葵、曾镇南给予了小说肯定：

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以1975年至1978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性的图画，是对“十年浩劫”历史生活的总体反思。在事件和人物之间，作家更着力表现新旧交替时期农民特有的文化心态，试图探寻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和未来。（一评《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讨论会纪要》）

《小说评论》在会后的1987年第3期，集中刊发了一组评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文章，《花城》也在同期发表评论文章。

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参加完座谈会后，白描叫了个出租车去宾馆接路遥，准备一起回陕西。那天，北京下起了大雪，寒风呼啸，雪像是一支支利箭直刺车窗而来，地面积着雪，车子打着滑。

此时，路遥却对外面世界全然无感觉。他坐在车上，纹丝不动，人整个像根木头，始终沉默着。

看着路遥的神态，白描知道路遥面临着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回到西安后，路遥重新恢复平静，其实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方式，路遥不是没有想过，而且以他的天分，“玩新”也会得心应手。但最终，面对最朴素的人，他选择了最朴素的写法，他要坚持就这样写下去。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稳定下来的路遥，内心的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忍和坚强，也在布满“匈奴式”络腮胡的脸上凸现。

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此时，路遥身体的变化十分明显，不用照镜子，路遥也知道自己苍老了许多，不到38岁的年龄，两鬓已染了白发，走路的速度也缓慢了，饭量明显减少了许多，右边的眼睛一直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不得已去看了医生，医生认为路遥的这些症状，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路遥停止工作和阅读。

路遥当然知道医生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却是他无法接受的。

好在这时候，路遥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在三四月间出访联邦德国。这期间正好是路遥考虑休整的空当时间，因此他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因此有了许多个“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

1987年3月2日，路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开始了对联邦德国（西德）的访问。这次出访尚未东西德合并的西德，使路遥大开眼界，他形容自己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然而，西德的一切固然都是这样好，一切都很舒适惬意。但他还是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他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他说，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他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路遥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情周到地满足了路遥的这个愿望。所以，这次出访西德，最让路遥开心和难忘的，是他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他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场了，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

在一切体育运动中，路遥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这是因为，他认为足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足球是诗，是哲学，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

路遥曾经这样形容，写作就像踢足球，运动员为了把一个球射进球门，常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写作也要这样，就像运动场上的足球队员似的发挥最好的竞技状态。

开启路遥足球视域和世界杯情结的是1982年的第12届西班牙世界杯赛，那时候，路遥喜爱的中国球员不是左右边锋古广明和沈祥福，而是有名言“宁可被踢死，也不能被吓死”的外号“坦克”的左树声。我曾描述过路遥当时看球的情形：有时候，他像一个快乐的孩童，有时候，又像一头暴躁的黑熊。那时候，一切都多么新鲜啊，我们和苏永舜一起经历的悔恨和失败哪有那么麻木和沉重。我们第一次听到贝肯鲍尔和克鲁伊夫的名字的时候，都面面相觑，那表情仿佛在说，哦，这就是如雷贯耳的含义。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意大利的链式防守和巴西人的桑巴舞蹈，我们惊讶地谈论的是，苏格拉底的职业竟然是一名医生。

路遥喜爱足球，并且绝对地喜爱德国足球。如果有第二选择的话，他会把票投给俄罗斯，这和他敬仰这片辽阔土地上许多文学大师有关。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鲁梅尼格已经老迈，是“自由人”马特乌斯帮助路遥实现了足球世界的辉煌。这是路遥经历的最后一届世界杯，1992年11月7日，距离美国世界杯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路遥撒手而去，永别了足球。（李国平《德国世界杯，怀念一个人》）

1987年3月23日，联邦德国的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杂的中国话，路遥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是他却更爱贫穷的中国。

重新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路遥称之为“牢房”的写作间，他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二稿的修改和抄写工作。

知道路遥出国访问回来，大学同学王双全等来陕西省作协大院看望路遥。在路遥的写作间里，那天，路遥显得特别兴奋，与同学谈天说地的，谈外国，谈中国，说洋人，说国人。在他的书桌上，是《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书稿，整齐地摞了厚厚的一摞，足有一尺多高。

与同学聊着天，路遥不自觉地抚摸着书稿。每写完一部书稿，路遥也总是将书稿放在桌子上，用两只手比画来比画去。一会儿再用手压一压，量一量。他抬起胳膊的时候，身上的一件半新的灰蓝色羊毛衫的两肘处，一边破了一个大窟窿，那是长期伏案时磨破的。

他对王双全说，这部书的第三部构思已完成，近期就要动笔了。他说第三部的写作，他想在王双全的老家洛川县进行，需要住上两周的时间。

这时，院子里编辑部来人，说有一个电话找路遥，是延川家里的。电话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路遥在延川的养父病故了。

听到噩耗的路遥，尽力抑制着悲恸，却没有要回去奔丧、送老人的意思，他联系上了四弟王天乐，让四弟代他妥善料理老人的后事。

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挚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

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看得好。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他几乎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养父病危，想见他一面，但路遥脱不开身；养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后事，委托王天乐全权代表他去办理丧事……

路遥七岁上父亲把他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的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镢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

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

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的情形更加凄苦，每天进行着超负荷的体力与脑力双消耗的劳动。除过劳累，还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西安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西安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有时候，写作顺利或者困难时，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12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路遥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王愚或其他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他形容自己就如同《平凡的世界》里流落失魄的王满银。

每天，直到黎明时，路遥才如同一个幽灵，慢慢从他的写作间走出来，走在省作协老院子不长的一段过道里。

半个世纪前建起来的院落，曾经是个布局规整，屋舍俨然，屋上雕花，檐下明柱回廊，夹层窗、木地板，豪门大户气象处处显现的建筑。但不知何时开始，省作协三个套院的排排平房，屋瓦上荒草萋萋，白蚁咬断了房梁。衰落颓败的景象中，一边坍塌的房屋，另一边支撑着照样办公；四处漏风的房内没有暖气，发的取暖煤数着块儿定量分配。严酷的冬季，火炉子半天将屋内也烤不暖，人们捂得严严实实才能处理公务。夏天里，屋里阴湿潮热，蚊虫飞舞，天花板被长期积累的雨水一片一片洇湿着，随时有塌下来的可能。曾经有人走进院子，说这是个拍《聊斋志异》现成的外景。但即便如此，人们照样井然办公、读书、写作。

作协院落颓败着，住过这个院子里的人也看似很平常，他们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笑容，高兴时开怀大笑；他们也有普通人一样的情绪，激动时慷慨激昂。他们穿着朴素，走在街上，不点破身份，很难将他们和著名作家联系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时谈文学、谈时事、谈足球、谈家常，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简陋的写字间，坐在嘎嘎作响的旧式藤椅里，伏在漆面斑驳的写字台工作。那时，跃然纸上的文字，就使他们不一般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睿智、他们创造的形象，随同着他们的文字跳跃着，高大着，丰满着。一个一个的创作成果，也随着这些文字变为铅字，不断地为人们制造着文学的盛宴。于是，今天这个作家的小说获奖了，明天那个作家的长篇出版获得好评了……这些讯息，接二连三在陕西省作协的院子里传播。

这些人的大名，曾经只在报刊书籍上见到过：柯仲平、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陈忠实等等，他们以他们活生生的形象，行走在陕西省作协大院里。俨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凌晨，路遥孤独地穿过这条建在半个多世纪前、长满青苔的过道，月光下，只有他自己时长时短的身影随行，伴着他的还有疲惫的呼吸声。来到后院家属楼，路遥的家在一单元三层，不高的楼层，是他在《人生》获奖之后不久，从同单元的五层三居室调整到三层四居室的。路遥艰难地登上一个一个台阶，小心地拧开门，悄悄地走入自己的卧室。紧张而疲惫的一天终于可以停歇了。

修改和抄写的日子里，因为过度的劳累和营养的匮乏，常常使路遥几乎无力坐住，很多时候，只能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写。修改和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不是用体力，而是完全凭借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最后的工作。

在修改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快完稿时，路遥忽然吐了一口血。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过去很少去医院看病的路遥，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但此时的路遥，把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

路遥去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蛤蚧、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35摄氏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路遥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症候。路遥知道，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了，因为一两个月以后，他还要投入第三部小说的写作。他要求自己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注地写作一样。

然而，几十服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24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路遥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的路遥，时常将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现在，身体问题却像大山一样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路遥又一次想到了死。

死，如果是无法抗拒的，那你不愿意接受也只能接受，可最遗憾的是，那结局也和柳青一样，不能完成写作计划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那可是最后的也是全书很重要的一部啊！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

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987年夏季的一天，路遥突然离开西安，回到长城脚下的榆林城。这一次，路遥回到榆林，再不像1983年那样，先是随摄影组来为《人生》选外景，后来又写那个《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中篇小说；也不像1985年那样，来开什么长篇小说促进会。这次他来榆林，是专门回来治病的。事先，榆林地区文联的霍如璧接到电话，要他在路遥到榆林之前，在榆林宾馆预订一间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温暖地接纳了心事重重的路遥。那时榆林宾馆刚刚落成，路遥一来，就住进了宾馆二楼的一个房间。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为路遥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路遥作了周到安排。路遥很快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平时，路遥手中的烟是不断火的，那段日子，路遥头一次停止了抽烟，但是，手中却从来不离一包烟，随时凑到鼻子前贪婪地吸吮。正在榆林地区鱼河镇参加陕西省委扶贫工作的《延河》编辑张艳茜，周末到榆林来，见到同事、前辈、领导的路遥吸吮香烟的样子十分好奇，忍不住问：路遥老师，你不将烟点燃吗？只是这样闻味儿吗？

路遥说，最近正在吃中药，医生告诫，不能吸烟。

但是烟瘾极大的路遥怎能忍受？只好靠闻烟味儿来“画饼充饥”。这样说着，路遥又将整包烟放在鼻子下猛吸着。

路遥来了，榆林的朋友纷纷去看他，但得知路遥有病，需要静养以后，就一般都不去打扰他了。路遥的病，是榆林名医张鹏举给看的。由于我们单位离宾馆近，所以，路遥所吃的汤药，一开始都是在我的办公室里用小电炉熬好，再端到宾馆。张鹏举果然很有本事，才几剂中药下去，路遥的病情就有了好转。路遥信心大增，对医生的嘱咐无不听从，心情也渐渐轻松起来了，私下还和我们开玩笑说：“这张鹏举尽给名人看病哩，王震、陈永贵、路遥……嘿！”（朱合作《我所亲见的路遥》）

路遥心情好起来以后，朱合作便常邀请他到野外走一走。

榆溪河边有一条十分幽静美妙的林荫小道，两个人越过田野，来到了那条小道上。路遥说：“这真是个谈恋爱的好地方。”确实，有野花，有鸟叫，还有清清的榆溪水。要是在这地方谈恋爱，肯定惬意而甜蜜。

走了一会儿，他们又来到了河边上护堤人住的一排房屋前。路遥开玩笑说：“等咱们多会儿有钱了，就把这五间房买下一住，雇上个烧锅炉的，再闹上个小老婆。”朱合作应着说好。说完两人禁不住笑起来。

在路遥的病情基本上好转了以后，朱合作鼓动路遥，让榆林地区文联给派了个车，去了离榆林不远的内蒙古成吉思汗陵走了一趟。

汽车走到被榆林人称为北草地的小壕兔一带后，北草地风光简直把路遥给迷住了。路遥说：“北草地……这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又说：“以后有条件了，在这里买上一片地，再买上个汽车，闹（弄）上个小老婆，往下一盛（住）。”

一路上就这么开着玩笑，到了神木县的尔林兔乡，想在尔林兔吃一顿便饭。和乡上的人一说，人家听说车上坐的是路遥，非常热情，赶紧安排休息的地方。当时，神木县的公安局局长也在乡上办事，显然也是个路遥的崇拜者，他问陪同路遥的榆林地区文联的张泊：能不能让我们见一下路遥？朱合作和张泊说：能哩。于是那位局长和他的随行见到了路遥，并拉了一会儿话，告别时又美美地握了一阵子手。待路遥他们要离开尔林兔乡，乡上无论如何也不收饭钱。

他们一路北上，顺便游历了神木的红碱淖海子，然后再向北，游览了成吉思汗陵。那一夜，在成吉思汗陵招待所住下来。晚饭后，朱合作和张泊出去散步，路遥没有去。朱合作和张泊在往回走的途中，就聊起了路遥，说路遥这人是一个硬汉子，他怕是轻易不受别人的气。既然他不受别人的气，那么难免有人就会受他的气。

张泊说：“路遥在作协院子里，怕是厉害哩！”我说：“敢哩！”不想这时候天色已黑，路遥就坐在我们返回的路旁，我们都没有发现。但路遥却发现了我们在议论他。他从地上慢慢往起一站，问我们：“你们两个说甚？”我们看到他，禁不住乐了，说：“我们说你在作协院子里肯定很硬正。”路遥也不由地笑了，说：“不松。”（朱合作《我所亲见的路遥》）

大概是这样的生活真正让路遥的身心得到彻底放松吧，一个多月以后，路遥的病情基本好转，他非常高兴，众人也为他高兴。他带着几大包专门加工好的丸药（仍由张老先生开的处方）离开榆林返回西安。临走前一天晚上，大家到宾馆去看他，他显然对榆林乡亲有一种感激之情，也感激朱合作为他熬了不少汤药，还感激他在谁谁家吃过不少的家常饭——主要是面条和面片。

1987年10月，在路遥离开榆林两个月之后，他穿着一身当时人们都喜欢穿的水洗布外套，再次踏上榆林这座塞上城市的土地。这一回，他的情绪不错，对榆林文友说，他穿的水洗布衣裳回清涧王家堡老家时，村子里的人直夸他说：“看人家那些娃娃，当了大干部还穿着一身旧衣服，可怜的。”说得大家开心地笑。

来之前，路遥对霍如璧说：“你给我安排一下，我就在榆林宾馆写第三部。”

1987年11月，因为文学创作作出突出贡献的路遥，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而此刻，“劳动模范”路遥正在进入更艰难的劳动之中。只是这次的居住环境和饮食条件，都优于创作《平凡的世界》前两部时。

这次，安排路遥住在了榆林宾馆一号楼三层靠西边的房子，为的是安静，躲避车辆的嘈杂声。为了减免些房费，也为了争取服务人员的关照，霍如璧去找了霍世仁和李焕政。这两位领导，向来对路遥甚为敬重，也可以说都是路遥的好朋友，他们很快来到宾馆看望了路遥，并向宾馆和接待处的负责人作了交代，要求他们一定搞好“后勤”服务工作。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就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个条件，要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得也不错。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到厨房去为我安排了伙食，后来结算房费时，他也让外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还可以看病吃药。

我自己也开始增加了一点室内锻炼，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在凌晨睡觉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扩胸器。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机械性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极容易建立起来一种日耳曼式的生活。

由于前两部的创作，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了某种“经验”，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入似乎也很顺利。（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每天的进展仍然是死任务——一个章节，四五千字，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或者五六点休息，如果当天任务完不成，夜晚就要开夜车。连续三个月，白天夜晚的全部时间都处于不自觉的高度紧张状态，心不能离、神不能松、气不能散的一百来天。一字一句，都是呕心沥血，都在消耗生命，路遥原本虚弱的体质，能否支撑下来？这让关心他的人为他担心，为他捏把汗。

白天没有人敢去打扰他，过上三四天，晚上，霍如璧、朱合作等人会去路遥的房间小坐一会儿，说些比较有趣味的闲话，让路遥稍微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临走，问他想吃点什么家常饭？有时，他说不想吃什么，或说没心情去吃，大家也不勉强。有时，想吃什么了，路遥也不客气，事先打过招呼，第二天下午就自个儿来到人家家里。他多半要吃的是白面揪片片和白菜豆腐。对这种饭，路遥爱吃也很能吃，一顿吃满满的一瓷盆，光面足足就有六七两。路遥常常一边吃着，品咂着，一边擦着汗，嘴里很满意地说：吃美了！吃完便站起来告别。

1987年的11月底，路遥兴奋地告诉霍如璧，《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上半部写完了。他想稍作休息，出去兜兜风，于是，坐在榆林地区文联的一辆吉普车上，路遥去北部的沙漠地带尽兴地胡乱转悠了一天。他是充满了对沙漠的感激之情的，因为这部书的写作当初就是在榆林毛乌素沙漠里下的决心，没想到最后的部分竟然又是在它博大的胸怀中来完成。

从沙漠回来，有一天，在朱合作家里吃过晚饭，闲谈时，路遥说他想找个人学跳舞。学跳舞好办，朱合作说，这一层楼上就住着榆林城里最有名的舞星曜虹。很快曜虹就被朱合作找来，抽空给路遥辅导起交谊舞来了。舞场设在朱合作家——自然没有乐队，只是随着录音机放出的舞曲转动。路遥也想鼓励朱合作学习，但朱合作实在不想学，就坐在床上看他们跳。

路遥经常到宾馆附近的朱合作家来，所以大家都很随便。有一回，不知谁和路遥开玩笑说：“你这么丑，怎能问下个北京婆姨？”

路遥知道这是他们想听他的恋爱经历，就说：“我原来谈的对象，不是现在这个。那一个也是北京知青。谈了一阵以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造反派头头、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人家要逮捕我。我那个对象的一个同学给我写信说，你现在处境不好，不要把她牵连了。我就给她的同学写信说，那就解除恋爱关系吧。我如今这个婆姨就和我头一个对象在一块儿插队，她很同情我……后来，人家不逮捕我了，我又上了延大。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和谁结婚。”

路遥接着还对他们说，他在经济上沾过妻子林达的大光：“人家家里光景好。”

写作到后期，虽然路遥感觉越来越顺当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仿佛自己都知道何时出场，走向顺乎自然的结局。但是，越到后边，不管路遥心理和思维处于怎样美好的状态，毕竟持续的苦熬苦战时间太久了，体力和精力显然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霍如璧晚上去看望路遥，只见路遥边说着话，边将双腿费力地抬到沙发上，两臂也十分无力地向两边摊放着。霍如璧就劝路遥，休息上一两天。

路遥回答得很坚决：不行！越是这个时候，全身每一根神经都不能有丝毫放松，要是一天不按计划完成，首先心理上造成的失败感和危机感，就难以忍受。同时，作品质量也很可能因为松一口气而受到影响。

1988年元旦到了。但对于整日天昏地暗地写作的路遥来说，这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天没有两样。

然而，还是有一些异样的，毕竟是新年了，整个宾馆空空寂寂，没有客人了，服务员们也回家去过节了，只在厨房和门厅留了几个值班人员。

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路遥的心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他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不能在孩子的身边，路遥感到深深地内疚。

在一片寂静中，呆呆地望着桌面材料堆里立着的两张女儿的照片，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旋转，嘴里在喃喃地对她说着话，乞求她的谅解。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或游戏。你醒着的时间，我睡着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我在深夜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

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按照路遥预先的计划，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这样，他才能以较完满的心情回去过节——春节是一定要在家里过的。因此，整个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断，必须完成每天确定的工作量。有时候，某一天会出现严重的不能通过的困难，只好拉长工作时间，睡眠就要少几个小时。睡眠一少，就意味着抽烟要增多，口腔胸腔就难受异常。随着初稿的临近尾声，路遥在内心不断祈告上苍，不要让他的身体猝然间倒下。只要多写一章，就会少一份遗憾。

凭借惊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路遥迎来了他人生决战最具重要意义的一天——1988年1月27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平凡的世界》百万字著作的最后一部初稿，终于全部写出来了。累得快要倒下的路遥，依然坚强地站立着。他那充满倦意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也同时为他松了一口气。

为了表示祝贺，这天下午，李焕政和在榆林的几位朋友，专为路遥举行了酒宴。

春节过后不久，陕西省作协院子那间路遥的工作间，又在中午之后亮起来了。这次的书稿抄改，路遥更加认真，竭尽全力地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现在，他可以稍喘口气，每天可以挤出半小时在一棵合欢树下晒晒太阳了。路遥静静地坐在那根废弃的旧木料上，抽一支烟，轻松和快活的半小时，都让他有做神仙一样的享受。其实，他的脑子里仍想着有关这本书的某些技术问题，或者反复推敲书前面的那句献词。

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连播《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播出——因为全书还没有最后完成，他们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决定开始播出全书。

这次的打破常规播出《平凡的世界》的广播剧，也是偶然中发生的。

1987年春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叶咏梅，也是《平凡的世界》广播剧编辑，在北京无轨电车上巧遇去往鲁迅文学院的路遥，叶咏梅很惊讶地问路遥，怎么一直以来杳无音信，这两年又写什么好作品了？

路遥当时憨憨地笑着，说写了一部《平凡的世界》。叶咏梅问路遥，你以为写得怎样？

“你看，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

路遥不对自己的作品作评价，只送了一本书给叶咏梅自己去看、去评价。

北京知青叶咏梅当年也是下乡插队在陕北，《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被叶咏梅仔细阅读，书里的一切对于她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仿佛她自己就生活在这些人当中。于是有了这一次广播剧的录制。

在《平凡的世界》开播之前，叶咏梅来到西安，在陕西省作协大院采访了路遥。不知为何，叶咏梅这次见到路遥，总感觉到路遥有某种变化，这绝不是因为他穿上了一身新潮的石磨水洗牛仔服，也不是因为他神情中时时显现的呆滞迷茫状。是什么？叶咏梅说不清……当时的路遥刚刚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一切思维、情感还没有从那里面走出来。

路遥为叶咏梅冲了一杯咖啡，采访开始，话匣子打开，路遥侃侃而谈。三年准备，六年写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路遥忍受了怎样的孤独和寂寞，怎样的困苦和艰辛，在路遥浑厚的陕北男中音叙述中，《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或是孙少安，仿佛也随着他的声音从陕北的黄土地上走近，再走近……

1988年3月27日起，每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时间，向全国的听众播送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历时四月有余，全书于1988年8月2日播送完毕。

《平凡的世界》自开播以来，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电台收到了许多听众的来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干部、商业职工等等，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身经百战的军队离休干部。他们在信中一致赞扬：《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作者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他们说，在当前色情、凶杀、武侠小说一度充斥图书市场，严重侵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平凡的世界》的出现更是难能可贵，人们需要这样的好书，他们“佩服作家敏锐的观察力”，“非常佩服路遥对人类之爱的强烈追求，非常敬佩他的才华”。有的单位在收听《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还展开了同步的评论活动，更加深了收听者对《平凡的世界》、对书中人物、对那一段社会历史生活的感受和理解。

《平凡的世界》的演播者李野墨当时只有28岁，他曾播过长篇小说《新星》，《平凡的世界》是他演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听众在信中也对李野墨的演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没有李野墨的演播，路遥这部小说的内涵，不会表现得那么充分。

《平凡的世界》广播剧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三次，直接听众超过3亿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60部来自古今中外名著改编的广播剧中，《平凡的世界》的收听率排名第八。

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点怠懈。每天中午，当我从桌面的那架破收音机上听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语调播送我的作品时，在激动中会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鞭。我会赶紧鼓足力气投入工作。我意识到，千百万听众并不知道这部书的第三部分还在我的手中没有最后完成，如果稍有差错，不能接上茬面被迫中断播出，这将是整个国家的笑话。

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根据要求，路遥必须最晚在1988年6月1日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完成稿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他们才能来得及接上前面的部分而不至于中断。另外，准备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大型杂志《黄河》也已推迟发稿20天在等这部书的手稿了。主编珊泉先生从太原给陕西的甘泉县接连发来两封催稿的电报。时间确实进入读秒阶段。由于路遥的精神高度紧张，使得他的腿不断地抽筋，晚上的几小时睡眠常常会被惊醒几次。

最后的冲刺时刻终于来临了。

1988年5月25日，是路遥一生中，让他不能忘记的一天，许多日子他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生日。

这一天，起床后，路遥一边喝咖啡、抽烟，一边坐在写字台旁静静地看着桌面上的最后十来页初稿。

他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第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这让路遥感觉，他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由此，1988年5月25日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尽管这样想了，因为即将在这一天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路遥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五味杂陈，百感交织，为了不让泪水打湿稿纸，他将脸挪向桌面的空当。路遥的心脏骤然加快搏动，有一种随时昏过去的感觉。

过分的激动终于使路遥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他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只握笔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路遥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屋外是紧张而兴奋地等待着路遥从工作室走出来，与他分享快乐的，延安来的几位朋友。还有甘泉县的几位领导，也是路遥的朋友，以及他的四弟王天乐。人们已张罗着在招待所搞了一桌酒席，等路遥完稿后，晚上要一块儿喝酒庆祝。

工作室内的路遥，擦去面颊上的泪水，坐下来点燃了一根烟，沉默了片刻，将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到能出席宴会的程度。

在那一刻，路遥记起的是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完成，它就是好的。”

与多年来始终关心他的延安和甘泉的朋友们聚会后，路遥和天乐立即动身赶到延安，然后从吴堡过黄河，先在太原将复印稿交《黄河》文学期刊；再从太原直接去北京，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稿。只有这样，才能赶上6月1日这个期限——如果当时返回西安再起程就可能赶不上了。

1988年第3期《黄河》，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在第一时间刊登出来了。

1988年4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面世。

在路遥正在对《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进行最后的修改阶段，《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先期出版发行，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些著名评论家撰写了热情而客观的评论文章。

1988年7月中旬，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组织了得力的工作班子，拟将《平凡的世界》改编成连续剧，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重点献礼片。

1989年10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同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14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并于1990年年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得到了广泛好评。

将《平凡的世界》这部气势恢宏的百万字著作，在14集电视剧的有限天地里，对原著的基本内容能够比较正确地予以再现，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好在，忠实于原著，又充分运用不同于小说的电视艺术来体现原著的艺术思路，该剧编导的这一努力是成功的。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又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是这届唯一获此奖项的长篇小说。

1999年，《平凡的世界》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之一”。

十几年来，《平凡的世界》和路遥的其他著作版本之多、销售量之大，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独领风骚。

2003—2004年，在中国大陆七所高校“大学生信仰状况”问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在“对你影响最大的书”一栏名列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