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路遥相对悠闲的日子里，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的人，习惯了每天看见坐在那把藤椅上悠闲地晒太阳、沉思默想的路遥，好像就是这个旧式院落里的一个风景。只是，人们总是感觉，路遥的精神状态日渐委顿。晚上与晓雷、董得理或是王观胜聊天，坐在沙发上，路遥不再侃侃而谈，他默默地抽烟，坐着坐着就打起鼾来，睡着了。突然醒过来，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一声，走啊，就蹒跚而去，这种状况不止一次地出现。路遥的这种状况不由得让大家为他忧虑。如今，书写完了，也全部都出版了，他为什么不去医院做一次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呀？不能讳疾忌医！大家这样说了，路遥没有听进去，依然固执地应付：不要紧，我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完。

的确，《平凡的世界》完成后，路遥总有一种什么事没有做完，还不能画上句号的感觉。此时，路遥的思想又在日益明显的身体病痛中飞翔起来，进入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酝酿中。

1991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来函，邀请路遥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出访泰国。开始的时候，路遥准备前往，将《再次出国人员审查表》填写好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若冰、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还有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都在审查表上签过字盖上公章了。不料，即将起程之际，路遥却决定不参加这次的出国访问了。

路遥说，他要完成《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个创作心得。这篇6万字的长文，注入了路遥全部思考和激情，他写得认真，写得严肃，而且写作过程顺心顺手。当时，女友杂志社已经向他约稿，并答应付一笔高稿酬争先发表此文。路遥不无欣慰地对晓雷、李天芳夫妇说，得到这笔大宗稿费，他一定不随便乱花了，要给女儿存上，供她日后上大学用。

《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意义，绝不在于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写作画上了一个与作品本身重量相等的句号，而在于路遥展示了他崇高的文学信仰和文学追求。当路遥结束了他一生执着追求、奋斗的文学事业，结束了他短暂的人生生命历程之后，我们才理解了路遥对这篇《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心得如此重视的苦心。他不只是要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还要完成像《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样的创作谈。这样，路遥才算真正完成自己英雄而悲壮的人生史诗般的总结。

《早晨从中午开始》正是路遥在生命的最后瞬间爆发出的又一束耀眼光芒。冥冥之中，是否路遥与超自然的神力有着某种默契，或是他早已预知命运操纵着他的人生？而他自己，更在十年前就预感到十年后的生命归宿，才有了那些一日等于三天的拼命写作？也才有了“不想让自己的文学梦想因生命的突然终止而成了残破的遗憾”的预判？这给我们活着的人留下了难以破译的谜团。

1991年12月31日，路遥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同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1992年年初，陕西作家协会院子里传来了一个坏消息，作家邹志安被诊断出肺癌住院了。邹志安也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作家，至少他在表面上能冷静地对待死亡的威胁。省作协的同事们去看望邹志安，发现病房中的邹志安，与在省作协院子里见到的邹志安，没有什么不同，依然如故地谈笑风生。他瘦高的体态看起来仍然是健康的、帅气的，他的嘴角，仍然挂着讲了一个可笑的故事之后得意的微笑。但是，这微笑的嘴角在见到同事之后讲的第一句幽默的话，却令大家要落下泪来。他说，你们是向遗体告别来的吧？

不过有时候，邹志安当着大家的面，这位关中农村出身的坚强汉子，也会黯然泪下。他说：“如果我现在就死了，实在是觉得太委屈，太可惜！”

1992年，邹志安才45岁，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若倒下，家里将无人照顾：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他还为弟弟抚养一个孩子，而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挣工资。邹志安是陕西作家中产量很高的作家，曾经在一次会议上，针对一些评论家关于作家要耐得住寂寞、要写大作品的观点，邹志安有些激愤地回应：要我们耐得住寂寞，我们拿什么养家糊口？

1991年10月31日，当代著名作家杜鹏程因病去世，享年70岁。如今年富力强的邹志安又身患癌症，这给本就破败的陕西省作协的院子，蒙上一层压抑的阴霾，即使是健康人的心中，都有种怪异的感觉。

此时的路遥刚刚完成《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肯定对于身边朝夕相处的作家同道去世的去世、住院的住院，在精神上、心理上产生一定的波动。这时，每当中午时分，人们依然看到在藤椅上或是一根卧倒在院子当中的圆木上，要么晒太阳，要么酣睡的路遥。但是，人们看不见路遥的时候，路遥正在抓紧时间，做着一件又一件重要的事情。

1992年年初，陕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路遥文集》，陈泽顺出任这套文集的责任编辑。路遥将出版文集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而神圣，马上开始了编辑整理文稿的工作。紧张的工作常常让他感到愉悦和幸福，一旦投入其中，路遥便忘记了疲惫，忘记了病痛。这是他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轻松感觉。

春节过后的一天，整理文集的路遥被肝痛折磨得痛苦地呻吟起来，刚好好友刘春生去看望他。他对刘春生说：“你来得正好，麻烦这两天到医院去一趟，问一下治疗肝痛的最好药物，给我买点。”他的口气很少有的带着央求。

刘春生说：“记得电视广告中有种护肝片，不知效果怎样？明天我到医生那里问问？”

路遥说：“能行。越快越好！”

当得知这种“护肝片”既能护肝，又无毒副作用时，刘春生才试着买了一盒送给路遥。过了几天，刘春生再见路遥时，路遥喜形于色，说这种药不错，吃了以后，肝痛大大减轻了，要求刘春生再给他多买些。于是刘春生又给他买了足够两个月吃的量。

那时，路遥的书桌一角，摆着一沓书稿，那是他近十年来发表的作品总和。他没让任何人帮忙，他要自己完成最简单又最隆重的剪贴，这样他才觉得踏实。

1992年4月6日下午，路遥喘吁吁、汗津津地怀抱着一个巨大的提包，将他夜以继日整理剪贴好的《路遥文集》书稿送到了陈泽顺的办公室。当陈泽顺从路遥怀里接过提包时，路遥几乎站立不稳了，他面色苍白地靠在墙上，直说：“我累得不行。”

这件大事忙完，路遥又开始做起了另一件大事。此时的路遥，已经多次出现发寒、高烧、腹泻、浑身乏力、腹胀、肝痛等症状。腹泻时，路遥像以往一样，就到董得理家，向董得理夫人吴祥锦要黄连素。过去吃黄连素，腹泻症状就消失了，可1992年春夏这半年，吃了黄连素也不见效。

五月的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闲聊，他说，他肚子胀，大便有血，很不舒服。我劝他找医生看看，并以老杜（杜鹏程）为例，委婉地提醒他不要拼得太狠了。他却无奈地摇摇头说：“也许我连老杜都不如，说不定哪天倒在哪里就死了。”我听了颇觉不祥，就把话岔开了。窗外那株高高的香椿树挡住了五月温馨的阳光，室内的光线有些暗，路遥的脸色也似乎更加憔悴了……（吴祥锦《那空荡荡的椅子》）

1992年7月，路遥要趁女儿远远放暑假与林达去北京探亲的时间，装修他家的四居室房子。他找到陕北老乡、文学青年张世晔（笔名航宇）帮忙，并认真地拿着笔和纸，这次他不是为了创作，而是要一笔一笔地预算装修以及购置家具所需的费用：转角沙发、低柜、衣柜、饭桌、椅子、淋浴器、煤气灶、抽油烟机……还有装修房子，统共需要8000多元。

这一算，把他算乐了。

他憨厚地张开嘴巴，笑吟吟地说：“哎呀，我日他妈的，得花这么多钱。”

“嘿！”我笑了一下说，“那点钱对你来说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

他说：“人们谁也不了解我，我知道。我听我妈给人说，我家路遥，吃饭用的是银碗，桌子也是银的，红格艳艳的红地毯从楼上直铺到楼底，你们要见我家路遥，可难哩，楼底下有两个站岗的，都拿着矛子，还有红缨缨……你看我妈，一满老憨了，说那些话。”

说笑间，他又递给我一支烟，说：“其实，我怎能有那么多的钱。”（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

当时，张世晔有些不解地劝路遥，没钱就别装修了。

路遥说：“不装修不行，你不知道，林达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单位，这回她从北京回来，马上就要和我办离婚手续。这样，孩子连娘也没有了，我要给她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她心灵上能够平衡一些。”

后来，装修的钱，路遥向时任《延河》副主编的子心借了5000元，又向《喜剧世界》的主编金铮借了5000元。

路遥借到了钱，又借了对面李若冰家的闲置房子，将自己家里的东西全部搬了进去，顿时那套小房子就堆得乱七八糟、密不透风。在一堆家具杂物中间，路遥支起一张行军床，床上又堆着各种书籍。天气太热，路遥穿着一条短裤，一件汗衫，浑身流着汗像浇了水似的。他亲自设计，亲自选材，帮助装修工人干这干那，明知体力不支，还硬撑着亲自上街选购家具。整个一个炎热的7月，他一边忍受着病痛折磨，一边指挥工人们按照他的设计方案进行装修。他盼着早日完工，好给从北京回来的女儿一个惊喜。

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路遥发起高烧，体温达到39.7度，他又想找点药吃了了事。躺在乱糟糟的行军床上，他十分痛苦地呻吟着，整个身体时而斜躺着，时而缩成一团。几个来看望他的朋友看他痛苦的样子，硬是将他送到附近医院打了一针退热针剂，半夜12点以后，高烧才退去了。朋友劝他住院治疗，可路遥又一次固执己见，见高烧退了，他说感觉好多了，不需要住院的。大家也感觉他可能真的好了，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他早已沉疴在身。

那时候，装修房子对工薪阶层来说还是很奢侈的字眼。路遥的超前意识让许多人感到惊讶。其实，路遥装修过的这个家，仅只是刷了墙；给女儿的房间贴了壁纸，装上了吸顶灯；自己卧室铺上了化纤地毯；厨卫贴了瓷砖，而且只贴到半人高。

说来也巧，装修完工的那天，路遥接到电报，女儿要从北京回来了。路遥兴奋地领着来看望他的作家子页参观“新居”。而此时，病魔已让路遥感到精力不足，行动的脚步也变得迟缓，他完全是靠精神的亢奋支撑着。

路遥没有享受装修后居室的安逸与敞亮。第二天，也就是1992年8月6日，路遥又背起以往出门时背的那个军绿色大背包出发了。

西安开往延安的铁路客车是1992年8月1日通车的。路遥早就等待着开通的这一天了。

说起来有些宿命的意味，路遥可能觉得做完了起码眼下该做的事情，他该出门远行了。

这天早晨，家属院和办公院相通的窄窄小路上，阳光刚刚洒向长满绿色苔藓的青砖小路。这时，路遥从家属院那个方向走过来，一个军绿色的双肩背包，在他单肩上挎着。背包装得很满，他却背得挺轻松。

同院的晓雷、李星、张艳茜等见到背着大背包的路遥，都问他，“去哪儿呀？”

路遥兴冲冲回答：“回家，回陕北！”

大家都知道他的老家在陕北，也晓得他有两个老家。但大家没有问他是回哪里的家，是他的出生地清涧，还是他成长的延川？院子里见到路遥的人，都挥挥手向他道别，在早晨清澈的阳光下，目送他厚实的看起来非常健康的背影远去。同事们以为这不过是路遥无数次回家中，很正常、很普通的一次；而他远去的背影也会无数次地在眼前折返回来。但是，谁都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亲切目送，是陕西作协院子里的人最后一次见到健康的、直立行走的路遥。

路遥离去后，同事们反反复复设想着他说的回家情状。

不知道路遥到达延安后，是否一路向东北方向，向他的成长之地——延川县郭家沟奔去。那里有辛苦养育他，始终让他牵挂的年迈养母（养父已逝）。他说回家是否就是想在善良慈爱的养母膝下安歇片刻，享受儿时贫困单纯的宁静，表达对养母的孝心呢？

或者，路遥一路再向北，回到清涧王家堡，去和亲生父母团聚，让母亲再为他包一次水饺。这一次，再不会出现童年那次回家那样，母亲没有白面，只好用杂面包饺子，结果煮了一锅面糊糊的窘状。这次母亲会用雪白的面粉，下一锅香喷喷的饺子给他吃的。

陕西省作协院子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却在8月14日得到一个坏消息：路遥到达延安时，身体虚弱得被人抬下火车，如今正在延安地区医院抢救。

作协立即派办公室王根成前去看望路遥，同时，委派张世晔去延安照看路遥。之后的几天之中，不断有路遥病情加重的消息传回作协院子。

8月7日在延安火车站被人抬下车的路遥，起初住在延安宾馆，脸色黄而泛青，什么都不愿意吃。当时，延安地委宣传部部长白崇贵与曹谷溪来看望路遥，见到路遥这般情景，认为他一定是得了重病，两人三番五次地要陪路遥上医院看病，固执的路遥就是不肯，说他自己带着药。两人又建议路遥在延安休息几天后，还是要回西安，毕竟西安的医疗条件好。路遥继续摇头拒绝说，没必要，他没有事。

怎能没有事？看着虚弱的路遥，白崇贵和曹谷溪又建议路遥，到延安地区医院住院，既治病又休息，还可避免繁杂事情干扰。路遥坚持说，你们就别做工作了，我的事我自己清楚。路遥的固执让朋友简直无可奈何。几个人合计，无论怎样都要做通路遥的工作，不然就不是他的朋友。在大家软硬兼施下，路遥终于住进了延安地区人民医院。

8月11日，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子良和张弢赶到延安，在延安宾馆一落脚，就打听到路遥住在南二楼。扔下行李，立刻去看他，见路遥和延安原地委书记冯文德并排坐在沙发上，一位小伙子伺候在旁边。张子良和张弢进去后，路遥没有挪动身子，只疲惫地抬抬手，表示欢迎。他们感到很异样。冯文德赶忙说，路遥病了，刚从医院检查回来，明天住院，一应的事情都联系好了。

怎么了？张弢大为惊异，张子良一步抢到路遥跟前，就势坐在地毯上。路遥拉住张子良的手，死劲儿捏得紧紧的，另一手却伸到眼角，不断地用拇指抹泪。多年来没有见过路遥流泪——大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住院后的路遥，住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此时，路遥的情绪极不稳定，他怕自己患了癌症，从此起不来；他担心亲爱的女儿受不了；他担心设想的省作协的工作计划没有时间去完成……路遥心绪复杂，不停地叹息。

待只剩下曹谷溪一人时，面对这位兄长、挚友，路遥突然间号啕大哭，那撕心裂肺的哭声，震天撼地。也只有在曹谷溪面前，路遥才能彻底脱下他那始终包裹的坚实盔甲，展现出柔软脆弱的一面。路遥一边哭一边说：“谷溪呀，我这是完了，老天爷拦腰把我砍断了，我的病，你不知道，很严重，这一回怕是不行了……”

当化验结果出来，路遥又咧开了嘴，憨笑着对朋友说，别再苦着你们的脸了，没意思，咱们快活些！然后从床上欠起身来，舞起手，向空中用力一伸，发表公告似的庄严宣布：我们胜利了！第一，化验结果表明，没有癌病变；第二，医生同意我每天少抽几支烟。他补充说，这就有点活的趣味了，否则太无聊。

其实，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肝硬化腹水，还有黄疸病。医生瞒着路遥，有意将“晚期”、“硬化”之类严重的词避开了。

刚住院时，白崇贵建议给陕西省作协打招呼，报告路遥的病情。路遥不同意，后来要给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曾任延安地委书记）说明情况，路遥仍然不答应。他一再叮咛曹谷溪和白崇贵，对他住院的事要保守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就这样，路遥的病时轻时重，他的情绪也时好时坏。

最初，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住院，输液一天后，路遥自己还能下床在医院的后院里转一会儿，手里仍然拿着他极喜欢抽而且从没间断的“红塔山”香烟。医生和护士们曾不止一次地劝告他，为了肝病早日康复，最好不要吸烟。路遥却说：“烟是我的精神支柱，只有抽烟才能调解一下我的生活，如果不抽烟，又躺在病床，我连一天也活不下去。”

路遥的精神状况好时，从病房往后院走去，陪着路遥的张世晔想搀扶他走，路遥都感到很别扭。他对张世晔说：“你别扶我，我自己能走。”

情绪低落时，路遥就常常流泪。路遥对来看望他的延安文联的高其国和杨明春、杨毛毛父女俩说，本来他是打算回延安休整一下，还有许多事情等他去处理。

“我现在什么都能割舍下，就是放心不下我的孩子，她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这次病能好，我绝不会让孩子受委屈。可我真的觉得这次和往常不一样……”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路遥生病住院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延安和母校延安大学的文友与同学来了，给路遥带来了自家做的陕北家常饭，他想吃什么，朋友们就给他送什么。

曹谷溪更是嘱咐家人，让她们变着花样儿给路遥做饭，洋芋檫檫、陕北钱钱、羊肉、荞面抿尖……有时，路遥深更半夜想吃东西，曹谷溪也会起床为路遥做吃的；但是，路遥的饭量越来越小，甚至开始厌食绝食了。花样儿变完了，曹谷溪忽然想起延川家乡的大红枣。他让老伴儿把枣煮得烂烂的，端了一碗放到路遥的病床边。路遥想吃莲子汤，曹谷溪忙挖出自己种的百合，百合莲子汤立马做好端来了。

王克文把熬好的小米稀饭提来了。

路遥的妹妹给他做的杂面也提来了。

路遥说想吃玉米棒，张世晔就将从延安市郊玉米地里“偷”来的玉米棒煮好送到他手中……

然而，路遥看着这些他平时极爱吃的食物，只是摇头，一口也吃不下。所有给他送饭的人呆呆地站在他病床前，一句又一句地苦口婆心劝他，他仍然连动也没动。路遥吃不下去，吃也吃得很少。腹部疼痛时，坐不住睡不着，一会儿坐在床上，一会儿躺到地上，甚至有七天七夜未能成眠。没有几天，眼见着路遥体重锐减，人失了形，又黄又瘦的。以致他痛苦得想自杀：

“我不想活了，我难受得要命，我跳楼呀。”

说着话，他就朝三楼的阳台走去。

照看路遥的张世晔说：“要跳，咱俩一块儿跳，不然我没办法向任何人交代，我还年轻，你忍心咱就跳……”

路遥听张世晔这么一说，不再说什么，拉住张世晔的手走进房间，再也不提跳楼的事。只是，他难以成眠，一个劲不停地呻吟，一直到天亮，他仍然没合一下眼。

那些在不同时期给予路遥支持的朋友，诸如白恩培、王巨才、霍世仁、冯文德、申沛昌、张文杰等，有的专程赶来探望，有的从不同地方打来电话慰问。他们都认为不给单位报告路遥病情不妥当，但是路遥坚决不同意。不少人劝路遥回到西安或是去北京治疗，路遥说，如果只是肝硬化、腹水，在延安就可以治，如果是癌症，到联合国都没办法。他坚持留在延安，他不想回西安，他说，在延安还有一碗可口饭吃，回西安我在哪儿吃饭？

后来，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支益民到延安调研，得知路遥病重住院，给省委书记张勃兴打了电话。

1992年8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印发了《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通报迅速分送给陕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等有关领导传阅。

1992年9月1日，张勃兴在省委宣传部的这份通报上作出批示：

请卫生厅党组关心一下，是否派专家会诊，可同延安地区商量，如回西安，可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大医院精心治疗护理，以便尽快恢复健康，并问候路遥同志。

张勃兴

1992.9.1

陕西省作协的王观胜、子心和李国平，带着大家的问候和书信到延安看望路遥。那天，路遥的精神好一些，硬要陪着几位同事到杨家岭看看。车上，他兴致很浓地给大家介绍延安大学、延安卷烟厂和杨家岭的有关情况。到达杨家岭，他坐在一块石条上，让大家去参观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曾在这里住过的旧居，而自己没有进去转。返回医院的时候，路遥疲倦不堪，倚在车座上，一声不吭。

在路遥决定回西安之前，他又想上一回宝塔山，他要最后望一眼延安吗？他要最后看一看家乡的黄土高原吗？他这是在向陕北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告别吗？

由于路遥的病情严重，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多次建议转院到更好的医院治疗，经多方劝说，路遥终于同意回西安治疗。

张世晔立即将情况告知给白崇贵，请他尽快同陕西省委办公厅和陕西省作协取得联系，让他们尽快联系好医院，及早做好路遥动身回西安的准备。延安地委立即用传真将情况报告陕西省委。

1992年9月5日，在回到陕北、回到延安一个月之后，路遥转院回西安。这天早晨，路遥被前来送行的领导和朋友搀扶着、簇拥着，从楼道里慢慢往出走，两旁站满了从各个病房跑出来为他送行的病友。医院大院里也早已聚集了许多送行的人：延安地区政协的冯文德，延安地委宣传部的白崇贵，延安报社的李必达、李志强，延安地区文联的曹谷溪、高其国、杨明春，延安地区艺术馆的王克文，行署办的樊高林……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近百人，都为路遥送行来了。

送行的车辆排成一长串，有13辆车50多人，陪同着路遥一起去往延安火车站。延安火车站的站台上，也已站满了认识和不认识路遥的陕北老乡。他们都知道今天，有一位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并为讴歌这块土地而病倒的作家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路遥上了火车后，坐在紧挨窗口的床铺上，尽量克制着疼痛和离别的悲伤，用低沉的声调让张世晔把窗门打开。然后，他眼含泪水吩咐道：

“世晔，快把烟拿出来给亲人们抽。”

列车在众人伤别离的模糊视线里缓缓驶离延安站。路遥伏在车窗上，泪流满面，向为他送行的人频频挥手致谢、告别。

随行前往西安的，还有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马安柱医生和护士高洁。在车上，他们开始收拾药物，在列车上为路遥输液。他们深知肩上沉重的责任，他们得保证路遥在旅途中的生命安全。

当天下午6时10分，路遥乘坐的列车准时到达西安火车站。站台上，同样站着许多焦急等待着迎接他的亲人和朋友：林达、王天乐、霍绍亮、杨韦昕、王根成、李秀娥、晓雷、邢小利……

路遥由进入车厢的晓雷和王天乐搀扶着艰难走下火车。李秀娥看着疼痛而呻吟的路遥，止不住泪水滂沱，不停地重复道：“他咋成了这样？”

路遥艰难地抬起手，与前来车站迎接他的人，不断地招手致意。

很快，路遥就被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传染科。躺在西京医院七号病房里，神色才略微舒缓过来，他吃力地慢慢与朋友们说话，他说，他现在的世界观改变了，他说：“要宽容。”

次日，西京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肝炎后肝硬化（失代偿期），并发原发性腹膜炎。

陕西省党政领导纷纷去医院探望。几天之后，路遥有过一次长时间的昏迷。由于病情严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邰尚贤下令：任何人不许探视。

医护人员的精心和现代医疗手段的高明又一次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每周两次的新鲜血浆和每瓶254元的白蛋白似乎使他出现了转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腹水止住了，转氨酶下降了，他也开始进食了。新的信心使他变得重现活力，我去看他，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作协的复兴，那所破旧院落的改造和修理，他说要把作协的办公院平房改造成两层楼，琉璃瓦，红地毯，喷水池，还要有雕塑，他说他已给一位朋友说妥，让他免费为作协大院竖起高品位的雕塑……（晓雷《故人长绝》）

经过西京医院医生、护士精心治疗和悉心护理，路遥的病情稍微稳定缓和了一些。大家舒了一口气。

这时已是秋天，西安连续地下着绵绵细雨。一天，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去看望病情略有稳定的路遥。白省长对路遥说，等病情好转一些，明年开春让他在全国任选一个地方疗养，还可以带两个陪同。路遥对白省长说，贾平凹的身体也不大好，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白省长答应着，又说：“省长可以选出来，作家是选不出来的。”

病情略为稳定的路遥让来看望他的邢小利转告贾平凹，让贾平凹少写点东西，多注意身体。路遥还关切地询问邹志安的病情，当听说邹志安的病情又加重了，他深深地叹着气，感叹邹志安的不幸：

“唉，志安也是个可怜人，家里有老母亲，儿女一个也没有就业，经常抽的是七八毛一盒的香烟。”

听说同代人谁有病或早逝，路遥就有一种“物伤其类”的悲痛。

得知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路遥很关心。他后来向医院专门要了一台电视，他要看十四大召开的情况。

十四大召开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冲击，正迫向陕西省作家协会，这个小小的但又是年深日久的院子。陕西省作协已经有9年没有换届了，如今，换届在即，陕西省委给路遥安排了一个重要位置。

1992年1月，由陕西省委组织部对路遥作了一次考察，这次的考察内容，既有对路遥“文化大革命”初期活动的调查，还有对1989年5月间路遥行为的调查：

“文化大革命”初期，路遥尚未成年，以延川群众组织领导成员身份参加过该县一些派性活动和武斗、抢枪抢粮活动，主审并逼供过县委原副书记、延安地区农办主任郭政祥、农民白长深。1984年省级机关整党时，经认真调查核实，宣传口整党领导小组批准，结论为“一般错误，不做处理”。“两乱”期间，路遥同志曾于5月18日去医院照看孩子，回机关路过省作协游行队伍时，跟着前往新城广场游行一次，沿途没有呼什么口号。对此清查清理中，曾多次做过检查，认识较好……

不足之处：有时作风比较散漫，对作协机关的一些规章制度执行不够认真；作为作协领导成员，对机关工作关心支持不够，过问少。（《路遥档案》）

这份考察材料附在陕西省委组织部的一份《干部任免呈报表》之后，这份呈报表的内容是：

姓名：路遥，家庭出身：贫农，学历：大学，工资情况：文艺11级140元。

健康状况：健康。

现任职务：作协陕西分会专业作家、党组成员、副主席。

拟任职务：作协陕西分会主席。

呈报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备注：《陕干字〔1992〕70号》：同意。时间：1992.7.6。加盖公章：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路遥一直想为陕西省作协干一些事情。为繁荣陕西文学创作，也为文学家的生存改善，他有过筹划，有过一些大胆的切实可行的想法。

可是，现在路遥病倒在床上，而且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病情每况愈下，他的腿部肌肉已有些萎缩。大家期待着路遥能够站立起来，早日康复；期待着路遥康复后带领大家一起实现改变作家现实生活的梦想。习惯骑自行车上班、不坐专车的作协党组副书记赵熙去看望路遥时，路遥就如何治理好陕西作协办公大院以及进一步搞好省作协工作，谈了许多深思熟虑的意见。

1992年11月1日，已经调到北京工作、公差回西安的白描，去医院看望路遥，他不相信会有什么病魔能击倒生就是名出色斗士的路遥。可是在医院里看到路遥虚弱的样子，白描眼圈红了，路遥看到白描，很大一颗泪珠也从眼角滚下。他们执手相看，许多说不出的话语都在这四目对视中倾吐。路遥终究是要强的，他很快振作起精神，说他感觉在慢慢好起来，并且发誓一般说道：

“我一定要站起来！”

没有人怀疑路遥的话，熟识路遥的人都知道，他拥有比钢铁更坚强的意志。学生时代就酷爱摔跤的路遥，懂得摔跤场上有胜有负，这次与他交手的是疾病，路遥被摔倒了，但他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他要重新站起来的，他坚信他会赢得这场角斗。

那天，天空飘洒着细雨。初冬的雨水已有了寒意，笼罩在两位老友心头的却比初冬的雨水寒冷许多，因为死亡的话题横亘在两人之间。路遥对白描说，其实他早已知道自己病得不轻，他曾绝望地猜测患的是肝癌，之所以强扶病体奔向延安，为的就是在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寻找一处合适地点，最好是片远离人烟的僻静小树林，将身体用白布一裹，静静躺下，然后悄悄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事实上，路遥即使有这种残酷的浪漫构想，却从未想到过自己会猝然而去。他感到这不过是一场大病、一场劫难，就像一路走来都有无数次的阻碍和挫折相伴，这场大病绝不会是大限临近。他是那么热爱生命，他对身后之事未留下任何遗言，因为他有太多牵肠挂肚的事需要去做、去实现。大家也和他一样将希望寄托于现代医学科学，很愿意相信医生的妙手回春。

可是残酷的现实，彻底击碎了人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