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尔丁诺夫[53]坚持说，内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理论现在广泛流行。建立产业军、劳动军事化以及其他一些措施，正如食物配给一样，都是由于那个时期的条件所必然产生的，但是这些都被那些市侩和卑鄙无聊的人描写成“托络茨基主义”的表现。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是站在哪方面呢？

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组织会议上，我们争论过领导中心的命令主义。我在讲话里指出，命令主义会窒息我们的工业，集中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应该在实际中贯彻地方主动性和中央领导之间的必要协调。列宁在他的讲话里着重指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

“最后，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意见：这里有人错误地把我们的争执说成是工人同农民的争执，想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扯在一起。”[54]

“我们的争执”指的是那些拖得很久的争执，在这些争执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是一边，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林还有其他人是另一边。斯大林同志在这些争执里像在其他许多争执里一样，始终在幕后进行活动和等待时机。

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干部会议上，列宁说到我们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人之间的争论：

“这场令人厌恶的官僚式的争吵是谁挑起来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里丝毫没有这种东西。是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这几位同志。他们每一个人都占着最高的地位。都是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们中间还有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头衔非常多，我如果要一一列举，就会丧失我的十分钟讲话时间的一半。所以，无须说，对这个会议他是表现了极大的仁慈、谦虚和明显的兴趣，等等……。李可夫等人跑到这里来掀起了一场咬文嚼字的争辩。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的论点，而他们掀起了关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官僚式的辩论。当然，我们知道，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诸同志在他们的糊涂透顶的文章里并没有直接这样说。正如这里有一位发言人所说：‘你们不要沉溺在关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辩论里面。’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发生了一个错误。那么在这个会上改正那个错误，并且停止在集中和分散的问题上嚼舌头。李可夫同志说，必须谈集中和分散，因为托洛茨基没有提到这一点。这位先生认为，坐在这里的人都愚笨到这种程度，以致连托洛茨基提纲的开头几行也忘了，它们说，‘经济管理将采取一项总计划’，等等。无此谦虚的李可夫，洛莫夫，还有拉林，你们会念俄文吗？让我们回到我们都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再在集中和分散上嚼舌头吧。这就是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吗？这样的胡说八道和可怜的废话——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是一件可羞和丢脸的事！”

下面是：

“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最大限度地实行纪律和把几十万人——同志——集中起来的能力，这些人为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而死去。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会完蛋。”

我要指出，这篇讲话是在列宁研究院手中，至今没有发表，仅仅因为它不利于党现在的欺骗者。把一部分列宁的理论遗产向党隐瞒起来，这是背离列宁路线这一行动的必要部分。上面所引的列宁讲话将来会发表的，这就是当要免除李可夫的职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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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马尔丁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老的领袖之一。在一九〇一年在伦敦召开的最初的党代表会上（中译者按——在伦敦召开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间应为一九〇三年。），他是列宁的主要反对者，此后二十年间他是孟什维克的右派领袖。一九二三年，马尔丁诺夫突然宣称他改变了思想，他同意布尔什维克。他回到俄国即被就收入党，在列宁死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辑。在这个地位上，他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政策上的主要指导者或理论辩护者之一。——英译者注。

[54]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中文版第213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