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抑制器和审查员都要做些什么，我们不仅要考虑实际出现的思维状态，还要考虑其他具有细微差异的相似环境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思维状态。

抑制器在一个行为将要形成之前通过调停对其进行阻止，但这很消耗时间，因为在找到可接受的替代措施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而审查员则可以通过更早开始调停来避免这种时间浪费。与抑制器等到行为将要发生时才叫停的做法不同，审查员运行得更早，使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去选择替代方案。而且审查员仅仅是让我们的思维调转到一个可接受的方向上，而不像抑制器那样直接阻断思维的进程，所以完全不会浪费时间。

如此看来，审查员显然要比抑制器更高效，但我们也要为这种效率付出一些代价。短时间内我们的思维退回去得越远，它们再向前推进的方向就越多，我们到达一个错误思维状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为了避免某个特定思维状态的出现，审查员还要提早学会识别这一状态之前所有可能的思维状态。因此，每个审查员可能都迫切需要一个庞大的记忆库。据我们了解，每个人都积累了数百万个审查记忆，用以避免无效或有害的思维模式出现。

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思维及时地倒退更远，从而更早地扭转那些不当行为呢？这样的话拦截智能体就可以早早地选好正确的思维方向，事半功倍，我们也可以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不犯任何错误了。不幸的是，仅仅靠审查员是做不到这些的。因为如果我们的思维倒退而审查员的审查范围相应扩大，那么我们（为了避免思维在每个可能的错误方向上发生偏移）所需的抑制记忆也会呈指数级增长。所以要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仅仅知道可能会犯哪些错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些积极的计划。

我在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的思维做了什么要比它没做什么更容易被注意到，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用内省的方式去感知这些发挥抑制作用的智能组都做了些什么。我认为这个现象已经严重地歪曲了我们心理学的很多概念，而一旦我们认识到审查员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消极识别器”的重要作用，就会发现思维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由它们构成的。

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我们的审查员和抑制器自身也需要被抑制。比如我们要制订一个粗略的长期计划，就必须采用一种不拘小节的宏观思路，忽略掉一些琐碎的困难。但是如果有太多的审查员挡在眼前，这么做就非常困难了，我们会由于找不到万无一失的策略而变得畏首畏尾，使自己的宏伟蓝图还没画好就被撕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