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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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们喜欢、认可乃至崇拜某一位作家,都是因为他的作品,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去直觉感知他的内心,并由此获得情感共鸣。尽管孟子论诗,提出“知人论世”的原则,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而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作者的生平出处、作品的背景之类的内容。钱锺书先生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果你只是将之理解成他不愿与俗子交游的托词,未免肤浅。实际上,钱翁此语,隐藏着他对孟子“知人论世”观的商榷,他意图说明,文学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不需要依托于政事学术。钱翁此论尚矣,但我对东坡的态度正好相反,我愿意结识这只下蛋的母鸡,却并不觉得鸡蛋的味道有多么高明。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从来就不喜欢东坡的大多数诗词。他的文学作品,除了散文,大都不能打动我,但是,我却愿意有这样一位朋友,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诗词作得怎样并不重要,他的人生却是天地间至善至美的鸿篇巨制。

如果我们认同《文心雕龙》所确定的“ 原道、宗经、徵圣” 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原则,自会承认,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诗经》是最合于“道”的经典文本。但人生在世,忧多乐少,文艺不悲,则不足以动人,真诚的悲比真诚的快乐更能打动人,甚至高明者假造的悲,也要比真诚的快乐更加动人——因为悲伤比快乐更接近生命的底色。人们也许在理想层面上会认同《周易·系辞》里的名言:“乐天知命,故不忧。”而人非圣贤,孰无忧戚悲愁抑塞悱恻之情?往往是离经叛道的文学,才真正地打动人、感发人。正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像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西蒙娜·薇依》) 而东坡,他的人格太健康,太没有缺陷,所以注定他的人生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的诗词却很难打动被大众视为异类的若干人,包括我。

东坡最可贵的,不是他的诗词,而是他的人格。在千古文人之中,他罕见地优入圣域,真正达到了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中庸。孔子曾深慨乎中庸之难得:“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既是为政处世的原则,更是完善人格的标杆。人格的中庸,又称中行,意味着天性的各个方面充分自由地发展,意味着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止于至善。而古今文人,或狂或狷,性情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憾,较诸东坡的浑浑灏灏,大美无言,均有所逊色。我依稀记得一位现代文学作家说过,你读李白的诗,当然觉得好,可是要想象一下你楼上住的是李白,那该是怎样的噩梦?但倘使这位作家活在宋代,有幸与东坡为邻,他一定不会觉得那是一件苦事。

东坡是一位球形的天才。以诗而论,尽管他的诗大多不感人,但想象奇瑰,句法灵动,用典使事,精妙有趣,仍不失名家。在天水一朝,他和学生黄庭坚并称“ 苏黄”,俨然与唐代的“ 李杜” 相埒。顺便说一句,黄庭坚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但他的诗泰半淡薄寡情,徒逞技巧,我往往读之不能卒章。东坡的词,虽然历来也非议不小,好之者许为“ 开出向上一路”,恶之者贬为“著腔子好诗”,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词确实自成一格,对词的传统体性,是破坏,也是创新。他的书法,居宋代四大书家“ 苏黄米蔡” 之首,也能绘事。而他的文章,更是一个时代所无法企及的高峰。

东坡进京赴考时才二十一岁,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他的信,激动得毛孔贲张,汗出淋漓,致信好友梅圣俞,连呼“ 快哉”,自承天分不及:“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更连用两个“可喜”,表达了这位胸襟高旷的前辈学人对隐有出蓝之势的后辈由衷的喜爱。

曾经做过东坡秘书的李之仪,在一封书信中说,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固然是一时之宗,东坡的文章却已臻文章至境。他形容东坡的文章如“长江秋霁,千里一道,滔滔滚滚,到海无尽”,这是说苏文的高旷雄浑,气盛言宜;又如“风雷雨雹之骤作,崩腾汹涌之掀击,暂形忽状,出没后先,耸一时之壮气,极天地之变化”,这是说苏文善于变化,技法高明。而东坡的弟弟苏辙,在给他写的祭文中,干脆就说:“兄之文章,今世第一。”

中国古人习惯于含蓄的表达,他们不会轻易说谁谁谁是天下第一,但苏辙能在这篇盖棺论定的重要文章中,如此干净利落地宣布苏文天下第一,乃是因为苏文的确引领一时之风会。直至南宋时,苏文依然是天下读书人摹习的最好范文。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建炎(南宋高宗的第一个年号) 以来,读书人参加科举,都要摹习苏文,四川一地,其风尤盛,号称“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意思是摹习苏文功夫到家,就能做官吃得起羊肉,要是学东坡学不到家,就只能吃菜羹了。菜羹是把蔬菜和米屑煮在一起,半汤半糊,为古代贫者所食。我家乡的羹,又称粉糊( hù ) ,是把肉丁、香干丁、笋丁加粉勾芡,滋味十分鲜美。

衡之以现代科学理论,东坡是一位左右脑同等发达的天才。除了在文艺方面有超卓的天赋,他还是宋代儒学重要流派蜀学的代表人物。他才情如海,天下独步,以致时人不得不以仙才目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谪仙也就是俗称的文曲星下凡,王辟之称东坡是谪仙,一是认为他文章议论,滔滔雄辩,当世无与伦比,二是说他的文章风格,相对世俗人生,具有非常鲜明的超越性。后来推崇东坡的,又把他与诗仙李白相类比,称作词仙,或因其号东坡居士,而亲昵地呼之曰坡仙。

但是,词仙、坡仙的嘉号,恐怕东坡自己听到了,会心生“ 不够知己” 之慨。是的,他达生乐天,豪宕不羁,对庄子深有会心,诗风词风,专主高旷雄浑,这些都没有错。但他的生命底色,却是君子儒。你读他的“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如果不能读出他忠君眷民、九死不悔的执着,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他是如何评价杜甫的—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序》)

王巩《随手杂录》一书,记载了东坡亲口跟他讲的故事:

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翰林院下班后) ,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当面接受皇帝的旨意) ,授以除目(除授官吏的文书) 院 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

(以上是除目的内容,对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三人的人事任命。)承旨毕,宣仁 (宋神宗之母高太后)忽谓:“官家 (皇帝)在此。” 子瞻曰:“适已起居矣 (问候过皇帝起居了)。” 宣仁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 子瞻曰:“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 曰:“ 备员翰林充学士。” 曰:“何以至此?” 子瞻曰:“ 遭遇陛下 (指宣仁太后)。” 曰:“不关老身事。” 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 曰:“亦不关官家事。” 子瞻曰:“岂大臣荐论耶?” 曰:“亦不关大臣事。” 子瞻惊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干谒请托)。” 曰:“ 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 ‘此苏轼文字也。 ’神宗忽时而称之,曰: ‘奇才,奇才! ’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 子瞻哭失声。宣仁与上左右皆泣,已而赐坐吃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 子瞻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祖母宣仁太后代摄政事,宣仁宽政简民,废除了祸国殃民的新法,北宋朝政终于短暂地回到正轨,而东坡也结束了他的贬谪生涯,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士。史称“ 女中尧舜” 的宣仁与东坡的这番问答,如絮絮家常,却备见君臣遇合的深情。我最感动的是“ 子瞻哭失声”五字,那种发自内心的忠荩,受一恩而终身不忘的忠厚,让千载之下的我读来,心头犹然大热。

这是一位极聪明而又极忠厚的至诚君子。须知聪明和忠厚,往往很难并存,太聪明的人,往往刻薄,忠厚的人,又多有钝根。像东坡那样,才华绝代,却又遇人温厚,哪怕对方只有片善可取,就恨不得与之倾尽城府,终生不改赤子之心,实在太难得了!他有极强的人格魅力,深为士大夫所爱。临淮名士杜子师,在东坡被贬到“天涯海角” 的海南儋州时,准备卖掉全部家产,举家搬去儋州与东坡做邻居,因为东坡获得特赦放还回内陆,其事才作罢论。更早的时候,东坡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有一高安人赵生,沦为乞丐,而志气不堕,致信东坡求见,东坡也赏其文采,与之会面倾谈,赵生立即被东坡那种怡乐平易的风度所倾倒,相与晨夕讨论,留住半年不去。东坡离开黄州北上,赵生一直跟到兴国县境,方才依依作别。

东坡博闻强识,口才便给,天性又幽默,时能妙语解颐。他的朋友刘贡父,晚年患风病,须眉尽脱,鼻梁也差点断了,有一次几位朋友一起饮酒,事先约定大家各取古人诗句,互相嘲讽,东坡就开起刘贡父的玩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这是改了汉高祖刘邦《大风歌》的原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弄得刘贡父哭笑不得。现代人认为,取笑别人的生理缺陷,是非常下流的行径,但须知东坡与贡父本系知交,开得起这样的玩笑,又在事先确立了游戏规则,以古人诗句相戏,这样,玩笑的重点就不在对方的生理缺陷,而在古人诗句与所嘲谑的对象是否吻合,实在未可厚非。古人把这样的玩笑称作“ 雅谑”,善雅谑者,内心必定光明澄澈,与今天某些艺人嘲讽别人的生理缺陷以换取廉价的笑声,有本质的不同。

东坡的人格魅力,还体现在他的旷达洒脱,安于出处。他生在和怡喜乐的积善之家,天性得以毫无拗折地生长。祖父苏序育有三子,大儿苏澹、中儿苏涣都很早中了进士,唯有三儿苏洵,也就是东坡的父亲,到二十多岁还不爱读书。苏序却从来不强迫苏洵进学,结果苏洵二十七岁上忽而心智大开,沉潜百家,综融诸子,终成文章大家。苏洵育儿,也是鼓励多,训诫少,他很早就发现了两个儿子性情的特点——长子太聪明,次子太执着,遂作文《名二子说》,以为规诫。东坡名轼,轼是车前的横木,同车子的其他部件相比,轼似乎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然而车没有轼,却不能称其为一辆完整的车子,苏洵担心这个儿子太过聪明,易遭人嫉恨,所以希望他懂得外饰;次子名辙,辙是车轮印,苏洵认为,天下之车,无不遵辙而行,衡定车功,不及于辙,但车子倾倒,马匹僵毙,也没有人会怪车辙,他希望小儿子善处乎祸福之间。

这是一个崇尚自由,没有专横的家长习气,而又书香浓郁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人格很难不完备。自小,东坡受父亲影响,研习贾谊、陆贽的文章,希望经世济国,又作《易传》《论语说》《书传》,对儒学有了较精深的研习。中岁以还,名场阅历,多经坎坷,读《庄子》,以为先得其心。在宦途迭经起落之后,他深契于庄子“ 齐物” 的思想,并由此获得内心的安宁。晚年更参禅理,这帮助他更好地消解了痛苦。然而,也正因为他善于自我排解,其诗词始终不能臻于“ 以血写就”的至境。

东坡有一首《沁园春》,词中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的述志之语,他的人生,更是实践了他所倾心的蒙庄齐物之旨。晚年的东坡,和苏辙一同被贬,他俩在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路边有卖切面的,便买来同食。路边小摊所制,粗恶难以下咽,苏辙又当迁谪,心情不好,哪里吃得下去,于是放下筷子,不停地唉声叹气,而东坡早就把一碗切面吃得罄尽。吃完后,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九三郎,你还要慢慢咀嚼它的味道吗?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苏氏家族,人丁繁盛,自同一曾祖父算起,东坡排九十二,苏辙排九十三,故东坡称苏辙作九三郎。) 东坡的学生秦观,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说:这就跟先生喝酒一样。先生喝酒,不过是喝一种能让人醉的液体罢了。

东坡对人对事,是如此和易宽容,这样的人,本来应该福慧双全,一帆风顺才对。然而不然。“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后半生大都在贬谪中度过,他的人生,是千古才人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悲剧。如果说其他文士的运蹇多故,泰半是因为性情的缺陷,东坡的悲剧,却是因为他性情太完美,不能见容于污浊的官场。他是真正实践了孔子中庸理想的士子,然而从古以来,在任何社会,能如鱼得水的都是无原则、无廉耻的乡愿之徒,却不是“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的真中庸。苏辙称东坡“刚而塞”,意即原则问题绝无变通余地,这是东坡最为人忽视的人格精神,也正是这种刚塞有守、九死不悔的人格,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东坡二十二岁高中进士第二名,又中《春秋义》科第一,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后丁母忧不出。(古代父母去世,须守孝二十七个月,不得出仕,谓之丁忧。) 二十六岁参加由欧阳修、杨畋特荐,仁宗皇帝主考的“制举”试,入三等。制举又称“大科”,是宋代选拔经世人才的重要手段。在宋代士子心中,制举出身的人,地位要高于科举出身的人。制举考试,要求士子不仅有极渊博的知识,还要有经纶世务的能力、漂亮的文采,要求极高。制举共分五等,一、二等从未有人中式过,仁宗朝明文规定,制举入三等,即依照进士第一(状元)的待遇授官,可见荣耀。两宋三百余年,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御试,只有四十多人入等,而入三等的,只有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四人。这一次制举,弟弟苏辙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东坡少年巍第,又得前辈名公欧阳修的真心奖掖,本该有似锦前程。的确,命运之神似乎尤其眷顾这位颖发的天才。英宗皇帝还在做藩王时,就听说了东坡的大名,登基后,想特诏东坡为翰林学士,宰相韩琦不同意,于是依照惯例,让东坡又参加了一次制举试。治平二年(1065),年方三十岁的东坡,再次制举三等,轰动朝野,自此得以进入馆阁,遂有苏学士之称。

入值馆阁,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做宰相。事实上,仁宗皇帝读了东坡兄弟的制举进策,“退而喜曰:‘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然而,终东坡一生,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官,他后半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甚至身陷囹圄,差点连命都丢了。绝代仙才,成了被命运播弄的可怜儿。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东坡三十六岁,遭遇了宦途的第一次挫折。

宋神宗上台后,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其本质是朝廷“ 看得见的手” 过多介入市场,民间经济遭到严重打击,朝廷越富,百姓越穷。儒家经典《大学》有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 自’ 是其的意思) 小人矣。”朝廷介入经济越深,便越会与民争利,侵害百姓,更何况,集中到朝廷的财富一定是效率最低的,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浪费和无法遏制的腐败,为小人佞臣捞取好处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一旦各级官员的欲望之门被打开,就再也没有谁能把它关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整个国家崩溃。王安石个人品格十分高尚,我认为他的诗才远在东坡之上,他与东坡政见不同,却能在东坡系狱时,上书神宗,为东坡求情。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太过理想化,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致为群小所趁。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急功近利、无所顾恤的法家思想,与儒家“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的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截然相反。

东坡第一反对的是王安石变革科举之议,又反对上元(元宵节) 采购浙灯,而真正得罪王安石身边的新党的,是东坡任进士考官,不齿举子迎合时势,争相指摘祖宗之法,遂向皇帝上疏反驳,深中新党之病。善于明哲保身的东坡,自请贬官,外放杭州通判。

但是新党并没有放过他。神宗元丰二年(1079),东坡四十四岁,新党何大正、舒亶 、李定等人告密,说苏轼的诗文诽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遂将苏轼下狱,由御史台根勘,史称乌台诗案。自分必死的东坡,给苏辙写诗诀别,这是他一生难得的两首绝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 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经》的传统是诗言志,陆机《文赋》则提出诗缘情。东坡的诗,与唐代白居易的诗一脉相承,很多时候既非言志,更非缘情,而是为了表达一种趣味,故其诗多不感人。但这两首诗,情感浓郁,直是喷泻而出,是东坡集中难得的精品。

乌台诗案,宰相吴充以下朝中正直大臣上疏极谏,太后曹氏也为东坡说情,但实际上,神宗虽然不喜东坡的政见,对其人则殊无恶感,遂决定结案,把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当时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是同以文学知名的王珪 。王珪 才华、学问、胸襟、经世能力远不及东坡,他由参知政事直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凡一十六年,官运亨通,秘诀只有一条,那便是揣摩上意,一切以神宗的意旨为准衡。他娴于官场文化,上殿进呈,就说“ 取圣旨” ;皇帝表明了态度,就说“ 领圣旨” ;退朝晓谕禀事者,就说“ 已得圣旨”。时人不齿,称他“ 三旨相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庸官,却对东坡有着难以掩饰的刻骨仇恨。

东坡被贬黄州,照说新党该出一口气了,王珪 却依然耿耿于怀。那是卑贱对高贵、阴暗对光明的仇恨,与政见无关。神宗心里一直对东坡甚是赏识,便与王珪 商量起复东坡,回朝任用,王珪 百计阻挠,更向神宗进谗,说东坡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皇上您飞龙在天,他不知敬爱,却去求取蛰龙的赏顾,显然有不臣之心。在座另一位大臣章惇 赶紧说:龙不是只能指代皇帝,普通人也可以称龙。神宗甚有学问,立即道:是啊,古代以来称龙的人很多啊,比如说荀家八子,号称八龙,诸葛亮人称卧龙,难道这些人也是做皇帝的么?退朝后,章惇 面责王珪 :相公说这话太过分了吧,您和苏轼有多大的仇,这是要让人家灭族啊!王珪 十分尴尬,辩解道:这样解诗不是我的发明,我不过是转述舒亶 的话罢了。章惇 见他毫无担当,于是也不再客气,说:舒亶 的唾沫你还去吃啊!

王珪 的谗言,实在是狠毒已极,倘若运气不好,遇到阴刻残险之君,东坡真有覆族之祸了。王珪 进谗失败,又立即诿过他人,更见出其内心的卑琐阴暗。东坡本是至诚君子,《诗》有之:“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君子的光明坦荡,没有让小人见贤思齐,反而更激起小人的幽仇暗恨,无论新党旧党,都容不下这位中行君子。

元丰七年(1084),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幼子苏遁病亡,苏轼便上表朝廷,请在常州居住,立即得到朝廷的许可。可是,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在路上的东坡听到消息,不由放声大哭。因哲宗年幼,宣仁太后摄政,启用旧党,东坡又得入朝辅政。元祐 四年(1089),五十四岁的东坡再一次得罪当权派,以龙图阁大学士贬去杭州做太守。在杭州,他留下了很多世俗意义上的好诗好词,脍炙人口,却多不能动摇人心。

东坡的这次外放,首先是因为他触迕了宰相司马光。这位编有《资治通鉴》的大学者,本来应该明白广开言路方能长保太平的道理,可是,权力让他头脑发昏,他一心只想尽废新法,却不知新法亦非百无一是,东坡比他看得深,也因此触怒了司马光,于是一团火气就向东坡发作。东坡却心平气和,对司马光讲:您亲口跟我讲过,当初韩琦做陕西大帅,您做谏官,与韩琦起了争执,韩琦很不高兴,您也无所顾虑,现在我跟您提意见,却不许我把话讲完,难道是因为做了宰相的缘故吗?司马光哑口无言,只好干笑几声,把场面混过去。然而至此,司马光就有了把东坡逐出都城之心,只是因为他不久病卒,才未及对东坡下手。

但旧党中那些希合求进的小人,对东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东坡的正直无私,更映衬出他们内心的阴暗卑琐,于是有人旧账重提,又拿乌台诗案说事,诬蔑东坡诽谤朝政;有人说神宗驾崩,东坡不知悲哀,反而诗里出现“ 闻好语”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罪该万死,幸好此诗刻石时日俱明,东坡又逃过一劫。

为什么无论支持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都不能容忍东坡呢?元祐 七年,东坡守扬州,从扬州教授任上离职的曾旼 ,到真州(今江苏仪征) 看望曾经权倾一时的新党人物吕惠卿。吕惠卿早年逢迎王安石,后来却出卖王安石上位,他之被贬,东坡兄弟很出了一些力,所以特别恨苏氏兄弟。知道曾旼 从扬州来,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吕惠卿问:你认为东坡是什么样的人?

曾旼 道:东坡是个聪明人。

吕惠卿怒道:尧聪明吗?舜聪明吗?禹聪明吗?——意思是尧、舜、禹才是真聪明,东坡也配?

曾旼 回答道:不是这三人的聪明,但也是一种聪明。

吕惠卿开始语带讥刺:你夸他聪明,这位聪明人他学的是哪一路学问啊?

曾旼 依然老老实实地道:他学的是孟子。

吕惠卿更加愤恨,咆哮道:你这是什么话!

曾旼 却神色不动,淡淡道:孟子的名言是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我就凭着这一点,知道东坡是学孟子的。

此言一出,吕惠卿如饮喑药,默然失声,再难反驳。东坡一生政见,只视其利于百姓否,只争是非,不论利害,而政治却要讲利害、讲平衡,这是东坡半生贬谪,不得骋志的根源所在。

宣仁皇后摄政期间,东坡虽时时要提防小人们的暗箭,总算能稍展所长。他直做到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这是他一生中做到的最高官职,苏辙祭文称他为先兄端明,即以此也。这期间,东坡卷入了著名的“ 元祐 党争”,他那自由的、活泼的性情,与河南伊川人程颐刻板方正的性情截然对立,由性情的、学术的不相洽而至于互不相能。东坡兄弟是所谓的蜀党,程颐辈则是洛党,另尚有承继已病故的司马光法统的朔党,以刘挚为首。三派相持不下,彼此争权。直至元祐 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行新法,旧党遭斥,元祐 党争才停止。

元祐 党争,是反对新法的旧党内部的意气之争、学术之争,三派鼎峙,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宋徽宗登极后,延续哲宗崇奉新法的政治路线,继续打压旧党。崇宁四年(1105),徽宗给元祐 党人定性,叫作“ 元祐 害政之臣”,由宰相蔡京书写司马光以下三百零九人的名单,颁之州县立碑,谓之“ 元祐 党籍碑”,凡列为党人的,其子孙不得留京师,不得参加科举,碑上列名而未过世者,一律永不录用。元祐 党籍碑分文臣、武臣、内臣、为臣不忠曾任宰臣四个部分,文臣中又分曾任宰臣执政官、曾任待制以上官、余官三类,文臣第二类以东坡居首,他的学生和终生知己秦观,则在第三类余官名单中傲居榜首。不过,徽宗和蔡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南宗初年,元祐 党人获得平反,改称“ 元祐 忠贤”,凡是列名元祐 党人的后代,莫不以其祖曾入党人而自夸,且根据蔡京原碑拓本,重新摹刻。

很多人读史至元祐 党争,都会感慨,东坡和伊川,都是难得的贤士,却因意气相争不下。其实,东坡与伊川固然在性情上、对儒学的理解上殊多歧异,党争能相持多年,实在是摄政的宣仁太后有意放任、高明地挑拨的结果。这是最高统治者的权术,是御下治人的绝顶法门,无论蜀、洛、朔党,都不过是太后手中的棋子罢了。明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剥除东坡与伊川相争的政治因素,而专从性情、学术上着眼,更深刻地理解东坡的性情。

东坡与伊川的矛盾,从司马光逝世时开始公开化。司马光逝世,伊川是朝廷委任的主丧官,当天皇帝率领群臣到明堂祭祀,群臣因此不能第一时间到司马家中吊唁。明堂祭祀是吉庆之礼,礼成后东坡、苏辙赶去司马家哭拜,途遇同僚朱光庭,东坡很奇怪,问:公掞 (朱光庭的字) 兄,你去司马温公家吊唁,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光庭道:伊川先生说庆吊不同日,不让我前往。二苏听说后,怅然返家,向人言伊川是“鏖糟陂里叔孙通”,自此常常讥刺伊川。鏖糟陂,是汴京城南的杂草坡;鏖糟,是肮脏不洁之意。叔孙通原是秦博士,后为汉高祖制定礼仪。二苏以为礼乐不当一成不变,称伊川为“鏖糟陂里叔孙通”,是说伊川只算得上是乡野间的村夫子,村里人婚丧嫁娶,去主持一下还行,发挥儒门大义,就力有未逮了。

又有一次,恰逢国忌,大臣在相国寺祷祝,伊川要求大家一同食素。东坡诘问伊川:你程正叔(伊川的字) 又不信佛,吃什么素?伊川答道:礼经有云,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是居丧的延续,当然也不该饮酒食肉。忌日食素,此前并无这样的传统,东坡觉得伊川未免小题大做,一面叫人准备肉菜,一面引汉太尉周勃准备剿灭吕后一族时对三军将士讲的名言:“为刘氏者左袒。”要求大家站好阵营。于是范淳夫辈食素,秦观、黄庭坚辈食肉,洛、蜀两党,营垒分明,成为元祐 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川所谓庆吊不同日,固然出诸礼经,但未免拘执,不近人情。他不明白,礼是为了导节人情,比礼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诚,孔子固云:“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至于据礼经更进一步发挥,要求忌日食素,更无必要。东坡兄弟与伊川的分别,是鸢飞鱼跃的诗性生命与壁立千仞的哲学生命的分别,是自由奔放的上智人格与苦修常参的中人人格的分别。我们只要看一看程朱理学盛行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解衣磅礴的大时代,自徽宗宣和以后,中国文化就一直走下坡路,便会更加感叹东坡自由活泼的精神气质的可贵。由伊川到考亭(朱熹) ,这一脉的学问适合社会占多数的中人,却必然会束缚上智天才的发展。中才之士,固然需要哲学家以礼规范其行为,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给诗性生命留下空间,整个社会就会愈来愈板滞,不再有创造力,偶尔有奇伟之士出现,也会很快被死气沉沉的社会所吞噬。太白、东坡以后,再无太白、东坡,理学盛行,大抵是不能辞其咎的。

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东坡先贬英州,未到任文书又至,更贬往惠州,再贬海南儋州。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登基,大赦天下,东坡得以北还,写下了他一生最感人的诗句: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这首诗,沉郁苍凉,惊心动魄,可惜在东坡的全部作品里,难得一见。坡诗想象奇瑰,善用譬喻,句法又特别活,偏偏感人者少。何以故?因为东坡实在太聪明了,他兼修庄释,把人生看得太透,所以痛苦还来不及沉淀,就已被他先行化解了。如他的名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有“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样的句子,这种随处而安、万有皆幻的人生观,虽然能给他带来内心的平静,却注定了他不能成为一流的诗人、词人。他常在诗词中给自己心理暗示,让自己不要直面痛苦,如:“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哨遍》) 、“ 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 、“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满庭芳》) ,顺生达观,固然宜于众口,但唯有悲观的心灵,才可能通向深刻。诗词都是以深沉蕴藉为至美的。东坡是人格完美无缺、真正中庸的君子,这样的人,交朋友是一流,为官从政也是一流,做散文家也是一流,却不适于做诗人、词人,诗词是唯有遗世独立的畸人、狂狷之人,才可能写到极致的。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定风波》,是最有东坡个人风格的一首词。词中传达的庄子齐物的哲学观,也是一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禅机。“也无风雨也无晴”,意味着面对人生境遇的顺逆,寂然不动于心,这种境界固然能给人以理性上的超拔,却难以给人情感上的震荡。一句话,词中的境界要靠读者来悟,却不是让读者直感。所以它算不上第一流的词品。清末词人郑文焯评此词曰:

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我不能同意“ 倚声能事尽之矣” 的说法,而“ 坦荡之怀,任天而动” 的人生态度,更是诗歌的大敌,因为这样就少了诗的灵魂:浓挚的情感、充沛的激情和执着的情怀。

我以为,读苏词当看他沉郁低回处,而不当看他豪迈高旷处。东坡生命的底色,本也是沉郁的、痛苦的,只是大多数时候,他用庄情释理,把这一底色掩住了。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这首缅怀恩师欧阳修的作品,写得凄厉哀凉,备见东坡性情之厚。词一开篇,先借深秋清寒逼仄的景致写入,以景烘情。淮河水势,因秋季水少,已显得狭窄逼仄,唯有颍水潺潺,似替人呜咽。恩师长已矣,他的词作,却仍被美丽的少女曼歌,词人念及年少见知于欧公,深得恩师青赏,必然想起欧公对他的叮嘱:“我所谓文,必以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祭欧阳文忠公文》) 这四十三年颠沛造次,不违于仁的人生,如露如电,在心头闪过,那是何等销魂、何等黯然的滋味!

过片用的是兴的手法。兴,是一种暗喻,词人以草头秋露、月相变更(三五,指十五日,二八,指十六日) 暗喻生命的无常,恩师的音容笑貌,在东坡心中,自然是栩栩如生,而恩师与自己却天人永隔,相见无期了!

词的结尾,暗承“ 三五盈盈还二八” 一句,谓只有颍州西湖波底的明月,与我同是识得醉翁之人。天地如逆旅(客舍),人生如过客,词人很清楚自己在宇宙中只是一瞬间的存在,而明月却终古长在,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对恩师的缅怀也就尽成灰埃,但欧公的道德诗文,却必将与明月亘古长在。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 (hú )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表面看来,非常旷达,飘然仙举,实际上却是一种深层的无可奈何。词人被贬黄州,无法超脱人生的苦难,他的理想是“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像范蠡一样归隐,以求得身心的自由,然而,他对现实终是无法太上忘情,更有重重羁绊,不得自由,只能在词中宣泄一下对自由的神往。此词作完次日,便有传言说东坡挂冠服于江边树上,驾一轻舟,长啸而去。黄州太守徐君猷听到这个传言,又是吃惊,又是害怕。要知东坡被谪黄州,是政治犯的身份,太守有监守之职,于是急备车马,到东坡居所,明为拜谒,实则监视。没想到至其家,东坡鼻鼾如雷,尚未起床。不过,东坡潜逃的传言,终于还是流布到京师,即使是宋神宗,读了东坡这首词,也不免怀疑。这又一次证明,真正懂得东坡、理解他的忠厚的人,实在太少了。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小令,同样是东坡词当中的精品。它的外在气质很清空,而内里则非常沉郁,堪称外禅而内儒。他以孤鸿自况,延续了唐代诗人张九龄“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 的生命精神,表明自己不肯降志违道、谄上取利的高洁情怀。当代学者张海鸥先生认为,鸿,是东坡的生命图腾,象征着自由、高洁,循此解读,自然能破解此词的意象密码。

在全部的《东坡乐府》中,我尤其偏爱这一首: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此词作于元祐 六年(1083),作者由杭州太守起复,召为翰林学士承旨。方外好友参寥子赶来送行,东坡遂作此词以赠。词人名场阅历,长久遭受倾轧,已如惊弓之鸟,心里充满了忧惧,这个时候,归隐的情志也就接近临界点,所谓“ 谢公雅志”,是指归隐东山之志。东坡与这位年辈低于自己的方外小友相约偕隐,但此去京师,宦途险恶,东坡不知自己是否能全身而退,故而反来宽慰参寥子:倘使我竟遭不测,你不必像羊昙对谢安一样,在西州城门为我泪湿衣襟。《晋书》记载,谢安外甥羊昙,非常爱戴舅父,谢安病重时是被人抬着从西州门还京的,他去世后,羊昙不忍过西州路,有一天大醉经过,痛哭了一场乃去。东坡在这里用了一个独特的修辞术,我称之曰以宽语写悲情,即用故作放达的宽慰语,写出最深挚的哀恸。全词一气贯注直下,更不用曲笔、逆笔,却如杜鹃啼夜月、响空山,凄厉已极。前人评此词有四字,曰“骨重神寒”。骨重,是痛苦程量之宏,神寒,是风格的沉郁,这四字确实是对这首词极精当的评价。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概是东坡最有名的两首词作了。此词作于熙宁九年(1076),东坡在密州任上。其时东坡贬谪在外已有五六年,神宗皇帝开始怀疑新法之效,对旧臣未免思念,词人感受到了一股政治暖流,心中酣畅,遂有这一篇千古绝唱。“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是说不知朝廷时局如何,“我欲乘风归去” 是说想重新回朝辅弼神宗,“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是说朝廷政治波诡云谲,不是自己所能应付得了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则是说不如远离政治中心,全身避害吧。神宗读到这首词,已是乌台诗案后东坡被谪黄州之时。他一下子读懂了此词背后的寄托,慨叹“ 苏轼终是爱君”,次年,即下诏东坡量移(根据表现升迁) 汝州。

寄托,是诗词中用优美的意象,来做政治性的隐喻的手法。清代词论家周济认为,一首好词,应当是“ 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意即如果填词只是局限于伤春悲秋,歌红偎翠,词境不可能高,词心不可能深,但如果一首词只能做政治性的解读,又会丧失词本身所必须具备的芳馨悱恻之美。这首词的高明就在于,即使你完全不明白背后的寄托,依然会为之感动。我们姑且对它做一番哲理化的解读——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是对宇宙原初、阴阳肇始的诘问。词人在现世有着终生无法解脱的痛苦,他不得不向天追诘痛苦的根源。

“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间无穷的岁月,在天上或许只是一瞬,那彼岸的世界究竟如何?人类又能否凭借智慧而到达彼岸?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词人梦想乘着罡风,登上天上的宫阙,却怀疑神仙之说,事属虚无,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质疑:难道太上忘情,没有任何痛苦的人生,就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生吗?

“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世尽管有着无穷的负累、无尽的痛苦,然而,它却是那样真实,也许唯有勇于直面、敢于咀嚼苦难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吧!

过片“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三句,是说月光转过朱阁,斜穿进绮窗,照着无眠的人们。

“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是说人们不必怅恨,除了天上的明月,谁还会在你离别孤寂时,一轮光满,长相陪伴呢?这里的“ 何事”,不是为什么,而是何物的意思。事与物,古人常常同义互训。

“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连天上的月亮都有阴晴圆缺,人又怎会没有悲欢离合?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的全部智慧,就在于等待和希望,无论人生怎样痛苦,我们终究要有尊严地走完它。

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评论坡词,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 向上一路’ ,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近人饶宗颐先生指出,“向上”语原见《传灯录》:“宝积禅师上堂示众曰:‘ 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 ” 他认为,如以禅喻词,一种人的词是求忏悔,另一种人的词是求解脱,求忏悔是消极的禅心,仅以聊以慰释,求解脱故词境高夐 ,卓然能开新天地。在饶先生看来,东坡当然是求解脱的代表。然而,我以为东坡词境佳胜处,既不在于他的求忏悔—他没有需要忏悔的地方,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自信“ 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也不在于他的求解脱—他努力追求过,“我欲乘风归去”,却还是放弃了;东坡词境之佳胜,在于他执着地选择了放弃解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