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氛围：虽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只要方法正确，孩子就能与社会建立联结，自然、健康地成长，但家长们还是笼罩在一种茫然的恐惧中，害怕我们的孩子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而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我们对孩子的不信任。我们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循序渐进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但显然，我们是错的。

首先，所有的孩子都至少擅长一件事，那就是生长，而且他们很早就开始了这项伟大的工程。早在出生前，胎儿就在母亲的腹中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着。仅在最初的几周中，孩子就能成长大约27500倍，即便在此后的几周中，胎儿的生长速度也能达到起初的1%左右。荷兰生物学家米达斯·德克斯（Midas Dekkers）曾计算过，如果我们一直保持最初几年的生长速度，那么当我们18岁时，就会达到750米高，体重可与摩天大楼媲美。大概在出生后一年左右，孩子就能成功地用双脚站立起来，从更高的视角进行观察。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完成的，这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不需要帮助，他们为自己能独立完成这些感到异常自豪。他们不想再爬行，不想再趴在地上观察世界：他们想要靠自己的双腿站起来俯视这个世界。

在今天这个一切都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还来不及用语言进行表达，生活就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因此，我们不想再从自己的孩子那里收获任何惊喜。越来越多的准父母开始为尚未出生的孩子制定规划。最好要容易照顾，要尽可能早地学会独立，而且尽量不要改变爸爸妈妈的生活，家长们的愿望清单长得无边无际。而随着近几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出生前就预见未来孩子的样子已经逐渐成为了可能。荷兰的医生开发出了一种血清测试法，可以在怀孕第八周就检查出孩子的性别。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自己决定孩子的性别，今天，在美国、以色列和比利时，准父母甚至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选择性别。

这种医学上的进步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发达程度不高的国家。在那里，出生前确定性别可能会导致人们故意将女性胎儿打掉。因为在那些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仍然要低于男性，因此，许多父母通过最初的超声波检查确定性别后会选择扼杀这个即将成形的生命。根据国际医学专家估计，每年约有50万女婴尚未出世就以这种方式被杀死。

对完美孩子的期望扼杀了所有可能的惊喜。仅仅在上一代，人们还认为孩子是天赐的礼物。对家长来说，孩子降临的那一刻奇妙而又神圣。而今天，很多人都相信，只要你想，人们随时都可以生孩子。女人过了退休的年纪才生第一胎，60岁以上的新妈妈，我们早已对这样的新闻习以为常。随着生殖医学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妇科医生会为孕妇做各项检查，以确保排除“畸形胎儿”。因此，现在人们已经完全无须再讨论抚养残疾儿童是否值得这类的话题。

而且，今天人们的规划甚至已经精确到了在何时用何种方式将孩子带到世上。他们要等待一个完美的时间，准父母会提前把预定的出生日期标在日历上。剖腹产可以实现这样的精确。但无法预料的是，各种意外总是不约而至，令人应接不暇：年轻的父母会突然发现臂弯中多了一个完全托付给他们的生命，一个不知从何处降临的新人类，而他的一切都是个未知数。父母不能按照之前想好的方法与他沟通，但又必须和他保持亲密，为此，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观察他，解读他的动作。当他躺在我们面前挥舞着小小的四肢，无助地期待着我们的怜爱，随后又毫不留情地将我们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时，我们总忍不住想问问这个小人儿的脑中到底在发生着怎样的过程。我们曾以为可以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现在，这个突然出现的小人儿却成了我们生活的主宰。我们必须信任他，听从他的指令。

研究显示，能做到这点的家长已经越来越少了。维也纳大学成长心理研究所的教授，依恋关系专家丽赛劳特·阿奈特（Lieselotte Ahnert）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孩子出生后如何与家长建立依恋关系的课题。她发现，今天，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孩子尽量迁就父母的需求，而不再是父母去关注孩子的需求，信任孩子，相信孩子知道且能表达自己想要什么。

孩子不需要自己去探索世界，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尽量适应父母的生活，从而尽可能快地实现独立，也让父母重获自由。因此，孩子很早就学会了不让自己的感受影响父母的心情，尤其是自己的愤怒和痛苦，他们会努力试着独自处理自己的恐惧和忧虑。由此形成的就是依恋关系专家所说的“冷漠型依恋”：害怕亲近，拒绝关系，害怕自己的忧虑得不到重视。

在德国，每两名孩子中就有一名被科学家归为“回避型”依恋模式。这些孩子无法得到父母的鼓励，也不能关注自己的需求，或者向他人寻求帮助来获得安慰。根据依恋关系专家的研究，童年时期的不安全依恋也是导致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罹患精神疾病的一大原因。但这样的依恋模式并不一定会导致问题，只要这些孩子不遭遇各种危机，他们就能一帆风顺地生活下去。有些人习惯隐藏自己的情绪，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或许会认为他们冷静独立，像一个出色的经理人般富有魄力。然而，一旦出现危机或创伤性事件，这种表面的坚强便会荡然无存。于是，这些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独自解决问题：深陷入自己的世界、酗酒或压抑自己导致高血压。童年时获得的温暖不足或在情感上受到过怠慢的人终其一生都会比其他人更易遭受心理问题和生理疾病的困扰。

如何才能让孩子变得坚强，即便在遭遇挫折后也能恢复正常？科学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研究这个话题，并在夏威夷的可爱岛上对当地儿童进行了数十年之久的长期研究。科学家花了30年的时间观察岛上所有在1955年出生的居民。当时，他们的生活条件普遍并不理想：贫穷是生活的主旋律，父母的婚姻朝不保夕，父亲经常酗酒并殴打孩子。尽管出身并不理想，还是有1/3的儿童长大后表现出色，而且积极热情。因为在父母之外，至少曾有另一位关系人满怀着爱给过他们真正的温暖和信任，帮助他们驱散恐惧，倾听他们的忧虑，并给予他们应对挫折的勇气。阿姨、老师或者邻居通常是弥补父母造成的创伤最好的人选。

尤其在孩子刚出生的12个月内，父母可能还会密切地关注孩子的成长，他们想知道孩子为什么会有某个反应，并试着去解释他的手势和动作所蕴含的意义。这个时候，他们还对孩子的反应充满着好奇，希望能真正地了解他的一切。但很快，许多父母就会失去兴趣，孩子的行为变得司空见惯，理解已没有必要，简单的评判和归类便已足够。注意点，别弄疼自己，记得把外套拉链拉上，努力点……既然孩子的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妥当，他们又如何能学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呢？

我们是否还允许孩子把自己弄脏？或者让他们在水潭里爬来爬去而不告诉他们可能会弄湿裤子？今天，每个游乐场边都围满了父亲和母亲，迫切地追随着他们心爱的孩子，并时刻关注着他们的行动，在这样的看护下，孩子如何还可能有机会自己去发现生活？正如柏林的女作家乌尔里克·德雷斯勒（Ulrike Draesner）所描述的：“人们可能身陷囹圄；关在围满铁栅栏的精神病院中，被化学药物控制着大脑；或躲在政府大楼中，身边是彪悍的贴身保镖，还有防弹玻璃和高强度的全身扫描安检装置提供保护。但这些都不如世纪之初柏林的游乐场安全，在母亲们的包围下，这里可谓是密不透风。”

短短的几年时间，孩子已经几乎不可能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自由玩耍。爬高、赛跑、玩火、玩水和玩石子，今天，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还能享受这些自然的挑战。

我们是否已经侵占了所有可让孩子自由玩耍的空间？我们是否经常因为担心孩子无法自立而介入他们的游戏？我们是否经常告诫孩子不该做什么，而不再给他们以鼓励？我们又是否总是告诉孩子他们根本没有兴趣的东西？

如果一个孩子不断受到外界的评判，他又该如何学会信任自己？

当然，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孩子长大后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耶鲁大学的中国籍教授蔡美儿曾出版过一本名为《虎妈战歌》（是的，这就是它的原名）的书，引发了一场近乎歇斯底里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话题。她在书中描绘了她为自己的孩子准备的应对文化冲突的武器：孩子不能在朋友家过夜，必须连续数小时练习钢琴和小提琴，想玩时也不能出去。她认为，西方的教育只会培养失败者，而东方的教育才是成功者的摇篮，即便在日渐冷漠的社会中，这些人也能应对自如，因为只有从小体会过艰难的人才能在未来百折不挠。

虽然在德国这本书被改名为《成功之母》，但这场战争却早已烧到了这里。城市里，人们争先恐后地开始致力于尽早开发孩子的才能。最近的呼声是在孩子学会说话前让他们学习手语。幼小的婴儿必须通过手势和符号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以便爸爸妈妈理解他们。家长们希望自己能占据最有利的地位，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一出产房，这场争夺战就开始了，在孩子还不需要放弃沙箱里无用的幻想游戏去学习语言和数学时，父母就开始抢着让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请最高效的老师。之后，当然是最好让孩子进入双语学校，然后花几年的时间加速学习拿到毕业证书。

早在20年前，德国的财政部长就建议文化部让孩子少上一年学。孩子越早离开学校，就能越早为步入职场做好准备，国家也就能收取更多的税。根据专家估算，一名高中生每年大约要花掉纳税人5000欧元。不难看出，每年少一个班上课就能节约近15万欧元。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快授课的速度，即每周上39.4小时课。如果学生也有工会的话，恐怕学校要因为学生一直罢课而无法开课了。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眼中的学习还局限于学校。老师或学校的领导会向教育部上报教育计划，然后，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我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出一个阶段性学习的结果，即所谓的成绩。没有人会关心我们是否已经真正掌握了这些知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速度和方式来完成学习，我们只能跟着别人的安排。如果做错了题目，我们也没有机会通过自己不断练习直到得出正确的答案。错误只会让我们无望地掉队，因为其他人都比我们学得快，他们不愿或者也无法停下来等我们。如此，学习的热情便会逐渐流失。成绩的压力只会损害我们与生俱来对学习的兴趣。

只有当新的知识对我们有意义时，我们才会去学习。两千年前，机智的古罗马人塞内卡就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知将要航向哪个港口，那么任何风向都是逆风。”我们学习不是为了学校，而是为了生活。就算在今天的社会中，这句先辈的名言依然极具启迪意义。我们总是忘了真正地去理解生活，忘了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那种凭自己的力量去开拓世界，或者凭借自己的思考去理解别人的感觉有多美妙。

每年，家长都要花大量的钱帮孩子补习，这显然已经成了一个资金流动以数十亿计的成熟市场。再看我们的孩子，大约1/4的中学生经常抱怨头疼，许多孩子上学时必须忍受不同程度的肚子疼。成年人的疾病也早已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根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健康和职业研究所2000~2008年的报告显示，儿童因心理障碍而入院治疗的人数与成年人相比已经上升了近两倍。那些为了提高孩子的注意力而在小时候给他们喂葡萄糖的家长今天也更容易遭遇孩子使用兴奋剂的威胁。

如果所有孩子都能体会到信任，并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能力，那他们就绝不会产生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感觉，也不会认为自己笨得无法正确地应对生活。因而，即便当他们孤身一人或需要帮助时，他们也能葆有天生的自信，并深信他的那个重要关系人会为他提供帮助，从而获得安全感。对他们来说，似乎完全没有理由怀疑自己或这个关系人的可靠性。

孩子这种天生的信任就像一盆娇嫩的植物，如果能持续获得养料，它就会茁壮成长。要是没有正确的照料，它自然也会枯萎。从童年到老年，信任将一直是战胜不安与恐惧的最重要力量。建立信任有多种途径。首先，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要获得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就必须有机会独自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或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

其次，找到一个能帮助自己一起战胜困境的人也是建立信任的一种途径。最后，如果所有人都有机会找到第三种形式的信任，那也将是不错的方法。相信世上存在某种支持人们生活的东西，相信困难终会过去，一切都会变好。如果孩子一开始没有获得这种体验，也未在大脑前额叶中建立起稳定的连接，那么当面对困难和恐惧时，他们将会变得手足无措。

因此，摧毁孩子天生的信任，让孩子面对恐惧，这是成年人对孩子所能犯下的最恶劣的罪行。和成人一样，恐惧也会让孩子放弃现有的模式，转而去寻求之前成功过的应对措施，心理学家称为“退行作用”。因此，恐惧不仅会导致病态，也会阻碍身体和大脑所有可能的发展。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正遭受着恐惧与忧虑的折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指出，在未来几年中，忧虑引发的疾病将急剧增加。但我们完全可以阻止这种发展，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伤害，只要我们不蛮横地剥夺他们对自己和对这个社会的信任。