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施蛰存致夏承焘（四通）

一

瞿禅先生、吴闻夫人：

久未申候，时在念中，伏以起居安健为颂。

我不幸患癌症，病在直肠，已于四月七日做手术切除，暂可无虞。然元气大伤，至今未能痊可出院。

《词学》第二辑排印又历一年，下月大约可以印出，现在赶编第三、四辑，今后可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承印，或可稍稍迅速。

瞿老《天风阁学词日记》，此间稿至一九三一年止。此后续稿拟请吴夫人继续抄付，今后拟每期刊布四个月至六个月之日记（日记中附有文章，可以删去），款式仍如第一、二辑，惟请用繁体字，加书名号，今后可全书用繁体字排也。

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华东师大拟召开一小型词学讨论会。人数约五六十人，参加者以各院校教师及出版社编辑为主。《词学》编委或老辈词家，亦拟发请柬，躯体健康者如能来亦欢迎。瞿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故不敢屈玉趾，希望届时能来一发言稿，当在开会时宣读，亦不殊亲临。此事先以奉闻，详细办法、开会日程当由马兴荣同志奉书联系。

周晓川常见否？久不获函札，乞为致意。匆此即请

俪安

施蛰存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

惠复可仍寄舍下，每日有人来医院。

二

瞿禅先生道席：

上月廿一日奉到手书并足下及鹭翁词作，收到多日，未即拜复为歉。近日正在为诸稿作技术加工，拟赶十一月底送出全稿，故极为忙碌。印刷厂已接洽到一家能排繁体字者，故拟尽量用繁体。弟意简笔字之与原有字相犯者，坚决不用，如“僕” 之为“仆” 、“园” 之可为“園” 又可为“圆” 之类，大约习熟相沿、简化已久者可仍用之。以后吴夫人写稿，敬请注意，待第一辑印出后，弟可以定出一个标准，请作者留意。现在每篇文章均须改字，大为苦事。

《换头例》已编入第一集，请吴夫人为我预备第二辑稿。《学词日记》起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讫六月三十日，请从七月抄续。

以后凡标明平声则用〇，仄声则用●，韵则用△。

上月《参考消息》有两篇台湾文章论岳飞《满江红》词，弟拟在《词学》中作一“特辑” ，收余嘉锡及阁下二文一并刊布，使读者方便，请予同意。尊处有无赵宽书《满江红》词拓本？如有可否惠假制版，此石不知尚存否？如尊处无有，弟拟托人去拓。阁下关于此词有新意见否？亦甚盼补一小文谈谈。

“屏风碑” 后白石道人题跋拓本尚在否？亦拟假取制版或先摄影，备第二、三辑用。

现在看来，集稿二十万字亦不甚困难。因每期有“文献” 及“转载” 二栏，可容十万言，则著述新稿十万字亦易事。弟拟第一辑编讫后，即续编第二辑，则明年出四辑，容有可能。

手此即请 撰安。

吴夫人均此请安。

施蛰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四日

三

瞿禅先生阁下：

前数日上一书，想已登芸席。

日来拜读《换头例》已毕，做好技术加工，可以付排，有二事欲请示：

（一）题目拟改作《换头格例》，因此文所述乃九种换头格式，可否加一“格” 字，明其内容？否则或作《换头九例》，避免三字标题，较顺口。署名作“夏□□稿、吴常云整理” ，如何？

（二）最后有“换头不变，入后小变例” 及“入后大变例” ，此二例弟以为已不是换头的问题，而是上下片句格的问题，似不应属于“换头例” ，拟省去，阁下以为有当否？新剖析示知遵行。

《日记》尚未做加工，俟读后如有疑义，当再请示，手此即请

道安 吴夫人均此

施蛰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八日

吴夫人：你写的氵旁都像言旁，我已逐字改过，请注意。

四

瞿禅先生道席：

昨日寄兄拙诗数纸，匆匆付邮，未及附书，想已登文几。今日已将大作《日记》作付印前之加工，有数事须请示：

五月十四日记中有“胡仲方” ，亦写作“吴仲方” ，不知何者为是，此宋词人弟不知，但知有“刘仲方” 。

五月三十日记中有程善之作《倦云倚语》，不知是否“忆语” 之误笔？又此书弟未见过，尊藏尚有否？愿乞惠借一观。

六月二十四日记中有刘子庚《讲词笔记》，弟亦未见过，尊斋尚有否？又刘子庚《辑校唐宋元明词六十种》，此书阁下有否？弟七月中在北图假阅一本，不全。弟欲补钞其跋语，请阁下为我物色之。

日记中有《寄吴瞿安信》及《剪淞阁词序》二文，弟拟删去，俟第二辑中。请阁下多付几篇此类文字，编入“文录” 栏，第一辑中有“词录” ，无“文录” 。

又“换头例” 最后二例弟以为不属于“换头” 变化，亦拟删去，前函已请示，便祈覆及。

《词学》已决定全用繁体字排，但向来有简体者，仍用简体（如“体” 字即其例）。以后惠稿，请改写繁体及旧有简体，省得弟一一改写。

《满江红》词特辑有意见否？亦乞示知。此请

吟安

夫人均此

施蛰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施蛰存致周楞伽（二通）

一

楞伽先生道席：

三月八日手示敬承。《词学季刊》为实现已故龙榆生先生遗志而动议，经营已六七个月，最大的困难是“古籍” 不能承受出版，至今未有出版处；至文稿编集，则粗有眉目。老辈虽若晨星，五六十岁尚有健者，不办此刊物，无以助其成就，故弟所注意者亦当兼及下一代，中国之大，岂无人哉？

足下有大文见惠，甚表欢迎！婉约、豪放，作为词家派别，弟有疑义，弟以为此是作品风格，而风格之造成，在词人之思想感情：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稼轩有婉约，有豪放，其豪放之作，多民族革命情绪；东坡亦有婉约，有豪放，其豪放之作，皆政治上之愤慨。如果要把词人截然分为两派，而以豪放为正宗，此即极“左” 之论；如以婉约为正宗，即不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此二者，皆一隅之见也。阁下以为何如？（宋人论词，亦未尝分此二派。）

阁下博览方志，大可获得许多副产品，有佚词及词人传记资料，不妨录出，《词学季刊》亦欢迎也。手此即请

撰安

弟施蛰存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

二

楞伽先生：

手书敬承。弟与足下之距离，在一个“派” 字的认识，婉约、豪放是风格，在宋词中未成“派” ，在唐诗中亦未成“派” ，李白之诗，可谓豪放，李白不成派也；杜诗不得谓之婉约，不必论。“西昆” ，体也；“花间” ，亦体也，皆不成派。宋诗惟“江西” 成“派” ，“江湖” 成“派” ，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北宋词只有“侧艳” 与“雅词” 二种风格：东坡，雅词也，晏、欧，侧艳也。至南宋而有稼轩、龙洲，此则由于词的题材境界扩大，对社会现实的反应，成为词料，词与诗之作用及内容皆无别矣。论南宋词，稼轩是突出人物，然未尝成“派” ，足下能开列一个稼轩词的宗派图否？倒是吴文英却有不少徒众，隐然成一派，然而亦未便说梦窗为婉约派。

弟不反对诗词有婉约、豪放二种风格（或曰体），但此二者不是对立面，尚有既不豪放亦不婉约者在。诗三百以下，各种文学作品都有此二种或种种风格，然不能说曹孟德是豪放派，陶渊明是婉约派也。

弟涉猎词苑，始于一九六〇年代，初非此道权威。足下为文商榷，甚表欢迎，惟不敢蒙指名耳！匆匆即请

撰安

弟施蛰存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

弟之意见，以为如果写《词史》，不宜说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此外与足下无异议也。

“西昆” 有《酬唱集》，勉强可以成派，但文学史上一般均称“体” 也。

又及

［附录］

周楞伽答施蛰存

蛰存先生道席：

三月十四日手教奉悉。先生于老成凋谢、词坛冷落之秋，积极谋恢复《词学季刊》，继大辂之椎轮，挽斯文于不坠，且谓“中国之大，岂无人哉？” 豪言壮志，钦佩无已！第恐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盖物极必反，十年浩劫，既造成人才之凋零，文化之低落，而思想禁锢之反激，又使一般人厌弃高头讲章，惟思借文化以苏息，此软性刊物之所以泛滥市面，而真正有价值之学术研究文章反不为时所重，言念及此，先生其亦有“黄钟毁弃” 之叹乎！

惟来书谓婉约、豪放，是作家作品之风格而非流派，此则弟所不敢苟同。何则？作品风格固即人的表现，然非如人貌之各具一面，毫不雷同，而自有融会贯通之处。足下谓“风格之造成，在词人之思想感情” ，似亦有语病，盖人之思想感情非劈空而起，自然发生，必婉转以附物，始怊怅而切情，此即古人所谓诗有六义之赋、比、兴，亦即今人所谓形象思维也。睹物起兴，触物兴情，但又不能无关于时序。汉魏风骨，气可凌云，江左齐梁，职竞新丽，惟时运之推移，斯质文之代变，是故“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者，皆豪放派之祖；而“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者，皆婉约派之宗。所不同者，仅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而以“华” “实” 为区别之标准而已。

足下谓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激昂之作，不能婉约，此尽人皆知之理，盖一篇之内，不可能有两种不同风格存在也。至于同一人之作品，风格有婉约，有豪放，则当视其主导方面为何者而定，若东坡、稼轩，就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之豪放派也。足下对东坡、稼轩风格之评骘，似非笃论。稼轩词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此等语非不豪放，然又何关乎民族革命情绪？东坡词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此等语非不豪放，然又何关乎政治上之愤慨？李易安历评晏、柳、欧、苏诸公之词，皆少所许可，似过于苛求，迹近狂妄，然其主旨，要不外证成其“词别是一家” 之说而已！所谓“词别是一家” 云者，即词之风格体裁，宜于婉约，所谓“小红低唱我吹箫” 者，庶几近之。故词易于婉约，而难于豪放，而其流传之广，亦惟婉约之词，此所以凡井水饮处，皆歌柳词，而少有歌苏词者也。惟其难于豪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阁下谓“以豪放为正宗，此即极‘左’之论” ，未知何所据而云然，弟殊以为未安，岂“四人帮” 之流，亦苏、辛词之崇拜者乎？即以婉约为正宗，亦未见得“即不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 ，如易安《武陵春》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造语何等婉约，而家国之悲，兴亡之感，亦即隐寓于字里行间，又何尝不足以激发人之壮烈意志？岂必如放翁《诉衷情》词云“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在沧洲。” 造语不婉约者始得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乎？然我恐以之为词之正宗，又成极“左” 之论也。

阁下谓：“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 此亦未然。盖婉约、豪放，乃近人语，宋人初未尝以此名派，然名者实之宾，若循名责实，则宋人论词，又何尝未分此二派？独不见俞文豹《吹剑续录》中所载之故事乎？《续录》云：“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此岂非婉约、豪放二派之区分乎？俞文豹固明明为宋人也。

鄙见如是，初未允当，阁下如有异议，望勿吝赐教。此复即颂

撰安

弟周楞伽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

周楞伽再答施蛰存

蛰存先生：

三月十八日复函敬悉。弟与先生之差异，决不止于对一个“派” 字的认识，或“派” 与“体” 二字的解说不同，看法各异。来书谓：“婉约、豪放是风格（即先生所谓“体” ），在宋词中未成‘派’，在唐诗中亦未成‘派’，李白之诗，可谓豪放，李白不成派也；杜诗不得谓之婉约，不必论。” 弟则谓岂止宋词已成派，唐诗已成派，甚至上溯建安，下推江左，皆已成派，即汉赋亦如扬雄所云有“丽则” 、“丽淫” 之分，况等而下之哉？“邺下曹刘气尽豪” ，此豪放派也；“江东诸谢韵尤高” ，此婉约派也，惟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称，故遗山论诗，仅云“若从‘华’‘实’评诗品” 而已！

先生所斤斤计较者，无非在结成诗社宗派，始得谓之“派” ，故云“宋诗惟‘江西’成派，‘江湖’成派，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 由此得出结论：“‘西昆’，体也；‘花间’，亦体也，皆不成派。” 弟今请反问先生：“花间” 非亦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乎？何以不能成派？先生因“西昆” 有《酬唱集》，故先云“西昆” ，体也。后又云“勉强可以成派，但文学史上一般均称体也。” 就弟所见文学史而论，对“西昆” 或称体，或称派，或派、体混称，对“花间” 则一致称派，未见有称“花间体” 者，此足以驳倒先生之说而有馀矣。

先生亦承认“李白之诗，可谓豪放” ，然“李白不成派” 者，无非因李白一人而已，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故李白不成派也。然普天下皆公认李白诗歌为豪放派，非先生一手所能推翻。杜甫为现实主义大诗人，“实” 与“华” 相对，故先生谓“杜诗不得谓之婉约” ，似亦振振有词，然“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 ，此等句能不谓之婉约乎？杜甫之诗，有豪放，有婉约，自不能概以婉约名之，然元稹作子美墓志铭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 试以文中除风、骚外所提诸家计之，“沈、宋” 、“苏、李” 、“徐、庾” ，较之“曹、刘” ，究竟华居多抑实居多？婉约居多抑豪放居多乎？是则杜诗之境界亦不难窥见矣。至于子美自己论诗，则既崇清新（豪放），亦尊华丽（婉约），故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清词与丽句并称，且皆必与为邻，此所以既“窃攀屈、宋宜方驾” ，而又“颇学阴、何苦用心” 也。然若执此以观，以为子美于清新（豪放）、华丽（婉约）二者无所轩轾于其间，则亦未见允当，究竟子美之所心仪、所欲师法者，为阿谁乎？子美于清新刚健之豪放一派，赞扬则有之，推崇则有之，此即“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是，然我未见其有继承师法之意；惟于婉约华丽一派，一则云“窃攀屈、宋宜方驾” ；再则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三则曰：“李陵、苏武是吾师” 。两两相较，杜甫之欲师承婉约，已不待烦言而后明，何足下犹执意谓“杜诗不得谓之婉约” 乎？

足下谓“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 然世以苏、辛并称，由来已久，至有以《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合刻者，此又何故？盖正如《辞源》“苏辛” 条所云：“填词家以二人并称。苏词跌宕排奡，一变唐五代之旧格，遂为辛弃疾一派开山，世称苏辛也。” 弟才疏学浅，诚不能如唐张为之作《诗人主客图》，亦不能效宋吕居仁之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足下欲弟作《稼轩词宗派图》，弟殊愧未能应命，然若谓稼轩词未尝成派，则以足下之风格论即“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故得成为一个流派” 证之，亦殊未然，岳武穆、张元幹、张孝祥、康与之、刘克庄、陆放翁、刘改之、杨西樵之词，非皆豪迈雄健，气夺曹、刘者乎？非皆词家豪放派乎？即以之列成《稼轩词宗派图》，又其谁谓为不可？足下谓“北宋词只有‘侧艳’与‘雅词’二种风格” ，弟谓“侧艳” 即“婉约” ，“雅词” 即“豪放” ，实不必另起炉灶，另立名目。凡花样新翻，而又未能为世所公认者，弟以为皆野狐禅之流，无足道也！

足下不否认诗词有婉约、豪放二种风格，但又谓“尚有既不豪放亦不婉约者在” ，此等第三种文学论殊不合于文学史之事实。“诗三百以下” ，除骚体可接踵继轨外，何尝有风、骚二种以外之“种种风格” ？“凡以模经（《诗经》）为式者，自入典雅（豪放）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婉约）之华。” 刘彦和初未尝作于此二种风格之外别有种种风格之论也，足下何所见而欲自我作古乎？若世人皆要求足下举此“种种风格” 之实例，足下其将何词以对？

渊明诗风格清新，固不得谓之婉约，但“说曹孟德是豪放派” ，又何不可之有？“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雅润即豪放，清丽即婉约也。观夫孟德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此等句不谓之豪放其可得乎？彦和论诗，早谓“魏之三祖，气爽才丽” ，“良以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 元稹于子美墓志铭中亦谓“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之间，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建安文学，世有定评，足下于千馀载之后，欲推翻之，岂力所能及耶！至谓“未便说梦窗为婉约派” ，则白石、清真，皆不得列名婉约派矣，此又岂笃论乎？

弟之意见，以为如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豪放词以范希文为首唱，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为教主。“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 ，则前者有永叔、少游、易安、方回、梅溪、梦窗；后者有王介甫、叶梦得、陆放翁、刘改之，不能尽述。纵与足下意见相左，亦在所不惜也。

足下不欲指名，弟未敢故违，即以我侪之争鸣，以《词的“派” 与“体” 之争》名之，刊诸学报，以俟世之公论如何？此复即颂

撰安

弟周楞伽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三）《投闲日记》中与词学相关之资料

（1）买得《词鲭》一册，道光丙戌有斐居刊本，星江余煌汉卿集句词六十馀阕，颇浑成可喜。又《玉壶山房词选》一册，民国九年仿宋铅字排版墨汁刷印本，此亦印刷史上罕见之本也。（1962年10月31日）

（2）阅詹安泰注《南唐二主词》，颇有可商榷处。惟于金锁沈埋句不能引王濬事，为尤可异耳。（1962年11月20日）

（3）阅词集数种，于《寒松阁词》中见有《甘州》一阕，题“雷夏叔秦淮移艇图” 。去年晤王支林前辈，曾谓余言松江人擅词者有雷夏叔其人，归后检府志不得，亦不能得其词。今乃于张公束词中见之，当亦道咸间人也。（1962年12月7日）

（4）晨谒君彦丈，平一亦在家，遂与其乔梓小谈，多涉松江旧事，因以雷夏叔叩之，果是其先世。丈出示《诗经正讹》抄本一册，题华亭雷维浩撰，云即夏叔之名，其书无甚新解，且又不完。问以词，则亦无有，殆不可得矣。（1962年12月8日）

（5）下午陪内子上街，顺道往常熟路旧书店买得牛秀碑一本，又《冰瓯馆词钞》一本，仪征张丙炎撰，写刻甚精。（1962年12月11日）

（6）阅《复堂词话》，谓秀水女士钱餐霞撰《雨花庵诗馀》卷末附词话，亦殊朗诣，检小檀栾室刊本《雨花庵词》，乃不见词话，盖已删去。徐乃昌此刻诸女士词集，凡序跋题词，俱皆刊落，亦殊孟浪。

复堂论词，宗南唐北宋，自足以针浙派之失。然北宋词家，体制略备，子野、耆卿、东坡、清真，莫非南宋所自出。言北宋词，亦当有去取耳。

复堂盛赞陈卧子、沈丰垣，明清之际，卧子自属大家，人无闲言；沈丰垣则知之者少。《兰思词》复堂亦未见，殆已佚矣。予尝辑录数十阕，得复堂一言，自喜目力未衰。（1962年12月12日）

（7）赵闻礼《阳春白雪》，得丁葆光《无闷》词，此《直斋书录解题》所称催雪《无闷》，乃其名作也。初以为不可见，竟不知其存于此集中。不知别一阕重午《庆清朝》，尚可得否？（1962年12月15日）

（8）阅沈传桂《二白词》。二白者，殆以白石、白云为宗也。然其胸襟尚无白石之洒落，故终不能企及；白云则具体而微矣。《汉宫春》云：“芳菲易老，有杨花春便堪怜。” 《高阳台》云：“看花莫问花深浅，有斜阳总是愁红。” 工力悉在是矣。（1962年12月17日）

（9）晚阅柳耆卿词，耆卿自来为世诟病，周柳并称，亦只在《八声甘州》等羁旅行役之作，若其儿女情词，便为雅人所不道。然柳在当时，实以情词得名。其咏妓女歌人，一往情深，于其生涯身世，极有同情。如《迷仙引》云︰“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少年游》云︰“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 其言妓女多情处，均致慨于男子薄情辜负，此皆为妓人所喜慰。花山吊柳。夫岂以其为荡子行径耶？（1962年12月18日）

（10）阅《乐府雅词》。周美成词“向谁行宿” ，此作“向谁边宿” 。盖以“行” 字太俗，而改之也。然“行” 字训“边” ，今乃得其出处，因作词话一则。（1962年12月19日）

（11）阅温飞卿诗。其诗与词，实同一风格，词更隐晦。然余不信温词有比兴。张皋文言，殆未可从，要亦不妨作如是观耳。王静安谓飞卿《菩萨蛮》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此言虽攻皋文之固，然亦未安。兴到之作，亦不可无命意。岂有无命意之作品哉？余不信飞卿词有比兴，然亦不能不谓之赋，赋亦有命意也。（1962年12月22日）

（12）阅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书魏匏公事，其人甚奇俊。余有其《寄榆词》，因取读之，颇有好句。（1963年1月19日）

（13）至南京路修表，便道往古籍书店，买四印斋本《蚁术词选》一部，又海昌蒋英《消愁集》词一部，此书刻于光绪三十四年，小檀栾室所未及刻也。集中《念奴娇·秋柳》、《渔家傲·游曝书亭》，皆工致。《高阳台·秋夜与弟妇话旧》云：“听雨听风，梧桐树杂芭蕉。” 可称警句。（1963年1月23日）

（14）今日又从古籍书店得四印斋甲辰重刻本《梦窗甲乙丙丁稿》，此本刊成后，未刷印，而半塘老人去世，况夔笙得一样本，嘱赵叔雍上石影印以传，时民国九年庚申也。况跋云：“版及原稿已不复可问。” 余初以为此版必已失散，今此本有“民国廿三年版归来薰阁” 字，盖来薰阁就原版刷印者也。此梦窗稿三次刻本，流传甚少，亦殊可珍。除夕得此，足以压岁矣。（1963年1月24日）

（15）下午访问周退密，……又见金翀《吟红阁词钞》三卷、续抄三卷。归检《国朝词综》，云翀休宁人，监生，侨居钱塘，早卒，有《吟红阁词》二卷。周君此本，乃翀之子所刊，故有词六卷之多，其中《沁园春》咏物至九十馀阕，亦殊无谓。（1963年2月5日）

（16）过古籍书店，得词集数种，有顾羽素《绿梅影轩词》一卷，取徐乃昌刊本校之，溢出二十一阕，不知徐氏所据何本。徐刊称《茝香词》，殆早年所刊本耳。（1963年2月10日）

（17）阅《湘绮楼词选》。此公好妄改字，全不解宋人语，亦奇。（1963年2月11日）

（18）夏臞禅《唐宋词人年谱》，购置已久，未尝细读，今日始穷一日之力尽之。夏公于此书致力甚劬，钩稽细密，诸人一生行事昭然，系词亦确实有据，不作假拟，冯正中年谱犹足正惑辨妄，可谓得知己于千祀之后矣。（1963年2月21日）

（19）阅鹓公手稿。诗曰《恬养簃诗》，分《搬姜集》、《西南行卷》、《山雨集》、《梅边集》，皆解放以前作，《老学集》为解放以后作。五十年间，诗凡一千馀首，早年所作皆宋诗，颇受散原影响，抗战以后诸作，皆元人之嗣唐者矣。词一卷曰《苍雪词》，凡一百数十阕，多晚年所作，忆《南社集》有其早年词，似均未存稿，可补录也。（1963年2月25日）

（20）阅鹓公词，风格在东坡遗山间，因念姚春木《洒雪词》至今未刊，可合鹓公所作合为《云间二姚词》，或称《二雪词》，亦巧事。（1963年2月27日）

（21）抄云间词人小传，取府志及续志，并诸家词选与《松风馀韵》、《松江诗钞》、《湖海诗传》诸书综合之，已得二百八十馀家，十九有词可录，亦不为少矣。（1963年10月4日）

（22）阅陈家庆《碧香阁词》，选录十九阕，皆可继轨宋贤。（1963年10月7日）

（23）阅沈祖棻《涉江词》，选三十三首，设色抒情俱有独诣。（1963年10月8日）

（24）晨访周迪前，假得刻本《湘瑟词》及钞本《海曲词钞》……以所藏《湘瑟词》钞本与刻本对勘，补得所缺三十馀字，又从《海曲词钞》中补得云间词人十馀家。（1963年10月10、11日）

（25）选录缪雪庄词四阕，于《范氏一家言》中得范启宗词一阕。（1964年1月6日）

（26）阅《词律》数卷，觉万红友亦甚有见地，不可及也。（1964年2月21日）

（27）晨访周逿潜，假得《幽兰草》、《尺五楼诗集》、《堪斋诗存》三种。《幽兰草》抄配得残缺者三页，甚快事。（1965年1月27日）

（四）旧体诗中的谐趣

什么叫“喜剧性、悲剧性” ？这是戏剧名词，可用于小说，不可用于诗词。诗词只有抒情或述志，没有行为、动作，不成其为“剧” 。

一切文学形式，皆创自民间，五言诗在东汉时，是民间的诗形，七言诗出来，五言诗成为雅文学，而七言诗为俗文学。到唐末五代，出现了“长短句” （即“词” ），于是诗都是雅文学，“词” 是俗文学。

苏东坡把诗的题材、内容，用入“词” 里，词从此变了用途，升格为一种新的诗（“诗馀” ），于是有“曲” 出来代替了词的作用与地位。

到明朝为止，诗词都是雅文学，曲为俗文学。

现在，诗、词、曲都是雅文学，广播歌曲是俗文学。

总之，这一时代的俗文学，到下一时代，都成了雅文学。

一种文学形式，在俗文学时期，常有插科打诨的成份，即幽默成份。当它们升高到雅文学地位，幽默风味便消失了，而愈来愈庄重。

聂绀弩诗及足下的一些诗，便是回归了诗中的谐趣。其实，这种谐趣，在唐人诗中还有，王梵志、寒山、拾得诗可证。到了宋代，没有这种谐趣诗了，但是禅家偈语中还有不少。

在传统文人观念里，聂绀弩和足下的某些诗是“以俗语、俚语运用于诗词里” 。但在民间诗人的观念里，这正是运用他们日常的口语。

总之，文人诗中有一点幽默感，并不是故意“打油” ，而是“返朴归真” 。（返雅还俗，靠拢人民。）

不过，此法也不宜多用、滥用，因为五七言诗及词，今天毕竟已成为文人用的文学形式，无法再回到人民手里去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

幽默处正是含蓄处，此点洪君未悟。

附录：一九九四年第六期《晋阳学刊》编者按：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洪柏昭教授致信《西园吟稿》作者裴中心，说自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古典诗词中如此缺乏喜剧性？喜剧性能否进入诗词？应该如何进入诗词？” 又说：“您比较成功地将俗语、俚语、谚语运用于诗词中，故取得了妙语解颐的效果；但又使您的作品较为直露而略少含蓄，有点像曲。我觉得这也许就是喜剧性较难进入诗词这样‘雅文学’的原因吧，不知高明以为然否？”

裴中心请教施蛰老，此为施老于病榻上所作之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